在伊壁鸠鲁及卢克莱修的同时代人的头脑中开始慢慢形成个人化的神的概念，没有这个概念，就无法理解这种新的语言。反抗正是对这种个人化的神而发出的。从这个天神一开始统治，就有反抗发生，坚定不移地说出“不”字。从该隐开始，第一次反抗便与第一次罪行相伴发生。反抗的历史如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那样，其实是该隐的子孙们的历史，而非普罗米修斯的信徒们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旧约》中的上帝激发起反抗的意志。反过来说，当人们像帕斯卡尔[154]一样，完成了精神上反抗的生涯之后，便应当皈依亚伯拉罕、伊萨克与雅可布[155]的上帝。最怀疑的灵魂便最向往让森教派。
从这种观点看来，《新约》可以看做是意欲事先回答世界上的一切该隐，使上帝的形象变得温和，在上帝与人之间产生了一个说情人。基督来到世上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恶与死亡。这也正是反抗面对的问题。基督的解决之道首先是自己承担起它们的责任。这个人中之神也坚忍不拔地吃苦受难。恶与死亡都再不能归罪于他，因为他遭到诽谤而死去。戈尔高达山[156]之夜在人类历史上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于在那个黑暗时代，神公然地放弃了其传统的特权，一直生活在死亡的焦虑中，并且感到绝望。人们这样来解释基督在临终之际的深沉的怀疑。苦心中有永恒的希望支持，则死亡的苦恼会减轻。神若要成为人，则必须感到失望。
诺提斯教派的教义是希腊与天主教相结合的果实。它作为对犹太教思想的反动，在两个世纪中竭力强调这种运动。例如，瓦伦丁便想象出许多说情者。但是这个形而上的主保瞻礼节的始源[157]与古希腊文化中的中间真理起着同样的作用。始源旨在减轻悲惨的人生与无情的神明之间面对面时的荒诞性。这是玛尔西翁[158]的第二个残酷好战的天神的作用。这位造物主创造了世界与死亡。我们应当憎恨他，同时通过禁欲否定他的创造，直到戒除性行为而摧毁他的创造。因而这是一种骄傲而反抗性的禁欲。简而言之，玛尔西翁将反抗指向一个低级的神，以便更好地颂扬高级的神。诺提斯教派的教义起源于希腊，始终起着折中作用，倾向于摧毁基督教教义中的犹太教遗产。它还想事先避免奥古斯丁学说，由于该学说为一切反抗提供了论据。在巴希里德看来，殉教者已经犯罪，而基督自己也是如此，既然他们受苦受难。这真是种奇特的思想，但旨在从苦难中清除其不公正。诺提斯教派仅仅想用古希腊的启蒙见解代替无所不能而任意的圣宠，而古希腊的这种见解给人以各种机会。第二代诺提斯教派中众多的派别表现了希腊思想家这种多方面的努力，以期使基督教教义更易于为人接受，清除反抗的理由，因为古希腊的文化认为反抗是最坏的恶行。但天主教会扼杀了这种努力，从而使反抗者人数成倍增加。
在以后的许多世纪中，该隐的种族赢得愈来愈多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旧约》中的神有了意料不到的运气。说来荒唐，亵渎神明的人们让基督教想要从历史舞台上赶走的那个忌妒之神又复活了。他们巨大的胆量恰恰是让基督本人归附他们的阵营，让他的历史终止于十字架的顶端与临死前的呼喊声中。一个仇恨之神无情的形象就这样保持了下来，他更符合反抗者对造物主的看法。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为止，反抗所针对的是一个残酷而任性的神，这个神毫无道理地更喜欢亚伯的牺牲而不是该隐的牺牲，从而由此引起第一次谋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想象中而尼采在事实上将反抗思想的范围过分延伸，甚至将矛头指向爱神。尼采坚持说，上帝在与他同时代的人们的灵魂中已经死亡。他于是像他的先驱者施特纳[159]一样攻击对上帝的幻想，上帝那时以道德的外表仍存在于他的时代的精神中。然而，直到他们那个时代，不信教的思想仅限于否定基督的历史（按萨德[160]的说法“这不过是小说而已”），并且在否定上帝时，坚持说上帝是可怕的这个传统。
相反，只要西方信奉基督教，福音书便是上天与大地之间的媒介。反抗的每声孤零零的呼喊都表现为最为痛苦的景象。既然基督经历了这些痛苦，而且是自愿的，那么没有任何痛苦是不公正的，任何痛苦都是必需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基督教敏锐的直觉及其对人类心灵理所当然的悲观主义不过意味着对人说来，普遍的不公平与全部的公正都同样是令人满意的。唯有无辜的神的牺牲可以说明，无辜所遭受的漫长而普遍的折磨是正当的。上帝的苦难是最悲惨的，唯有它可以减轻人临终时的痛苦。倘若从上天到大地的一切都是毫无例外地经受痛苦，不寻常的幸福这时才是可能的。
