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7年，一位到过苏联的游客描述到：“排着长队的人们耐心地站了数小时来购买东西。在一个街角处，人们正等着购买纸板箱里的土豆，每个人只准买一个。紧挨着我们旅馆的一家商店外面，有一条已经排了3天的长队，后来才得知在我们到来的那天，这家商店新进了一批男士汗衫。”米杰·德克特（Midge Decter）：《一个老妇的故事》（An Old Wife's Tale），第169页。
[3]The Turning Point: Revitalizing the Soviet Economy （New York: Doubleday,1989）.
[4]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通过陆路运输食物的国家。参见“官僚制导致的死亡”（Death by Bureaucracy），发表于2001年12月8日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第40页）上，其中的例子有：在等待救援人员完成文书工作的过程中，阿富汗难民有许多人死于饥饿。
[5]我妻子曾是为非政府组织工作的律师，这个组织经常代表租户处理与房东的纠纷。在发现房东的经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经常不高后，她开始重新思考房租管制政策，以及与之配套的住房管制政策。
[6]在很多情况下，供给不足的商品会被藏在商店仓库里囤积起来，销售给那些愿意出高价的人。黑市并不总是孤立运行的，它也可以是一些合法企业的副业。
[7]政府政策演变方式通常都是这样的。
[8]不要在家里尝试这个实验。专业的化学家能够在实验室里采取恰当的保护措施，来处理这些危险的化学物质，但如果是其他人做这个实验的话，就很容易致命。
[9]在许多情况下，中产阶级借款人在准备贷款的银行开设了支票账户，就会自动拥有一个信用额度，5,000美元的贷款不需要再递交申请。借款人只需在支票上填写5,000美元（即使它比账户上的钱多），信用额度就会支付这笔钱，这就使借款人和银行以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麻烦完成这笔交易。因为潜在借款人的信用等级在他们最初开设账户时就已经建立了，而信用额度的大小就是基于信用等级确立的。
[10]有些人会说在太空里不分上下，但我们可以这样表述，即地球围绕旋转的地轴，不垂直于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平面。
[11]按照《内科学文献》（Archives of Internal Medicine）的一篇文章（2000年9月25日），不喝含酒精的饮料或一周只喝1次酒的人来说，当他们改为一周喝1~6次酒来增加酒精摄入量时，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会降低。然而，对于那些一周7次或是更多酒精摄入的人来说，再增加酒精摄入量就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医学期刊《柳叶刀》（TheLancet）有一期（2002年1月26日）曾指出：“轻微或适度的酒精摄入可以减少55岁以上老人发生痴呆症的风险。”
[12]例如，《纽约时报》的一位作者艾丽萨·夸特（Alissa Quart）曾写文章说：“我们需要高质量、范围广泛的日托机构。”（2013年8月18日刊登在《纽约时报》星期日评论板块第4页的“被照顾孩子的成本击溃”）。换句话说，有些人决定同时追求事业和生养小孩，相关的成本却抛给了其他纳税人，他们从来没有对自己的决定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同时也没有人根据这些决定，做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除非，有与此事没有个人利益瓜葛、也不会计较得失的第三方观察员。
[13]本书第24章将会用一小节进一步探讨这一现象。
[14]《纽约时报》曾连续两天刊登了两个人对我写的书的不同评论，一个人对我的书给予好评，而另一个人则予以批评。显然，这是因为周刊与周末版处于两个不同的部门之下。
[15]在这种情况下不太可能会出现过剩。苏联的库存常常被证明是不足的，因为制造企业仍然会缺乏部件。按照苏联经济学家所说：“从装配线上下来的汽车中，有1/3是缺少部件的”。尼古拉·什梅廖夫、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著，《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第136页。
[16]参见拙作《征服与文化》（Conquests and Cultures），第101～108页。
