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与耶路撒冷何干？——德尔图良
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先得自己心里有阳光。——罗曼·罗兰
以河为界的正义
在官方备战奥运、积极“反恐”的同时，2008年以来，越来越多的暴力事件引起社会关注。以云南为例，7月21日早晨，昆明市分别发生两起由定时炸弹引起的公共汽车爆炸案，共造成二人死亡十四人受伤。此前的7月14日晚，文山县也发生一位村民用水果刀连捅十人，造成一死九伤的惨剧。前一事件至今原因未明，后一事件则是因为该农民被骗走三千元钱而报复社会。
无论如何，所有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都应该受到强烈谴责。然而，更要追问的是，为什么有人会如此残忍，竟将罪恶的“惩罚”之手伸向与其素昧平生、素无冤仇的平民？
以复仇为主题的“残忍的戏剧”并非只在中国上演。今日世界，各式各样的仇恨，如种族仇恨、民族仇恨、政治仇恨、宗教仇恨、阶级仇恨、家族仇恨等引起的悲剧从未停歇。然而，无论是个人、家族与社会之间的报复，还是一个国家针对另一个国家的恐怖，如战争，都足以令人胆战心惊。因为恶恶相加不会变成善，从人类共同体的角度来说，自相残杀说到底是人类在自杀。
记得在《仇恨的本质》一书中，美国作家小拉什·多兹尔将仇恨比作“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这的确是个精彩的概括。且不说人类历史上因仇恨造成的悲剧多如牛毛，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就在世界笼罩在沉沉核战争阴影之下的上一世纪里，仇恨这个人类“头脑中的核武器”才是核战阴影的真正“造影者”。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指出人类有“二分的本能”。该本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小孩子在看电视时会不断地追问大人谁是好人，谁是坏蛋。至于成人世界，同样没有忘记将好与坏、上帝与魔鬼等二分法推到极端，甚至直接用到了社会运动之上。只可惜在多数情况下，人类只有极端的天赋，却无极端的资本。所谓“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当人们试图挤进天堂时，却发现自己已经一脚踏过了地狱的门槛。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地盘性动物”兼“意义性动物”，人还分出了“我国”——实话实说，我一直十分反感一些人做天下文章时言必称“我国”而非“中国”，一则这种立场可能不够客观，二则这些人的文章仿佛永远是只给中国人看的内参，而非公开出版物——与外国，分出了本国人与外国人、本地人与外地人、东方人与西方人、南方人与北方人以及此岸和彼岸等。可怕的是，两者一旦对立起来，这种区分难免会走向帕斯卡在《思想录》里感慨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杀死同岸的人是凶手，但如果被杀死的人来自对岸，杀人者便成了奋勇杀敌的大英雄。这也是有些报复社会者会被人称作“暴徒”，又被另一些人捧为“好汉”之原因所在。归根到底，就在于社会中间横亘着一条长河。而这条河，在仇恨泛滥之时足以淹没一切。
进一步说，只要愿意，这种“二分的本能”随时可以将这个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切成两半，分出“我们”和“他们”。这种“我们—他们”的模式所导致的必然是“我们好，他们坏”这样的“以河为界的荒诞正义”。当然，真正荒诞的是现实本身——难道人类有史以来所取得的进步，就是为了创造诸如国家、民族、文明等各自为战的意义系统，以意义驱逐人性，驱逐人基本的自然权利，从此将人分区隔离并监视居住？
如果理解了这种“以河为界的正义”的荒诞，就不难解释一个人或者一个团体在遭受某种“不公正”时何以会报复全社会。显然，只要作恶者愿意，仇恨的本能以及后天习得的“意义感”可以将他或者他们反对的所有人都发配到“非正义”的河对岸去，忘记后者原本和他或者他们一样，都是在河边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背诵诗歌、建造房屋的普通人。
如何摒弃这种仇恨？我相信，最有效的方式还是回到人的共有权利本身，建立一个以维护人的基本权利为正义的意义系统，并将所有的“他们”都纳入“我们”当中，而不是把“他们”驱赶到河的对岸去“合法杀戮”。
同样是在《仇恨的本质》一书里，小拉什·多兹尔向读者引述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一名年轻士兵由于在战斗中没有开枪而被送上了军事法庭。这个士兵坦率地承认，指挥官的确命令他见到敌人就开枪。“那么，你为什么不开枪呢？”有人问。“可是我根本没有看见敌人呀，”士兵解释道，“我看到的只是人。”
“我看到的只是人。”这句话当可以像亨利·梭罗所说的“我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公民”一样值得铭记。
假如我改《西游记》
有一年采访“哲学乌鸦”黎鸣老先生，他和我这样谈到四大名著：
中国人的四大名著是中华民族的“四大绝望”。《三国演义》说明了中国所有极权专制统治者的伪善、残忍、凶狠。以曹操的名言为证：“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极权专制统治者的深深的绝望。《水浒传》说明了中国所有的官僚无不贪赃枉法，在中国这个“人”的世界，竟然毫无真理、正义可言。唯一的生存之路只能是“打家劫舍”，唯一的快乐也只能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这是中国人普遍对一切文武官僚的深深的绝望。《西游记》说明了极乐世界在西方，而在中土，代表百姓的精明的猴子却被埋在了“五指山”下，并不得不被戴上“紧箍咒”，让他们的“头脑”无法进行思维，逼迫他们遁入“空门”。这是中国人普遍对未来希望的深深的绝望。《红楼梦》说明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的理想“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可笑，尽管这个所谓的“理想”是如此浅薄，如此低俗，如此缺乏智慧，但即使如此，它也只能是一场温柔的幻梦，一场“红楼梦”。这是中国人普遍对自己长期历史以来的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深深的绝望。
虽然并不完全同意黎鸣先生的具体表述，但是他将四大名著归为“四大绝望”的思路却不失为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非常好的路径。而且，就我个人的偏好而言，四大名著也远不是哺育文明的经典。至少，它们不是我心目中的好书，《红楼梦》或可除外。
从《三十六计》到《三国演义》，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经经受了多少阴谋诡计！而这些阴谋诡计又通过书籍影响并教会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与人斗其乐无穷。尽管有浩如烟海的典籍，但像《吕氏春秋》那样有思想有眼光的好书真是少得可怜，而在文学作品中，那些主人公的灵魂是多么粗糙啊！至于我自己所受的熏陶，毫不夸张地说，在我人生成长的初年，我在国内没有读到过一本堪称陶冶我心、助我成人的作品。所谓名著，概括特征不外乎八个字：“少儿不宜，成人没有。”直到有一天，我读到了《约翰·克利斯朵夫》，正是这本书让我在人生的危难之际脱胎换骨。
那么，是不是这些小说都不成气候便可以扔掉了呢？也不是。正如胡适先生当年所说，我们还是可以由着整理国故，并借鉴外来文化的精华，完成文明的再造的。而这方面，胡适先生也做了些尝试。其中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改写《西游记》。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曾和鲁迅说过，《西游记》的第八十一难即书中第九十九回，未免太寒伧了，应该大改一下才能衬得住一部大书。不过，虽有此心，却因为无此闲暇，一拖就是十年。直到1934年，胡适终于腾出几天时间，努力写了六千余字，把《西游记》第八十一难重写了一遍，并将它发表在当年7月的《学文月刊》上。
胡适改写的《西游记》第九十九回是“观音点簿添一难，唐僧割肉度群魔”，仅从题目中便可以得知，胡适改写的是唐僧如何割舍肉身以超度妖魔鬼怪的故事。短短一节，写尽了慈悲、宽恕和牺牲精神，为地藏菩萨之“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作下完美注解：
唐僧在半空中看了那几万个哀号的鬼魂，听了那惨惨凄凄的哭声，他的恐惧之心已完全化作慈悲不忍之心。他想到今天说过的白兔舍身的故事，想到佛家“无量慈悲”的教训，想到此身本是四磊偶然和合，原无足系念。他主意已定，便自定心神，在石磴上举起双手，要大众鬼魂安静下来。
唐僧徐徐开言道：“列位朋友！贫僧上西天取经，一路上听得纷纷传说：‘吃得唐僧一块肉，可以延寿长生。’非是贫僧舍不得这副臭皮囊，一来，贫僧实不敢相信这几根骨头，一包血肉，真个会有延年长命的神效；二来，贫僧奉命求经，经未求得，不敢轻易舍生。如今贫僧已求得大乘经典，有小徒三人可以赍送回大唐流布。今天难得列位朋友全在此地，这一副臭皮囊既承列位见爱，自当布施大众。惟愿各山洞主，各地魔王，各路冤魂，受此微薄布施，均得早早脱离地狱苦厄，超升天界，同登极乐！”
随后，唐僧给弟子们写了信，要他们把经带回，广度众生。然后取出戒刀，不断割身上的肉给群魔吃。群魔被唐僧的大慈悲感动了，相互之间非常礼让，每个只吃一小口，所以妖魔鬼怪虽众，却全都吃到了唐僧肉。最后唐僧把身上割得下的肉都割剔下来了，只剩得一个头颅，一只右手没有割。说也奇怪，唐僧看见这几万饿鬼吃得起劲，嚼得有味，他心里只觉得快活，毫不觉得痛苦。就在此时，忽听得半空中一声“善哉！是真菩萨行也！”唐僧抬起头来，只见世界大放光明，一切鬼魂都不见了，唐僧此时也出定了。东方满天的红霞，太阳快起来了。他伸手摸腿上身上，全不见割剔的痕迹……
关于改写《西游记》，我是相信胡适的判断的。就好像如果没有宽恕，《基督山伯爵》就只能是一部普通的侠盗小说；没有胡适的“唐僧割肉度群魔”这一节，《西游记》同样愧为经典。事实上，也正是对这种牺牲精神的推崇，胡适认为：“谋个人灵魂的超度，希冀天堂的快乐，那都是自私自利的宗教。尽力于社会，谋人群的幸福，那才是真宗教。”在胡适眼里，这些宗教只是谋求个人灵魂超度的自私自利者，因为他们只为了追求自我精神的圆满，而未能担当任何社会责任。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一生的目的只是为了死后能够进入天堂，那他这一生，也只是“不争人权争鬼权”的一生。
有意思的是，在我整理虚云老和尚的一些资料时，发现有一个说法，耶稣曾经隐匿三载，在印度学习佛法，受《阿弥陀经》的点化。先不论此说真伪，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精神相通，世界上大的宗教，都是要教人自救与救人的。若非如此，定然是丢失了根本。难怪李敖在其小说《上山·上山·爱》中借主人公之口说出这样的话：“真正的佛门信徒，当知真正的功德绝不在盖庙敛财等谋求小集团的利益上，正相反的，真正的功德乃在舍弃这些，以利苍生。……今天的所谓佛教徒，他们不知真正的佛教不在盖庙建寺，而在大悲救世；真正的和尚不在古刹梵音，而在为生灵请命。”李敖在书中同时谈到，“那些自以为等到自己先成佛道再回头救人的人，其实是救不了人的，那些人啊，其实只是伪君子、假和尚、冒牌菩萨罢了。”我们常说不要绝望，其实“适度绝望”也未必都是一件坏事。一个人因为绝望于某些事情，无所欲求，反而能有所作为，这也并非无中生有。那些积极入世的宗教，主张“以出世的心情，做入世的事业”，何尝不是“以绝望的心境，做有希望的事情”，或者说是“以解脱之心，谋解放之事”？
遗憾的是，中国出版界至今仍未出过一本胡适先生增补的《西游记》。而在互联网上，人们已经将孙悟空降妖伏魔的故事简化为一个定理——“没后台的妖精就地正法，有后台的妖精都被接走了”。
胡适先生的努力足以让《西游记》成为经典。读者如果不嫌我小题大做，我也愿意追加一点尝试，为孙悟空横空出世提点建议：孙悟空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而是自己拿个锤子凿出来的，是一个将自己一点点铸造成器的“self-made man”。
如此一来，在这部小说里，从孙悟空到唐僧，成人与成佛的答案就都有了。这样的《西游记》怎可能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呢？舍此，《西游记》在我心目中仍不过是一部关于一个癞和尚和他的一群保镖的“西天历险记”。
死刑是个笑话
2007年11月17日，在联合国大会的一个委员会中，99个国家代表投票通过全球暂缓死刑。鉴于前两次决议草案均告失败，提案国此次放弃了全球现在就废除死刑的最大要求，而是代之以中止实施现有死刑判决的备忘录，为将来全球范围全面废除死刑做准备。在各国代表中，有99国支持暂缓死刑、52国反对、33国弃权。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投了反对票。尽管联合国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约束力，但拥有巨大道义分量。
全球90%的死刑执行发生在美国、中国、巴基斯坦、苏丹、伊拉克和伊朗。据人权组织大赦国际提供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全球共有1591人被执行死刑，2005年是2148人。联合国通过“全球暂缓死刑”决议，欧盟做了重要的推动。在欧盟一体化的过程中，废除死刑被当作一个必要的条件。
有关是否废除死刑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见证了人类的进步与分歧。甚至连康德那样伟大的思想家，对贝卡利亚的废除死刑的呼吁都置若罔闻，表示：“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被处死。”当然，康德并非没有糊涂的时候，比如他还说过，被判有罪的小偷应该沦为“国家的奴隶”。在极端的年代和历史上所有流行酷刑的年代，死甚至有着一种温存的面孔，成为一种解脱方式，是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解决办法。以中国而言，和凌迟或者五马分尸相比，被国王送来的白绫绞死，被称为“赐死”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废除死刑仍是大势所趋。