然而，当基督教走出节节获胜的时期而遭受理性的批评时，由于基督的神圣性遭到否定，痛苦对人来说重又成为命中注定之物。处处受挫的耶稣不过是另一个无辜者。亚伯拉罕的上帝的代理人让基督受尽剧烈的折磨。将主人与奴隶分隔开来的深渊重新显现。反抗始终在忌妒的上帝隐而不现的面孔前面呼喊着。不信教的思想家与艺术家攻击基督的道德观念与神圣性，重新与之决裂。卡洛[161]的艺术天地相当出色地表现了这乞丐成群的世界，他们起初是偷偷地嘲笑，最后到了莫里哀的《唐璜》则发展为对上天的嘲讽。直到十八世纪末的两个世纪中，酝酿着一场动乱，既是革命的，又是针对宗教的。在这两个世纪中，自由思想竭尽全力使基督成为一个无辜者或傻瓜，以便让他归化于人的世界，其用心或许是高尚，或许是嘲弄。这样便为向敌对的上天展开大进攻清理了场地。
绝对的否定
从历史上看，第一次有力的进攻是由萨德进行的，他将直至迈斯利耶神甫与伏尔泰的自由思想的论据，组建为一架巨大的战争机器。他的否定自然是最为极端的。萨德从反抗得出的结论是绝对的“不”。二十七年的监狱岁月并未使他产生妥协思想。人们被囚禁如此长的时间，会变成奴仆或杀人者，有时在一人身上二者都是。如果一个坚强的灵魂虽身陷囹圄却未产生屈从的精神，那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必然有一种主宰他人的意志。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就此而言，萨德可谓一个典范。社会残酷地对待他，他也残酷地回敬社会。他作为作家犹在其次，虽然受到我们当代人的吹捧与赞扬。人们今天对他如此坦率地大加赞赏，其原因与文学了不相关。
人们称赞他是带着镣铐的哲学家，第一个绝对否定的理论家。对此他的确当之无愧。他被幽禁于监牢，梦想无边无际，现实对他无可奈何。被囚禁的精神此时神志清明，失去了往昔的狂热。萨德仅仅知道一种逻辑，即感情的逻辑。他并未创立一种哲学，而不过是沉迷于一个受虐待者的想入非非的梦想。只不过这种梦想带有预见性。萨德强烈地要求自由，在奴役的帝国里，日益执著地沉湎于一个摧毁世界的迷梦，以此满足对以后遭到禁止的那种生活的极度渴求。萨德至少在这一点上是我们同时代的人，让我们探索他连续不断的否定。
一个文学家
萨德是无神论者吗？他入狱以前在《一个神甫与临终者之间的谈话》中是这样说的，人们也这样认为。他作品中最为残忍的人物之一——圣奉，丝毫没有否定上帝，而仅限于发展诺提斯派关于邪恶的理论，从中得出适当的结论。人们会说圣奉并非萨德。他当然不是。小说中的人物永远不会是创造这个人物的小说家。然而有些时候，小说家可能同时是他创造的所有的人物。因而，萨德作品中所有的无神论者原则上都提出了上帝并不存在，理由是上帝若存在的话，怎么会是冷漠无情、邪恶残忍的呢？萨德最杰出的作品以展示神的愚蠢与仇恨而结束。无辜的茹丝汀在暴风雨中奔跑，而犯罪的诺瓦瑟耶竟发誓说，她若不被天上的雷电击死，他便改信异教。惊雷终于把茹丝汀击死，诺瓦瑟耶获胜了，人的罪恶继续回应着神的罪恶。这样，不信教者的打赌便成为对帕斯卡尔打赌的反驳。
萨德对上帝的看法就是上帝是摧残与否定人的有罪的神。萨德认为，神乃杀人者，这种情况在宗教历史上并不罕见。人为何要讲道德呢？这个囚徒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追求极端的后果。既然上帝杀害与否定人，那么没有什么可以禁止人去杀害与否定同类。这种愤激的藐视与1782年的《谈话》中表露的那种平静的反抗已毫不相似。他此时大喊：“没有任何东西属于我，没有任何东西来自于我。”他声言：“不，不，不论是美德还是邪恶，一切在棺材中都混而为一。”他心境既不平静，生活也不幸福。他说“他所不能原谅人的”唯一事情就是关于上帝的思想。“原谅”一词在这位大谈折磨的作家的笔下实不寻常。然而他所不能原谅自己的，正是他对世界绝望的看法与囚犯的状况所绝对反驳的那种思想。双重的反抗此后指引着萨德的理智：反抗社会秩序与反抗他自己。由于这两种反抗在一个受迫害者的迷乱的心灵之外的其他地方都是矛盾的，他的理智始终是含糊不清或者合理的，这要视人们是从逻辑的角度还是以同样的态度研究他而定。
