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罗兰夫人

    在奴隶决定他不再做奴隶的一刻，他的镣铐就脱落了。他使自己自由并将其展示于人。自由和奴役是精神的状态。因此，第一件事就是对自己说：“我将不再接受一个奴隶的地位，不再服从与我的良心相违的命令。”——甘地

    我只希望政治上的平等要做到人人享有平等的自由，而千万不要像我们目前随处可闻的，人人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托克维尔

    每个人都有权有势

    ——凤凰网三分钟演讲

    2010年1月12日，本书作者参加凤凰·百度年度盛典，为社会类人物——开胸验肺农民工张海超颁奖，以下是在现场的三分钟演讲。

    大家好！在座的都来了，在座的都“有权有势”，是不是？有什么“权”？公民权。有什么“势”？就是每个人的公民权都必须得到彻底维护的天下大势。在座的都有权有势。另外我还要说的是，在座的都有靠山。什么靠山？就是中国正在崛起的公民社会。我希望大家都做一些功课，多努力，大家平时多流一滴汗，社会就会少流一滴血。

    我要揭晓的第二位当选“影响时代的力量——2009新境界凤凰·百度时事沸点社会人物”的是河南农民工张海超。他的百度搜索次数是1605408次，他是在2009年以身体维权的三个代表之一，另外一位是孙中界，还有唐福珍。很遗憾，唐福珍今天晚上没来，我在这里代表我自己向她鞠一躬。

    中国人的自由传统

    ——在北京单向街书店的演讲

    鹅城的百姓也来了吧！最近流行《让子弹飞》，许多人看了都很激动。今天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金条，只发言，没想到还是来了这么多人。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两本书：一本是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另外一本是房龙的《我们的奋斗》。和前一本相比，知道房龙这本书的人并不多。它的英文原名是“Our Battle”，如果译成“我们的战斗”也许更准确些。

    1937年希特勒出版《我的奋斗》，紧随其后，1938年房龙出版《我们的奋斗——对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的回答》。从书名不难看出，这是一本反纳粹的书。1939年，德国入侵房龙的故国荷兰，一年后房龙的《宽容》再版。鉴于世界局势每况愈下，出版商建议房龙删去最后一章，理由是最后一章对世界过于乐观，里面充满了崇高的希望和欢呼。为此，悲观的房龙给书特别加了一篇后记，题为《这个世界并不幸福》。房龙说：“用《英雄》中的葬礼进行曲伴随我的结束语，比用贝多芬《第九交响曲》充满希望的大合唱更合适。”因为现在正在被践踏着的宽容，过去不曾实现过，将来大概也不能够实现了（很凑巧，今天正好是两个人的祭日，一个是海子，另一个是贝多芬）。这的确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时代，非但“宽容的理想惨淡地破灭了。我们的时代仍未超脱仇恨、残忍和偏执”，而且，“很明显，我们对形势的乐观看法有点过早。在近六年的发展中，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以及各种形形色色偏见和片面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增长开始使最抱有希望的人们相信，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回到了几乎是不折不扣的中世纪”。

    事实上，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二十世纪，它给人类带来了许多科技上的成就，但就其造成的苦难而言，远比中世纪严重得多。中世纪让我们看到的是蒙昧时期的荒诞，而在科技昌明的二十世纪，我们看到的却是理性的冒险和文明的野蛮。二十世纪人类不仅发明了机关枪与集中营，而且将它们普及到地球上的每个角落。当年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曾经流行一时，墨索里尼、希特勒和斯大林在这里一度被奉为“当代三大怪杰”。

    即使是在今天，我也不认为人类彻底走出了野蛮。且不说三四十年前中国的“文革”，就是在1994年，非洲还发生了卢旺达的种族大屠杀。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有近百万人被杀，平均九个卢旺达人就有一个被杀掉。当然，真正导致人被杀的，不是杀人者的武器，而是杀人者的观念与行为。

    “这个世界并不幸福”，虽然今天的世界比房龙时代大有进步，至少在世界和平方面是这样，但许多人并不幸福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上，人类并非只是处在文明的风险之中，同样处于大自然的危险之中。最近日本地震、海啸以及随之而来的核危机也表明这一点。我们无法改变大自然，但是可以改变人类自身，让我们可能经受的人祸越少越好。人性不分古今中外，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其实在人性方面并没有明显提高，真正有所改变的是观念，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相互施与的行为。关系变则人心变。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美国，美国可以说是一个建立在观念上的国家，而诸种观念之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由传统。

    先秦群星闪耀时

    常常听人说起，中国没有自由传统，尽是奴性与黑暗。这点我是非常不赞同的。往近处说，有王国维和陈寅恪，他们对“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的推崇，也可以说是中国的自由传统。此外还有胡适、储安平。传统首先是一种客观存在，不能因为它被淹没了，就否定其存在。事实上，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日渐开放，这些曾经被淹没了的思想，今天已经广为人知。

    回溯古代，中国也有自由传统。先秦时期，更是群星闪耀，否则，胡适何来信心“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如果大家对先秦诸子涉猎不多，不妨从《吕氏春秋》开始读。很遗憾历史没有留下编纂者的名字，而只有“吕不韦门客”这个集体称谓。

    这是一部杂家经典，里面收集了各门各派的学说，绝对算得上是春秋时期中国思想的集大成者。透过其中许多寓意深刻的故事，甚至可以说，《吕氏春秋》里蕴含着非常丰富的现代性，有着并不亚于甚至超越这个时代的价值观：比如对财产权和人身权的重视，对生命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对地方自治和包产到户的肯定，对言论自由和精神独立的颂扬，对种族平等、人权高于主权的推崇，包括我们今天讲得比较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都可以在《吕氏春秋》里找到。像《重己》、《贵生》等篇目，完全应该收入中小学教科书。为了更好地探讨中国古代的自由传统，先向大家介绍《恃君览》一节中的两个小段，看看中国古代的知识精英有着怎样的自由思想与国家伦理。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扞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

    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

    第一段的意思是，凡人所具有的本能，爪牙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击退和禁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主宰万物，控制禽兽，降服凶害之毒虫，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仅仅是人们先有准备，还因人们群居在一起。群众聚集在一起，对彼此都有利。这段话和克鲁泡特金在1902年出版的《互助论：进化的一种因素》观点相近，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的法则并非只有达尔文主义中的竞争和适者生存，还有合作、互助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物种得以保存下来并不断进化的主要因素。他认为，这一理论是对达尔文生存斗争学说的一种补充。没有互助，达尔文的学说就不是完整的。克鲁泡特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想以此理论证明，由于人类具有互助的本能，没有国家和没有任何权力支配的社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较之有国家和有权力支配的社会可能更完善。无论你是否赞同克鲁泡特金的观点，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人类需要合作，否则无以生存。

    第二段讲的是国家的起源。正是因为人们聚集在一起，会产生以强凌弱的种种矛盾，故而需要秩序。如果没有君主的部族或者国家，他们的人民有如麋鹿禽兽，年轻的役使年老的，年老的畏惧强壮的，有力的人被认为是贤德之人，残暴傲慢的人受到尊敬，日夜相互残杀，没有停息之时，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圣人深深懂得这样带来的祸患，所以替天下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天子更好的了；替一个国家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置君主更好的了。设置君主不是让君主谋取私利，设置天子不是让天子谋私利，设置官长也不是让官长谋取私利。

    同样是这段话，有个西方人在两千年后想明白了。他是十七世纪活跃于英国的霍布斯。霍布斯有个著名论断——“人对人是狼”，是说在没有国家之前，人与人之间互相侵害，为了避免狼战，人们缔约成立了国家。霍布斯最开始是拥护君主专制的，1649年查理一世国王被送上了断头台，英国废除君主制，建立了共和国。霍布斯在《利维坦》的第二部分《论国家》中，在坚持王权绝对的观点的同时，又试图表明，当君主已无法再履行保护臣民安全的职责时，臣民就可以解除对他的任何义务，并转而服从于一个新的君主。

    从《恃君览》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已经有现代国家观念了。国家是为人民的利益而设的，而不是为了统治者的各层官员而设的。诸位知道，中国古代还有“吊民伐罪”一说，意思是如果一个地方出现了暴君，那么其他国家就有义务前去慰问那里受苦的人民，讨伐有罪的统治者。用今天的话来说，吊民伐罪实际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契约精神，如果君主有悖于民众，那么民众就有理由推翻他；二是当暴政发生，来自外部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进行干涉。这实际上就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那些不认同“人权高于主权”的人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联合国正是基于人权高于主权这一价值而建立的。

    其实，在认同主权高于人权的人里面，意见和出发点也并不相同。一种人把主权当实体来崇拜，更多是情感因素，作为一种单方面的意义赋予，这方面其实是无法讲道理的，只好各自保留意见。另一种人把主权当工具，认为主权是保卫人权的工具，如果没有主权的保护，人权就得不到保护，所以主权比人权重要。这里有个逻辑上的问题。主权像衣服，为我们御寒，主权的确很重要，但是谁能说我们的身体不比衣服重要呢？另一部分人则将主权当作自己谋利的工具，他们做了侵犯人权的事情，却又拿主权为挡箭牌，禁止舆论对其说三道四。更有甚者，比如说现在的利比亚，据说卡扎菲为了抵抗国际干涉，还骄傲地宣称已经组织了人盾、肉盾。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权与主权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卡扎菲政权高于一切，它既压倒了主权，也压倒了人权。被选作人盾、肉盾的人民，就像“国家储备肉”一样在关键时期被派上了用场。我以为这不只是简单的不人道，而是天大的罪恶。

    《吕氏春秋》是怎么看国际干预呢？在《荡兵》一节里有这么一段话：“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意思是，古代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而没有废止过战争。战争由来已久，与人类一起产生。

    “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振乱》）这段话讲的是，如果社会太乱，人民的痛苦不能再增加了，如果人民水深火热，无处申诉，那么贤明的君主和有才干的人就应该起兵讨伐，这种战争是正义的战争。

    中国有个成语叫东征西怨。这个典故在《尚书》和《孟子》里有都记载，讲的是商汤的王师向东边征讨暴君时，西边的老百姓表示不满，因为商汤没有先去拯救他们，那儿也有一个暴君。《孟子》里还有一句话与此相关：“诛其罪，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滕文公下》）。所谓“吊民伐罪”，就是慰问受苦的百姓，讨伐有罪的统治者，这是古代贤明君王必须承担的道义。现在就国际干预而言，观点不一，但在中国古人多半是主张干预的。即使墨子反战，其守城也可以理解成另一种形式的干预。主张不干预，有的是希望主权独立，有的则是为了保持作恶的特权，就好比有的人不想管别人打孩子，其实暗含一种肮脏的交易，即我不管你打你家的孩子，你也不要管我打我家的孩子。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我曾经将此解释为“人权高于主权，主权高于君权”。