[17]这并不是说在市场经济中就绝不存在运输很差的供应商。耗资上亿美元的飞机建成之后就闲置一旁，等着其他公司的厨房、厕所或其他部件到位才能出售。一位波音公司的工作人员指出：“你有一大笔不能动用的资产，只是为了等着一个厨房。”一名空中巴士公司的行政高管说：“这一问题已经严重到迫使我们不得不去问‘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从零件供应商那购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产品的大公司问这种问题，可不是为了练习口才。总之，在所有的经济系统中，人类都有共同的缺点，但不同的是，为了改正人们的缺点所施加的压力。在2008年8月份的《华尔街日报》B1版和B4版上，丹尼尔·麦克斯（DanielMichaels）和J.林恩·伦斯福德（J.LynnLunsford）说过：“座位、厨房的不足拖累了波音公司和空中巴士。”
[18]在这一体系中，美国所有钢材的价格都基于钢材的固定价格加上从匹兹堡出发的铁路运输费用之和——不论钢材产地是匹兹堡、伯明翰还是其他地方，也不论钢材是由铁路、船舶还是其他方式运输。若非如此，对于钢材这种很重的产品，从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运输方式进行运输的运费会很高，且容易发生变化，个别钢材生产商也就很容易暗中降价，也很难说清是谁破坏了卡特尔组织的协议价格。但是，在这一卡特尔定价体系下，不管钢材在哪里生产，或以什么方式运输，都可以很容易确定全国任何地方的钢材的总交货成本应该是多少——价格加上从匹兹堡出发的铁路运输成本。然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一价格体系却造成了资源的错配，因为住在伯明翰附近的人购买匹兹堡生产的钢铁的速度，和在伯明翰生产的速度一样快，但都要付同样的价格和从匹兹堡出发的铁路运输的成本。这意味着有更多的钢铁要比在自由竞争市场情况下经过更长距离的运输。
[19]假设一个行业由10家企业组成，在提高最低工资之前每家企业雇用1,000名工人，也就是说这个行业一共有10,000名雇员。如果在进行第一次调查和第二次调查期间，有3家企业倒闭了，并且只有一家新企业进入该行业，那么只有7家企业在调查“前后”都存在，因此报道的也只是生存下来的这些企业的调查结果。随着企业数量减少，每家企业的就业率可能都增加了，即使从整个行业整体来看就业率减少了。例如，如果幸存下来的这7家企业和新进入的企业都把自己的雇员增加到1,100名，这就意味着该行业总体上会有8,800名雇员，虽然比提高最低工资之前少很多，然而对这7家幸存下来的企业进行调查就会发现这些接受调查的企业就业率增长了10%，而不是整个行业的就业率降低了12%。由于最低工资会通过以下方式引起失业：①使所有的企业就业率减少；②促使边缘企业破产；③阻止替代企业进入该行业。因此，基于对幸存者展开的调查进行报道就会跟采访那些玩过俄罗斯轮盘的人一样得出错误的结论。
[20]这并不总是真实的：一些州和地方政府会购买私人企业的服务，让他们来执行传统上由政府雇员所做的工作，如垃圾收集、监狱维护等。联邦政府也会将部分职能外包给美国及海外的私人公司。然而，这些事情可以做到的程度，取决于政治上的反应。
[21]几乎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购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公司的债券作为安全投资以保障退休生活的人，在2001年加利福尼亚州电力危机期间亲眼见证了这些投资的价值损失殆尽。加利福尼亚州强迫这些电厂以低于它们支付给供应商的价格，将电力出售给消费者。导致这些电厂欠下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它们的债券价格也因此降低到垃圾债券的水平。
[22]尽管在机动车导致的死亡中，年龄在20到24岁的司机造成的死亡率最高，但是死亡率随年龄下降的趋势在55至59岁时结束，随后又上升了，年龄在80至84岁之间的司机所造成的死亡率，几乎和16至19岁的年轻人相当。引用自保险信息学会著：《2012年保险年鉴》（2012 Insurance Fact Book），第155页。
[23]禁止私营雇主辞退超过某个年龄的雇员会带来深远的经济影响，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使年轻人很难有晋升的空间，因为老员工长期留任，阻碍了年轻人的升迁途径。从整个经济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效率上的损失。取消“强制退休”年龄，而不是在雇员生产率开始下降的时候自动淘汰他们，意味着雇主在每一个案子中都要证明雇员生产率的下降，以此满足政府第三方的要求，并避免因“年龄歧视”而受到诉讼。这些成本与风险就意味着许多老职工会继续得到雇用，即使年轻人能够更有效率地完成他们的工作。至于那些生产力没有下降的老员工，雇主可以有区别地选择推迟他们的退休年龄。不管是对于雇主，还是对雇员，都不存在事实上的强制退休年龄。
[24]了解微积分的人可以将前者看作微分，而后者看作积分。
