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须寻得所爱。——史蒂夫·乔布斯

    没有写出来、没有唱出来的游行口号不是“共产主义万岁！”，而是“生活万岁！”。——米兰·昆德拉

    生活中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罗曼·罗兰

    国家与玫瑰

    2002年的一个冬日，雨水绵绵，我去布雷斯特的FNAC买回一张《小王子》的法语磁带，一路上边走边听，听到我熟悉的那段文字时，不禁停了下来，泪水夺眶而出。

    Si quelqu'un aime une fleur qui n'existe qu'à un exemplaire dans les millions et les millions d'étoiles， a suffit pour qu'il soit heureux quand il les regarde. Il se dit： "Ma fleur est là quelque part…" Mais si le mouton mange la fleur， c'est pour lui comme si， brusquement， toutes les étoiles s'éteignaient！

    如果一个人爱上了亿万颗星星中的一朵花，他望望星空就觉得幸福。他对自己说：“我的花在那儿……”但是，如果羊把它吃了，对他来说，所有的星星都像忽地熄灭了……

    你须寻得你所爱，并且为之守望。这是我初读《小王子》时的感动，至今未息。

    而且，这种爱并不止于男女之情，也包括我对文字与思想之热爱。我曾经和删除我文章中的好句子的总编辑说，如果你删除文章里我最想表达的那句话，我之所爱，这就像羊把小王子的玫瑰吃掉了一样，对于我来说，这篇文章里所有的字在你的报纸上都忽地熄灭了。

    回望人类历史，千百年来，我们守望的不只是爱，还有生活。当政治横行无忌，夺走我之所爱，夺走我之生活，那些被人高歌的伟大事业同样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也忽地熄灭了。

    尽管历史充满残酷，但它又是那么丰饶多情。关于爱与生活，本文不作长篇大论，只讲两个与之相关的小故事，一个发生在古代，一个发生在现代，却有着共同的主题。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古罗马时期。据说当年的罗马军队带着葡萄的种子到达位于高卢的博讷时，发现这里充沛的阳光与丰厚肥沃的砾石土地特别适合葡萄的种植，于是他们便和当地农民一样边种植葡萄边酿酒。谁知三年后，当军队要开拔时，有近半士兵都留了下来，因为这里的葡萄美酒俘获了他们的“芳心”，他们宁可留下来当酒农也不愿意再去南征北战，拓展帝国的疆土了。为此，查理曼大帝后来还不得不颁布法令，禁止军队经过博讷。甚至，在临终前，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罗马帝国靠葡萄酒而昌盛，又因葡萄酒而毁于一旦。”难怪莎士比亚会借李尔王之口说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博讷征服罗马帝国。”生活，让战争走开，让帝国坍塌。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巴黎玫瑰”的。1942年5月，德军三个机械化师越过孚日山脉，沿罗纳河两岸直驱巴黎。这天夜里，巴黎凯旋门广场周围的几乎所有人家，都收到一大把鲜艳的玫瑰，里面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上街请都怀抱鲜花，让纳粹看看我们并没有被他们吓着。我们依旧热爱生活和大自然。”字条的落款是“洛希亚”，一个卖花姑娘。据说，当德军进驻巴黎时，洛希亚看到平时生意兴隆的花店竟然没有一个人来买花，她心里十分难受，不是担心凋敝的生意，而是担心沦落的生活。于是，她将店里所有的玫瑰花和她从别人店里买来的玫瑰花一起打包，送给左邻右舍。洛希亚的行为感动了大家，第二天早晨，驻扎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德军发现，几乎所有的巴黎女人，都手捧鲜花，面带笑容，眼里没有一丝绝望的神情。

    当时法新社记者以《玫瑰花的早晨》报道此事，这个细节给了远在伦敦的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的战士们极大鼓舞。十年后，戴高乐还专门找到了洛希亚，并且将她称为“巴黎的玫瑰”。当年执勤的德军士兵著书回忆此事时，同样不忘感慨：我们可以征服这个国家，却无法征服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这是两个意味深长的故事。前者，征服罗马帝国的，不是博讷，而是生活。准确说是平民的生活愿望征服了帝王的政治野心。在那样的年代，不跟随国王打仗算是“政治不正确”了。然而，这才是历史最真实的面貌——所有帝国终究灰飞烟灭，只有生活永远细水长流。而后一个故事则表明，即使大军压境，即使枪炮压倒了玫瑰，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人们一样可以尽享伊迪丝·皮阿芙《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中的情爱，选择站在玫瑰一边。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二十一世纪，我们该怎样哺育和记录文明，如何从政治的世纪、流血的世纪，回到生活的世纪、流汗的世纪，在此我们不妨温习一下威尔·杜兰特写在《世界文明史》开篇中的一段话：

    文明就像是一条筑有河岸的河流。河流中流淌的鲜血是人们相互残杀、偷窃、争斗的结果，这些通常就是历史学家们所记录的内容。而他们没有注意的是，在河岸上，人们建立家园，相亲相爱，养育子女，歌唱，谱写诗歌，甚至创作雕塑。

    偶尔走失，从未离开。没有比生活更古老的过去，也没有比生活更高远的未来。无论经历多少波折、困苦与残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寻，亘古如新。

    挡得住德军，挡不住生活

    2007年9月，在星巴克离开故宫两个月后，原本由星巴克“驻扎”的故宫九卿值房，开始以“Forbidden City Cafe”（紫禁城咖啡店）的面貌重新亮相。故宫方面表示，该咖啡店系故宫自主经营品牌，属于故宫奥运前进行的经营网点整体规划中的一部分，与此前星巴克的性质完全不同。

    九卿值房易帜，不同还体现在招牌上——在咖啡店内的高墙上多出了一块“中华老字号”的牌匾。从此前对星巴克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商业文化”的讨伐，到“中华老字号”咖啡馆的横空出世，如此就地取材、摇身一变难免给人一种唐突而荒诞的印象。一切似乎应了那句“与其让别人祸国殃民，不如让自己祸国殃民”——如果的确如先前所说，咖啡馆的存在有损故宫伟大而光辉的形象。

    对于如何看待故宫新开的咖啡馆，来自新浪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38%的人认为故宫不应该开咖啡店等类似的商业店铺；30%的人认为不应赶走星巴克，这是排斥外来文化；而支持开中国人自己的咖啡馆的人数则仅占20%。如此看来，赶走星巴克未必是民意使然。至少，透过这项简单的调查支持星巴克留任的人数似乎要比支持“中华老字号”的人数还要多一些。

    近年来，有关文化殖民、全球化的争论此起彼伏。星巴克在故宫做了几年，没想到一被符号化，一被有志青年“檄文”了，便开始“侵犯中国文化主体性”了。

    然而，如泰勒·考恩在《创造性破坏》一书所写，即使是现在大行其道的西方文化，也不是从西方的地底下像土地老爷一样冒出来的：“西方文化（以及贯穿历史的其他各类文明）就是建立在商品、服务和理念的国际交易的基础上的。在不同程度上，我们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哲学传统继承自希腊，宗教来自中东，科学基础源自中国和伊斯兰世界，主要的人口和语言则来自欧洲。”假使中国人不那么妄自菲薄，愿意承认西方文明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借鉴于中华文化，是部分中华文化在大西洋边的开花结果，那么中国就没有理由将其完全视为异域文明，或者外来者文明。

    世界的，也是民族的。若非如此，任何以民族标榜的文化都将行之不远。事实上，即使是咖啡文化，也是东西交融、不断拓展的产物。一方面，咖啡并非西方土生土长，十八世纪以前，阿拉伯半岛一直是世界上唯一的咖啡供应地。另一方面，咖啡文化在欧洲的形成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652年，亚美尼亚人帕卡·罗西在伦敦开设了第一家咖啡馆后，火爆的生意很快引起当地酒馆老板的强烈抗议。不久，这个外乡人被赶走。就在伦敦的咖啡馆遍地开花时，一些知名的学者与评论家加入到反对派的阵营，指责咖啡馆消磨了人们的斗志。更有女性抱怨咖啡吞没了她们的生活——由于喝了过多的咖啡，他们的丈夫“像沙漠一样不结果子”。

    这颗星球是人类生活的所在，它并非像有的政治或文化评论家所断言的那样，只在“圣战”（血腥的政治认同）与“麦当劳或星巴克扩张”（不流血的经济冲突）的双轨制中飘摇，因为在政治与经济之外，还有社会最真实的生活需求。谁能想到，若干年前，许多中国人在大街上想起麦当劳，既不是因为麦当劳提供了质量上乘的美食，也不是因为它已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某种象征，而是因为麦当劳的厕所里随时有人在做卫生，并且备好了柔软的手纸？

    故宫“内瓶装外酒”的幽默，不禁让我想起有关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的一段故事。1949年，朱可夫元帅在艾森豪威尔的推介下品尝了可口可乐，从此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种饮料。但是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日益升级，朱可夫渐渐不愿意继续饮用这种“深刻体现美国价值”的饮料了。众所周知，可口可乐一度被当作美国的象征，自北约建立以后，其象征意义扩展到代表整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为此，朱可夫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可不可以去掉可口可乐的棕褐色，让它看上去像传统的俄罗斯饮料——伏特加呢？据说，这一想法很快便传到了可口可乐公司，经过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签字同意后，该公司特地为朱可夫生产了一批没有颜色的可乐。这批饮料装在圆柱形瓶子里，盖子是白色，标签则是一枚苏联红星。这一切，就像几十年后，故宫的爱国主义者将星巴克换成了“中华老字号”。

    抛开种种政治或文化的冷战，朱可夫元帅知道，无论贴上什么标签，“爱国主义”也罢，“帝国主义”也罢，可乐的味道其实是一样的。和许多平凡的人一样，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卓越功勋的元帅，挡住了德军，却没有挡住生活。有趣抑或无趣的是，几十年后的许多中国人，仍然坐在故宫的九卿值房外体验老年朱可夫之烦恼，继续徘徊在标签化的世界与真实的生活之间。

    老教授与小王子

    法国大革命期间，雄心勃勃的雅各宾派四处捕杀贵族与政敌，罗兰夫人因此被推上了断头台。对于大革命的残酷，罗兰夫人临刑前的一句名言今已广为流传：“Liberté， que de crimes on commet en ton nom（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罗兰夫人的另一句名言知道的人并不多——“Plus je vois les hommes， plus j'admire les chiens”，意思是“认识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狗”。自称“白话文第一”的李敖经常拿这句话来标榜自己的愤世嫉俗，其实这句话并不是他说的。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论定这句话是李敖从罗兰夫人的闺房里偷来的。古往今来，才子佳人们在精神上珠联璧合、暗通款曲也不是罕见之事。

    不过，透过这一男一女、一中一洋，可以肯定的是，人类与狗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

    关于这一点，近年来又有见证。

    2007年7月，成都一位年近八旬的老教授为捡来的小狗办丧事，两天花了十万元。舆论一时哗然。

    “人狗情未了”。据称这位老人有高血压，经常生病住院，老伴五年前去世了，孩子们都有工作，长年不在身边。三个多月前当他从大连来成都定居，在街道上散步时遇到了这只流浪狗。小狗一直跟着他，这让他觉得“爷俩”很有缘分，于是就将它带回了家。老人说：“在这三个月时间里，狗狗就一直守在我身边，好像亲人一样在关心我。”

    如此惊世骇俗的葬礼注定会招来一些人的反对。有人批评老人斥巨资治狗丧是糟蹋钱，所谓“黛玉葬花同命相怜，教授葬狗铜臭相连”；也有人责怪老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钱捐给山区的孩子。

    这些话看似正气凛然，却经不起推敲。一方面，给狗花钱并不能推导出老人没给或必须给其他孩子花钱；另一方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世界，都有人生的当务之急，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临死时还有万贯家财是可耻的。这句话通常被人当作慈善劝诫的招牌。不难发现，这句话也间接印证在有生之年花光自己的钱财是一种权利——只要这些钱是老人的合法所得，怎么花是老人自己的事，旁人着实无权干涉。

    为什么不能尊重老人的选择呢？毕竟，老人的行为没有对社会造成任何伤害。有关“奢侈”的指责同样有悖于事实。如孟德斯鸠所言，“富人不奢侈，穷人将饿死”。从经济与社会的角度来说，奢侈本来就是完成社会的财富流动与资源再分配的重要途径。

    夕阳无限好，只是太凄凉。晚年的落寞与孤独在老人身上显而易见。如其所述，儿女不在身边，他不得不将情感寄托在一只偶尔拾得的流浪小狗身上。不幸的是现在小狗也没有了。为狗举办一个隆重的葬礼，常人虽然难以理解，但对他来说却在情理之中。至于十万元背后藏着怎样的暴利，显然，人们更应该追问的是有关殡葬部门，而不是这位行走于风烛残年中的老人，他不过是要还平生一个“隆重的心愿”。从这方面说，老人的“奢侈”也不过是“心愿”面对高价时的“逆来顺受”。

    我想，那些苛责老人的人真有必要去翻翻《小王子》了。至少，在这部伟大的童话里可以找到有关情感与交往的些许密码。

    小王子的星球上有一朵玫瑰花，他一心一意地照料她、爱着她。然而，有一天，当他在地球上的花园里看到整整五千朵跟他的花一模一样的玫瑰花时，小王子才知道那朵举世无双的花原来只是一朵平平常常的花，于是他倒在草地上哭了。

    这时，打算和他交朋友的狐狸却对他讲了个关于“驯服”的道理。狐狸说，人的感情建立在“驯服”的基础上，“驯服”就是建立纽带，一份默契，一种责任。在“驯服”之前，大家和成千上万的同类并无区别，也不互相需要。但是“驯服”后，就会彼此需要，而且对于各自来说对方都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换句话说，你深爱一个人，不忍舍弃，不是因为他（她）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你的爱才让他（她）变得独一无二的。