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反而成为这些国家的传统。
“杀人不偿命”并非国家不珍视人的生命，相反是过于珍视。甚至在美国，死刑废除论者发现死刑犯大多数都是穷人，在法庭上都只是勉强得到了一位指定的辩护律师的辩护。就像有的人所说，死刑不仅扭曲了整个刑事司法制度，还贬低了国家。布兰代斯大法官同样以为，国家必然是一名教员，当它杀害犯人，它就是在教给大家复仇和憎恨。杀人犯不会被人热爱，但是也不至于被人弃之不管。如果允许杀人犯活下去，国家则是在提醒所有公民，没有一个人会永远而且仅仅是一名杀人犯。
人类之所以能够宽待在战场上以杀人为职业的俘虏，却不能宽待一位已经束手被擒的囚犯，一个重要原因是前者是多数人对多数人的政治，是一种博弈之后的均衡，而后者却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在这方面，被判死刑的公民显然失去了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在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贝卡利亚称死刑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人”的战争。人类世界，并不缺乏死刑。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都已经被上帝或者自然判处了死刑。国家的“理性的杀人”，和杀人犯杀人一样，无疑都是在缩减人类的时间。而死刑犯实际上是被抛弃了，他的人类同伴不希望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希望他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生活了。
赞成死刑的一个有力观点通常是，死刑对社会是有益的，它保全了社区的品格。如果吊死一个死刑犯可以使500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那么杀死一个人就是值得的。显然，这是一种国家至上的功利主义观念。问题在于，国家是否有权力要求拿一个人的生命为社会背书，死刑犯又在多大程度上做了公共秩序的替罪羊？如果这种功利主义可以流行，而不考虑人类应该有的价值，那么是否可以恢复历史上的酷刑，如果凌迟可以使501个人免于被潜在的杀人犯杀害，是否就可以恢复凌迟呢？
另一方面，死刑的威慑作用也是一种想象，因为绝大多数杀人犯都是激情杀人，而不是像经济学家一样，算计一切，去理性地杀人。事实上，理性杀人的人，往往并不会被带到绞刑架下，因为他们算计好了，早已经逃之夭夭。早在公元前雅典广场上的一场关于死刑的争论中，主张宽恕的狄奥多德便意识到“用死刑来约束人是没有用的”。
糟糕的是，死刑变成了一种仪式。就在人们过度关注这种仪式带来的效果并寄以厚望时，真正的敌人反而会被忽视。
早在十九世纪，一位叫查理·菲利浦斯的作者写了本《死刑遐思》的书，里面讲到了一个“扒手悖论”：在十八世纪的伦敦，有无数扒手在人群里行窃，而这群人恰恰是聚集在一起看某个扒手被绞死的情形。小偷们之所以选择那个被绞死的人挂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作案，是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看客将精力集中于这一杀人的戏剧，所有的人都在朝着那个方向看。
这个故事意味深长。一方面，它让人们重新思考死刑的威慑作用；另一方面，当人们全情投入对死刑的观赏，以为扒手吊死一个少一个时，却忽略了其实他们就在身边，在日常生活中生长。
2007年6月，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名死刑犯突发奇想地要以讲笑话来告别自己的人生。据说，奈特通过信件和电子邮件已经收到了许多笑话。然而，临刑前，这位在监狱度过了十六年的死刑犯没有讲一个征集来的笑话，只是说：“死亡让我自由，这是最大的笑话。”读这则新闻时，我当时在想，如果奈特知道这个扒手的故事，或者他本来就意识到，这死刑本身也是一个笑话吧！
死刑是一个笑话，死刑缩减人类的生命与自由。
曼德拉的光辉岁月
首先说，一切个人传记都是“断章取义”的。当然这未必是坏事。曼德拉愿意以“Long Walk to Freedom”为主题来回溯自己的一生，既是为了在书面上为自己的人格赋予意义，也是在表明他对自由的态度——追求自由，是他生死以之的志业。
早先读《漫漫自由路》的时候，我也注意到网上有一些关于曼德拉的负面评价，比如他脑子里还有些列宁、斯大林式国家主义的东西，作为总统不懂市场经济，等等。批评者感叹曼德拉在破除种族隔离政策和促进族群和解方面光彩照人，其他细节被世人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不过依我之见，上述细节即便是事实，历史也会将它们慢慢淡忘。世人乐于铭记的还是那个作为最大意义存在的曼德拉。正如乔治·华盛顿虽然曾经有过不光彩的蓄奴经历，但这些并不影响美国人将他尊为国父。没有谁是完人，英雄、圣人、伟人都不是。你我肉身凡胎所能企及的“完人”高度，也不过是尽量做个能完成自己某一天命的人。前提是，你还要知道自己有何天命，并且身体力行。
或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命，只是绝大多数人都辜负了自己的天命。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们不是死在人生的结尾，而是死在人生的中途。曼德拉的幸运在于他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天命，并且坚持到了人生最后。曼德拉的天命就在于让四分五裂的南非走向团结与自由。对于这样一个人物，了解他的优点远比缺点更重要，因为他的某些缺点广泛地存在于同时代人物当中，而他在完成天命时所具有的良知勇气在同时代却屈指可数。
在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曼德拉曾谈到自己并非生来就渴望自由，因为他生下来就是自由的。那时候他可以在家里自由地奔跑，在村旁的小河里自由地游泳，在星光下自由地烤玉米，在牛背上自由地歌唱。这些都是符合人之本性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他发现生活中的不自由越来越多。换句话说，这种不自由感是从他的生活经验中慢慢生长出来的。而当他意识到“不仅我的自由被剥夺，像我一样的每个人的自由都被剥夺了”的时候，他开始担负自己的天命，开始从一个胆怯的青年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青年，从一个遵纪守法的律师变成了一个“罪犯”，从一个热爱家庭的丈夫转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从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转变成了一个“修道士”。
曼德拉的传奇主要集中在两段人生，一是为反对种族隔离而坐了二十七年牢，二是当选总统后致力于推动南非族群和解。这两段人生在本质上一以贯之，都是避免一个国家处在事实的分裂之中。作为新南非的领导者，曼德拉更希望建立起一套制度，使一伙人压迫另一伙人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希望太阳永远照耀在“这个辉煌的人类成就之上”。
监禁，这一剥夺人类自由的刑罚，比起直接戕害身体的刑罚貌似进步。米歇尔·福柯将监禁视为精神的刑罚，其作用主要在于规训，在于摧毁人的意志。然而曼德拉不仅没有被训服，反而在二十七年后破茧而出。曾经关押过他十八年的罗本岛监狱如今早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并被人称为“曼德拉学校”。正是在那些漫长而寂寞的监禁岁月里，曼德拉更好地理解了自由和奴役。
一方面，他从对自己的自由的渴望变成了对所有的、不论黑人或白人的自由的渴望；另一方面，正像被压迫者的亲身感受一样，压迫者必须得到解放，因为剥夺别人自由的人才是真正可恨的囚犯，他们被锁在幽暗人性的铁窗背后。两种解放所针对的，都是被束缚的人性。曼德拉洞悉人性中被遮蔽的光亮。他相信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仁慈和慷慨。他相信没有一个人由于他的肤色、背景或宗教而天生仇恨另一个人。既然恨是后天学来的，那么爱也一定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获得，而且爱在人类的心中比恨来得更自然。
对自由的理解让曼德拉彻底变得仁慈，也更好地认识了自己的天命。“当我走出监狱的时候，解放被压迫者和压迫者双方就成了我的使命。有人说，这个使命已经完成了，但是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我们还没有自由，我们仅仅是获得了要自由的自由，获得了不被压迫的权利……获得自由不仅仅是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更是尊重和增加别人的自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献身于自由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回想人类历史中的无数革命与苦难，这段话尤其显得意味深长。笔者相信，真正伟大的革命，不在于摆脱自己身上的枷锁，翻身做主人，而在于让这个国家从此不生产奴隶。获得自由的人，同样要经受自由的考验，才能真正拥有自由。
在《漫漫自由路》中，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些与曼德拉精神有关的词汇：勇敢、仁慈以及心怀希望。这些品质也并非与生俱来的。曼德拉的一生，都在试图走向真自由。如曼德拉说：“我知道，勇敢并不是不畏惧，而是战胜了畏惧。我记不清我自己有多少次感到畏惧，但是我把这种畏惧藏在了勇敢的面具后面。勇敢的人并不是感觉不到畏惧的人，而是征服了畏惧的人。”关于这一点，我读马丁·路德·金的传记时也深有体会。这是一种在恐惧面前让自己免于恐惧的自由。
曼德拉曾经在法庭上念完自己四个小时的稿子，然后静静等待死刑判决。但只要活下来，哪怕在监狱里，也要积极生活——哲学意义上，我们谁又不是在狱中求存呢？在此，我愿意将他的狱中生活概括为“小处安身，大处立命”。在曼德拉身上，读者不难发现《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的影子：坚守心中的维度，不被监狱体制化，与恶周旋同时坚守底线，相信人性中的善，从小处着手改变自己的生活。这方面，曼德拉和狱友们不仅一度争取到了《经济学人》杂志，还给自己开辟了网球场。甚至，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监狱为自己争取到了一块菜地。1982年，曼德拉被转移到波尔斯摩尔监狱后，有了更大的菜园，近九百株植物让他变成了一个“菜农”。种植菜园成了曼德拉在狱中最愉快的消遣，也是他“逃避周围单调乏味的混凝土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些植物的荣发生长除了给予他耐心和时间感，还有其他意义。曼德拉很快注意到，当狱警吃了囚犯种的蕃茄后，举起皮鞭的手不再那么有力了。
历史上任何直接针对人性的改造都以失败告终，真正伟大而有希望的变革是将人性置于美好的关系（制度）之中，让人性之恶得到规避，让人性之善得到弘扬。所以说，不是人坏，是关系（制度）坏。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坏的关系（制度）彻底改变之前，人必定甘于束缚而无所作为。若真如此，新关系（制度）也必然无从建立。
曼德拉谙熟这个“小处安身”的道理，正如他意识到在任何囚犯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不是司法部部长、监狱管理局局长，甚至也不是监狱长，而是负责其监禁区的狱警。前者会以不合规定（制度）为由拒绝给你一条毯子，但走廊内的那位狱警可能会二话不说，立即到仓库里给你拿条毯子。这样的交往在曼德拉眼里意义非凡，狱警身上那些若隐若现的人性，可能仅仅是一秒钟，却是人性永不熄灭的火种。另一方面，曼德拉的“与敌人对话”，所谓“设法教育所有的人，甚至包括我们的敌人”，早在监狱里就开始了。
当然，上述权宜之计和细碎的希望并不能掩饰苦难本身，肩负天命者还必须于“大处立命”，融入时代的洪流。熟悉南非转型历史的人知道，南非最终能够平稳转型，仍决定于那是一个敌友双方都是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一合力，远非曼德拉一人所能完成。除了大主教图图、流亡律师奥比·萨克斯，更有白人政府时期的当政者德克勒克。人势已有，时势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东欧剧变，苏联无力支持非国大，一直拒绝对话的非国大能否与南非白人政府走上谈判桌？如果德克勒克是个铁血的独裁者，曼德拉又是否可以平安走出监狱？
从这些方面说，曼德拉和南非是幸运的。1993年，放下权柄的德克勒克与走出监狱的曼德拉同时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彰显转型时期当政者与反对派联手推进的积极意义。相较于曼德拉，许多人并不熟悉德克勒克也获过诺奖，概是因为前者的人生实在过于传奇，以至于闪现在德克勒克身上的人性光辉被部分遮蔽了。对此，图图大主教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有较为公允的评价——德克勒克当时的言行为他带来的巨大功绩，是无论如何都无法抹杀的。“如果他没有做出他已做的一切，我们就会历经许多人预测的、使南非在劫难逃的血腥屠杀。”当然，幸运同样给了德克勒克。如果德克勒克遇到的是个一心复仇，誓死让白人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人，他又将如何作为？
