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罪恶为友，仅仅真正地尊重两种权力，一种是在社会中可以见到的基于出生偶然性的权力，另一种是被压迫者往上爬而捞到的权力，他们玩弄卑鄙的手段，终于和达官显贵平起平坐。萨德以这类人物来塑造其出身寒贱的英雄。这一小撮有权势者，这些被接纳入权力阶层的人，知道自己拥有一切权力。有谁若怀疑这令人生畏的特权，即使是须臾间，也会立即被贬斥，重新成为受害者。人们于是在道德上信奉布朗基[164]主义，一小撮男人和女人由于掌握一种离奇的知识而坚定地自居于奴隶阶层之上。对他们来说，唯一的问题就是自己组织起来，完全地行使权力，以满足其惊人的欲望。
只要世界不接受罪恶的法律，他们便无望让全世界敬畏自己。萨德甚至从未相信他的民族会同意进行格外的努力，使自己成为“共和派”。如果罪恶和欲望不是全世界的法律，不能至少主宰一块有限的地域，它们便不再是一致的原则，而成为冲突的起因。它们不再是法律，人会重新恢复到分散与危险的状况。因而必须在一切地区创造一个符合新法律的世界。造物主曾使追求统一性的愿望失望，而这种愿望现在竭力使自己在一片小天地中得到满足。权力的法律从来没有耐心建立世界帝国。它必须毫不迟延地划定它行使权力的地域，即使必须用有刺铁丝网与哨所把它围起来。
萨德主张，权力法律建立一些封闭的地区，一些壁垒森严的城堡，人们无法从中逃走。在这个欲望与罪恶的社会中，一种无情的规则横行无阻。这种最不受拘束的反抗与对自由的彻底要求，最后导致多数人受到奴役。萨德认为，人的解放在这些行为放荡的城堡完成，那里处理恶行的政治机构掌握着男男女女的生死大权，这些人永远堕入了命中注定的地狱。他的作品中充斥着对这些特殊地区的描述。在那里，不信教的封建主们每当向集合起来的受害者指明他们是绝对的无能为力与受奴役时，总要重弹布朗日公爵的老调，他对《索多姆的一百二十天》中的平民百姓说：“你们在世界上已经死去。”
萨德同样住在“自由”之塔中，但是在巴士底监狱。绝对的反抗与他一起幽禁于一个肮脏的堡垒。不论是被迫害者还是迫害者，无人能从那里出去。他为了建立自己的自由，不得不筹划必需的手段。无限自由的欲望意味着否定他人与扼杀怜悯。必须扼杀心灵，它是“精神的虚弱之处”。在那个封闭的地方，一切按规章行事。在萨德虚构的城堡中，规章发挥着主要的作用，它创造了一个不信任的世界，有助于预见到一切，从而可以防止意料不到的温情与怜悯来扰乱享乐计划。当然这是一种奇特的享乐，因为一切在指挥下进行：“每天必须在早晨起床……”必须阻止享乐蜕变为情谊。对享乐必须加以限制，享受的对象绝对不能表现出自己是人。假若人是“一种绝对物质化的植物”，只能作为物体对待他，而且是试验的物体。在萨德围以铁丝网的共和国里，只有机械和机械师，它的规则就是机械的使用说明，为每个物品安排好它的位置。这些龌龊的修道院有其规则，而且是抄袭自宗教团体，这很能说明问题。不信教的人遂这样进行公开的忏悔，但标准已改变：“他的行为若是纯洁的，便会受到斥责。”
萨德便这样建立起他的理想社会，这也是当时的风尚。不过与他的时代相反，他把人的本性中坏的一面作为规则。他作为先驱，小心翼翼地建造了权力与仇恨的城邦，甚至把他所征服的自由用数字表达出来。他在其冰冷的罪恶的账簿中概括了他的哲学：“3月1日前屠杀十人，从3月1日起屠杀二十人，以后又回落到十六人，共计四十六人。”人们看到他的确是先驱，不过还是谦虚了一点儿。