[25]比如说，假设在一个有1亿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1,000美元，另外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2,000美元，还有1/4的人口为4,000美元，而收入最高的1/4的人口平均年收入为5,000美元。进一步假设：（1）每个人的收入增长了20%，并且（2）由于最容易遭遇营养不良和医疗保健不充分的人口死亡率下降，最穷的两个阶层的人数翻了一倍，而两个高收入阶层的人数没有变化。如果用算术来计算，你会发现整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没有变化，虽然每个人的收入都上升了20%。很明显，如果收入上升少于20%，人均收入将会下降，即使每个人的收入都增加了。
[26]格雷欣法则是指劣币将良币驱逐出流通领域。例如，在战俘营中，最不受欢迎的香烟会被用来当作货币，而最受欢迎的香烟则自己享用。
[27]人们通常将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失业归咎于1929年的股票市场崩溃，然而有例子可以证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大规模失业的影响更大。尽管失业率在股票市场崩溃后有所增加，但是在股票市场崩溃之后的12个月中，并没有任何一个月的失业率超过10%。而在《斯穆特－霍利关税法》通过之后，仅仅5个月的时间，失业率就达到了11.6%，并一路上扬，而且在接下来的8年时间里，再也没有低于过11.6%。出自理查德·K.维德（Richard K. Vedder）和洛厄尔·E.加罗韦（Lowell E. Gallaway），《失业》（Out of Work），1993年版，第77页。
[28]例如，读者可参阅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关于“城市山地人”的讨论，出自《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1962年版，第96～100页。
[29]西方之所以称之为阿拉伯数字，是因为欧洲人首先看到阿拉伯人使用这些数字，而阿拉伯人其实是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
[30]虽然地理位置本身不能创造天才，但不同的地理位置会为天才的出现和成长提供截然不同的机会。那些取得举世公认的历史成就的人物，很少（如果有的话）会在偏远的山地村庄中成长起来。相反，某个时代的历史成就会高度聚集在某个地区，虽然不同的时代，集聚的地区不同，但是地理上偏远的地方很少会实现很高的历史成就。
[31]为了在冬天生存而储存食物的必要性，也对将牛奶等易腐产品转换成奶酪等易储存品，起到了激励作用。
[32]由于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精英讲英语或其他语言，这些精英们可以获得相较大众更广泛的文化环境。因此，缺乏翻译著作，往往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国家内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并拉大这些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
[33]在这种情况下，用“指责”这个词似乎是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选择诞生于何种文化，也无法选择诞生在哪个地理位置或在哪个历史时期。
[34]虽然农业的出现是人类社会演化中的一个划时代进步，它比狩猎更容易形成更大、更复杂的社会，但是对于第一批农民来说，并不需要为消耗过度的农业土壤补充养分。恰巧处于河流洪泛区的农民，由于河流会每年将别处冲刷来的养分自动补充到土地里，他们甚至不需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就能繁荣富足起来。那时人们所掌握的农业技巧，不足以使人类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大规模聚居。只有在一些洪水每年都会给土地带来养分的河谷，土地才能连续得到耕种。这种罕见的环境出现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山谷，它们都在今天的伊拉克境内。有幸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们之间，因此产生了巨大的经济不平等，直到其他地方的农民认识到了给土地施肥的必要性。
[35]欧洲人有着更大的文化空间，相应的也面临更多的疾病。正如商品一样，来自亚洲的疾病也通过陆路或海路传播到欧洲。来自亚洲、中东或北非的疫病可能会在欧洲杀死许多人，但幸存者会增强对这些来自地球广大地区的疾病的生物抵抗力。正如欧洲人移居到西半球时，除了装备着许多起源于欧洲以外地区的文化元素，他们还携带着欧洲及其他地区的疾病。同时，西半球的土著人则拥有小得多的疾病环境，从而无法获得足够强的生物抵抗力，因此会被欧洲人传播的众多疾病打垮，而欧洲人自身却不会受这些病菌影响。
