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政治和经济学的比较

    本章前的题词引自《斯坦福》（Stanford）杂志2007年1月/2月刊中的一篇题为“一位资本思想家”（A Capital Thinker）的文章。关于加利福尼亚的选民与电价的情况可以参见约翰·凯（John Kay）的《文化与繁荣》（Culture and Prosperity）一书第101页的相关内容。国会议员迪克·阿梅伊的那番话摘自他的著作《阿梅伊公理》（Armey's Axioms）第183页。关于津巴布韦实施价格管制之后的灾难性后果可以参见2007年8月2日的《纽约时报》A1和A8版所登载的题为“限制价格的举措使津巴布韦人民的痛苦加剧”（Caps on Prices Only Deepen Zimbabweans’ Misery）的新闻报道。赫伯特·斯坦对尼克松总统采取价格管制措施后的不利后果的描述引自其《总统经济学》（第2次修订版）（Presidential Economics）第186页，他对各界并没有期待这些价格管制措施能对控制通货膨胀产生影响的评论来自同一本书的第161页。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关于自己所推行的价格管制政策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对这些政策的评论都引自1978年10月16日《新闻周刊》（Newsweek）第92页题为“经济学中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Economics）的专栏内容。赫伯特·斯坦从政治的角度解释为何政府不解除对石油的价格管制可以参见他的著作《总统经济学》第193页。里根总统取消石油价格管制的经济影响可以参见1986年夏季《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中刊登的一篇文章“兜售骗人之说的商人”（Snake Oil Salesmen），相关内容在第74页。富兰克林·D. 罗斯福对于自己通过反复试验来寻找解决大萧条方法的解释可以参见詹姆斯·A. 史密斯（James A. Smith）的《贡献思想的经纪人：智库和新政策精英的崛起》（The Idea Brokers: Think Tank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Policy Elite）一书第76页。阿米蒂·什莱斯（Amity Shlaes）在《被遗忘的人》（The Forgotten Man）一书第148—149页指出赫伯特·胡佛才是首开政策干预经济先河的总统，而在他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又进一步将这种做法发扬光大。这本书在第91—100页介绍和讨论了胡佛总统干预经济的一些例子。彼得·特明关于1987年美国股灾的评论摘自他的著作《大萧条的教训》（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第43页。关于1987年股灾的另外一些评论摘自里克·W. 哈弗（Rik W. Hafer）和斯科特·E. 海因（Scott E. Hein）合著的《股票市场》（The Stock Market）第27页。在1987年股灾发生之后对里根总统的各种批评意见引自1987年11月6日《华盛顿邮报》A2版的文章“首都不同步”（A Capital City Out of Sync）以及1987年10月22日《纽约时报》A35版的专栏文章“清晨再次来临”（It's Morning Again）。卡尔·马克思的言论摘自他1851年2月3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封信，该信被收录到1982年在莫斯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Collected Works）第38卷第275页。威廉·西蒙关于国会听证会的评论摘自约翰·J. 米勒（John J. Miller）的著作《自由的礼物》（A Gift of Freedom）第61页。N. 格里高利·曼昆教授的评论引自他一篇名为“如何避免经济萧条？让美联储去发挥作用”（How to Avoid Recession？Let the Fed Work）的专栏文章，相关内容登载于2007年12月23日《纽约时报》商业版第4页。2003年11月15日的《经济学人》在第57和58页登载了一篇题为“钢铁行业的盛世烟花”（Sparks Fly Over Steel）的文章，讨论了美国保护钢铁行业的政策造成的用钢产业就业减少和利润损失。《美国残疾人法案》的通过和实施对残疾人就业所造成的影响引自2008年1月20日的《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第18页，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意想不到的后果：为何善意的法律效果却适得其反？”（Unintended Consequences: Why Do Well-Meaning Laws Backfire?）。文中纽约市的支出和税收数据来自《城市学刊》（City Journal）2003年冬季刊中一篇题为“布隆伯格驾到：城市走向衰亡”（Bloomberg to City: Drop Dead）的文章，该文载于期刊的27—35页。1990—1995年期间有1700万美国人失去工作的情况引自由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ReserveBankofDallas）出版的刊物《西南经济》（TheSouthwestEconomy）1996年11月/12月刊中的一篇文章“裁员的好处”（TheUpsideofDownsizing），相关内容在第7页。亚当·斯密指出18世纪的法国忽视基础设施建设的言论摘自他的著作《国富论》（TheWealthofNations），1937年现代图书馆版，第687和688页。

    第2节：自由与非自由劳动力

    《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杂志2002年4月刊80—88页登载了一篇名为《现代奴隶制度的社会心理学》（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Modern Slavery）的论文，该文对印度债务奴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在威廉·L. 韦斯特曼（William L. Westermann）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体系》（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第、12页中曾提及在古希腊有些奴隶并不与其主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关于收入最高和最低的20%美国家庭的工作时数的数据引自艾伦·雷诺兹（Alan Reynolds）的《收入和财富》（Income and Wealth）第27页。保罗·威廉姆斯的故事摘自凯伦·E. 哈德森（Karen E. Hudson）的《建筑师保罗·R. 威廉姆斯：一种风格的遗产》（Paul R. Williams, Architect:ALegacy of Style），该书于1993年由里佐利国际出版社（Rizzoli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出版。关于F. W. 伍尔沃斯的故事摘自凯伦·普伦基特-鲍威尔的《记住伍尔沃斯》（Remembering Woolworth's），尤其是书中的第19—20页，30—33页以及83—86页。麦当劳公司员工的高流动率摘自2005年11月的《激励》（Incentive）杂志第10页的“你想要那样的职业生涯吗？”（You Want a Career With That?）。关于1996—2005年间，收入最高的1%和最低的20%美国家庭的收入流动性数据摘自2007年11月13日《华尔街日报》A24版的“向上前进”（Movin’On Up）。更完整的介绍参见美国财政部（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2007年11月13日的报告“1996—2005年美国的收入流动性”（Income Mobility in the U.S. from 1996 to 2005）。证明美国劳动力中收入排在全国最低20%的个人收入水平提高的数据引自由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发布的1995年年度报告的摘录版“靠我们自己奋斗：经济机会和收入分布的动态变化情况”（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第8页。关于收入最高的400个个人纳税者高变动率的数据来自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发布的“收入统计公报”（Statistics of Income Bulletin）2003年春季号，出版物1136（6—03修正版）中的“历年（1992—2000）调整后总收入最高400人的个人所得税申报表”（The400 Individual Income Tax Returns Reporting the Highest Adjusted Gross Incomes Each Year,1992-2000）。证明占比较少的青年人口实施了较高比例的犯罪行为的统计数据引自詹姆斯·Q.威尔逊和琼·皮特尔斯连（Joan Petersilia）共同编著的《犯罪》（Crime）一书第498页。与之类似的成年人犯罪数据可在该书第43页找到。关于英国青少年犯罪的类似数据可以参见大卫·弗雷泽（David Fraser）的《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A Land Fit for Criminals）一书第199—200页。关于罪犯智商水平的内容摘自理查德·J. 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第243页。关于英国和美国入室盗窃率的比较摘自乔伊斯·李·马尔科姆（Joyce Lee Malcolm）的书《枪支和暴力》（Guns and Violence）第165页。大卫·弗雷泽在《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书中第82、279、295、295和297页里都曾对英国对小偷过于宽容的处理方式进行了讨论。关于美国、英国、加拿大和荷兰的盗贼进入有人在家或无人在家的住房行窃的数据引自加里·克雷克（Gary Kleck）的《空白点》（Point Blank）第140页，而证明当佐治亚的肯尼索地区要求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家中配有一把枪支之后，该地区入室盗窃案件显著下降的数据也来自同一本书的第136页。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法律改革之后谋杀率大幅提高的数据引自詹姆斯·Q. 威尔逊和理查德·J. 赫恩斯坦合著的《犯罪和人性》（Crime and Human Nature）一书第409页。关于这之后普通人沦为暴力犯罪受害人的风险变大的数据来自查尔斯·E. 西贝尔曼（Charles E.Silberman）所著的《暴力犯罪，刑事司法》（Criminal Violence, Criminal Justice）一书第4页。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的犯罪率与定罪囚禁率的数据和反映两者关系的图表来自澳大利亚的出版物《政策》（Policy）2002—2003年夏季刊的第3—8页上登载的文章“监狱有用吗？”（Does Prison Work?），该期刊由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圣伦纳兹的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出版。在大卫·弗雷泽所著的《一片适合罪犯的土壤》中第97页也有相关的数据和内容。《纽约时报》2008年1月29日的A1和A16版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全世界都拒绝逐利的保释金制度，但这是美国司法系统的基石”（World Spurns Bail for Profit, But It's a Pillar of U.S. Justice）对美国的保释金制度的实际影响进行了讨论。彼特·希钦斯（Peter Hitchens）在《英国死刑制度的废除》（The Abolition of Britain）第32页提到了英国罪犯会在盗窃之前互相检查对方有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关于伦敦和纽约的枪支管制法案变迁历史和谋杀率的变化趋势可以参见乔伊斯·李·马尔科姆所著的《枪支和暴力》第141—144、223页，尤其是第225页。在该书的第164—166以及168页还介绍了在20世纪后半叶随着英国收紧对枪械持有的管制之后暴力性犯罪案件数量增加的情况，还可以参见彼特·希钦斯所著的《犯罪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Crime）一书第151页的相关内容。关于美国黑帮害怕谋杀执法官员的行径会激起民愤，导致各界更严格地监督其非法活动，所以不愿意去这么做的论断引自《纽约时报》2007年10月26日B2版的文章“80年代谋杀朱利安尼的计划？暴徒专家对此表示怀疑”。一位购物者在购物时被警察抓住并被迫上庭担任陪审员的小插曲引自2002年8月20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陪审员不够时，警察突袭沃尔玛找人上庭”（When the Jury Box Runs Low, Deputies Hit the Wal-Mart.）。罗伯特·C. 戴维斯（Robert C. Davis）在《基督教奴隶，伊斯兰主人》（Christian Slaves, Muslim Masters）一书第23页估计，在1530年到1780年期间，有100万或更多欧洲人被带到巴巴里海岸一带沦为当地人的奴隶。在同一本书的第3章还介绍了这些北非奴隶主残忍对待划船奴隶的情况。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南部地区，奴隶主会雇用爱尔兰移民来代替黑奴从事一些非常危险的工作，该情况在很多书籍中都有所提及，包括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棉花王国》（The Cotton Kingdom），现代图书馆版第70页和第215页；U. B. 菲利普斯（U.B. Phillips）的《旧南方的生活与劳动力情况》（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第186—187页；J·C·弗纳斯（J. C. Furnas）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普特兰（Putman）出版社版，第394页；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的《美国人》（The Americans）第二卷第101页；U. B. 菲利普斯的《美国黑人奴隶》（American Negro Slavery）第301—302页；刘易斯·C. 格雷（Lewis C. Gray）的《1860年之前美国南部农业史》（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第一卷第520页。关于苏联古拉格集中营体系经济状况的信息摘自加里娜·M. 伊万诺娃（Galina M. Ivanova）的著作《社会主义劳动营》（Labor Camp Socialism）第2章。保罗·N. 格雷戈里主编的书籍《斯大林计划经济的背后》（Behind the Facade of Stalin's Command Economy）第123—124页对苏联以古拉格囚犯的生命为代价修建了大量铁路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在罗伯特·C. 戴维斯的《基督教奴隶，伊斯兰主人》一书第23页，作者估计在1530年到1780年期间，有100万或更多欧洲人被带到巴巴里海岸一带为奴；被带到美国的非洲奴隶数量可以参见菲利普·D. 科廷（Philip D. Curtin）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调查研究》（The Atlantic Slave Trade:ACensus）第72、75和87页。关于奴隶在世界范围内不同国家的不同作用和对世界奴隶制的发展历程的凝练介绍可以参阅拙作《种族和文化》（Race and Culture）第7章中的相关内容。将奴隶用作祭祀品的情况在很多书中都有介绍，包括布鲁诺·拉斯克（Bruno Lasker）的著作《东南亚的人类束缚情况》（Human Bondage in Southeast Asia）第26页；奥兰多·帕特森（Orlando Patterson）的著作《奴隶制与社会死亡》（Slavery and Social Death）第191页；哈罗德·E. 拽夫（Harold E. Driver）的著作《北美洲的印第安人》（Indians of North America）第2版第325页。某些职业的奴隶会获得更好的待遇，包括那些要求特殊天赋的职业，例如在卡罗来纳沼泽中当司机或者从事烟草处理工作等，这些情况在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棉花王国》第114—116页、119—120页；赫伯特·S. 克莱因（Herbert S. Klein）的《美国的奴隶制度》（Slavery in the Americas），1967年版，第188页；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的《在沿海实行奴隶制的州的一次旅行》（A Journey in the Seaboard Slave States），1969年版中第127页都有所介绍。一个奴隶最后成了内河船长并指挥一群黑人和白人船员的案例来自《密西西比河谷历史评论》（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1961年12月刊第472—484页的一篇文章“西蒙·格里，在河上工作的人：一个几乎获得自由的奴隶”（Simon Gray, Riverman:ASlave Who Was Almost Fre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关于城市奴隶的评论摘自理查德·C.韦德（Richard C.Wade）的《城市中的奴隶制度》（Slavery in the Cities）一书第110页。有些书籍介绍了殖民地时期去往美国的一些白人契约佣工的情况，包括大卫·加伦森（David Galenson）的《殖民地时期美国的白人劳工：经济分析》（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An Economic Analysis）和阿博特·艾默生·史密斯（Abbot Emerson Smith）的《殖民者的奴役》（Colonists in Bondage）。在《殖民者的奴役》这本书的第3—4页，作者估计在新英格兰区以外，超过一半的白人都是以契约佣工的身份来到美洲殖民地的。19世纪很多中国人被迫沦为契约佣工并被船运往西半球的历史在一些书籍中都有介绍，包括瓦特·斯图尔特（Watt Stewart）的著作《秘鲁的中国劳工》（Chinese Bondage in Peru）第35、46、50、73—75、95—98以及124页的相关内容；图丰·克拉夫·科比特的著作《在古巴的中国人研究》（A Study of the Chinese in Cuba）第18—19、27—29、80和117页。阿博特·艾默生·史密斯（Abbot Emerson Smith）在《殖民者的奴役》一书第4章中讨论了英国人不择手段去寻找契约劳工并将其通过轮船送往西半球的殖民地的情况。有些书籍中列出数据将美国的奴隶人口与西半球其他国家的奴隶人口进行了对比，包括莱尔德·W. 贝尔加德（Laird W. Bergad）的《巴西、古巴和美国奴隶制历史比较》（The Comparative Histories of Slavery in Brazil,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第4章和菲利普·D. 科廷的《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调查研究》第87页。林肯关于“直到鞭打出的血得以由刀刺出的血来偿还”的著名讲话引自他的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讲，关于演讲全文可以参阅小罗纳德·C. 怀特（Ronald C. White, Jr.）的文章“林肯最伟大的演讲：第二次就职演讲”（Lincoln's Greatest Speech: The Second Inaugural）。古代奴隶赎回自由的一些案例可以参见威廉·L. 韦斯特曼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体系》一书第25页和第83页。此后西半球的奴隶赎回自由的情况可以参见大卫·W. 科恩（David W Cohen）和杰克·P. 格林（Jack P. Greene）共同编著的《既不是奴隶也不自由》（Neither Slave Nor Free）第7—8、24—26、31—34、63、86、88、90、91、96、125和第225—226页。

