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丽如画的浙江杭州西子湖畔，安息着两位中国古代著名的人物，他们虽处不同朝代，但有颇多共同之处：同样品性高洁，赤胆忠心；同样功高盖世，名震四方；也同样功高不赏，惨死在“莫须有”的冤狱之下。其中一位就是宋代著名的抗金将领，曾以“岳家军”驰骋中原，令金朝军队闻风丧胆的传奇英雄岳飞。另一位便是明代大臣于谦。
于谦，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即今杭州市）人。他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行文泉涌，为诗清丽。他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特别钦敬钟爱南宋名臣文天祥，立志为国家兴亡赴汤蹈火而在所不惜。他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考取进士，从此踏上宦途。在任御史期间，曾出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赢得明宣宗的信任，超迁兵部右侍郎，出巡河南、山西等地。所到之处，延访父老，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威惠流行，远近称颂。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伏阙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明正统十三年（1448年），一场突发事变使明王朝濒于崩溃的边缘，于谦正是在这场变乱中力挽狂澜，名震中外，立下不世之功。这就是“土木之变”。
“土木之变”的缘起要从宦官王振专权说起。王振为蔚州（今河北蔚县）人，儒士出身，曾为教官。后自行净身进入皇家内书院，得到明宣宗的赏识，遣往东宫侍奉英宗读书。明宣宗去世后，即位的英宗年方9岁。朝中大事由先朝重臣主持，王振善于伪装，使“三杨”（即杨士奇、杨溥、杨荣）等阁臣对其人颇有好感，而年幼的英宗在其恩威并施的训导下，不免对他畏惧三分，只呼“先生”而不敢称其名。后来，“三杨”等重臣因年迈体衰，难以继续总揽大权，便给王振造成了广植私党、干预朝政的时机。一次，英宗大宴群臣，按祖训“宦官不得出席朝宴”，没想到王振在内宫大发雷霆。英宗心惊肉跳，赶忙大开宫门、请他参加，文武百官也起身相迎。王振在朝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明代宦官独擅专权，正是从王振开始的。
王振擅权最重要的方式便是控制年幼的英宗，从英宗即位伊始，王振就通过暗中唆使来影响朝政。为了让朝臣感到他的作用，王振时常指使英宗苛责群臣。如兵部尚书王骥奉诏议边疆之事，因故5日没有答复，王振就让英宗召来王骥训斥道：“卿等欺朕年幼耶？”即下令逮捕入狱。朝中言官为讨好王振，经常无端弹劾百官，“自公侯驸马及尚书都御史以下，无不被劾，或下狱，或荷校，至谴谪殆无虚岁”。王振专权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利用锦衣卫的淫威。他任命其侄王山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王林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对那些不满其擅权蠹政的官员，凭空捏造罪名，残酷迫害，使得文武百官惊恐不已，更有一些趋炎附势的大臣拼命向其献媚讨好，以避一死。公侯勋戚均感自身难保，恭称王振为“翁父”。