    接下来，如果你不是一个暴君，是一个还算不错的君王，但是别人觊觎你的土地，你不给他，他就杀戮你的人民，这时你会怎么选择呢？

    《吕氏春秋》有一篇题为《审为》，里面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这里的太王亶父，也就是周文王的祖父。他居住在一个叫邠的地方。狄人攻打邠地。太王亶父献上皮毛布帛，狄人不肯接受；献上珠宝玉石，狄人也不肯接受，因为他们最想要的是土地。太王亶父考虑再三，就对臣民们说：“与别人的哥哥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弟弟被杀，与别人的父亲一起居住却要使他的儿子被杀，我不忍心这样啊！大家都勉强住下去吧，当我的臣民和当狄人的臣民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听说，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于是太王亶父拄着杖离开了邠地。可是臣民不舍得他，还是成群结队跟着他，于是他们又在岐山下建成了国家。太王亶父又称古公亶父，是个广施仁政很有德行的人。孟子曾经赞扬他专情妃子太姜，不娶其他妻妾，故而“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据说后世以“太太”尊称已婚妇女，便和太姜有关。但就弃城一事，肯定有人会说周文王的祖父太软弱，这不是投降主义吗？什么反抗都不做，太不政治正确了吧？按现在的政治观念，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会这样评价周文王的祖父。当然，有的人会退一步想，周文王的祖父在我弱敌强的时候如果不走，恐怕也就没有了后来的西周了。其实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周文王的祖父知道，和土地相比，生命才是最重要的。“不以所以养害所养”，这里说的是土地，即不应该用养育人民的土地来危害所要养育的人民。同样的道理，国家本是用来保护大家的生命和自由的，人民成立国家，也不是让它来危害人民的。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这句话：“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在周文王的祖父看来，如果只是更换统治者，如果狄人能够像他一样善待自己的臣民，自己离开了，虽然自己损失不小，可是人民损失并不大。但如果打仗使许多臣民丢掉性命，不啻让这些臣民因为自己的占有欲而作了不可挽回的牺牲。

    这种相对开放的政治观念在今天许多国家可能都行不通，但它也不无道理，更不能将之简单地理解为“投降主义”。当年德军侵略巴黎，巴黎放弃了抵抗，最后的结果是巴黎保存下来了，德军也被消灭了。宁为玉碎不难，难的是在乱世之中不为瓦而伤玉。如果不考虑戎狄的侵略属性，在某种程度上，周文王的祖父的做法甚至有点现在“让渡主权”的意味。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中国的古人明白统治者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被统治者的利益，政治国家的利益并不完全等同于社会自身的利益。简单说，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便已经有了一些现代国家的观念，其中有些观念甚至至今还有些超前。

    翻阅《吕氏春秋》，你会发现许多与现代政治伦理相关的章节。比如《贵公》：“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同样是在《贵公》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些都是在讲公平的重要性。又比如《去私》里有这么一句话：“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遂长焉。”这些话和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原理[9]颇为神似。

    再看《用众》里的这一段：“戎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

    一个人生长在A地讲A地的语言，生长在B地讲B地的语言，如果将生长地对调一下，他们会讲被调换之后的地方的语言。亡国之君并非天生就是个亡国之君，而是受制于其所生长的环境。我不认为这里讲的是简单的文化决定论，相反，它可以用来批评所谓的国民性或者国情论。今天有人讲中国人的素质不适合民主，其实你若给中国人一个搞民主的环境，民主就会慢慢搞好。

    透过上面这些细节，包括前面有关人权与主权的辨析不难发现，今天被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推崇的很多西方理论，其实在中国古代都能找到精神源流。只不过，我们有些自由传统被秦以后的帝王专制给淹没了。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不仅在《吕氏春秋》、《孟子》里有，如果你去读老庄，会发现这片土地曾经充斥着一些怎样的自由观念与社会理想。

    这些都是我为什么不赞同说中国古代没有自由传统的原因。当然，先秦以后，随着秦政的建立，中国的自由传统受到严厉的打压，但就事论事，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国历史上就没有自由传统。这对于那些有担当的古人而言是不公平的，即使是在最黑暗的年代，良知与自由精神也从来没有在这片土地上彻底泯灭。

    为何失去自由？

    法国的电视里经常会有些政治辩论，偶尔也会有中国人参加。记得有一次，当一位法国媒体同行批评中国不自由时，一位来自中国的资深记者赶紧反驳说：“中国是个自由国家啊！”

    当时我很不以为然。不过有时候，我倒真觉得我们这个国家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尤其是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更感觉到国内自由了。美国算什么自由社会啊，办公室说个黄段子都有可能被起诉，盗版也不好买。生产者在消费者面前不自由，政客在选民面前不自由，选民在法律面前不自由，法律在宪法面前不自由，宪法在宪法修正案面前不自由。中国不一样，虽然PM2.5的值会高一点，可我们这里到处是自由的空气啊。

    在报纸上，除了朝鲜，我们可以公开批评任何国家。我们可以谴责美国总统，也可以批评本国的领导人，责怪他们平时太不注意身体。我们的电视连续剧也可以反映现实，《大追捕》就拍了犯人通过绝食抗争，因为狱警吃得竟然比他们还差。

    我们的互联网，除了有防火墙，也是自由的。在那里，你想对谁施暴就对谁施暴，你想拉一支队伍就拉一支队伍，建立水军，建立五毛党，建立百度文库，把有版权的作品都扫描一遍。马丁·路德·金说：“I have a dream.”我们也敢说：“I have a Dreamweaver.”[10]而且是免费的。

    我们的政府也自由啊，想限购就限购，想涨价就涨价，想给自己涨工资就涨工资，想预算多少就预算多少。想搞计划生育就搞计划生育，想拆迁就拆迁，想征地就征地，想多征税就多征税，而且是长征啊。胡适不是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吗，我们的老百姓都记住了。

    关于自由的内涵，刘瑜在《民主的细节》一书里已经讲得很好：“自由社会首先是一个责任社会。”从逻辑上说，我们这个社会最缺的不是自由，而是责任。中国人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但也绝不是一夜之间就毁掉的。社会变化也有其内在的肌理，一个社会，无论变好，还是变坏，都有一个演化的进程。

    关于中国人的自由传统，讲两个历史细节。

    一是1945年3月，美国有个报纸主笔协会代表到中国来，因为这个组织有助于推动战后中国的新闻自由，当时的《大公报》发表社评《欢迎新闻自由》，里面有句话：“坦白地说，中国有四千多年的文化，并首先发明了印刷术，但从来没有过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转天，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处长马星野的文章《中国言论界的自由传统》。马星野说：“我们值得重视的，是中国四千年来一贯的民本主义精神，一贯的反对暴君，一贯的尊重清议，一贯的有是非善恶，如果我们一笔抹杀，以为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都是舶来品，这种荒漠如何能培植出新的花果？”

    而在此前一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评，题目就是“拥护新闻自由”：“中国人是先天的爱好和尊重言论自由的。中国人最相信文字的力量。中国人对于语言文字有一种最高的爱好。据说仓颉造字之日，天雨粟，鬼夜哭，这就是说，有了文字，人民生活有保障了，一切罪恶在颤栗了。”

    二是1953年9月11日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九次扩大会议上，时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梁漱溟发言说：

    过去中国将近三十年的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都是依靠农民而以乡村为根据的。但自进入大城市以后，工作重点转移于城市，从农民中成长起来的干部亦都转入城市，乡村不免空虚。特别是近几年来，城里的工人生活提高很快，而乡村的农民生活依然很苦，所以各地乡下人都往城里（包括北京）跑。城里不能容，又赶他们回去，形成矛盾。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视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是共产党之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这一问题望政府重视。

    转天，毛泽东批评梁漱溟，认为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随后几天，毛泽东还在会议上对梁漱溟使用了“以笔杀人”、“伪君子”、“彻底反动思想”等词语。有意思的是，就在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辩时，一开口便有人将他打断，最后会议决定对是否让梁漱溟发言进行表决，除了毛泽东等少数几个人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话外，绝大多数人都举手表示了反对。就这样，曾经在延安与毛泽东可以聊上几天几夜的梁漱溟被剥夺了言论自由。这个历史细节十分耐人寻味：1949年后的中国社会渐渐失去了反对的声音，既非一日之寒，也非毛泽东一人所能为。直到现在，我们还有像申纪兰这样的人大代表，以一辈子没有投过反对票为荣。

    我在前面谈到《孟子》和《吕氏春秋》里的政治思想，包括后面讲的这两个细节，不过是在强调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由的传统，而且也曾经达到了不起的高度。像老庄，完全是古典的自由主义者。与此同时，我想强调的是，一个社会想获得自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一个社会失去自由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我在家重读《吕氏春秋》，暗自感慨为什么先秦那么多有深度有高度的思想与观念，却没有对中国后来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极端政治力量的无情打压，另一方面也因为社会没有自觉地传承。从二十世纪初开始，我们更是否定了太多的东西。一个极端的做法就是认为我们传统毫无价值，索性打倒了事。这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关于这一点，殷海光先生在给他的学生林毓生的信里有一点解释，他认为五四人的内心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的“to be free”（争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然相关联，但并不是一回事。殷海光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是非常深刻的。那一代人，因为一心要求解放，所以具有挣脱一切束缚的激情，什么都想推翻，想打倒，其实内心是茫茫然的，只顾现在一时的感受，而不计将来。最后的结果是过对了河，却上错了岸。当然我并不赞同殷海光信中对胡适的批评，一来胡适并非简单的“终生崇拜美国文明”，他也试图“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来我认为胡适的价值恰恰在于他谋求的是“to be free”，而不是“to be liberated”。最近许多人都在微博上争论要不要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孔子像。尽管不完全赞同孔子的一些主张，但我并不反对在天安门广场上竖立雕像。我反对的是只立孔子像。中华民族有着丰厚的思想资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值得纪念。如果尊重传统并希望找到有利于这个时代的思想资源，更应该树立那个时代思想家的群像，而不是继续在膜拜与打倒孔子之间做极端的钟摆游戏。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竖立起先秦时代的群像，公平地对待古人的创造与智慧，客观上说也是在续接这片土地上的自由传统。

    自由在高处

    ——在中央电视台的演讲

    很高兴到央视来做这个讲座。一来因为我做过媒体工作，非常了解大家在这个时代遇到的困境；二来不论困境如何，总还是有很多人在积极地做事，保持着生命昂扬的本性和进取之心。而我也愿意和这些朋友交往，并从中获取能量。我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和我交往最密的媒体朋友主要在两个地方：一是南方报业，一是央视。这很有趣，因为在许多人看来，南方报业大胆敢言，锋芒毕露，像是“叛军”，而央视四平八稳，总在关键时候定调子，像是“中央军”、“御林军”。甚至有人认为，虽然两家媒体都被骂过，理由却不太一样，南方报业是因为做得太好，而央视是因为做得太差。这样过于脸谱化的评价难免有失偏颇，会让我们忽略一些好的东西。据我所知，张洁、李伦、庄永志、柴静诸君都做过不少好的节目。相信这样守护良知与独立精神的人在央视以及其他中央媒体里还有很多，大家日拱一卒的忍耐与坚持，谋求国家与社会进步的决心，都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

    而且从整体上说，国内绝大多数媒体都抱着一种热切的态度，希望中国能朝着一个开放、宽阔的方向走。这是我们时代的默契。像《环球时报》那样鸡立鹤群，一见“阴谋”就兴奋的媒体，毕竟为数不多。

