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仅论述了破坏一切，其独特之处还在于为那些献身于革命的人们冷静地要求得到“一切行为都是允许的”权利，并且允许自己做任何事情。“革命者是一个命中预先注定的人，他不能有感情强烈的交往者，自己心爱的人与物品，甚至要舍弃自己的姓名。他的整个身心都应该集中于一件心愿：革命。”如果历史在一切原则之外的确只是属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斗争，那么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完全献身于这两种价值中的一种，为之死亡或者从中得到新生。聂察也夫将此逻辑贯彻到底。根据他的理论，革命第一次明确地同爱情与友谊相分离。
从他身上可以看到黑格尔思想所传输的专横的心理学的后果。然而黑格尔认为，道德与良心之间的彼此承认可以通过爱的对抗而实现。但他拒绝把这个“现象”作为其分析的主要问题，他提出，这种现象“没有否定所有的力量、耐心与成果”。他选择了用盲目的螃蟹的争斗来说明良心，螃蟹在海洋的沙滩上糊里糊涂地摸索着，终于相互抓住对方，展开生死搏斗。黑格尔自愿地把同样合理的另一种景象置诸一边，这景象就是数座灯塔在黑夜彼此艰难地搜寻对方，进行调整，终于共同汇集为更强烈的光芒。彼此相爱的人，如朋友、情人，都知道爱不是一闪即逝的，而是为了最终的相互认识与和解而在黑暗中进行的长期而痛苦的斗争。如果说历史上的美德由于表现出耐心而为人所认识，真正的爱情与仇恨有同样的耐心。并非唯有对正义的要求在各个世纪中说明革命激情为合理，这种激情也依赖于对众人友谊的痛苦要求，特别是在面对敌对的天空时。在任何时代为正义而死去的人们都互相称为“兄弟”，对他们大家来说，暴力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为被压迫者的群体服务。然而，如果革命是唯一的价值，它仍然需要告密，因而需要朋友的牺牲。此后，暴力将指向所有的人，为一种抽象思想服务。必须由着魔的人来统治，从而可以说，革命自身超过它所想拯救的人，直至此时，使失败改观的友谊应该在胜利尚未在望的日子被牺牲。
聂察也夫的独特之处就是认为对兄弟们施加的暴力是有理的，他与巴枯宁一道把其主张的信条固定下来。然而，巴枯宁在精神迷茫时交给他一项任务，在俄罗斯代表欧洲的革命联盟，其实这联盟仅存在于他的想象中，聂察也夫果真赢得了俄罗斯，创立了他的“斧头协会”，由他自己制定章程。从中可以看到，设立秘密的中央委员会，对一切军事或政治行动来说无疑是必需的，所有的人都应该发誓绝对忠于这个委员会。聂察也夫认为领袖们为了领导部下，有权运用暴力与撒谎的手段，这样他便不仅仅使革命军事化。他说自己是这个尚不存在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为了使犹疑未决的人员投入他考虑要开展的行动，他把中央委员会描绘为可支配无限的资源，这样从一开始他便说谎。不仅如此，他还把革命者分成几等，第一等（也就是领袖）享有权利，可把其他人视为“他们可以动用的资金”。历史上的任何领袖可能都是这样想的，但没有公开说出来。直到聂察也夫时，尚无一个革命领袖敢于将此作为其行为原则。直到此时，没有任何革命在法律上开宗明义地写出人是工具。传统上，革命号召参加人员要勇敢无畏，有牺牲精神。聂察也夫决定，可以对动摇不定分子采取要挟与恐怖手段，蒙骗相信的人。甚至即使驱使他们去完成最危险的行动，想象中的革命者也应该效命。至于被压迫者，既然最后会彻底拯救他们，人们便可以更多地压迫他们。他们此时所失去的，未来的被压迫者将会得到。聂察也夫作为原则提出，必须促使政府采取镇压措施，永远不能触动民众最为憎恨的官方代表的统治，最后，秘密团体应该采取一切活动增加群众的痛苦和苦难。
尽管这些漂亮的想法在今天大行其道，聂察也夫却未能看到他的原则获得胜利。当他杀害大学生伊万诺夫时，至少曾试图实践这些原则。这次谋杀使当时富于想象力的人深为震惊，以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将此作为《着魔的人们》的主题之一。伊万诺夫唯一的错误似乎就是对聂察也夫自命为其代表的中央委员会表示怀疑，他反对这种革命，因为他反对那个将自己等同于革命的人。他因而必须死。“我们有什么权利夺取一个人的生命？聂察也夫的一个同志乌斯潘斯基这样问道。回答是：这与权利不相干，消灭危害我们事业的一切，是我们的责任。”当革命是唯一的价值时，的确再无权利可言，而只有义务。然而，有人以这些责任为名，通过立即采取扑灭行动，便控制了所有的权利。聂察也夫没有谋杀过任何暴君的性命，却以革命事业的名义，在一次伏击中杀害了伊万诺夫。他随后离开了俄国，去与巴枯宁相会。但巴枯宁与他分手，谴责这是一种“可憎的策略”。巴枯宁写道：“他渐渐地说服自己，为了创建一个不可摧毁的社团，必须把马基雅维利的策略作为基础，采用耶稣会的手段：对身体施加暴力，对灵魂灌输谎言。”这是显而易见的。然而，如果革命如巴枯宁所期望的那样是唯一的善，他能以什么名义来断定这是可憎的策略呢？聂察也夫真正是在为革命效劳，他不是为巴枯宁，而是为事业服务。他被引渡回国后，对法官未作任何让步。在被判二十五年徒刑后，他在监狱里仍发挥影响，将狱卒组织为秘密团体，图谋暗杀沙皇，因而又受到审判。在他被监禁十二年之后，终于在一个要塞里结束了这个反抗者的生命，由他而开始出现了蔑视一切的革命大人物。