    第3节：医疗经济学

    美国的医疗费用约占全国经济产出的六分之一的数据引自《纽约时报》2007年1月9日A13版的文章“2005年全国医疗费用增长速度是过去6年里最慢的”（In ’05, Medical Bills Grew at Slowest Pace in 6 Years）。关于美国医疗费用中患者自付和通过其他渠道支付的金额及比例的数据引自“2008年第三保险情况说明报告”（The iii Insurance Fact Book:2008）第11页，该报告由美国保险信息研究所（Insurance Information Institute）出版。关于苏联医疗体系的信息来自《华尔街日报》1987年8月18日头版的文章“苏联医疗体系尽管早期尚能维系，现已濒临崩溃”（Soviet Health System, Despite Early Claims, Is Riddled by Failures）。同美国病人看病相比，日本医生接诊时间更短、接诊病人更多的情况引自罗杰·D. 费尔德曼（Roger D. Feldman）主编的《美国健康医疗》（American Health Care）第350页。韩国和加拿大魁北克省的相似情况也在该书352页中有所介绍。《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2003年的世界》（The World in2003）第52页登载了一篇题为“钱能治好英国国民保健制度吗？”（Will Money Cure the NHS？）的文章，对英国政府主导下的医疗体系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介绍。关于英国医院恶劣的就诊条件和90位患者在医院就诊时被感染而不幸去世的信息都源自2007年10月19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第4页的文章“尽管投入巨资，英国的医疗体系仍面临危机”（British Healthcare in Crisis Despite Massive Investment）。伦敦的《每日邮报》（Daily Mail）在2003年12月8日第10页登载了一篇文章“医院需要的是拖把和水桶而不是各种备忘录和越来越多的官僚”（Mops and Buckets, Not Memos and More Bureaucrats），文中介绍了英国医院照顾病人的标准不断下降，而医护人员玩忽职守以及病人感染的情况增多的现象。伦敦一家医院的管理人员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医院的清洁和维护工作上而无暇顾及病人的情况可以参见2003年12月8日《标准晚报》A13版的文章“里德先生，你又错了”（You’re Wrong Again, Mr. Reid）。英国首席医疗官浮夸地将医疗系统的问题归咎于肥皂和水的故事也被记录在2003年12月8日《每日邮报》第10页的文章“医院需要的是拖把和水桶而不是各种备忘录和越来越多的官僚作风”中。关于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患者等待外科手术所需时间的信息来自由杰瑞米·赫斯特（Jeremy Hurst）和路易吉·西奇利亚尼（Luigi Siciliani）共同完成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的名称是“解决择期外科手术等待时间过长问题：对12个OECD国家政策的比较研究”（Tackling Excessive Waiting Times for Elective Surgery:AComparison of Policies in TwelveOECDCountries），该报告于2003年由OECD 发布。这份研究报告的第13页还指出择期外科手术的等待时间可以平衡供需之间的不平衡；报告第10页提到，白内障手术、髋关节置换手术和冠状动脉搭桥手术都被认为属于择期外科手术的范畴。几千英国患者需要等待超过6个月才能完成听力学诊断和结肠镜检查的情况引自登载于2007年8月25日《英国医疗期刊》第365页上的一篇文章，题为“几千患者需要等待超过26周才能完成诊断检查”（Thousands of Patients Wait More Than26 Weeks for Tests）。而加拿大安大略省90%的患者需要等待336天才能进行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情况则来自2006年6月17日的《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A01版的一篇名为“在印度可以很快进行手术”（India Offers Surgery in a Hurry）的新闻报道。《医疗事故受害者的诉讼及法律学刊》（Action for Victims of Medical Accidents Medical & Legal Journal）2006年6月刊上刊登了文章“海外的医疗延误和诊疗情况：瓦特·v. 贝德福德再访”（Delay and Treatment Overseas: Watts v Bedford Revisited），期刊第154页的内容介绍了英国患者等待髋关节置换手术的时间长达一年。美国的每百万人均CT扫描器和MRI设备拥有量明显高于其他OECD国家，这些国家的数据均摘自OECD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2007年健康概览：OECD 指标”（Health at a Glance2007:OECDIndicators），第67页。文中引用的关于法国医疗体系的材料引自1998年9月18日英国杂志《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刊登的一篇文章“疑难病症的天堂”（A Hypochondriac's Paradise），原文出自那期杂志的第28页。1998年8月31日《商业周刊》刊登了文章“加拿大的医疗体系不再是典范”（Canada's Health-Care System Isn’t a Model Anymore），刊物第36页的文章内容对加拿大医疗体系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伦敦报纸《卫报》（The Guardian）1998年11月8日在第6页刊登了一篇新闻“12岁的女孩接受隆胸手术”（Girl,12, to Get Breast Implant），文章报道了一位英国女孩接受隆胸手术的案例。1998年11月7日发行的《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中国的药物过量”（Pharmaceuticals in China: Overdosed），在刊物的71页介绍了中国医疗系统中存在的弊端。关于加利福尼亚雷丁的心脏科医生被指控为病人进行了不必要的心脏搭桥手术的信息来自2002年11月2日《旧金山纪事报》A1版和A14版刊登的文章“对一位医生过去五年进行了很多不必要的外科手术的指控”（Claims of Unneeded Surgeries Go Back5Years）。英国10000个病人必须等待15个月或者更长时间才能进行外科手术的资料摘自2002年4月13日的《经济学人》，这期刊物刊登了一篇题为“国民保健制度：形势依然很严峻”（The NHS: Condition Still Critical）的文章，相关内容见刊物第55页。加拿大病人需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获得眼科专家的诊疗或接受眼科手术，相关数据可以参见纳迪姆·伊斯梅尔（Nadeem Esmail）和迈克尔·沃克（Michael Walker）合著的《等待轮到你：加拿大医院的等待名单》（Waiting Your Turn: Hospital Waiting Lists in Canada）第14版第25页中根据研究所得数据绘制的图表，该研究由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出版。加拿大各省患者从全科医生转诊到专科医生需要等待的时间也可参见该书第24页的相关图表。英国的癌症女患者因为手术等待时间过长，以致病情恶化错过手术时机，最后只能取消手术的案例引自2001年11月24日《经济学人》第54页的文章“尚能行走的病人”（Walking Wounded）。美国的人均医疗成本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情况可以参见《卫生事务》（Health Affairs）2004年5/6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在国际背景下分析美国的医疗保健支出”，该文章从第10页开始，本书引用的数据和内容在第11页。文中对中国医疗黑市的描述引自《中国商业评论》（the China Business Review）杂志1998年11—12月刊所登载的一篇文章“医疗投资方案”（Medical Investment Alternatives），文章从第47页开始，本书引用的相关内容可参见第49页。罗杰·D. 费尔德曼主编的《美国健康医疗》第351页介绍了东京医院中存在的送礼行贿现象。文中引用的疫苗成本提高导致医生不愿为病人提供疫苗接种服务的文字来自2007年3月24日《纽约时报》C1版的文章“人们需要加强疫苗注射”（In Need of a Booster Shot）。美国国民私人健康保险覆盖率从1940年的10%提高到1950年的50%的情况引自1994年6月23日《政策分析》（Policy Analysis）杂志第211期的文章“为何医疗成本如此高昂”（Why Health Care Costs Too Much），数字摘自杂志第9页的内容。一个女人用其丈夫的医疗储蓄账户为自己购买了几副眼镜的故事可参见2002年11月5日《华尔街日报》D1和D2版的新闻报道“让山姆大叔为你的按摩买单——急于花掉医疗储蓄账户的钱催生了很多创意无限的规则理解方式”（Getting Uncle Sam to Cover Your Massage—Rush to Use Up Medical Savings Accounts Prompts Creative Reading of Rules）。不同年龄段未投保人群所占比重的数据摘自2003年3月17日《华尔街日报》头版一篇文章中附带的图表，其标题为“一位年轻的女人，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和一笔高达19000美元的债务”（A Young an Appendectomy, and a $19,000Debt）。关于不同地区医生承担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保费的巨大差异可以参见2003年3月5日《纽约时报》C1版开始登载的文章“医疗事故责任保险：没有清楚简单的答案”（Malpractice Insurance: No Clear or Easy Answers），各地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保费相关数据载于C3版。2006年7月15日《柳叶刀》（The Lancet）杂志在第240页的文章“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医疗责任制度的影响”（Effects of the Medical Liability System in Australia, the UK, and the USA）中提到美国佛罗里达的产科医生每年支付的医疗事故责任保险保费甚至超过20万美元。1995年到2002年期间，宾夕法尼亚州有1/3的外科医生选择转业或离开该州的情况可以参见2005年12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第30页的文章“手术刀，剪刀，律师”（Scalpel, Scissors, Lawyer）。文中引用的关于绝大多数新生婴儿脑损伤和大脑性瘫痪发生原因的研究结论摘自于2003年2月27日的《华尔街日报》A12版的文章“关于接生的公正事实”（Delivering Justice）。在过去30年里，剖宫手术数量增多但产妇娩出大脑性瘫痪婴儿的概率并没有明显下降的事实同样引自前面提到的2005年12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手术刀，剪刀，律师”，相关内容可参见第32页；第30页还提到76%的美国产科医生都在执业生涯中至少被起诉过一次。在第30页作者还指出一旦陪审团裁定被告需要为原告遭受的医疗事故提供赔偿，平均赔偿总额将高达470万美元。宾夕法尼亚州的产科医生经常要求孕妇进行各种非必需的超声检查和活组织检查的情况可参见2005年11月28日的《福布斯》杂志第116页的文章“摩尔定律”（Moore's Law）。一位拉斯维加斯的妇女在怀孕后被28位产科大夫拒绝的故事来自2002年6月24日《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新闻报道“分配责任”（Assigning Liability），这是一篇头版文章，相关内容可以参见文章登载在A8版的内容。关于美国医疗事故诉讼所产生的直接成本在医疗总成本中所占比重不足1%的估计来自2006年7月15日《柳叶刀》杂志的文章“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医疗责任制度的影响”，相关内容可参见杂志第241页。美国用于购买药品的开支约占医疗支出总额的10%的情况可参见2007年1月9日《纽约时报》A13版的文章“2005年全国医疗费用增长速度是过去6年里最慢的”。文中提及辉瑞制药公司一位执行官的话引自2003年1月20日《财富》杂志第68页，这段话引自文章“价值100亿美元的药丸”（The $10Billion Pill），这篇文章始于杂志第58页。2008年4月22日《华尔街日报》D1版的文章“不完全一样的模仿品：仿制药与品牌药的区别在哪”（Inexact Copies: How Generics Differ from Brand Names）提到了仿制药的成分不一定与所仿照的专利药完全相同的事实。2003年10月13日《商业周刊》第38页的文章“药品研发：美国人必须要一直买单吗？”（Drug R&D: Must Americans Always Pay?）提到，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投入中一半都由消费者所承担。在同篇文章的第40页还提到欧洲制药产业在全球药品生产中的份额一直在减少。1998年11月18日的《华尔街日报》在A1版和A10版登载了一篇文章“难以下咽”（Hard to Swallow），其中提到当头疱克罗的仿制药投入市场之后，该药的市场销量开始下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禁止对阿司匹林预防心脏疾病的疗效进行广告宣传的案例，可以参见罗杰·D. 费尔德曼主编的《美国健康医疗》第285—286页的相关内容。2007年3月5日《美国心脏病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ollege of Cardiology）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用你的灵魂换支笔？”（Your Soul for a Pen?）的文章，文中第1220—1222页讨论了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禁止学校医学院的医生接受制药公司提供的免费药物样品的情况。关于制药公司每年对外提供价值超过160亿美元的免费药物样品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3月3日《柳叶刀》杂志第730页的文章“美国为了减少医药公司对医生的影响而发起的活动”（US Campaign Tackles Drug Company Influence Over Doctors）。《弗雷泽论坛》（Fraser Forum）杂志2003年2月刊第6和第7页的文章“用我们的脑袋做试验”（Using Our Heads on Head-to-Head Trials）提到有些新药等获批准的时间会因临床试验而增加8年。FDA 原局长针对药物审批的言论引自发表在2007年6月刊的《弗雷泽论坛》的一篇文章“对美国FDA药品批准程序的质疑”（Questioning the US FDA's Drug Approval Process），可参见第32页的相关内容。关于加拿大和欧洲批准新药程序的延误也可以参见一篇发表在《弗雷泽论坛》上的文章，文章题为“加拿大患者等待政府批准新药上市的时间非常漫长”（Patients Waiting Too Long for Government Permission to Use New Drugs in Canada），文章刊登于2007年6月刊，参见第4和第5页。关于治疗关节炎的药物伟克适被生产公司回收处理的信息可参见2004年10月5日《华尔街日报》D1版的文章“正确看待药物的副作用”（Putting Side Effects in Perspective）。随着等待器官移植病人数量的增多，这种手术面临着很大的供需缺口，相关数据可以参见迈克尔·古德温（Michele Goodwin）的《黑市：人体器官的供给与需求》（Black Markets: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Body Parts）第40、41、44和85页的相关内容，以及《消费者研究》（Consumers’ Research）杂志2002年7月刊上第10页的文章“如何每年拯救几千条生命”（How to Save Thousands of Lives Each Year）。《医学伦理学期刊》2003年6月刊的第137页介绍了西欧的肾源短缺情况以及全世界约有70万病人需要依靠血液透析维持生命的现实，介绍这些情况的文章标题为“人体器官的伦理市场”（An Ethical Market in Human Organs）。文中引用的介绍器官移植手术救人性命和其他好处的话摘自于大卫·L. 凯瑟曼（David L. Kaserman）和A. H. 巴尼特（A. H. Barnett）合著的《美国器官获取系统：亟待改革》（The U.S. Organ Procurement System:APrescription for Reform）一书第2页。等待肾移植和心脏移植的时间不断延长的信息同样来自该书第33页及迈克尔·古德温所著的《黑市：人体器官的供给与需求》第44页的相关内容。来自尸体捐赠与活体器官捐赠的移植手术数量之比的数据引自前面提到过的登载于《消费者研究》杂志2002年7月刊上的文章“如何能够每年拯救几千条生命”第11—12页。2006年美国活体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引自2007年3月23日《高等教育纪事报》（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A12版的文章“人体器官的真实价格”（The True Price of a Human Organ）。关于器官交易黑市上购买者和出售者各自面临的危险可以参见2006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杂志第15页的文章“嘘，想买个肾吗？”（Psst, Wanna Buy a Kidney?）。网络器官交易中介从交易中索取高价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1月29日《福布斯》杂志第74页的文章“绝望的安排”（Desperate Arrangements），这篇文章始自刊物第72页。在伊朗买一个活人的肾只需要付给捐赠者3000到4000美元的情况引自2006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杂志第60页的文章“你的器官还是我的器官？”（Your Part or Mine? Your Part or Mine?）。2007年1月29日《福布斯》杂志上所登载的“绝望的安排”第72页还介绍了加利福尼亚和台湾的网络器官移植交易中介商开出的高价。上面提到的2006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登载的“你的器官还是我的器官？”第60和第62页写道，要做肾移植手术，器官捐赠者所面临的医疗风险非常低，而器官接受患者所获得的健康和经济福利都很高。2006年11月18日《经济学人》杂志第15页登载的文章“嘘，你想买个肾吗？”介绍了根据经济学家的估计，如果美国年龄在19岁到65岁间、身体健康的人中有不到1%的人愿意捐出一个肾脏，美国的肾衰竭患者就彻底不需要在等待名单上苦苦等待了。在迈克尔·古德温在《黑市：人体器官的供给与需求》第1和第2页，大卫·L. 凯瑟曼和A. H. 巴尼特在《美国器官获取系统：亟待改革》第2页分别提到了罗伯特·凯西州长和米奇·曼托的移植手术。对美国器官分享联合网络的行动指南的批评意见来自2007年9月13日的《华尔街日报》D1和D6版上登载的文章“关于器官捐赠新限制的探讨”（New Limits Debated for Organ Donation）。加里·S. 贝克尔和胡里奥·豪尔赫·伊莱亚斯合著的论文“为活体和尸体器官捐赠市场引入激励”（Introducing Incentives in the Market for Live and Cadaveric Organ Donations）登载于《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07年夏季刊，在文章的第3、11和13页作者提到了可以用经济激励增加捐赠器官的供给以及作者对为了获得肾源和肝源需要支付给捐赠者的金额的估计。肾病患者每年接受透析治疗的成本情况引自于2007年8/9月《政府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第67页的文章“供给、需求和肾移植手术”（Supply, Demand & Kidney Transport），该文章从第59页开始。贝克尔和伊莱亚斯的研究论文“为活体和尸体器官捐赠市场引入激励”第12页估计的器官移植总成本就是将器官采购成本和其他成本相加后的结果，这篇文章被发表在《经济展望杂志》2007年夏季刊。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政策分析》2008年3月20日发行的第614期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器官销售和道德困境：从伊朗的活体肾脏供应计划吸取的经验”（Organ Sales and Moral Travails: Lessons from the Living Kidney Vendor Program in Iran），文中第11页估计器官移植手术可以极大降低政府的医疗开支。伊朗在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参见这篇文章的第4页。批评者对绝望的穷人出售器官的意见摘自2007年11月13日《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文章“肾源短缺催生的激进想法：器官交易”（Kidney Shortage Inspires a Radical Idea: Organ Sales），文中引用的内容来自第A22版。在2007年7月29日《纽约时报》第4部分第3页登载了一篇德纳·戈德曼（Dana Goldman）博士所写的文章“把医生的账单还回来”（Sending Back the Doctor's Bill），文中指出了卫生保健和医疗护理的区别。美国不同种族怀孕妇女诞下婴儿的死亡率差异引自美国卫生与人类服务部公共卫生署（Public Health Service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健康，美国，1990》（Health, United States,1990）第9、11和41页。2008年1月1日《内科学纪事》（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杂志上登载了一篇论文“通过提供广泛的服务建立一个高效的健康保健体系”（Achieving a High-Performance Health Care System with Universal Access），第61页的“与卫生保健习惯有关的死亡率”（mortality amenable to health care）数据显示美国是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三个国家之一。2003年3月17日《华尔街日报》头版文章“一位年轻的女人，一个阑尾切除手术和一笔高达19000美元的债务”中详细介绍了美国医院的多轨定价机制。