2013年12月5日，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走完了他九十五年的人生历程。曾经有人问他，希望世人如何纪念他，他的回答是：“我希望在我的墓志铭上写一句话：埋葬在这里的是已经尽了自己职责的人。”
为自己尽责，在我看来就是“以己任为天下”，就是“以不负自己之天命而不负世界”。曼德拉的上述遗言让我想起刻在伦敦西敏寺地下无名墓碑上的文字：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据说这是块改变了曼德拉一生的墓碑。几十年前，他因为看到这篇碑文而茅塞顿开，从此放弃了急功近利、以暴易暴的思维，努力于让自己成为亲友和同胞眼中的榜样。几十年后，他终于因为改变并坚持那个最好的自己而改变了他的国家。我不确定这段传闻是否属实，但我知道2014年3月西敏寺宣布将为曼德拉安放纪念石，因为这位黑人的确改变了世界。
曼德拉是一个传说，他将以意义曼德拉的形式在世界流传。2013年初，我在美国开始第二次为期一月的旅行。为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的非暴力抗争史，我横穿大陆，多次搭乘夜间巴士赶往下一座小城。在那次孤独的旅程中，伴我最多的歌声是黄家驹为曼德拉出狱而写的《光辉岁月》。有个晚上，当大巴穿行至一片雪地山林时，耳畔正好传来“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时竟至热泪盈眶。
一个来自东方的游子，在美国的风雪中怀想起远在非洲的曼德拉，这是一幅怎样穿透黑夜的人类精神交流图景？我们总是盼着自由来临的时候，将迎来光辉岁月，其实光辉岁月并非只在将来，更在我们承受并拒绝苦难之时。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每个国家在其转型的过程中都会有些灵魂式的人物。南非何其幸运！1991年，白人作家纳丁·戈迪默女士因为反种族隔离作品《七月的人民》获诺贝尔文学奖。1993年，黑白双星曼德拉和他的政治对手德克勒克作为促进族群和解的典范，一起走上诺贝尔和平奖领奖台。而在此前近十年的1984年，图图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成为南非首位诺奖获得者，并于次年成为南非开普敦首位黑人大主教。
几年前我在台湾旅行，在书店里偶然读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No Future Without Forgiveness），一时感慨万千。我一直以为，中国最缺的不是公民教育，而是人的教育——它包括生命意义、自我价值、爱与同情、信仰，当然也包括我们如何在宽恕他人的基础上保全自己。人的教育面对的不是几个简单的群己权界的概念，但它们是所有权利观念的起点。好社会同样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有针对人与制度的双重建设。而我有幸在图图大主教的书里看到了这种双重努力。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着重探讨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的历史使命。这同时是一本悲欣交集的书，很多细节让我读后一直难以释怀。
书中讲到一个悲哀至极的故事，并由此质问——为什么那个开普敦年轻人被处死并就地焚烧后，杀害他的四个人竟然能够一边翻动火堆里的尸体，一边坐在旁边心安理得地吃烧烤？他们如何回到家里拥抱自己的妻子，参加孩子的生日聚会？
至于喜极而泣的故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图图大主教第一次去古古乐图参与投票时的感受：
期盼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折好手中的选票，投进了票箱。啊！我忍不住叫了出来：“好啊！”我感到晕眩，如同坠入情网的一刹那，天空变得更蓝更美了。我看到人人都焕然一新，如同脱胎换骨一般。我自己也脱胎换骨了。简直像梦境一样。我们真担心会被从梦境中唤醒，睁开眼时又回到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中。有人说出了这种梦境的特性，他告诉妻子：“亲爱的，不要叫醒我。我喜欢这梦。”
这是一种令人欢笑又禁不住流泪的感觉，它让我们欢欣雀跃，手舞足蹈，又让我们不敢相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害怕这一切会烟消云散。这可能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彻底打败纳粹和日本人后胜利者在欧洲胜利日和抗日胜利日的感受，人们从村庄、乡镇、城市冲上街头，和互不相识的陌生人拥抱、亲吻。这就是我们的感受。
南非民主化与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让被压迫的黑人实现了他们政治上的“南非梦”。然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接下来最紧要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重建，是选择怎样的方式完成族群之间、受害者与加害者之间的宽恕与和解，是如何让南非从种族隔离的伤害中复原而不至于冤冤相报。图图大主教忧心忡忡是真实的，他担心新生的南非因为受害者对加害者的清算重新倒在废墟里。如果仇恨和清算注定只能将新南非变成新废墟，那么宽恕就不仅不是软弱，而且另有广阔前途。
图图的忧虑及其远见，与曼德拉不谋而合。曼德拉后来在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中，也特别回忆到自己走出监狱并当选南非首位黑人总统后的心路历程——南非绝不能撕裂，重演一群人对另一群人的战争。你若真心热爱自由，就必须在拯救受害者的同时，也拯救加害者。因为在一种罪恶的制度下，加害者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囚徒。
当我们感叹“人们只记得恨是爱的邻居，却忘记了爱也是恨的邻居”时，转型期的南非黑人精英厌倦了冤冤相报，选择了爱与和解。在这个已然千疮百孔的国家，他们试图以明辨是非取代你死我活的黑白分明。经过漫长的讨论，南非最终没有选择纽伦堡审判的模式，也没有选择全民遗忘，而是走了第三条道路。依据1995年《促进民族团结与和解法案》，南非成立了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以真相换自由”让南非因此“避免了纽伦堡审判和一揽子大赦（或全民遗忘）的两个极端”。从1996年开始，在图图的主持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通过当事各方提供证言，就1960—1994年期间南非人权状况还原历史真相，既揭露了种族主义政权虐待黑人的罪恶，也不回避非国大等黑人解放组织的暴力活动曾经迫害反对派、侵犯人权的问题。每个参与迫害行动的人都必须单独提出申请，并接受一个独立小组的审查，由它决定申请人是否符合获得赦免的苛刻条件。这第三条道路就是赦免具体个人的罪责，以换取对与赦免相关的罪行的完全披露。用图图的话说，这也是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以可能获得自由之胡萝卜换取真相，而大棒则是已捉拿归案的将面临长期监禁，仍逍遥法外的则面临着被捕、起诉和牢狱。
种种质疑也随之而来。一个恶人仅仅因为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就可以溜之大吉？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成立是否道德？大赦是否有违正义？这些也都是作者在本书中着重探讨的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图图在书中特别对比了两种司法的区别：
在惩罚性司法（Punitive Justice）中，毫无人情味的国家在施行惩罚时几乎不为受害者，更不要说为罪犯着想，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司法形式。在非洲的传统法学中还有一种恢复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后者关注的重点不在报复或惩罚，而是本着乌班图精神（Ubuntu），疗治创伤、恢复平衡、复原破裂的关系。这种司法力图救助的不仅有受害者，也有罪犯，他们应该得到机会重新融入因其行为而被伤害的社会中。
乌班图精神是非洲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个有乌班图精神的人，必定慷慨、好客、友善、关怀他人且常有怜悯之心。在乌班图精神的感召下，人们相信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并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无论加害者愿意与否，他在实施加害时也必然失去了人性。
促成南非族群和解的另一位关键性人物是大法官萨克斯。作为犹太裔南非白人，有关他的“温柔的复仇”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他反对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也因此付出巨大的代价。1988年4月7日，早在他流亡的时候，就被南非政府派出的恐怖人员设置的汽车炸弹夺去了一条胳臂和一只眼睛。尽管如此，在就任南非大法官后，他仍是宽恕与和解工作的重要推动者。萨克斯看重真相的价值，相信没有真相就不会有真正的和解。
当年意图谋害他的特务亨利在取消种族隔离政策后，曾经失魂落魄地找到萨克斯。两人虽谈了许多，但萨克斯对亨利说：“除非你到真相委员会说出一切，否则我不会与你握手。”事隔多日，两人在一次宴会上偶遇。当亨利表示自己已经前往真相委员会坦白一切，并希望能有机会与萨克斯握手时，萨克斯便立即答应了他。这是一个非常有隐喻的姿势——萨克斯幸存的胳膊没有为失去的胳膊复仇，而是用来握住敌人的手。据说，亨利离开宴会回家后痛哭了两个星期。这个细节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回到图图对人性与道德的理解——这个世界是有道德存在的，尽管所有证据显示出的，可能是个相反的世界，但邪恶、不公、压迫和谎言，绝不会是世界最后的归宿。
萨克斯在《断臂上的花朵》一书中记录了阿萨尼人民组织案，回答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是否违宪的问题。南非宪法法院否决了阿萨尼人民组织的质疑，相关结语明确指出应对那些作恶者提供全面性特赦，以换取他们提供有关过去的真相。另一方面，制宪者的选择是为了让国会能够促进“社会的重建”，其过程中有个重要的概念叫做“修复”。为了达到修复的目的，国家在思考各个冲突的利益的同时，也会考虑那些在过去非常时期中，基本人权受到侵害的受害者与家属的“被忽视的痛”。
事实上，宽恕加害者也并不意味着对受害者的完全忽视。图图认为宽恕在要求受害者放弃向罪犯讨还血债的同时，也有可能解放受害者。所以，“真正的宽恕要了结过去，了结全部的过去，使未来成为可能。我们不能以无法再代表自己说话的人们的名义，冤冤相报”。如果一个人死抱着仇恨不放，他的一生就成了仇恨的奴隶。这种精神上的持久的加害有时并不亚于他曾经受到的伤害。就像我在解读影片《天堂五分钟》时所揭示的，复仇者未必能获得大仇得报时的“五分钟天堂”的快感，却严严实实地将自己的一生推进了装满仇恨的地狱。在此意义上，没有宽恕何止是没有未来，连现在也没有。
需要看到的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着力推进的是全社会政治和解，是对一个错误和悲伤的时代的纠错，而不是对日常刑事案件的是非不分。它要求申请大赦者的行为必须发生在特定期间（在1960年沙佩维尔大屠杀和1994年曼德拉当选为南非第一任民主选举的国家首脑之间），必须具有政治动机。大赦条款是为特定目的进行的临时性安排。南非的司法不会永远照此办理。它只适用于有限时期的特定目的。那些出于个人贪婪而杀人的罪犯没有资格申请大赦。如果行为是执行或代表一个政治组织的命令，则罪犯有资格提出申请。条件是必须如实披露所有与寻求大赦行为相关的事实，并遵守适配原则。这不是说要宽恕一切罪恶，而是对坏制度下人的一种宽恕与救济。
南非的这场“真相与和解”运动，有时候难免会让人觉得它过于浪漫和天真，仿佛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所有旧的罪恶也自动清零、一笔勾销了。受害者因为感情因素对此不能理解，情有可原。另一方面，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由清算转为清零”的模式也让那些处于转型期国家的人们心怀忧惧——不是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吗，这个可被宽恕的前景会不会鼓励那些带有政治目的的人，借着这种“政治宽恕”进一步胡作非为？对此忧虑，当然人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加以反驳：假如加害者与被害者没有和解的可能，假如德克勒克放下权力的那一刻即意味着将自己送进地狱，他们将如何计算自己的利害，这个国家的历史又将在冤冤相报中倒退与徘徊多少年？
我必须承认，有时候我也会从上述角度来理解“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如果承认制度与文化相关，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观念，就应该看到没有宽容的观念，绝不会产生可以安放人心的宽容的社会制度。即使这个国家完成政治上的转型，如果没有宽恕与和解来医治社会长年累月的创伤，即使自由已经得到，也将消失在新的漫长的冤冤相报之中。
英雄为何救美
古希腊的时候，有个叫芙丽涅的人体模特，据说是雅典城最美的女人。因为“亵渎神灵”，芙丽涅被送上了法庭，面对她的将是死刑判决。关键时刻，辩护人希佩里德斯在众目睽睽之下为她褪去了衣袍，并对在场的所有市民陪审团成员说：“你们忍心让这样美的乳房消失吗？”
