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马克思曾思考希腊美何以在我们看来依然是美的。他的答案是，这种美表现了世界的天真的童年，而我们在成年人的斗争中怀念这童年时代。然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伦勃朗、中国艺术何以对我们仍然是美的？管他呢！对艺术的批评终于展开，而且持续到今天，并且有一些决心诽谤他们的艺术与智慧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参与。人们的确将会注意到，在这场莎士比亚与鞋匠的斗争中，抨击莎士比亚或美的人并不是鞋匠，相反是继续在读莎士比亚而不会去做鞋子的人，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干这一行当。我们时代的艺术家就如同十九世纪感到悔恨的贵族，他们的内疚使他们得到原谅。然而，一个艺术家在其艺术品前面感受到的最后一件事才是懊悔。艺术家若声称在时代的最后再抛弃艺术，而在此期间却剥夺所有的人（包括鞋匠）享有他们自己所占有的这块额外的面包，这实在已不是单纯而必需的谦逊。
这种疯狂的禁欲主义自有其令我们感兴趣的道理。这些道理表现了在美学方面革命与反抗的斗争，这已经描述过。在一切反抗中都可以发现对和谐一致的要求，但不可能拥有它，遂创造了一个替代的世界。从这种观点来看，反抗是世界的制造者。这也确定了艺术的性质。说真的，反抗的要求部分说来是美学的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一切反抗思想都通过一种华丽辞藻或一个封闭的天地来加以阐述。卢克莱修著作中关于壁画的华丽词句，萨德的紧闭的修道院与城堡，浪漫派的岛屿或岩石，尼采的孤独的山巅，洛特雷亚蒙的海洋，韩波的护墙，超现实主义的被暴风摧残而又再生的吓人的城堡，有堡垒护卫的国家，集中营，自由奴隶的帝国，这些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了对协调一致与统一性的相同需要。人终于可以认识与主宰这些封闭的世界。
这种运动也是一切艺术的运动。艺术家按自己的想法重新建造世界。自然界的天籁不知道延长符为何物。世界从来不是静寂无声的，它的沉默本身以我们听不到的振动永恒地重复着相同的音符。至于我们感觉到的振动，为我们发出声音，但很少是和音，永远不会是旋律。然而世上存在着音乐，其中有完美的交响乐，旋律使声音优雅动听，这是声音本身不具有的，音乐使自然界嘈杂的声音变得和谐一致，使精神与心灵得到愉悦。
凡·高写道：“我日益相信不应该根据这个世界来判断善良的上帝。我们对上帝所做的研究都是错误的。”一切艺术家都试图重新进行这种研究，赋予上帝一种他缺少的风格。所有艺术中最伟大与雄心勃勃的是雕塑，它一心追求的是把人消逝的面容在三维中固定下来，使纷杂的姿态融合为一种协调一致的风格。雕塑并不排斥相像，相反，这是它需要的。但它首先不追求相像。它在各个伟大时代追求的是姿态、面容或空洞的目光，它们概括了世界上所有的姿态与所有的目光。其用意不在模仿，而在于用韵味悠长的表现力捕捉身体上转瞬即逝的激昂的动作或变化无穷的姿态。那时，它在喧闹的城市塑造出一个典型形象，使完美凝固下来，这样暂时会平息人们无休止的愤激之情。为爱情而悲痛欲绝的情人最后可以在希腊雕像周围低回，从雕塑的美女的体态与面容中玩味沧桑岁月中存留下来的美。