    第4节：住房经济学

    2800万美国家庭将收入的30%用于解决住房问题的情况可以参见2002年6月9日《华盛顿邮报》B7版的文章“暂时搁置住房问题”（Housing on the Back Burner）。文中提到的高档社区房价与普通社区房价之间的差距还在不断扩大的情况引自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12355号工作论文“超级城市”（Superstar Cities），文章作者是约瑟夫·乔克（Joseph Gyourko）、克里斯托弗·迈尔（Christopher Mayer）和托德·夏尼（Todd Sinai）。兰德尔·奥图（Randal O’Toole）在一篇题为“你知道去洛杉矶的路吗？：圣何塞展示了如何在压力重重的30年内使城区变成了洛杉矶”（Do You Know the Way to L.A.?: San Jose Shows How to Turn an Urban Area into Los Angeles in Three Stressful Decades）的研究论文中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休斯敦和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两地之间的房屋售价存在巨大差异，这篇文章刊登于2007年10月17日的《政策分析》第602期，相关内容参见第8页。帕罗奥图的房价在20世纪70年代翻了四倍，但同时随着城市人口减少，适龄学生数量也不断减少并导致当地几所学校关闭，相关信息可以参见由托马斯·M. 哈格勒（Thomas M. Hagler）主编的报告集《旧金山半岛的土地使用和住房状况》（Land Use and Housing on the San Francisco Peninsula）第10、85、89和90页，这是一项由斯坦福环境法协会（Stanford Environmental Law Society）进行的研究。威廉·A. 费舍尔（William A. Fischel）在《管制性征收：法律、经济学和政治分析》（Regulatory Takings: Law, Economics, and Politics）一书第238页介绍了加利福尼亚在房价大幅上涨的时期，收入增长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2005年旧金山湾区一套中等价位的房屋价格差不多是全国房价平均水平的三倍多，相关情况可参见2005年10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头版文章“量入为出：中产阶级的挣扎”（Making Ends Meet: Struggling in Middle Class），主要内容在A11版。加利福尼亚圣马特奥郡住房平均售价在2007年超过了100万美元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8月16日《圣马特奥郡时报》的头版文章“平均房价已经超过100万美元”（Median Home Cost over $1M）。2007年6月4日《今日美国》（USA Today）头版文章“没有这么简陋的住所”（Not-so-humble Abodes）和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2007年5月23日的资讯报道“对大房子的需求保持增长”（Appetite for Big Houses Keeps Growing）介绍了犹他、马里兰、弗吉尼亚、科罗拉多和明尼苏达是美国卧室多于四间的房屋在所有房屋中占比最高的几个州。1969年到2005年圣何塞的房价收入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引自前面提到过的兰德尔·奥图的论文“你知道去洛杉矶的路吗？圣何塞展示了如何在压力重重的30年内使城区变成了洛杉矶”第8页，这篇文章刊登于2007年的10月17日的《政策分析》第602期。2005年8月18日的《旧金山纪事报》A1版的文章“他们怎么买得起呢？”（How Do They Afford It?）中有一张图展示出加利福尼亚的住房拥有率比美国其他地区低的情况。关于分区限制对房屋成本的影响可以参考爱德华·L. 格莱泽（Edward L. Glaeser）和约瑟夫·乔克合著的研究论文“分区规划对住房负担能力的影响”（The Impact of Zoning on Housing Affordability）第4页，第15—16页和第21页，这是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2002年3月公布的第8835号工作论文。2003年7月1日《旧金山纪事报》A13版和A17版的报道“与时间赛跑：抗议团体希望能够保护湾区草场”（Racing Against Time; Group Wants to Preserve Bay Meadows）介绍了一位女性致力于阻止拆除圣马特奥的赛马场，不希望开发这块湾区草场的新闻，但这位女性甚至从来没有踏入过这个赛马场半步。2007年9月5日《圣马特奥郡时报》第1和第15版的文章“沿海地区的农田仍将维持现状”（Coastside Farmland Will Remain That Way）介绍了旧金山的湾区沿海地带有17000亩空地被买下，就是为了让该地块能继续保持为农业用地的情况。楠塔基特是美国第一个平均房价超过100万美元的大型社区，该地对土地使用的限制可以参见罗伯特布·吕格曼（Robert Bruegmann）的书籍《蔓延》（Sprawl）第192页。2001年7月24日的《华盛顿邮报》介绍了弗吉尼亚劳登郡对土地使用的限制情况，具体内容可以参见报纸B1和B4版的文章“劳登采取严格政策控制开发”（Loudoun Adopts Strict Controls on Development）。兰德尔·奥图的《完美计划》（The Best-Laid Plans）第134页比较了美国发展速度很快，但没有对土地使用进行限制的地区，房价依然可为大部分人负担得起的情况，与一些发展和人口增速很慢，但对土地使用严格监管的地区，房价涨到让大部分人负担不起的情况。2005年10月的《法学和经济学学刊》（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上刊登了一篇由爱德华·L. 格莱泽等合著的文章“为何曼哈顿这么贵？：监管与房价高涨”（Why is Manhattan So Expensive?: Regulation and the Rise in Housing Prices），文中332页介绍了从1980年到2000年，拉斯维加斯的人口差不多增至原来的3倍，但实际房价平均水平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的情况。兰德尔·奥图《完美计划》第125页讨论了近年来一些环保组织不断抗议在拉斯维加斯开发土地，导致当地房价不断提高的情况。文中引用的官员声称包容性住房政策很成功的表态来自2007年8月15日《圣马特奥郡时报》本地新闻版第3页的新闻报道“保障性住房配额发挥了作用”。2007年8月1日《帕罗奥图周报》第7页的文章“警察总部面临橡树的设计选择”（Police Headquarters Faces Design Choice About Oak Tree）中提到在帕罗奥图工作的警察中只有7%真正住在帕罗奥图地区。1901年和2002—2003年，美国人的住房支出在收入中占比的数据来自美国劳工部的991号报告“100年间的美国消费者支出情况：全国、纽约市和波士顿的数据”（100Years of U.S. Consumer Spending: Data for the Nation, New York City, and Boston）。纽约人在2003年将更高比例的收入用于住房支出的情况来自2006年5月20日《纽约时报》头版的报道“一个世纪之后，纽约市的房间和住宿条件依然不尽如人意”（After Century, Room and Board in City Still Sting）。纽约市居民的实际收入一个世纪翻了4倍的情况也来自该报道的同一页。帕罗奥图有1/4的警察居住在旧金山湾区的另一端的情况同样引自2007年8月1日《帕罗奥图周报》第7页的文章“警察总部面临橡树的设计选择”。以护士的收入水平在不同城市购买一套两居室公寓的情况引自2002年12月7日《经济学人》杂志的文章“负担安家居所的花费太高了”（The Roof That Costs Too Much）。2002年到2005年，在纽约市刚开始工作的消防员负担得起的公寓数量大量减少的情况来自2006年7月23日《纽约时报》第4版第1页的文章“城市给中产阶级关上了门，不管是更加富裕还是更加贫穷”（Cities Shed Middle Class, and Are Richer and Poorer for It）。1990年和2000年的加利福尼亚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该州各地黑人人口数量明显减少，这些数据来自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以下出版物：“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加利福尼亚总人口特征”（1990Census of Population: General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California），1990CP—1—6，第1部分第29、31、76、82、100、250和620页；“2000年一般人口特征概况”（Profiles of General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2000，加利福尼亚人口和住房普查局2000年发布），表DP-1，第22,、42、619、689和903页（该报告可以从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官方网站上获得，地址为）。