王振专擅使朝野充满乌烟瘴气，而此时北方边界形势日益紧张起来。蒙古瓦剌部强盛，经常向明朝边境发动袭击。本来，明朝初年，政府在击溃元朝残余势力之后，曾在北部及西北部设置由少数部族首领管辖的卫所，瓦剌部崛起后，便逐渐向这些卫所发动进攻，而英宗及王振等人反应迟缓，使得瓦剌部占据了北方及西北部大片区域。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瓦剌掌权太师也先借口明朝皇帝失信，不许与之联姻，统率各部向明朝内地大举进犯。其中也先亲率一路人马进攻明朝“九边”重镇大同，结果明朝守军不敌，雁门关外城堡纷纷陷落。
王振有一个特点就是好大喜功。面对边关严峻的形势，他不是统筹部署，调集各路军队组织强有力的反击，而是盲目轻敌，以为“边夷”小敌，不堪一击。为建立不朽之奇功，他极力怂恿英宗亲统大军北征。时任兵部侍郎的于谦与其他文武百官力谏：在没有弄清敌情之前，“六师不宜轻出”。但英宗与王振却一意孤行，仓促准备之后，他们于七月十六日率五十余万大军从北京出发北上。这暂时凑集的乌合之众多是京中守御之兵，久无训练，出师后又缺乏有效的组织协调，常常内部自相惊扰，士气低落。路过居庸关时，群臣就开始劝谏英宗缓行，英宗惑于王振之言，执意不听。至宣府后，风雨交加，前线屡报也先大军步步进逼，王振不仅不听群臣劝解，反而大发雷霆，责辱上谏者。但到邻近大同的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境内，看到被也先杀戮的明朝士兵尸横遍野，救援军士惊恐不已，再加上准备不足，军中已经乏粮，人心大为涣解，毫无战意。
明军进到大同后，狡猾的也先主动后撤，试图引诱明军深入。王振以为也先因胆怯而后退，想乘势追击。但其同党原大同监军郭敬向他详细汇报了也先大军的凶猛，明确指出此系也先的诱兵之计。王振不禁内心惊惧，同意撤军。但在撤军路线上又起风波。王振起先想让英宗至其故乡蔚州，藉此光耀门庭，故决定从紫荆关退兵，但行至中途，王振又担心大军路过，践踏了他家地里的庄稼，临时改道宣府，军士迂回奔走，耽误了宝贵的时间。而此时，也先已率大军追袭而来。明朝断后阻敌之兵均遭惨败，局势愈来愈危急。当明朝残军仓皇逃至土木堡之时，王振却坚持暂时屯驻。而此地距怀来县城仅20里，王振刚愎自用，不听大臣劝谏，结果被又中也先之计，蒙古大军团团包围。明军无水，饥渴难耐。王振妄图趁也先稍退时移营就水，便离开了刚刚筑就的壕堑。没料到也先大军乘机四面杀来，明军崩溃，一发而不可收拾。50万大军灰飞烟灭，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明英宗被俘，王振被怒不可遏的护卫将军樊忠以锤击死。这场惨败就是明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英宗与王振出征之时，特命其弟朱祁钰留守京师，其实乃太皇太后张氏主掌朝政。“土木之变”发生后，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英宗北征所带50万人为京师守御之精锐，当时北京城内所剩疲卒赢旅不足10万，人心骚动不安，大臣徐理（后改名徐有贞）等人倡言迁都，于谦身为兵部侍郎，留守北京，闻听此言，厉声喝道：“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前朝南渡之事乎？请速召勤王兵，誓以死守。”其余文武及太监也赞同于谦之言。张太后这才打消了迁都的念头，决意坚守北京。消息传出，京城官民才开始恢复平静。张太后命郕王朱祁钰总制朝政。
谁也没有想到，朱祁钰摄朝第一日，风波骤起。不少朝臣痛定思痛，对王振的专断胡为切齿仇恨，右都御史陈镒等人在朱祁钰上朝之时，上前失声痛哭，请求族诛王振，以谢天下。王振死党锦衣卫指挥使马顺叱令群臣退下。给事中王骇扑上前去抓住马顺的头发，张口咬其肉，并骂道：“汝倚王振作威作福，今日还敢如此！”怒不可遏的文武百官忍无可忍，一涌而上，围住马顺，拳脚齐下，马顺立即毙命。当时场面混乱已极，马顺手下卫士与群臣对峙，如不制止，将无法收拾。郕王朱祁钰手足无措，欲起身回宫。在场的于谦挺身而出，上前护住朱祁钰，请他宣谕群臣道：“马顺罪当加诛，殴击者不加追究。”闻听此谕，文武百官才镇静下来。混乱之中，于谦袍袖均被撕裂。紧接着，朱祁钰又命捕来王振死党王山，押至刑场处死，下诏将王振家族无少长皆斩，籍没其家私，抄得金银六十余库，珠宝无数。京师官民无不欢悦，奔走相告。
