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由对现实世界的修正而创造出来的。在那个世界中，痛苦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持续到死亡，激情永远不会舒畅，人们为固定的想法所支配，并始终在彼此的心中存在。人在那个想象的世界中最终给予他自己在现实生活条件中徒然追求的形式与极限。小说根据需要制造命运，就这样与造化竞争，并暂时战胜死亡。对最著名的小说的细致剖析表明，小说的本质就在于这种永远朝同一个方向的永恒修正，由艺术家根据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这种修正远非道德的或纯粹形式的，它首先追求的是一致性，由此而表现形而上的需要。小说在这个水平上，首先是运用智慧来为怀念的或反抗的感觉服务。从法国的分析小说与麦尔维尔、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尔斯泰的作品中可以研究这种对一致性的追求。小说世界中有两个对立的极端的意图，即普鲁斯特式的创作与近年来的美国小说，对之稍加对照，即足以证明我们的论述。
美国小说声称，将人还原为其基本状态或对外界的反应与行为，即可找到其一致性。它并不选择一种感情或激情来予以形象化的表现，如同我们的古典小说那样。它拒绝分析与探求说明与概括一个人行为的基本心理上的根由，因而这种小说的一致性不过是看法的一致性。其技巧就是从外部刻画人，描写他们最不同的行为举止，不加评论地转述他们的话语，甚至完全重述，塑造的人物好似完全是由他们每天的刻板生活所确定的。人们的这种机械生活使他们彼此相像，这样便可以解释这个奇怪的世界，那里所有的人看起来可以相互替换，甚至身体的特征也是如此。这种技巧被称做现实主义实乃误解。艺术中的现实主义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是个不可理解的概念。除此之外，显而易见的是，这个小说世界并非要简单而纯粹地再现现实，而是以极其任意的方式重塑现实。小说世界产生于对真实所进行的有意的删改。这样获得的一致性会降低价值的一致性，使人物与世界千篇一律。在这些小说家看来，仿佛是内心生活使人的行动失去了一致性。这种怀疑部分说来是合理的。然而反抗是这种艺术的源泉，只有从内心的现实制造出一致性而非否定它，反抗才会找到满足。完全否定它，则无异于援引一个想象的人的话语。黑色小说也是玫瑰色小说，具有表面的自负。它以自己的方式进行感化。身体的生活仅仅局限于自身，反常地产生一个抽象的无根据的世界，始终为现实所否定。排除了内心生活的这种小说，书中的人物似乎让人在玻璃窗后面观看，它给予自己一个假设的人作为唯一主题，最终必然表现病态。这样便可以解释何以在这个世界中使用了为数众多的“头脑简单的人”。头脑简单的人是这样一种行业的理想主题，因为仅从他的行为举止即可断定他的整个为人。他是这个令人绝望的世界的象征，不幸的木偶在这个世界中过着千篇一律的机械生活，而美国小说家却面对现代世界，把他们提高为一种感人的但毫无结果的抗议。
至于普鲁斯特，他苦心孤诣地观察现实，由现实而创造出一个封闭的无法替代的世界，这个世界仅属于他，标志着他对逃遁的事物与死亡的胜利。然而其技巧是对立的。这种技巧首先就在于审慎地选择，细心地收集一些幸运的时刻，这是小说家从其最隐秘的过去挑选出来的。流逝的无穷岁月便这样从人的一生中剔出，因为它们在回忆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如果说美国小说的世界是没有记忆的人的世界，普鲁斯特的世界对他人来说则仅仅是一种记忆。这是种种记忆中最苛求的一种，它拒绝现在这样的散乱的世界，从一种重新找回的芳香中得知了新老世界的秘密。普鲁斯特选择了内心生活，尤其是比内心生活更隐秘的东西，而放弃了现实生活中已被遗忘的即机械的事物，盲目的世界。但他并未由于这种对真实的拒绝而否定真实。他没有犯与美国小说的错误相对称的错误，即取消机械生活，相反，他在更高的一致性中把失去的回忆与现在的感受，目前的挫折与往昔的幸福时光结合在一起。