绘画的原则也存在于选择之中。德拉克罗瓦在思索自己的艺术时写道：“天才者，不过是选择与概括的天赋。”画家从纷纭万象中摄取他绘画的主题，这是使内容统一的第一种方式。景物变动不止，在记忆中消失或相互抵消。因而风景画家或静物画家从空间和时间中将那些通常随光线而变化、消隐在无边景色的或在其他价值冲击下消失的景物描绘下来。风景画的第一件事是为画布摄入景物。他一方面选择，一方面删除。同样，主题画家在时间和空间中摄取稍纵即逝的行动。画家使之凝固于画面。伟大的创造者如同皮埃罗·岱拉、弗兰柴斯卡一样，给人的印象是这种凝固刚刚完成，放映机刚刚戛然停止。他们描绘的一切人物，由于奇妙的艺术，给人的印象是依然活着，而且再不会消亡。伦勃朗画笔下的那位哲学家在去世很久以后，始终在光线与阴影间思索着同一个问题。
“画家若一味想追求不会令我们喜爱的物体的形似，以此取悦我们，将是徒劳之举。”德拉克罗瓦在引用帕斯卡尔的这句名言时，写的是“奇怪之举”，而非徒劳之举。这些物体不会讨我们喜爱，因为我们没看见它们。它们在永恒的变化中被埋没与否定。有谁会在行刑者鞭笞时注视他们的手呢？有谁会注视耶稣受难时路上的橄榄树呢？然而它们被描绘了下来，表现了激情无休止的运动。耶稣被描绘在这些狂暴与优美的形象中，他的痛苦每天都在博物馆冷冰冰的大厅中发出呼喊。画家的风格就在这种自然与历史的交融中，把永远变化不止的情景展现于画布。艺术未费明显的力气便实现了黑格尔所梦想的个别与普遍的融合。或许这就是像我们这样疯狂迷恋和谐一致性的时代，把注意力转向原始艺术的原因吧。在原始艺术中，格调最为狂放，动人心魄。凡最奇特的格调均出现于各艺术时代的开端与结束时，说明了否定与移位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激起了整个现代艺术追求存在与一致性的激情。凡·高感人至深的表白是所有艺术家骄傲而绝望的呼喊：“在生活及绘画中，我完全可以不需要上帝。但心力交瘁的我却离不开一种比我更有力的东西，它是我的生命，这就是创造力量。”
艺术家对真实的反抗于是为极权的革命所怀疑，但它也蕴含着与被压迫者自发的反抗相同的肯定。产生于完全否定的革命思想本能地感觉到，艺术中除拒绝之外还有同意，凝神观照有可能使行动、美与非正义得到平衡，美在某些情况下本身便是一种无可依靠的非正义，因而没有任何艺术可存在于完全的拒绝中。犹如一切思想，首先是无意义的思想，皆有含意一样，世上没有无意义的艺术。人可以要求自己揭露世界上的一切非正义，得到唯有他可以创造的全部正义，但对世界上全部的丑却不能加以肯定。若想创造美，他应该拒绝真实，同时又颂扬它的某些方面。艺术可以怀疑真实，却不能逃避真实。尼采可以否定一切超验性，不论道德的抑或神的，说这种超验性引向对世界与生活的诽谤。但或许有一种生气勃勃的超验性蕴含在美中，可以让人喜爱这个有限的必死的世界，胜过其他一切。艺术于是把我们带向反抗的根源，因为它将其形式赋予在永恒变化中消逝的价值，艺术家已认识到这种价值，并想把它从历史中摄取下来。只需要对艺术进行一番深思，对此当更加深信，因为艺术意欲陶铸变化，赋予它一种它缺少的风格：小说。
小说与反抗
有可能将顺从文学与叛逆文学区别开来。顺从文学大体上属于古代与古典时代，而叛逆文学则始于现代。因而人们会注意到，顺从文学极少有小说。自顺从文学产生以来，除极个别例外，与历史了不相关，其内容皆属幻想（如《岱阿热纳与萨利克雷》或《阿斯特蕾》[262]），这是故事而非小说。相反，在第二种文学中，小说体裁才真正发展起来，并不断加以丰富与扩展，直至当今。与此同时，批判的革命运动也在发展。小说与反抗思想同时诞生，在美学方面表现出相同的雄心。