在这一系列突发事变中，于谦正义凛然，当机立断，受到朝野人士的崇敬。当时德高望重的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感慨万千：“国家危难之时，正赖于公辈支撑。今日之事，虽有百个王直，又有何用！”众望所归，于谦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数上守御之策，郕王朱祁钰全部采纳。于谦预计，也先在“土木之变”后，俘持英宗，必定借中原混乱之际，长驱南犯。京师兵寡，必须四出募兵增援。另一方面，北京要做好一切防御准备。缮器甲，修战具，分兵把守京师九门，在城郭之外屯扎，将附郭居民迁人城内。同时，选用一批有才干的文武官员以充重任。于谦慨然承诺：“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之罪。”这种临危不避艰难的无畏精神深深打动了朱祁钰，因而对于谦言听计从。
其实，在“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一件最敏感、也最棘手的问题已摆在文武百官面前。“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中国历史上的封建王朝中，国君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是国家一切权力与利益的化身与主宰。而明英宗的被俘就使得明王朝陷于极度尴尬之中，国君与王朝实体发生了分离。英宗被掳，在蒙古人的逼迫下，频频向明朝各地索要财物，甚至要求守军开关相迎，使得明朝官民无可奈何，左右为难。如瓦剌军拥英宗到大同城外，守将郭登闭关不纳，英宗遣人口谕郭登道：“朕与汝有姻亲之谊，为何拒朕如此？”郭登慨然回奏道：“臣奉命守城，不知其他。”英宗深恨之。可见，明朝诸臣已陷入忠于君王还是捍卫社稷的困惑之中，郭登刚烈，拒而不纳，其实就是做出了舍君主保江山的选择，这当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英宗还是王朝的皇帝，抗旨不遵、欺君犯上均是大逆不道的罪行。
另一方面，张太后在得知英宗被俘之后，意识到“神器不可无主”，为了稳定百官情绪及避免发生皇位之争，抢先定议立英宗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廊王朱祁钰辅政。朱见深年仅2岁，朱祁钰并无大权在握，指挥调动力不从心，各地守军均处于观望之中，无所适从。而也先挟持英宗四处索要财物后北归，暂事休息，但不久定会卷土重来，如英宗被胁持同征，将会使于谦等人的努力付之东流。北京只能拱手相让。随从英宗的宦官喜宁被俘后，不仅将中原机密军情泄露给也先，而且为也先出计，教其奉英宗至边关，胁迫守将开关，并下诏命总兵官出迎，趁机擒捉，这样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占据北部中国。也先大喜过望，决定依计而行。
残酷的现实逼迫明朝文武做出明确的抉择，于谦等人审时度势，斟酌利弊，终于在九月初一联合奏请张太后道：“英皇被掳，皇太子年幼，古人云：‘国有长君，社稷之福。’请定大计，以安社稷。”主张立郕王朱祁钰为帝。张太后应允，于谦等群臣便以太后之命谕告朱祁钰，令登大位。据说，朱祁钰惊慌之下再三谦让，甚至逃回自己的府邸。于谦等文武大臣苦苦恳求，于谦道：“吾等并非出于私心，欲冒拥戴之功，而是为社稷的安危着想。”恰巧此时都指挥岳谦出使而还，口传英宗之旨，因廊王贤明老成，命即皇位以继奉祀。朱祁钰这才答应下来，于九月六日登基，遥尊英宗为太上皇帝，以次年为景泰元年（1540年），朱祁钰是为景泰皇帝（或称代宗）。