    回到本次讲座的主题，几天前我给李伦兄两个备选题目，最后定的是“自由在高处”。这个题目给人无限遐想。什么是“自由在高处”，最极端的理解恐怕就是身居高位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网友看到预告，就说要想自由在高处，你先得给我找个直升机。

    今天，我到这里来不为提供直升机，这不是我能解决的。我想谈的是对自由与时势的理解。我相信大家都趴着的时候，你坚持站着你就在高处了。为了讲得更清楚些，我会同时谈到几部电影。电影在我这里从来不只是一种艺术，更是思考现实的工具。

    有关自由概念的理解

    A.好东西还是坏东西？

    关于自由有很多说法。它究竟是好词，还是坏词，得视条件而定，在此不妨简单罗列一下。

    有些自由是被歌颂的。比如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La liberté guidant le peuple），这里的自由同时是自由女神，妖娆的乳房，不仅唯美，而且哺育现代文明。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这里自由也是好词。胡适在晚年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则将自由放到了次好的位置。

    有些自由是被质疑甚至被诅咒的。自由有时候是个好词，有时候模棱两可，有时候则绝对是个坏词，正如“狼的自由，就是羊的末日”。

    卢梭曾经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这里自由也是好的。但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变成了“自由引导野兽”。对此抨击得最厉害的是罗兰夫人：“自由啊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在这里，自由就变成了一个坏词。当然，我们知道这种以强制为前提的自由，并非真正的自由，其实质是奴役。托克维尔曾经这样谈到法国大革命：“法国人希望平等，但当他们在自由中找寻不到平等时，就希望在奴役中找到它。”

    华盛顿林肯纪念堂边上有个韩战纪念碑，纪念碑墙上的标语写着：“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总是要付出代价的）。这里的自由区别于上文的liberté（即英文的liberty）。同样是自由，它对于美国人是个好词，可在朝鲜官方看来又是一个坏词。

    同一个人，他还可能既要求自由，又要求被奴役。站在皇帝面前，马丁·路德讲过这样一句名言：“这是我的立场，不能后退一步。因为我的良心唯独是上帝话语的囚徒。”在皇帝面前，路德是自由的；但在上帝面前，他又是不自由的。他那么乐意，那么清醒，他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平常我们说自己是“良知的囚徒”，这也算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愿奴役论”了。

    有些自由无所谓好坏，只在于各有取舍。Beyond在《海阔天空》里唱的“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这里自由指的是身心自由，是Freedom，它是好东西，但和现实往往会有冲突。而裴多菲的蜜月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Life is dear， love is dearer. Both can be given up for freedom），实际上包括了三种自由：生命、爱情以及后面特指的“政治自由”。有的人愿意为了政治自由抛弃生命与爱情，有的人不愿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理解也不同。二十世纪中国的许多革命者，今天回过头来想当年如何出生入死，恐怕也有新的理解。

    有关自由的理解还有很多。有些叙述则完全等同梦话，如奥威尔写在《一九八四》里的辩证法，“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无知即力量”。这里的自由，不过是把手伸进手铐的自由，仍不是真自由。

    B.两种自由

    最近一年来我对“国家”这个概念谈得比较多。借着今天这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两个自由的概念，即上面已经涉及的liberty和freedom。

    先说liberty。自由小姐（Miss liberty）用的就是这个词。帕特里克的“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不自由，毋宁死），用的也是这个词。从词义上说，liberty既指自由权，也有“冒昧，失礼；（对规章等的）违反行为；不客气”等含义，作为复数用时同时还包括“特许权；自治权，选举权，参政权，使用或留住权，活动范围，特许区域”等意思。而在哲学意义上，还有“意志自由”的意味。从这些意思中可以看到，liberty主要协调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所以当年严复翻译密尔的《论自由》（On Liberty）时，直接把这本书译为《群己权界论》。严复是个很敏感的人，他意识到freedom和liberty不是相同的自由，所以将freedom称为自由，而将liberty译为“自繇”，以示区别。

    说到严复的谨慎，这里不妨补充一下他对“right”一词的翻译。1862年，丁韪良将“right”译为“权利”，对此严复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以霸译王”。因为“right”一词有是非之分，并不只有中文世界的“争权夺利”，还有正义，所以严复后来将它译为“民直”、“天直”。为解除国人对“right”一词的误解与误用，尤其是在政治纷争中的有意歪曲，只讲“权利”，不论“是非”，胡适一再对“权利”一词重做解释。1933年，胡适也选用两个汉字，造了一个新词：“义权”。胡适说：“其实‘权利’的本义只是一个人所应有，其正确的翻译应该是‘义权’。”

    为避免词义与语音上的混淆，最近这些年又有人提出以“利权”代替“权利”，并由此重新引起了一场有关如何纠正“权利”一词的讨论。由此可见“权利”一词的问题一直未解决，成为好问究竟者心中的隐痛。

    另一个词则是freedom。在电影《勇敢的心》里，当手帕从天空徐徐落下的时候，华莱士当众喊的那个词就是“freedom”。它倾向于指个体的自由。我讲九十年代以后中国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指的也是这个自由。

    张佛泉（1907—1994）是胡适派自由主义群体中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他曾经在《自由与人权》一书中区别过这两个词：liberty多指政治方面的保障，可以开列一张明晰的权利清单；而freedom含义比较模糊，多指人的意志自主性，并无公认的标准。以赛亚·伯林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一说。所谓消极自由，说到底就是免于做什么事情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可以做什么的自由。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考虑到liberty是政治上的保障，是一种底线自由，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将liberty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而freedom作为一种进取的自由，可被视为一种积极自由。

    C.政治底线与思想自由

    海涅曾经提醒法国人，不要轻视观念的影响力：“教授在沉静的研究中所培养出来的哲学概念可能摧毁一个文明。”海涅抱怨卢梭的著作在罗伯斯庇尔那里成了血迹斑斑的兵器，甚至成功预言了费希特和谢林关于民族优越性的浪漫信仰会在德国追随者那里造成反对西方自由文化的可怕结果。

    不过，对于海涅的提醒，伯林并不完全赞同。理由是，如果这些教授能够产生致命的力量，那么化解这种危机的力量，不也来自其他思想家或者教授么？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并不害怕某种极端的理论，而是害怕没有与之相抗衡的理论。当观点使世界倾斜，平衡世界的仍是观点，而不是消灭观点。

    在伯林看来，最重要的是要为自由预留一个底线，即个人自由应该有一个无论如何都不可侵犯的最小范围，如果这些范围被逾越，人就会彻底失去自我与自由。为此，我们应当在个人的私生活与公众的权威之间，划定一道界限，使人类生活的某些部分必须独立，不受社会控制。若是侵犯到了那个保留区，则不管该保留区多么褊狭，都将构成专制。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你不要自由，我强迫你自由”。如果宗教、意见、表达、财产的自由等等在大革命时期得到保护，血流成河的法国大革命就会是另外一种面貌。

    也是因为上述种种原因，伯林认为积极自由的政治观过于强调理性的指导功能，因而容易转化为父权式的教化政治，继而陷入专制主义。为避免遭此厄运，他主张西方自由主义之精义在强调消极自由。今日中国，生活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多数自由主义者也相信消极自由优先于积极自由。一个社会，如果人们能享受消极自由，便已经是一个大进步。几十年来中国社会慢慢获得的开放、进步与宽容，是和大家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理解分不开的。即使是为众人批判的犬儒主义者，又何尝不是在享受消极自由。虽然没有公共精神，但并不参与作恶。回想几十年前打家劫舍、“向党交心”的中国，如果我们所求不多，这已经是革命性的进步了。

    你即你选择

    卢梭有关“自由与枷锁”的言论感动了无数人，也让无数人平添惆怅。不过，即使是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生活仍是可以选择的，是有希望的。因为你即你选择，你的世界也在于你如何选择。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人可以自主地生活，我们所能感觉到的不自由，很多是自我施加的。

    有个苏联笑话很好地解释了这一现象。

    问：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没有警察？

    答：没有。

    问：为什么？

    答：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学会了自己逮捕自己。

    实际情况可能比这还糟。翻检任何极端年代的历史，都不难发现，那些学会自我逮捕的人，通常还会想方设法，以一种貌似善良的口吻与慈悲的情怀去逮捕别人，告诉你不要胆大妄为。一个人，无论有多高的才情，有多强的创造潜力，如果听从了这些劝告，失去了自主生活的能力，他的人生就真的要被这些老好人给摧毁了。所以我说，相对于政府层出不穷的禁令，这种为人们日常所见，在和风细雨中摧毁他人人生的劝告，才是大家更需要防范的“温情脉脉的恐怖袭击”。尽管我一直保持着理性、温和思考的作风，但总会有人提醒你这也不要写，那也不能写。对于这些善意的劝告，我是避之唯恐不及。我始终坚持一个看法，如果这个环境已经在给你做减法，你首先该想到的是给自己做加法，要相信时代每一天都在朝着好的方向走，相信我们的国家要比我们想象的自由。

    这个世界充满了洗脑的书，比如《送信给加西亚》，服从是第一位。但我想说的是，一个人的自主选择才是第一位的。正如密尔所说，人区别于动物的首要之处，不在于人有理性，也不在于发明了工具和方法，而在于能选择，人是在选择而不是被选择的基础上成为自己。伯林也说过，没有哪个社会实际上压制其成员的所有自由；一个被别人剥夺了全部选择自由的人，既不会是一个道德主体，甚至不能从法律或道德上称之为人。

    大环境可以决定你的自由度，但你内心还有一个小环境，那里有你对美好生活的自由裁量权。而这完全在于你的觉悟，在于你对生命、对世界的理解。只要你足够独立和自由，你可以DIY一个属于你的美好世界。正如电影《美丽人生》所揭示的，即使是集中营，你也可以将它变成一个游乐场，哪怕它转瞬即逝。此所谓，你可以摧毁我自由的创造，却不能摧毁我对自由的向往。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因为绝望而想自杀，你仍是可以选择的。你可以选择赦免你自己，选择不对自己的生命行刑，让自己有机会从头再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今天的大学生忙着国考，忙着一毕业就工作，而且最好一步到位，不挪窝才好。可是梭罗不这么想。一百年前，在美国独立日的那天，带着一把斧子，梭罗去瓦尔登湖畔盖了个木屋，他想过一种可以试验的生活。正是在那里，梭罗完成了《瓦尔登湖》的写作，并且借着“公民不服从”的精神影响了托尔斯泰和甘地。这样自主生活的人在今天的中国并不少见，既有从德国来的卢安克，也有许多本土的义工。