    关于阿拉梅达郡苏诺尔滤水工厂的一名工人每天需要在通勤上花费70分钟的引文源自2003年2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G1版的文章“向东行”（Eastward ho）。近年来在远离湾区的边远郡县和旧金山湾区之间往返上下班的人口数量增加的情况可以参见2003年3月6日《旧金山纪事报》A15版的文章“普查数据表明人们的通勤距离长”（Census Sees Long Ride to Work）。关于住在康特拉科斯塔郡的人们每天早上需要早起前往旧金山湾区上班的情况可以参见2005年9月15日《圣马特奥郡时报》本地新闻版第10页的文章“湾区的交通问题在全国排在第二位”（Bay Area Traffic Problem Second-Worst in Nation）。文章所引用的加州房地产经纪人说当地人必须“开车上下班，直到你能够”买得起房的话摘自2006年5月1日《新闻周刊》（Newsweek）杂志第54页的文章内容，该文章的标题为“漫长且令人煎熬的公路”（The Long and Grinding Road），从第53页开始。旧金山2005年的房价平均水平约为79万美元的情况摘自2005年9月15日《旧金山纪事报》C1版的文章“仍然火热，但是速度趋缓一点”（Still Red Hot, But Slowing）。2003年2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在文章“向东行”刊登于G8版部分介绍了湾区居民可以用不到30万美元的价格在加州靠内陆的地区购买一套2000平方英尺的住房的情况。1997年到2002年加州默塞德郡房价暴涨的情况可以参见2003年2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G7版的文章《湾区的工资水平对本地人来说并不够》（Bay Area Paychecks Price Out the Locals）。旧金山城区黑人数量减少和距离旧金山较远地区的黑人数量随之增多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4月9日《旧金山纪事报》A1和A6版的报道“旧金山阻止非裔居民大批离去”（S.F. Moves to Stem African American Exodus）。关于湾区在1990到2006年期间黑人人口变化的其他介绍可以参见2008年1月14日《旧金山纪事报》A1和A11版的报道“湾区黑人居民纷纷离开”（Bayview's Black Exodus）。2003年2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在文章“向东行”刊登于G8版的部分预计未来加利福尼亚中部峡谷地带的白人数量会减少。关于租金管制的影响和价格管制的一般性影响可以参见拙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第3版中的专门讨论。《旧金山房产数据手册》（San Francisco Housing DataBook）第21页的内容揭示出旧金山几乎一半的租金管制公寓里都只居住一位租户的情况，这是旧金山市在2001年委托相关机构和研究人员进行的研究，相关结果由为湾区经济提供咨询的顾问在2002年对外发布，该数据报告的第56页还介绍了旧金山租金管制房源的房龄信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对房屋租金实施管制导致墨尔本多年未修建新房的情况可参见罗伯特·阿尔本（Robert Albon）的《租金管制：成本和后果》（Rent Control: Costs and Consequences）第125页。当美国的马萨诸塞州禁止继续对房屋实施租金管制之后，有些地区25年内首次开始兴建住宅，这些情况可以参考威廉·塔克（William Tucker）在1997年5月21日《政策分析》第274期上发表的论文“租金管制如何让负担得起的住房减少”（How Rent Control Drives Out Affordable Housing），具体信息见论文第4页；书中提到进行租金管制的城市一般租金水平都高于那些没有实施管制的城市的结论也是源自该研究（参见论文第1页和第6页）。书中关于欧洲修建豪华住宅的引用摘自乔尔·F. 布伦纳（Joel F. Brenner）和赫伯特·M. 富兰克林（Herbert M. Franklin）合著的《北美和四个欧洲国家的租金管制情况》（Rent Control in North America and Four European Countries）第69页。在纽约，空置公寓的租金为每月2000美元或以上就不用受租金管制条例影响的情况可以参考2006年夏季刊的《城市学刊》（City Journal）上的文章“纽约住房市场是否存在危机？”（Is There a New York Housing Crisis?）第62页。威廉·塔克在的《分区规划、租金管制和可以负担得起的住房》（Zoning, Rent Control and Affordable Housing）第21页介绍了加拿大城市实施租金管制之后多伦多很多原用于出租的房源不愿继续出租的情况。1975年1月24日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 of London）第11页的文章“配有家具的房源关上了大门”（The Doors Have Closed on Furnished Accommodation）介绍了当伦敦推行租金管制措施之后，出租广告随之减少的情况。克里斯托弗·詹克斯（Christopher Jencks）的《无家可归的人》（The Homeless）一书第99页介绍了纽约市有几千栋建筑被废弃的情况。小理查德·W. 怀特（Richard W.White, Jr）的《粗鲁的觉醒》（Rude Awakenings）指出这些废弃建筑的房源数量足以容纳所有无家可归只能露宿在纽约市街头的人。前面提到过的“旧金山房产数据手册”第24页指出了居住在旧金山租金管制公寓中的住户中有超过1/4的家庭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事实。1973年到2005年期间，传统的30年期住房抵押贷款的利率波动情况可参见2006年10月的《劳动评论月刊》（Monthly Labor Review）的文章“最近住宅和非住宅建筑领域就业变化趋势”（Recent Employment Trends in Residential and Nonresidential Construction）第7页。圣马特奥郡的房价在2005年3月内每天上涨2000美元的情况可参见2005年4月15日的《圣马特奥郡时报》头版的新闻报道“本郡房价上涨幅度创造纪录”（County's Home Prices Bust Record）。书中介绍的无本金贷款增长率数据引自2005年5月20日的《旧金山纪事报》A1和A16版的新闻报道“无本金住房贷款的高利率”（High Interest in Interest-Only Home Loans）和2006年7月15日《纽约时报》C1和C6版的报道“目不转睛地盯着浮动利率抵押贷款”（Keep Eyes Fixed on Variable Mortgages）。2006年10月26日《华尔街日报》D1版的文章“房价持续下滑；购房者已经坐不住了”（Home Prices Keep Sliding; Buyers Sit Tight）中介绍了2006年美国房价十几年来第一次下降的情况。2006年10月14日《旧金山纪事报》C1版的文章“东海湾地区止赎行为激增”（Foreclosure Activity Skyrockets in East Bay）介绍了加利福尼亚几个郡房屋抵押贷款止赎率快速增长的情况。书中所引用的关于浮动利率抵押贷款以及如果贷款止赎银行需要承担约4万美元的损失的几段话来自2007年3月31日《纽约时报》C1版和C6版的文章“贷款人被证明会做出调整的”（Lenders May Prove Adjustable）。2007年7月25日的《旧金山纪事报》C1和C2版登载了一篇文章“贷款止赎情况急剧增加”（Foreclosures Go Through the Roof），其中介绍了加利福尼亚州被银行收回契约和所有权的房屋总数增加了800%的实际情况。2007年6月美国全国的贷款止赎率比前一年提高了87%和旧金山湾区止赎率在一年之内变为过去的近三倍的情况可参见2007年7月12日《旧金山纪事报》C1和C2版的新闻“止赎行为剧增”（Foreclosure Activity Rises Dramatically）。2007年10月28日《纽约时报》第3部分第1和第8页的文章“大概不会再削减了”（Guesstimates Won’t Cut It Any More）介绍了美林银行因为与贷款相关的各种金融交易损失了79亿美元。2007年10月31日的《华尔街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伯南克，在第一次危机重新编写了美联储的剧本”（Bernanke, in First Crisis, Rewrites Fed Playbook），这篇文章在报纸A18页的部分介绍了德国政府对德国工业银行的救助计划。加利福尼亚人对风险更高的无首付要求的抵押贷款的使用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2月7日《旧金山纪事报》C1和C8版的文章“购房者深陷债务泥潭”（Home Buyers Going Deeper into Debt）。文章中提到的“有些看起来很时髦的融资方式”的原话引自2007年7月25日《旧金山纪事报》C1版的文章“贷款止赎情况剧增”。文章提到的南旧金山市长的原话摘自2007年9月9日《圣马特奥郡时报》第1和第11页的文章“房屋所有者为债务寻求帮助”（Homeowners Seek Help on Loan Issues）。21世纪初，低利率吸引很多人搬进了独栋住房，旧金山湾区很多地方公寓入住率都有所降低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9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F1版的文章“竞争趋于白热化”（Competition Heats Up）。1996年到2006年每年的租金/房价比不断降低的情况可以参见2008年1月3日《华尔街日报》A2版的文章《房价必须大幅下降才能与房屋租金保持同步》（Home Prices Must Fall Far to Be in Sync with Rents）。在2001年之后旧金山半岛地区房屋租金下降的情况也可以参见2007年9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F1版的文章“竞争趋于白热化”。随后圣何塞以及湾区其他地区的公寓租金和入住率都提高的情况也可以参见同一篇文章。2007年9月16日《旧金山纪事报》F1版和F4版的文章“房东受到压榨”（Squeeze Hits Landlords）介绍了旧金山所有房型出租房源的租金都大幅提高的情况。文中提到的这些公寓都是“定价奇高的简陋棚舍”的引文来自同一篇文章登载于报纸F1版的内容。圣何塞的租金水平在一年内提高了12%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10月18日《旧金山纪事报》C1版的文章“房屋租户为房地产危机埋单”（Renters Pay the Price for Crisis）。2007年8月25日《华尔街日报》A1版的文章“共管式公寓的问题进一步压榨房地产贷款者”（Condo Troubles Further Squeeze Property Lenders）中提到修建这种公寓会给开发商带来更大的风险。2007年10月18日《旧金山纪事报》C1和C8版的文章“建筑商的利润是否都不见了？”（Is Builders’ Profit Going, Going, Gone?）中报道了旧金山湾区的联排住宅/共管公寓开发商降价将房屋拍卖出去的情况。2007年8月25日《华尔街日报》A1版的文章“共管式公寓的问题进一步压榨房地产贷款者”中有一幅图表介绍了银行为修建共管式公寓批出的贷款总额大幅增加的情况。芝加哥科鲁斯银行的“不良资产”在短短一年内急剧增加的情况可以参见同一篇文章登载在A4版的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起，共管式公寓转变为出租公寓的数量首次超过出租公寓转变为共管式公寓的数量的情况在2007年出现，相关报道引自2007年9月21日《华尔街日报》W10版的报道“租房者的入侵”（The Invasion of the Renters）。很多研究和书籍中都指出“城市重建”计划创造的安身之所其实要少于拆毁的住房数量，可能最早指出该情况的是马丁·安德森的《联邦推土机》（The Federal Bulldozer）一书第62页、64—67页、221页、229页，作者还在书中指出在当时的城市重建计划中，被迫搬离的人群里2/3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雅各·里斯的《另一半人是怎样生活的》（How the Other Half Lives）第71—72、83—84页介绍了19世纪时聚居在纽约市下东区的犹太移民是如何努力攒钱的。《美国历史展望》（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第9卷（1975）第113页的文章“美国的俄罗斯移民：背景和结构”（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and Structure）中指出大部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越过大西洋来到美国的犹太人，是依靠他们已经生活于美国的家人的资助才得以成行。《美国历史展望》第10卷（1976）第394—395页的文章“美国的爱尔兰饥荒移民”（The Irish Famin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中介绍了爱尔兰移民也是通过家人帮着先付钱的方式来到美国。1966年9月11日《纽约时报》杂志第128页登载了一篇由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撰写的文章“黑人今天的生活状况就像以前的移民”（The Negro Today is Like the Immigrant Yesterday），这篇文章从第50页开始，文中介绍曼哈顿的下东区在被犹太人占据时居住条件极为拥挤。在欧文·豪（Irving Howe）的《父辈的世界》（World of Our Fathers）第148页以及劳伦斯·M. 弗里德曼（Lawrence M. Freidman）的《政府和贫民区住房》（Government and Slum Housing）第30页都详细描述了居住在这些贫民区的犹太人的生活条件。罗伯特·希格斯（Robert Higgs）在《竞争和高压政治》（Competition and Coercion）一书的第108—109和111页对19世纪美国南方黑人居住条件的改善进行了讨论。内森·格雷泽（Nathan Glazer）在《肯定性歧视》（Affirmative Discrimination）一书第154页提供了美国的北欧和南欧移民后裔持续隔离聚居的数据，奥斯卡哈德林（Oscar Handlin）的《波士顿的移民》（Boston's Immigrants）第114页以及乔治波特（George Potter）的《通向黄金之门》（To the Golden Door）第118页介绍了19世纪爱尔兰移民聚居区附近霍乱肆虐的情况。很多书籍都介绍过美国很多城市爱尔兰聚居区周围暴力事件频发的情况，包括乔治波特的《通向黄金之门》第238页，凯思林·尼尔斯·康岑（Kathleen Neils Conzen）的《密尔沃基的移民，1836—1860年》（Immigrant Milwaukee）第126页和142页，卡尔·威特基（Carl Wittke）的《美国的爱尔兰人》（The Irish in America）第30页、第46—48页。在马丁·迈尔（Martin Mayer）于1978年出版的著作《建设者们》（The Builders）第24—25页介绍了政府推行的一些促使种族隔离居住的政策。兰德尔·奥图的研究论文“你知道去洛杉矶的路吗？：圣何塞展示了如何在压力重重的30年内使城区变成了洛杉矶”中还介绍了规划法案给加利福尼亚购房者带来的巨大成本，这篇文章刊登于加图研究所在2007年的10月17日出版的《政策分析》第602期，相关内容参见第13页。