事实证明，于谦等文武百官的估计是完全正确的，景泰帝的及时登基挫败了也先等人的阴谋。十月初一，也先果率瓦剌大军拥挟英宗再临大同城下，谎称奉送上皇返京，令郭登等守将开关迎接。郭登严命军卒戒备，并遣使告也先道：“赖天地宗社之灵的佑护，国家已有帝王矣。”也先不敢强攻，只好绕过大同继续南进。郭登立即派人往北京告急，京师闻讯，全城戒严。朱祁钰一方面下诏令诸位藩王遣兵入京勤王，另一方面命于谦提督诸营将士，全权负责节制，都指挥以下不听命者，可以先斩后奏。当时也有人不满朱祁钰给予于谦太大的权力，太监兴安辩解道：“为国分忧，如于公者宁有几人！”确实，“土木之变”后，于谦临危受命，日夜操劳，不仅为朱祁钰及朝中文武所依赖，而且对鼓舞京中军民士气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被于谦弹劾的一些不称职的大臣，自然对于谦非常嫉恨。当朱祁钰与满朝文武商议防御对策之时，于谦又显示出杰出的军事才能。总兵官石亨建议尽闭京城九门，不出城迎战，藉此来拖垮瓦剌军队。于谦表示反对，认为也先气焰嚣张，如不出战，更使其感到有恃无恐，因此主张明朝守军全部到城外迎敌。这一对策得到了朱祁钰及文武大臣的支持。
根据这一对策，于谦将京城守军二十余万全部列营于京师九门之外，尽闭城门，表示誓死一战，决不后退之意。于谦与石亨等人驻扎于德胜门外，正当兵锋之处。同时下令：“临阵之时，将领先退，斩其将；军卒不听指挥先退，后队斩前队。”身为主帅的于谦全副甲胄，处处身先士卒，亲至阵前，慷慨陈词，声泪俱下，晓谕三军将士以忠义报国。明朝守军极为振奋，士气高昂，发誓要与瓦剌军死战，与京师共存亡。
就在明朝守军严阵以待之时，瓦剌大军也进逼到北京城外。十月十一日，也先等人挟持英宗登上土城，叛敌宦官喜宁唆使也先令明朝大臣出迎圣驾。景泰帝朱祁钰无奈，派王复、赵荣等人出城朝见。也先嫌这二人官小，要求于谦、石亨、王直等大臣出面，且索要金帛以万万计。景泰帝与一些大臣慑于也先等人的蛮横，有心议和，但于谦坚决反对，誓与之决战。当瓦剌骑兵进攻德胜门时，于谦设伏兵，诱敌深入，然后出其不意，合围痛击，瓦剌军伤亡惨重。其他各处明朝军队也取得了胜利。当瓦剌军士回到土城一带，这一带居民登上屋顶，以瓦片痛击敌军，明朝援军又及时赶到，瓦刺军队被迫后撤。
与此同时、攻打居庸关的瓦剌军队也遭重挫，消息传来，也先惊惶不已。又听到明朝各地援军也将赶到，也先已无心再战，拔营起寨，撤围北遁。明朝的北京保卫战获得了重大胜利，为了奖励于谦、石亨等人的功劳，特封石亨为武清侯，于谦加少保，总督军务。
也先的失败引发了瓦剌内部固有的矛盾。可汗脱脱不花不满也先的专权。遣使与明朝通好，景泰帝依从大臣之议，厚加赏赐以图离间。也先虽有此败，实力并无大耗，在喜宁的撺掇之下，又向明朝边境发动攻击。没想到在大同，明朝守将郭登出奇计，以800骑大破瓦剌军，以功封定襄侯。身陷敌营的英宗也十分痛恨喜宁诱敌寇边，设计使其至北京索要财物，密信谕边臣擒之，结果，喜宁被诛。从此也先因不明各地军情，不敢轻举妄动。脱脱不花等人与明朝通好后，先后撤回了所部兵马，也先在频频受挫之后，也无心再战，于是开始以归还英宗为条件，与明廷进行和谈。至此，应该说，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明廷上下来不及庆功行赏，就在和议及迎取英宗的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执。起先，也先以英宗为要挟，常以和议为敲诈的方式，明朝君臣多次予以坚决回绝，但这次也先遣使奉书前来议和，显然是有一些诚意，这倒使明朝君臣着实为难。大臣王直率群臣上言：“也先请还上皇，与我和议，确为转祸为福之机，请应允其请，迎回圣驾。”没想到这一席话正好触痛了景泰帝的心病。“天无二日，国无二君”，迎回英宗必然引起皇位之争，景泰帝为英宗之弟，理应让出大位，可这当然是景泰帝极不情愿的事。因此，景泰帝以也先多次借和议相欺诈为由，加以拒绝。可是不久，瓦剌使者又至，王直等人又上奏道：“太上皇蒙尘朔北，理应迎回，莫贻他日之悔。”景帝顿时不悦道：“朕并非贪恋大位，当初是诸位拥戴，固非朕本意。”此言一出，在场的文武百官瞠目结舌，不敢再言语。