    生活是可以选择的。如果你考上了公务员，必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样的时候，也是可以选择的。前不久，我在日内瓦参加第四届世界反对死刑大会，遇到来自台湾的一群青年，大概都只有二十多岁，他们成立了一个协会——废除死刑推动联盟。记得当时领头的女孩还在得意地说台湾已经四年没有执行死刑了。自2006年起台湾没有执行死刑，有四十四名死囚尚未处决，因为法务部长没有签字批准。几天后，我回国看到一条与此相关的新闻：“台湾的法务部长王清峰首度以首长的身分，发表一篇名为《理性与宽恕》的文章，明确主张台湾应该暂停执行死刑，即使丢官也不在乎，甚至愿意为死刑犯下地狱。”辞职时，王说了一句话：“要我杀人，真的办不到，离开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理念不合而走人，或者其他原因，比如觉得在官场无法施展抱负，人还是可以选择的。

    今年年初，我回老家，遇到一位民政局的官员，他在当地负责基层民主建设，主抓各村的选举，推动村民自治。虽然和很多人一样，他也认为基层民主选举有太多阻力，但既然还有空间做事，就一定要将这个空间用足，所以他会不厌其烦地跑到乡下去督导选举。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官员还坚持写了一本厚厚的“民主日记”，记录自己推动基层民主的甘苦。之后我去巴黎，为了读完这些日记，我甚至来不及收拾行李。他的积极作风以及他的思考深深地打动了我。

    不自由，仍可活

    A.不自由，毋宁死？

    一句“不自由，毋宁死”，激励了千百万北美人为自由与独立而战。但是，没有人相信帕特里克是为了让大家去做人体炸弹送死。活着还是死去，这不是一个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活得更好，活得有尊严。

    所谓新思想，都是旧主张。古往今来，人类的思想总有相通之处。就是这个“不自由，毋宁死”，我也在《吕氏春秋》找到了相应的论述。

    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于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是也，辱是也。辱莫大于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一个叫子华的哲人对生存状态进行了分类：“全生是一种上佳的状态；亏生是要差一些的状态；死亡是更要差一些的状态；迫生是一种比死还要糟糕的状态。”这里的全生、亏生和迫生，可以说是关于自由的三种状态。一是完全自由、二是部分自由、三是完全不自由。转型期国家正好处于亏生的状态。按照子华的理论：“全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恰如其分得到满足；“亏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官能需求只能部分得到满足，“亏生”的状态所以出现来自于对生命价值的尊重不够，“亏生”的程度取决于对生命价值的不尊重程度，“亏生”的状态越严重，就反映对生命价值的越不尊重；“死亡”，对于这个人类生命个体的状态还缺乏了解，大概是和没有出生的时候情况差不多；“迫生”，是指人类生命个体各个官能需求都没有得到恰当的满足，而得到的又刚好是这些器官所不需要的，甚至是排斥的，也就是所谓不得自由、遭受耻辱地活着。你想看《南方周末》，他逼你看《环球时报》；你想林青霞，他非逼你想红太狼……也就是说，如果我得到的，都不是我想要的，那我不如死掉了。全生是一百分、亏生是五十分左右，死掉是零，而迫生则是一个负数。我们这个社会，是在自由和不自由之间。

    但如果真是因为“不自由”，就要“毋宁死”，我也是不能赞成的。

    其一，“迫生不若死”，逻辑上有问题。一方面，如果你的生命处于“迫生”的状态，那么首先应该消灭的应该是“迫”，而不是“生”；另一方面，不能因为生命中有一部分不自由，而宁愿牺牲掉其他的自由。

    其二，相较于“不自由，毋宁死”，我更相信“不自由，仍可活”，相信不鼓励个人牺牲，大家都来担起责任、积极行事的世界会更好。关于如何积极生活，我在《集中营是用来干什么的？》一文中已经做了详细的说明。我想对那些正在努力或试图改变自己或时代命运的人说，不要在意周遭对你做了什么，关键是你自己在做什么。你想得更多的应该是自己做什么，而不是逆境对你做什么。换句话说，当我们操心积极生活多于操心那不如意的环境，也许才更有意义呢！当你对罪恶视而不见，恶施加于人心上的恐怖的魔法也就烟消云散了。

    现在的中国已经有很多自由，值得大家守卫与继续拓展。所以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分悲观，环境就多一分悲观。”“你默许自己一分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平常我们常会看到，如果有哪家媒体做了一个略显出格的报道，或者哪个作家写了有锋芒的书，立即会听到有人说，这家媒体要倒霉了，那本书要被封了。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心理预期不仅在为相关惩罚提供合法性或者民意基础，更是替人执政。中国人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但中国人在预言惩罚方面却有着无人能比的参政意识与激情。

    其三，不自由，仍可以创造。

    我常听到人们抱怨体制有问题。这一点谁都不会否定。否则，我们目前这个时期就不叫转型期了。问题在于，作家、导演和学者们的无所作为，是否完全因为体制？体制问题是否已经成为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心安理得的挡箭牌？

    我一直喜欢看伊朗电影，在这方面有不少体会。按说伊朗的电影审查比中国要严格，但是为什么伊朗拍出了许多优秀的电影，如《小鞋子》、《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黑板》、《樱桃的滋味》、《橄榄树下的情人》，等等。我一直想写篇文章来谈伊朗电影中的“禁忌与悲悯”。常听中国人抱怨本土作家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除了语言上的隔阂影响了相关作品的理解与传播之外，我想这和中文小说缺乏悲悯的情怀以及对人类的普遍关心是分不开的。

    B.霍金和鲍比

    2004年冬天，我在巴黎惊喜地发现法文版的《活着》。在我看来，《活着》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具有人类大情怀的伟大小说。记得那天下午，我站在圣·米歇尔大街旁的Gibert Jeune书店里不断向法国读者推介这本小说。之所以如此不厌其烦，是因为在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超越人世无常之上的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说到这里，有必要谈到两个人，他们都在用生命践行我所说的“不自由，仍可活”。

    一个是广为人知的霍金。2006年霍金访问香港时，有位香港青年曾因意外导致全身瘫痪希望能安乐死，有记者以此为例询问霍金是否曾因身体残障而感到沮丧，又是怎么克服的？霍金的回答是：“我有自由选择结束生命，但那将是一个重大错误。无论命运有多坏，人总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在丧失语言能力的情况下，霍金表达思想的唯一工具是一台电脑语音合成器。他用仅能活动的三个手指操纵一个特制的鼠标器在电脑屏幕上选择字母、单词来造句，然后通过电脑播放出声音。通常造一个句子要五六分钟，为完成一个小时的录音演讲，他要准备约十天。

    “我尽量地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况或者为这种病阻碍我实现的事情懊丧，这样的事情不怎么多。”此时，我们更能体会到他为什么钟爱“果壳里的宇宙”这一书名。“我即使被关在果壳之中，仍自以为是无限空间之王。”那些认为这个时代不如意的，同样要调整心态，像在一个正常时代一样生活。

    另一个人是法国《ELLE》杂志总编让·多米尼克·鲍比，他也是影片《潜水钟与蝴蝶》里的原著作者和主人公。如果你觉得人生漫长，无所作为，就看看他是如何写完一本书的。

    1995年12月8日，由于突发性血管疾病陷入深度昏迷，鲍比的身体机能遭到严重损坏，医学上称这种病症为闭锁综合征（Locked-in syndrome）。他不能活动身体，不能说话，不能自主呼吸。在他几乎完全丧失运动机能的躯体上，只有一只眼睛可以活动，这只眼睛是他清醒的意识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工具。眨眼一次代表“是”，眨眼两次代表“否”。他用这只眼睛来选择字母牌上的字母，形成单词，句子，直至一整页的文字。他只负责活着，不去想“活着还是死去”这个无聊的问题。他必须不知疲倦地在“yes or no”之间做选择，为了写一本见证他生命的书。

    对于鲍比来说，他的身体像潜水钟一般沉重，心绪却如蝴蝶一般自由。当然，如果你觉得这个时代太过沉重，太多困厄，时常让你艰难行事，你也可以将这个时代比作潜水钟，而你的自由精神同样如蝴蝶飞舞。

    自由在高处

    最后给大家出一道题，解释为什么“自由在高处”，以及为什么你站起来了你就在高处，你就有了神性，站起来，你就超越了空间看见了时间。

    题目是：请挪动其中一个数字（0、1或者2），使“101-102=1”这个等式成立。注意：只是挪动其中一个数字，只能挪一次，而且不是数字对调。

    好了，题目就说到这儿了，您现在可以好好想想，看看是否能够很快想出答案。我不想吹牛，几年前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道题的时候，我是只花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做出来了的。而当我把这道题转述给一些朋友时，我发现他们在这上面花费的时间远比我要多得多。有一位朋友，冥思苦想两个小时后终于放弃。他当时是多么绝望啊！我至今未忘他那痛苦的表情。然而，当我将答案告诉他，他彻底崩溃了。

    几年间，我问过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尤其是思想界与媒体界的一些朋友。偶尔也有想出答案来的，但的确花去了他们很多时间。比如有一次，几位电视台的朋友请我吃饭，我便给他们出了这道题。接下来就只有我一个人在吃，等其中一位“哎呀”一声道出答案，一桌菜早凉了。

    当然我也没少外通外国，拿这道题折磨西方人。都说西方人的逻辑思维比东方人强，至少在这道题上，我认为是不见得的。今年初，在从瑞士到巴黎的列车上，为了解闷，我让同行的几位瑞士和法国旅客做这道题，竟无一人能答。随后，在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包括一位意大利人、一位德国人和一位中法混血儿，也都没有答出来。待知道答案时，他们的表情同样是有些无奈而痛苦的。我的这道题，让西方也崩溃了。

    我无法拿这道题测验古人，但是以我的观察，我知道今人，无论国界，无论东方与西方，时常会困于某种思维陷阱。

    也许有的朋友已经想到了答案。在公布答案之前，我还想谈一部电影。相信在座的大多数人都看过《肖申克的救赎》。我刚念完大学的时候，我最喜欢的电影是《勇敢的心》，但自从看了《肖申克的救赎》后，我更愿意将后者视为我一生的教材。这部片子影响了很多人，里面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了。主人公安迪本是一位银行家，因为被错判入狱，不得不在牢狱里度过余生。然而，他并没有绝望，他相信“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后来，如其所愿，这位银行家成功越狱。这是一部关于个体自救、关于希望的影片。现在我们一起回顾片子里的三个经典镜头。

    其一：安迪和狱友一起修葺监狱的屋顶，并且与狱警达成交易，获得在屋顶上喝啤酒的权利。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安迪的好友瑞德这样叙往：“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其二：安迪坐在办公室里，反锁房门，将监狱广播的音量调到最大，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此时，镜头拉升，所有囚徒抬头仰望天空，恍惚之间，这座曾经消失了音乐的肖申克监狱像是洗礼人心的教堂。

    其三：安迪从下水道逃出，站在泥塘里，在电光雨水之下，张开双臂，体味久违的、失而复得的自由。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这里的三个镜头都与高处有关。无论是在屋顶上喝啤酒，仰听自由的乐声，还是张开双臂欢呼自由，自由都在高处。而我所出的这道题，也是答案在高处了。

    一切很简单，你只需将“102”中的“2”上移，变成平方便大功告成，接下来你会看到这样一个等式：“101-102=1”。

    为什么这道题让许多人终于放弃，想来还是因为思维定势吧。一说到“挪动”，他们首先与最后想到的都是左右挪动。而如果你能够总揽全局，不受制于这种约束，让这里每个数字都东奔西突，活跃到在你的眼前跳舞，你就会很快找到答案了。至少我当时是这样找到答案的。