    所以，当小王子再次来到花园里时，他重新意识到自己星球上曾经驯服了他的那朵玫瑰花仍旧是唯一的，它和花园里看似一模一样的花并不一样。人与人、人与物的交往，更多是通过心灵，而不是通过肉眼可以看到的。

    仔细想来，我们津津乐道的所谓“故土情怀”、“怀乡病”何尝不是因为这种“驯养”，若非如此，热爱故土就只能是一种“嫁鸡随鸡”的无奈了。“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爱情同样也是因了这种“驯养”。正因为此，小王子才会想着给花画一副铠甲，给羊画一副嘴套。这朵玫瑰对于小王子的意义，旁人是永远也无法体会的。

    同样的道理，对于这位老教授来说，几个月的“驯养”让那只流浪小狗成为他生命与生活难以割舍的一部分。而小狗的死，就像小王子的玫瑰凋谢于风中或毁于绵羊之口，个中情感与悲痛已非局外人所能体会。为什么有人愿意冒死保卫自己的旧宅？当人们纷纷指责老人挥金如土、“爱狗不爱希望工程”时，又有几人看到他抛舍钱财，泪流满面地回到了自己的内心？

    梭罗的树林

    几年前，我在《美国化与法国病》一文中谈到美国化背景下的“法国病”，现在有必要谈谈“美国病”了。和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同样受到了美国文化的影响。影响有好的，也有坏的。好的是价值，坏的则是病。病有很多种，在这里我只谈“物欲症”。

    与此论题相关的是，《新周刊》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有关成功的专题，指出现代社会有三粒毒药：性自由、消费主义和成功学。在我看来，这里的三粒毒药实际上是两粒。如果将成功学与消费主义合二为一，就是流行性物欲症。人们通常会为两件事忙碌，一为性欲，二为物欲。性欲不用学，物欲却是不断模仿出来的。两者的相同点是，凡事走到了极端，都难免成为毒药，或精尽而亡，或物极必反。

    美国人不太认同欧洲人的闲适生活，他们放弃了时间而选择金钱，美国追求的是“麦当劳”而不是“麦当闲”，正如中国人因为勤劳的秉赋常常忘记最真实的生活。美国人自我嘲讽：在中世纪，世人的精神支柱是高耸入云的哥特式大教堂，而在当今的美国文化里，唯一能和哥特式大教堂比肩的，便是超级购物中心。像是得了“精神上的艾滋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人们在意志力方面纷纷丢盔卸甲，丧失了免疫力。

    物欲症对美国社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哪儿都不像哪儿，当公民转变成了消费者，大家想到的是“独自打保龄”，而将公民责任扔到了一边。与此同时，贫富分化使阶层重新出现，伴随着社会的两极分化，低三下四、卑躬屈膝的经典姿势偷偷摸摸地回来了。

    擅长谋生，却不会享受生活。自从变成物质人类以后，睡觉和做爱都得先吃药片才行。未来好像也被偷走了。在美国，每个孩子一年收看近四万条电视广告，平均每天一百多条。商人的目的就是给孩子打上烙印，消费儿童。美国的教育专家因此抱怨孩子们被当成了可以收割的商品作物。

    最关键的是，物欲症偷走了人们的时间。人类学家英格力希·鲁克说：“从表面上来看，一个三岁的孩子似乎与我们的文化没什么联系，但当这个孩子回过头对他的妹妹说：‘别烦我，忙着呢。’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起早贪黑，仿佛大家每天都很忙，就像《爱丽斯漫游仙境》里的小兔子一样不停地看表，不停地嘀咕：“没时间说你好，没时间说再见，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我来不及了。”物欲症带来的是“时间荒”，人们因为物欲而丢失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时间。就这样人为物所奴役，人为物所谋杀。

    速度，永远是速度。《旧金山纪事报》曾经嘲笑美国是个朝着微波炉大吼大叫，仍然嫌它速度太慢的民族。不断地更新换代同样让人们患上了“喜新厌旧症”，“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感染了社会上每一个人。正因为此，有人满怀乡愁——如何回到原来的价值观，长久地住在同一套房子里，长久地保存重要的东西，并且彼此忠诚，这已经是稀有的生活。

    高速度的改造并没有给人们带来全然舒适的生活。全球性的交通拥堵早已经让人心烦意乱。有篇南美的小说是这样写的：堵车让交通陷入瘫痪状态，由于短期内毫无改变的迹象，司机们纷纷放弃了汽车，徒步到邻近的村落寻找食物。最后，他们不得已在道路两旁种起了庄稼。在车龙动弹之前，有人怀上了孩子，接着孩子呱呱落地……

    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说：“茅草屋顶下住着自由的人；大理石和黄金下栖息着奴隶。”如果不明白物欲症对一个社会的损害，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什么当年特蕾莎修女路过美国时，会感慨那是她一生所到过的“最贫困的地方”。

    “半盘西化”的中国，正在感染“美国病”，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物欲横流的社会，恐惧几乎成了贪婪的同义词。当美国人开始自省贪婪已经感染了整个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样看到，在欲望高涨的年代，糟糕的并不只是贪婪，还有害怕。害怕在别人眼里显得不成功，害怕自己赶不上邻居。早已经衣食无忧的人们，总在为自己不如他人富有而悲叹不已。浮躁的年代，已经消耗了大量树木与纸浆的成功学，早已经失去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昂扬与纯朴，成为一种祸害。如《新周刊》所说，按照现在的成功学逻辑，如果你没有赚到“豪宅、名车、年入百万”，如果你没有成为他人艳羡的成功人士，那么你就犯了“不成功罪”。

    回想中国的战时共产主义阶段，“全民皆兵”，整个国家像是一座兵营。而今天，从政治回归经济，当你到书店里随便走走，可能会感受到另一种形式的“全民皆兵”。在那里，满眼都是成功学著作，诸如“像红军一样崛起”、“像八路军一样壮大”、“向解放军学习”等主题的管理类书籍，使创富变成了一场场战争。

    有人说，中国现在有两种人，一种人已经做稳了房奴，另一种想做房奴而不得。没房子的自然想着有房子，处于焦虑之中当属正常，然而那些有房子的人同样活得忧心忡忡，因为他们想要更大的房子。关于这一点，美国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且，美国人心知肚明——如果全世界都像美国人那样生活，那我们得再多几个地球才行。

    鲁迅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那么浪费自己的时间呢？事实上，在全民创富、围着钱转的时代，因谋财而自害其命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这也是德国青年卢安克十年如一日在中国支教，感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原因之所在。在卢安克看来，现代人大多过得可怜，因为他们天天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然后用钱买回一堆其实并不十分需要的东西来安慰自己。生命长远，但若是为了得到所谓的社会承认而永远要做不愿意做的事，不如生命短暂，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带不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如何超拔于一望无际的物欲与喧嚣之上，得物欲与成功之外的自由？这样的时代常常让我想起亨利·梭罗，那位在瓦尔登湖畔离群索居的思想者。梭罗坚称：“如果我像大多数人那样，把自己的上午和下午都卖给社会，我敢肯定，生活也就没什么值得过的了。”梭罗同样看破人类文明的悖谬与困境：“如果一个人因为喜欢树林，每天在树林里度过半天时光，那他可能被人看作是流浪汉；可要是他全天做个投机者，锯光树木，让大地光秃秃，人们却把他看成是勤勉进取的好公民。”

    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像流浪汉一样自由？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碎步徜徉于梭罗笔下郁郁葱葱的树林？在那里，简单生活不被视为一种堕落，勤劳的人节制勤劳。在那里，你可以坐在时间的溪水里垂钓天上的星星，不必终日奔波于风尘。看大地寒来暑往，四季消长分明；看种子播撒信念，古树支起苍穹。

    为情侣求饶

    1973年，墨西哥著名导演奥图鲁·利普斯坦曾经拍过一部名为《贞洁堡垒》的电影。据说该片改编自墨西哥的一件真人真事。主人公加比雷尔·利玛为避免自己的家庭受到外部“肮脏世界”的污染，从不让妻子和三个孩子走出家门半步。整整十八年，为了这个位于墨西哥市中心的“城堡”的“纯洁”，他甚至将三个孩子的名字分别改为“将来”、“乌托邦”和“意志”，以此表明他包办孩子的精神、思想与未来的钢铁意志。

    任何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都不难发现，这里所谓的“贞洁城堡”，不过是基于自闭的幻象，而且这座城堡是建立在剥夺他者权利的污泥浊水之上的。

    之所以在文章开篇介绍这部影片，是因为几十年后的今天，就在我们身边，仍有不少大学试图为学生建造这样一座“贞洁城堡”。

    比如，武汉理工大学某学院曾经出台一则新规定：如果发现有胡乱践踏学校草坪，或是在学校公共场所与恋人搂抱等有损于学生干部形象的不良行为，将被撤职。

    对于“禁止践踏草坪”这个规定，我是一直不太能理解的。这不是因为我有破坏草坪的欲望，而是因为走遍世界许多地方，发现草坪通常都是给行人歇息、野餐或晒太阳的地方——否则，我真想不出这草坪还有什么更重大的意义。若为绿化，为何不直接种树？遗憾的是，这草坪在中国更多只能是个形象工程，而非生活工程。

    本文我更想谈的是“禁止恋人搂抱”，这种规定着实毫无新意。为此，你甚至不用追溯到奥威尔笔下“性欲是思想罪”的极端年代。另一条新闻是南京林业大学勤工助学的学生，戴上红袖章巡视校园，一旦发现校园情侣有过分亲昵的行为就要及时上前提醒、制止。南京林业大学负责人对此表示，校园巡视岗解决了近百人的助学岗位，又承担着维护校园文明环境的职责，是团委工作的一大创新。

    有学生在网上诉苦：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学校里戴红袖章的越来越多了。以前还只是周一到周五的白天有人巡逻，现在居然一周七天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有人巡逻！我和男朋友只不过坐得靠近了点，就被他们说：“同学，请好好坐！”据说，有男生只是给女生擦个眼泪，也要被端正姿势。

    端正不了一个人的思想，就试着端正这个人的姿势，这同样是一种暴力。大学如何成了培养“小脚侦察队”、“老太婆在看着你”的地方？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新闻，我首先同情的不是那些被惊扰的学生情侣，而是参与了这种勤工助学的学生。若非为贫困所迫，相信他（她）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做这种并不体面的工作。如果有机会端正自行车的姿势来贴补学业，他（她）也绝不会去端正其他情侣的姿势。因为情侣们用的这些姿势，年轻的“红袖章”们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用得着。将心比心，将姿势比姿势，恐怕届时也并不觉得有何猥琐可言。

    想必世间一定有一种人，喜欢以偷窥者的角色进入广场，看到别人快乐，自己就会心痛。否则，你就很难想象，为什么校园里有情侣在亲昵，而校方却要派人去端正姿势了。奇怪的是这些管理者，他们在电影里看到才子佳人们在大街上亲昵不觉得猥亵，甚至会在心底里高呼爱情的美好、人性的欢娱，而到了校园里看得满眼的却是“不洁”。试想，一双男女，在阳光下拥抱、浅吻，这世间还有比这更温暖的风景么？遥想巴黎，最常见的动人景象不也是男男女女之香颐软吻，有时候你甚至会在地铁里看到上了岁数的人在那里亲热。为什么不试着理解这些沉浸在幸福中的人？至于姿势问题，我倾向认为，两个拥抱的人，更像是互相绑住了双手，他（她）们对社会没有进攻性呢！

    有网友留言，这个规定让大学里的“日租房”变得火爆了。如此情景，让你不得不怀疑出台这些规定的人，或许是“日租房”公司的托了。

    不要以为我在妄言。如果你到校园里走一走，就会发现，如今大学里的“日租房”广告在数量上早已超过了纵横四海的“办证”广告。明眼人都知道这些广告是为谁服务的。而之所以有此繁荣，不外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人性要舒展，二是学校无条件。

    前者，大学生基本上都是成年人，有着正常的性心理与爱的需求。虽然社会并不鼓励他们过早涉足男女之事，但毕竟现在社会开放，大学生不是都已经允许结婚了么？和过去不同的是，今日大学早已不是革命时期的军营。大家来到学校只是为了完成学业，而非做圣徒。只要不触及法律，他们有权享有对自己身体的自治。

    后者，现在的大学宿舍还没有达到人性化居住的程度。记得我在法国上学时，即使是本科生，学生公寓也都是一人一间；而在中国，大学通常都是六到八人一间，即使是博士生，也是两人一间，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一年前，北京理工大学一位叫修良章的博士生发公开信退学，导火索即是因为他与同住的另一位博士生无法相处，而又无法调换宿舍。如其所述，好在他只是“绝食抗争”，没有学习当年叱咤校园的马加爵。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抗战时期曾经写过一篇奇文《为国家求饶》。在文中，王芸生一求“只要有钱捞，什么坏事都敢做的官僚”；二求“这几年财也发够了的国难商人”；三求“那些非官非商亦官亦商以及潜伏在大团体里的混食虫们”，在全民抗战的国难关头，“请你们饶了国家吧”！在王芸生写这篇文章后仅四五年的光景，国民党就失去了江山。

    这个冬天的早晨，我无法像王芸生那样充满激情地关注国家大事。只想小处着手，谈一点自己的小小愿望，愿有情人在终成眷属之前，可以在校园里、在大街上正大光明地拥抱；也希望那些以教育为业的大人，不要将大学修炼成一座“贞洁城堡”，而是要多看看人性温情的一面——也请你们饶了那些情侣吧！