倘若一切都到此为止，人们对萨德的兴趣也不过如同对那些不被人赏识的先驱们一样。然而，吊桥一旦拉起，就必须在城堡中生活。尽管规章是如此细致，终究未能预见到一切。它可能是在破坏，而非建设。这些受折磨的群体中的主人们在那里不会找到他们所企盼的满足。萨德常常提到“甜美的罪恶习惯”。然而，这里的一切没有什么谈得上甜美，而不过是身戴镣铐的人们的狂怒。的确也涉及享乐，但与最大限度的享乐相伴而来的是最大限度的破坏。占有人们所杀害的一切，与苦难共眠，这就是城堡的组织者所追求的完全自由的景象。一旦性犯罪消灭了感官享乐的对象，它便消灭了就在那一刻存在的快感，于是必须投身于另一个对象，重又将另一个杀死，如此进行下去，杀死无数个可能的对象。这些凄惨的色情犯罪的场景便一幕幕呈现在人们面前。萨德的小说中记录了这些场面，留给读者对一种丑恶的贞洁的回忆，实在是自相矛盾。
在这个天地里，两个肉体和谐一致地享受巨大的快乐，这会带来什么？这种寻求摆脱绝望的方式实属徒劳，最终仍陷于绝望，不过是从奴役走向奴役，从监牢又走向监牢。如果说只有人的本性是真实的，而在本性中只有欲望与破坏是合理的，那么，人的统治从破坏走向破坏已不足以满足对血的渴求，于是必须消灭一切。根据萨德的公式，必须使自己成为本性的刽子手。然而这也不是如此容易所能做到的。当账簿合上，一切受害者都被杀死，在孤零零的城堡中只剩下刽子手们，你看着我，我瞅着你，他们还缺少点儿什么。被摧残的肉体化为元素，复归于自然，生命重又从中诞生。杀人本身并未完成：“杀害只夺去了我们所打击的那个人的第一个生命，必须夺去他的第二个生命……”萨德思索着如何谋杀造化：“我憎恨自然……我想打乱它的结局，阻止它的行进，止住星辰的车轮，打乱在太空浮动的星球，摧毁为自然效劳的一切，保护伤害它的一切，一句话，侮辱它的一切，但我无力做到这件事。”他徒然地想象一个可以粉碎宇宙的机械师，他知道在星球的粉末中生命在继续。谋害造化是不可能的。谁也无法摧毁一切，总有一些东西留存下来。“我无力做到这件事。”萨德终于不再想要宇宙了，流露出极度的忧郁，以此来打动我们，这样，这个无情冰冷的宇宙突然感到轻松了。“我们也许可以攻击太阳，把它从宇宙中夺走，或者用太阳来拥抱世界，这也许是罪恶，这……”不错，这是罪恶，但并非最后的罪恶。还必须前进，刽子手们用目光互相打量着对方。
他们是唯一留下的人。仅有一条法则支配着他们，就是权力原则。由于他们身为主人时已接受了这条法则，当它反过来针对他们时，他们再无法回避。最有权势的只能是唯一的一个人，还必须杀戮：现在轮到主人们相互厮杀。萨德看到了这一后果，并未退缩。一种奇特的禁欲主义略微照亮了这些反抗的场所。他不想加入温情与和解的世界。吊桥不会放下，他同意消灭个人。这种拒绝一切的狂暴力量处于困境时终于无条件地同意。主人同意自己成为奴隶，甚至欲望也可能是如此，“断头台对于我也是肉体享乐的王位”。
最大的破坏于是与最大的肯定相一致。主人们互相扑向对方，为不信教的光荣而建立的这桩功业“散布着不信教者的尸骸，他们在其天才的顶峰被击倒”。最强大者活了下来，成为孤单一人，即“唯一的人”，萨德最后为之歌功颂德。此人终于统治世界，成为主人与上帝。然而，就在他处于胜利的顶峰时，梦想消失了。“唯一的人”转身走向那个囚徒，正是这个囚徒无穷尽的想象力创造了他，二人交融在一起。他孤单一人，被关在一座沾满鲜血的巴士底监狱，它整个是围绕着尚未平息的享乐而建立的，但以后再无对象。他只是在梦境中获胜。这十多卷充斥着暴力与哲学的书籍，其意旨归结为不幸的禁欲，在幻觉中从完全的“不”向绝对的“是”的挺进，最终同意死亡，将杀死一切与一切人转变为集体自杀。