这是古典时代有关美与正义的最动人的故事。所谓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在肉体之美（芙丽涅）和精神之美（希佩里德斯）的双重感召下，雅典法庭最终宣判芙丽涅无罪。十九世纪法国画家热罗姆曾经为此创作了油画《法庭上的芙丽涅》，场面香艳生动，不愧为世界名画。不过，这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实在太过浪漫，以至于让人觉得不真实。据说芙丽涅被释放后，雅典通过法律，禁止被告在法庭上裸露胸部或私处，以免对法官造成影响。
本文将要重点介绍的是另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它发生在近几十年，而故事的主角正是《断臂上的花朵》一书的作者萨克斯。
1935年，萨克斯出生于约翰内斯堡一个立陶宛犹太裔移民家庭。在父亲的鼓励下，他年少立志，愿投身于人权事业。十七岁，在开普顿大学学习法律期间，曾参与抵制恶法运动（Defiance of Unjust Laws Campaign）。几年后，作为人权律师，萨克斯成为南非当局的眼中钉，并因此被拘禁和刑讯逼供。1966年，出狱后的萨克斯被迫流亡海外。
然而厄运并未因为流亡而结束。1988年4月7日，在莫桑比克从事法律研究的萨克斯惨遭汽车炸弹袭击。虽然大难不死，他却丢掉了一条手臂和一只眼睛。而凶手正是南非当局派来的情治特务。萨克斯在他的自传里生动地回忆了自己醒来时的情景。他像天主教徒在胸前画十字架一样，对自己进行“眼镜、睪丸、钱包、手表”式的检查：
……我的手往下摸，毯子下的我光溜溜的，所以很容易就能摸到我的身体，我的阳具还在！我的老鸡鸡啊！（当时我独自一人，这么说应该无伤大雅吧。）这家伙曾经带给我许多的欢乐与哀愁，我相信往后它也会继续带给我许多欢乐或悲伤。接着检查蛋蛋，一、二，两颗都在！既然在医院中，也许我该称它们为睪丸以示尊重。我弯曲手肘，人又有了欲望是多么的美好，其次就是能做我想做的事情……
萨克斯将自己近乎荒诞的反应归功于他与生俱来的幽默感。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他对自己肢体的残缺没有一点悲伤，只是因为他知道空洞的悲伤已经于事无补。既然以推进南非人权状况为自己一生的志业，他对于任何可能付出的代价也早有心理准备：
马普托墓园葬满了被南非特务谋杀的人。我们身边已经死了好多人。所以当我在马普托中央医院里暂时苏醒过来时，我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活下来了。作为一名自由斗士，你每天都会猜想这一刻什么时候会到来，会是今天吗？会是今晚吗？会是明天吗？我在面对它的时候能保持勇敢吗？它真的到来了，而我活了下来，活了下来，活了下来。
莎士比亚说，懦夫在未死以前，就已经死了好多次，而勇士一生只死一次。萨克斯显然无愧于勇士的荣誉。按说，如此遭遇足以在精神上毁掉一个人，让他从此丢掉初心，陷入复仇主义的深渊。然而，这颗汽车炸弹不但没有摧毁萨克斯，反而使他获得了更加平静而昂扬的生命。
我之所以说这是一个“英雄救美”的故事，是因为我看到许多心地美好的人在此打击下难免以牙还牙，甘于同流合污，与敌同沉。而萨克斯几乎没有做太多的思想斗争便救出了自己。早在第一次被拘捕时，萨克斯就意识到自己与南非白人政权的较量是意志与品格的较量。因为抓捕他的人对他的折磨已无关他手上的信息，而只是想打垮他。“他们的目的在于证明他们比我强大。”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牢笼中的弱者，他也不希望与囚禁他的人互换角色。他必须将自己从复仇的野蛮中救出来，必须呵护好内心高贵的东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憎恨的是一种坏制度，而不是在这种坏制度中各扮角色的可怜人。作恶者人性的世界已经坍塌，而萨克斯人性的世界还在。那里绿草如茵，繁花似锦。如果他也像敌人那样以剥夺别人的自由为目的，那他就等于爬进敌人的战壕，与他们为伍了。
在《断臂上的花朵》中，萨克斯曾这样重申自己的理想与道义：
让所有南非人民都获得自由，远比囚禁、施加酷刑于那些也曾如此对待我们的人，更属有力的复仇。以牙还牙意味着，我们将变成他们的同类，变成帮派分子、骗子和暴徒。虽然为了更加高尚的目的本身没错，但最后我们就会和他们沦为一丘之貉，只比他们更加有权力。我们的灵魂会像他们的灵魂，而我们的凶残也将和他们的凶残无所区别。
虽然肉体之我被迫害者做了减法，但在遭此劫难之后，萨克斯知道如何坚定信念，为精神之我做加法。
不管我怎样身受重创，我还是比他们优越——我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比他们更高尚，我的信仰深度为他们无法企及，我才是真正的人类，我为正义而战、我为自由奋斗，我永远不会变成他们那种样子。某种程度上，慈悲为怀的信念，而非残忍的以暴制暴，赋予我一种道德上的胜利，让我能够坚强地走下去。
“我知道只要我能康复，我的国家也将会康复。”——这是我在萨克斯书里读到的最感动的一句话。我丝毫不认为这是一种狂妄自大，恰恰相反，在这里我听到的是一个人在惊魂初定后立即找回的责任心。对制度之恶不同常人的理解，对同代人苦难命运的广泛同情，对内心美好世界的坚守不移……如果不是这些观念与责任心，萨克斯也不可能绕开冤冤相报的复仇，重新踏上康复南非的道路。
后面有关南非转型的故事，早已广为人知。被囚二十七年的曼德拉在1990年被德克勒克请出监狱。同年，萨克斯回到了阔别了几十年的祖国。四年后，曼德拉当选总统，并指派萨克斯担负新南非的宪法法院大法官。大法官卸任后，萨克斯著书立说，经常去世界各地演讲，分享南非转型经验与宪政成就，帮那些深陷仇恨的国家愈合伤口。
维克多·雨果说过，最高贵的复仇是宽容。一个屡遭来自祖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人，没有因此憎恨自己的国家，反而不断要求提升自己的德行，并召唤同类，这在南非并不少见。南非能够平稳转型，正是有赖于那些长年斗争的人彻底放下了心中的仇恨，走向和解。一个渐渐达成的共识是，南非或许需要复仇，但它指向的决不是人，而是人心中不义的观念与现世不公的制度，包括仇恨本身。关于这一切，读者很容易在曼德拉和图图的宽宏大量中找到共鸣。
新制度将原来的迫害者还原为普通人，曾经的作恶者终于回归内心。新南非无法做到将原来的迫害者统统关进监狱，新南非也不能建立在大规模扩建的监狱之上，而应该奠基于一种全新的观念和制度。以复仇为目的的清算不仅会使新南非国父们的理想显得缺少诚意，而且会让这个国家因为冤冤相报而永无宁日。在此意义上，宽恕不仅具有道义内涵，而且是理想南非必须支付的社会成本。
萨克斯曾在书中谈及自己的理想追求：“但若民主能在南非落地生根，那么代表纯洁和殉道的玫瑰与百合花将从我的断臂上开出。”在个人恩怨与理想南非之间，萨克斯选择了后者。这就是他“温柔的复仇”。而且，这种“温柔的复仇”是强而有力的。“我在被监禁时所立下的誓言，现在终于实现了，但不是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击败对方，而是升华为一套哲学与情感的圭臬，勾勒出我心中的理想人格、我想要生活于其中的理想国家，以及我愿意奉行恪守的理想宪法。”
萨克斯不辱天命。由于恶法和恶政的存在，他曾经由法律的研究者变成了“法律的敌人”，而现在他作为大法官成为新南非法律忠实的捍卫者。在这个犹太裔南非白人的主导下，南非宪法确立了废除死刑，保障同性恋婚姻权利、艾滋病人权利等若干原则，成为“最受世界尊敬的一部宪法”。在萨克斯看来，法律不是冷冰冰的机器，法律必须像人一样拥有灵魂。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一味地要求人要有法的精神，却对法缺少人的精神置若罔闻。
写作此文，并不是为萨克斯歌功颂德。我更愿意将他“温柔的复仇”视作人类历史中的宝贵经验。毕竟，从远古的同态复仇到博弈论中的报复平衡，从近现代仇恨煽动下的革命、战争到今日的核威慑，我们可以找出无数例子来证明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复仇史。而萨克斯“英雄救美”的意义，在于时刻提醒那些有着远大理想的人如何做到不违初衷，不借口恶人的过错而让自己成为自己所反对的人。
转型期南非的政治精英能放下仇恨，固然有时代整体氛围的影响，但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个体选择的堆积。除了从流亡者到大法官的萨克斯，还有甘愿放下手中权力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主导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大主教图图，从监狱里走出来的黑人政治领袖曼德拉……这些新南非的国父们无一不在向世人昭示他们的意义并发问：当世界坍塌之时，个人如何守卫自己心中的世界？在死握权柄与扬言报复之间，交战中的精英该以怎么宽广的心怀去带领受伤的人民？
最后，还是让我们回到芙丽涅的那场审判吧。人类为自己创立思想和制度，同时不得不接受它们的奴役。芙丽涅自法庭平安归来，让世人看到“渎神罪”的弹性，也看到了由此而生的种种悲喜剧——与其说它们是来自于上帝的威仪与审判，不如说是来自于人类的自我裁决。当然，这既包括群体对于个体的群裁，也包括个体对群体的审视和自我意义的抉择。
我不得不承认，与希佩里德斯那场古老的英雄救美相比，萨克斯在二十世纪的“温柔的复仇”更让我为之动容。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救救他的故事，它还有着关于人生美学的深广内涵。萨克斯用他一生“温柔的复仇”，昭告身怀理想的人如何听从天命的召唤以抵抗不幸的命运。萨克斯是不幸的，他因为追求世界之美而不得不面对身体的残缺。萨克斯又是何等幸运！他没有因为憎恨而失去内心之美。而真正的英雄救美，就是同时对世界之美和内心之美担起责任。
总之，无论是曼德拉、图图，还是萨克斯，他们能够在抗恶的过程中不与恶同沉，都是基于以下思想与信念：作恶者嚣张于一时，但并不掌控这个世界，包括你高贵的灵魂。作恶者表面不可一世，实际卑微十足，他们唯一能负责的只有自己的罪恶。而你真的可以和他们不一样，因为你另有乾坤，当作恶者负责恶时，你必须负责美。美到作恶者暗淡无光，美到作恶者为自己流泪，美到作恶者为你鼓掌。
被误读的《死亡笔记》
2005年5月25日，全国“扫黄打非”办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开展一次为期一周的查缴《死亡笔记》等恐怖类非法出版物专项行动，净化儿童出版物市场环境。随后，江苏、上海、河南、广西、新疆、福建、湖北、四川、重庆、广东等地文化执法人员均查获大量《死亡笔记》，全国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中小学周边的相关店铺进行了拉网式清查。一部广受欢迎的作品在中国受到封杀。不过，在我印象中这部作品不但不糟糕，而且一定会成为经典。
《死亡笔记》：有关正义的传说
《死亡笔记》是2003年12月开始在日本《少年JUMP周刊》连载的心理悬疑漫画作品，至今累计发行超过千万册。这部由小畑健创作的漫画在被翻拍成同名电影后，更为许多中国“DN迷”所推崇。
夜神月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为人正直，希望所有罪犯都得到应有惩罚。然而，他目力所及的世界，并不如其所愿。当罪大恶极者可以通过法律内外的各种途径逍遥法外，他终于意识到法律的正义是有限的正义，并在绝望中扔掉了《六法全书》（日本收载现行主要法律的书籍）。就在这个时候，一本黑色封面的笔记本不约而至，闯进夜神月的生活。笔记本上赫然写着“DEATH NOTE”。“使用说明”告诉他只要名字被写在上面的人都会死。尽管不相信，夜神月还是在笔记上记下了在电视里看到的诱拐杀人犯的名字。没想到，第二天那个男人果然暴死在监狱里。一切似乎都应验了，如笔记本上所说，一个人名字被写上以后，会在四十秒内因心脏麻痹而死。神奇的力量从天而降，夜神月断定自己将可以借助这本死亡笔记簿伸张人间的正义，实现平生理想——“我要用死亡笔记彻底改变这个世界！我要成为新世界之神！”
于是，凭着父亲是警察的便利，夜神月开始有计划地“笔杀”从警局档案室里查到的坏分子，以及那些在电视新闻或者他在生活中遇到的为非作歹者。夜神月惊奇地发现，这个笔记簿不仅可以让人死亡，而且可以让他们按照自己预设的方式和步骤死亡。
中国人抱怨：“修桥补路瞎双眼，杀人放火子孙全。”作为罪恶的终结者，夜神月认为只要有了死亡笔记这个正义之簿，乾坤就会在他的笔底倒转，因为“谁都不做坏事的话，世界就会向好地方发展”。
出乎意料的是，在代替死神行刑若干次之后，权力给予这位中学生的迷醉显然远远高于他对正义追求的渴望。所谓“身怀利器，杀人自起”、“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为了与警察斗智斗勇，他不惜杀死了追查凶手的警员，甚至连自己的女友都不放过。故事由此展开，直到夜神月最后被逮捕归案。
以笔杀人，代行人间正义。《死亡笔记》更像是一篇有关正义的传说。夜神月的扮演者藤原龙曾经主演过以残酷著称的电影《大逃杀》，当被问到如果有这样一本死亡笔记会否像主人公那样使用时，藤原龙的回答是干脆利落的“不”字。在他看来，夜神月所追求的是一种病态而过激的正义。
反乌托邦的《死亡笔记》
古往今来，人类在心灵上向往一个美好的世界。为实现它，人们将其诉诸理性，于是便有了此消彼长的乌托邦实践。从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到善男信女眼里的彼岸天堂，从莫尔的乌有之乡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种种梦想与悲伤，牵动整个人类历史。
美丽或者勇敢的新世界，究竟谁来缔造？理性时代的刺耳声音是，既然上帝只收礼不办事，不值得信赖与依靠，那么就不如让人类自己做上帝。如哲学家尼采所言，大家一起去做超人。不过，接下来的问题是，当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拥有了近乎上帝的权力，可以清除人世间的所有“垃圾”时，他们该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以及，如何避免文明的马车在暴戾的驱赶下翻转或如伏尔泰所警示的“人人手持心中圣旗，满面红光走向罪恶”？
二十世纪既是人类“真刀实枪”实践乌托邦最疯狂的世纪，也是反思乌托邦最深刻的世纪。关于后者，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一九八四》，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京的《我们》，所有这些反乌托邦作品，无不都是在理性与心灵层面让虚骄的人类重新回到了大地，着眼于一点一滴的改造。沿着这根逻辑链条，如果我们能够以“权力批判”或“正义论”的角度来理解《死亡笔记》，就不难发现，《死亡笔记》不但不是荒诞不经的恐怖题材，反而是一部严肃的反乌托邦作品，足以令人深思。