显然，景泰帝是将迎英宗回銮与迎英宗复位等同起来，这是最敏感又最棘手的问题，景泰帝是在逼迫群臣对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答复，文武百官自然语塞，不敢妄言。在一片寂静之中，于谦当机立断，从容不迫地回答道：“天位已定，宁复有他？顾理当速奉迎，万一彼果怀诈，我有词矣。”景泰帝闻听此言，喜上心头，不觉和颜悦色地说道：“从汝，从汝。”至此才议定奉迎之事。于谦的抉择无疑是明智而可行的，如果没有明确景泰帝的合法合理地位，片面强调奉迎英宗，必将导致新的皇位之争，以弟让兄，顺情合理，这当然是景泰帝所无法接受的。而另一方面只顺从景泰帝之意，拒绝奉迎英宗，于情理不合，必遭天下吏民耻笑。故而，于谦首先承认景泰帝的合法地位不可动摇，令景泰帝消除疑虑，同时指出奉迎为情理中事，不得不行，这使得景泰帝也无法拒绝。
于谦的建议是当时唯一可行的方案，但其倾向性也是相当明显的。自从“土木之变”英宗被俘后，于谦便一直主张“社稷为重，君为轻”，这是敦促景泰帝即位的重要理由，根据这一观点，社稷高于一切，君王可以更改。正是在这一主张的支持下，于谦等人拥立景泰帝，保卫北京，彻底粉碎了也先、喜宁等人以英宗为要挟的图谋。在国家危难之时，作出明确的选择，力挽狂澜，使大明王朝逃过了自开国以后最大的一场劫难，于谦居功甚伟，其临危不乱的抉择也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导致也先放归英宗的最主要的因素。
但是，英宗有望回銮之时也正是于谦等人更为尴尬之日。社稷安然无恙，而君王却只能有一位，于谦毅然选择了景泰帝，也就将自己的命运与景泰帝联系在一起了。其他文武大臣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在这两难的选择中徘徊。以刚烈著称的于谦自然不会作此妇孺情态，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鲜明的态度虽然无可厚非，但他本人必须承担由此招来的风险。英宗就对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之言一直耿耿于怀。
景泰帝不愿意其兄回归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就在廷议完毕之后，还使太监兴安出面声色俱厉地斥责群臣：“公等欲报使塞上，谁能担当此任，难道他想以此成为文天祥与富弼吗？”在场的老臣王直忍无可忍地回答道：“臣等既食国家俸禄，难道能够临难退缩？”兴安这才无话可说。礼科都给事中李实慨然请行，景泰帝下诏升李实为礼部侍郎，与罗绮、马显等人一同前往。但李实拿到景泰帝致也先敕书后，发现其中并无迎取英宗之言。大惊失色，急请入宫求见。途中遇到兴安，兴安斥责道：“你只管奉敕前往，其余事体休得干预！”李实无可奈何，索然而返。
李实等人到达瓦剌大营之后，也先即命前往参见英宗。君臣相见不免感泣不已，尔后，朱祁镇迫不及待地询问：“我在此已有一年，为何朝廷不迎我回？”又道：“你们回复当今皇帝并文武群臣，我回去之后，看守祖宗陵寝也可，做一百姓也可。”这表明朱祁镇当时一心只想回到北京。李实见到也先后，也先也讲道：“皇帝敕书中只讲和议，并无奉归太上皇之意。他留在这里，只是一个闲人，我还你们，也好图一个千载美名。请回去奏知当今皇帝，务差太监及老臣来接。”可见，也先交还朱祁镇的态度是相当明确的。李实自然有苦难言。
在群臣的推动下，景泰帝无奈，又派杨善领衔出使。而这次敕书之中依然没有奉迎英宗之语。杨善见到也先后，也先不免困惑，幸而杨善机智巧辩，他解释道：“吾君乃欲成就阁下之美名。若敕书明载。公等就是无奈迫于君命而为之，如何能显现公等求和的诚心？”也先闻之大喜，同意放归朱祁镇。可见，英宗朱祁镇的回归并非景泰帝之意。明清史专家孟森曾精辟地分析道：“（《明史》）以此归功于（杨）善之辞令，辞令特实力之外表耳！不有主战之君相。戮力之诸将，敌岂口舌所能挫？此古今论交涉之标准也！”