    今夜，谁在搜捕圣诞老人？

    大概十年前，当我在法国大学课堂里第一次听到《我的美丽杉树》（Mon beau sapin）法语圣诞歌时如坐针毡——其曲调竟然和我母校南开大学的校歌一模一样！我当时觉得很羞愧。然而，在我对欧洲文化有了更多接触之后，我认为这是件可以引以为荣的事情。它是东西文化合璧的一种象征。举例说李叔同的《送别》，该曲原出自美国曲作者John Pond Ordway（1824—1880）的《梦见家和母亲》。后来，日本词作者犬童球溪为此填写《旅愁》发表，此时李叔同正东渡留学。有心者对读《旅愁》中“西风起，秋渐深，秋容动客心。独自惆怅叹飘零，寒光照孤影”等句，不难发现，李叔同几年后所填《送别》深受《旅愁》的影响。据传此曲在日本填词已经超过百余种，然而弘一大师一词既出，以一当百，有井水处，皆有“长亭外、古道边”。《送别》没有因为西洋音乐破坏中国的文化传统。相反，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的文化，让后来者感恩。

    再后来，每逢过圣诞节前后，我总会找几首歌曲来听。听得最多的两首，一是《没有你的圣诞节》（Noel sans toi），二是《圣诞老公公》（Petit papa Noel）。前一首歌是圣诞情歌，唱的是心爱之人不在身边的寂寥心情；后一首歌写的则是一个小孩，在平安夜来临的时候，跪在地上做临睡前的祈祷，希望圣诞老公公能够原谅他平时不够乖，一定要给他带礼物，天气寒凉，雪花飞舞，出门别忘穿厚衣裳。尤其是《圣诞老公公》，每当我听它的时候，内心总是无比安宁纯净，感恩到泪如泉涌。而这就是圣诞节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我时常在想，如果在我的幼年，能听到这样的歌曲，将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今天，我能听着这些歌曲，全拜生活之所赐，我很珍惜能够自由、自主地选择我所需要的精神产品。

    然而，有些人对日渐流行的圣诞节文化却保持着一种剑拔弩张的姿态。比如在2006年12月，来自北大、清华等几所著名高校或科研单位的十位“博士”发出联署倡议抵制圣诞节，以此“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看到这则新闻，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又有人拿国家和传统绑架国民了。

    “十位博士联署”炒得火热，仔细一看，“十位博士”当中也有“半成品”。想必其中几位尚未熟透的“博士生”是有些迫不及待了。不过，这并非关键所在。就算你是“博士熟”，糖葫芦般串成十个，讲究阵容与排场，再挂上名牌来告诉我或者我们现在身处怎样一种险境，也未必尽能说服我。毕竟，名牌与排场都不是证据。

    可怜这些“博士”，拿了“西洋文明”的种种好处，却又以保家卫国的姿态来换取掌声。这大概是“大义灭亲”的最高境界了。倡议书说：“人们相逢互祝以圣诞快乐；平安夜里，人们聚众狂欢，流连忘返——凡此种种，皆表明我们正在逐渐演变成一个西洋文化主导的社会。”然而，一个给大家带来欢乐的节日，让大家彼此祝愿，究竟何罪之有？

    “博士生”和“博士熟”们大谈“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要驱逐西洋文明的“异端”。不知十位“同端博士”眼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是什么。在我看来，文化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种工具，本无所谓“主体性”，即便有那也得首先满足人的主体性。而人的主体性，更决定于人的自我选择的权利。工具的主体性不能超越于人类的选择之上。所以，在博士们大谈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首先要明白的是，无论是过什么节，在哪天过节，那都是公民自己的私事。

    从政治伦理上讲，国家因契约而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制造的一种工具，同样难免有“虚拟社区”的意味。所谓本土情感或爱国主义，既取决于本土文化与国家有着怎样的价值与美德，同样取决于民众的价值判断与审美。本土情感不应是一种“逆来顺受”、“嫁鸡随鸡”的情怀。

    我们的一切文明，当归属于人类文明。然而，有些人非要将人类文明像切西瓜一样分成几瓣，然后将它们对立起来，就像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勾引大家举起各自的一瓣西瓜进行肉搏。文明对立论者说别人手里的西瓜被下了毒药，而自己的那一份却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以此逻辑，向世界推销孔子是为世界文明作贡献，而在中国抵制给小孩送礼物的老人却是为了保家卫国。这种精神分裂表现在，一方面他们尽享人类文明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举着西瓜刀与光彩照人的人类文明作战。

    事实上，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无论“洋节”，还是“土节”，对于我们这些后人来说，更像是一种精神领域的公共产品。究竟以怎样一种心态来对待节日，那完全是后人的自由。至于说圣诞节对本土节日的压迫，更是无稽之谈。毕竟，圣诞节并不具有排他性，它至多只是多给民众一次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且，并非多数人选择过圣诞节，其他人就不可以过圣诞以外的节日。十位“同端博士”以“传统文化”的名义驱逐圣诞老人，不过是用自己的愚蠢观念剥夺或诋毁他者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

    每个人都有自我封闭的自由，若是号召别人和他们一样自我封闭，而且自我封闭到了“爱国”与“爱传统”的高度，倒真需要引起大家注意了。今日中国正在转型，在此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征途中，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加法，有些人签名做历史与文明的减法，有些人为民众获取更多的权利签名，冒险犯难，促进中国的自由与繁荣，有些人则为“驱逐异端”签名，给这个社会的发展增加几副手铐与脚镣。

    我主张“每个人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中国的自由”，一个社会的富庶，就在于我们有较多种的选择。平安夜，不知道那些博士们是否在松树林里搜捕圣诞老人，为中国文化做净身运动。文化卫道士们或许永远目光明亮，他们不用睡觉，只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终究会疲倦。若要相安无事，最好的办法是他们继续保留“唤醒国人”的热情，与此同时也请尊重我们在劳碌一天或一年后选择如何休息或睡觉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几年后，同样是在圣诞节前后，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一个谈话节目，争论的问题仍是要不要过圣诞节。当年那位发起联署抵制圣诞节的学生也到了现场。谈着谈着，这位学生坦承，自己现在的想法和过去不一样了，准确说是不像过去那样激烈反对了，并且承认过不过圣诞节，完全是个人的事。那天录节目比较匆忙，没能多问，也不知道其他九位至今是何想法，以及是否仍有热情在大雪天追捕圣诞老人。

    好色关乎心灵

    2005年，我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文章中提到“好色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一是死于国色。前者指的自然是“牡丹花下死”的男人，后者则是指那些“为乌托邦献身者”，他们在一个虚构的“美丽新世界”中迷失方向。

    在一些思想封闭的人看来，“好色”是个坏词。平素里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新闻，比如说某些妻子把在大街上顾盼其他美丽女性的丈夫称为“色狼”，甚至要求离婚。由丈夫的爱美之心而走向婚姻诉讼，是悲剧，还是喜剧？

    然而，在我看来，好色并非是件肮脏的事。庄子有云，“哀莫大于心死”。心所为何物？我的回答就是“好色”——因为“好色关乎心灵”。

    有人不能理解，误以为“好色关乎下体”。这种观念只停留于肉欲，而没有抵达美，否则你就不能理解在巴黎的大街上为什么到处是裸露着上体的美丽雕塑。

    为了进一步了解人类好色的本性，我们不妨简单“洞察”一下马斯洛，一位杰出的心理学家。在《洞察未来》一书中，马斯洛讲了一段自己好色的经历。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大型的聚会。一位姑娘走了进来，她是如此地美丽，所以，我简直是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突然，这位姑娘意识到我正盯着她看，于是走过来对我说：“我认识您，而且知道您在想什么！”

    我吃了一惊，有点不自然地说：“真的吗？”“对，”她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您是一位心理学家，您正试图对我的心理进行分析。”

    我哈哈大笑，回答：“那并不是我正在想的！”

    在这里，马斯洛不是考究人的需求层次的理论家，而是不折不扣的“好色之徒”。

    我之所以引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们时常像这位漂亮姑娘一样，习惯从过于理性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否定人的油然而生的“好色本性”。事实上，好色乃人之常情，不容忽视。回到马斯洛的回忆现场，他欣赏女性（好色）更是源于心灵，因为任何美都不是计算出来的。关于这一点，电影《死亡诗社》里的基丁老师有所批判——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其后诸事更关乎理性。无论马斯洛因此堕入爱河，还是不择手段骗得这位女性的欢心，我们都不能否认那些高尚或卑鄙的行为同样源自马斯洛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纳粹当年对德国疯狂一时的爱情何尝不是一种国家理性？

    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关乎心灵的东西，往往是向善的；导致人走向罪恶的，往往是人的理性抉择，是计算。爱情是关乎心灵的，而获取爱情的手段却是关乎理性与头脑的。同样是为了爱情，有的人选择更自由的方式，而有的人则选择了侮辱与强奸；同样是爱国，有人选择了共生主义，有人选择了玉石俱焚的复仇主义与专制主义。

    倘使理解“好色关乎心灵，而不关乎强奸”，我们便会对历史上的那些乌托邦梦想（追求“国色”）有了宽容之心——向往美好世界无罪，就像人们顾盼美女无罪，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实践自己的理性。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启蒙运动、乌托邦运动多持批判态度。当理性的梦想破灭，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与西蒙的“有限理性”开始受到欢迎。许多有关启蒙的反思同样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即彻底否定人类的乌托邦理想。而欧盟在某些地方受到抵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是它的“乌托邦情调”。然而，乌托邦并不害人，害人的只是以乌托邦的名义强奸民众，或怂恿互相强奸，同时强奸乌托邦理想。

    应该说，关于理性与情感、头脑与心灵的争论贯穿人类的始终。法国群体心理学家莫斯科维奇曾经讲到一个国家被领袖催眠后，就会变得像女人一样丧失理智。林语堂则说：“男人只懂人生哲学，女人却懂人生。”女人的直觉能抵达心灵，男人的理性有时却接近幻觉。当战争让女人走开时，男人却在战场上死个精光。

    一个好社会，必定要在心灵与头脑之间寻找平衡点。在巴黎的时候，我也注意到有些法国人倾向于将左右之争理解为心灵与头脑之争。讲效率的摊大饼关乎头脑，讲公正的分大饼则关乎心灵，因为头脑追求差异，有三六九等，心灵却各有灵气，没有优劣之分。

    转型期的中国人，同样面临心灵与头脑的冲突。当“半盘西化”的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时，人们渐渐意识到自己远离了心灵生活，压制了内心的声音。或许这才是我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充满怀旧之情，喊出“八十年代真好”的真实原因。在那个轰然远去的时代，万物曾经解冻复苏，理性与心灵的花朵，在朦胧的爱意里绽放。

    就在我整理这部书稿的时候，时常抽空在微博上与网友即兴讨论一些问题。比如在谈到思想与性爱时，有一位网友是这样回答的：“独立思想是理性的最高境界，性是非理性的最高境界。”这个论断非常有趣。人的幸福感无外乎两个：一是个体独立，二是与人同乐。如果说思想独立是独立之最，那么性爱就算是合作之最，每个人都拿出自己生命中的精华，孕育儿女。联想到以前的一点思考，我在想，所谓人生的最高境界，岂不就是在这两方面“不最不归”？我常说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不也是为这两个“不最不归”的结果？

    铺路石下是海滩

    常常有那么一些人，对别人的自由生活充满痛感。比如，几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成群结队在毕业前拍了一些穿学士服的照片，只是因为摆出“轻佻性感”的pose，便被一些网民骂了个狗血淋头。据称，这些“最大胆”、“最前卫”的学士照，是故意“拿大腿做文章”，它不仅亵渎毕业服、亵渎了老师，而且亵渎了知识与教育，甚至有网民痛斥这是高学历女生扮“野鸡”、“妓女”的堕落行为。

    中国教育竟然如此脆弱，只因几位女生的拍照就被“亵渎”了。然而，只是透过网上流传的几幅照片，便一口断定这些女生“拿大腿做文章”，着实冤枉了这些孩子。如果观者细心，不难发现，那些在学士袍外斜劈出来的大腿，甚至还裹着严严实实的牛仔裤。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后者在这件事上的具体表现是，一些不知青春与权利为何物的卫道士，在观念上撩开了这些女生的牛仔裤，并指责她们猥亵大众。

    女生们只是即兴照了几张青春活泼的照片，再被人传到了网上，并被不断地转载。即使有所谓的消极的“公共意义”，也未必全是女生们的过错。但是，透过网上种种苛刻的谩骂与指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社会对孩子们不经意的“自由流露”仍有着怎样的不宽容。

    夏季，海阔天空。这样的季节时常让我想起尼斯的海滩，以及在海滩上悠闲晒着太阳的游人。如果你和当年的我一样，看到一位女人，静静地站在我边上，裸露着胸部，与一位男子面对面轻松聊天。而在她的旁边，有三三两两的女人，同样胸怀坦荡，峰高谷深，若无其事地晒太阳，你会作何感想？是认为这些法国人在光天化日之下耽于情色，还是觉得这只是一种轻松自然的生活？在这里，谁也没有强迫谁，谁也没有猥亵谁。

    法国社会学家柯夫曼（Jean-Claude Kaufmann）总是别出心裁地找到观察社会的方法。《女人的身体，男人的目光》便是这样一本书。在法国的海滨沙滩上，裸露双乳是件很自然的事。但在柯夫曼看来，这里同样有着关乎人类文明进程的种种隐秘。为此，由柯夫曼带领的五人调查组在海滩上走访了三百人，询问他（她）们关于裸胸的态度。

    不出所料，柯夫曼得到的多数回答是——身体是自己的，只属于自己，因为它是自我的呈现，再亲近的人都无法支配它。所以，父母不会干涉孩子是否在海滩上裸乳，即便他们认为这种决定是不恰当的。同样，当一位女子被问到丈夫对她裸乳有何意见时，她甚至发起了火：“丈夫，丈夫，这是我的身体，不是他的。”在她看来，身体的自主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由此出发，柯夫曼认为充满开放精神的海滩更像是一所“民主学校”。如有被访者说，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胖的、瘦的、白人、黑人、黄种人。这样很好，如果只有一种类型就太可惜了，这意味着这仍是少数人的天地，但海滩是属于所有人的。没有谁能阻止胖人躺在海滩上，同样，老妇人或许着实不好看，但是这样做很好，这是她个人的自由，不应该为此感到害羞。

