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由于是虚无主义的，便在形式主义与虚无主义之间进行挣扎。现实主义既是资产阶级的，即黑色的，又是社会主义的，这样它便成为说教的。当形式主义是无根据的抽象时，它属于过去的社会，但同样也可以属于自命拥有未来的社会，这样它便是宣传。被不合理的否定所破坏的语言陷入言语的混乱，它听命于决定论的意识形态，终于成为口号。艺术处于两者之间。倘若反抗者应当同时拒绝对虚无的狂热与对全体性的同意，艺术家则应该同时摆脱对形式的迷恋与现实的极权的美学。今日的世界的确是一个，但它的一致性的确是虚无主义的一致性。这个世界应当放弃形式原则的虚无主义与没有原则的虚无主义，重新找到创造性的综合道路，唯有如此，文明才是可能的。在艺术中，无休止的评论与报道的时代同样濒于死亡，宣告创造者时代的到来。
然而，艺术与社会、创造与革命应当为此而重新找到反抗的源泉，那时，拒绝与同意、特殊与普遍、个人与历史会得到完全的平衡。反抗自身并非文明的成分，但它先于一切文明。当我们现在生活于走投无路的状态时，唯有它可以使我们对尼采所梦想的未来抱有希望：“社会的主人不是法官与镇压者，而是创造者。”这句格言并非赞同由艺术家领导城邦这种可笑的幻想，它仅仅点明了我们时代的悲剧，即人的精力完全投入生产，再无创造可言。工业社会应重新赋予劳动者以创造者的尊严，也就是说，使他们同时对劳动本身与劳动产品都感兴趣并进行思索。惟其如此，它才能开辟文明之路。对阶级与个人来说，今后所需要的文明不能将劳动者与创造者分割开来。同样，艺术创造也不能将形式与内容、思想与历史分割开。这样，文明才会承认一切人享有反抗所肯定的尊严。由莎士比亚来领导鞋匠的社会既是不正确的，也是空想。然而，鞋匠的社会若声称不需要莎士比亚，同样是灾难性的。没有鞋匠的莎士比亚会效劳于暴政，没有莎士比亚的鞋匠若不为暴政的扩张卖力，就会为暴政所吞食。一切创造本身便否定存在着主人与奴隶的世界。我们始终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可憎的暴君与奴隶的社会只有达到创造的水平才会死亡，转变为另一种社会。
然而，创造虽然是必需的，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是可能的。艺术中的创造时代是由对一个时代的混乱无序施加以有序的风格来确定的。它赋予当代人的激情以形式与样式。因而在我们的王公贵族再没有闲情谈情说爱时，一个创造者再重复拉法耶特夫人的作品便不行了。今天，集体的激情已超过个人的激情，因而可以运用艺术来控制爱情的狂热。但不可避免的问题同样是控制集体激情与历史斗争。艺术的对象已由人的心理扩展到人的生存状态，尽管仿作者为之遗憾。当时代的激情影响到全世界时，创造想控制整个的命运，但它同样在面对整体性时保持了一致性。这时，首先是它自身，然后是整体性思想，使它处于危险之中。创造在当今成为危险的事情。
为了控制集体激情，必须亲自经历与感受它们，至少是相对的。艺术家感受集体激情的同时，也被它吞食，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的时代成为报道的时代，而不是艺术作品的时代。它缺少对时间的正确使用。驱策这些激情所带来的死亡机会大于谈情说爱或雄心勃勃的时代，因为真正感受集体激情的唯一方式，就是同意为这种激情并通过这种激情而死。对艺术来说，真实性的最大机会就是最大的失败机会。如果战争与革命的期间不可能进行创造，我们将不会有创造者，因为战争与革命就是我们的命运。不确定的生产的神话本身便蕴含着战争，犹如乌云蕴含着雷雨。战争于是蹂躏西方，杀死了贝基[266]。资产阶级的机器则从废墟中出现，便看到革命的机器向它迎面走来。贝基甚至来不及复活过来，威胁一切的战争将会屠杀一切可能成为贝基的人们。如果创造性的古典主义是可能的，则应该承认，它即使用一个名词来说明，也完全是一代人的事业。失败的机会在破坏的时代只能由数目的机会来补偿，也就是说，十个真正的艺术家中至少有一个存活下来，担负起实现他的弟兄们最初的话语，在他的一生中成功地同时找到激情的时间与创造的时间。艺术家不论愿意与否，不能再是孤独者。反抗的艺术最终也表现出“我们存在”以及与之相关的谦卑的道路。