    其实，有关这道题的分析何尝不能适用于我们的社会与人生。不得不承认，我们常常陷于一种横向的思维，一种左右的思维之中，而很少有一种向上的维度、个体的维度、神性的维度和时间的维度。

    于社会而言，你会发现，许多人在国家没有向上筑就底线的情况下，大谈左右之争，其实中国当下最本质的交锋是国家与社会的上下之争；同样，当刀客在幼儿园里杀小孩，竟被解释成底层社会的维权表达，在这里，生命毫无神性可言。

    于个人而言，有些人困于单位文化，人为物役，直至彻底被体制化。他们很少跳出单位思考人生，为谋理想选择出走。所谓成功，也不过是落得个左右逢源，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却遭流放。

    世界就像是一个广场，如果你只知道左右，而忘了更要站在高处张望，你是很难找到自己的方向的。什么时候，当你能超拔于时代的苦难之上、人群之上，你能从自己出发，以内心的尺度衡量自己的人生，你才可能是自由的。

    回到安迪，他之所以能够从肖申克监狱里逃出，正是因为空间禁锢了他，而时间又拯救了他。一天挖不完的隧道，他用十九年来挖；一天做不完的事，他用一生来做。我说人是时间单位而非空间单位的意义亦在于此——我们都是时间的孩子，如果你的一生都像安迪一样追求自由，知道自由在高处，那么你的一生就是自由的。

    识时务者为俊杰

    ——在南开大学的演讲

    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

    今天是记者节，却没什么好庆祝的，我的一位在北京工作的朋友因为编发一篇讨论岳飞的稿件，刚被停了职。

    开场之前，我想先谈一段我在欧洲的采访经历。

    去年春天，我还在巴黎大学读书的时候，有机会采访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程抱一先生在法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年近八十岁，那天我们聊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整理出来近两万字的评论。印象最深的是在访谈开始时抱一先生的一句话，“别看你是记者，我是院士，如果你只是听我说，我就很吃亏，没有收获。”

    抱一先生是个智者，他的意思是：我们两个人是平等的主体，要在身心自由的前提下进行交流。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把内心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我们最后得到的东西，必定是大于我们两个人的，这就是抱一先生说的“一加一大于二甚至等于三”。相反，如果我们的交流只是以说服对方为目的，最后的结果可能就是“一加一小于二甚至等于一”。

    所以，今天我到南开来做这个讲座，只把它当作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既想尽情地表达我的思想，同时希望多听到一些母校师长及同学们的思想与主张。

    首先感谢李院长和何主任的这个安排，让我来谈时事评论。上个月，我在北京大学讲如何办一份好的政经杂志时提到四个关键词：“责任”、“希望”、“新闻”与“思想”。在中国政法大学我又补充了一点“识时务”。今天，我希望能更深入地谈谈什么是“识时务”。我想，所谓时评就是“识时务”，“识时务”既是过程，也是结果。我相信“参与一个时代的书写”，最关键处就是要“识时务”。

    现在，国内的时评写作与平台建设的确有大进步。不久前，《东方早报》的朋友给我发了一份全国媒体时评版的编辑名单，我很惊讶，出国几年间，国内几乎各大城市或多或少都有报纸开辟了时评专版。当然，天津除外，天津这个地方的媒体比较特立独行。

    今天我讲“时评”，想分两部分来讲，一是“时”论，二是“评”论。讲我们正处于怎样的时代以及我们该以怎样一种态度来推动中国的进步。

    首先我讲“时”论。

    回国后，一位在报社工作的朋友请我吃饭，谈到他做的一篇新闻。大意是有一个安装卫星天线的公司，给小区装卫星电视。他进行了暗访，发现能看成人台，于是带执法人员去把这个“黄窝”公司给端了。

    听到他这样做新闻，我很生气。为什么呢？我认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要有很强的时代感，要知道中国正在往哪条路上走，已经取得了哪些成绩，还有哪些问题要克服。中国社会正在走向开放，与世界接轨，媒体应该尽可能走到时代的前列，而不能帮着做封闭社会的事，拖社会进步的后腿。大家想一下，看卫星电视与上互联网有什么区别？互联网上有黄片，为什么没人端掉？既然我可以在家上互联网，那么我就可以在家看卫星电视，看法国电视五台。

    我们常讲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的第一步，是选择倾听他人言论的自由，接受信息的自由。我讲互联网对于中国的改良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互联网拓展了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及接收信息的自由度。中国需要从生活与经济入手救赎政治，在日常生活与经济交往中完成社会改造。所以我说，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在欧洲的游历，让我坚定了一个看法：任何心存希望走出苦难的时代都是伟大的，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因此也是幸运的，当然，前提是你想有所作为。因为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更像是生活在法国十九世纪的伟大转型之中。在这个时代，法国出现了夏多布里昂、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福楼拜、左拉等光辉的名字。相反，今天的法国，已经略显平庸。不久前，我和中国前驻法大使吴建民先生聊天。他和我谈到一件事。一个法国朋友对他说：“我们气色不好，因为我们为明天忧虑；你们气色好，因为你们总觉得明天会更好。”换言之，欧洲人害怕明天会失去现在的幸福，中国人希望明天得到他们今天的幸福。一个为明天忧虑，一个为明天奋斗，精神状态似乎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然，改良也有自己的悖论。

    春秋时期，宋国大夫戴盈之有次和孟子谈治理。孟子谈到了民生疾苦，希望政府减免苛捐杂税。戴盈之也承认了这一事实，但是他说，真正取消捐税今年还不能实现，要到明年才行，今年只能够减轻部分捐税。孟子听后，便给戴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有这么一个人，每天都要偷邻居家的鸡。有人去劝告这个偷鸡贼：“偷盗行为是可耻的，从现在开始，你别再偷鸡了。”偷鸡贼听到后却说：“好吧，我也知道这不好。这样吧，请允许我少偷一点，原来每天偷，以后改为每月偷一次，而且只偷一只鸡，到了明年，我就不偷了。”

    这个偷鸡贼的故事，有点像是在讲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称之为“转型期”，一个以改良为主要特征的大时代。它很诡异，诡异就在于时代思想与行为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分裂，我们这个社会的所作所为，就有点像上面讲的偷鸡贼。当然，上面只是一个寓言，并不是所有的偷鸡贼都不能立即从良。但是，治理国家不是个人道德改造，社会不是人，它很复杂，有很多利益，盘根错节，不是意识到不该偷鸡便可以不偷了。所以，考虑到社会群体的复杂性与人类进步的渐进性，我想，我们目前的改良大体上仍是好的，虽然有时琢磨起来会让我们痛苦不堪。

    改良不同于暴力革命，改良是建立在尚可忍受的痛苦之上，至少是朝着一个可期的好的方向走。当然，改良最重要的是必须坚守已经取得的成绩，步步为营，你给了我餐桌上的自由，就不能再拿走，你答应一年偷一次，就不能改回一月偷一次。如果政府承认老百姓的房子“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卫兵不能进”，那就应该制定物权法，将它落实下来。改良不会完美，但是我们希望它每天都进步。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所以我说：“革命从未成功，改良仍需努力。”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伯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期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九十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这种自救看起来很自私，但是，有时恰恰是这种只顾自救的小私的“跳蚤”，长出了天下大公的龙种。

    按以赛亚·伯林的区分，自由分两种：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关于这一点，几天前我和何教授有过交流，何教授说消极自由是“不说”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说不”的自由。这个归纳很好。进一步讲，无论是积极自由，还是消极自由，不但不矛盾，而且可以互为基础，互相促进。一个社会，如果每个人都能争取到货真价实的消极自由，那么真正的自由也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问题不在于人们是否自私，而在于自私得是不是彻底，从世界中将自己打捞出来，别人侵犯你的权利时，是不是有底气为自己撑腰。事实上，任何公正的契约，无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都是在充分自利的情况下进行的。

    前不久我参加中欧文化论坛，有不少中国学者到会，和他们一桌吃饭时，我就有些不适应，因为我听到的是千篇一律的悲观话，而且他们互相附和。法国作家于连·格林讲：“一切悲伤皆可疑。”在我看来，这些教授的悲观也十分可疑，一方面我们要反观自己的内心，是不是在积极地做事情；另一方面，要明白对于一个社会来说，悲观是个圈套——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你多一份悲观，这个社会就多一份悲观。从这个角度上讲，心怀希望也是一种责任。

    当然，我不是一个盲目乐观的人，我愿意通过理性的分析看到事物积极的一面。我要说的是，今天的中国，比八十年代有一个大进步，而且这种进步是脚踏实地的进步，是不停留在理想主义或浪漫主义层面的进步。简要地说，八十年代是群体争民主，波澜壮阔，最后功败垂成；九十年代是个体争自由，润物无声，暗渡陈仓。当然，这也是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解构基础上的进步。我之所以说这是一种脚踏实地的进步，是因为我坚信自由价值优先于民主价值。自由是个体权利，民主是群体权利，没有个体的自由，就不会有真正的群体的民主。另外，我们看到，西方国家大选时，常常有百分之二三十的选民放弃投票的机会，而对于自由，却没有一个人公开或主动放弃，除非他神经不正常，是受虐狂。

    所以，我把九十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的特征概括为“背对主义，面向自由”。有人讲，那你这是不是自由主义者？我说我不是可能有人不信。我看到网上喜欢我文章的朋友在博客上将我归类为“自由主义者”。我想说的是，在李敖跑到北京大学宣布放下自由主义之前，我早就放下了。这个道理我在一年多以前已经在网上和一些自由主义者讲过。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在关天茶舍认识了成都的王怡先生，王先生很有才情，做事也很坚决。有一天，他在茶舍发帖子表态要做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就此回了篇帖子，指出：要自由，不要主义。理由是，自由一旦变成主义，思想的鸟笼就编好了。我们不应该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而是将不同的主义以知识的方式归类于人，在不断地证伪中解放自己。如果我们笃定信奉某种主义，难免会变成主义的律师，时时为它做无罪辩护。于是观念的主人变成观念的仆人，背离求知与改造社会的初衷。所以我说，人要为追求真理而献身，而不是为真理献身。追求真理的主体仍是我们自己，我们应该为我们自己的理想、事业、行为献身，而不是一个真理的教条。后来的讨论中王怡说“要争夺青年”，我的观点是这样夺来夺去其实也是对青年不尊重，最好的办法是让青年自作主张，无人可以争夺。让每个人都属于自己，再谈其他的才有意义。我们这代人要做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抢回我们自己。

    如卡尔·波普尔所讲：我们是通过知识寻找解放，而不是通过某种主义寻求解放。在世界思想史上，有两个人影响了我，一个是英国的卡尔·波普尔，另一个是中国的胡适，我认为他们是真正懂得自由与时势的人，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