    一个人的完整权利，至少应该来自两方面的自治，一是思想自由，二是身体自由，而身体自由同样包括行动自由与审美自由。唯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真正行之有效的社会契约。回顾上述被访者的回答，其所揭示的即是“身体自治”。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在私生活还是公共生活中，只要你不侵害他者的权利，便应该有支配自己的身体并且使之免于禁锢的自由。

    1968年的五月风景，同样被理解为法国的才子佳人们谋求身体解放的运动。当时有一句话是“铺路石下是海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尽管许多人对这句话的含义不甚了了，但在这里“铺路石”被当作一种封闭大地的象征。就像拉丁区的铺路石曾被掀起来砌成街垒，如何处理铺路石，总是与人们争取自由的隐喻相连。人们渴望像沙滩一样自由自在，如果沙滩不被压迫的面貌符合人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掀翻沙滩上的铺路石，以争取不被束缚的身体自由。

    诙谐社会，政治如何玩赏？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在专制国家里人们几乎不懂什么叫讽刺文字。在这种国家里，一面由于软弱，一面由于无知，人们既无才能，也不愿意去写讽刺文字……而在民主国家，讽刺文字通常是写来反对有权势的人的……”东德时期，尽管人们在心里充满了对当局的嘲笑，但是如果说出来，就有可能犯下“反革命嘲笑”罪了。所以，你会看到在影片《窃听风暴》里的那个小插曲：一位窃听人员因为在上司面前讲政治笑话被调离工作岗位。

    在政治开放的今天，这种上纲上线的丑事相信已被绝大多数国家抛弃。至于政治如何点缀生活，从属于生活，政治如何被玩赏，则是别有天地，“风景那边独好”。

    2007年，有“政坛齐达内”、“小拿破仑”之称的萨科奇终于如愿以偿，登上法兰西的总统宝座。几年来，萨科奇一直是法国各路媒体揶揄的对象。而现在，这种嘲弄只能是更上层楼，作为权力中心的爱丽舍宫是法兰西生产政治幽默的永久工厂。

    早在大选前两个月，就有人在法文雅虎网站发问：萨科齐的“阿喀琉斯脚踵”是什么？熟悉萨科奇的人大概不会错过最贴切的答案——塞西莉亚。萨科奇很少避讳在公众面前谈论自己的私生活，萨科奇关于妻子的名言是“她是我的力量，她是我的阿喀琉斯脚踵”。

    第一夫人如何给萨科奇先生无穷力量不得而知，但是塞西莉亚与情人私奔，在重要场合只穿“逃跑装”，甚至在大选时不去给萨科奇投上一票的种种浪漫新闻倒真有些“第一家庭脚踵”的意味。

    和塞西莉亚一样，“萨丝”多多的萨科奇并非没有绯闻。大选时期，法国汤姆逊公司甚至异想天开地给未来的总统先生制造“绯闻”。清晨七点，萨科奇走出家门，告诉司机要去爱丽舍；与此同时，在巴黎的另一方，“铿锵玫瑰”罗雅尔也匆匆话别家人，骑着自行车心急火燎地朝爱丽舍赶。虽然交通工具不同，但是他们都有GPS指导捷径。没多久，两位冲刺爱丽舍的候选人相遇。萨科奇从车里出来，罗雅尔也将自行车推倒在路边。出乎意料的是，这一双男女开始当街激情狂吻，然后环腰共进附近的旅馆开房——原来旅馆的名字叫“爱丽舍”。

    这段视频里的情景与竞选并无关系，其实它不过是Thomson公司借总统候选人为自己的GPS做广告。

    在法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莫过于Canal Plus频道的木偶新闻剧，笔者一度陶醉其中甚至不辞辛苦去其巴黎郊区的演播室观摩。而在大学城里，从周一到周五晚上的黄金时段，年轻人多半会聚在一起看这个节目。它的木偶形象生动无比，栩栩如真，更以讽刺挖苦为能事。虽然只有十分钟左右，但每分钟都能让人笑得前仰后合。

    此番大选过后，Canal plus最疯狂的制作莫过于模仿电影《史密斯夫妇》推出的“罗雅尔夫妇”。一天晚上，罗雅尔刚回到家，与其同居的情人、社会党党魁奥朗德递给她一杯毒酒，警觉的罗雅尔趁奥朗德转身之际将酒倒在了花盆里，那花儿便像暴跌的股票一样立即瘫软到了盆底。随后两人各怀心事在餐桌旁以刀叉相搏，继而跑到漆黑的厨房里开枪对射……

    和往常一样，几乎所有木偶剧都有新闻背景。有消息说，在败选后罗雅尔发动“政变”，要求取代奥朗德出任社会党总书记。就在一个月前，《世界报》的两名女记者出版了《致命的女人》，该书不仅有罗雅尔修牙整下巴的美容细节，更透露了罗雅尔竞选总统的原因：在知道奥朗德与某报社跑社会党新闻的金发女郎有染后，罗雅尔派人到报社交涉，直到成功将这位“活泼的”女记者调离。与此同时，罗雅尔回家威胁奥朗德，若不同意自己竞选总统而去找若斯潘，就别想再见到四个孩子。

    巴黎时间6月16日午夜，执掌爱丽舍宫十二年之久的希拉克正式失去司法豁免权，这意味着他将面临有关腐败传闻的司法调查。对于这一新闻，此前两天的木偶新闻剧同样有精彩表现。故事的场景从总统府移到了希拉克的“平民之家”。这天，希拉克和妻子正在屋里看电视，突然听到门铃异响，大惊失色的希拉克穿着拖鞋头也不回地钻窗户跑了。像美国大片一样，这位年迈的前总统借着公寓外的水管顺势滑溜到了街上，然后抢了一位妇女的汽车，接着劫持了一架直升机飞向远在美洲的巴拿马。是夜，身穿巴拿马传统服装的希拉克给家里挂电话。电话那边倒也神闲气定：“亲爱的，快回家吧！我敢肯定，咱收到的不是法庭的传票，而是邮局送来的购物包裹。”

    这是怎样轻松自在的诙谐社会！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回首2007年法国大选前后的这些趣事，或许我们更能体会人是能够超越政治的动物。所谓政治，说到底是个服务于国民生活、服务于社会的工具，并非必然或天然面目可憎，它甚至是轻松的，而公开的批评与讥诮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一国政府及其政治群体的声誉，因为他们有豁朗的情趣，或至少认同国民有在快乐中思考的权利。正如聪明的福柯能够通过手中之笔解剖权力何以运行，普通民众同样可以借助这点“幽默精神”一点一滴地解构和规范权力。

    赘肉政治学

    嘲笑不只是一种生活权利和思想权利，而且是一种政治权利。它激起民众对政治人物的严苛的监督，让人民在沉闷的政治氛围中透一口气。

    诙谐社会，自有气象万千。2007年夏天，波兰Wprost周刊做过一期封面文章，拿总统莱赫·卡钦斯基和总理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玩笑。只见这对双胞胎政治家一左一右，吸吮着左右开弓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奶头。只是，同样的乳房，进口到中国网站就不一样了。只要对比原版封面，就不难发现，那张封面照片被做了细节化处理。看着那些粗颗粒的马赛克，心地柔弱的中国读者难免会心生同情——这双可怜的波兰兄弟吃的也不是放心奶，而是玻璃碴子。

    “相同的乳房，不同的味道”。与波兰周刊丑化总统不同的是，法国媒体却对刚刚过足一百天总统瘾的萨科奇先生谄媚有加。据法国综合性新闻周刊《快报》8月23日披露，《巴黎竞赛画报》修改了英国媒体拍摄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在美国度假的照片，以美化总统先生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事情是这样的：8月9日出版的《巴黎竞赛画报》刊登了萨科齐光着膀子和他的儿子路易斯在美国度假地湖泊里划船的照片。照片中的萨科奇腰杆笔挺，肌肉匀称。然而，《快报》所刊登的原版照片却显示，萨科齐的腰部有一团赘肉，像阳台一般伸出后腰，在阳光下格外显眼。

    铁证如山，《巴黎竞赛画报》很快承认自己作假，声称：“船的位置加大了它的突起，当我们对阴影进行处理时，印刷夸大了纠正的效果。”这个辩解难免让人失望。谁也不能否认，此次造假事件的主角既不是湖面上的游船，也不是飞速转动的印刷机，而是那些满脑子“赘肉政治学”的媒体从业者。在这些人看来，总统先生在媒体上的光辉形象要比生活中的真实形象重要得多。既然发现赘肉，就应该顾全总统先生“身体政治”的大局，用画笔把它割掉。从政治层面说，总统代表国家，谁也不要和国家的光辉形象过不去。

    《巴黎竞赛画报》如此溜须拍马，难免让人有时空倒转之感，仿佛回到了《国王与小鸟》里的摩登时代。然而，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赘肉政治学”早已失去往日显学的荣光，公民社会对政治人物的弄虚作假甚至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境地。

    关于这一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深有体会。2002年1月，这位“富国穷总理”曾经卷入“染发风波”。由于施罗德出镜时总不见白发，有媒体捕风捉影怀疑施罗德染了发。反对派议员甚至推断，一位染发的总理，在政府的统计数字上很可能也会弄虚作假。施罗德为此大为光火，最后不得不授权律师起诉，并让他的美容师为自己的“原生态”出庭作证。直到法庭裁决禁止媒体乱说总理曾经染发，事情才告一段落。

    不过，施罗德为染发大动干戈，足以表明政治人物与媒体之间的关系已经越来越微妙。在《政治的幻象》一书中，作者兰斯·班尼特提到CNN民意测验专家的一个观点：华盛顿越来越成为个体政治企业家的天堂。他们不需要政党的支持，而更多地依靠他们的媒体形象。尽管这个“赘肉门”可能与爱丽舍宫没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个细节再次证明了大选期间人们的担心，即萨科奇在法国政治、经济以及媒体等方面的过人影响力将有可能破坏法国的民主生态。这也是有人将萨科奇的当选比作“拿破仑加冕”的原因所在。

    萨科奇左右逢源，朋友遍天下，法国许多传媒老板都是萨科奇的座上宾。2007年法国大选结束前后，《世界报》两名女记者出版了新书《致命的女人》，揭露一些关于社会党总统候选人罗雅尔及其同居情人奥朗德之间的不和。为了捍卫自己的“隐私权”，罗雅尔打算找法官为自己主持公道，“同情”罗雅尔的人却说，为这点小事打官司只能说明这对落难鸳鸯力量太小，若是萨科奇先生遇到这种事情，只要给拉加德尔集团的老板朋友打个招呼，什么书也就别想卖了。拉加德尔集团是法国著名的高科技和传媒领域的财团，2002年维旺迪集团崩溃，拉加德尔集团并购维旺迪环球出版公司而成为法国出版业的垄断集团，旗下有两百多种期刊和报纸。

    萨科奇对法国媒体有影响力并不是他问鼎总统之后的事。早在两年前，《巴黎竞赛画报》在封面刊登塞茜莉娅和情人理查德的亲密照片，为此，画报的后台老板拉加德尔马不停蹄地向他的密友萨科齐道歉。此后，《巴黎竞赛画报》一直在对萨科齐和他终日穿着“逃跑装”的妻子进行正面报道，因此被人嘲笑为“塞纳河边的真理报”，而“赘肉政治学”就是该报制造并推销真理的工具之一。

    二十世纪以来，人们对媒体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日益警省。美国学者保罗·库兹曾经指出“媒主”（Mediacracy）威胁“民主”（Democracy）。在民主时代，人们可以像在自由市场里一样充分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一旦媒体被掌握在少数集团手里，就难免会出现寡头媒体越俎代庖、为民做主的乱局。相较之下，《巴黎竞赛画报》“路见赘肉，拔刀相助”则为人们提供了“媒主”联姻“权主”的另一视角。

    值得庆幸的是，巴黎媒体还不至于全面沦陷，至少有《快报》出来揭露这一丑事。互联网上的相关留言，同样是前所未有的热闹。人们见微知著、防患未然，所有担心都是一样的——如一位巴黎朋友所说：“Aujourd'hui les bourrelets， et demain？（今天是赘肉，而明天呢？）”

    第六种自由

    面对无孔不入的信息垃圾，人们将何去何从？是否需要知道那么多的东西？

    全世界每年出版近七十万种期刊、六十余万种新书，登记四十多万项专利，新增期刊近万种向你源源不断地输出层出不穷的新观点；九百多万个电视台、几十万个微波通讯塔、几万个雷达站、三十多万个民用电台，以及随时在增加的移动电话和终端电脑时刻提醒你注意全球任一角落发生的大事件。不只有新闻、调查、数据、分析、广告通行世界，更有预言、传言、流言与谣言招摇过市……

    上世纪初，晏阳初曾经将“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视为“第五大自由”。几十年后，索尔仁尼琴还注意到另一种自由：“除了知情权以外，人也应该拥有不知情权，后者的价值要大得多。它意味着我们高尚的灵魂不必被那些废话和空谈充斥。过度的信息对于一个过着充实生活的人来说，是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在此，姑且将免于倾倒信息（宣传）垃圾的自由称为“第六种自由”。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的客厅不过是电视台倾倒垃圾的地方。在过去，性病广告只是贴在厕所、电线杆等“公器”上，而现在贴到了居民日日拂拭的家具上。