[36]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1859年《论自由》（On Liberty）一文中指出：“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若仅仅知道他自己的一方，他对那个事情就所知甚少……进一步讲，一个人只听取敌方的论据，若仅听到自己的教师们所转述的样子，其中并伴有他们所提供的作为辩驳的东西，那也还不够。那不是对待论据的公正办法，也不会拿它们真正触到自己的心。他必须能够从实在相信那些论据、真诚替它们辩护、并为它们竭尽一切努力的人们那里听到那些论据。他必须在那些论据的最花巧又最动听的表达形式之下来认识那些论据……”（引用自许宝骙译：《论自由》，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37]关于此点，详见本人On Classical Economics一书的第34至42页。
[38]但是，不论他在行动中体现了多少道德准则，大卫·李嘉图“不屑于说那种所费甚少而所得异常之多的甜言蜜语”。见约瑟夫·A.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3页。
[39]读者要探究对此区别的澄清情况，可进一步阅读本人OnClassicalEconomics一书的第69至71页。
[40]有关这些争论的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参考本人的On Classical Economics第23～34页。
[41]1958至1959年我在哥伦比亚大学上研究生时，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仍被用作经济学教科书。
[42]本书第13章对此进行了讨论。
[43]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1930年写道：“这个世界慢慢地认识到，今年我们正生活在现代历史上最大经济灾难的阴影之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著：《劝说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35页。
[44]这一主题在本人A Conflict of Visions中有深入的探讨。
[45]正如我们在第17章了解到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轮流执政的两党政治家试图维持单位时间的高工资水平，以此来保持工人的“购买力”，而工人的购买力实际上取决于工人的总收入。但是，不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还是非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明白雇用的工人人数会受到单位时间工资水平的影响，因此更高的工资水平可能意味着就业人数的减少。一些人因此失去收入，这就降低了购买力。在讨论国际贸易时，经常出现的谬误是拥有高“工资”（即单位时间的工资水平）的国家，无法与拥有低“工资”的国家竞争，理由是基于高工资国家有更高生产成本这一假设。
[46]经济学家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说，他既不用品尝葡萄酒，也不用参考葡萄酒鉴赏师的意见，只要针对生产葡萄酒所用的葡萄，通过这些葡萄生长季节天气状况的有关数据就可以预测葡萄酒的价格。这一言论着实让那些葡萄酒鉴赏师大吃了一惊。而结果表明，按他的方法预测的价格，要比葡萄酒鉴赏师的预测更准确。
[47]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我绝不用玫瑰色描写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求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和许多其他的左派人士不同，马克思并不认为资本家控制着经济，相反他认为：“自由竞争会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当作外部的强制规律，而对每个资本家发挥作用。”
[48]引自凯恩斯著，徐毓枬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49]没有人会特意写一本900多页的书来表达他对周遭境遇是多么满意。
[50]若是法律禁止建设10层的公寓楼，那么同一地块上的5层公寓楼，每间公寓平摊的成本就会更高，因为住户人数是前者的一半，土地成本必须通过更高的租金才能收回，而这时的土地成本比在其他地方修建同样建筑耗费的成本更高。
[51]可参阅约翰·F. 勒夫（John F. Love）所著的McDonald's: Behind the Arches。
[52]请参见拙作《经济学的思维方式》（Basic Economics）的第3章“价格管制”。