人们对萨德的模拟像执行死刑，他同样也只在想象中杀人。普罗米修斯最后成为奥南。他结束了他的一生，始终是囚犯，不过这次是在收容所中，在一群梦幻者中间，在运气的舞台上演戏。世界所未给予他的满足，梦境与造化为他提供了同样的带有嘲讽意味的满足。当然，作家什么都不会拒绝。对他来说，至少限制已冲决，欲望一直要坚持下去。就此而言，萨德是个完美的文学家。他构筑了一个虚幻世界，使自己抱有果真如此的幻想。他将唯有“通过作品方能实现的道德罪恶”置于一切之上。他无可争辩的价值就在于，他怀着压抑已久的狂热，以不幸的洞察力描绘了反抗逻辑所带来的极端后果，而这种逻辑至少忘记了其根源的真相。这些后果就是全部被禁闭，普遍的罪恶，厚颜无耻的贵族政治与期待世界末日的来临。这些状况在他死后的许多年代中肯定又会被发现。不过他在体验这些后果后，似乎感到身陷绝境，只有在文学中得到解脱。奇怪的是，正是萨德在艺术的道路上指引着反抗行为，而浪漫主义使反抗在艺术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也属于那些作家之列，他说：“他们的腐化是如此危险，如此严重，在发表他们可怕的体系时，目的不过是将他们的罪行流传身后。他们再不能制造罪恶，但他们可恶的作品还可以这样做。死亡使他们放弃现在的一切，将应尽的责任带入坟墓，想到此不免欣慰。”他的反抗作品表现出他对生的渴望。即使他企羡的是该隐式的不朽，他仍然在企盼，身不由己地认为形而上的反抗是真正的反抗。
此外，他的后代不得不向他致敬。他的继承者并非全是作家。可以肯定，他经历过痛苦，为了激励文学家的想象力而死去。然而这并非一切。萨德在我们时代的成功，就在于他的一个梦想与当代的感受是相通的，即要求完全的自由以及由才智之士冷静地所表现的非人性化。把人缩小为试验物，确定权力意志与作为物体的人之间关系的规则，这个试验的封闭的场地，当推崇权力的理论家们要安排奴隶们的时间时，就会重新记取这些课程。
两个世纪以前，萨德便以狂热的自由的名义在小范围内颂扬极权社会，而反抗实际上并不要求这样的自由。当代的历史悲剧随着他而开始。他仅仅相信，建立在犯罪自由之上的社会应该和道德的自由相一致，仿佛奴役有其界限。我们的时代局限于清除他的世界共和国的梦想与他的堕落的技术。最后，他最憎恨的那种合法的杀人，将那些他想用来为本能杀人服务的发明归于自己。罪恶，他想使之成为放纵的恶行的特殊的甘美果实，在今天只不过成为警察品德的习惯，这些都是文学中意料不到的东西。
花花公子的反抗
文人们仍有的是时间。浪漫主义及其路弗费尔式的反抗，其实只可用于想象中的冒险。如同萨德一样，它与古代的反抗的区别在于他喜爱恶与个人。在这个阶段，反抗将其重点放在其挑战与否定的力量，忘记了它肯定的内容。既然上帝要求于人的是善良，那么必须让善受到嘲讽而选择恶。对死亡与非正义的憎恨因而导致对恶与杀人的颂扬，即使不这样行动。