    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有些朋友可能不理解。这句话我们在电视或小说里经常能看到，被用得十分狼狈。在电视里，当我们听到这句话时，所看到的画面通常都是一个叛徒在给刚被抓到的地下党做思想工作，所以我现在给你们讲“识时务者为俊杰”，躲在门外偷听的人可能以为我在用钢丝床哄骗你们这些“地下党”投降。

    然而，事实上呢，“识时务者为俊杰”这个成语典故最早是用在诸葛亮身上。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刘备当年满世界找能人志士，和他一起去打天下，流落到荆州，后来被蔡氏兄弟追杀，飞跃檀溪，逃到襄阳的水镜庄。水镜庄里有个著名隐士司马徽，人称“好好先生”，又叫“水镜先生”，意思是“心如明镜”，很会鉴赏人才。当时的诸葛亮、庞统、徐庶等人都曾经向他求学问道，研究东汉如何实现暴力转型。

    刘备呢，求才心切，要求司马徽谈时务。司马徽很谦虚，就说：“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意思是说，我不过是个社科院的，哪懂什么时务，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俊杰有卧龙、凤雏两人。这里的卧龙是指诸葛亮，而凤雏是指庞统。后世以“识时务者为俊杰”来指那些认清形势、了解时代潮流者，才是杰出人物。孙中山后来讲“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讲的也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我讲现在的时务就是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有人讲，中国的传统很封闭，这点我并不完全同意。从骨子里讲，中国人是具有开放精神的。比如说中国的“天下主义”，事实上“民族国家”这个概念在中国落地也只是近代的事。前几天我无意中翻开《诗经》，发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这句诗很值得回味，在这里，自然与人，人与人，彼此都有开阔的心胸，都愿意互相接纳，所以我说这句诗是一幅关于开放社会的壮丽的人文风景。

    有人说老子是个自由派。但是，老子主张的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自由自在。“小国寡民”，这是典型的封闭社会。《道德经》第八十节这样写道：“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但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闭社会吗？老子讲人至老死不相往来，可是为什么会鸡犬相闻呢？既然鸡犬相闻，传播不就已经完成了吗？如果我们承认所有的开放都是通过传播来完成的，那么，老子能封闭社会吗？所以我说，走向开放是一种自然规律。我们现在搞封闭社会，搞“老死不相往来”，连古代的鸡狗都懒得听你的，要隔着历史向你抗议。

    我相信中国的多元化与开放是大势所趋，所以当那些搞儒学的教授、研究员建议把儒教当作中国的国教时，我坚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统，争自己的传统就是争国家的自由。关于开放的写作，今年超级女声决赛第二天，《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同发了我执笔的社论《一个开放的社会必将前途无量》，网上反响十分热烈。有人说重新找到了九十年代《南方周末》“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时的激动、热忱与希望。香港与美国的媒体都立即谈到了这篇社论。然而，有意思的是，同一天，一篇很像是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式的文章悄悄在网上流传，说超级女生是中国“颜色革命”的前奏，有些网民猜测这是有人授意探风的，但是，没有人响应它写第二篇文章。这说明中国人都很明白，都想清楚了，不想再为无谓的意识形态之争背黑锅了。要生活，是中国最大的政治。

    我在上面分析了中国当下的时势。改革开放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伴随着全球化、网络化、跨国传播的发展及中国社会内部的产权革命，中国正在从一个封闭的社会走向开放的社会，这种前进虽然有时显得冗长缓慢，却是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不可能逆转的。现在，全球化、经济一体化、网络化、国际法、全球治理、人权高于主权等关涉到开放社会的重要理念也正在被中国人接受。因此，我希望大家对中国的改造要有信心，即使将来出现某种意想不到的挫折，也将是前进中的挫折。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脉络。

    现在我讲第二部分——“评”论。

    首先做一个区分。我在前面“时”论部分讲的要“识时务”，是个眼力问题，现在在“评”论部分要讲的是立场，是个脚力问题。

    我从1995年开始写作时事评论，曾经在报纸上开过几个专栏，但是整体上做得不好，不是我脚力不好，而是报纸脚力不好，不但不能引领中国进步，反而拖中国进步的后腿。当时报社领导讲了句流芳千古的话：“评论可以写，但不能有观点。”

    当然，这样的评论比较难做。因为有没有观点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还得取决于听众。蚊子在嗡嗡叫，谈不上要表达什么观点，鲁迅先生却说人家是在杀人之前搞演讲；一阵风吹过去，大概也没有表达什么观点，但是神经质的林黛玉却听到了风在哭诉。

    我说中国媒体现在有进步，除了人心开放以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市场化。尽管现在还不充分，但是成果是显著的。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开专栏的几家报纸，不但有专栏评论，还有社论，彼此都在竞争。当然，这是朱学勤先生讲的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脚并用的时代，大胆一点的编辑记者往往会因此失去工作，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都市类报纸有自己的社论是一个大进步，这个进步尤其体现在社论作者队伍的多元化。至今仍有朋友觉得不可思议，一些报纸的社论怎么会找到远在巴黎的你来写呢？当然，这首先要感谢的是互联网，感谢MSN，传播改变生活。

    相较而言，此前党报的社论，可谓千篇一律，大部分是转发《人民日报》或新华社的社论，偶尔也有本报所谓“政治高人”写的。这些社论的传播，就是一句唐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些梨花，不是以救济社会为特征，而是要统一思想。显然，这种上传下达，过手不过脑的传播方式不利于国家思想库的形成，不利于国家理性与人民理性的建设。

    只有当我们站在这种历史情境之下，我们才能真正体悟到中国媒体今日的进步。而且，这种进步立竿见影。举例说《南方都市报》。南都评论部主任李文凯先生年轻有为，很有号召力。我在巴黎，文凯邀我写专栏时还附了一句话：“南方都市报颇有些雄心大志，要刷新中国时评界的面貌，希望可以跟诸位共此征程。”

    “南都”的确是份让人眼热心动的报纸。孙志刚案见报当天，南都配发的社论是孟波先生、《新京报》评论版现任主编执笔的《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

    我在上面提到网络之于中国是“革命性的，也是史诗性的”，这在孙志刚案有所体现。事实上，2003年4月25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据说广州媒体也被立即告知“不得继续报道”。但是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人民网在当天中午立刻以《谁为一个公民的非正常死亡负责》为题转载了《南方都市报》的报道。没多久，我们在Google简体中文网站上就可以检索到四五万条与“孙志刚”相关的信息，一夜之间，眼泪洒遍互联网。

    如果说评论是报纸的灵魂，那么社论就是要让这颗灵魂担起责任。我相信，真正有自我意识的媒体都应该有自己的社论，有纯洁的、仅属于这一叠新闻纸、代表这张新闻纸的真实立场的社论，真正做到以时评干预社会，改良社会。

    写时评或社论，是书斋里的孤独演讲，演说者与听众彼此都看不见。有人会问，这个书斋演说者究竟应该保有怎样的态度，应该坚持怎样的立场参与社会呢？

    关于这一点，我在《二十世纪流血，二十一世纪流汗》一文中提到过，这也是我逢人便讲的三个独立。

    第一，要独立于威权与商业，不能受权柄或钱财的指使作违心之言，甚至颠倒黑白；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能行使积极自由，但至少要坚守消极自由的底线。

    第二，要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所谓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世间万物都在变化，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惩罚过你或对你有所奖赏就在文字上进行报复或网开一面，否则就有损于一个写作者的公正立场。在评论上报恩与复仇，是对自己的轻视，对文字的冒犯。

    关于上面的独立，在1932年胡适和丁文江创办的《独立评论》发刊词上亦有所表述：“我们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思考的结果：这就是独立的精神。”其所谓“不迷信任何成见”和我说的“独立于自己过去的荣辱”有相通之处。我们既要防范来自他人或历史的成见，也要防范来自自己的成见。

    第三，要独立于民众，做到虽千万人，吾说矣。一个参与时代的书写者，应该忠实于自己的经历、学识与良心，而不是所谓的人民。事实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够纯粹，能够真正代表自己已是上天最丰厚的奖赏，我们何必贪心，代表一切？人——这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有时更应该像大海一样坚定，不要因为陆地上人多而否定自己的汪洋海水。我讲人人都是思想家，人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国，但媚众和专制一样，都会破坏一个人在精神上安身立命，在思想上立国。它可能不会夺走你的匹夫之勇，但会夺走你的独立精神。

    以前我只讲这三点独立，独立很重要。如圣西门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里所说，考察人类理性发展史，人类理性的所有杰作，几乎都要归功于那些独立思考同时又受到迫害的人。这句话的意思是，独立思考是艰难的，但却是最重要的，是它真正推动了人类的进步。

    借今天的机会，我想再补充一点，即第四点，要学会自由交流。这就是我说的“在独立中思想，在思想中合群”。

    不久前，我和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卡莱姆先生聊天，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衡量人类进步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自由，二是合作。我前面讲的三个独立，可以归类为自由，而自由交流，我更想将它纳入合作的范畴。

    我把时评当作启蒙运动的延续。我十分赞同哈贝马斯关于启蒙的立场——既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对传统的否定，又不放过对现代性的各种弊病的批判。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需要不断完善、不断更新的事业。甚至如贝克所讲，现代性才刚开始。但是我认为启蒙需要重新定义。

    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摆脱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我们在需要大胆运用自己理性的领域时却接受别人的权威。康德举了未成熟状态的例子：有本书能代替我理解，有位牧师能代替我拥有良知，有位医生能代替我选择食谱。这几个例子，不幸预言了此后启蒙运动何以陷入困境，即启蒙者大包大揽，争当牧师与医生。具体到中国，事实上，五四以来中国历史的分野，在胡适从《新青年》阵营出走时就已经注定了。胡适的主张是：“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然而，陈独秀认为真理在握，认为每个人跟着他争自由才能有自由，这种思维不论主观上多么进步，但是在客观上只会制造一批批的奴才。

    为什么启蒙运动误入歧途呢？我想从“光”这个概念上做一些挖掘。

    启蒙，在法语中是Lumière，英文是Enlightenment，都是光明的意思。启蒙，不停留于指出黑暗，关键是要有光。谈到光的作用，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匡衡凿壁”这个典故。

    西汉时期有个经学家，名叫匡衡，他很好学，但是呢，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邻居家夜里点蜡烛，但是烛光却照不进来。匡衡于是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烛光照射进来，借着那点微弱的烛光读书、做笔记。

    这里值得研究的是，这些光有什么意义？显然，匡衡挖了一个小孔并不是要看那根蜡烛，而是利用这些光来看别的东西。假如匡衡凿壁只是为了偷看邻家的烛光，就不会传为佳话，匡衡大概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他在历史上将不过是个籍籍无名的“窥光癖”。

    我之所以解构这个故事，是想说明老百姓需要光明，但只是拿它当工具用，借助光明来理解世界，而不是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浪费在墙上的那个破洞里面。他们要用这些光去照书本上的字，照亮他的前程，而不是去信仰与膜拜。

