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有人会说，作者对卡列宁也没有全盘否定，卡列宁对安娜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譬如，他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丈夫的责任，按时给安娜送生活费，而在安娜分娩病重时他也感到悔恨，对安娜和伏伦斯基也说了心里话，向他们表示宽大的胸怀。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指出托尔斯泰对人的独特看法，以及他在塑造人物时反对简单化、强调要有血有肉的一贯手法。关于人，托尔斯秦说过这样的话：“有人徒劳地把人想象成为坚强的、软弱的；善良的、凶恶的；聪明的、愚蠢的。人总是有时是这样的，有时是另一样的；有时坚强，有时软弱；有时明理，有时错乱；有时善良，有时凶恶。人不是一个确定的常数，而是某种变化着的，有时堕落、有时向上的东西。”这话当然不够全面，但也有一定道理。托尔斯泰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他长期观察人的结果，他在创作时常受这种观点的影响。拿安娜来说，她是一个敢于反抗封建势力的勇敢女性，为了争取爱情和自由敢于正视险恶的环境；但她也有软弱的一面，伦理道德和宗教观念像一具无形的枷锁束缚着她的思想，使她在冲破婚姻关系时内心矛盾重重。她梦见自己有两个丈夫，一个是伏伦斯基，一个是卡列宁，就是这种苦闷心情的反映。她产后发高烧，说呓语，竟把平时恨之入骨的卡列宁说成好人，甚至圣人，还要自己心爱的情人伏伦斯基同他握手言和，这种行为也反映出安娜内心极其矛盾，无法克服恐惧和内疚。拿卡列宁来说，他千方百计制止安娜对伏伦斯基的爱情，制止不成，为了保全面子考虑同安娜离婚。但等安娜正式要求离婚，他又坚决不同意；安娜要求他把儿子归她，他不仅不同意，而且不让她同儿子见面，甚至对儿子谎称他母亲已经死了。当他收到安娜病危电报时，内心又浮起卑劣的念头，满心希望她死；但等他听到安娜的呓语，看到她病危的景象，他顿时良心闪现，向安娜表示忏悔，要求安娜和伏伦斯基的饶恕。凡此种种都说明托尔斯泰对人性的复杂和变化都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并且能用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来。

    安娜的悲剧进一步表现在她对伏伦斯基的爱情上。安娜对卡列宁为她安排的那套死气沉沉的生活深感不满，强自压抑着她身上蓬勃的生气，但在遇到伏伦斯基后，她那被控制着的生命之火终于熊熊燃烧，以至发展成一场大火，把自己烧成灰烬。这是旧的伦理道德、教会习俗对一个感情真挚的女子人性的蹂躏，也是像卡列宁那样的官僚机器对敢于要求个性解放的妇女的戕害，这是主要的方面。但在促使安娜对生活彻底幻灭上，伏伦斯基也有不容推诿的责任。伏伦斯基原来也是贵族中的一个花花公子，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自从遇到安娜后他的感情和生活起了很大变化。他真诚地爱安娜，为了她放弃功名，改邪归正，不再吃喝玩乐，而把全部感情奉献给了心爱的人。为了她，他不怕舆论；为了她，他不惜开枪自杀；为了她，他毅然同她离开祖国。事实上，像伏伦斯基那样感情真挚的青年在贵族中是不多见的，他的精神境界远超过一般的贵族青年。但伏伦斯基终究是个生活在上流社会的贵族，他可以为安娜放弃功名，改变生活方式，但他不能把自己的生活长期局限于同安娜在一起的两人世界里，他需要社会活动，需要同朋友交往，而不能像安娜那样把全部感情长期倾注在一个人身上，这样就导致安娜的不满，引起两人之间的不和。安娜离家出走后，她在舆论的压力和世俗的目光下，精神上已极其压抑，再加上长期离开心爱的儿子，母性的痛苦又经常折磨着她，而成为她唯一感情支柱的伏伦斯基的爱情又渐渐淡化，使她内心感到一片空虚，无可奈何地走上自我毁灭之路。“一切都是虚假，一切都是谎言，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罪恶！”这是安娜临终前的叹息，也是她对她所生活的社会的控诉，其中也不无自我谴责的成分。这几句话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当时俄国社会入木三分的鞭笞，也表现了他对安娜·卡列尼娜这样一个女性的无限同情。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除了安娜、卡列宁和伏伦斯基这条线，还有一条列文和吉娣的线。作者详细描写了列文和他一家的生活，但更多地叙述了列文的思想。托尔斯泰在好几部作品里通过一个主人公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如《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地主和《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但应该说，列文这个人物带有更浓的自画像色彩。列文的生活方式很有点像托尔斯泰自己的生活方式，列文的许多思想感情也酷似托尔斯泰本人的思想感情。