在《失乐园》这部浪漫主义者所喜爱的诗篇中，撒旦和死亡进行的斗争成为这悲剧的象征，由于死亡的是撒旦之子（与罪恶一道）而格外深刻。反抗者认为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在与恶斗争时拒绝善，而且重又产生了恶。浪漫主义的英雄首先把善与恶深深混合在一起，可以说在宗教上是如此。这位英雄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命运便将善与恶混为一体，使人无法避免。命运排斥了价值判断，而代之以原谅一切的“该当如此”，但不原谅造物主，因为只有他应当为这种令人气愤的事实负责。浪漫主义的英雄也是“命中注定”的，因为随着他的体力与才智的增长，恶的力量在他身上也在增长。一切权力，一切过度行为，都冠之以“该当如此”。让艺术家，尤其是诗人成为恶魔式的，这种极其古老的想法在浪漫派作家身上得到了有力的表现。这个时代甚至有了魔鬼帝国主义，想将一切归并于它，甚至公认为信条的精髓。布莱克注意到：“弥尔顿谈到天使和上帝时之所以写得很拘束，而论及魔鬼与地狱时却写得酣畅淋漓，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属于魔鬼一派而不自知。”诗人，天才，人，就其最崇高的形象而言，与撒旦同时呼唤：“永别了，希望；永别了，恐惧；永别了，悔恨……恶，让你成为我的财产。”这是受凌辱的无辜者发出的呼声。
浪漫主义的英雄于是认为自己思念善却得不到，遂被迫做出恶行。撒旦挺身而起反对他的造物主，因为后者使用暴力欺压他。弥尔顿的撒旦说：“虽然从道理上讲是平等的，他却借助暴力凌驾于与他平等的其他人之上。”神的暴力便这样明确地受到谴责。反抗者远离这个暴虐的名不副实的上帝。“离他越远越好”，他于是统领着一切与神的秩序敌对的力量。由于“善”是上帝出于非正义的意图所确定与使用的概念，恶的王子便选择了另外的道路。清白无辜自身也会激怒反叛者，因为他盲目地被骗。“由清白无辜所激怒的恶的黑暗精神”于是激起人的不公正与神的不公平并驾齐驱。既然暴力是创造的根源，便坚决以暴力回应它。极度失望使反抗处于这种满怀仇恨而无可奈何的颓丧状态，它经历长期不公正的磨难，善与恶终于完全消失。维尼的撒旦——
……再感觉不到坏事与善行。
他制造不幸，自己也无欢欣。
这诗句概括了虚无主义，批准了杀人。
杀人的确变成可爱的东西，只消将中世纪雕刻家创作的魔王与浪漫派的撒旦加以比较即可看出。一个“年轻忧郁、风度翩翩的少年”（维尼）代替了长角的野兽。“无与伦比的英俊美男子”（莱蒙托夫），孤独而有力，痛苦而高傲，他漫不经心地欺压他人。然而他辩解的理由就是痛苦。弥尔顿的撒旦说：“有谁敢于羡慕那个居于最高地位却遭受无休无止的极大苦难的人。”遭遇这么多的不公正，如此持续不断的痛苦，会使人做出过分的举动。反抗者于是获得某些优势。杀人当然不会针对他自己。但他已笃信狂热的价值，这价值对浪漫派是至高无上的。狂热是厌倦的反面：洛朗扎西奥向往冰岛的凶汉。美好的感情引起了野蛮人的狂热。拜伦式的英雄不能怀有爱情或者仅仅怀有不可能的爱情，陷入忧郁。他孤独、颓丧，现实使他委靡不振。他若想要使自己生气勃勃地振作起来，则必须投入一场短暂而狂暴的行动，使自己兴奋起来。去爱永远不会看到第二次的东西，这就是在火焰与狂喊中去爱，随即毁灭自己。人们就在这一瞬间活着，为了——
……一颗在暴风雨中受折磨的心灵的这次短暂而动人的联姻。
——莱蒙托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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