    然而，我们不乐见的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启蒙者都是以高于人间的姿态，俯视世界。他们自信真理在握，略作思考便可以为尘世开出包治百病的偏方。就像在黑夜里打手电筒，他们不是谦卑地把光打到远处，照亮道路、田野与山峦，让你自己判断该往哪儿走，而是对着你的眼睛照射，告诉你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光明。那一刻在你眼中，除了他们手电里射出的光亮外，你什么也看不见。这种现象，我称之为“在光明中失明”，那些被启蒙者此时不过是口喊“光明万岁”的木偶。它甚至不如我们在黑暗中伸手不见五指，至少你知道黑暗是存在的。

    所以我主张，启蒙最重要的是自由交流，启蒙的真正实现，就在于每个人都有公开地、平等地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以上我说的几点，应该是一个书写者参与时代命运时所应该具有的品质。中国的进步需要中国人的人格独立，同样需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自由交流，我把它视为一种思想上同时也是行动上的合作。我们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人道的、人本的、宽容的、进步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思想的中国。如布莱兹·帕斯卡所说，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日报七年，我的文字心灵

    ——给朋友的信

    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

    《日报七年》是我在2002年出国前后陆续寄给几位媒体朋友的信，解释我所以离开工作了七年的报社。事后我知道，朋友们多是流着泪读完的。由于这是旧年的心迹，一直不愿公开。然而，朋友们的话也时常让我动摇，因为这封信“让有理想的人不孤单”。

    藉此文，我想对过去或将来的朋友们说，无论我们怎样天各一方，忙于生计或苦闷于这个时代的“笼恩”，相信在每个人心底，都有一种可以被唤起的力量，它蓬勃向上，必将超越人际的一切无奈与磨难，引领我们走向幸福与自由。

    ——题记

    荷尔德林说，人，诗意地栖居。对我来说，这种哲学只能写在书上。生命中有不可承受之轻，也有不可承受之重。总是向往着诗意栖居，而内心却无法逃避生活与人生或轻或重的逼迫。

    自南开读书始，留学是梦，但一直未能成行。浅显的道理是，贫穷妨碍成长，读过我《祖母坟》一文的人会明白，我为家境担负和即将担负多少责任。毕业后直接分到日报，几年辛苦，告别了拮据的生活，关于这一点，我一直感恩在心。

    1995年毕业，我放弃了法律。选择报纸是我文字工作的开始，我想我的一生注定要交付给文字。我相信，我的文字里有纯洁的力量。在这方面，我对自己是极度苛刻，但它同样是真诚的，我不想作妄言、言之无物，也不会说什么阳奉阴违的话。在报社的新闻策划案中，我提出“每一个字都可读”的要求并非是头脑发热，因为我从不认为报纸新闻与评论只有一天的生命。站在时间的维度，新闻记者其实就是史官，他必须对他的文字负责。应该说，开篇《我们走遍大地山川》寄托了我所有的新闻激情：

    “所有的新闻，都是人的新闻，所有的事件，都是人的事件，我们追求真实与亲历，洗尽铅华与浮华，让每一个字都可读。我们记录的每条新闻，都透着一个时代特有的悲喜与从容、傲慢与偏见。我们也将记录下您对生活的无比热爱以及每一颗与您一样平凡而高贵、直面挫折的勇敢的心。”

    我相信我的文字心灵。一九九八年我曾在网上发了些帖子，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呵护；写在报上的评论，许多被境内外媒体转载；发表在《南风窗》上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引来纽约媒体的采访。虽然我的评论专栏因曲折抗议北京学校当局驱逐学者而被叫停并处以罚款，那是因为我高估了维稳人员的心理承受能力。与此同时，这一切也逼迫我攀援更高的智慧，而不停留于“广泛涉猎”或不满——作文泄愤浇灌块垒的年少轻狂已与我无关。

    这些年，我读了些书，研究了些杂志，看了些电影，也思考了些问题。对于我来说，求知、写作以及朋友间的共同成长胜于献身金钱与权谋。书到用时方恨少。有时看看《财经》杂志上的评论员文章，我就难免会责备自己是块镀铜的石头。并不是因为现在经济是显学就去凑热闹，谁也不能否认，整个社会史，其实也是部经济史。谁也不能像圣·埃克絮佩里笔底的小王子一样，只在自己的星球上种一朵花，打扫完火山口后便可以到处旅行而无需任何交换。直到现在，我常后悔南开读史时，辅修法律而无经济。于“媒体政治”而言，法律时常停留于技术层面，而经济却是贯穿始终，似乎更接近本质，可以受益终身的。譬如说老虎为什么快杀光了，透过经济学，我清楚这不过是“共有地悲剧”的上演，思考这类问题就不能只停留于人文的悲怆、对猎手的道义谴责上。同样的道理，近西学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思路，它不是局限于某个专业。

    “有思想的人都很寂寞，好在有书可读。”有书可读是件欣慰的事。我常记萨特写在《词语》里的那句话，也是我面对签证官讲得最熟练的一句话：J'ai commencé ma vie comme je la finirai sans doute： au milieu des livres（我在书中结束我的生命，也将在书中开始我的生命）。

    有人说我恃才傲物，其实就像凡·高描述的那样，人们走过旷野，只看见远处的浓烟，却忽略了那下面是熊熊烈火。我相信很多时候我这样被人误读了。我渴望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同时也会是那位追赶克利斯朵夫宁愿死在庄稼地里的老头。在心底我是无比谦虚甚至虔诚的，对智慧更怀敬仰之心。这也是我所以一度陶醉于读经济后悔这些年所涉人文知识离科学太远的缘故。几年来，在读书方面，我已经趋于理性，更想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一点既是受胡适的影响，也来自唐德刚对胡适的批评。唐德刚强调了经济对于人文研究的重要性。在这个启发下，我书架上除了《读书》外，还有全部的《经济学家茶座》。前者已经偏于知识分子的自我陶醉，而不是解决问题，所以我更倾心于后者。坐在南开大学的主席台的地板上听张五常开讲座，既是学习，更是一种态度。

    以上是我之所以想出国学习的最根本动机，而不是移民、过日子，到外国旗下宣誓。有了这个想法，我才会坚决得有些残忍，抛舍家园。这些年来，我从不畏惧吃苦，我的信念是，只要我能自由写作，一切痛苦都将在未来得到补偿。

    事实上，今年上半年，我一直在犹豫“是出国还是下乡？”中国的这次大搬迁（城市化），有许多东西可以记录，通过细致的田野调查必然会写出见证时代、安慰我心的作品。但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出国，期望心智上更成熟些。而且，近几年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我没少关注，但更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新左派如甘阳、汪晖等大多数是留学归来的，大谈自由主义的却都是本土博士。汪晖们在异国他乡到底读到了什么，他们的学术是不是真诚的，的确是我想知道的。我相信眼睛比耳朵更接近真理。至于下乡，将来回来也可以做，而且只会做得更好。

    我相信2002年是我在新闻与政治上较成熟的一年。关于陆学艺先生的采访最后拿到《南风窗》上刊发实在是迫不得已，细分中国改革历程与进程，对阶层分析绝对是顺应时势的，是积极的，稿件本身也是理性的。风雨兼程、去日苦多，我对本报拒发此稿是理解的。随后我给了《南风窗》的秦朔先生和《经济观察报》的朋友，结果两处都同意刊发，而且秦朔同意分两次发一万字。只是在其后的稿件刊发中，我要求秦朔在文底注明我仍在为报社工作，当时报社有不少人说我跳槽到了《南风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秦朔对我有知遇之恩。

    我说我在“媒体政治”上成熟起来，也让我在做新闻时快乐起来了。关于这一点，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一文中有详细的描述。人是只容易被文化改变的动物，对于我来说更是如此。

    工作的这几年，我在家看了许多电影，它们陆陆续续楔进了我日渐宽容与理性的思想空间，成为将来回顾我心路历程不可或缺的一页。我曾对穆斯林有很大的偏见，但在无意中看了些伊朗电影后便改变了看法，比如《何处是我朋友的家》、《小鞋子》、《芝麻开门》、《水缸》、《樱桃的滋味》、《黑板》，等等。你很难想象在世界那么荒凉的地方竟然有人拍出如此干净的电影。它直指心灵、或舒或疾的震撼可以让好莱坞的大片以及欧洲所谓的艺术影片的导演们无地自容。每种文化都会有或这或那的缺点，但它同样也会有闪光的一面。又比如说，当我看了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后，我就不会在重看意大利的写实主义影片《偷自行车的人》时骂中国导演没有良心。中国已经过了用肠胃蠕动代替大脑思考的时代了。有这些理由，对未来的中国，我满怀信心。

    就像我在《在新闻上经营一座城市》中所表述的，《天使爱美丽》影响了我的新闻判断。导演Jean-Pierre Jeunet有很好的解释。Jeunet在谈到为什么拍摄这部片子时说：“有一天，我回忆起我以往的作品，感觉到它们不是过于黑暗，就是充斥过多的暴力，我今年已经四十六岁了，却没有拍过一部善良的电影，我对自己很失望，所以我想在我的职业生涯里，能有一部真正给观众带来快乐和感动的电影，能令他们在电影院里为这部电影欢声大笑，能让他们感觉这个世界还有梦想和希望存在。”它给我的启示是，除了维护社会正义与新闻正义，揭批丑恶，新闻也应该把云层上的阳光给读者，把苦难外的温暖给读者，把困顿中的希望给读者。

    我的震动同样来自年初某期《南风窗》杂志，它做了一个“新新中国”的专题，其中包括“新法制”、“新公民”、“新乡土”、“新视野”、“新政治”，将一个需要改良的中国做得淋漓尽致，它不仅做到了“总有一种激动让我泪流满面”，也做到了“总有一种希望让我泪流满面”。

    我不得不检讨，在我忧心忡忡写稿编报的七年岁月里，有个金贵的东西被我忽略了。

    今年五月份，我接到电话，说该去签证了，此前因为工作，我已经错过了四五次入学机会，这时我还在犹豫。直到六月份得知签证通过，我已出奇平静。所有的秩序都要打破了，想着过去的七年和将来的无尽岁月，想着早孕的妻子和父辈的责任，颇有点太史公当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的味道。

    我部里有个记者，终于在等到我拿了签证的消息后投奔《南方周末》去了。我相信近一年来我们的相处是诚恳的。我很珍惜我们之间的友谊，在做新闻上我给了他许多无私的帮助，我也为他等待我几个月而深感内疚。他是一个很好的记者，他也是为数不多听从我的劝告继续读书并能在我家借书读的人。在我带过的记者与编辑中，大概只有他真正明白我握着一份报纸或杂志时的激动，明白我所说的“深度”及“好杂志视野辽阔”的深刻含义。所以当我在《财经》杂志上看到《中国农村税赋之变》的巨幅扬场照片时，会想起给他打电话，让他分享某张图片“大风起兮云飞扬”的气魄，与他讨论“黄宗羲定律”，讲新闻正义与爱心的区别。我相信我的知识是新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愿望是与我一起做一份政经杂志或“大新闻”，平素我们说得最多的是“共同成长”，但现在他只有选择离开。在他希望我留下来的日子里，我只能对他说，眼下在《南方周末》做是个机会，《南方周末》也需要转型，它必须找到改良社会的方法，而不能停留在批评上。就像近期《一位副省长的政绩观》的稿子一样，相信许多读者都看厌了，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谁还愿读下去？它就不如拿《中国为什么没有出第二个陈景润？》或《市长民意调查》做头条更好些。