    第5节：高风险活动

    2007年11月15日《华尔街日报》D1版登有一篇标题为“最安全车辆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Number of Safest Vehicles Nearly Triples）的新闻，文中介绍了2007年获得最高安全评级的车辆数量增长情况。大卫·但丁·特劳特（David Dante Troutt）的研究报告《红色警戒线：穷人是怎样付了更多的钱》（The Thin Red Line：How the Poor Still Pay More）介绍了低收入居民会到高收入居民居住地区购物和办理银行业务的情况，该报告由美国消费者联合会西海岸办事处（West Coast Regional Office of Consumers Union）于1993年在旧金山发布，具体内容可参见该报告第10页和第28页。大卫·卡普洛维茨（David Caplovitz）在更早的时候进行过一项题为“穷人付钱更多”的研究，而大卫·但丁·特劳特的报告的副标题就是参考该研究而确定的。但这两项研究其实都没有系统地找到这些情况背后的经济原因，一位经济学教授沃尔特·E. 威廉姆斯在的学术论文《为什么穷人付钱更多：另一种解释》（Why the Poor Pay More: An Alternative Explanation）中尝试从这个角度对该问题进行分析，该文章收录于《社会科学季刊》（Social Science Quarterly）1973年9月刊第375—379页。2001年3月6日《华尔街日报》B1版和B4版的文章“大银行的目标瞄准了移民群体——其中很多都是非法移民”（Big Bank Targets Immigrant Group, Many Illegal）中介绍了大众银行的佣金标准和这些支票兑现机构所承担的各种风险。《华尔街日报》在2001年8月16日将“随着经济放缓，‘次贷’的风险看起来更大了”（As Economy Slows, ‘Subprime’ Lending Looks Even Riskier）一文作为头版新闻，并在A2版继续刊登文章的后半部分。《华盛顿邮报》2002年11月9日的文章“被贷款负担所困”（Stuck under a Load of Debt）介绍了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向低收入购房者所发放的购房贷款违约率比面向其他客户群的同类贷款高的情况，该文的前半部分登载在当期报纸的E1版上，美国联邦住房管理局发放贷款的违约率情况可参见E2版。关于政府过于轻率地颁发驾驶许可证和保险业缺乏动力去保证司机购买足额保险的观点都摘自2007年9月1日和2日《华尔街日报》的文章“在路上”（On the Road）。亚利桑那州的汽车保险公司为事故损失提供的理赔金额范围也来自这篇文章。不同年龄的驾驶者的汽车致死率可以参见美国交通部（U.S.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2002年出版的《变化的交通状况》（The Changing Face of Transportation）第3—22页中的图3—19“不同年龄驾驶者每亿车辆行驶里程（VMT）致死率：1996年”（Fatality Rate per100Million VMT by Age:1996）。印度家庭驾驶轻型摩托车的情况摘自2007年10月12日《纽约时报》C4版的新闻内容，该文章始于C1版，标题为《在印度，一辆2500美元的代步车》（In India, a $2500Pace Car）。拉尔夫·纳德关于汽车安全性的评论引自其《任何速度都不安全》（Unsafe at Any Speed）一书第vii，viii，ix，x，14，18，26和42页。汽车交通事故致死率的统计数据引自美国人口普查局1975年发布的“美国历史统计数据：从殖民时期到1970年：第2部分”（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1970, Part2）第719页和720页。政府对考维尔汽车安全性的测试结果可以参见“国会记录——参议院”（Congressional Record–Senate），1973年3月27日，第9748页到9774页，最后对考维尔的综合评价摘自该记录第9749页。保险公司要求房主采取新的防范措施的情况可以参见2007年6月7日《华尔街日报》D2版的文章“应对灾难”（Bracing for Disaster）。在容易出现飓风和暴雨的地区，人们越来越多地依赖政府承担最后承保人的责任，关于这些情况的报道可以参见2007年6月7日《华尔街日报》A1和A18版的文章“保险公司逃离沿海地区，州政府面对着新的威胁”（As Insurers Flee Coast, States Face New Threat）。文章引用的关于再保险的描述来自2001年6月30日《经济学人》的第66页，文章题为“填补空白”（Filling a Gap）。美国人寿保险公司通过购买再保险将部分风险转移给再保险公司的情况可以参见美国人寿保险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ife Insurers）发布的“人寿保险公司资料手册2007”（Life Insurers Fact Book2007）第55页。蒂伯·R. 马昌（Tibor R.Machan）主编的出版物《自由与棘手的案例》（Liberty and Hard Cases）第46页介绍了印度本国媒体抨击印度政府出于政治原因在1999年该国遭遇龙卷风袭击时不愿接受国际援助的情况。因为类似的政治原因，俄罗斯政府也不愿接受国际援助解救被困在深海中一艘俄罗斯潜艇中的船员，最终导致这些人全部遇难，这起事故激起了俄罗斯国民的普遍不满，因此后来再次发生潜艇被困深海事故时，俄罗斯政府终于同意接受国际帮助，2005年8月7日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从头版开始就详细报道了这一事件，新闻标题为“俄罗斯潜艇浮出水面，所有7名船员生还”（All 7 Men Alive as Russian Submarine Is Raised）。瑞士再保险公司出版了一本名为《再保险介绍》（An Introduction to Reinsurance）的小册子，里面有很多有关瑞士再保险公司的信息。保险行业中，很多公司拒绝接受养有某些犬类宠物的房屋所有人购买保险，而这些家庭和立法者则竭力推翻这种规定的情况在2006年6月1日的《华尔街日报》D1和D2版上刊登的文章“狗狗的抗议：养狗者和保险公司的战争”（Canine Mutiny: Dog Owners Fight Insurers）中有所介绍。关于新泽西州对汽车保险的监管情况可以参见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吉蒂·娜夏特·贝克（Guity Nashat Becker）合著的《生活中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Life）第24页。从1988年到2000年英国汽车保险局为那些未投保司机造成的交通事故提供的赔偿金额不断提高的情况可以参见2002年12月21日《经济学人》杂志第76页上的文章“指责文化”（Blame Culture）。关于保险公司是否应该获得病人基因数据的论战可以参见2007年8月25日《经济学人》杂志第70页的内容，这篇文章从69页开始，题目为“不要问还是不要回答？”（Do Not Ask or Do Not Answer？）。关于美国“基因歧视”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2008年5月2日的《纽约时报》A1版题为“国会通过法案来禁止基于基因信息的歧视行为”（Congress Clears Bill to Bar Bias Based on Genes）的新闻报道。文中介绍的日本飞行员冒着风险在空战中不佩戴降落伞的情况引自酒井三郎（Saburo Sakia）的《武士！》（Samurai！），该书1957年版本由E. P. 达顿公司（E.P. Dutton and Company，Inc）出版。一位印度经济学家布劳恩·S. 米特拉的文章“应对自然灾害：市场的作用”（Dealing with Natural Disaster: Role of the Market）提出更贫穷国家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人数要比富裕国家更多的观点，这篇文章收录在蒂伯·R. 马昌（Tibor R.Machan）主编的出版物《自由与棘手的案例》中，米特拉的观点收录在该书第39页。关于1900年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飓风造成的死亡情况也可参见该书第38页，而飓风“安德鲁”1992年侵袭佛罗里达南部地区造成的死亡总数在该书第38到39页。劳恩·米特拉对2000年印度旱灾的评论摘自同一本书的第41页。关于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和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地震死亡情况数据可以参见2006年3月4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第98页开始登载的文章“新兴市场指数”（Emerging-Market Indicators），其标题是“灾难”（Catastrophe）。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大潮中，因经营难以为继而被迫关闭的银行多为单位银行，相关的情况可以参见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的《富兰克林·德诺拉·罗斯福的愚蠢行为》（FDR's Folly）。在该书第57页还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时美国为了救援濒临困境的存贷社花了5000亿美元的具体情况。书中引用的保罗·萨缪尔森为社会保险制度辩解的话以及该问题的相关经济和人口数据来自2002年2月16日的《经济学人》杂志专版第5页和第6页的文章“圈套与骗局”（Snares and Delusions），而这期专版的主题为“是时候该成长了”（Time to Grow Up）。

