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地完全忘掉自己，同时又深深地关怀他人的生命，令人想到这些心肠软的杀人者在极端的矛盾中体验着反抗的命运。可以认为，他们在接受暴力不可避免的性质时，也承认暴力是不正当的。是必须干的却又是不可原谅的，谋杀在他们看来就是这样的。心灵平庸的人们面对这个可怕的问题，会忘掉恐怖行动的某种性质而心安理得。他们会以形式原则的名义，满足于认为一切马上发生的暴力是不可原谅的，而允许暴力在世界与历史范围内扩散。他们或者以历史的名义而自我安慰，认为暴力是必须的，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杀人，直到使历史长久地破坏人身上抗议非正义的一切。这确定了当代虚无主义有资产阶级的与革命的两副面孔。
然而现在谈及的极端的心灵什么都没有忘记。从那时起，他们无力说明他们认为是必须的那些行动是正当的，便想出以献身来为之辩护，以个人的牺牲来回答他们向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于他们来说，如同对于他们之前的一切反抗者一样，杀人与自杀是一回事。一个人的生命由另一个人的生命来偿付，从这两个祭品中便产生了对价值的许诺。卡利亚耶夫、瓦那洛夫斯基及其他人相信各个生命是等价的，没有把任何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尽管他们是为思想而杀人。确切地说，他们生活在思想的云端，最后以死来体现思想，从而表明这种思想是合理的。我们现在又面对一种反抗观念，它即使不是宗教的，至少也是形而上学的。在他们之后又来了其他的人，他们为同样蛊惑人的信仰所激励，却认为这些方法具有感情色彩，拒绝认为任何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等值。他们于是把一个抽象的思想置于人的生命之上，即使他们称之为历史。他们事先服从于这个思想，还专横地决定让其他人也服从于它。反抗问题不能由算术来解决，而要由概率论来解决。为了在未来实现这个思想，人的生命可以成为一切或者什么也不是。概率论学者对实现它的信心越大，人的生命价值便越小。到了极限，它便一文不值了。
我们将要研究这个极限，即哲学的刽子手与国家恐怖主义的时代。不过，1905年的反抗者在他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边缘，在炸弹的轰响声中告诉我们，反抗若不停止其反抗，是不会令人感到安慰与舒服的。他们唯一的表面胜利就是战胜了孤独与否定。在一个为他们所否定又抛弃他们的世界中，他们像一切伟大的心灵一样，试图前仆后继地重新树立博爱精神。他们相互对对方怀有的友爱之情成为他们的幸福，甚至是在凄凉的监牢中的幸福，这种爱延伸到他们广大的受奴役而沉默的弟兄们，由此可看出他们的困境与希望。为了效力于这种爱，他们首先必须杀人，为了确保洁白笼罩人间，必须接受某些罪恶。对于他们来说，这种矛盾只有在最后时刻才能解决。唯有自由地接受死亡才能战胜孤独与骑士的情绪，孤苦无告与希望。热利亚波夫于1881年组织谋杀亚历山大二世的行动，在行动前四十八小时被捕，要求与谋杀的真正实施者同时被处死。他在写给官方的信中说：“只有政府的怯懦才能解释为何只竖起一个绞架而不是两个。”当局竖立了五个绞架，其中一个是用来绞死他心爱的一个女子的。但热利亚波夫就义时面带笑容，而李萨柯夫在审讯时便支持不住，他被拖往绞架，由于惊恐而神志不清了。
热利亚波夫在自己杀人或指使他人杀人后，始终是孤独的，因为这种罪行是他所不愿意而又知道自己会接受的，如同李萨柯夫一样。索菲娅·别罗夫斯卡娅在绞刑架下拥抱了她心爱的男子与另外两个朋友，但脸背着李萨柯夫，他孤零零地作为新宗教的受苦的人而死去。热利亚波夫觉得，在弟兄们中间死去恰恰说明他赴死是正当的。杀人者只有在同意继续活下去或者为了活命而出卖弟兄们才是有罪的。相反，死亡勾销了犯罪与罪恶。夏洛特·戈尔戴向弗基耶·丹维尔大声说道：“噢，魔鬼，他竟然把我当做杀人犯！”正是对人的价值的令人心碎的短暂的发现，位于无罪与有罪、理性与非理性、历史与永恒的中途。在发现它的那个时刻，也仅仅在此时刻，这些绝望的人得到了奇怪的安宁，是最终获得胜利的安宁。波利瓦诺夫在牢房中说，死对于他是“容易而甜美的”。瓦那洛夫斯基写信说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我走上绞架时脸上的肌肉毫未颤动，也没有说话……这不是对我自己施加的暴力，而是我一生所作所为的完全自然的结果。”很久以后，施米特中尉在被枪决前也写道：“我的死亡使一切有个圆满的了结。我的事业由于我被处死而成为无可指责与完美的。”