英宗回归可谓是历经磨难，不幸之中的万幸。本应该是“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皆大欢喜之事，但由于景泰帝的度量狭小，猜忌过甚，使明廷迎接太上皇之事一波三折，这必然使落难的朱祁镇“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英宗被瓦剌人放还，其身为太上皇，理应隆重相迎，而景泰帝传旨以“一舆二马”迎于居庸关，至北京安定门再易法驾。给事中刘福上言此礼太薄，景泰帝回答说：“昨得太上皇书信，要求迎驾礼从简，朕岂能违背其意！”满朝文武吓得不敢出声，恰巧此时千户龚遂荣上书，再请厚待英宗，王直等人将书呈上，再次进言，景泰帝极不高兴地加以拒绝。
英宗朱祁镇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之后，日子并不好过，景泰帝十分担心他争夺皇位，迎回之后，使居南宫，开始了实际上的软禁。景泰帝不许朝臣拜见英宗，也不许英宗与大臣私自往来。在“土木之变”之前，朱祁镇毕竟已做了14年的皇帝，在瓦剌军中只有一年左右的光景，“虎走威犹在”，他对群臣的影响是难以忽视的，景泰帝不得不防。景泰帝的另一桩心事便是英宗长子朱见深犹为皇太子，因而他一心想易储，让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贴身太监知道景泰帝之心，便向诸大臣进行试探。恰巧，有一位广西土官因犯杀人罪，害怕朝廷处置，便上书谴责朱祁镇误国，请易东宫以安天下。景泰帝闻之大喜，召集群臣进行商议。在场群臣默不作声之时，太监兴安倡言同意者签名，群臣不敢公开反对，一一签名，名正言顺地立朱见济为太子，原太子改封为沂王。
当时，于谦作为景泰帝仰赖的重臣之一，努力加强京师防御力量，以确保北京的安全。他集中力量改革京营兵制。其中创立的“团营”，是对明朝军事建设的重要贡献。明朝京师守军分为五军、三千、神机等三大营，由于创置年代各异，自成体系，互不相属。于谦在三大营中选出10万精兵，分5营团操，后扩为10营。组织严密，层层节制，10营设一总兵官，直属兵部统辖。于谦的改革大大增强了明军的战斗力。
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景泰帝似乎稳坐大明天下了，由“土木之变”引发的困厄似乎也烟消云散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另一场灾难悄然而至。景泰帝四年（1453年），新立太子朱见济忽然病死，皇储之事再次让景泰帝大伤脑筋。因为他只有这一个儿子，有些不知趣的官员即上疏请求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不由得使景泰帝恼羞成怒，下旨严刑拷讯。另一方面更加强了对南宫朱祁镇的监视与控制。时至景泰八年（1457年），朱祁钰一病不起，东宫太子还未确定，这引起了群臣的焦虑，景泰帝坚持不肯放弃帝位。于谦率文武大臣日日上疏请求尽早决定东官储位，可景泰帝迟迟不予答复，只答应正月十七日上朝时定议。而就在十七日早朝之前，发生了明史上有名的“夺门之变”，深居南宫的朱祁镇在石亨、徐有贞等人密谋下重登皇位，故又称“南宫复辟”。
事前，石亨曾至景泰帝病榻前探视，看到景泰帝并无康复希望，又风闻王直等重臣有复立朱见深之意，便与张杌、杨善及太监曹吉祥等人密议，认为复立东宫不如使太上皇（朱祁镇）复位，可邀功赏。他们将此议谋于太常卿许彬，许彬深表赞同，并推荐“善奇策”的徐有贞。徐有贞得知此事后，要求石亨等人必先取得朱祁镇本人的同意，至正月十六日，石亨等人又找到徐有贞，告知已得到太上皇的首肯，徐有贞在观看天象之后，决定当夜动手。
景泰帝早已决定十七日上朝，于谦、王直等朝臣也联合写好奏疏，请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就在此时，石亨、徐有贞等人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他们率家兵混在守御军士之中，趁暮色进入大内，到南宫门外，门锢不开，便指挥兵丁悬巨木毁墙而入，用辇将朱祁镇抬至东华门，守门者拒而不纳，朱祁镇宣言道：“我太上皇也。”守门者畏惧，开门放行。徐有贞等人进入奉天殿之后，鸣鼓开门。当时，等待早朝的百官正在班房等候，忽闻殿上大乱，震愕不已，徐有贞大声宣布：“太上皇复位矣！”令百官朝贺。朱祁镇也宣谕群臣各就其位如故。徐有贞被命入内阁，参与机务。