    《一九八四》里的“老大哥联播”、“真理联播”早已令人生厌。同样令人生厌的是各类信息无孔不入。根据报道，台湾一家公司准备生产一种如厕用的RSS阅读器，通过与电脑主机相连的无线网络，将你所订阅的RSS内容打印在厕纸上供你阅读。“恭喜你，你的最后一块私人领地也被垃圾信息占据了。”

    现实是，有用的信息在黑箱之中无路可寻，而无用的信息管道却像章鱼的爪子一样连接我们身体与生活的每一根神经。内心对信息的隐秘的渴望，以及信息垃圾的无孔不入，使人们在信息时代几乎无路可逃。对网络的沉迷无疑已经耗费了我们的大部分光阴，每一位“信息成瘾者”更像是信息时代的逃犯，享受信息斋戒的日子只是逃亡的日子，过不了多久，他便会听从内心的召唤，心甘情愿地被网络引渡回来。

    其实，这不过是梭罗笔下的另一种“静静的绝望的生活”。正是为了逃离这种绝望，早在1845年，梭罗带着一把借来的斧头，走进了瓦尔登湖边的青葱密林。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开始搭盖他的湖边木屋。对于梭罗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有关生活的实验，或者说，一次有关生活的反叛。不是逃离生活，而是走向生活。

    就像今天，拔了网线，关了电视，过不被信息垃圾包围的日子。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淋的自杀式袭击、绑匪的演讲，还是政治领袖的亲民秀、女明星成功或者失败的隆胸术，很多都是与我们的生活毫不相干的。

    梭罗曾经这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睡了一夜之后，新闻之不可缺少，正如早饭一样重要。“请告诉我发生在这个星球之上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的新闻。”——于是他一边喝咖啡，吃面包卷，一边读报纸，知道了这天早晨的瓦奇多河上，有一个人的眼睛被挖掉了；一点不在乎他自己就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深不可测的大黑洞里，自己的眼睛里早就是没有瞳仁的了。

    梭罗甚至说，世界有没有邮局都无所谓。当然，这种夸张的说法并不代表梭罗具有反文明倾向——他随之而来的解释却是值得回味的：“我想，只有很少的重要消息是需要邮递的。我的一生之中，确切地说，至多只收到过一两封信是值得花费那邮资的。”而且，“我从来没有从报纸上读到什么值得纪念的新闻。如果我们读到某某人被抢了，或被谋杀或者死于非命了，或者一幢房子烧了，或一只船沉了，或一只轮船炸了，或一条母牛在西部铁路上给撞死了，或一只疯狗死了，或冬天有了一大群蚱蜢——我们不用再读别的了，有这么一条新闻就够了。如果你掌握了原则，何必去关心那亿万的例证及其应用呢？”在梭罗看来，生活中新闻不是最重要的东西，最重要的东西相反是那些“永不衰老的事件”——就像林中漫步、晒太阳之于人的健康一样意义久远。

    为什么要席不暇暖、马不停蹄地换房子？为什么不断抱怨自家液晶电视不如墙壁宽？若干年前，当我初次走进一些法国朋友的家里时，曾经感慨他们的电视机为什么那么小。关于这一点，相信看过电影《天使爱美丽》的中国观众都有印象。后来我才知道，其实这跟欧洲人比较珍视“第六种自由”有关。他们当中许多人不仅抵制无用的信息与广告对公共领域与私人生活的侵蚀，而且时刻想着关闭电视和电脑，将自己放到海滩和阳台上，过和大自然一样自然的生活。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里表示单向度的工业社会具有“极权化”倾向。当人们使用着相同的网络，阅读着相同的头条，因为相同的信息垃圾而消化不良，信息社会同样造就了无数“单向度的思想”与“标准化的人”。确切地说，不是“标准化的人”，而是“标准化的阅读器”。

    过多的信息摄入或者过度的信息依赖让我的人生不自由。不是么？打开几个网页，关掉，一天过去了。打开无数个网页，关掉，一辈子过去了。十五年来，我把一生中最宝贵的光阴都花在互联网上，花在了许多与我的人生并无关系的奇闻轶事上。事实上，从我意识到我要守住自己的“第六种自由”时开始，我便想着做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了：若非必要，以后一定少上网。我热爱生活，并且喜欢安静，我更想坐在阳台上读几本书，懒洋洋地过一上午，而不是坐在电脑前，与世界抱成一团。

    为什么自由先于平等？

    2006年10月26日，希拉克在北京大学演讲时提到，转型期的中国应该吸收一些法国信念：“有一些法国的信念能够帮助中国继续思考，而这些信念，就是法国启蒙时期的理想和法国大革命的普世价值，它们将为中国走向民主和人权带来启迪。”

    至于这些以理想与普世价值为旗的“法兰西信念”到底包含了什么，希拉克并没有细说。但他相信，中国能否取得历史性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能否加强人权，加强自由、民主，承诺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众所周知，法国启蒙运动上承文艺复兴，下接法国大革命，为欧洲和世界思想史留下光辉一页。我以为，所谓“启蒙时代的理想”，主要源于人类相信自己可以通过知识（理性）改变命运的一种信念。既然它是人类理性对上帝神性的一种超越，启蒙运动因此也被视为一场以理性和科学为犁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幸的是，当犁铧化为刀剑，思想共和国让位于刀剑共和国，人类的理性最终上升为神性，人类以为自己可以主宰一切，控制一切，直至跌入了我所说的“在光明中失明”的困境与谵妄。

    二十世纪的诸多政治灾难，与这种单向的“强制式启蒙”不无关系。正因为此，那种以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为唯一真理的启蒙不断被人们抛弃，代之以自由交流，而启蒙就是自由交流。如卡尔·波普尔所说，谁也不是真理的绝对拥有者，我们只能通过知识寻求解放，而知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但不是真理本身。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与启蒙运动泥沙俱下的“真理病”，同时给世界留下一个后遗症——许多人开始否定启蒙的价值。这种否定显然用错了方向。我们不能因为某人长期霸占了教室里的麦克风，便因此断定教育对人类是没有意义的无用功。从某种意义上说，和遭遇暴力劫持的教育一样，启蒙同样是受害者。启蒙没有结束，永远在路上，真正需要改变的是我们关乎启蒙的态度。

    人类仍有梦想，那些乌托邦式的建设不可以全然否定。当有些学者将欧盟描绘成“最后的乌托邦”时，我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种全新的乌托邦，是一种告别了暴力的乌托邦。这种以民意、民权为前提的联盟，比起拿破仑跨越阿尔卑斯山式的征服，更是一场意味深长的告别。从这方面说，今日中国社会，若想拥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美好前程，同样需要告别真理病与强制，走向全社会的自由交流与相互启蒙，走向以自由为始终的合作。

    那么，什么是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普世价值？它首先关乎《人权宣言》，以及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立国之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精神。值得注意的是，此三元价值不只是动人的口号，也不只是简单的并列，更有逻辑上的传承与递进。它是一个有序的价值链——有自由方有平等，有平等乃有博爱。

    要言之，对于任何国家来说，如果民众不是普遍自由的，那么任何关乎社会平等的许诺与展望，都将是不可能的任务。试想，当一个人被另一个人绑架，两者之间就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平等；同样的道理，存在于同一群人质之间的所谓平等，天下所有奴才都能平起平坐的平等，都不是人类意义上的真正的平等，充其量那只是一群平等的奴隶。

    人生而平等，多么美妙动听！然而，事情的真相是人生而不平等。且不说人的身体素质有健康有残疾，年龄各有不同，即使两个智商相同的孩子，也可能因为他们的父母智商与收入之不同而进入一种新的不平等状态。

    我们不必为承认人类与生俱来的这种不平等而感到羞愧，不平等是人的境遇和条件。但是，我们却可以拥有自由。人类之伟大及人类文明之意义就在于，它试图建立一个美好的制度，以此保障每个人生而自由。只有自由，才能体现人的创造，才能获得人的高贵，才能恢复人的尊严，并且最大可能使社会趋于平等。进一步说，自由是一切价值的出发点，而平等则是个人或社会不断实现的过程，其目的仍是捍卫自由。

    相较而言，我相信的是人生而自由。自由具有先验性，是基本人权，而平等反而是后天商量出来的权利，即公民权。没有对自由的强调，平等可能沦为一种暴力。所以托克维尔说：“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这里的不热爱，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到了“多数人的暴政”。

    所谓天赋人权，实际是一种自由的权利，是国家、君主、他人存在之前就应该具有的权利。至于平等，则只能通过后天的不断争取。简单说就是“天赋自由，人赋平等”，“天赋人权，人赋公民权（包括平等的权利）”。在人生而不平等的社会中，强调自由优先于平等，同样是我们竭力建设开放社会的原因。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每个人起点可能不一样，但是只要人是自由的，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获取更多的权利而走向平等。从另一方面说，自由先于平等，也是一个社会保持其创造力的基础所在，正是不断的创造使人类在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完成文明之上升。

    在此基础上，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博爱当以平等为前提——谁能想象在一个“人对人是狼”的社会里人们会有“同类相怜”的伟大情怀？

    所以，在我看来，论及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普世价值，实际上包括以下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体上的自由（人权），然后是群体中的平等（民主或公民权），惟其如此，才可能有博爱（人获取某种神性）。这也是我之所以认为今日中国，自由比民主还更重要的原因所在。由一群平等的奴隶选出一个奴隶主的政治，那不是民主政治。

    洛克如何理解超女？

    自由离不开自治，在接下来的两篇文章中，我会着重谈到“审美自治”。先说曾经引起广泛争议的超女现象。

    有关超女的批评与讨论，多流于通俗与高雅文化之争。尽管我在此前若干评论中一再强调，在法律框架之下青年有选择“被毒害”和“一夜暴富”的权利，但是，为使这场争论更有益于推进中国社会理性的成长，深化讨论，有必要将争论背景上接到十七世纪英国思想家约翰·洛克先生有关“人类如何理解”的阐述之上。

    约翰·洛克（John Locke， 1632—1704）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开创人、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人类理解论》是洛克最重要著作之一。在该书中，洛克提出著名的“白板论”。在他看来，人的心灵如同一张白板，一切知识和观念都从经验中来。由此出发，他认为教育对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洛克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若要人服从于政治权力之下，必得出自他们的同意。在此基础上，洛克致力于建设一套宽宏而有希望的政治体系，强调法律旨在保护和扩大公民自由，并不受他人束缚与强暴。

    值得注意的是，洛克反对“天赋观念论”，所以在强调教育的同时，也指出了承载教育的根基：每个人都应该自由思考，而且只能通过自己思考，每个人都只能通过自己的生活与思考获得触摸世界的经验。

    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洛克这样写道：“我们如果不运用自己的思想，就好像用别人的眼来看，用别人的理解来了解世界。”洛克认为，人的脑子里有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获得的。谁也不能直接给你关于“甜”或“红”的经验。你必须自己尝一尝，看一看。换言之，即使我们每个人都说自己看见的是“红色”，但是映射在各自脑海中的“红色”也未必一样。从这个角度来说，意义在于每个人的身上，而不是处于文化之中。洛克因此强调人要保卫自己的两个财产，一个是实体的财产（生命与不动产等），一个是个人的意识财产（观念）。人必须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靠自己的经验来感知世界，因为“如果个人不控制意义，或者说意义在个人的经验之外，暴政就会在附近徘徊”。

    在此基础上，我们就不难解释当有人一厢情愿地指责超女“毒害”观众并要求予以取缔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要求捍卫自己有“被毒害的权利”。洛克所说“每个人都应该自主地控制意义”，即传播学上说的意义形成之关键在于受众。

    个体控制意义的重要性，在兰德的《源泉》一书亦有体现。兰德借另一个“洛克”（小说主人公爱德华·洛克，中译恰巧同姓）之口说：“一个人赤裸裸地来到这个世界，大脑就是他唯一的武器。动物是靠武力获得食物。人类并没有尖牙和利爪，也没有犄角触须和强健的肌肉。……但是，心智是个人的属性。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大脑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所谓集体的思想……我们可以将一顿饭分给许多人来吃。我们却无法在一个集体的胃里去消化这顿饭。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肺来代替别人呼吸。没有哪个人能用自己的大脑代替别人去思考。”

    眼下，中国社会各界正在积极建设一个可期成长的开放社会，而开放战胜封闭将是中国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如果承认人有审美自治的权利，观念保守者更要开放思维，相信孩子对中国未来的直觉，相信每个有着自由心智的人可以做出合乎自己需求的趋利避害的选择。

    看电影，还是哭电影？

    平时我很少去电影院。想看好电影，只能淘国外的碟。从街道到网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拜其所赐，这些年来大凡数得上的好电影，我少有错过。

    不过，人难免有时会发疯。2010年夏天，与朋友相邀，我竟然去电影院了，而且看的还是据说“人见人哭”的《唐山大地震》。

    随后，我在微博上写了几条观影随感，言明自己何以“没有一滴眼泪”：其一，看电影我能分得清戏里戏外，影片中的“人造地震”未能将我完全带入当年的苦难场景（实话实说，观影时我将最真切的同情给了无数躺在泥水里的群众演员）。其二，大牌演员太过眼熟，同样让我难以进入戏中的悲情。这也是我喜欢伊朗导演阿巴斯找当地人拍地震电影的原因。其三，过多的植入广告引起了我的严重反感。尤其剑南春的三次植入广告，从家里追到墓地，连上坟都不放过。其四，电影讲述的内容与我希望得到重新诠释的唐山大地震并无关系。

    强调自己“没有一滴眼泪”，不是想说明我多么冷酷，而是回应一些观点。此前，有细心人称《唐》剧有二十八场哭戏，处处泪点。令人称奇的是，对于看了这部电影而不哭的观众，导演冯小刚竟然说出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除非他是混蛋”这样的话，甚至还拿这些人与提着刀去杀幼儿园小孩的混蛋相提并论。