[53]赫伯特·斯坦（Herbert Stein）以及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54]“在过去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美国的经济令人羡慕地实现了稳定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健康发展”，引自《经济学人》（Economists）2007年9月22日第35页上登载的文章“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
[55]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何必须考虑将政策的多阶段影响都考虑在内，举个类似的例子。想象一下，如果要在山谷中建起一座大坝，计算表明这会使山谷蓄积起深达20英尺的水。如果你的住房位于高出谷底30英尺处，水慢慢被放出时，你的房子应该是安全的。但是如果大坝的防洪闸一下被冲开，一波高达40英尺的巨浪可能会呼啸着冲垮你的房子，淹死里面的每个人。洪水消退后，山谷的水深仍为20英尺，尽管房子和人距离水面仍有10英尺，可是房屋已经被毁，而人也因此丧生，这种安全变得毫无意义。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指出，国际货币基金（IMF）对第三世界国家强加的一些政策忽略了它们在这些国家发挥影响的时机以及引起反应的顺序，有的政策可能会对国家的社会结构产生无可挽回的破坏，例如使民众对经济前景感到绝望，从而引发大规模骚乱甚至政权颠覆，外国投资者也因此不愿投资于这样不稳定的国家。
[56]开始工作之后，他的老板还是决定为他提供一点微薄的工资。
[57]当时商店老板可以期待更多有经验的候选人来申请这份工作。而伍尔沃斯如果不做这份工作，就只能继续留在父亲的农场里面帮忙了。他弟弟曾这样形容他们在农场的日常工作程序：早上5点半起床，即使是在寒冷的早上也只能赤脚前往农场去挤牛奶。“我们尽量站在奶牛躺过的地方，这样我们已经冻僵的双脚才能获得一点温暖。毫无疑问，我们渴望结束这种无休止的苦役生活。”引自凯伦·普伦基特-鲍威尔（Karen Plunkett-Powell）所著的《记住伍尔沃斯》（Remembering Woolworth's），第26页。
[58]位于纽约的伍尔沃斯大厦，曾一度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物，很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一座完全凭借一己之力，由一个人掏出全额现金修建起来的摩天大楼，而这个人就是富商F.W.伍尔沃斯。
[59]就如同一个传统的合法公司一样，如果增量成本超过了犯罪活动的增量收益，犯罪团伙就不会再继续犯罪。在这个例子里面，增量成本包括因为杀害一位无辜的市民导致执法力度加强给犯罪团伙造成的收入损失，而公众对犯罪团伙内部火拼导致的伤亡事件关注程度要小得多，因此不会影响执法力度及犯罪团伙的收入。
[60]很多年前，我住在纽约，这里还住着一个犯罪团伙的头目。这个地区附近非常安全，有时我还在睡觉，我太太在半夜醒来甚至敢一个人出门，走几个街区到一个通宵营业的报摊买一份晨报。而报摊敢在半夜营业表明附近很多人都觉得夜晚买报很安全。
[61]现代独裁者也拥有类似的独断权力，包括予人生死的权力，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有时并不了解，这种依靠权力实现目标的方式有其局限性，会对自己的国家有害，有时甚至会损害自己的权益。例如，斯大林严酷的法令几乎使苏联企业管理者的经济创新意识完全瘫痪，因为斯大林将创新失败当作叛国罪处理，管理者发现成功的创新所能带来的奖励远不能补偿创新失败招致的囚杀的风险。这种对于创新风险的极端警惕成为苏联人根深蒂固的习惯，甚至在斯大林去世后还无法改变。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曾表示苏联的管理人员逃避创新“就好像魔鬼逃避熏香”。根据美国联合经济委员会，美国国会《苏联经济新展望》（Soviet Economy in New Perspective），1976，第437页。
[62]这表示将美国工人多支付的2000美元平摊到加拿大工人接受同样的治疗需要多等待的12周上。因为加拿大的工人虽然可以节约2000美元的治疗费用，但是却需要损失12周的工作时间，只要加拿大工人每周能够赚取167美元以上，损失的金额就超过了2000美元。
[63]“从发现细菌目标到使一种新药投入生产可能需要长达15年的时间并花费数亿美元”。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的文章“没有利润就无法治愈”（No Profit，No Cure），刊登于《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2001年11月5日，第46页。“每种药物的研发成本从约2.5亿美元到超过8亿美元不等。”“药品价格：迫切需要的敲门砖”（Drug Prices：A Much-Needed Primer），载于《华尔街日报》2002年6月22日，A15版。