    第6节：移民经济学

    本章前的题词引自沃尔夫冈·卡斯帕的《移民和文化融合》（Immigr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第ix页，该书由澳大利亚的独立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1月5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登载了一篇关于人口迁移问题的特别报道“开放”（Open Up），文章第4页提出全世界范围内移民总数约为2亿人。这篇文章的第4页和第5页还讨论了较贫穷国家掌握高技能的人群较易迁移到更富裕国家的情况。《经济学人》杂志“口袋中的数字世界2007年版”（Pocket World in Figures,2007 Edition）第21页列出了生活在美国的国际移民总数。美国人口普查局2001年发布的“当前人口报告”（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P23—206的第13页介绍了在19世纪某几十年里从欧洲来到美国的移民输出地的变化情况。查尔斯·A. 普利斯（Charles A. Price）的《澳大利亚的南欧人》（Southern Europeans in Australia）第30页介绍，在澳大利亚的港口城市弗里曼特尔，渔民大多来自意大利的两个小镇墨西拿和莫尔费塔。阿尔伯特·霍拉尼（Albert Hourani）和纳迪姆·谢哈迪（Nadim Shehadi）共同主编的《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The Lebanese in the World）一书第368页介绍了来自黎巴嫩几个小镇的移民通常会聚居在哥伦比亚几个村镇的情况。大卫·哈克特·费歇尔（David Hackett Fischer）的《澳尔滨的种子》（Albion's Seed）一书第289—299页、626页、628—629页、634—635页以及721—726页，以及格瑞德·迈克维尼（Grady McWhiney）的《黑客文化》（Cracker Culture）第16到18页以及第6章和第8章中对新英格兰区和南部地区的英国移民的地理来源和文化背景区别进行了介绍。在蒂莫西·哈顿（Timothy Hatton）和杰弗里·G. 威廉姆森（Jeffrey G. Williamson）合著的《大规模迁移时代：原因和经济影响》（The Age of Mass Migration: Causes and Economic Impact）第14页介绍了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的移民群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依靠预付船票的方式来到美国的情况。《美国历史展望》第10卷（1976）收录了一篇题为“美国的爱尔兰饥荒移民”的文章，其中第394—395页介绍了爱尔兰移民也是通过预付船票的方式来到美国的。在该书的第9卷（1975）中有一篇文章“去往美国的俄国犹太移民：背景和结构”（Immigration of Russian Jews to the United States: Background and Structure），其中第113页指出20世纪初期大部分去往美国的犹太人也是依靠已经生活在美国的亲人为自己支付船资才得以成行的。移居到西非的黎巴嫩人、移居到东非的印度人以及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群体都呈现出连锁移民的现象，对相关情况的介绍可以分别参阅H. L. 范德拉恩（H. L. van der Laan）的《塞拉利昂的黎巴嫩商人》（The Lebanese Traders in Sierra Leone）第242到243页，弗洛伊德·多森（Floyd Dotson）和莉莲·O. 多森（Lillian O. Dotson）合著的《赞比亚、罗得西亚和马拉维的印裔少数民族》（The Indian Minority of Zambia, Rhodesia, and Malawi）第73—75页，罗伯特·N. 格里高利（Robert G. Gregory）的《东非的南亚人：经济和社会史，1890—1980》（South Asians in East Africa: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1890–1980）第300页，埃德加·维克贝格（Edgar Wickberg）的《菲律宾的华人生活：1850—1898》（The Chinese in Philippine Life:1850—1898）第172页，以及吴·百洁·芳（Ng Bickleen Fong）的《新西兰的中国人：同化研究》（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AStudy in Assimilation）第15页。查尔斯·A. 普利斯在《澳大利亚的南欧人》第109页介绍了在澳大利亚定居的移民中，大部分都是通过连锁移民的方式成功来到澳大利亚并生活下来的。现代通信手段和交通方式的变革让移民成本下降到可以负担的程度，移民家庭成员之间跨越国界的联系就能维系下去的引文来自2002年11月2日《经济学人》的特别增刊《最长的旅行》（The Longest Journey）第3—4页。2007年12月15日《经济学人》第106页的《汇款》（Remittances）中估计2007年全球国际汇款总规模约为3180亿美元；而在第116页还列举出了一些较贫穷国家得到的世界各地的汇款总额在本国GDP中所占比重的数据。2008年1月5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登载了一篇关于人口迁移问题的特别报道“开放”，其中第11页提到了来自非洲的博士甚至在出国20年之后还会坚持将收入的相当比例寄回祖国的情况。泰迪·铃木（Teiiti Suzuki）在《巴西的日本移民》（The Japanese Immigrant in Brazil）第91页介绍了日本移民在巴西的土地规模。西奥多·开普洛（Theodore Caplow）等人的《第一个标准化的世纪：图解美国的变化趋势，1900—2000》（The First Measured Century: An Illustrated Guide to Trends in America,1900–2000）第15页展示了从1965年到1998年从亚洲去往美国的移民数量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在蒂莫西·哈顿和杰弗里·G. 威廉姆森合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时代：原因和经济影响”一书的第3页提到从1850年到1914年，约有5500万欧洲人移居到西半球和澳大利亚。黎巴嫩移民在世界各地定居后呈现出不同的同化模式，相关讨论可以参见阿尔伯特·霍拉尼和纳迪姆·谢哈迪共同主编的《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第9页。卡尔·索尔伯格（Carl Solberg）在《移民与民族主义：阿根廷和智利，1890—1914》（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sm: Argentina and Chile,1890–1914）第50页介绍了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存了很多钱，因此比当地人有钱的情况。《美国历史展望》第12卷（1979）登载了一篇文章“美国的日本移民，1866—1924”（Japanese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866–1924）在第465页描述了去往巴西的日本移民和去往美国的日本移民在保持文化习俗方面的各种差异。书中关于法国的北非移民后裔在体育比赛前法国国歌《马赛曲》奏响时发出嘘声的介绍引自西奥多·达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的《我们的文化还剩下什么：官老爷和群众》（Our Culture, What's Left of It: The Mandarins and the Masses）第307页。2007年11月28日《纽约时报》的A1版登载了一篇文章“在法国的郊区，同样愤怒，全新的策略”（In French Suburbs, Same Rage, but New Tactics），其中介绍了2007年法国的暴乱事件导致超过100位警察受伤的具体情况。在希瑟·麦克·唐纳德（Heather Mac Donald）、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和史蒂文·马兰加（Steven Malanga）合著的《移民方案》（The Immigration Solution）第68页指出了美国墨西哥移民群体的子女犯罪率较高的情况。2002年4月6日《华盛顿邮报》A20版的一篇题为“移民入侵”（Immigrant Invasions）的报道，介绍了墨西哥移民在一次足球比赛前美国国歌奏响时发出嘘声的情况。2007年6月4日《华尔街日报》A16版登载的文章“伊斯兰熔炉”（Muslim Melting Pot）中介绍了2007年美国对伊斯兰移民的一项调查，结果1/4的30岁以下的被调查者都表示可以接受自杀性爆炸的行为。2007年7月23日《福布斯》（Forbes）第88页的文章“回到印度”（Back to India）介绍了成千上万的印度和中国移民后裔最后选择回国的情况。《美国历史展望》新系列，第1卷（1984）第399页的文章“大规模来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1876—1930:历史调查”（Italian Mass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1876—1930:AHistorical Survey）中介绍了在1905年到1976年期间，总共有超过850万的意大利裔移民回国。金斯利·戴维斯蒂（Kingsley Davis）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人口》（The Population of India and Pakistan）一书第99页估计了从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个世纪，印度的移民规模和重返故土人群的规模。蒂莫西·哈顿和杰弗里·G. 威廉姆森、合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时代：原因和经济影响》第9页介绍了不同的移民族裔回国的规模和情况存在区别和差异。英国的国民保健制度每年为了治疗移民群体而付出的巨额财政成本来自2003年5月23日《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第20版的一篇报道“全世界的病人都涌向国民保健制度——而且是由我们买单”（The World's Sick Are Flocking to the NHS—and We’re Paying）。弗吉尼亚州劳登郡和费尔法克思郡的移民人群中感染肺结核的比例非常高的情况引自2005年8月26日《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B1版的新闻报道“肺结核病源自外国；移民和游览者将该疾病散布到所到之处”（TB Cases Rooted in Foreign Countries; Immigrants, Visitors Carry Disease to Area）。而得克萨斯州的拉美裔人群罹患甲肝的情况同黑人及白人群体的比较结果可参见2005年10月刊的《美国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Medicine）第53S 页的文章“美国甲型肝炎流行病学调查：是否是由移民探访他们在墨西哥的亲友造成？”（United States Epidemiology of Hepatitis A: Influenced by Immigrants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in Mexico?）。在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非裔移民中有很多感染了甲肝、乙肝和丙肝的情况引自1999年1月11日《内科学文献》（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第84页的文章“明尼阿波利斯非裔移民群体中的传染病”（Communicable Disease in African Immigrants in Minneapolis）。《美国热带医学与卫生杂志》2003年7月刊第115页的文章“从热带病转诊单位的角度考察移民群体的感染性疾病情况”（Infectious Diseases in Immigra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Tropical Medicine Referral Unit）介绍了从较不发达国家去往西方国家的移民数量不断增加，一些热带疾病、肺结核及病毒性肝炎等疾病的发病率都有所提高的情况。美国人口普查局出版的“当前人口报告”P23—206的第37页介绍了来自亚洲和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群体各自的教育素质情况。詹姆斯·朱佩（James Jupp）主编的《澳大利亚的人民：国家百科全书，国家的国民组成和根源》（The Australian People: An Encyclopedia of the Nation, Its People and Their Origins）1988年版第768页介绍了19世纪去往澳大利亚的苏格兰高地移民不会说英语，大部分都不识字也不具备特别的技能。很多书籍都介绍了来自苏格兰高地地区的移民在美国并没有和来自同一个国家低地地区的同胞聚居在一起的情况，包括杜安·迈耶（Duane Meyer）的《北卡罗来纳州的苏格兰高地人，1732—1776》（The Highland Scots of North Carolina,1732—1776）第118页，大卫·哈克特·费歇尔的《澳尔滨的种子》第621页。詹姆斯·朱佩主编的《澳大利亚的人民：国家百科全书，国家的国民组成和根源》（1988年版）第764页介绍了来到澳大利亚的苏格兰低地人在城市中的定居模式。该书第762页还介绍了当时苏格兰的农业生产比较先进；在764页，作者介绍在19世纪50年代之后去往澳大利亚的苏格兰移民中，来自高地地区的人口占比不断下降的情况。2002年11月2日《经济学人》的特别增刊《最长的旅行》第14页介绍了来到英国的移民承担了很多无业大不列颠人不愿从事的工作。蒂莫西·哈顿和杰弗里·G. 威廉姆森合著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时代：原因和经济影响》第66页分析和讨论了实际工资对来自英国的移民群体的影响；该书第29页讨论了大规模移民现象导致移民输出地和目的地之间的工资收敛到相接近水平的情况；书中第188页介绍了在爱尔兰人口大举外迁的时代，该国国内的工资水平不断提高而土地租金和资本回报率不断降低的情况；该书78—80页和184页介绍了选择迁移到其他国家去的爱尔兰人总数逐步减少的历史趋势。同一本书的第98—100页介绍了早期意大利人大举外迁导致本土工资水平提高之后，比较贫穷的意大利南方人也有足够的钱去往国外，因此也开始投入到移民大潮的情况；书中第198页介绍了从1870年到1910年，瑞典工资水平大幅提高的情况；该书的211页还对19世纪末旧大陆（东半球）和新大陆（西半球）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缩小的现象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不同时期从不同地区去往美国的移民群体数量可参见乔治·J. 布尔哈斯（George J. Borjas）的《天堂之门》（Heaven's Door）第7页和第40页。美国人口普查局出版的“当前人口报告”P23—206的第11和第12页介绍了1965年之后美国移民群体的地理来源构成的变化。乔治·J. 布尔哈斯的《天堂之门：移民政策与美国经济》（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一书第21—22页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移民群体在美国的平均收入比当时土生土长的美国本地人的平均水平还高的实际情况。这几页还描述了来到美国的移民群体同美国人之间的教育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该书的第44页介绍了来自墨西哥的移民群体平均收入比美国普通人的平均水平低40%左右的情况，第58—59页还讨论了加拿大的移民政策。移民研究中心（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出版的《新闻背景》（Backgrounder）杂志在2002年12月刊上登载了一篇题为“精英意见与公众舆论”（Opinion Elite vs. Public Opinion）的文章，第3页介绍了精英意见领袖和大众对于移民问题的不同观点。关于“西方白人主流”的引文源自乔治·J. 布尔哈斯的《天堂之门》第31—32页。2007年11月24日《经济学人》杂志第56页的文章“移民带来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Migrants）显示了对欧洲选民越来越担心和关注移民问题的轻蔑和傲慢。沃尔夫冈·卡斯帕在《移民和文化融合》第xi页介绍了20世纪最后10年澳大利亚公众对移民问题的看法的变化历程。该书第6页介绍了1998年澳大利亚有1/4的人口都出生于其他国家；在viii页作者指出外来移民现在开始拒绝融入西方文化；在xvi页作者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论战进行了讨论。2002年6月29日《经济学人》的文章“移民究竟给谁带来了好处？”（Who Gains from Immigration?）第53和54页介绍了移民的到来给英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根据美国政府问责局（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公布的数据，联邦监狱的犯人里面有27%的是外国罪犯。具体信息可以参阅美国政府问责局出版的“关押在联邦和州立监狱以及地方监狱里的外国罪犯的信息”（Information on Criminal Aliens Incarcerated in Federal and State Prisons and Local Jails），GAO–05–337R，第2,、7、9和19页。该报告的第10、20和25页还指出外国罪犯中，来自墨西哥的人数最多。乔治·J. 布尔哈斯的《天堂之门》第121页中提到关于移民群体给美国带来的成本、收益以及最终影响的诸多研究的结论各不相同；该书第4章的重点就是移民群体的到来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该书第21—22页还讨论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本土出生的工人与移民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2006年4月11日《洛杉矶时报》B13版刊登了题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It's a Major Mistake）的专栏，其中提到在法国一些地区，年轻的伊斯兰男性群体的失业率高达40%左右。西奥多·达林普尔的《我们的文化还剩下什么》一书第303—304页以及305页对法国的伊斯兰群体犯罪率不断提高以及对法国社会敌意不断增强进行了讨论。2005年12月17日《经济学人》杂志第47—48页的新闻报道“骚乱过后”（After the Riots）介绍了法国在2005年经历了为期三周的大骚乱，而这场骚乱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场骚乱的其他信息可以参见2005年11月13日《华盛顿邮报》A18版的新闻报道“警察和暴动的年轻人在里昂中部发生了冲突”（Police, Rioting Youths Clash in Central Lyon）。在梅兰妮·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的《伦敦斯坦》（Londonistan）中，第3章分析了英国的安全机构不愿对国内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威胁做出回应的诸多原因。2008年4月5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登载了一篇题为“两个彼此分离的世界”（Two Unamalgamated Worlds）的文章，文中第31页和32页报道了土耳其总理要求身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不要被德国社会所同化以及土耳其移民子女在德国学校学习时成绩很差的情况。2008年2月23日的《经济学人》杂志登载了一篇报道“寻找促进社会融合的胶水”（The Search for Social Glue），其中第74页和第76页介绍了英国各民族文化之间呈社会碎片化的现状。来到美国的爱尔兰移民、犹太移民和黎巴嫩移民被美国文化同化的情况可以分别参阅以下几本著作中的相关讨论：卡尔·威特基的《美国的爱尔兰人》第101—102页；欧文·豪的《父辈的世界》第229—235页；阿尔伯特·霍拉尼和纳迪姆·谢哈迪共同主编的《世界各地的黎巴嫩人》第154—155页。拙作《黑人乡巴佬与白人自由主义者》（Black Rednecks and White Liberals）第36—37页也介绍和讨论了黑人群体努力融入主流社会和文化的情况。乔治·J. 布尔哈斯的《天堂之门》第57—58页介绍了拉美裔选民投票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结束双语教学的情况。2006月4月2日《纽约时报》的第4部分第3版登载了一篇题为“移民与辛勤工作经济学”（Immigrants and the Economics of Hard Work）的文章，其中对美国各种工作中移民工人和土生土长的美国工人的占比情况进行了介绍。2006月4月2日的《纽约时报》第4部分的第3版还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丰富的、多产的——以及非法的”（Plentiful, Productive—and Illegal），介绍了在美国销售的水果和蔬菜售价中，用于支付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比例很小的实际情况。