已难以重返过去幸福时光的地点与恢复青春。如花似锦的少女们面对大海笑逐颜开，唧唧喳喳说个不停，然而观看她们的人渐渐失去了爱她们的权利，犹如他爱过的少女们失去了生存的权利。这正是普鲁斯特的忧郁，在他心中十分深沉，使他拒绝一切存在。然而他喜爱欣赏面孔与光线，这同时使他依恋这个世界。他不同意幸福的假日时光会永远一去不返，于是承担起重新创造这些时光，为反抗死亡而指出在时间的尽头会重新找到过去，那是一个不朽的现在，比原先的时光更真实更丰富。《追忆逝水年华》的心理分析因而仅仅是一种省力的手段，普鲁斯特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写了《重新找回的年华》，将分散的世界聚集在一起，赋予它撕心裂肺的含意。他在去世的前夕所艰难取得的胜利就是通过回忆与才思，从不断逃遁的形式中创造了人类一致性的动人心弦的象征。这样一部作品对创造所进行的挑战就是把自己表现为一切，表现为一个封闭的统一世界。这可以说明那些没有懊悔的作品。
可以说普鲁斯特的世界就是一个没有神的世界。这样说之所以正确，绝非因为其作品中没有谈论到上帝，而是因为那个世界没有野心成为一个封闭的尽善尽美的世界，赋予永恒以人的面孔。《重新找回的年华》，至少就其雄心来说，是没有神的永恒。就此而言，普鲁斯特的作品可看做是人为了反抗必死这种状态，而做出的一桩最宏伟的与有意义的事业。它表明了小说艺术对强加于我们并被拒绝的造化重新加以创造。至少从其某一个方面来看，这种艺术就是要选择创造物而反对其造物主。更为深刻的是，它融合了世界的或生命的美，以反对死亡与遗忘的力量。它的反抗因而是创造性的。
反抗和风格
艺术家通过对现实加工而肯定了其拒绝的力量。然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所保留的一切现实，表明他至少同意真实的一部分，他正是从变化的阴影中汲取出这一部分，把它带往创造的光明。倘若全部是拒绝，则整个现实被摈斥，我们所得到的作品纯粹是形式的。反之，艺术家若出于与艺术不相干的原因而歌颂未加工的现实，我们便得到了现实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反抗与同意、肯定与否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最初的创造运动仅仅为了拒绝而受到损害。这时是形式上的逃避，我们的时代提供了众多的这种例子，可以看到其虚无主义的根源。在第二种情况下，艺术家排除了世界的一切美好前景，从而声称给予世界一致性。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承认自己需要一致性，即使是堕落的。但他也放弃了艺术创造的第一个要求。为了更加否定创造意识的相对自由，他肯定了世界的全体性。在这两种作品中，创造行为均被否定。最初，他仅仅拒绝了现实的一个方面，同时肯定了另一个方面。不论他排斥了全部现实还是仅仅肯定了它，在这种绝对否定或绝对肯定中总是否定了自己。人们可以看出，这种分析在美学方面与我们在历史方面的分析是一致的。
一切虚无主义最终都会成为一种价值，一切唯物主义最终会自己否定自己。同样，形式的艺术与现实主义的艺术是荒诞的概念，没有任何艺术会绝对拒绝真实。蛇发女神无疑是纯粹想象的创作，但她的脸与头顶上的蛇却是现实中存在的。形式主义可以越来越摆脱真实的内容，但始终有一个限度。即使抽象艺术中的纯几何图形，也需要从外部世界中汲取其色彩与透视的比例。真正的形式主义是沉寂。同样，现实主义不能没有少许作者的阐释与任性的挥洒。最卓越的摄影表现了真实，但来自其对象的选择，为没有界限的一切规定了界限。现实主义艺术家与形式主义艺术家，在天然状态的真实中或者在自以为排斥了一切现实的想象的创造中寻求所没有的一致性。相反，艺术中的一致性来自于艺术家对真实所施加的改变，二者缺一不可。艺术家通过语言或者对从真实所汲取的材料的重新安排、所进行的修正便称做风格，它赋予这重新创造出来的世界以和谐一致性与界限。对一切反抗者而言，这种修正的目的就是将其法律给予世界，而且某些天才取得了成功。雪莱说：“诗人是世界的立法者，但未得到承认。”
小说艺术从起源来说，便不能忘记阐释这种使命，但它既不能完全接受真实，又不能绝对脱离真实。百分之百的想象出来的事物并不存在，即使它在纯粹脱离现实的理想小说中存在，也没有意义，因为寻求一致性精神的第一个要求，便是这种一致性应当是可传播的。另一方面，纯理论的一致性是虚假的一致性，因为它不以真实为根据。玫瑰色（或黑色）小说与教诲小说脱离了艺术，因为它们程度不同地未服从这种规则。相反，真正的小说创作运用真实，而且仅运用真实，运用其热情与鲜血、激情或呼喊，只不过在其中加入某些东西，使之改变面貌。