    这样庸俗的造势、霸道的措辞，让我反感，却也并不少见。2009年，就在《孔子》公映之前，主演周润发不也在上海表示“看《孔子》不流泪的不是人”。而在新浪随后的网络调查中，绝大多数观众发现自己享受“非人待遇”了，因为他们“想不通有什么好掉眼泪的”。其时，《孔子》的入座率也远不如刚刚上映的《阿凡达》。想来也是十分有趣，《阿凡达》是在屏幕里上演魔幻，《孔子》则是在屏幕外上演魔幻——进电影院的是一群人，出电影院的则是一群野兽，谁让他们没有按主演的要求哭泣？

    需要申明的是，我心尖还算柔弱，本是一个泪点极低的人，也常常会为生活或者影视中的细节动情与动容。我曾因为看到农民买到假种子而哭到崩溃，因为偶尔听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想起当年的时代主人翁在九十年代纷纷下岗而泪流满面。然而，那些眼泪，都是真情流露，而非有人送你一包纸巾，让你在付费的座位上“奉纸”哭成一个泪人儿。即使我没有哭泣，也不会有人指着我的鼻子，正气凛然地责备我“不是人”。

    好电影不相信眼泪。记得若干年前，Pierre Jeunet曾这样谈到自己为何拍《天使爱美丽》：“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

    这段话让我一直无法释怀。大凡心智正常的人都知道，观众是否流泪并非电影好坏的关键。每年的电影课上，我都会给学生推荐很多好电影，从《肖申克的救赎》到《美丽人生》，从《樱桃的滋味》到《放牛班的春天》，从《第七封印》到《七宗罪》，这些电影是否能够收获我的敬意，完全在于它们在理智与心灵方面有多少内涵，而非在电光火影中埋藏了多少催泪的伏兵。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它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可叹又可怜的是，在有些中国导演与演员那里，观众的眼睛不是用来看电影的，而只是用来哭电影的。同样出乎我意料的是，我因为写在微博上的几句话竟然受到了若干网民的围攻。“听说全场属于人类的都掉了眼泪，有的甚至泪过好几次。请问你没掉泪，那你归到哪个另类？”“哥们还真是超理智的思考者，无情感得很，你活得有劲吗？你如此强悍地武装自己，到底在害怕什么？”更有文化名流暗讽我这样的“评论家”，既然不懂人类的最基本情感，你最好选择闭嘴。

    真是大开眼界！不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么，我现在也相信“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导演”了。看了一场事先张扬看了不哭不是人的电影，写了几条我之所以没有哭泣的理由，竟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攻击，看来这个社会在宽容的路上，真的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是我在这段时间最深的体会。

    此后，我花了两天时间在微博上讨论“是看电影还是哭电影”这个问题。我有足够耐心解释这一切，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原来，在这样一个国家，不仅拍电影的要政治正确，连看电影的也要表情正确。从权力到社会，从文化精英到普罗大众，至今仍有许多人或明或暗不愿意承认他人的审美自治与审美自由。

    记得小时候，本村的农民大人夸哪部地方戏演得好，就看台上演员是否真的流眼泪，那才叫专业。现在世界倒过来了，一部电影好不好，看的竟然是观众流不流泪。你是消费者，你有消费者主权，谁知你花钱消费竟是给自己买个主权沦陷，买个人财两空，世间还有比这更不公平的事吗？

    绑架为什么流行？

    有些新闻，你一读到它，便忍不住会想，这城里怎么聚集了这么多坏蛋啊？！

    比如，2008年11月13日发生在成都的唐福珍自焚惨剧。好端端的一个房子，说强拆就强拆了，而且闹出了人命。类似的悲剧，这些年来层出不穷。所以我说，不怕坏蛋坏，就怕坏蛋勤劳又勇敢。

    2010年初，深圳警方通报发生在当地的一系列绑架富人孩子的案件。据称，虽然有些家长交纳了赎金，但他们的孩子还是被绑匪提前撕票了；而绑匪多是“半路出家”，而且80%的案件均为熟人作案。由于天下不太平，深圳一些家长决定再忙也要每天亲自接送孩子。

    家长接送孩子，大概也只是城里才有的景观了。为此，许多街道，一到孩子上下课的时候都会变得拥挤不堪。校门口，一堆神情焦灼的父母和他们的各式坐驾（自行车、三轮车、摩托车、汽车等等）在校门口守着，而学校通常也是戒备森严，有的地方甚至都用上了指纹识别系统，以防坏蛋混进去兴风作浪。

    遥想我在乡下读小学时，谁会为这些破事担忧！从六岁开始，虽然从家里到学校也有几公里远，但是无论是上课还是下课，都是自己走。当然，那是个熟人社会，又有同村孩子作伴，走在路上倒是很少有人害怕，而且乡间道路也没有斑马线和斑马线杀手。至于绑架，更是闻所未闻。一方面，农民生活简单，平时不会与别人结下深仇大恨；另一方面，农民家贫如洗，没有什么可以勒索。谁会为了勒索几只母鸡去绑架农民的孩子？如果是这样，他何不直接去偷鸡？

    这一切，到了城里就不一样了。在这里，不仅是贫富分化严重，而且豪杰林立、鱼龙混杂，急功近利者多如牛毛。像农民那样埋一粒种子到土地里“放长线钓大鱼”者少之又少；异想天开发大财，把自己的人生当作一桩桩绑票案来做的却是大有人在。

    交了赎金还要撕票，绑架者之暴力加失信，真是一点职业道德也不讲了。从逻辑上说，交纳赎金者也在喂养这个绑架链，它让那些潜在的绑架者确信绑架有利可图。与此同时，撕票者之撕票，又像是过河拆桥，让将来被绑架了孩子的父母在绝望中干脆报警，以免落得人财两空。如此这般，绑架者也不要责怪有这样的前辈，毕竟你们不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说到绑架，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些电影来。其中有通过意识形态与仇恨实行绑架的，如库斯图里察著名的《地下》；有通过爱情绑架的，如《捆着我，绑着我》；有不要赎金而只是要让被绑架者接受其道德教育的《监禁》。除此之外，还有恶搞绑架者的电影，如《绑架训练》。

    《绑架训练》是部韩国黑色喜剧片。主人公东哲因为炒股失败，又为高利贷所逼，决定铤而走险，于是和一位同伴做起了绑架小孩的营生。虽罪大恶极，他们还是自我安慰，所谓绑架小孩不过是暂时借用一个人家的孩子罢了。然而，第一次绑架就把这两个倒霉蛋弄得灰头土脸。按照从电影里学来的绑架流程，在绑了一个小孩后他们给孩子家打电话要求赎金。谁知道，打了108次电话家长就是不接，更别说找他们勒索钱财了。就这样，两位绑匪的恐吓无用武之地，几近崩溃，最后只好把那个毫无利用价值的孩子给放了。

    影片情节没有这么简单，但是上面这个耐人寻味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解释了绑架为什么流行与流产。

    绑架和一切博弈一样，首先都是一场心理战，这也是我常说“悲观是卧底”、“恐惧是卧底”之原由。作为世上最古老的行业之一，绑匪也是深谙此理的。绑匪打电话给被绑架者的亲人，一是索要钱财，二是在他们内心植入恐惧的种子，好让他们听任绑匪的摆布，比如不许报警，必须按指定的时间地点交纳足额的赎金，等等（为此，他们会虐待人质，甚至威胁撕票）。正是这些恐惧，里应外合，帮助绑匪掌控全局，使受害者俯首帖耳，言听计从。

    谁知那位家长足智多谋，假装对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以自己的沉默彻底打乱了绑匪的计划。有趣又有希望的是，在这部影片中，被绑架者父母不与恶势力谈条件，不接受他们施恶的暗示，不但让两位绑匪乱了方寸，而且还完成了对他们的反戈一击。

    读到这里，一定有读者对我有意见了。需要强调的是，我写作本文，既不是为了责备那些因丢了孩子而心急如焚的父母，也不为提供一份针对被绑架孩子的营救指南。我只是强调恐惧对人类生活有着多么深远的影响，暴力是最古老的征战工具，而恐惧使我们失去自由。而且，这里说的恐惧，有的是真实存在，有的则是因为幻象。

    M·沙马兰曾经拍过一部名为《神秘村》的电影。影片中，村民们过着十九世纪的美国移民一样的生活。村子就像是一个封闭的团体，村外丛林生活着可怕的猛兽，因此人们不敢也不想离开村庄。直到电影快结束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些村民并非生活在十九世纪，而是现在。他们都是现代城市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因此隐居世外并建立了自己的社区。而维持这个社区完整的关键就是制造恐惧。事实上，在这部影片中，森林中的猛兽并不存在，它只是年长者创造出来以阻止年轻人离开这个社区的幻象。

    这部电影让我想起了威廉·戈尔丁的小说《蝇王》里无处不在的神秘敌人，想起流行于世界各地的“制造敌人的艺术”，想起发生在我们周身的种种不自由，想起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那句名言“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能养政府，为什么不能养猪？

    中国历史上有关生产自由的破坏，数不胜数。而这一病灶至今未完全退去。比如说，从2009年1月1日起，广东东莞将在全市范围内全面禁止养猪，现有养猪场在明年底年前清理完毕，后年起仍在进行生猪养殖的场所，发现一个，清理一个，查处一个。

    为什么要全面禁止养猪，东莞的官方理由是：东莞仅现有75万头生猪带来的污染排放量，就相当于450万人口的污染排放量，化学需氧量排放量达到1.8万吨/年，若要有效削减，相当于要新建一座日处理132万吨的污水处理厂，才能有效净化处理。所以，从生产发展的角度来看，养猪并不划算，“挣的是环境的钱”。

    看似有理有据，然而背后的逻辑却让人心生畏惧。显然，东莞市政府只是看到了养猪“坏”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好”的一面，或者说“只见猪粪，不见猪肉”。关于这一点，上述报道中当地民众的相关质疑已然掷地有声了：如果这个理由可以成立，那么禁止养鸡业是成立的，禁止餐饮业也同样成立，进而，可能还可以出台政策禁止东莞养人，因为“人”这高级动物对城市与自然造成的污染恐怕是最严重的呢！

    除此以外，循着这个逻辑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景象。如你所知，有史以来，权力的运用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不是每时每刻都是有益无害的。且不说在极端的年代里权力的异化已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即使在我们今天所处的转型时期，当旧的秩序渐渐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社会漏洞百出，此时也是有些人借助权力寻租获得暴富的大好时机。然而，我们是否可以因为有人不正当地使用权力而否认政治这个行当，让所有从政者瞬间处于失业状态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可以要求该地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任何政府或者公共权力存在了呢？

    养猪作为一种就业或者生产方式，如果有问题，可以通过不断改进方法和市场潜在的规则来进行调节，即使这个行业有朝一日会消亡，也是由着其自发的秩序，而不是由着一纸政令摧毁猪栏。假如我们不能因为权力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否定或禁止政府权力的整体运行，凭什么东莞市可以借口养猪造成的局部污染而取缔整个行业？若不是重公权力，而轻私权利，怎会只许政府“养权”，却不许社会养猪？若不是权力重于权利，怎会只许百姓养政府，却不许百姓养猪？

    东莞政府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从整体上禁止当地一个产业的发展，表面上看是政府权力扩张到了猪圈，但是其内在的逻辑却可以轻而易举地扩大到全社会，其扩权所对应的关系实质是突发奇想、不受约束的权力对市场经济以及公民自主经营权利的肆意干涉。

    或许有人说，当地政府禁止养猪，完全是出于环保考虑，其情可原。然而，即使是出于环保等正当理由，也应该循着环保的思路来解决，比如寻找生态养殖的模式，而不是一刀切收回当地居民养猪的权利，为保护环境而无视他者的权利。况且，相较于更严重的工业污染而言，养猪业所带来的污染实际上更多是“绿色污染”，是完全可能通过种种环保政策的调节和生态养殖等手段进行有效治理的。

    另一方面，从社会公正的角度来说，所谓“富读书，穷养猪”，熟悉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从事养猪业的人多来自底层社会，政府有什么理由在实行“环保从穷人抓起”的同时，却连自我治理的机会都不给他们，而是直接宣判，以“为民除害”的清高将一个行业驱逐出境，使这些养猪者进入整体性的失业状态？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

    在流行改朝换代的年代，开公司不如开政府。这点觉悟，中国史书上是有记载的。比如在战国时期，大商人吕不韦虽然“往来贩贱买贵，家累千金”，仍然觉得经商利薄，于是想出了一个在政治上“借肚皮上市”的办法，将自己的种子播到了未来的皇太后的肚子里。待到秦王嬴政登基，这政府就算是开张了。只可惜好景不长，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游山逛水到了今天的苏州一带，一路威风凛凛，却看得当地十佳青年项公子眼热心动，直呼“彼可取而代之也”，意思是说，政府你开得，我为什么开不得？后来，秦朝就真的灭亡了。

    当然，通过开政府以谋取私利本是家天下的时候才有的事情。当“以天下为己用”的君王纷纷被打倒，当家计财政让位于公共财政，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常识是政府是实现民众利益的工具，任何政府都不能以摘社会的桃子为目的。

    尽管如此，有些人仍然胆大妄为，将公权攫为己有，继而抢夺民权。

    且看2007年的一则新闻：几位闽商组建的长治市杰昌公司因房地产开发中的纠纷，被当地某公司起诉。案件判决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执行时，向杰昌公司下发执行通知书，要求该公司支付20万元案件执行费和150万元实际支出费。据长治中院执行局李局长说，“实支费”就是办理案件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包括该院为办理杰昌公司的案子前后买进的六部新车。