    列文和安娜是两个不同的人物，但都是善良可爱的人。列文身为大地主，但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地主。他严肃正派，个性顽强，思想上有改革愿望，但又有保守色彩。他对当时俄国农村经济的状况忧心忡忡；他认为农民没有土地，却要养活整个俄国，而农民又不愿真心为地主工作，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无法调和。列文凭着一股热情，天真地想用独特的方式来解决这个矛盾。他主张实行“对分制”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就是：收成的一半归农民，一半归地主。但这种办法到头来只能是一种幻想，土地所有制问题不解决，农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劳动热情。农民世世代代受着地主的剥削和愚弄，积累了惨痛的教训，因此不论地主说什么话，提出什么新办法，他们都不会相信，列文的改革办法也是行不通的。

    但列文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地主中确属凤毛麟角。他迷恋自己那套海市蜃楼式的农业改革，不仅想在俄国推广，而且想推广到全世界。他希望农民富足，俄国富强，自己这样的地主老爷也可以在农民面前“扪心无愧”。他劲头十足地搞农业改革，亲自去干农活，不断地探索、宣传、实验，但最后还是一事无成。列文年富力强，家庭生活美满，精神上却极其苦闷。他甚至抵挡不住死的诱惑，几次想到自杀，以致只得把绳子藏起来免得上吊，随身不带手枪免得开枪自杀。这是多么大的悲剧！列文的这种心情正是托尔斯泰当年心情的写照，由此可见托尔斯泰的精神危机已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真可说是惶惶不可终日，而这也是导致他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观发生激变的原因。

    托尔斯泰借列文之口说：要是我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他不知道生命从哪里来，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由此也就产生了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托尔斯泰在宗教问题上一直是自相矛盾的，长期在信仰与不信仰之间动摇。他生活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信仰基督教的俄国，家里人都是基督教徒，从小又受到神学教育，因此他是在浓厚的宗教气氛中长大的，宗教思想在他身上根深蒂固；但是托尔斯泰的学识又实在太渊博了，可以说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无所不晓，再加上他爱探索真理，对任何问题都要刨根究底，对俄国教会的黑暗腐败又了解得太多，因此他对宗教不能深信不疑。直到晚年，托尔斯泰还对高尔基说：“少数人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除了上帝以外什么东西都有了；多数人也需要一个上帝，因为他们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两句话极其深刻，说明少数统治阶级有财有势，物质生活富裕，但精神空虚，他们信仰上帝以获得精神上的支撑；而广大人民一无所有，饥寒交迫，度日如年，他们也需要信仰上帝，以缓解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这也进一步说明托尔斯泰的宗教信仰直到晚年都是动摇的。

    列文和安娜从表面上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物，他们的生活环境不同，婚姻遭遇各异，个性、脾气、教养、爱好也各有不同，但他们还有不少共同之处。首先，他们两人都是上流社会里少见的优秀分子；他们心地善良，诚恳真挚，同情他人，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关心别人的幸福；他们富有正义感，对不公平的社会愤愤不平，既不愿同流合污，又敢于用各自的方式进行对抗。列文在婚前经历过放荡的生活，同吉娣这样一个纯洁的姑娘结婚，他自惭形秽，感到内疚，甚至把记录婚前生活的日记全部交给未婚妻阅读，请她重新考虑是不是愿意与他结合，这是多么光明磊落的人品！而这又正好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安娜对抗社会的结局是悲惨的，列文探索新生活的道路，结果也失败了。因此两人的生活经历都很不幸，他们从不同的方面痛恨他们所生活的社会，这样他们也就有了共同的爱憎。

    列文的故事在小说中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列文的形象本身也具有感人的魅力，但应该说，列文在书里还起着衬托安娜、解释安娜的作用。在小说里，凡是好人几乎都同情安娜，喜欢安娜，但真正欣赏安娜精神世界的，不是别人而是列文。列文发现安娜身上具有诚实的美德，脸上有一种洋溢着幸福的光辉并且把幸福散发给别人的神态。自己幸福也希望别人幸福——这是安娜心灵的要求，也是列文追求的人生目标。而在这种崇高的追求中两颗纯洁的心产生了共鸣，尽管在生活上他们所走的路并不相同。

    列文对安娜的态度其实也就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态度。列文说安娜是一个多么奇妙、可爱和可怜的女人，这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安娜的评语，有助于我们对安娜的理解。

    作为一部小说，《安娜·卡列尼娜》结构比较特别，它由安娜、卡列宁、伏伦斯基和列文、吉娣两条线组成。有人对此提出意见，认为不合乎“建筑学”原则，托尔斯泰却反驳说：“相反，我正是以建筑学而感到自豪，圆拱砌合得使人察觉不出拱顶在什么地方。”他又说：“这座建筑物的联结不靠情节和人物之间的关系，而靠一种内在的联系。”托尔斯泰确实是一位文学方面的建筑大师，他所建造的艺术大厦是那么宏伟壮丽，它的结构是那么新颖别致，拱顶又砌合得那么天衣无缝，不能不使人叹服于他那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草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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