此时，在革命内部，的确一切都是被允许的，谋杀可定为一项原则。这一革命运动产生于宗教与道德的倾向，这倾向即出现在十二月党人身上与拉甫洛夫与赫尔岑的社会主义中。1870年，随着民粹主义的回潮，人们认为这个运动会遏制住向聂察也夫所阐述的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发展。这一运动向“活的灵魂”发出号召，要求他们走到民众中去，教育他们，让他们依靠自己走向解放。“懊悔的绅士们”离开自己的家庭，穿上穷人的衣服，前往农村向农民宣传，但农民持怀疑态度，保持沉默。等他们不沉默时，却向宪兵揭发这些使徒。这些美好的灵魂的失败，使运动又回到某个聂察也夫的犬儒主义，或者至少回到暴力。由于沙俄时代的知识界未能把民众吸引到自己一面，他们重又感到在专制政权面前是孤立的。世界在他们看来重又分为老爷与奴隶。“人民意志”这个团体因而将个人恐怖主义定为原则，开始进行一系列的谋杀，一直持续到1905年革命社会主义党建立为止。恐怖主义者诞生于这个地方，背离了爱，奋起反对老爷们的罪恶，但孤立无望，面对着自身的矛盾只能由牺牲其清白无辜与生命来解决。
高尚的杀人者
1878年是恐怖主义者在俄罗斯诞生的一年。一个非常年轻的女子维拉·查苏利奇[222]在1月24日审讯一百九十三名民粹派成员的次日，开枪射击圣彼得堡总督特列波夫将军。她被陪审团宣告无罪，以后又摆脱了沙皇警察。这一枪引发了一连串的镇压与谋杀，二者互为因果，人们估计只有到厌倦时才能结束这种局面。
同一年，“人民意志”一个成员克拉夫琴斯基在其《以死还死》的小册子中把恐怖活动定为原则，其后果接踵而至。在欧洲，德国皇帝、意大利国王与西班牙国王均成为谋杀活动的遇害者。仍是在1878年，亚历山大二世创造了国家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武器。从这一年开始，在欧洲与西方的十九世纪便记载了许多次谋杀行动。1879年发生了一起针对西班牙国王的新谋杀活动以及对沙皇的未遂谋害。1881年，“人民意志”的恐怖主义者谋害沙皇，索菲娅·别罗夫斯卡娅、热利亚波夫及其朋友们被绞死。1883年发生谋杀德国皇帝的行动，凶手被用斧头处死。1887年，处决芝加哥的殉难者，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瓦朗斯会议发出了恐怖主义的警告：“社会若不让步，邪恶与罪行必须灭亡，即使我们与之一道死亡。”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法国，标志着被称为以事实进行宣传的活动达到顶峰。拉瓦肖尔、瓦扬与亨利的行为成为杀害卡尔诺的序幕。仅仅在1892年，爆炸谋杀案在欧洲即有一千多起，在美洲有近五百起。1898年谋杀奥地利伊丽莎白王后。1901年，美国总统麦金利被暗杀。在俄罗斯，针对沙皇政权次一级的代表人物的谋杀行为没有停止过，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于1903年诞生，聚集了俄罗斯恐怖主义最不寻常的人物。1905年，萨索诺夫暗杀普莱维与卡利亚耶夫谋杀塞尔日大公爵，标志着这用鲜血布道的三十年的顶点，对革命的宗教来说结束了殉道者时代。
虚无主义与一种受挫折的宗教运动紧密牵扯在一起，就这样以恐怖主义而结束。这些年轻人在否定一切的天地中，竭力想用炸弹手枪与走向绞刑架时所怀有的勇敢走出矛盾，创造他们所缺少的价值。在他们以前，世人以自己所知道或自以为所知道的东西的名义而死去。从他们开始，人们习惯于为自己毫无所知的某个东西而牺牲。在此之前，将要死亡的人们信赖上帝去取得人的正义。然而当人们阅读这个时期被处死的人们的声明时，会震惊地看到，他们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依赖尚待来临的其他人的正义去对抗他们的法官。在缺少最高价值时，这些未来的人成为他们最后依赖的对象。未来是没有上帝的世人唯一的超验性。恐怖主义者无疑首先想破坏，在炸弹的冲击下使专制政权动摇。