[64]参见萨利·萨特尔（Sally Satel）所发表的文章“绝望地寻找肾源”（Desperately Seeking a Kidney），载于《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2007年，12月16日，第65页。
[65]2007年的一则新闻报道揭露：“早先被加利福尼亚半月湾市批准的房地产开发提案在1999年被上呈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委员会，委员会目前仍在对该议案进行生物影响研究，考察在哪里（或是否应该）建设房地产比较合适。”茱莉亚·斯科特（Julia Scott），“有信心去购买富有争议的房产”（Trust to Purchase Contested Property），《圣马特奥郡时报》（San Mateo County Times），2007年8月17日，新闻版第1版。该项目拖了8年还没开工，这还不是开发审批时间的最长纪录。
[66]保留赛马场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相信这个赛场是圣马特奥的文化和经济中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德纳·耶茨（Dana Yates），（圣马特奥）《每日新闻》（The Daily Journal），2007年9月5日第1版。
[67]该数据来自第一个从实证角度研究旧金山市租金管制情况的报告。1979年租金管制开始之后，这些法律连续执行了超过20年，尽管从政治角度看，这些政策获得了极大的支持，却鲜有针对其实际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深入研究。
[68]另外一种负面影响就是促使人们找新贷款来偿还已有贷款，因此利率水平会被推高。这种重新贷款的情况在2000年到2004年期间猛增，但随着利率水平从极不寻常的历史低位逐步升高，重新贷款规模也大幅减少。可参考Matthew Miller，“A Visual Essay: Post-Recessionary Employment Growth Related to the Housing Market”，Monthly Labor Review，2006年10月，第24页。
[69]将房产变成个人资产的另一个好处在于，随着房价上涨，可以再次抵押房产获得贷款，这样就可以将资产升值变现并马上用于消费。例如，如果60万美元买入的房屋升值为80万美元，购房者就可以将房屋作为抵押物，再次获得20万美元的贷款，然后用一半去偿还最开始的抵押贷款，将住房抵押贷款总额降至50万美元，以降低每月的按揭还款额，而且还可以留下10万美元用于其他消费。1999年1月到2006年，美国的房屋所有者总计从房屋资产中提取了26万亿美元。Damon Darlin，“Mortgage Lesson No.1: Home is Not a Piggy Bank”，New York Times，2006年11月4日，C1和C6版。
[70]低利率从长期来看可以降低为修建公寓借入资金的债务成本，因此能够增加房源供给并使租金水平下降。但是修建公寓楼需要的时间通常都比盖一座独栋住房要长得多，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想，公寓房供给水平的提高和租金降低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其他条件不可能一直保持不变，因为随着人们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并从公寓中搬出，开发商兴建公寓的动力也会相应地减弱。
[71]2003年7月17日的《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上登载了一篇由乔尔·鲁宾（Joel Rubin）等人撰写的新闻“圣莫妮卡一汽车突然驶入人群，导致9人死亡”（Car Plows Through Crowd in Santa Monica, Killing 9）。这篇新闻登载于报纸A1版，文章描述道：“一位86岁的男子在周三下午早些时候驾驶着自己的汽车在圣莫妮卡的农贸市场附近突然驶入前往市场进行夏季采购的人群，车速接近高速公路的行驶速度，这一举动吓坏了周边的购物者。该事故致9人死亡，其中包括一位3岁的小女孩。超过50人因伤被送往医院，其中15人伤势严重……”《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2007年5月5日A17版上刊登了由通讯员尼古拉斯·J·C 皮斯托（Nicholas J.C. Pistor）发来的新闻“致命学校撞车事故细节报道”（Report Details Fatal School Crash），报道了一位84岁的女性在伊利诺伊州的希洛（Shiloh）“驾车撞入希洛小学，撞死一位二年级的学生”，还致使两名其他儿童受伤的情况。《圣彼得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2005年11月15日7B 版刊登了由克雷格·巴斯（Craig Basse）撰写的新闻“一名93岁男子驾车撞人并致其死亡”（Man Who Hit，Killed Another Dies at 93），报道了佛罗里达圣彼得堡一位93岁的男性“在（城市的）第34街撞上一个男人，汽车轧断了男人的右腿，之后，司机还拖着他继续行驶了3英里……这名司机在2003年91岁时将自己的驾驶许可证更新，他的新驾照要到2010年才会过期。”