“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其实于谦并没有公开反对英宗复位，但是英宗复出自然要小试牛刀，杀一儆百，以重现往日的威严，策划“夺门之变”的几个人既为了证明自己行动的正当，也为了震慑文武百官的不满情绪，于是，于谦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牺牲者。这次“夺门之变”的主要策划者徐有贞。就是在“土木之变”爆发后倡言迁都的翰林侍讲徐理，这一建议遭到以于谦为首的文武大臣的一致痛斥，并当场被太监金英等赶出朝堂。这莫大的羞辱使得他万分难堪，恼羞成怒，对于谦等人怀有切齿的仇恨。景泰帝对徐理也十分鄙薄，这自然就影响了徐理本人的升迁。一次，徐理极想得到祭酒的官位，景泰帝审阅卷宗时说道：“此人就是那位主议南迁的徐理吗！朕看此人为人奸诈，包藏祸心，以其为祭酒，将败坏诸生的心术。”予以断然拒绝。而当时景泰帝特重于谦，尤其在官员的任免选拔上更是言听计从，徐理以为是于谦从中作梗，对于谦的怨恨与日俱增。尔后，徐理巴结大臣陈循，陈循劝其更名以瞒过景泰帝，徐理便改名为徐有贞，果然瞒过了景泰帝，方得到擢用。“夺门之变”后大权在握的徐有贞为雪耻报仇，自然首先拿于谦开刀。
“夺门之变”的另一个主要人物——石亨，本是于谦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于谦对其有知遇之恩，按理说，他对于谦应知恩图报，但因于谦性格过于刚直无私，与石亨的关系也相当紧张。如在北京保卫战胜利后，石亨被封武清侯，总制京师兵马；而于谦居功第一，只是官加少保，由二品进至一品。石亨不免心中有愧，便有意推荐于谦之子于冕为官，于谦坚决拒绝。他说：“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臣子不能顾及私恩。石亨虽位至大将，但没有为国家举荐人才，而单独推荐臣之子，必遭非议。臣对于军功力避侥幸，绝不敢对亲子滥行功赏。”“纵然臣想为子求官，也应亲自向圣上求情，何必假石亨之手。”于谦的这些话义正辞严，掷地有声，但石亨听后却极为恼怒，因为于谦不仅不领情，却反过来在景泰帝面前揭他的老底与不良用心。石亨本人虽为武将，但禀性贪鄙，于谦并非不知，只是国家用人之日，不好求全责备，且于谦素来功过分明，不树私恩。后石亨侄子石彪贪暴不法，于谦上奏弹劾，石彪被斥谪守大同，石亨更加恼怒不已，早欲伺机报复。
于谦忧国忘家，特别是在瓦剌大军南侵之时。常常以朝房为寓舍，不回家休息。他曾与太监曹吉祥等同掌军务要事，明知曹吉祥等在宫中的势力，却丝毫不为所屈，傲骨铮铮，直言不讳，对心术不正之徒多有冲撞。因此，同朝大臣及太监忌恨于谦者并不在少数，曹吉祥与张杌等人都受到过于谦的弹劾，积怨心中已久。“夺门之变”后，于谦成为众矢之的，难逃厄运。于谦忠心报国，以江山社稷为重，也自知积怨甚多，日后必遭小人报复，但依旧以天下为己任，无怨无悔。他常感叹道：“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语意之悲凉，实令人黯然神伤。
徐有贞等唆使言官弹劾于谦、王文等人，理由是阴谋拥立其他亲王为东宫太子，王文据理力争，辞气俱壮，徐有贞理屈词穷，诡辩道：“虽无显迹，意欲有之。”三法司官员为迎合徐有贞、石亨等新贵，最后竞以“意欲”之罪定刑处斩。面对这莫大的冤枉，王文等人更加愤慨，惟独于谦坦然笑道：“抗辩能得生耶？于事无补，彼等就是欲置我于死地，根本不管事证如何。”卷疏上报英宗，英宗也觉处置太过，说道：“于谦实有大功于国家。”徐有贞迫不及待地上前言道：“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闻听此言，英宗顿时语塞。