    第7节：歧视经济学

    俄国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允许犹太商人来俄经商的历史可以参见罗杰·P. 巴特利特（Roger P. Bartlett）的著作《人力资本：外国人在俄国的定居历程，1762—1804》（Human Capital: The Settlement of Foreigners in Russia,1762-1804）第86—87页。W. E. B. 杜博斯对19世纪时劳动市场上雇用黑人工人情况的评论可以参见他的著作《费城黑人》（The Philadelphia Negro）第323页和第395页。那些从未结过婚、接受过大学教育、没有子女、年龄在40岁到64岁之间、从事全职工作的女性平均收入高于同等条件的男性的现象引自沃伦·法雷尔（Warren Farrell）的著作《为什么男人挣得更多》（Why Men Earn More）第xxiii页。那些会去核查应聘者犯罪背景的雇主更可能聘请年轻的黑人男性的事实引自《法律和经济学学刊》（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2006年10月刊上的论文“感知犯罪，犯罪背景核查以及雇主雇用不同种族工人的实践”（Perceived Criminality, Criminal Background Checks, and the Racial Hiring Practices of Employers）第452页和473页。印度低等种姓人群所面临的各种偏见和障碍可参见马克·加兰特（Marc Galanter）的《竞争公平》（Competing Equalities）一书。关于中国人无论做什么都能干得更好而且成本更低的评论源自马哈蒂尔·宾·穆罕默德（Mahathir bin Mohamad）的《马来人的困境》（Malay Dilemma）一书第25页，该书于1983年在吉隆坡由联邦出版物集团（Federal Publications）出版。关于尼日利亚的南方人更加具有“扩张性”的评论引自唐纳德·L. 霍洛维茨（Donald L. Horowitz）的《民族冲突》（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书第178页。其他国家的一些类似情况同样引自该书171页到181页的讨论内容。介绍日本移民情况的引文来自罗伯特·A. 威尔逊（Robert A. Wilson）和比尔·细川（Bill Hosokawa）合著的《从东方到美国：日本人在美国的历史》（East to America:AHistory of the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第123页中美国的排日行动支持者的言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一些非营利组织对黑人和犹太人的歧视可以参见迈克尔·R. 温斯顿（Michael R.Winston）的文章“穿过后门：从历史视角来看学术界的种族歧视以及黑人学者”（Through the Back Door：Academic Racism and the Negro Schola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第695页和705页，该文刊登于《美国文理学会学刊》（Daedalus）1971年夏季刊，这里引用的内容从678页开始；还可以参见哈罗德·J. 拉斯基（Harold J. Laski）的《美国式的民主》（The American Democracy）第480页；此外，还可以参见贡纳·米达尔（Gunnar Myrdal）的《美国的困境》（An American Dilemma）第1卷323页。乔治·J. 斯蒂格勒（George J. Stigler）的自传《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自白》（Memoirs of an Unregulated Economist）第31页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和欧洲的大学中反犹主义的情况和表现。埃兹拉·门德尔松（Ezra Mendelsohn）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东欧和中欧的犹太人》（The Jews of East Central Europe between the World Wars）第23和27页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波兰的犹太人医生所占比重较高的情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讨论。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电话行业对雇用黑人女性的歧视可以参见伯纳德·E. 安德森（Bernard E. Anderson）的《公用事业中的黑人就业情况》（Negro Employment in Public Utilities）第73页和80页。该书的150页还介绍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电话行业歧视性的招聘政策终于发生了逆转，非裔员工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商业周刊》2007年4月16日主题为“多元化的工作”（Diversity to Work）的专刊中第70和74页报道了AT&T 公司在推动公司多元化方面排名第一的新闻。在布赖恩·拉平（Brian Lapping）的《种族隔离：历史》（Apartheid:AHistory）一书的第164页、梅尔·立普顿（Merle Lipton）的《资本主义和种族隔离》（Capitalism and Apartheid）一书的第152页、以及沃尔特·E. 威廉姆斯的著作《南非的反资本主义之战》（South Africa's War against Capitalism）的第78页和第112—113页都对南非的一些白人雇主们违反种族隔离法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乔纳森·I. 伊斯雷尔（Jonathan I. Israel）在其著作《重商主义时期的欧洲犹太人：1550—1750》（European Jewry in the Age of Mercantilism：1550—1750）的第5章对“三十年战争”时期犹太人聚居区的扩张情况进行了讨论。20世纪初期芝加哥的犹太人和波兰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参阅路易斯·沃思（Louis Wirth）在《犹太人聚居区》（Ghetto）一书中第229页的相关讨论。出身于订阅杂志和办理图书证的家庭的年轻非裔男性，收入水平与家庭条件相仿、受教育水平相同的白人男性基本一致的情况引自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的《黑人精英》（Black Elite）一书第4章。年龄和IQ相同的非裔、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收入水平相近的情况可参见理查德·J. 赫恩斯坦（Richard J. Herrnstein）和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合著的《钟形曲线》（The Bell Curve）一书第323页的相关内容。毕业后一直工作的单身女性收入水平要高于同等条件的单身男性的情况可以参见“1973年总统经济报告”（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第105页。加拿大统计局发布的《观点》（Perspectives）1999年冬季刊中有一篇题为“女性收入/男性收入”（Women's Earnings/Men's Earning）的文章，这篇文章始于该刊第20页，第23、25和26页的内容展示了加拿大未曾结婚的女性的收入与从未结婚的男性的收入之间的关系。未婚女性高校教师收入高于未婚男性教师的情况可以参见本人一项题为“教师聘用中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in Faculty Hiring）的研究，研究成果被再版于《教育：假设和历史的比较》（Education：Assumptions versus History）一书第95—96页。在印度，来自贱民阶层和种姓阶层的学生虽然初看起来背景相似，但是实际并没有可比性的情况引自孟买的塔塔社会科学研究所［Tata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s in Bombay（Mumbai）］的一篇题为“高等教育的不平等性：关于孟买医学院校中来自种姓阶层学生的研究”（Inequality in Higher Education:AStudy of Scheduled Caste Students in Medical Colleges of Bombay）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作者为帕德玛·拉姆克里斯纳·维拉斯卡（Padma RamKrishna Velaskar），相关内容可参见第357、366、391、396、406、414和418页。关于美国黑人和白人教职人员之间的不可比性可以参见本人再版于《教育：假设和历史的比较》一书中题为“教师聘用中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 in Faculty Hiring）的研究，相关内容在书中第81到89页。关于在马来西亚、斯里兰卡、以色列、印度和美国，不同社会群体的学生在教育质量方面的差异可以参见下列相关研究：穆罕默德·苏非·本·哈希姆（Mohamed Suffian bin Hashim）的论文“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和议题”（Problems and Issues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Malaysia），收录于叶中宏（Yip Yat Hoong）主编的论文集《东南亚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和议题》（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Problems and Issues），新加坡区域高等教育和发展研究所出版，1973年，可见其57—78页；钱德拉·理查德·德·席尔瓦（Chandra Richard de Silva）的论文“斯里兰卡的僧伽罗-泰米尔关系和教育：大学录取问题——第一阶段，1971—7”（Sinhala-Tamil Relations and Education in Sri Lanka: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Issue—The First Phase,1971–7），收录于R·B.戈德曼（R. B. Goldman）和A·J. 威尔逊（A. J. Wilson）主编的论文集《从独立到建国：非洲和亚洲五个国家的民族冲突管理》（From Independence to Statehood：Managing Ethnic Conflict in Five African and Asian States），弗朗斯·平特（Frances Pinter）出版部出版，伦敦，1984年，可见其第125—146页；萨米·斯姆哈（Sammy Smooha）和约哈南·佩雷斯（Yochanan Peres）的论文“以色列的民族不平等动态变化”（The Dynamics of Ethnic Inequalities: The Case of Israel），收录于欧内斯特·克劳茨（Ernest Krausz）主编的论文集《以色列社会研究》（Studies of Israeli Society）第I卷第173页，新不伦瑞克的图书交易出版部（Transaction Books）出版，1980年；苏马·希特尼斯（Suma Chitnis）的论文“印度教育中的逆向歧视”，该论文也被收录于《从独立到建国》第31—43页；托马斯·索维尔的论文“变化的美国所面临的民族问题”（Ethnicity inAChanging America），该文刊登于《美国文理学会学刊》1978年冬季刊，第231—232页。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关于抵押贷款的研究，包括《华尔街日报》1992年3月31日第A1，A10和A11版上的一篇题为“数字背后：联邦数据清楚显示了抵押贷款申请中普遍存在的种族差异”（Behind the Figures: Federal Data Detail Pervasive Racial Gap in Mortgage Lending）的文章。关于抵押贷款批准率（在控制一些变量后）的剩余差距应该归因于歧视的结论引自艾丽西娅·H. 穆奈尔（Alicia H. Munnell）等人的一项研究，其结论总结于题为“波士顿的抵押贷款情况：理解HMDA数据”（Mortgage Lending in Boston: InterpretingHMDAData）的论文中，该文是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编号92—7工作论文，发布于1992年10月，第2、24、25、43、44页。同一收入水平的黑人和白人群体所拥有的财富存在差异的情况见于美国人口普查局发布的出版物“当前人口报告”系列P—23第173期中的“美国人口概况：1991”（Population Profile of the United States：1991）第20页。在申请普通抵押贷款时，白人被拒绝的比例高于亚裔的情况可以参见以下这些研究：格伦·B. 卡勒（Glen B. Canner）等，“房屋抵押公开法：关于住宅抵押贷款的拓展数据”（Home Mortgage Disclosure Act: Expanded Data on Residential Lending），载于《联邦储备系统公报》（Federal Reserve Bulletin）1991年11月刊，第870页；格伦·B. 卡勒和多洛雷斯·S. 史密斯（Dolores S. Smith），“关于住宅抵押贷款的拓展HMDA数据：一年之后”（ExpandedHMDAData on Residential Lending: One Year Later），载于《联邦储备系统公报》1992年11月刊，第807、808页。20世纪60年代这10年里，马来西亚的少数族裔华人群体获得工学学位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情况可以参见穆罕默德·苏非·本·哈希姆的论文“马来西亚高等教育的问题和议题”，收录于由叶中宏主编的论文集《东南亚高等教育发展：问题和议题》，相关内容见该书第70—71页。在圣彼得堡科学院中德国人数量很多的情况可以参见弗莱德·C. 科赫（Fred C. Koch）的《伏尔加的日耳曼人》（The Volga Germans）第195页；尼日利亚卡杜纳的经济规划部发布的“1965年尼日利亚北方地区统计年鉴”（Northern Nigeria's Statistical Yearbook1965）也在第40和41页介绍了尼日利亚北方地区各种职业中大部分从业者都是南方人的情况。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位政府官员谴责有些挑选员工的测试对某些弱势的少数族裔难度更大，相关的表述和具体情况可以参见美国公正就业（雇用）实施委员会汇编的题为“1964年民权法案条例VII和XI的立法史”（Legislative History of Titles VII and XI of Civil Rights Act of1964）的纲要第3133页和3134页。《加利福尼亚管理评论》（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8年秋季刊中登载了一篇论文“日本汽车公司在美国选址和雇用员工时的种族因素”（Racial Factors in Site Location and Employment Patterns of Japanese Auto Firms in America），文章第9—22页列举了日本公司在美国开设工厂时选址一般远离黑人集中区的证据；在另一篇登载于《南部经济学刊》（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92年1月刊的文章“日本制造业在美国设立工厂的选址决定因素”（Locational Determinants of Japanese Manufacturing Start-ups in the United States）在第704页也列举了另外一些证据。1983年2月15日《纽约时报》第A14版的新闻报道“一些禁止在黑人聚居区设立新工厂的公司”也介绍了美国企业的类似案例。2004年11月出版的《斯坦福法律评论》第57卷，第2期的367—483页中登载了理查德·H. 桑德（Richard H. Sander）的一篇文章“对美国法学院中平权法案的系统性分析”，其中对法学院的黑人学生在录取时受到优待的影响进行了探究和分析。