权力用到极致，就是让一个人在肉体和精神上同时消灭。如上所述，既然《死亡笔记》是部批判权力的电影，那么死亡便只是一种隐喻。事实上，世界电影史上的著名影片，许多便是与死亡有关。在《第七封印》这样的杰作里，死神更是从片头摇晃到片尾，甚至还亲自跑去锯树，好让死期将至又自觉高人一等的演员从树上掉下来摔死。真正看懂《死亡笔记》的人，谁又会认为它会损害社会，涂污心灵？
电影以声光传递思考，激发思考。对于观众或者读者而言，真正的折磨来自于那些炒得比中国人劝酒还热闹却又言之无物的影片。无论是《无极》演绎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还是《满城尽带黄金甲》中“两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中国的著名导演已经被软绵绵的馒头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死亡笔记》的“死亡通知”
然而，就是这样一部思考罪与罚的严肃作品，却因为过度“流行”而在中国收到了一份“死亡通知”。在媒体跟进的相关报道中，《死亡笔记》被简化为：主人公从死神手中得到了一本《死亡笔记》，只要在上面写出某人的名字，以何种方式在什么时间死去，就会让这个人在指定的时间内以指定的方式死亡。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没有宣泄压力的途径，因此书写《死亡笔记》成为他们追捧的一种心理减压、宣泄方式。
更有甚者认为《死亡笔记》挑动学生“复仇”。《死亡笔记》因此变成了“巫毒娃娃”，变成了一个破坏和谐社会的诅咒的道具。文化执法部门则异口同声：“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中包含了神秘主义、死亡、报复等诸多内容，这些黑色感情将对孩子幼小心灵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严重影响孩子的人格发育。未成年人看后会在心理上受到很大影响，从而走向颓废、死亡甚至报复，会产生不着边际的幻觉。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的号召，有地方还特别组织播放“爱国主义影片”，以狙击毒害青少年的非法出版物《死亡笔记》。
对于这场“搜巫运动”和一刀切式的管理，同样有许多人提出质疑——既然有关部门认为《死亡笔记》的封杀针对的只是未成年人，那么就应该建立起一种分级体制，保留成年人享用这些文化产品的权利。
问题似乎并不止于此。人们注意到，即使是在实施了电影分级制度的日本，《死亡笔记》的电影仍是G级，即大众级。该级别的电影内容可以被父母接受，影片没有裸体、性爱场面，吸毒和暴力场面非常少，对话也是日常生活中可以经常接触到的。
同样是未成年人，为什么该片到了中国后竟然成了毒药，以至要通过“扫黄打非”的手段来制止？相关执法仿佛是从准备自杀的孩子手里抢夺药瓶子，究竟是中国孩子自寻短见、过于脆弱，还是列位大人过于敏感？
类似例子并不少见，心理学上更有“户外恐怖症”或“开放恐怖症”等词条可以援引。前几年，有则关于“母爱”的新闻足以令人悲叹：哈尔滨一位叫姜滨蓝的母亲，因为害怕自己和女儿受到外面世界的污染与伤害，于是钉死房门足不出户，与女儿一起过了十五年与世隔绝的日子。在这个父母掌握了一切话语权的世界里，具体而言，就是父母用自己的经验没收孩子的经验，用自己的知觉代替孩子本可自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的知觉。孩子因此不但失去了自己的大脑，而且只能作为大人肢体的延伸而存在。关于此举之悲剧原理，我在此前有关“贞洁城堡”的介绍中已经谈到。
当媒体大张旗鼓地宣称《死亡笔记》“入侵校园”，我们是否同样受到“文化恐怖症”的干扰？道听途说的恐怖、断章取义的理解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纸风行的禁令，对于一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形成来说，是否比《死亡笔记》更可怕？在贞洁程序启动之时，一方面，孩子被放进“贞洁堡垒”隔离；另一方面，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保护孩子”时，实际上连无数大人的文化自由也给剥夺了。
在政府包办文化与价值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未成年人。当政府以国民监护人和心灵导师出现，这个国家其实是永远长不大的国家。因此，重新定位政府在文化生活中扮演怎样一种角色才显得尤其重要。比如，在家长与学校面前，政府如何做到不在教育事业中越俎代庖？我们在为孩子制造一个贞洁世界时，是否真的体认了孩子的感受？
转型期的“黄非红”
在样板戏流行的年代，全国文化一片“红”。此时的文化完全是政治文化。看情色或者风月电影只是少数人的特权，所以当年有些电影拷贝会被装在一个印有“仅供处级以上干部观摩”字样的袋子里。只是随着改革开放与社会的进步，解放身体或享受肉身的“黄”渐渐出现。在中国不少音像店里以性爱光盘为代表的“黄色娘子军”与革命岁月里的“红色娘子军”堆在一起兜售。加上一些所谓的“非法出版物”，整个柜台就是“黄非红”三部曲。
在一个意见表达充分的开放社会，“黄非红”都有自己的市场。如果我们将“红”比作政治正确，与之唱反调的“非”也并非没有市场。比如说在法国，像勒庞那样离经叛道、远离主流价值的言论，可以拿到Rivarol那样的极右翼小报上去发表。同样，成人文化消费品也因为分级清晰不至于毒害未成年人。在法国，成人杂志通常都是放在杂志架的顶层，夫妻二人在自己家里看黄碟、“开三级会议”同样不会遭遇风化警察的破门而入。不像在今日中国，电视里虽然不曾“黄黄不可终日”，但那望不断的性病广告，却如碧水一般悠悠，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整个国家都已性病缠身。
笔者曾经在法国大学城里居住，记得在宿舍楼的一楼大厅里，大概在中国人看《新闻联播》前后的黄金时段，各国学生会聚在一起看情景喜剧或木偶新闻剧。十点以后，会有一些成人节目。很有意思的是，如果那时你去大厅里巡视，里面坐着的多半只有中国学生。当然，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中国学生较法国学生更唐璜或更卡萨诺瓦一些。但是，中国学生表现得“更饥渴”似乎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一个国家文化心理的成长来说，真正有希望的事是让公民在一个相对开放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与外面“肮脏的世界”隔离。谈到为什么《死亡笔记》在日本没有被封杀，一位旅居日本的朋友这样对我说：“在一个开放社会，政府真正的职责是获取选民的信任，保障宽松自由的文化环境，而不是代替社会进行文化生产，或者为了推销自己的文化而对其他文化进行管制。必要时它可以与社会一起对文化进行分类，但不会将它们从架子上撤下来。”
天堂五分钟
一个人是否自由，难免与各种心理状态有关。而在种种心理状态中，仇恨是一定会使人不自由的。就像钟表上紧了发条，不走你也得走。而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就是这样时刻不忘为人们上紧宣泄仇恨的发条。
我已经很少看电视，偶尔打开电视机，看到里面在演电视剧，便会不自觉地开始读秒，为了验证我的一个判断——“五分钟内，必有‘我要报仇！’之类似台词”。而且，屡试不爽。
这是剧本里的故事，现实生活呢？只要上网转转就知道，直到今天，有多少起灭门惨案，有多少起幼儿园屠婴，有多少人在喊“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如果你想回到历史，不用翻太多的书，就知道革命或造反通过“制造敌人的艺术”在这片土地上酝酿了多少仇杀。想看小说？好吧，梁山上的一群暴民在等着你。他们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大刀杀人。《水浒传》说了，当年许多人去投奔它，不只是因为热爱自由，还因为那里住着一批好汉，“个个杀人不眨眼”。
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多少仇恨教育与仇恨文化？“杀到东京去，活捉苍井空”只是一种简单的戏谑吗？在此且不说大革命年代尚有专门的“复仇清算委员会”，就是天下承平，课本里也满是阶级斗争的内容、制造敌人的艺术。窗外虽然阳光明媚，仇恨的种子依旧分藏于社会的各个角落。而且，随时可能卷土重来，防不胜防。即使你天天盯着电视看，足不出户知天下事，也于事无补，因为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都不会告诉你明天谁会丧心病狂抢一辆车，并且理直气壮地冲向街道上的人群。更悲哀的是，面对这样的悲剧，有好事者甚至还会大声叫好。当南非的图图大主教告诫世人“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时，我更要说，若没有宽恕，连现在也不会有了。
对复仇者而言，当过去成为他在世上的唯一的神，所谓复仇也更像是一种谵妄，仿佛只要报仇雪恨了，世界就收复公正了，曾经发生的不幸便没有发生。然而，即使是最愚钝的复仇者也知道这样的想法不过是在自欺欺人。既然复仇并不会让大家的生活美好起来，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记住仇恨，伺机报复，一毁俱毁？
复仇者究竟是在寻仇，还是在寻欢作乐，这才是本文要思考的问题。在我看来，杀人者不惜一死，旁观者大声叫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即复仇给他们带来难以言状的快感，满足久违的征服欲望与宣泄。这就是中国人平常说的“快意恩仇”。如岳飞在《满江红》中所写的那样，“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这种饥渴的背后，同样是受着快意的驱使，而非只是为了还我河山。
恨并快乐着。如果说弗洛伊德笔下人的“力比多”本能假设属实，即人有逃避痛苦、寻找快乐的需要，有释放力比多的冲动，那么复仇的原始动力，与其说是为了公正，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另一种形式的“寻欢作乐”的欲念罢了。
关于这种与寻仇相伴的寻欢作乐的激情，或者“快意恩仇”，我在《天堂五分钟》里找到很好的诠释。这是一部关于宽恕与救赎的英国电影。所谓“天堂五分钟”，指的是在杀死仇敌时所获得的像是上了天堂一般的五分钟甜蜜与快感。
《天堂五分钟》讲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有关复仇的故事，灵感来自北爱尔兰的真人真事。1975年的北爱尔兰小镇，当时年仅十七岁的艾利斯特·利特尔加入了恐怖组织——因为“父亲和兄弟被杀死在大街上，我们感觉都需要做些什么”——并在勒根谋杀了另外一位十九岁的天主教徒吉姆·格里芬。随后艾利斯特被捕入狱。在狱中，他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天大的错误，并开始悔过自新。若干年后，艾利斯特走出监狱，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他开始参加一些社会团体，帮助那些被暴力伤害的家庭走出暴力的阴影，重建属于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身份有时候让他觉得滑稽，恶是他做的，而且未被饶恕，现在他却变成了一个传教士，“将在自我欺骗中度过一生”。艾利斯特需要一个契机，以完成自己的救赎。
格里芬一家的故事却没有那么简单。谋杀使吉姆的母亲陷入巨大的悲痛，并彻底毁坏了这个家。母亲抓住一个细节不放——吉姆死的时候，只有十一岁的弟弟乔就躲在角落里眼睁睁地目睹这一切发生，却无所作为。母亲近乎病态地将吉姆的死归咎于小儿子，责怪乔没有想办法救哥哥，通知他快跑。就这样，谋杀不仅使乔失去了哥哥，也失去了母爱，失去了他想要的人生。往日的平静生活不复存在，仇恨一日日发酵。余下的事情可想而知，乔把杀死艾利斯特当作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三十三年后的一天，机会终于来了。一家电视台的“真相与和解”栏目组邀请乔录制节目，与他面对面的正是当年杀死他哥哥，并且使他失去母爱的枪手艾利斯特。不同的是，艾利斯特是专程为和解而来，对着摄像机，他为自己年轻时的愚蠢与轻狂悔恨不已，杀人是为了“自豪地走进酒吧，所有人起身拍手称好”，而且那时候他愿意去射杀恐怖团体以外的任何人。今日回望，艾利斯特认为社会最应该做的，是阻止人们沉迷于他们所参加组织的宗旨。“一旦你相信那个宗旨，就太晚了。没人能阻止你，叫你改变主意。”
和艾利斯特不同的是，乔来参加这个节目的目的却是伺机复仇，享受将刀子扎进艾利斯特胸膛的“天堂五分钟”。虽然此时的乔早已经成家立业，是两个女儿的父亲。但是他满腔的仇恨同样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而最简单不过的事情，就是直接将艾利斯特杀了。
两条线索同时展开，艾利斯特请求宽恕，带着负罪的心情，他害怕给乔多带来任何一点新的伤害，时时嘱咐节目组成员注意保护乔。而乔要复仇，一路上基本都在自言自语，为了排遣无法宣泄的仇恨，也为了得到司机对其复仇愿望的认同。
不过事态进展并不如他想象的顺利，录制也没有完成。当乔走下楼梯，准备完成他奋命的一击时，被节目组的人拦住了，不是为了阻止他谋杀，而是希望他回到楼上去，再走下来一次，因为刚才摄像师在后退时不小心打了个趔趄。这个小挫折让乔觉得非常无趣，精心酝酿的复仇计划被滑稽的场面一点点瓦解。可生活却不是拍电视片，谁也不能将过去的不幸抹掉，重新彩排一次。而且，这个细节也让乔意识到自己的谋杀将被拍摄下来，更加重了他的不安。也许从这一刻开始，他准备暂时放弃这次谋杀了。当他回到房间准备拍第二遍的时候，负责剧务的女孩和他说起艾利斯特过得并不好，一个人冷冷清清，住在贝尔法斯特的小公寓里，终日被过去的罪行困扰。小女孩还特别强调艾利斯特是一个“好人”。