卡利亚耶夫在法庭上起而进行控诉，被判处绞刑。他坚定地宣告：“我把我的死亡看做是对洒满泪水与鲜血的世界的最有力的抗议。”他又写道：“从我被关在栅栏后面以来，我不曾有一分钟有过不论以任何方式活下去的愿望。”他的心愿得到满足。5月10日凌晨两点，他走向他所认可的唯一结局。他走上绞架台时一身黑色服装，没有外套，头戴毡帽。弗洛林神甫给他递去十字架，这个死刑犯把头转过去不屑于看耶稣像，仅仅回答说：“我已经对你说过，我的生命即将完结，我已经为死亡作好准备。”是的，在虚无主义的尽头，在绞刑架的脚下，往昔的价值又在这里复活。它是我们在分析反抗精神时所提到的“我们存在”的反映，这次是历史的反映。它同时是信念。多拉·勃瑞利昂想到了同伴既为自己又为始终不渝的友谊而死，是这种价值使她惊恐的面孔闪耀出视死如归的光辉。她促使萨索诺夫在监牢中自杀以示抗议，并让当局“尊重他的弟兄们”。当一个将军要求聂察也夫揭发同志们时，他一个耳光将那个将军打倒在地，多拉在那一天原谅了他。这些恐怖主义者通过她，在肯定人的世界的同时，使自己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在我们的历史上最后一次指出真正的反抗就是价值的创造者。
由于他们的行动，1905年成为革命豪情的顶峰，从那时起开始衰退。这些死难者没有建立教会，他们是教会的水泥或者借口。随之而来的是教士与笃信宗教的人。将要来的革命者不要求用生命交换。他们同意冒死亡的危险，但也认为为了革命并为它效力应尽可能保全自己。他们因而为了他们自己而接受全部的罪行。接受屈辱，这是二十世纪革命者的真正特点，他们把革命与人的教会置于他们自己之上。相反，卡利亚耶夫证明，革命作为必需的手段，并非一个令人满足的结束。同样，它使人升高而不是降低。正是卡利亚耶夫及其兄弟们，不论是俄国的还是德国的，在世界的历史上真正地与黑格尔对立，他们最初认为包罗万象的认识体系是必要的，以后又认为是不够的。表象对它来说是不够的。当全世界承认这个体系时，卡利亚耶夫仍心存怀疑，必须由他自己同意方可，众人的一致赞同仍不足以平息这种怀疑，上百次的热情欢呼已经使这种怀疑萌生于一切真正的人的头脑。卡利亚耶夫直到最后仍在怀疑，但这并未阻止他行动。正由于此，他成为最纯洁的反抗形象。一个人若同意去死，用一个生命去偿付一个生命，不论他的否定是什么，他同时便肯定了一种价值，这个价值超越了作为历史的个人的他。卡利亚耶夫献身于历史，直到死亡，而在死去的时刻又使自己超越于历史。肯定地说，他喜爱自己胜过历史。但毫不犹豫杀死自己的他，与他所体现的并使之长存的价值，这二者之间他更喜爱何者呢？答案是肯定的，卡利亚耶夫与其兄弟们战胜了虚无主义。
什加列夫主义
但这一胜利极其短暂，它意味着死亡。虚无主义暂时地比其战胜者生存得更长久。就在革命社会主义党内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继续走向胜利。指派卡利亚耶夫送命的那个首领阿泽夫玩弄两面派把戏，在派人谋害部长与大公爵的同时，向官方告发革命党人。这种煽动又在奉行“一切都是允许的”原则，把历史与绝对价值等同看待。这种虚无主义在影响了个人主义的社会主义之后，又传染给所谓的科学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俄罗斯出现的[223]，正是对聂察也夫与马克思的同时继承导致二十世纪极权主义的革命的诞生。个人恐怖主义在驱逐着神权最后的代表人物，与此同时，国家恐怖主义已最终从社会的根部准备消灭神权。为了实现这最终的目的而必须掌握政权，其手段又以过去的行动为榜样。
列宁从聂察也夫的一个同伙与精神上的兄弟特卡切夫那里汲取了夺取政权的观念，他认为这是雄伟的，并将其归纳为：“严格保密，精选成员，培养职业革命家。”特卡切夫是虚无主义与军事社会主义之间的过渡人物，去世时神志疯狂。他企图建立俄罗斯的雅各宾主义，但只从雅各宾派那里汲取其行动技术，因为他自己也否定一切原则与一切道德。他敌视艺术与道德，仅仅在策略上调和合理与不合理。他的目的是通过夺取国家政权来实现人类平等。秘密组织，一群革命者，领袖们的独裁权力，这一切可以说明“革命机器”的概念，即使事实未必如此。这个机器以后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与效果。特卡切夫建议消灭所有二十五岁以上的人，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新思想，如果人们知道这一点，就会对其方法本身有正确的看法。的确，这是个天才的方法，它在现代的超国家的技巧中占主导地位。在这种超国家中，儿童在受到恐怖统治的成人中间完成了狂热的教育。专制的社会主义无疑否定个人恐怖主义，因为它会使那些与历史理性的统治不能并存的价值复活。但这种社会主义却恢复国家层次上的恐怖，同时建立神化的人道主义，以证明其合理性。