利特雷论及小说时说：“小说乃以散文写就的虚构历史。”难道仅仅是这样吗？一位天主教的批评家写道：“艺术不论抱有何种目的，总是在与上帝进行着罪恶的斗争。”其实，说到小说，谈论与上帝的竞争比谈论与身份的竞争更加正确。蒂伦岱谈论巴尔扎克时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人间喜剧》是对上帝的模仿。”伟大文学的努力似乎是想要创造一些封闭的天地或完美的典型。西方在进行其伟大的创造时，并不局限于描写日常生活。它不断地想到使它激动的伟大形象，奋力去捕捉他们。
总之，创作或阅读一部小说是不寻常的行动。通过对真实事实进行新的安排而编造历史，丝毫不是不可避免与必需的。若以创作者与读者会感到愉悦进行解释，即使这种浮浅的说法是真实的，也应当思忖，大部分人对虚构的历史之所以感兴趣并为之愉悦，到底是出于何种必要呢？革命的批评谴责纯小说，视之为无所用心的想象力的逃避现实之作。一般人称“小说”为拙劣记者谎话连篇的报道。多年来，世上已经有培育年轻姑娘“浪漫”情调的风气。这就是说，这些理想的创造品并不看重生存的现实状况。一般来说，人们一直认为浪漫性与生活相分离，在表现生活的同时又美化了生活。对待浪漫情调的作品有种最简单最普遍的态度，就是从中可看到一种解脱。
人们阅读小说会解脱什么呢？是不是过于沉重的现实？生活幸福的人也读小说，而极度的痛苦会使人失去阅读的兴味。另一方面，与血肉之躯在其中无间断地劳作的那个世界相比，浪漫的世界肯定比现实生活的负担要轻松得多。我们对阿道尔夫比对邦雅曼·贡斯当[263]更熟悉，对莫斯卡伯爵比那些职业的道德家更了解，其中奥妙何在？巴尔扎克有一天对政治和人类的命运有过一次很长的谈话，最后说：“现在该谈谈严肃的事情了。”他此时想谈的是他的小说。我们固执地要以严肃态度对待浪漫的天才两个世纪以来留给我们的无数神话，以寻求消遣，这不足以解释小说中浪漫世界的无可争论的严肃性。肯定地说，浪漫的创作意味着对现实的某种拒绝。但这种拒绝并非是简单的逃遁，不妨可以将此看做是崇高灵魂的一种遗世退隐的行动。按黑格尔的说法，这个高尚的灵魂在心灰意冷之际，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仅由道德支配的虚幻世界。然而，感化小说一直与伟大文学相去甚远。玫瑰色小说中最佳者《保罗与维吉尼》完全是部令人伤痛的作品，不会给人丝毫安慰。
矛盾就在这里：人拒绝他面对的这个世界，但又不同意摆脱它。事实上，世人留恋世界，绝大部分人并不愿意离开它。从自己的祖国被放逐异域的那些奇特的世界公民，非但远远不会忘掉它，反而为未能足够地拥有它而痛苦。除了在心满意足的闪电般的瞬间，他们觉得全部现实并未完结。他们的行为消逝在其他行为中，又返回来以意料不到的面孔判断他们，同汤达尔河水一样流向一个尚不知晓的河口。知道河口所在，控制河水的流向，最后掌握自己的生命与命运，这就是他们在自己的故土所真正思念的。然而，这一幻觉至少在认识上最后使他们与自己和解，却只有在死亡那一瞬间才会出现：一切在这幻象中了结。若要在世界上生存一次，则必须永远不再生存。
这样，许多人便产生了对他人生命的不幸的忌妒。人们看到外界的这些生命，赋予他们自身所没有的和谐一致性。但在观察者眼中，这一致性却很明显。他仅仅看到了这些生命一系列的顶峰，却未意识到折磨他们的细节。我们于是对这些生命进行艺术创作，最基本的方式是把他们写成小说。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在设法用自己的生活创作一部艺术作品。我们希望爱情永存，但知道它不会永存。即使出于奇迹爱在整个一生中持续存在，它仍然是不圆满的。我们想让爱永存，这种需要永远不会满足，此时，如果知道世上的痛苦是永恒的，我们将会更好地理解这种痛苦。似乎伟大的灵魂有时更为之惊恐的不是痛苦，而是痛苦不会持久。由于缺少持久的幸福，漫长的痛苦可能会成为命运。然而不是如此，对我们最剧烈的折磨有一天会停止。在经历过那么多失望之后，一个早上，一种难以抑制的渴望生活的愿望向我们宣布，一切都已结束，痛苦与幸福一样都没有意义。