“好人？！”这个判断让乔难以置信，使他更加恼怒，显然他没有一点准备。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承认，最初他想象的一个主张复仇的道德共同体并不存在。所以，当他从剧务那知道艾利斯特的住址后，匆匆地逃离了拍摄现场。此时，也许他在想“君子报仇，十天未晚”。
没等乔去贝尔法斯特找艾利斯特，接下来，导演将艾利斯特带回三十三年前的凶案现场，这是乔在勒根的老宅子。看得出，这些房子如今已经废弃。艾利斯特叫人捎话给乔，告诉他如果需要可以到这儿来等他。当然，也包括复仇。
乔又一次带上短刀，当妻子哭求他不要再去冒险时，乔把妻子打翻在地：“我要我的天堂五分钟！”在当年自己哥哥死掉的房子里，乔要刺杀艾利斯特，血债血偿。可惜他并没有打过艾利斯特，直到两人抱在一起跌出了二楼窗户。这个细节很值得回味，虽然艾利斯特希望得到乔的谅解，但他并没有跪下来乞求乔的宽恕，也没有任由他殴打，他不忘保护自己。虽有负罪之心，但在请求宽恕方面，艾利斯特也在尽力维护自己的尊严。
二楼不高，摔下来的两人醒过来。艾利斯特倚在墙角，向乔回忆当年射杀吉姆的前后过程，然后告诉他：“忘掉我吧，乔，当你清晨醒来，首先想到的不要是我，而应该是你的女儿。别和她们说我的事，告诉她们你已经杀了我。我会走掉的，永远。我不重要，我什么都不是。回家告诉她们，你的生命为她们而存在。”
乔满脸伤痕，一言不发，颤抖地点上一支烟，默默地离开了。也许，这场打斗让乔得到了足够的发泄。若干天后，乔治好了摔伤，坐在家里陪妻女看电影，当女儿突然转头对他微笑时，他在本片中第一次露出笑容。是的，很不自然，但是属于乔的新生活从那一刻开始了。随后乔参加各种有关心理治疗的集体谈话，告诉大家他的愿望是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有个引以为傲的爸爸。
一个平常的日子，艾利斯特从超市出来，接到一个电话，是乔打来的。电话那头说：“咱们了结了。”乔的电话让艾利斯特如释重负。街上人来人往，他在马路中间蹲了下来，同时抬起头，仰望天空。他杀了一人，也救了两人。一个是乔，一个是他自己。影片在最后走向了宽恕与和解，艾利斯特通过救人完成了自救。
《天堂五分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我曾在课堂上迫不及待地与学生分享，并就如何修改影片的结尾展开讨论。我提出问题，打来电话的如果是哥哥吉姆，而不是弟弟乔，给这部电影加一点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效果会不会更好？理由是，三十三年来，主宰乔的生活的，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那个已经死去的哥哥的幽魂。或者说，在乔的体内，只是他哥哥的死去的生命。而这生命，没有温度，只有寻找“天堂五分钟”的激情。
有个学生受了启发，为影片画上了这样一个句号：在艾利斯特蹲下身子，开始仰望天空的时候，镜头切换到生活的另一角，刚打完电话的乔也站在那里仰望，他对着天空说：“吉姆，我和你也了结了。”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结尾。那天的课上得很精彩，我和学生们就这部影片讨论了近两个小时，激发他们的思维，下课时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仇恨让我们不自由，让我们看不到生活的美好颜色。而如果你愿意站在生命的高处，终将收复本该属于你的自由。也是因为拥有这块高地的缘故，在我的课堂上没有一丝关于仇恨的教育。在这里，有的只是思维的乐趣，那才是我要的“天堂五分钟”。
光荣背叛
——从《一九八四》到《窃听风暴》
《窃听风暴》是2006年德国最成功的电影，它在“德国奥斯卡”之称的罗拉奖评选中获得十一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七个重要奖项。这也是继《地下》、《再见，列宁》、《帝国的毁灭》、《百万杀人游戏》之后再次惊动世界的欧洲电影。
梁启超曾经感慨：“二十四史，二十四家谱也。”与欧洲导演们对人生与历史的思考不同的是，近年来中国的影视导演依然热衷于为帝王修家谱，以至于有人开玩笑说当年满清入关的好处就是为几百年后的清宫剧作贡献。至于电影，更是可歌可泣——若是少了皇上，我们的编剧就会像《十面埋伏》那样“找不着组织”，任凭演员们在风雪里打斗到地久天长，观众仍是不知所云。
应当说，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以及对历史的思考。今日中国电影之所以乏善可陈，是因为这些影片既没有历史感，也没有任何思维的乐趣可言。影像的躯壳、声色的装修不足以支撑起电影这门思想的艺术。人们习惯于将自己的碌碌无为归咎于环境，然而，多纳斯马克用自己的电影告诉世人——无论境遇如何，若是能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每个人也并非别无选择。好在情形还不至于太让人绝望，诸如《颐和园》、《鬼子来了》以及我在整理这部书稿时看到的《让子弹飞》，让我看到当代中国电影的一丝丝光亮。
德国好人
《窃听风暴》的故事发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魏斯勒，代号XX/7，是位史塔西（STASI）军官，审讯和窃听是他的全部生活。在一次聚会上，他嗅到德雷曼身上的异味，于是自告奋勇地在德雷曼家里装满监控设备，开始记录这位“危险作家”的一言一行。正是这次不经意的介入，彻底改变了魏斯勒的命运。
德雷曼是位著名的东德作家，妻子西兰德是位舞台剧演员。德雷曼态度温和、奉公守法，和许多人一样，对于不合理的社会有着出奇的忍耐力与适应能力。他从不大声反抗，对于政府加之他人的迫害，宁愿选择沉默，有时甚至还会为自己的明哲保身沾沾自喜。
德雷曼夫妇表面平静的生活被文艺部长乌诺的出现打破了。所谓“吾爱真理，更爱追求真理的女青年”，显然这位自称“热爱文艺”的部长先生更爱以权谋色。笔者曾撰文指出“强奸民意是世间最高境界的色情”，对于德雷曼一家来说，部长先生的色情无疑更进一步，这是一种从灵魂到肉体式的介入。一方面，乌诺以禁令相威胁来扼杀德雷曼可能的不服从；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地逼迫德雷曼的妻子奉献自己，供其淫乐——“配合得好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是部长先生的口头禅。
西兰德对淫威的屈服触动了魏斯勒心尖上最柔软的部分，以至于他一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甘愿以无名观众的身份去间接劝诫西兰德不必迎合任何人。从这一刻起，魏斯勒开始了灵魂的还乡之旅。他从德雷曼的书房里捎走了一本布莱希特的诗集，就像是一只飞鸟衔走一根树枝，为自己构筑精神的巢穴。
另一件事更可谓时代之不幸。德雷曼的好友、著名导演艾斯卡在被政府“禁声”七年后终于不堪重负自杀了。德雷曼是在电话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握着话筒，陷入了长久的沉默。随后，他坐到钢琴前弹奏艾斯卡送给他的《好人鸣奏曲》，那是不久前过生日时艾斯卡送给他的礼物。悠扬的琴声，让正在公寓顶楼进行监听的魏斯勒悄然落泪。
故事围绕着德雷曼与魏斯勒的心理转变展开。获知妻子对部长淫威的服从以及好友的自杀后，德雷曼终于选择了反抗。很快，他冒险犯难写了一篇揭露东德公民自杀现状的文章在西德杂志上发表。而就在此时，躲在暗处真实地见证了德雷曼夫妇不幸与屈辱的魏斯勒摇身一变成为了他们的保护者。这个原本兢兢业业的史塔西分子，不再忠于自己的上级与其服务的体制，开始想方设法对他所窃听到的、不利于作家的内容进行删改。
有关自杀的文章使得东德安全部门大为光火，他们将怀疑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德雷曼。很快，西兰德在审讯室里供出了藏在家中的关键证物——进口打字机。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魏斯勒赶在其他史塔西人员到来前取走了打字机，挽救了德雷曼。
魏斯勒为自己的“窃听失败”付出了代价，原本仕途光明的他被降职，成为了史塔西内部处理邮件安全的底层人员。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后，魏斯勒成为一个普通的发信工。
阳光满地。一个平常的日子，魏斯勒在一家书店橱窗里发现德雷曼出版的新书《好人奏鸣曲》。翻开书，扉页上写着“献给窃听人员XX/7”。原来，对自己获救百思不得其解的德雷曼通过已经公开的窃听纪录了解到当年在暗中保护他的“XX/7”正是魏斯勒。
影片有着一个意味深长的结尾。魏斯勒买下了这本书。当店员问他是否需要包装送人时，魏斯勒说：“不，这是送给我自己的。”《好人奏鸣曲》让两位不曾谋面的德国好人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德雷曼因之表达了自己对魏斯勒的感激之情，而魏斯勒也把这本书送给了自己，作为对自己捍卫良知和生活的奖赏。
别人的生活
《窃听风暴》里没有宏大场面，这个中文译名远不如其原意“别人的生活”那样更能为我们展示该片的内涵。“别人的生活”在这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对他人生活的闯入；其二是没有自己的生活。
如上所述，文艺部长利用职权，恐吓作家，并且胁迫作家的妻子与其保持每周一次的约会，是对作家夫妇生活的闯入。这种闯入同样表现在魏斯勒对作家家庭生活所进行的二十四小时监听与监视。在没有宪政保障的国家，平民的茅屋被当权者视为监舍，他们可以像狱卒一样随时进入，美其名曰执行公务。
不同的是，文艺部长是为了私欲侵占他人的生活，而魏斯勒则更像是出于“公心”抛弃了自己的私人生活。作为一个为党国尽忠的“老光棍”，魏斯勒废寝忘食，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监视与审讯之上，简而言之，用于干扰别人的生活方面，而他自己的私人生活，几乎是一片空白。事实上，正是无数像魏斯勒这样的人贡献自己的生活，才使乌诺那样的大人物可以为所欲为。
今天，我们知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公权力应当在私宅的门槛前止步。然而，在“暴力战胜了思想，人群战胜了人类”的时代，在政治压倒一切的1984年，像魏斯勒这样的敬业者却以监视和审讯“危险人物”为荣。他们相信，任何人都可能背叛自己的国家，因此任何对政府的不信任都可以成为一个人被捕的理由。当人们被迫在政治的泥沼中求生，生活本是件奢侈的事情。
一九八四
《窃听风暴》的故事从1984年开始叙述，想必不是一种简单的巧合。六十年前，天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经在其著名的反极权小说《一九八四》里为世人虚拟或者预言了一个“老大哥在看着你”的恐怖世界。
奥威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靠“双语思想”与“新词”进行极权统治的国度。和魏斯勒所服务的斯塔西一样，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同样为“真理部”卖命。在这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每个人都被监视，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处于没收的状态。显而易见，这种“双语思想”在当年的东德同样有所表现：一方面政府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扬民主德国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另一方面又视国民为潜在的“国家公敌”，必须接受监控。为此，东德设立了“史塔西”这个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机构，为东德一千八百万人口中的六百多万人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三个东德人里面便有一个被监控。
在“线民政治”大行其道的八十年代，告密成了东德居民的日常生活。此时，不仅有来自政府的“老大哥在看着你”，还有来自社会的“老大妈在看着你”。不幸的是，社会的分崩离析还体现在“老婆（公）在看着你”。关于这一点，《窃听风暴》的男主角饰演者穆赫可谓感同身受。他的妻子简妮·格罗曼曾经为德国国家安全部门工作，负责监视他和其他演员，仅解密文件便有254页相关记录。
当历史翻过封闭而阴暗的一页，生活于今天的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年柏林墙东边难以为继。当年的东德政府，将其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控制上，而纳税人所谓的“改善生活”，不过是换回了几副质地优良的手铐。
光荣背叛
国家是人之造物，不能凌驾于人的价值之上。然而，极权国家所宣扬的是每个人要为极权而生，为极权而死，做权力的附庸。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揭示了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于“体制内外”的人都有和解的可能。道理是，体制并非最真实的共同体，也非铁板一块，而人类作为共同体的价值与恒常远在任何体制之上。
影片中自杀而死的朋友、应召而来的妓女、布莱希特的诗歌以及《好人奏鸣曲》等等，对于魏斯勒的“光荣背叛”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精神道具。
自杀前，艾斯卡曾经近乎绝望地对德雷曼说：“我再也无法忍受这个毫无人权不让人说话的国家了，这个体制让人发疯，不过可以写出真实的生活……”当魏斯勒沉醉于德雷曼的琴声之时，我们看到，虽然窃听为千夫所指，但是窃听者也因此吊诡地获得了当代人默默反抗极权世界的第一手资料，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成为时代苦难与精神的见证人。
极端的政治让人忘记自己，而性欲却本能地告诉每个人肉体是真实存在的，有关幸福的体验同样不是其他的人或物所能替代。在《一九八四》里面，温斯顿同样在妓女身上寻找自己的人性，而在大洋国里，性欲是思想罪，满意的性交本身便是造反。所以，性欲被污名化，“性欲被视为一种令人恶心的小手术，就像灌肠一样”。