一次循环在这里完成，而反抗已与它真正的根切断，因为从属于历史而不再忠于人类，它如今开始思索要奴役整个宇宙。于是什加列夫主义的时代开始了，在《着魔的人》中，维尔霍文斯基对这个时代大加赞扬，这位虚无主义者为耻辱要求权利。他是不幸却又是无情的，选择了权力意志，认为唯有它可以支配历史，历史除自身外再无其他意义。什加列夫这位博爱主义者就是他的保证人。对人类的爱以后将会证明奴役世人是正确的。什加列夫疯狂地渴求平等，经过长久思索之后，失望地得出了结论，即唯有一种制度是可能的，虽然它实际上是令人失望的。“我以无限的自由作为起点，终于到达了无限的专制主义。”完全的自由是对一切的否定，它只有创造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新价值才能生存下去，并证明自己的合理。假若这种创造迟迟未能实现，人类会分裂，直至灭亡。通向这些新制度最短的途径必须经由完全的专制。“人类中十分之一的人拥有人的权利，对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可行使无限的权力。这十分之九的人将丧失其人格，好似成为一群牲畜，不得不俯首帖耳，从而被带入没有罪恶的境界，不妨说是原始的天国，他们将在那里劳作。”这正是空想主义者所梦想的哲学家的统治，只不过这些哲学家不相信任何东西。这个王国已经实现，不过它否定真正的反抗，这不过是“狂暴的基督们”的统治，这是借用了一位热情的文学家的说法，他颂扬了拉瓦索尔的生存与死亡。维尔霍文斯基苦涩地说：“教皇高高在上，我们簇拥在他的周围，在我们下面是什加列夫主义。”
二十世纪极权的神权政治与国家恐怖就这样宣布于世。新权贵与显赫的审讯者利用了被压迫者的反抗主宰着当今我们历史的一部分，他们的统治是残酷的，然而他们却像浪漫派作品中的撒旦一样为他们这种难以忍受的残酷辩解。“我们把愿望与痛苦留给自己，奴隶们将享受到慈爱。”这时便产生了一类新的然而是相当可憎的殉道者。他们的殉道就是同意让其他人蒙受痛苦。他们屈从于他们自己的统治。为了让人成为神，受害者必须降低身份成为刽子手，因而受害者与刽子手都同样感到失望。无论奴隶还是有权势的人都不再与幸福有关，主人们郁郁寡欢，奴隶们心情颓丧。圣茹斯特说得不错，让民众受苦是件可怕的事情。当人们已决定让世人成为神时，如何才能避免使他们受苦呢？基里洛夫为了成为神而自杀，如同他同意看到他的自杀被维尔霍文斯基的“阴谋”所利用一样，人使自己神化也打破了反抗所显示的限制，不可抗拒地踏上权术与恐怖的泥泞之路，历史尚未离开这条道路。
国家恐怖主义与无理的恐怖
一切现代革命均导致国家的加强。1789年革命引来了拿破仑，1848年革命产生了拿破仑三世，1917年革命使斯大林掌权，二十年代意大利的动乱使墨索里尼上台，魏玛共和国招致希特勒的统治。这些革命，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扫除了神权的残余，以越来越大的胆量提出要建立人的城邦与真正的自由。国家在日益变得无所不能，每次都认可了这种野心。如果说这一点总能办到，那是错误的。但有可能研究它是如何实现的，也许由此会得出教训。
除了少数非这本论著所涉及的原因之外，国家权力的这种奇特可怕的膨胀可以看做是技术与哲学方面巨大野心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它与反抗的真正精神格格不入，但却引起了我们时代的革命精神的产生。马克思预言性的梦想与黑格尔或尼采有力的预见，在神的城邦被摧毁后终于使一种合理的或者不合理的国家政权诞生，但这两种政权都是恐怖主义的。
说实在的，二十世纪法西斯主义革命配不上称做革命。它们征服世界的野心破灭了。墨索里尼与希特勒无疑曾竭力创立一个帝国，而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家们显然也曾想到过世界帝国。他们与古典革命运动的差别在于，他们从虚无主义的遗产中仅仅选择了使不合理神化，而非使理性神化。同样，他们放弃了普遍性。这并不妨碍墨索里尼借助黑格尔、希特勒与尼采的理论。他们在历史上阐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某些预言，因此而属于反抗的与虚无主义的历史范畴。他们是最早根据任何事情皆无意义而历史不过是力量的偶然性这种想法来建立国家的人。其后果很快便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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