    据说，当闽商宣称无钱支付这莫须有的“实支费”时，那位李局长竟然堂而皇之地警告当事人：法院不是民政局，企业困难在法院里喊没用。而如果杰昌公司配合，执行费可以降到100万。况且，法院帮杰昌公司已经办了很多事情，杰昌公司不能一点人情都不讲。杰昌公司这么大的企业，不要计较这点钱。而另一位胡副局长则说：“我们不听国务院的，只听法院的。”

    根据《人民法院诉讼费收费办法》第八条关于申请执行费用标准，执行金额或价额超过50万的部分，按百分之零点一交纳。据此折算，杰昌公司认为只应承担二审一期部分房屋3800平方米案件的执行费14720元。然而，法院下达的通知却要求公司承担案件执行费20万元，实际支出费150万元，合计170万元，涨了一百多倍。

    开公司，还是开法院，这是一个问题。用纳税人的钱财办一个案子，张口就要当事人一百多万的“实支费”，局长“坦荡荡”只能说明这法院是局长大人们自己开的，而且没有拿过纳税人一针一线。几位闽商却落得个“双重赔本”：一方面，作为纳税人，他们购买的维护公平正义的公共产品没有兑现，部分税等于白交了；另一方面，作为当事人，他们又被法院索要“保护费”。简单说，这“双重保护”的结果都是纳税人赔本。

    有道是，“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当法院堕落为逐利工具，而不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整个社会都可能处于危险之中。当当事人成为长治中院敲骨吸髓的提款机，按照这个逻辑，该院可以向被告索取任何不当费用，比如买保险、买房子、盖法院摩天大楼……

    有人委婉地说，这是乱收费。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权力对社会进行公然抢劫。当闽商拒缴这笔天价“实支费”并向长治中院等有关部门反映，此事迟迟未得到解决。对比之下，执行局的两位局长却为催缴此款而乐此不疲，甚至还积极查封了杰昌公司价值80万元的两个商铺。

    耐人寻味的是，此前，长治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曹燎原曾批评过当地“敲锣打鼓引资，关起门来打狗”的执政作风。其背后的潜台词是，尽管许多地方出于政绩目的招商引资，但是有些部门却热衷于将辖区内的企业当作唐僧肉肆意宰割。如此“关门打狗”、侵夺社会权利，莫非长治中院已经变成了公权版的“黑砖窑”？

    谈到中国企业的未来前景，记得在刚刚加入世贸组织时，许多人就国外企业兵临城下敲响了“狼来了”的警钟。长治中院如此明目张胆地索要闽商的百万资产，不仅让我们看到本土企业家们的内外交困，也让我们看到外地狼与本地狼的区别。至少，外地狼多讲规则，而本地狼却是“随权所欲”，冷热酸甜，想吃就吃。与此同时，这一丑闻也为我们见证，失控的权力一旦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流着口水和肮脏的东西。

    不要活在新闻里

    文章开篇，不妨先想想人类历史。你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想到许许多多黑暗的场景：冲突、流血、暴动、自杀，甚至大屠杀……公平总是理所当然，而不公正的事却长久萦绕于心，时而让你寝食难安。难怪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先生当年会这样感慨：所谓人类历史，不过是一个写满人性坏话的记事本。

    那么新闻呢？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新闻一样在不断地说着人性的坏话：某些官员腐败了，侵占了大量民脂民膏；某地又发生了屠杀婴幼的惨案，而此前其他地方的相同罪恶早已经令人发指；某地有人自杀了，而且是几连跳；某地有人自焚了，有人推倒他家的房屋；某地有人在政府门前集体下跪了，为了解决问题；某人遭遇了巨大的不公正，而你对此无能为力……

    天天面对的都是这样的新闻，你难免会心生绝望：这世界、我所处的时代就是这样的么？当然，这样的绝望时间通常不会很长，常常转瞬即逝，人得学会积极生活，化解悲情，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知道，新闻不是生活的全部，而且新闻是免不了要说人性的坏话的。就像我们现在通常说的，“要在生活中维权，不要在维权中生活”，那好，也请你不要活在新闻里。

    这实际上关系到一个媒介素养的问题。所谓媒介素养，说到底就是受众接受、解读媒介信息的一种能力。

    就个人而言，如果你能积极独立地思考，通常都不会天真地以为新闻里的“坏人坏事”就是我们的生活全部，并由此得出一个“形势一片大坏”的结论，正如当年“形式一片大好”的宣传不能够遮蔽现实的贫困一样。就新闻事件本身而言，好也罢，坏也罢，都只是对生活的取景，对现实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就政府而言，同样应该具有的媒介素养是，负面新闻并不构成对其工作的全盘否定，更不意味着媒体包藏恶意。一个人在生活上有洁癖，人们多会投以同情之理解，毕竟，那也算是个人自治的一部分，其他人无权干涉；但如果带着洁癖去看新闻，去搞管理，去执政，难免脱离实际，而且显得公私不分。生活不是童话，童话里也有大灰狼。又必须承认的是，媒体大张旗鼓报道“说人性坏话的新闻”，除了商业上的考虑外，还因为媒体肩负了一种责任，即社会需要通过它了解国家与社会运行是否正常。

    伴随着自杀案与恶性杀人事件频繁出现，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即媒体的相关报道是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方面有些媒体着实需要省思。在过去的文章中，我曾经批评中国的一些媒体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杀人过程与杀人现场，唯恐读者不能身临其境。但另一方面，公众或者政府过度批评媒体的负面报道，难免有苛责之嫌。

    作为一种平衡，其实重要的是改变受众的观念：一方面，需要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媒体报道远处的一场火灾，你却因此烧毁自家的房屋，不理智的显然不是媒体，而是纵火者；另一方面，全社会更要直面已然发生的不幸事件，以求彻底改造，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幼儿园不安全，要加强保安，更要消除“深层次原因”，而不是嘴上说说；有人自杀了，更要查找究竟是什么导致其走上绝路。如果一个工厂接二连三发生跳楼事件，这已经不是个体的绝望，而是集体性的绝望。

    一个理性的社会，应该给那些潜在的自杀者以继续活下去的希望，而不是前仆后继的勇气。说一个人以死“唤醒社会”，实在是轻贱了人的生命，因为谁都应该好好活着。如果这种死不能够让社会去了解背后更实在的原因，而停留于指责是媒体起了坏作用，并大加讨伐，实在是用错了力。

    因为这些事情的发生，许多人都在讨论“维特效应”。据说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发表后，造成了极大的轰动，不但使歌德名声在欧洲大噪，而且在整个欧洲引发了模仿维特自杀的风潮。说“风潮”，显然是言过其实了。事实上，《少年维特之烦恼》也让很多人活了下来，帮他们消解了内心的绝望与忧愁，其中包括歌德本人。

    一个中国人的不高兴

    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之前的同题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先从中国内部找原因。在胡适看来，那个时代的当务之急是完成文化与制度上的改良，一方面要“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另一方面要实施宪政这平常人的政治，以清除“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这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五大祸害。

    若干年前，龙应台写过一篇流传很广的文章，问道：“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龙应台说：“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应当说，人人都有不高兴的权利，它属于一项基本人权。问题在于，谁能代表“中国不高兴”？“中国不高兴”里的中国指的又是什么？作为一个国家组织，中国本身并无情绪。既然中国是无数中国人组成的，如果有情绪，有喜怒哀乐，那也是每个具体的中国人的事。

    “不高兴派”的确可以告诉大家自己很生气，但不要冒充中国。我在国外也经常见到“一个人的示威”，比如有一年在柏林的马路边上便看到一位中年男子举着个纸牌——“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显而易见，他只是代表自己。如果他自诩代表整个德国，代表所有德国人的意志，那他就已经是一个“侵略者”、一个“意淫犯”了。

    每个人都有不高兴的事情。借这个机会，我只想说说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同时作为一个人，有哪些事情让我不高兴。当然，在此我也只代表自己。即使有人看完我的“不高兴”而感同身受，我仍要强调，我所说的只代表我自己的经验与感受。

    细想下来，今日世界与中国让我不高兴的事还挺多，不妨略举数例：

    我的父母在乡下吃了一辈子国家的苦和亏，被征了一辈子的皇粮国税与“剪刀差”，到老年却没有社保，以至于我不得不像“临时政府”一样为他们尽责。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仍要“养儿防老”而不能做到“养政府防老”？那么多的财政收入究竟要用到什么紧要地方？为此，我不高兴。

    我回到乡下，看到村庄空空荡荡，道路坑坑洼洼，一片萧瑟景象。家乡长了几百年的大树被里外勾结贩卖。在那里，我真切地感受到故乡沦陷。地球是圆的，阳光只照耀城市，不照耀乡村。为此，我不高兴。

    走在城里，我看着新修的马路被一次次挖开，虽然GDP因此增长，有人因此大赚其钱，但既然总要这样折腾，为什么不给马路预装一根拉链，而且只在半夜时分悄悄拉开？为什么人民（当然包括行人）没有免于被折腾的自由？为此，我不高兴。

    开车时，我看到三三两两的妇女抱着租来的孩子站在马路中间乞讨；不开车时，我看到司机从不知道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有时甚至将人撞飞。孙立平先生说，中国的危机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为此，我不高兴。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我照章纳税十几年，没有收到过一张税单，更不知道自己所交的税款最后用在哪里。为什么我只看得到税务局，却看不到“税权局”？为什么宪法里只有纳税的义务条款而无权利条款？都说预算是众人之事，为什么我看不到公共预算？没有预算的政府就是“看不见的政府”，没有预算公开的工作就是“地下工作”。为此，我不高兴。

    今日中国，“拆迁党”四处招摇。在没有《物权法》时，我盼着《物权法》出台，以阻挡“推土机经济”扫荡民宅；然而《物权法》出台后，扫荡民宅的事仍然时有发生。我曾经一厢情愿地讴歌“‘钉子户’引导人民”，然而事实却是“更多的‘钉子户’倒在路上”，却是穷人家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官商勾结的推土机更能进”。为此，我不高兴。

    独坐书房，读西欧财政史。读到十七世纪英国中央政府给社会带来的经济负担不到5%，想起2007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例达到了20.8%，而且全年财政收入的1/3被用于“三公消费”；想起大学生不去创业，而是争考公务员。国富民穷，权力诱人。为此，我不高兴。

    我时而文思泉涌，给一些媒体写文章，谁知文章发表后里面有几句话不是我写的，而我写的又不知道哪里去了。为此，我不高兴。

    打开电脑，我做网站，有人不高兴。我不做网站，只看别人的，有人不高兴。为什么他们不高兴优先于我不高兴？下网之前，我看见周久耕说不让房价下跌是为人民服务，我知道周久耕他是在为人民币服务。为此，我不高兴。

    深更半夜，我打开电视，无数影视明星和药贩子混在一起，还在像吃了春药一样亢奋。他们从早到晚贩卖假药，和那些电视台一样不知羞耻，只当这一代中国人全是最易上当受骗的“东亚病夫”。不是要反低俗么，怎不见有人管？为此，我不高兴。

    网络销售大行其道，如今实体书店一家家倒闭。偶尔逛书店，发现几个“不高兴”的人偷梁换柱、以偏概全、炫耀肌肉，以中国的名义冒充我在不高兴。为此，我不高兴。

    地图知识分子

    没想到师爷、幕僚、谋士、智库等词都不够用了。有学者、网站审时度势，推出了“战略知识分子”之新词与专题。论其特征：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具有远大抱负、远见卓识、学贯中西，深刻洞察时事变迁；他们是国家公民的优秀代表，具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人民利益为旨归、以国家兴盛为己任、以国家振兴为关怀；他们是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是精英中的精英，真理往往掌握在他们手中……

    读来让人激动。不过这与其说是有关群体特征的描述，不如说是一封万方来朝的表扬信。未见半点事迹，却被告知可以横扫千军万马！信中多是国家至上、道德至上的评价，与知识更无关系。

    同样奇怪的是，“挺战派”竟将“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诸葛亮、周瑜等视为战略知识分子中的杰出代表。恕我愚钝，可以“违令者斩”的蜀国军师，掌握百万军队的重臣，诸葛孔明几时回乡做起了知识分子？

    提笔之前，我还特别在微博上问及此事，谁料竟有超过九成的人对此概念持反对意见。有人建议，我们是不是还要“战备知识分子”？有人嘲笑，这里只有“有机会知识分子”。有人直言，这不过是知识群体给自己推个战略产品，只等标价上市。也有人悲叹，回顾中国历史，只有站对与站错的知识分子，哪有什么战略知识分子？

    据说首次提出“战略知识分子”概念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陶文昭教授。在他看来，中国社会中大部分知识分子属于战术性的，局限于解决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即技术性的、对策性的问题，所以中国还要有一批“务虚的、踱方步”的战略知识分子。他们“有鹰一般的宽广视野、鸭一般的敏锐先知、鸡一般的社会关怀”。

    战略知识分子横空出世，他们是知识分子中的战斗机，他们的功绩远在战术知识分子之上。上述排比同样充满喜感——以战略眼光看，就是要求战略知识分子能够以禽为师，具备禽界空军的视野与禽界步兵的敏感。

    说中国需要政治谋臣，需要国家智库，我都不反对；希望他们有些战略性的思维，不鼠目寸光，也在情理之中。但若硬要贴个知识分子的标签，并且分出战略知识分子与战术知识分子，我就要打问号了。

    喜欢对号入座的知识分子一定犯难了——“我究竟是‘一战知识分子’呢，还是‘二战知识分子’”？所谓“一战”，是说他要么属于战术，要么属于战略；而“二战”，则是说他能同时写两类文章，能两线作战，既在战术上批评过宜黄县两位“建国”大人强拆民宅时的胡作非为，又在战略上大谈下一个千年中美关系如何。

    推衍开来，我所熟知的评论界要不要为中国装备一批战略评论员？而像章子怡那样被外国媒体用来解读中国形象的演员，是否也该由“战术演员”转向“战略演员”？国家战略为重，以后两栖明星指的当是既懂战略又懂战术的明星。