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英宗的心，这位重新复位的君王登时回想起“土木之变”后自己亲身经历的种种不堪回首的日子。同时自然不会忘记于谦那“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主张，英宗没有将由宠任王振而使百姓惨遭涂炭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却把自己所受的磨难归咎于谦。按这种逻辑，身为万乘之尊的朱祁镇马上变得一钱不值，曾一度将他视为无价之宝的也先后来甚至以他为赘物，将其送回以讨好明朝。这种冷落与屈辱在英宗的心中不可抹灭，想起这一切，英宗对于谦的仇视是可想而知的。于谦是不欢迎他朱祁镇做皇帝的，“夺门之变”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如不横下一条心，这皇帝宝座怎么坐得下去呢？于是，英宗杀机顿起，命将于谦等人在东市处斩。
面对莫须有的诬陷与栽赃，面对无耻之徒的挟私报复，于谦并不是不想抗辩与申诉，但他内心里明白，自己是逃不过英宗这一关的。同样，满朝文武大臣也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之中也不乏良知未泯之士，但谁也不敢在此时抗颜强辩，为于谦鸣不平，根本原因就是他们与于谦一起拥立景泰帝，在对待英宗的态度上也是模棱两可，他们同样害怕英宗进行追究。因此，于谦之死，从根本上说是有关皇帝废立的政治问题，拥立并忠于景泰帝的于谦在英宗复位之后，只有死路一条，这恐怕也是素称“刚烈忠义”的于谦无奈的结局。他保全了社稷，却无法保全自己的性命。
徐有贞、石亨等人实为野心勃勃的政治投机家，得志之后自然忘乎所以，擅作威福，横行一时。但好景不长，为争权利，互相倾轧，徐有贞被贬流放边地，曹、石等人均因图谋不轨，先后败露而不得善终。同时，也有人开始对不光彩的“夺门之变”作了重新评判。如大臣李贤上言道：“这个事件可以称为‘迎驾’，而不能名为‘夺门’，皇位本是陛下固有，‘夺’就有僭越之意，徐有贞等人侥幸成功，万一事机泄露，石亨等人生死固不足惜，而将置陛下于何地？若景泰帝沉疴不起，群臣必表请圣上复位。石亨等人虽欲升赏，以何为功？社稷老臣不至于被杀戮降黜：石亨等人也无从招权纳贿。国家太平气象，如今被此辈奸人损削过半。”英宗深表赞同，命今后不得用“夺门”之字，罢黜由徐、石等人滥封官位之人，但对昭雪于谦之事，只字不提，可见其内心积怨未消。
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麈》中云：“秦桧杀害岳飞，世人都以为是秦桧为遵守与金人达成的协议，然综观事实，并非如此，杀害岳飞乃高宗之意，高宗不愿迎回徽、钦二帝，秦桧知其意也。”这一分析是相当透彻的。同样，明景泰帝不愿英宗回銮，也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于谦以江山社稷及黎民百姓为重，拥立新帝，击溃强虏，奇功卓著，但却因此面临更加艰难的抉择。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
应该承认的是，在奉迎英宗的问题上，于谦确实犹豫再三，同样着眼于江山社稷，在选择的天平上，于谦是倾向于景泰帝一边的，他对英宗的昏庸与妄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评价和看法，也就在这一点上，于谦为自己设下了危险的陷阱。在封建王朝中，只有专制帝王对其臣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不存在臣下选择帝王的自由，否则就是大逆不道。这就是于谦悲惨结局的症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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