《窃听风暴》中的性爱既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也是深刻的隐喻。在性方面，魏斯勒可谓空空如也。监听与审讯给他带来的乐趣显然超过了性欲。只有当他目睹了发生在德雷曼夫妇及其周遭的不幸，魏斯勒身上的人性光辉的一面才开始复苏。良心的苏醒同样伴随着性的苏醒。那一夜，魏斯勒找来了妓女，在这里性道德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魏斯勒有了自己的私生活，可以自主地支配身体，开始了从肉体到精神上的揭竿而起。
《辛德勒名单》里有一句话：救了一个人，等于救了全世界！人们赞美忠诚，然而，人类社会的进步，却时常伴随着不断的“光荣背叛”，伴随着不断地有人从旧有体制中出走，从而完成个人与社会的自救。为了保护德雷曼，魏斯勒不断地篡改甚至藏匿不利于德雷曼的记录，并支走了他的窃听搭档。魏斯勒背叛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三十三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时代虚构的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的“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肉，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地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却向下流。魏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魏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为自由而担责
2012年底，我在北京参加一个思想沙龙。与会者多是这些年来在公共领域较为活跃的歌手、导演、商人、网络精英、学者及出版人。那天的活动持续了很长时间，印象最深的是其中有个“中国梦”环节，主持人让最后上台的几位嘉宾谈自己关于中国未来十年的梦想。这样富有时代特征的氛围与场景，对我来说实在太过熟悉。和往常一样，大家集中表达的多是希望自己能够生活在一个既安全又有尊严的国家，那里有成熟的市场经济、公民社会、多元文化、民主政治，以及持久保障的人权、法治、自由，等等。
还记得1984年，张明敏唱《我的中国心》时的情景。从中国心到中国梦，跨越三十年。不同的是，中国心是以中国塑造中国人，而中国梦是以梦想塑造中国。前者连接过去，后者面向未来。
美国梦，中国梦
这个环节也让我不禁想起了不久前看到的一份有关美国梦的民调结果。据《今日美国》报道，24%的人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美国梦，40%的人相信自己能够实现美国梦，15%的人表示毫无希望，21%的人表示对此并不关心。
什么是美国梦？这个词最初是1931年由美国历史学家詹姆士·亚当斯在他的著作《美国史诗》中提出来的。“每个美国人都应该有机会实现他的美国梦。”“美国梦不是物质丰裕的梦想”，他继续写道，更是一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够以其天赋与能力来获得他的成就，而且他们的成就也能被其他人认可，不论他们出生的环境和地位的偶然境地如何”。
我不知道类似的问卷在中国会得到一个怎样的比例分布，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它是有关国家的梦想，更是个人的梦想。而国家的价值，正在于提供一种相对公正的秩序，使身处其中的个人不必为上访和躲避城管浪费时间甚至丢掉性命，而是专心于实现自己的梦想。
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在谈中国梦，这是中国希望之所在。即使措辞尖刻的言论，也是国家赖以上进的动力。所谓“爱一个国家，先要学会恨它”。这里的“恨”，是“恨铁不成钢”，是理性之爱，是清除坏事物的斗志，更是痛定思痛后的透彻。
你是否实现了中国梦？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个人还好，至于这个国家，让我再想想……这是许多人的态度。至于这片土地未来怎样，是即将到来的崩溃还是持久的繁荣，没有谁准确地预言过。正如过去十几年来我们所见证的，这个国家有太多的变量，也有太多的恒量。有些方面千年不变，有些方面一日千里。
也有人说：“我的中国梦就是在中国多赚点钱，能够早日移民美国实现美国梦。”这不是简单的自我解嘲，而是许多人的真实想法或者生活抉择。伴随着社会的开放，越来越多的人用脚投票，走出国门。不过在国外我也遇到许多华人，他们苦于去留两难：对异国若即若离，对故乡藕断丝连。就像韩素音在《瑰宝》里说的一样：“我的一生将永远在两个相反的方向之间奔跑：离开爱，奔向爱；离开中国，奔向中国。”
这个社会会好吗？无论是准备离开或回到中国的人，还是久居此地的人，都会经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水、空气以及食品的质量问题，什么时候会有所改善？不受约束的权力，什么时候能够被关进笼子里？中国会像过去一样从终点又回到起点，在麦比乌斯圈[7]上徒劳无功地打转吗？
马斯洛困境
相较于战乱的年代、极端的年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好时代。从整体上来说，社会也是愈来愈丰富、开放和自由。更重要的是，中国正在迎来一个最关键性的变化，即民众在观念上的脱胎换骨。而这些现代观念也是一个开放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
几个月前，我在德国柏林主持一个“为何我们不能互相理解”的圆桌会议，在与会中西方嘉宾为“中国为何不接受西方人权观念”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们：“各位女士、先生，请回到现实中来，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不接受西方人的人权观念，而在于中国不接受中国人的人权观念。”当然，我这里说的中国是个复数。同样是体制内的人，他们关于人权的想法也并不一样。
不是吗？尤其是经过百年来的冲撞、反思和演进之后，中国人的人权观念整体上并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发达国家。诸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私有财产等等，无论来自西方世界，还是来自东方传统，抑或只是来自人心的自觉，当代中国人都已见贤思齐、克绍箕裘、策驽砺钝，使之成为时代精神了。若非如此，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敢于公开批评政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维权的案例和钉子户？只是因为他们是刁民吗？
对于我的这个观点，曾在中国留学的法国汉学家潘鸣啸先生在微博上做出了很有意思的回复：“我七十年代末开始对人权观念感兴趣，是因为发现当时的中国青年，在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西方思想影响的情况下，就有很强烈的对自由和人权的愿望。民主墙运动是个例子，还有1980年的基层选举。对我来说，人权观念是从中国来的。”
另一方面，随着公民社会与自由网络的成长、阶层的板结、贫富分化的加剧，也包括前文提到的观念变化，现在社会冲突越来越多。从方向上看，这种冲突既发生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也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所以我们看到有的拆迁户被逼自焚，有的记者被跨省追捕，有的小贩被追打，有的城管被围殴，有的警车被掀翻，有的县长被扒衣……互联网上，人人举起了话筒，同时又掖进了耳塞。过去听太多了，现在只想说。
当公正与信仰被丢弃，当生命被轻视，暴力被纵容，对话被扭曲，整个社会更是戾气蔓延。相较于执政者所追求的政治稳定，社会成员最关心的是个体的安全感。当然，还有尊严。同在德国的那次会议上，我谈到个体尊严同样会体现在他人的不幸命运之中：你吃一千元的冰淇淋，喝十万元的拉菲，却对旁边沙发上正在强奸妇女的歹徒不敢说半个不字，又有什么尊严呢？
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广为人知。这位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将人类需求由低到高分为五个层次，分别包括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需求、尊严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通常，当人的一个低级需求得到满足后，他会追求下一个高级需求。
马斯洛没有回答——在什么情况下一种需求才算是得到真正的满足，如何量化？又为什么有些官员在貌似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甚至包括爱和归属需求之后，却没有随之而来的尊严需求？否则，过去这么多年来，为什么他们宁愿背负骂名也不愿实行官员财产公开，不愿启动必要的政治改革？
马斯洛错了吗？似乎没有。从需求层次理论来看，那些拒绝财产公开、抵制进一步改革的人的需求仍然停留在第一或者第二层次，姑且称之为“马斯洛主义”的初级阶段。
反讽的是，当一位已经进入需求第四阶段、试图拥抱一种有尊严生活的公民提出要求，希望某些官员公开财产时，后者可能会出于自己的安全考虑，动用手中的关系与权柄，使前者重新回到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这两个初级层次上。
如果人格化国家，读者还会发现，当下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的维稳同样面临“马斯洛困境”，即安全需求永无止境，而尊严需求遥不可及。什么时候，这个国家能够满足安全需求，并进入到爱和归属的需求、尊严的需求，乃至自我实现的需求？
光明与黑暗
这个社会会好吗？回望各国的发展历程，以及它们曾经有过的腐朽与曲折，实在没有理由不相信中国将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不是为当下中国不好的一面辩护，只是从时间与人性的角度看到了历史的演进与文明的共性。英国出现过羊吃人运动，美国出现过食品危机，日本发生过水俣病，但只要对症下药，建立起相应的规则，这些时代的混乱就一一落幕了。问题只在于，那些与正义和秩序相关的规则将在什么时候得以确立。
2012年底，受美国卡特中心的邀请，我到美国考察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在投票之前的若干天里，我在美国东中部的几个城市里问了不少人，他们几乎都准备将选票投给奥巴马。理由也差不多，奥巴马代表公正。然而为什么几个月来美国的媒体和民调机构都在告诉我另一个事实，奥巴马与罗姆尼的票数可能一半对一半，甚至有可能会重演十二年前布什对阵戈尔时各胜一筹的尴尬局面，即罗姆尼赢了民众票，而奥巴马赢了选举人票。
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些支持罗姆尼的人哪儿去了？为什么我很少遇到？当然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的抽样有偏差，因为那些天我接触更多的是美国社会的底层，是少数族裔。事实也是如此，投票日的出口民调结果表明，超过九成的非裔、七成以上的西班牙裔美国人都投了奥巴马。
我没有预测错大选的结果，奥巴马的确获得了连任。但是上面的这个细节在不经意间解开了我关于中国的另一个疑团。过去几年间，我在中国接触了许多人，公民记者、自由知识分子、开明的官员、有良知的律师、有情怀的商人、渴望探寻真理的学生以及热忱的义工，等等。问题是，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希望朝着一个开阔的地方去，可是相关改革却举步维艰？甚至国退民进的曲线在近三十年走成了马鞍形？只是因为利益集团作祟，或者有理想的人没有组织起来吗？
前面说了，我的抽样有点小问题。所谓人以群分，如果我仅以眼前接触的人来判断中国的未来，以为90%的人想的都和我一样，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一方面，有太多的做着黑暗勾当的人我从来没有接触到；另一方面，即便是那些我所遇到的人，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光明形象也未必是其精神全貌。不是吗？一个反感香港人骂内地人是“蝗虫”的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也有可能为了自己一己之私而大骂那些争取异地高考权利的人是“蝗虫”。
关于人性中的幽暗，美国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在其著作《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中有过精彩论述。是的，人类社会不乏光明之子，但是这些人总是把社会变革想得太过简单，甚至以为只要像他们这样的人多做点牺牲，世界就一定会朝着好的方向走。理论上当然是这样，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有无以计数的黑暗之子，他们看重的是现实利益。如果时候到了，他们会滑向光明之子一边，如果时候没到，他们只会死守自己的一城一池，甚至与光明之子势不两立。
光明之子之所以功败垂成，是因为他们低估了黑暗之子的力量。在尼布尔看来，虽然光明之子创造了现代文明，但如果不能清醒地理解和应对黑暗，文明成果有可能毁于一旦。光明之子必须明白自我利益在人类社会中的力量，他们必须拥有这种智慧，以便能够为了共同体的利益，引导、调停和控制个体或集体的自我利益。意识到这一点，就知道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可能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变得麻木，不论是非。我平时温文尔雅，有时候也免不了会愤怒，哪怕只是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比如在用Google查找资料的时候，好端端的网页总是被重置，这种拦截实在令人生厌。谁不厌恶呢？就好比你心急火燎赶到河边，要到对岸去办件重要的事情，你好不容易找到了桥，正要过去，谁知这桥突然被人拆了。