    我一直相信，能让知识分子安身立命者不外乎三样东西，且缺一不可：一是知识，知识分子以思考为业，不仅捍卫常识，对社会、对世界更要有着超乎常人的理解。二是独立，他不应附属于任何战略。这种独立并非一种姿态，其价值正在于保护上述思考不被扭曲。三是对推进美好人生、社会进步与人类福祉的参与，正如左拉一样，他从自己的参与中找到知识的意义，其所体现者即公共精神。

    而知识分子一旦被拉上战略的战车，只为了某个战略而生，为其私用，就像诸葛亮一样，他便不再是知识分子了。若是非要命名收编，你不妨称之为“知识战略分子”。在平常的争论中，这样大谈战略的人我也是见过一些的。他们的世界被简化为两种东西：一是“我者与他者”的思维模式；二是一张代表“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地图。在“地图知识分子”的世界中，只有我者与他者，只有“我们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而无共同的利益。“我们的利益”至高无上，却也只是隐藏在地图上，而不是在我们的房舍、田地、街道以及收成之中。

    由此“战略”二字被赋予了两种内涵：一是“因战而略”，为了达到“战”之目的而不计其余。二是“有战无略”，只知夸夸其谈。做起事来，上不接天，下不接地，自己站不稳，却要中国站起来，要做中国人的精神导师。

    回想历史与近年周遭的种种，我以为当下中国最需要的绝非“战略知识分子”、“战术知识分子”这样华而不实的概念，而是真正“入狱身先，悲智双全”的知识分子，他们凭着自己的学识与良知，以独立之精神，做合群之事业，参与社会建设与政治改造，关心每个人的具体的命运。得此精神与担当，增进中国福祉的什么“战略”、“战术”都不会缺少；无此精神与担当，再神奇的“战略知识分子”，在世人眼里也只能是——“战战兢兢，略知一二”。

    “火星文”入侵

    电影《少林足球》里有这么一句忠告：“地球是很危险的！你还是赶快返回火星吧！”如今，当一个人琢磨不透别人的所思所想时，可能会劝他回火星老家去。同样，在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居住的条件下，也有网友倡议大家省吃俭用，好“尽快造艘飞船回到火星去”！

    就在火星人不断进入人类语言生活的时候，随着网络的发展，有关“火星文”的讨论也日渐增多。关于什么是火星文并没有严格定义，它通常是指孩子们尤其是“90后”运用在网络聊天中的语言。这是一种伴随着各种输入法逐渐演化并流行起来的网络语言，它不仅糅杂了英文、日文等语言的部分字词，同样对汉字进行了挖掘和解构。

    有意思的是，网络上甚至出现了很多专门提供翻译“火星文”的软件，可以自动把日常使用的汉字转化为难以分辨的“火星文”。有些论坛里还有网友推出“火星文字输入攻略”以及火星文字破解的游戏。

    面对“火星文入侵”，有不少网民站出来呼吁“封杀火星文”，提议发动一场针对火星文的“围剿”。与此同时，语言学专家也擂鼓助威：火星文破坏了汉语言文字的纯洁性与规范性。然而，情况真的那么紧急吗？

    任何流行都不是无来由的。与上述忧心忡忡的网友和专家相比，在另一些人眼里，“火星文”不仅时髦而且有趣，因为“火星文”的解读过程其实像猜测连环字谜一样令人着迷。

    比如说“3Q得orz”，这个不中不洋的组合一般人是看不懂的。据说它的意思是“感谢得五体投地”，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汉字，看不懂的人断定这是鬼画桃符。不过，在横加指责之前，我们不妨了解一下它的“原理”。显然，这里的“3Q”就是英文“三克油”（thank you）的合音，理解这点并不难。“orz”是什么呢？但凡像我这样脑瓜还算灵便的人应该能够猜到它不过是借用了汉字六意中的象形。看哪，“orz”多像是一个人跪伏在地上！

    由此看来，“火星文”倒也并非完全没有章法或不能为人所理解。一个追求思维的乐趣的人，看到孩子们的这种奇思妙想，大概只有赞叹的份。如果这点小创造都要去封杀，我们的语言生活还有何趣味？

    语言不过是人类发明的一个交流工具。如何使用工具，甚至自己亲手DIY出一套语言工具，既关乎创造，也关乎自由。而人们聚集在一起，形成自己特定的语言，不过是文明发生的常态。经常组团出门旅游的人一定有体会，出行若干天，便会在团体内部演绎出一些大家心领神会的“新词”。只不过在旅游结束时，随着队员作鸟兽散，这些“新词”也便立即枯萎了。

    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密码，所谓对话也是不断编码与解码的过程。对于信息发送者来说，编码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一种言论自由，是一种权利。至于受众如何解码，既取决于编码者的设定，同样取决于解码者的解读。

    事实上，对于“火星文写作者”来说，他们取道“火星文”进行交流时本来就圈定了对象。“火星文写作”同时是一种“密码写作”与“加密交流”，其最朴素的目的莫过于避开一些眼睛。调查亦表明，许多孩子之所以热衷于用“火星文”写作就在于保护自己的隐私。由于老师和家长对孩子们之间的交流干涉过多，学生之间的交流就好像搞“地下工作”，于是“火星文”作为一种加密的文字在同学间迅速流传。难怪有学生这样传授经验：“用了‘火星文’，就算被老师抓到也不怕。她没有时间和心思去研究我们在纸条上的‘鬼画符’。”

    任何借助语言的表达都是有局限的，都是不完整的。政治哲学家列奥·斯特劳斯曾经注意到，在希腊哲人那里有两种特殊的写作方式，一种是所谓“俗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另一种则是“隐晦写作”（esoteric writing），后者只有那些训练有素的人经过反复琢磨才能领会。所谓“隐晦写作”，有点像中国人通常说的“微言大义”或“春秋笔法”。不过，这与其说是一种技法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方面，表面上人类“掌握”了语言，然而事实上任何一种“俗白表达”都不可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另一方面，特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环境也决定“隐晦写作”是不可避免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一本《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的畅销书，讲的是男人和女人来自不同的星球，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情感需要，两性只有互相理解才可能和平相处。其实，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观念，即使是用相同的词语也会表达出不同的含义。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心底里却又像是来自不同的星球。面对环境的限制与语言的贫乏，其实谁又不是在“用火星文写作”？区别或许只在于形式，只在于你抛出的文字究竟有多少人能听见，并且心领神会。

    背着国家去旅行

    就在中国的“泡沫股”还在探底的时候，中国的“口水股”仍旧日日暴涨。2007年底，几个中国人在华尔街的骑牛照，更是引来了口水无数。有人由此得出结论，断定中国人素质差，然后又强调自己是优秀的中国人。如此推衍，颇有点“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的荒诞。

    跑到华尔街骑牛着实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人类将其他的动物拉来当牛做马骑一骑也不是一两天的事了。更何况，对于还没有完全走出农业社会的中国人来说，牛还是很有亲和力的。当你三五成群，走在言语不通、金发碧眼的美利坚，在大街上突然看到一头说哑语的牛，难免会产生一种“水牛无国界，他乡遇故知”的错觉。一时冲动，骑了上去，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

    有人说，华尔街是投资者的圣地，在此意义上这牛基本上就算是“圣物”了。这一点我并不赞同。即便你说这头牛是“圣物”，充其量也只是拜物教的圣物，与神圣无关。你可以要求别人爱护公物，但不能让别人都去崇拜这头牛。

    相反，我倒是觉得那些人，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在骑上华尔街牛的时候特别可爱。他们不只是爬上了牛背，而且在那一刻还让那头牛复活了。我甚至看到他们骑着牛从拜物教的金街走到熙熙攘攘的生活里去了。只可惜那些游客觉悟不高，没捎上一根笛子，否则便是一幅“牧童归去横牛背，短笛无腔信口吹”的国画了。

    在我看来，如此一情一景、突发奇想的举动并不能反映人的素质。在生活中，有人过得严谨一些，有人过得活泼一些。仅此而已。

    然而，透过一系列的讨论，我却发现两个典型的逻辑问题：其一是“言必称国家”，其二“言必称国际”。

    第一点大家看见了。当那几张华尔街骑牛照被发布到网上后，立即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其热烈程度匪夷所思。仿佛每个中国人在出国时都变成了蜗牛，走到哪里都要背上一个脆弱的“中国壳”，都要对这个壳负责，任何过错都是对这个壳的不敬不爱。顺着这种逻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大骂骑牛者“有辱国格”了。仿佛这些人骑的不是牛，而是自己的国家。这种拖家带口式的价值观显然是过于夸张了。

    至于“言必称国际”，这种说辞常见于人们做坏事时“与国际接轨”、“以外国为师”。在具体的争论过程中，有人拿出相关照片，以“外国人也是爬牛的”来举证中国人爬牛的合理性。言下之意，国际友人都骑了，我们为什么不能？悲愤者甚至会想到，难道我们就低人一等么？

    有些中国人时常被另一些人批评为“无耻”，然而，每当我分析他们的言辞，很多时候并不是真的无耻，而是“无逻辑”。当然，无耻的人通常都是不讲逻辑的。

    记得有一年，有位中国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被美国记者问到人权问题时，他的回答让我一时惊诧不已，至今不能忘。其大意是：你们美国人不要总是批评中国人权有问题，你们自己也不怎么样，你们总是这样指责我们，用中国一句古话来讲，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好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点中国文化底子却又没有完全吃透的人一定会认为这个回答很妙。然而，它是经不起推理的，也是不合时宜的。中国可以强调本国人权问题正在妥善解决，但并不能将美国人权有问题作为中国人权有问题的合法性条件。

    没有不合逻辑的自由。类似不合逻辑的事，时常会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阿Q当年想摸小尼姑，小尼姑不让，于是阿Q就为自己打抱不平，“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中国人跑到华尔街骑牛，理由纵有千种，但是如果坚持认为外国人能干的事，我们也能干，那就有问题了。总不见得你去罗马游览，看到满地都是小偷，你也入乡随俗了吧？

    国破山河在

    若干年前的一个冬天，我路过巴黎。当我顺着圣·米歇尔大道，鬼使神差走进了巴黎大学，天空中突然飘起雪来。一个月后，在一封申请就读巴黎大学的信件中，我对未来的导师有了这样一段表白：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这样的措辞，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也许是过于浪漫了。不过，到过巴黎的人，多半是会惊叹这座城市的古老的。东张西望、停停走走，那些古旧的道路、屋舍、桥梁甚至包括城中墓园，都会给你一种穿越千年的时间感。这座城市，虽然也发生过法国大革命，虽然也拆掉了巴士底狱，但是从整体上说，任凭国王、总统走马灯似地更换，你方唱罢我登场，其本土的历史文化依旧保存完好。

    社会比国家古老，也更令人敬畏。国家破碎了，政府倒台了，但是社会还在。甚至在希特勒入侵法国的时候，为了使巴黎这“文明的现场”免于战火，巴黎人选择了妥协，使之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这种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做法多少有些政治不正确了，然而你又无法将之简单归类于“投降主义”。时至今日，也很少有人会苛责当年“弃城”的巴黎人。其背后的逻辑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即使国家破碎，只要社会还在，历史还在，终有起死回生之日。

    杜甫曾经感慨唐朝的衰败：“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如果这“山河”是社会，事情恐怕还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毕竟任何国家也都是建立于“山河”（社会）之上的。相较而言，最可怕的情形恐怕还是“国破山河破”和“国在山河破”。

    前者主要体现在异族入侵之时。这方面，中国的历史茶几上已经摆放了足够多的“杯具”。最惨烈者莫过于两军交战时的屠城之祸；而在宋朝末年，更有十余万人随末代皇帝在广东投海，仓皇之间上演了一场“社会为国家殉葬”的历史大悲剧。在前现代国家，由于国家与社会捆在一起，纠缠不清，又无合法更换政府的途径，社会像一窝鸟蛋一样装在一个鸟巢里。所谓“覆巢无完卵”，当国家分崩离析，社会难免随之彻底破碎。

    至于后者，则主要发生在大革命年代。在革命政权初立之时，乌托邦理想还在，为了开辟新生活，革命者往往会重新计算时间，笼统地将此前的社会定义为“旧社会”并加以彻底否定。也就是说，革命者不但要建立一个新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与传统割裂的“新社会”，以此表明革命的必要并展现革命的成果。这种激进主义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已经表露无遗。激进的革命党人肆无忌惮地否定自己的传统，以至于像爱德蒙·柏克这样的思想者忍不住奋笔疾书，在英伦写出《法国革命论》这样的长篇大论，责备同时代的法国人是在“做没有本钱的生意”——既然你否定历史上的一切，你这个民族就只好从此白手起家了。

    回想新中国六十年沉浮、两个三十年的消长，其成败得失莫不在于国家与社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基于对权利的普遍信仰，今日中国社会一点一滴收复本当属于自己的领地，重新确立国家与社会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边界，也是中国当下最真实、最有希望的革命。文明的累积、历史的加法、秩序的演化与拓展……恰恰是这场“新革命”，在告别过去的“不断革命论”，使几乎陷于绝地的新中国在社会自由自我的生长中开始脱胎换骨，一个满眼生机的“新新中国”将由此应运而生。

    唐德刚说，中国需要两百年穿越“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我的脑海里常常浮现出另外一幅图景：中国就像一艘夜航船，过去是在黑暗的海洋上航行，周围是黑的，船上也是黑的。而现在呢，船上开始有了照明，船舱里还有人开party、上网、恋爱、大声歌唱，普通人的日子似乎过得亮堂舒展了，但周围还是一片黑暗的海洋。

    至此时，人们更关心的问题是：社会虽已灯火通明，中国向何处去？而正在崛起的社会，能否把握这艘中国航船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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