[72]基本就是通过重新贷款来偿还原有债务。
[73]日本飞行员不佩戴降落伞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一般都是在敌方的领土上作战，即使跳伞后被救也会沦为战俘，而这对于日本飞行员来说是“不可想象”的后果。
[74]例如《商业周刊》在2002年3月4日出版的刊物上报道（见第77页）：“再保险行业的高额利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后来者进入该市场，这些竞争者为了争取市场份额纷纷降低价格，导致整个市场的保费定价陷入混乱。”
[75]包括美国黑人经济学家沃尔特·威廉姆斯（Walter Williams）。
[76]在南非的少数族裔白人统治政权被结束之前，种族隔离政策就已经开始式微，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阿非利坎人（Afrikaner，南非的荷裔白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在南非生活发展多年后，已建立起了自己的生意，因此在雇用劳动力时需要为歧视行为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些成本在过去是由英国或犹太生意人承担的。面对高昂的歧视成本，很多阿非利坎人开始对维护种族隔离政策失去了热情，有些人甚至公然向推行这些政策、独裁专制的南非政府提出反对意见。
[77]一项研究显示，非裔学生在录取分数较高的大学里能取得更好的成绩，而该情况令人费解，参见威廉姆斯·G. 伯恩（William G. Bowen）和德里克·博克（Derek Bok）所合著的《河流的形态》（The Shape of the River）一书第259页。但该研究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些学校里，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的差距本就较小——而正是这种差距决定了黑人学生最终能取得的成绩。例如，哈佛大学录取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之间，SAT 平均成绩的差距大约是95分，而在杜克大学该差距是184分，在莱斯大学该差距则为271分。可参见鲍勃·泽尔尼克（Bob Zelnick）所著的《逆火》（Backfire）第132页。
[78]该问题还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因素，那就是在不同种族人群之间是否真的存在智商差异，对该问题的争议一直贯穿历史。但是这种容易激起公愤的问题却同歧视现象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在生命诞生之初就已经形成，但是在诞生时却不用直接面临求职和申请大学等问题。当一个人长到真正需要求职或申请大学的时候，很多个人或社会因素已对这个人影响多年，而这些因素很少会对每个人和每个群体产生相同的影响。而且，那些有意招募员工的雇主只会对求职者目前展示出的能力感兴趣，而不会关注他们与生俱来的潜力。
[79]在麦当劳公司艰苦创业之际，曾用加盟连锁店的土地进行房地产交易获得所需资金来避免破产。但是，如果这些土地没有产权，麦当劳公司很可能早就倒闭了，并不会成为全球性的大型企业。参见约翰·F. 拉夫（John F Love）所著的《麦当劳公司：拱门之后》（McDonald's: Behind the Arches），修订版，第152—153页。
[80]美国南部流传着一句俗语：“无论你是要去天堂还是地狱，都必须在亚特兰大转车。”
[81]亚马孙河是目前世界最大的河流，但是其流域的土壤被认为是“惊人地差”，因此河流沿岸没有出现任何大型城市。参见乔纳森·B. 托特罗特（Jonathan B. Tourtellot）的“亚马孙河：从丛林流向大海”（The Amazon：Sailing a Jungle Sea），该文载于玛格丽特·赛丁（Margaret Sedeen）主编的《世界大河》（Great Rivers of the World），（美国）国家地理学会出版，1984，第3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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