鼓掌的人
今天的美国，华盛顿的雕塑随处可见。以华盛顿为首的美国国父们，对美国独立及宪政的落实无疑居功至伟。但是，伟大的华盛顿并未成就一切，他虽有能力拒受王冠，却没有能力解放黑奴。两百年后，奥巴马有朝一日能够问鼎美国总统，得益于其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是林肯、道格拉斯、罗莎·帕克斯、马丁·路德·金，还有数以万计的无名氏。
格莱美获奖黑人歌手Jay-Z曾这样深情地说道：“罗莎·帕克斯坐下来了，所以马丁·路德·金可以走路；马丁·路德·金起步了，所以奥巴马可以奔跑；奥巴马奔跑了，所以我们可以飞。”
1955年，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因为占用公交车的“白人专座”而被逮捕。随后，为了反抗恶法，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发起了罢乘运动。
荷尔普斯有言：“推动世界这部水车运转的水浪，发源于人迹罕至的地方。”罗莎·帕克斯不会想到，那一天筋疲力尽的她，会以坐下去的方式让美国黑人站起来。2012年的一天，当奥巴马在亨利·福特博物馆里坐上罗莎·帕克斯坐过的编号为2857的公交车，他作何感想？曾几何时，那位黑人母亲，只因为要在这个座位坐下去，竟然会被逮捕。而现在，有着相同肤色的他，当选了美国总统。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罗莎·帕克斯拒绝让座的前几年，有位黑人牧师在公交车上受到侮辱，被白人司机勒令下车，当他号召车上其他人一同下车以示抗议时，却无人响应。然而这件事在罗莎·帕克斯那里不一样了，许多人参与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中来，拒乘公交车。从12月5日起，蒙哥马利市的四万黑人开始用各种方式出行，有的人甚至是走二十英里上班，就是不乘公交车。381天的坚持，不仅改变了美国黑人的地位，也改变了盛行种族主义的美国。
我时常听人感叹中国没有华盛顿，其实没有又如何？过去没有不意味着将来没有。别人不做不意味着你不能做。就算你也做不了华盛顿，你还可以做马丁·路德·金。做不了马丁·路德·金，你还可以做罗莎·帕克斯。做不了罗莎·帕克斯，你还可以做一个为他们鼓掌的人。如果你连这也做不了，没关系，你还可以回归动物的本能，就像特里西娅·奈特（Tricia Knight）所做的那样，举起手中的摄像机，保卫自己的孩子。[8]
身处转型时期，对自由的争取与保护，对公平与正义的谋求，正因为不可一蹴而就，所以更需要日常的持久的参与。中国人无疑是世界上最能隐忍的民族，不幸的是，这种隐忍通常都用错了方向。人们有耐心忍受苦难，却没有相同的耐心去结束苦难。
事情也并不那么糟糕。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看到两条新闻。一是2012年10月14日出版的《东方今报》为冻死在立交桥下的流浪汉降低了报头，并且标榜“我们降低报头，是为尊重生命”。过去这些年，有关降国旗的讨论不绝于耳。其实即使国旗不降，你仍可以像这家报纸一样，以适合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生命的敬畏与弱者的同情。二是《新京报》报道了兰州男子陈平福终于被撤诉。陈平福原本是一家国企子弟学校的教师，企业破产后，他靠在街头拉小提琴为生。2007年以来，因为在网上发帖、转帖批评政府，他先是在2012年6月被监视居住，接着在8月被以颠覆国家罪公诉。在兰州市检察院的干预下，法院裁定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陈平福说自己发帖不过是“想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一点”。这样的进步在中国意义深远，在我看来，这是小提琴战胜了大喇叭，是音乐战胜了暴力，是手握权柄的人战胜了自己，站到了良知一边。
精英的迷惘
2012年夏天，我在新加坡参加慧眼中国论坛，其中一个议题是“中国是否会发生动荡”。我无法判断未来中国的走向，但我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可能导致社会动荡，比如长期的社会不公正、权力的无所不能以及精英阶层的缺失或者没有真正担当起社会责任。
半年后，我在北京参加百年职校举办的慈善晚宴。那天晚上来的多是各行各业的精英，有企业家、政府官员，还有外国使馆的工作人员，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亲临现场，并代表使馆捐了几万美金。短短几个小时，一共募集善款两千多万元。这让我想起几年前参加立人图书馆项目，记得在那次年会上，全年的募款目标也不到三十万，而且还颇有难度。在此，我没有贬低草根阶层的意思，而是看到了精英阶层参与救济社会时的效率。
我所理解的精英并非独以金钱衡量，我更倾向于将他们归类于有思想的行动者与建设者，即加塞特所定义的那些对自己有着较高要求、不随波逐流的人。
有网友在给我留言：“故历代仁志之士，举社会变革首当改造自身。从改造自身开始以促社会进步者，乃真精英。若只见批贬社会而不见自身行动者，则为一愤青而已矣。今日之社会，危机所在，非唯制度，在精英阶层之缺失也。”此话不虚。
当然，制度会影响精英的生产与消亡。回想过去一个世纪，中国之所以走向彻头彻尾的暴民政治，正是由于精英阶层的土崩瓦解、全尽无余，所以，当许多人声称要反思“文革”时，我却认为这种反思从一开始便搞错了方向。既然“文革”是中国各行各业社会精英被消灭后的结果，那么最负责任的反思应该是梳理这十年以前的原因，即历史何以至此，而不仅是十年之内愈演愈烈的暴力（结果）。当其他各阶层的精英都被政治精英加以暴力改造、削足适履，当理性与权利的屏障被拆得一览无余，曾经呼风唤雨的政治精英最后同样受到失去理智的暴民的清算，实乃种瓜得瓜，自作自受。刘少奇不能用宪法保卫自己，是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没有了保卫宪法的人。
和改革开放以后世俗精英逐渐消亡不同的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经济精英、文化精英都得到了恢复性成长，政治精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了现代文明的观念。如果仅从个人奋斗而言，其中许多人都可以说是实现了自己的“中国梦”。然而中国梦不能脱离中国本身，如果社会发生转型危机，相较于普罗大众，他们将有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为了避免在不同的监狱之间转移人民的暴力循环，避免社会运动蜕变为将张家的猪赶进李家的厨房，精英阶层更应该有紧迫感，以推动中国走出唐德刚意义上的险象环生的“历史三峡”，直下宽阔太平洋。
而现在，从总体上看，精英仍是迷惘的。时至今日，中国的政治精英本可以是非常幸运的一群，现有体制已积累足够多的恶例，他们只要稍微做点事（比如在任内废除千夫所指的劳教制度、建立民心所向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便足以让他们因此建功立业，留下不朽的名声。遗憾的是，在最近这些年，无雨点亦无雷声，许多人虽然身居高位，却并没有珍惜历史给予他们的机会。至于社会精英，他们当中不乏有心推动社会建设甚至政治变革者，但又不得不在现实的羁绊下踌躇不前——就像河南企业家曹天所遭遇的困境一样，当他宣布竞选郑州市长，得到的教训是他的企业很快被当地税务部门罚税三四千万。
自由与责任
荷马说：“当一个人成为奴隶时，他的美德就失去了一半。”对此，阿诺德补充说：“当他想摆脱这种奴隶状态时，他又失去了另一半。”
人被奴役的时候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人争取解放的时候也会失去自己的美德，如此一针见血的对比着实让人赞叹。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个人在被压迫时卑躬屈膝，丧失人格，而一旦有力量解放自己时，又变得飞扬跋扈，伤及同类？
从概念上说，它关系到对自由与权利的理解。托克维尔曾经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嘲笑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法国人“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仇恨主子”，也正是因为仇恨大于自由，法国大革命最终血流成河。反抗与仇恨都不等于自由。自由是一种普遍权利，真正的革命不是为了奴役别人，更不是为了杀戮，而是为了建立起一种持久的自由秩序，以便让所有人能够在这种秩序中平等地生活。
从政治上说，它关系到对强力的约束。没有谁甘愿受人压迫，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奴役，不是因为这个人强而另一个人弱，而是因为那里奉行暴力逻辑，强者的力量未能得到约束。在此前提下，弱者不得不屈从于强者。同理，只要这种暴力逻辑不被打破，当有朝一日强者转弱，弱者转强，类似恃强凌弱的悲剧仍会再次上演。暴力的方向发生了转变，但是暴力的结构并没有变化。如阿诺德所揭示的，在暴力的施与受的双重进程中，人类几乎失去了全部的美德。
从历史上说，中国人已经经历了太多“以反抗始，以悲剧终”的革命或者反抗。如果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了自由，而只是为了反抗或者解放本身，就意味着革命不但没有建立起新的秩序，也没有真正建立起新的价值。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不革命，百姓苦，革命，百姓甚至更苦。当革命因对暴力的迷信而冲出应有的边界，否定人的意义本身，革命不仅毁坏了过去的文明，也迷失了未来的方向。
简而言之，转型期的中国，有关自由的思考并未完成。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的讲座中我多次谈到，今天中国的许多问题就在于假自由泛滥、真责任缺失。在政府方面，表现为权力大而责任小，很多方面自我授权，为所欲为；在社会方面，则表现为各种底线的缺失，对于可能到来的时代巨变，社会也没有做好充足的观念或者心理上的准备。
美国著名心理医生弗兰克尔曾经建议美国人不能只在东海岸建一座自由女神像，还应该在西海岸建一座责任女神像。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的人，按说最珍视的就是自由，但为什么他还要强调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他知道，与自由对应的还有责任，没有责任也不会有自由。责任女神像的价值就在于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套用《新京报》当年的一句广告词，责任感不仅能使我们出类拔萃，责任感同样会给我们自由。所谓美好社会的密码，无外乎人人能为自由担起责任。
我的人生，我的土地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尤其伴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的变革少不了外部力量的卷入。前不久，读到德国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的一段话，大意是如果德国的民主受到了威胁，他还会以老迈之躯冲上街垒挥舞拐杖，但如果将民主引进一个发展中国家，他是一点力气也不愿出的。
我不想将施密特的这段话简单归类为国外政客的势利或者犬儒主义，积极一点说，我更愿意视其为忠告，即不要渴望别人来帮你多做什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当务之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使命。
近几年来，我之所以在各地做有关“这个社会会好吗”的同题演讲或者讲座，除了探讨当下中国的一些紧要问题，更多的是着眼于将来的建设，希望自己能为这个社会的转型播下一些真正的自由与宽恕的种子。虽然力所不逮，忧思之心却是赤诚。
相较于讲堂前的麦克风，我更喜欢的是书斋里的文字。我不是一个喜欢争强好胜的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好争论的人，就像罗曼·罗兰笔下的奥里维一样，只希望自己能够保持目光明亮。奥里维之所以不愿斗争，并非害怕失败，而是由于对胜利漠然视之。那个时代，谁反对仇恨，谁就被打成叛徒，谨慎的人被称为胆小鬼，有人性的人被称为软弱的人。
今日中国话语暴力与仇恨情绪同样盛行。这里不仅缺少底线派，也缺少茨威格所说的“思想上的英雄主义”；这里不仅缺少中产阶级，也缺少中间意见阶层。在各种“主张的冲突”中，底线派与中间意见阶层往往也是遭受各方误解和伤害最多的，因为他们离开战壕，手无寸铁地走到了枪林弹雨的中央，走到左派与右派、政府与民众等各方火力的交叉点。那又能怎样呢？被民众围攻、被朋友孤立，甚至被权力嫉恨，本来就是独立思想者应受的。客观上说，这也是其价值所在。
在收笔之前，还是让我回到故乡。因为演讲的关系，去年底我回了一趟九江，并且再上庐山。这里曾是抗日战争时期的重要战场，遗憾的是，当年庐山孤军浴血奋战的故事，渐渐被国史无知、无情地淡忘。不过，山间有文字的地方总还是免不了让我感到慰藉与着迷。这里不仅有刻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墓，在东林寺的藏经楼外我还看到这样一副对联，“自修自持莫道此间非彼岸，即心即佛须知东土是西天”。而且，我立刻喜欢上了这副对联。
实话实说，我在外地演讲的时候曾经借花献佛，把它赠给了所有在场的听众。现在，借着这本书的机缘我也把它献给所有的读者。这副对联既是决心，也是愿望，更是对“中国梦”的最好注解。当时有人问我这副对联是什么意思，我便自作主张，将它翻译成了几句大白话：我将用心于此生此地，这是我的人生，我必让它圆满；这是我的土地，我必让它自由。
与读者共勉。
2012年12月21日，世界末日，写于家中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