此时，征服世界的革命沉陷于虚无主义，威胁那些反对它而意欲在全体性中保持单一性的人们。今天的一种历史意识就是在艺术家与新的征服者之间，在创造性的革命的见证人与虚无主义革命的营造者之间进行的斗争。明天更是如此。人们对这一斗争的结局只能抱有合理的幻想。我们至少知道以后会进行这场斗争。现代的征服者可以屠杀，但似乎不能创造。而艺术家们会创造，却不能杀人。艺术家中若有杀人凶手也是例外。久而久之，我们革命社会的艺术因而定会消亡。然而那时，革命会生存下去。每当革命杀害一个可能会成为艺术家的人，它便变得更加虚弱。倘若征服者最后使世界屈服于他们的法律，也不能证明数量可以决定一切，而只能证明这个世界是座地狱。在这个地狱中，艺术的地位与被战胜的反抗的地位是一样的，在空虚绝望的岁月中空怀着盲目渺茫的希望。欧内斯特·德温格在其《西伯利亚的日记》中讲述了一个德国中尉的故事。他多年来被关在一个集中营，饥寒交迫，竟用木键制造了一架无声的钢琴。他就在那里，在一群衣衫破烂、饱尝苦难的囚徒中间，创作了奇妙的音乐，唯有他一人可以听到。这样，他身处地狱，神奇的曲调与消逝的美的壮烈形象始终在罪恶与暴行中给我们带来反抗的回响，证明人在漫长的世纪是何其伟大。
然而地狱终究有竟期，生命有一天会重新开始。历史也许会终结，而我们的任务并非结束历史，而是要根据我们以后所知道的真正事物的形象创造历史。艺术至少告诉我们，人不能仅仅归结为历史，人在自然界的秩序中要找到存在的理由。对他来说，伟大的农牧神并未死去。他最本能的反抗肯定了所有的人共同的价值与尊严，同时为了满足对单一性的渴求，执著地要求享有真实中未受损害的一部分，其名字就是美。人们可以拒绝全部历史，却可以与星辰和海洋的世界融洽无间。想要无视自然和美的反抗者们必定不愿意以工作与存在建立尊严。一切伟大的改革家都竭力在历史中建造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托尔斯泰创造的世界，这个世界始终准备满足每个人心中怀有的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求。无疑美不会进行革命，但将来有一天革命需要美。美的规则否定真实，同时又赋予真实以统一性，这规则也是反抗的规则。人们是否能够永远拒绝非正义而又尊重人的本性与世界的美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这种道德同时是不屈服的与忠实的，唯有它可以照亮真正现实主义革命的道路。我们通过保持美来准备那再生的一天，那时文明远离历史上的形式的原则与堕落的价值，把这个新鲜活泼的美德置于它思索的中心地位。这个美德会创立世界与人所共有的尊严，我们现在面对侮辱这个美德的世界，应该对它加以阐明。
南方思想
反抗与杀人
欧洲与革命远离这个生命的源泉，于是激烈动荡，日渐衰落。在十九世纪，人打碎了宗教的束缚。他刚从中解脱出来，又为自己发明了新的束缚，不可容忍的束缚。美德陨亡了，但它复活后更加狂放。它向所有的人呼喊响彻大地的仁慈，这种遥远的爱成为对当代人道主义的嘲笑。它在这个固定点上只能造成破坏。将来有一天，它会变得更加乖戾，那时变得如警察一般。为了拯救人类，将会堆起把人烧死的木柴。我们处于当代悲剧的顶峰，会变得对罪恶熟视无睹。生命与创造的源泉似乎枯竭，恐惧笼罩着布满幽灵与机器的欧洲。在两次大屠杀之间，在地下搭起断头台。施刑者在那里默默地庆祝他们的新信仰。是什么呼喊扰乱了他们？诗人们在面临弟兄们被屠杀之际，骄傲地宣布他们是无罪的。全世界从那时起漫不经心地不再注意这种罪行。受害者陷入他们最不幸的处境：他们万念俱灰。在古代，杀人时喷溅出的鲜血至少会激起神圣的义愤，从而使生命的代价神圣化。对这个时代真正的谴责，相反却让人想到它还不够血淋淋的。血再不是可以让人看见的，它没有把伪善者的真面孔揭示于众。下面是虚无主义的极端表现：盲目而疯狂的杀人行径反倒变成一片绿洲，而愚笨的罪人与我们极其聪明的刽子手相比反而显得憨态可掬。
欧洲思想在长期认为可以和全人类一道为反对上帝而斗争之后，发现它若不想死亡，还必须与人类进行斗争。反抗死亡的反抗者想赢得不死性，不得不自己也动手杀人。他们若退缩的话，必须接受死亡。他们若要前进，则必须同意杀人。反抗已背离其根源，并被无耻地加以改头换面，在各个层面上都在牺牲与杀人之间摇摆不定。它希望其正义能为大家分享，但正义却成为稀罕的东西。圣宠的王国已被打倒，而正义的王国现在也在崩溃。欧洲由于对此失望而奄奄一息。欧洲的反抗曾为人的清白无辜而辩护，而今却不得不为否定自己有罪而拼搏。它刚刚奔向全体性，便注定要陷于最绝望的孤独。它想成为众人的大家庭，却再无其他希望，唯有在漫长的年代中将走向单一性的孤独者一个一个聚集起来。