人们渴望拥有，这不过是想持久生活下去的另一种形式。正是这种渴望引起了对爱情软弱无力的妄想。没有一个生命，即使是我们最热爱的而他又最热爱我们，能永远为我们拥有。在残酷的大地上，情人们始终不能生聚，因被分开赍志而殁。完全拥有一个生命，而人在一生中始终心心相印，忠贞不渝，这种要求是不可能的。对拥有的追求是难以满足的，在爱情消逝后仍会存在。于是，爱就是使心爱的人耗尽心血。情人此后孑然一身，他的痛苦完全不是不再被人所爱，而是知晓另一方可能依然在爱着他。任何人若被渴望活下去并拥有对方的狂暴愿望所折磨，都盼望他所爱的人不生育或死去。这是真正的反抗。倘若人们未曾要求世人与世界绝对纯真，未曾为苦苦思念与无能为力而战斗，倘若人们为思念而魂牵梦绕，却未曾因竭力去爱而形销骨立，这些人是不会理解反抗的现实及其毁灭的狂热的。但生命始终在逝去，而我们也在摆脱他们。他们没有固定的轮廓。生命从这种观点来看，是没有特色的，不过是在追逐其形式的一种运动，却永远找不到它。人为之悲痛欲绝，徒然地追寻这种赋予他界限的形式，他在这些界限之间是国王。世界上只要有一个活的东西有其形式，世界便会和解。
最终没有一个人不在从意识的基本水平开始，殚精竭虑地追寻赋予其生存以和谐一致性的形式或态度，这种一致性是他缺少的。不论表现还是行动，不论花花公子还是革命者，他们为了存在，为了生存于这个世界，都渴求一致性。每个人如同处于这些悲怆凄惨的关系之中，在创造自己，或者向自己提出诀别的话语。这些关系有时会长久地存在下去，因为一个搭档期待着找到那个话语、姿态和情景，使他的事迹成为完结的故事，以恰当的语调表现出来。光活着是不够的，需要有一种命运，而且不期待死亡。因而可以正确地说，人对世界的看法比世界的现实要更好。但更好并不是说不相同，而是说它是统一的。他不能摆脱这个分散的世界，而使他的心灵超越于这个世界之上的那种热切的追求，正是对一致性的追求。这种追求不甘心平庸地回避，而是最固执地要求。不论宗教抑或罪恶，人的一切努力最后都要服从于这个无理性的愿望，并意欲给生命以它没有的形式。这一相同的运动可以崇拜上天，或者使人毁灭，它同样可导致小说创作，而小说创作从它那里得到其严肃性。
小说者，其实不过是行动在其中找到其形式的一个世界，在那里说出了终结的话语，人交由人摆布，一切生命具有命运的面孔。小说的世界不过是按照人的愿望对此世界的修正，因为小说描绘的是相同的世界。痛苦、谎言、爱情是相同的，其中的人物有着我们的语言、弱点、力量。他们的世界不比我们的世界更美好更有教化。不过他们至少与命运拼搏到底。从来没有过像吉瑞洛夫与斯塔夫洛金娜、格拉斯琳夫人、于连·索雷尔或克莱芙公主如此震撼人心的英雄，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激情发挥到极致。我们在此难以对他们进行评价，只能说他们完成了我们从未完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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