    其实，眼下《南方周末》走下坡路是正常的，一方面中国政府渐渐走向理性务实，同时中国人更需要的也是理性，而不只是愤怒，更不需要龙应台所说的“都愤怒起来”。有时愤怒的报章无非是给读者痛苦的伤口上撒盐，理性的传媒更应知道如何包扎伤口。媒体必须担当启蒙的道义，而启蒙说到底是“要有光”。

    8月28日，我们告别了，他离开了工作了20个月的这家报社。临行前我们都显得很平静，我送他到了电梯口，然后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自责、荒凉、空空荡荡。大概是十来分钟后，电话铃响了。电话那边是他哽咽的声音，他站在楼底哭泣。“熊老师，我就是想给你打电话。我围着大楼转了几圈，但实在是忍不住了，”他竟至号啕，“半个月后回来为你饯行……”

    两条汉子，内心如雨。我一生经历过许多泪水，但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以无助而自责的目光送走了一位刻骨铭心的朋友，他带着炽热的新闻理想，也带着痛彻内腑的忧伤离开了这栋大楼。在我即将赴法留学的这段荒凉日子里，那是一炷可以医治我幻灭的寂寞的心香。

    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近两年来，我渐渐开始我的人生转型，并终于选择了出走。对于将来探求智慧之旅，我无法寄托太多的奢望，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永远无法容忍自己的闲适与堕落，三十岁后，我仍将是个勤苦向上的人，我坚持一生只做一件事。

    自工作以后，境过时迁，心态平和，我已不似少年时，李敖的书自然看得很少了，但他早年的那首预言诗却依旧暖怀：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那样/可是这一回你错了/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弱的总会变得壮/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一朵入夜的荷花/像一只归巢的宿鸟/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千仞的高岗必被爬上/当百花凋谢的日子/我将归来开放！

    虽然我常失机缘，但我的成长与自我转型也是金不换的。我相信，我工作七年间的隐忍与成长，远远大于我的大学以及身处乡村的流金岁月。我同样相信，未来我若有所为，也是和这几年的经历有关。

    2002年8月31日深夜

    附记：七年来与近一两月来，经历了太多风雨与波折，今天我把这篇已陈旧了的文章献给那些曾经和我一起走过与聊过的朋友们，我想说，无论我曾经在哪片土地上洒下泪水，我都是带着阳光离开的。在三十岁之前，我宽容了一切，也宽容了我自己，宽容了各色土地及深播其中生生不息的生命与力量。

    2002年10月31日于大西洋边

    又记：世事与心灵，沧海桑田。我在文中叙述的张五常先生，今已“藏之名山”，因为逃税失踪近两年。我的那位媒体挚友数月前因“《南方周末》被收容”而辗转投身于另一家政经杂志。我就读于巴黎大学，兼做《南风窗》杂志驻欧洲记者，并继续以孝悌之名，维持乡下赤贫父母兄弟的生计，代偿中国政府城乡分治的原罪。让我对留学犹豫不决的农民调查终因出国暂时放弃，国内已有《中国农民调查》，亦可欣慰。

    除了思想与儿女，我们没有什么可以留在世间。今天，春暖花开，是个幸福的日子，我的女儿已经满周岁。隔着电话听她喊爸爸，一声声清脆的童声，响彻于万里之外的中国。

    2004年初于巴黎米哈博桥畔

    把一生当作自己的远大前程

    ——给朋友的信

    尊敬的M兄：

    谢谢你的长信，我读了好几遍，却苦于没能抽出整块并且宁静的时间来回复。虽然立即让J兄转达了谢意，但是几天来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最近一直在忙一本思想史的译稿，由于作者催得十分紧，近一个星期我一直在没日没夜地补译注释。好在今天上午一切终于忙完，发给了作者，算是松了一口气。

    几年前，我曾经写过一文，记述自己若干年来的心路历程。题记为“上帝热爱人类，让有理想的人分散在四方”。所以，当我读到你数千字的长信时，心中充满了感恩之情，直至现在，仍无法平静。我之所以心怀感恩，不只是因为你的夸赞与鼓励，更是因为在J兄的帮助下，我们这些有理想的人、这些在这个糟糕或伟大的时代同路的人、这些曾经孤军奋战的人能够无处不相逢，让人生这原本平凡而孤寂的旅程，顷刻间变得如此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人生苦短，想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的事情少之又少。上次我和J兄说，我能给自己最好的箴言，莫过于“爱我一生一事”。这“一生”，自然是我自己的“一生”，人应该为自己生活；这“一事”，对于我来说，就是献身于思想与文字。我从不讳言，对于文字我有着宗教一般的虔诚。唯有自由思想，才能让我们可以不依仗或畏惧权势。我相信我的文字及文字里所承载的思想是我所有力量与希望的源泉，是我现在也将是最后的安身之所。

    谢谢兄在来信中着重谈到了“幸福与自由”，这是我所有文章里的灵魂字眼。我知道你是读懂了我的每一个字的人。

    关于“什么是幸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经有过极其完美的阐述。和他一样，我相信，幸福只是我们在追求自我实现时的一个副产品。自由也是一样。那些以自由为人生终极目的的人是不会真正拥有自由的，因为他们时常为自由所奴役。相反，我认为人生才是自由的目的。换言之，我们是要“自由的人生”，而不是“人生的自由”。因此，对于帕特里克·亨利所说的“不自由，毋宁死”，我是不能完全赞成的。因为人生先于自由，必将远远超过了自由这个价值。所以，我时常提点自己“不自由，仍可活”，提点自己不要过于在意人生的境遇和条件、苦闷于一个时代的“笼恩”。十几年来，我从乡村到城市，从城市到西洋，日日辛勤于生计与思想。我相信，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机会都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可叹许多人，从来不曾给自己这样宝贵的机会，只顾人云亦云，唉声叹气，全然忘记自己积极行事的意义，忘了自己是环境的一部分，忘了中国正在一点一滴地进步。所以在这里我愿意重复我时常说的两句话：“你多一份悲观，环境就多一份悲观。”“你默许自己一份自由，中国就前进一步。”

    我们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周遭的一切？对于个体的人，自然要坚持人道主义底线。如多恩诗云，“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都是大陆的一部分。”然而，对于社会关系、契约等元素，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原则却是极为重要的。如你所知，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换句话说，任何人际关系、社会契约，都是人类所制造的工具的一部分。然而，为什么有许多人会陷于工具之中，最后完全迷失了自己呢？为什么他们会把工具当成了自己生活的全部呢？譬如说，有些人为了谋得一个职位，抛弃自己生命里最真实需要的东西；有些人会因为在社会中无以生存，而最终走上自杀或自暴自弃的道路。然而，假如一个农民买了一把锄头回家，当他发现这把锄头并不如其所愿，不但不能锄草，反而砸肿了自己的脚背，在他备受挫折之时，他会不会因为这把锄头而否定自己人生的意义呢？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同样是面对工具，会有那么多人陷于社会关系、契约之中，最终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人生呢？因此我说，人可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也可以更换工具，这是我们可以拥有积极人生的一个大前提。

    如果说当下的我还有些超脱，我倒是倾向于认为这是因为我有另一个自己，他独坐云端，观照着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刻提点我不要因为和其他孩子抢粮食或炫耀抢来很多粮食而浪费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即使在今天，当人们慨叹上帝已死、世道崩溃，并且纷纷自况“万念俱灰”时，我却看到时间没有崩溃，并相信生命是靠得住的。我们仍然可以因为拥有自己的这一份独一无二的时间而拥有神明。事实上，这也是我在文字之外能够获取无穷力量的另一个源泉。当然，我这里讲的神明，并不是中国人讲的“举头三尺有神明”；而我之所谓“放弃”也并不是那些躲在深山老林里的智者们所说的“舍得”，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活。生命的本质是时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我珍爱时间不过是想借此获得更多机会去创造罢了。同样，遁世的观念是于世无补的，更不值得赞美，这个世界并不会因为有人简单地放弃自己的权利而变得美好。若没有《论公民之不服从》，梭罗的瓦尔登湖及其湖畔木屋也会顿失光彩。

    我常在想，生活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是何其幸运！今日中国上下，承千百年来之沉郁与坎坷，正在积极转型。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代，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很庆幸我们的社会承认了作为个体的人的欲望，并且着手在此基础上重建一种关乎人而非神鬼的传统。我们因此有了许多机会满足自己的欲望，或者说实现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思想国，既拥有关乎自己的全部主权，又能够开放心灵的边界。如你所知，只有个体的欲望被承认，他才有被尊重的可能，因为“有尊严地活着”同样是我们的欲望的一部分。没有真实的个体的欲望，我们也不可能订立持之有效的真实的契约。

    在欧洲读书、写作的这几年，同样是我的心灵与思想得以提升的重要的几年。我对自己充满了感恩之情，是我给了自己机会，走出原来生活的磕绊，开始一心一意做自己最重要的事。我相信，一个民族要想获得持久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就要不断地有人从旧有的生活方式与仪式之中解放自己。如人所忧，人生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倘使我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人生，它一定意义非凡。所以我希望，我们每个人，所有抱持平凡而高贵之心灵者，要积极地做自己想做和能做的事——把一生当作事业来做，把一生当作自己真正的远大前程。

    然而，我并不认为，自我实现需要有一种与现实或过去决裂的姿态。我的心地平常而宁静，是因为我有一个信念，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和解的世纪。

    ……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既要守住自己心灵的边界，同时又要有开放的思想。以独立为唯一目的而不谈合作的人类是没有前途的。众所周知，任何生命必然拥有一个开放的系统，任何拒绝食物的人、自我封闭的国家都会失去自己的活力，走向衰亡。即使是受到人们赞美的瓦尔登湖边的梭罗，也要回到社会与人交往。

    如果我们愿意以更宏大的眼光来回顾历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个性解放，还是民族独立，我们都可以把它视作个人或者群体对自由与独立的争取。但是，仅仅争取自由、独立是不够的，因为独立与自由都不是我们人生的目的。古往今来，人们争取迁徙自由，但迁徙自由并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我们之所以要争取这个自由，是为了更好地成就我们自己，更好地交往，借此获得一种持久的创造、有保障的幸福。

    自由不是孤立主义，它应该在平等基础上走向一种合作或者和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象征孤立主义的柏林墙的倒掉，看到二十世纪战火连天的欧洲与东亚国家，在国家纷纷独立自由后，重新回到了谈判桌上，谋求共同的利益和共生的繁荣。从世界大政治来说，如果说20世纪我们着重解决主权自由问题，那么21世纪则要着重解决主权合作（让渡）问题，使世界获得可期的成长。全球化、欧洲国家边界开放、全球治理等观念的流行，无一不在昭示：从个体而言，人唯有自由，才可能激发潜能、有所创造；从群体而言，唯有走向合作与和解，人类才可能真正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

    感谢这些与我盛开在同一时代的花朵，感谢所有与我共此征程的时代同路人，之于你们，我将始终如一地，心怀温情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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