    第8节：国家经济发展

    《经济学人》杂志出版的“口袋中的数字世界2007年版”第26页对以购买力平价计值的各国国内生产总值进行了国际比较。美国新泽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GDP 数值引自《现代商业概览》（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杂志2007年7月刊第124页列出的“各州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 by State）。“口袋中的数字世界2007年版”第29页还介绍了全世界人均GDP水平排名前70的国家。2002年3月2日《经济学人》杂志第27页登载的文章“史无前例的衰退”（A Decline Without Parallel）对阿根廷20世纪初和21世纪初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进行了比较。在2002年8月17日和18日的《华盛顿邮报（国家周刊版）》（Washington Post National Weekly Edition）第16页登载了一篇题为“在阿根廷，尊严变成了绝望”（In Argentina, Dignity Turns to Despair）的文章，其中介绍了1998年到2002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水平大幅下降。《麦肯锡季刊》（The McKinsey Quarterly）2001年第4期的文章“印度——从新兴到快速增长”（India—From Emerging to Surging）介绍了印度和中国相对国力的变化。尼古拉斯·D. 克里斯托夫（Nicholas D. Kristof）和舍丽·吴顿（Sheryl WuDunn）在合著的《东方闪电》（Thunder from the East）2001年平装版第30页和344页对亚洲和西方国家的产出水平在全球总产出中所占比重进行了估计。查尔斯·穆雷的《人类的成就》（Human Accomplishment）一书第299到304页对西方世界不同领域一些领先的发展成就在不同地区的情况展开了讨论。2000年基本图书（Basic Books）出版了秘鲁经济学家埃尔南多·德·索托《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该书在作者的一项国际研究的基础上写就，这项研究发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产权制度广泛缺失。该书的第20到21页介绍了在埃及和海地，办理住房合法所有证需要经历冗繁的程序；第32到35页讨论了贫穷国家中没有合法所有权的经济资产价值非常庞大；第28页介绍了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公共汽车、出租车和出售食物的小摊贩都是非法经营；第56页和第61页则讨论了财产所有权能够使陌生人将资产汇集在一起建立个人之力难以企及的大公司。2001年3月31日的《经济学人》杂志中也对同样的情况进行了讨论和分析，具体可参见这期20页到22页的文章“贫困与产权”（Poverty and Property Rights）。杰克·陈（Jack Chen）的《美国华人》（The Chinese of America）一书第65页提到了从中国的一个港口去往旧金山的通达性比从密苏里河岸附近出发去往旧金山的通达性更好。丹尼尔·尤金（Daniel Yergin）在《奖品：对石油、货币和权力的史诗般的追求》（The Prize: The Epic Quest for Oil, Money, and Power）第60页讨论了第比利斯城从美国进口煤油的情况。威廉·A. 汉斯（William A. Hance）的《现代非洲的地理》（The Geography of Modern Africa）第5页，费正清（John K. Fairbank）、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和艾尔伯特·M. 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的《东亚的传统和转型》（East Asia: Tradition & Transformation）（修正版）第515页，约翰·兰顿（John Langton）和R·J.莫里斯（R.J. Morris）主编的《工业化大不列颠地图集，1780—1914》（Atlas of Industrializing Britain1780–1914）中尼克·冯·图泽曼（Nick von Tunzelmann）的文章“煤炭和蒸汽动力”（Coal and Steam Power,）第72页都提到了非洲、日本和英国的陆路运输与水路运输成本之间的类似差异。收录在丹尼尔·希罗（Daniel Chirot）主编的《东欧落后的根源》（The Origins of Backwardness in Eastern Europe）中的约翰·R. 兰佩（John R. Lampe）的“帝国边疆或资本主义的边界？重新界定巴尔干的落后，1520—1914”（Imperial Borderlands or Capitalist Periphery? Redefining Balkan Backwardness,1520—1914）第184页介绍了奥斯曼帝国运输小麦的成本情况。沃克尔·康纳（Walker Connor）的《民族国家主义：对理解的追求》（Ethnonationalism: The Quest for Understanding）第124页对不同方式运输石油的成本进行了比较。珍妮特·L. 阿布—卢格德（Janet L. Abu-Lughod）的《欧洲霸权之前：世界体系，公元1250年—1350年》（Before European Hegemony: 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一书第176页和第178页介绍了撒马尔罕作为沙漠节点的重要地位。人力搬运和用铁路运输可可的情况可以参见艾伦·麦克菲（Allan McPhee）的《英属西非的经济革命》（The Economic Revolution in British West Africa）第54页，该书在1971年由弗兰克卡斯图书出版公司（Frank Cass & Co）出版。书中铁路和蒸汽船的发展使运输货物成本显著下降的一些文字摘自杰弗里·弗里顿（Jeffry Frieden）的《全球资本主义》（Global Capitalism）第5页。诺曼·J. G. 庞兹（Norman J. G. Pounds）在《欧洲历史地理变迁：1800—1914》（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urope:1800—1914）第492—493页介绍了每个早期欧洲工业区都拥有可通航河流带来的交通便利，该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在该书的第43页、132页、178—179页、430页、459页和485页提到了巴尔干地区缺乏化石能源，因此城镇化水平落后，铁路和河流运输较缺乏，文化割裂。同一本书的第488页还指出巴尔干地区的社会仍然处于“自给自足”的发展阶段。威廉·L. 布莱克威尔（William L. Blackwell）的《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Russi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第3版第2页介绍了俄罗斯主要河流的分布，该书于1994年由哈兰·戴维森（Harlan Davidson）出版社出版。埃伦·丘吉尔·森普尔（Ellen Churchill Semple）在《地理环境的影响》（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Environment）一书第263页和283页讨论了热那亚和蒙巴萨作为水道出口在当地水路运输中发挥的作用。收录在诺曼·J. G. 庞兹主编的《东欧地区地理集》（Geographical Essays on Eastern Europe）中的约瑟普·罗格里克（Josip Roglic）的论文“杜布罗夫尼在中世纪时的地理背景”（The Geographical Setting of Medieval Dubrovnik）第147页介绍了杜布罗夫尼作为港口的条件和地位。罗伊·E. H. 梅勒（Roy E.H. Mellor）和E.阿里斯泰尔·史密斯（E. Alistair Smith）合著的《欧洲大陆的地理情况调查》（Europe:AGeographical Survey of the Continent）第14—15页介绍和讨论了墨西哥暖流对欧洲气候的影响。杰米·文森斯·维韦斯（Jaime Vicens Vives）在《西班牙的经济历史》一书第365页介绍了西班牙缺乏可通航的河道；康丝坦斯·克罗宁（Constance Cronin）在《变化带来的痛苦：西西里岛和澳大利亚的西西里人》（The Sting of Change: Sicilians in Sicily in Sicily）第35页介绍了西西里地区缺乏雨水的情况。美国民权委员会1986年出版的《美国的南欧和东欧移民后裔经济状况》（The Economic Status of Americans of Southern and Eastern European Ancestry）第15页介绍了南欧和东欧移民的收入情况。这些移民需要花更长时间才能达到和土生土长美国人一样的平均收入水平，这些情况请参见巴里·R. 奇西克（Barry R. Chiswick）的“移民的经济进步：一些普遍模式”（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Immigrants: Some Apparently Universal Patterns），收录于《通关门户：移民问题与政策》（The Gateway: U. S. Immigration Issues and Policies），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1982年出版，第147页。斯坦利·利伯森（Stanley Lieberson）的《美国城市中的民族模式》（Ethnic Patterns in American Cities）第72页讨论了这些移民目不识丁的情况和原因，该书由澳大利亚格伦科的自由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移民群体的子女教育水平和IQ值都比同龄的其他孩子落后的情况可以参见保罗·福克斯（Paul Fox）的《波兰人在美国》（The Poles in America），纽约：亚诺出版社1970年版，第96页；伦纳德·埃尔斯（Leonard P. Ayres）的《我们学校中的落后者：对城市学校体系中的障碍及消除情况的研究》（Laggards in Our SchoolsAStudy of Retardation and Elimination in City School Systems），纽约：拉塞尔·塞奇基金会，1909年，第107—108页；移民委员会报告，第61次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发布的《学校中的移民子女：第1卷》，华盛顿：政府印刷办公室，1911年，第48—49页，第89页，第90页；托马斯·索维尔的“重新考虑种族和IQ水平”（Race and I.Q. Reconsidered），收录于托马斯·索维尔主编的《关于美国种族的论文和数据集》（Essays and Data on American Ethnic Groups），华盛顿：城市研究所，1978年版，第207页。一些南欧人喜欢说方言而不愿说各自国家官方语言的情况可以参见查尔斯·A. 普利斯的《澳大利亚的南欧人》第58页，该书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1979年出版。该书的第16、17和24页还从地理分布上对这些南欧人进行溯源。海伦·韦尔（Helen Ware）的《澳大利亚的意大利社区概况》（A Profile of the Italian Community in Australia）第47、63和68页介绍了不同南欧族群的收入状况和职业，该书由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事务研究所（Australian Institute of Multicultural Affairs）在1981年出版。J. R. 麦克尼尔（J. R. McNeill）的《地中海世界的高山》（The Mountains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第31页，以及H. J. 德·布莱（H. J. de Blij）和彼特·O·穆勒（Peter O. Muller）合著的《全球环境的地理情况》第132页至133页（该书由约翰威立父子出版公司出版）都介绍了同一个山脉的两侧降雨量差异的现象和案例。布林克·林赛（Brink Lindsey）的《反对“死亡之手”：全球资本主义的不确定斗争》（Against the Dead Hand: The Uncertain Struggle for Global Capitalism）第79页介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物资供给被封锁之后，德国人只能以猫狗果腹以避免饿死的情况。罗伯特·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的《收割悲伤》（The Harvest of Sorrow）被视为对斯大林人为造成的大饥荒的经典研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的《亚洲的戏剧》（Asian Drama）简本第72页中介绍了印度人口数量同土地的比例情况，该书在1972年由Vintage Press 出版。罗伯特·巴特利特（Robert Bartlett）的《欧洲的成功之道：征服、殖民主义和文化变化：950—1350年》（The Making of Europe: Conquest, Coloniz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950—1350）第135—137页介绍了在12世纪时东欧地区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的情况。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国在国际投资中的优势地位可以参见杰弗里·弗里德曼所著的《全球资本主义》第16页和第48页。同一本书的第20页介绍了1913年澳大利亚和阿根廷的外商投资情况。2007年10月19日《华尔街日报》A18的新闻报道“世界银行的疲倦”（World Bank Weary）介绍了新兴世界国家中私人资本的规模比外国援助资金规模大得多。2007年12月15日《经济学人》杂志第106页的“国外汇款”专栏中介绍了2007年全球国际汇款的总规模。阿温德·帕纳格里亚（Arvind Panagariya）的《印度：新兴的巨人》（India：The Emerging Giant）一书第110页到第111页对韩国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实现经济转型并一举成为世界上最繁荣的国家之一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讨论，该书第xiii 页还介绍了很多“专家”对印度和非洲发展前景的预测都是错误的。2008年2月9日《经济学人》杂志第75页的文章“关于网吧和断电”（Of Internet Cafés and Power Cuts）介绍了生活在泥棚屋的非洲人都会使用手机。劳伦斯·E. 哈里森（Lawrence E.Harrison）的《泛美国梦》（The Pan-American Dream）第1章介绍了征服西半球的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文化差别。2007年8月17日的《经济学人》从第21页开始登载了一篇文章，题为“对贫困说再见，对消费说你好”（Adiós to Poverty, Hola to Consumption），在第22页作者指出2002年到2006年拉美的贫困水平有所下降。艾伦·麦克菲的《英属西非的经济革命》第65页到66页介绍了20世纪早期西非的贸易活动利润水平下降的情况。文中引用的历史学家乌尔里希·邦内尔·菲利普斯（Ulrich Bonnell Phillips）的话摘自尤金·D. 吉诺维斯（Eugene D. Genovese）主编的《旧时代南方的奴隶经济：经济和社会历史精选论文集》（The Slave Economy of the Old South: Selected Essay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中收录的菲利普斯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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