他们的目标是以自己的死亡来重新创造一个公正与爱的社会，从而重新承担为教会所背叛的使命。恐怖主义者其实想要创立一个有朝一日会涌现一个新上帝的宗教。这是否就是一切呢？他们自愿地行凶犯法与慷慨赴死并未收到任何功效，只不过许诺一种有待实现的价值。而今日的历史使我们可以断定，无论如何在当前可以断定，他们白白地送了命，并未因此而不再是虚无主义者。一种尚待降临的价值依然是一种矛盾，因为只要它尚未形成，便既不能指导行动，也不能提供一种供选择的原则。但1905年的民众为矛盾所折磨，以其否定和死亡创造了一种以后变得专横的价值，相信宣告了它的诞生。他们不加掩饰地将这个至高无上与痛苦的善置于他们的刽子手与他们自身之上，其实我们在反抗的起源中已经见到这种善。当反抗精神在历史上最后一次遇到同情精神时，让我们来研究这个价值。
大学生卡利亚耶夫大声问道：“如果不参与恐怖行动，有资格谈论它吗？”他的同志们从1903年聚集于革命社会主义党的“战斗组织”之中，先由阿泽夫领导，以后由波利斯·萨万科夫领导，都身体力行地信守这个伟大的字眼。他们本来是些苛求的人，作为反抗历史中的最后一批人，却对他们的状况与悲惨结局丝毫不加以拒绝。如果说他们生活在恐惧活动中，“如果他们信任恐怖活动”（波科提洛夫），他们从来没有一日不为之胆战心惊。历史上几乎没有提供既狂热却又在激烈的争论中顾虑重重的人的事例，可以说明1905年这批人，他们始终心存怀疑。我们对他们所能表示的最大崇敬之情，就是说，我们在1950年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向自己提出过，而且在活着时已经以一死来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然而，他们很快便成为历史人物。例如，卡利亚耶夫在1903年决定与萨万科夫一起参与恐怖行动时，年方二十六岁，两年之后这位“诗人”（这是人们给他起的绰号）便被绞死，生命短暂。但对热情地研究这段时期的历史的人来说，卡利亚耶夫以其闪电般的生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最有意义的恐怖主义的人物形象。萨索诺夫、什维泽尔、波科提洛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大部分其他恐怖主义者都是这样的出现在俄罗斯历史与世界上，他们挺身而出，献身于爆炸，成为越来越惊心动魄的反抗的昙花一现而又令人难以忘记的见证人。
他们几乎都是无神论者。波利斯·瓦那洛夫斯基写道：“我记得，甚至在上中学以前，我便向童年的一个伙伴宣传无神论。只有一个问题使我窘困。这是从何而来的呢？因为我对永恒没有丝毫概念。”他在向杜巴索夫海军元帅投掷炸弹时身亡。卡利亚耶夫本人信仰上帝。萨万科夫在一次未遂的刺杀行动之前几分钟，人们在街上看到他站在一座圣像前面，一只手握着炸弹，另一只手在画十字。但他抛弃了教会，在处死前，他在牢房拒绝见神甫。
他们从事地下秘密活动，因而不得不生活于孤独中，对于一切与广大的人类团体有交往的行动家所享有的乐趣并无感受，除非以抽象的方式。但他们相互间的联系代替了他们对他人的一切感情。萨索诺夫如此写道：“啊，骑士团！我们的骑士团深怀这样一种精神，‘弟兄’亦不足以清楚地表达我们相互间关系的本质。”同一个萨索诺夫在监牢中写信对朋友们说：“对我来说，幸福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永远保持我与你们完全团结一致的精神。”至于瓦那洛夫斯基，他在写信给一个心爱的女子时承认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因为她不让他离去：“假若我去同志们家迟到的话，我会责骂你的。”他承认这句话“有点是戏言”，但也表明了他的精神状态。
这一群人数不多的男男女女隐身于俄罗斯的人海之中，相互依靠，选择了行刑者的行当，其实他们绝非是注定要这样做的。他们生活在违反常理的矛盾中，他们一方面很珍重人类生命，另一方面对他们自己的生命又毫不爱惜，从而发展到向往崇高的牺牲。对多拉·勃瑞利昂来说，行动纲领的种种问题算不了什么。恐怖行动首先由于恐怖主义者为之作出的牺牲而变得壮丽。萨万科夫说：“然而，恐惧，如同十字架一样压在我们身上。”卡利亚耶夫本人准备随时牺牲自己的生命，“不仅如此，他热切地渴望这种牺牲”。当准备谋杀普莱维时，他建议由他自己扑在马匹下面而与这位部长一道死去。在瓦那洛夫斯基身上也是如此，对牺牲的兴趣好似表明死亡有吸引力。他被捕后写信给父母亲说：“在我幼年时代，自杀的念头便多次出现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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