必须放弃一切反抗吗？是否要接受一个有种种非正义行为的苟存的社会？还是要决心反对人类而效劳于历史的狂暴进程？总之，如果我们进行思考的逻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因循守旧，那么也必须接受它，如同某些家庭有时必须接受不可避免的不光彩的事情一样。如果反抗还需要为针对人类的各种杀人行为，甚至破坏行为进行辩护的话，那么也只好同意这种自杀行为。正义的感情最后会从中得到好处：商人的与警察的世界的消失。
然而我们现在仍生活在反抗的世界中。反抗会不会相反成为新暴君的借口呢？包含于反抗运动中的“我们存在”会不会与杀人行为和解呢？反抗为压迫确定了一个限度，在此限度内，所有的人所共同拥有的尊严开始得到维护，这样便确定了第一个价值。反抗把人们之间的共谋关系、共同的组织、宗派的团结作为主要参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使彼此趋同，结成一条阵线。它从而使思想在与荒诞世界的搏斗中迈出了第一步。通过这一进步，使它现在面对杀人时要解决的问题越发令人焦虑。杀人在荒诞的层面上，仅仅引起逻辑的矛盾，而在反抗的层面上，它是痛苦。因为需要决定有无可能杀死我们刚刚认出与之相似的那个人，并献出同一性。一旦摆脱了孤独，难道应该肯定与一切隔绝的行为，从而最终又恢复到孤独状态吗？一个人刚刚知道他并非是孤独的，如今又迫使他处于孤独，这难道不是对人所犯的最大罪行吗？
从逻辑上讲，可以说杀人与反抗是矛盾的，即使只有一个主人被杀，反抗者也不再有资格谈论什么人类共同体，而其他行为的合理性正由此而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更高尚的意义，如果人只有以人作为担保人，那么一个人只要离群索居，即可被从活人的社会中清除出去。该隐杀死阿贝尔之后，便逃往沙漠之中。如果是一群杀人者，这群人也生活在沙漠中，生活在被称为杂处的某种孤独中。
反抗者一进行打击，便把世界分裂为两个。他以人与人的同一性的名义而奋起反抗，又在血泊中认可了差异，从而牺牲了同一性。他深陷苦难与压迫之中，唯一的存在就在这同一性中。那同一种运动旨在肯定他的存在，却因此而使他停止存在。可以说有些人，甚至几乎所有的人都与他在一起。然而，不可替代的友爱世界即使只缺少一个人，也可以说这个世界荒无人烟。如果我们不存在，则我也不存在，这样即可解释卡利亚耶夫的无尽的忧思与圣茹斯特的缄默。反抗者们决定以暴力与杀人来保持存在的希望，徒然地以“我们将会存在”代替“我们存在”。杀人者与受害者在将来消失时，人类大家庭在没有他们的情况下会重新建立。虽然有例外，规则重又成为可能。在历史的层面上，如同在个人生活中一样，杀人是个绝望的例外，或者算不了什么。它对事物秩序所造成的破坏是没有前途的。杀人是非常之举，不能像纯粹的历史态度所希望的那样加以运用，它是一个限度，人们只能有一次达到它，在此之后则必须死去。反抗者若听由自己卷入杀人行动，只有一种方式可以和他的杀人行为和解，即接受他自己的死亡与牺牲。他杀人，然后死去，此足以表明杀人是不可行的。他于是指出，他其实喜爱的是“我们存在”，而非“我们将会存在”。这样便可以解释卡利亚耶夫在狱中何以气定神闲，而圣茹斯特在走向断头台时为何神色坦然自若。越过了这个最大的限度，便开始产生矛盾与虚无主义。
虚无主义的杀人
不合理的罪恶与合理的罪恶同样表现了由抵抗运动所揭示的价值，但首先是不合理的罪恶。否定一切而自命有权杀人的人，萨德、浪荡的杀人犯、卡拉马佐夫、横行无忌的盗匪、在人群中开枪的超现实主义者，他们都要求完全的自由，无限制地表示人的骄傲，虚无主义在狂热中把创造者与创造物混为一谈。它取消了一切希望的原则，抛开一切限制，毫无来由地胡乱发泄愤怒，最后认为，他对杀死那些注定要死亡的人毫不在乎。
然而，它的理智，对共同命运的彼此了解以及人们之间的沟通，始终是活跃的。反抗宣告了这一切，承诺要为之效力。同样，它为反对虚无主义而确立了行为准则，不需要等到历史终结才开始行动，而且这准则不是形式的。它与雅各宾的道德相反，注意到了未为规则与法律所顾及的一切。它为一种道德开辟了道路，这个道德绝不服从抽象的原则，而是在起义与无休止的争论中揭露它们。绝不能说这些原则是永恒的，声称它们将来存在会是徒劳的。但它们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存在的，和我们一道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否定奴役、谎言和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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