既然上帝否定人及其道德，他也会这样做。但他所否定的上帝直到此时一直作为他的担保人与同谋。以什么名义？以他身上最强烈的本能即性本能的名义。正是对人的憎恨使他在监牢的铁窗后活了下来。这种本能是何物？它一方面则是本性的呼喊[162]；另一方面是要求完全占有一切生命的盲目冲动，甚至以毁灭他们为代价。萨德以本性的名义否定上帝——他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为他提供了机械论的观点，又使本性成为一种毁灭的力量。对他而言，本性就是性，他的逻辑引导他走向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那里唯一的主人就是欲望的难以限制的力量。那里就是他陶醉的王国，他在那里听到了最美好的呼唤：“让大地上一切生命都面对我唯一的欲望！”萨德的英雄们指出人的本性需要罪恶，它必须毁灭才能创造，人们毁灭了自己就会帮助它创造。这冗长的推论的宗旨仅仅是为囚徒萨德建立绝对的自由。他极不公正地遭到压制，于是渴求毁灭一切的爆炸。在这方面，他与他的时代作对：他要求得到的自由不是原则的自由，而是本能的自由。
萨德无疑曾梦想一个全世界的共和国，让扎美这个有改革精神的智者为我们展示了这个共和国的轮廓。他向我们指出，反抗运动在加速发展，越来越不受到限制，其目标之一就是解放全世界。然而他身上的一切都与这个炽热的梦想背道而驰。他不是人类的朋友，他憎恶博爱者。他有时谈到的平等是个数学概念：人皆为等价物，迫害者拥有可恶的平等。他决心满足自己的欲望，因而必须主宰一切。他真正所完成的功业就在仇恨之中。萨德的共和国并非把自由作为原则，而是把不信教作为原则。这位奇特的民主主义者写道：“正义并不真正存在，它是一切情欲的崇拜对象。”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多芒塞在《小客厅中的哲学》中读到的那段著名的诽谤性文字更能说明问题。这部作品有个奇怪的标题：法国人，你们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彼埃尔·克洛索夫斯基正确地指出，那段诽谤性文字向革命者表明，他们的共和国是建立在对享有神权的国王的屠杀之上，他们在1793年1月21日处死了上帝，便永远禁止自己放逐罪恶与批评有害的本能。君主制度在维护自己的同时，维护了建立法律的上帝思想。共和国完全依靠自己，品行在那里是不受约束的。可疑的是，萨德如克洛索夫斯基所希望的那样，怀有深深的亵渎宗教的感情，而这种几乎是对宗教的恐惧把他引导到他所陈述的后果。情况更可能是，他首先承受其后果，然后找到了适当的论据证明他向当时的政府所要求准许的品行是合理的。情欲的逻辑推翻了传统的理性，把结论置于前提之上。萨德在这篇文章中用一系列令人称绝的诡辩来证明诽谤、盗窃与谋杀是合理的，并要求在新城邦中容忍这些行为。他极其欣赏这些诡辩，从而心安理得。
然而，正是在此时他的思想是最深刻的。他以当时无与伦比的敏锐拒绝将自由与美德结合在一起。当自由是这个囚徒的梦想时，它尤其不能忍受任何限制。它是罪恶，否则便不再是自由。萨德对此基本论点从未改变过。此公宣扬的理论矛盾百出，只有在涉及死刑时观点是一致的，而且是绝对的一致。他这个巧立名目的执行死刑的爱好者，性犯罪的理论家，从来不能容忍法律所判定的罪行。“国家对我的监禁，在眼皮下执行的断头刑，这些给我带来的痛苦百倍地超过可以想象的一切监狱。”这种恐怖使他丧失了在恐怖时期[163]公开表示出克制的勇气，那时他还勇敢地为岳母求情，虽然她曾使他入狱。几年以后，诺蒂耶清楚地概括了萨德所顽固捍卫的立场而不自知：“由于极度狂热的感情而杀死一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以一个可尊敬的政府的部门为借口，在经过认真思考后，冷静地让别人去杀人，这可是令人难以理解的。”这里所流露的一种想法为萨德加以发挥：杀人者应当以其人身偿命。可以看出，萨德比我们同时代的人更讲道德。
他对死刑的憎恨，开始是憎恨那些相当相信自己的品德或他们美好事业的人们，他们因此才敢于惩罚，虽然他们是有罪的。人不能同时为自己选择犯罪而为他人选择惩罚。应当打开牢狱，否则便证明自己的美德，但这是不可能的。人们一旦认可杀人，哪怕仅仅一次，就会普遍地认可杀人。按本性行动的罪犯不能置身于法律一方而不判罪。“若想成为共和派，便再努把力吧！”这句话的含义是：“接受犯罪的自由，这种自由是唯一合理的，并且要永远进行反抗，如同想得到圣宠一样。”完全屈从于恶会走向一种可怕的禁欲状态，这会使充满智慧与善良的共和国感到惊恐。这个共和国第一次的骚乱就焚烧了《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的手稿，可谓意味深长的巧合。它必然会揭露这种异端的自由，重新禁锢受到牵连的拥护者。这样一来，便使他有可怕的机会把反抗的逻辑推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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