同样，通常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想成为对真实的直接再现。再现现实中的一切而不进行丝毫选择，即使这件事是可以想象的，也是毫无收获的对现实的重复。现实主义只应该是表现宗教真谛的手段，这正是西班牙艺术让人们感受到的出色之处，或者在另一个极端，它成为猿猴的艺术，对现实中的一切心满意足而加以模仿。事实上，艺术永远不是现实主义的，只不过有时意欲如此而已。若要成为真正的现实主义，那么描述必然是没完没了的。司汤达描述吕西安·娄凡走入客厅只用了一句话，若由现实主义艺术家来描述的话，则需要用几大卷来描写人物与装饰，犹未能写尽一切细节。现实主义是无穷无尽地列举一切，由此而显示出其真正的雄心是征服真实世界的全体性，而非其一致性。人们于是认识到现实主义是全体性革命的官方美学，然而已证明这种美学是不可能的。现实主义小说不由自主地在现实中进行选择，因为选择与超越现实是想象与表现的条件[265]。写作已是选择，因而对真实可任意选择，犹如对理想可任意选择。这使现实主义的小说成为暗含主题的小说。若想把小说世界的一致性归结为真实的全体性，唯有借助于一个先验的判断，将不适于本学说的一切从真实中清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按照其虚无主义的逻辑，必然会集教诲小说与宣传文学于一身。
不论是事件奴役创造者，还是创造者意欲否定整个事件，创作都降低到虚无主义艺术堕落的形式。创作如同文明一样，必须在形式与材料、变化与思想、历史与价值之间保持不间断的紧张状态。若平衡被打破，就会出现专制或无政府状态，成为宣传或形而上的狂热。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与由推理而得出的自由相一致的创作是不可能的。现代艺术或者屈从于抽象的或晦暗的形式，或者求助于最粗俗与天真的现实主义，它总归是一种暴君与奴隶的艺术，而非创造者的艺术。
不论是内容压倒形式的作品，还是形式吞没内容的作品，它们所谈及的协调一致性都是落空的与令人失望的。在这个领域如同在其他领域一样，凡与风格了不相关的一致性皆是残缺的。不论艺术家选择的是什么角度，有条原则对所有创作者始终是共同的，即风格化，它同时意味着真实与赋予真实以形式的思想。创作者努力通过它重新塑造世界，使之略微变形，这正是艺术与抗议的标志。不论是普鲁斯特给人类经验带来的显微镜式的放大，还是相反美国小说将其人物缩小到荒唐的地步，作品中的现实都可以说是被迫的。创作、反抗的成果，便存在于表现作品风格与格调的变化之中。艺术要求将不可能的事物用形式表现出来。当震撼心灵的呼喊找到了最雄健有力的语言，反抗便满足了其真正的要求，从这种对它自己的忠诚中汲取到创造的力量。尽管这与时代的成见相抵触，艺术中最伟大的风格是反抗的最高表现。由于真正的古典主义不过是被驯服的浪漫主义，天才就是一种创造了其自身标准的反抗。因而与今天人们所讲述的相反，在否定与纯粹的绝望中没有天才。
这同时也就是说，伟大的风格并非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美德。然而，当为了追求风格而损害真实时，便会是如此，那时它再不是伟大的风格。它不再发明，而仅仅是模仿，如同一切学院派一样，而真正的创造是革命的。由于风格化概括了艺术家在再现现实时表现出干预与修正的意志，若需要把风格化推进得太远时，风格化应该是不露痕迹的，这样，产生艺术的要求才能最有力地表现出来。对伟大风格来说，风格化是看不见痕迹的，即融为一体的。福楼拜说：“艺术不应该害怕夸张。”但他又加了一句：“夸张应该是连续的，与自身成比例的。”当风格化被夸张，可以看得出来，作品便是纯粹的回归：它企图征服的一致性便与具体内容不相干了。相反，当现实呈现天然状态，而风格化微不足道时，所表现的具体事物便无一致性。伟大的艺术、风格、反抗的真正面目便介于这两种异端之间。
创造与革命
艺术中，反抗通过真正的创造来完成与永远存在，而非通过批评与诠释。而革命这一方面唯有通过文明来得到肯定，而非通过恐怖与暴政。我们的时代向陷入困境的社会提出两个问题：创造是可能的吗？革命是可能的吗？这两个问题实则为一个，与文明的复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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