芒格不善言辞，在巴菲特眼中，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古板老头。但与自己争辩的时候，或是身处某些会谈，芒格又会展露他滔滔不绝的一面。奥马哈的见面给二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之后通电话成了家常便饭，而一通电话往往会持续好几个小时。
在商界，倘若遇到志同道合的人，大多会选择并肩而行，但芒格与巴菲特认识的前16年间却没有开展任何商业合作。直到1975年，芒格才投身到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巴菲特—芒格王朝成立之后，伯克希尔的投资方向出现了巨大转变，蓝筹印花、比亚迪、喜诗糖果、可口可乐，这些股份皆因芒格的鼎力合作被伯克希尔收入囊中。从收购“廉价股”到买入知名优秀公司，巴菲特实现了从短期收益转向长期收益的投资模式。用他自己的话说：“查理是一个让我以非同寻常的速度从猩猩进化成人类的重要伙伴”。
1.巴菲特：“如果我没有遇到查理，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集体的力量总是比个体要强大，中国古人有言：善假于物。牛顿也曾表示自己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可见，成功之人总是善于学习，善于积蓄自身之外的力量的。
巴菲特并不是天生的“股神”，他的投资思想也是从他人身上汲取而来的。最初时候，巴菲特照搬老师格雷厄姆的投资体系，随后学会了融合百家之长，这才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的投资体系。而促成巴菲特取得如此成就的关键人物便是芒格。
纵观巴菲特的投资历程，便可以看出芒格在其中的助推作用：
第一阶段（1949—1971年）。该阶段巴菲特虽与芒格结识，但二人于商界并无多大来往。此时的巴菲特奉行的是老师格雷厄姆的“价值投资法”，即投资对象只是一些成本低廉的“雪茄屁股”。这些企业的股票较为廉价，等到被榨干最后一丝利润，便会成为被抛弃的存在，算的上是获取短期利润的不二之选。
1956年，巴菲特创业成立了一家合伙公司，并对合伙人提出了几类投资方法：
（1）控制类投资。这类投资旨在掌握对于目标公司的控制权，投资活动要么可以控制这家公司，要么就够买入够多的股份从而有权影响到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
（2）低估类投资。如果股票的价格低于其本身的价值，那么它最值得入手。
（3）套利类投资。该类投资多用于公司重组、合并、清算，以及分立等情况。投资的价格不再取决于双方的供求关系，而是由公司的经营管理决策所决定。
其中前两类投资方法可以实现互相转化。
1963—1965年，巴菲特从成为伯克希尔最大的股东到正式接管该公司。1964年，巴菲特发现了格雷厄姆价值投资的局限性，廉价股所带来的价值总是有限的，且股市的发展趋势一直面临股价上涨，“廉价股”的身影已经愈发难寻觅了。
在疑问的驱使下，巴菲特把低估类投资分化成了两种，其一是那些股价被低估的规模较大的企业。巴菲特还用这种投资方式制造了一个经典的投资案例——利用“沙拉油丑闻”事件持股美国运通，在其中注入了合伙公司四成的资产，并且持股长达4年，为之后美国运通股票上涨提供了助力。
虽然巴菲特形成了新的投资方法，但是仍旧没有摆脱格雷厄姆的框架束缚。在芒格看来，格雷厄姆对巴菲特这位学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触手可及的巨额利润也令巴菲特舍不得另寻他路。
但是，巴菲特一直非常注重价值实现的问题，而格雷厄姆“抛开本质唯廉价是举购买任何公司”的思想却形成了一种哲学上的局限性。
第二阶段（1972—1989年）。这一时期，巴菲特已经与芒格达成了合作，在芒格的投资思想的影响下，巴菲特看到了格雷厄姆投资体系之外的投资法门。即将冲破束缚的巴菲特非常兴奋——他终于找到了那个长期困扰自己的问题的答案，终于找到了能够突破桎梏的途径。
在伯克希尔的投资活动中，芒格成为了巴菲特的背后智囊，很多投资决策皆出自芒格之手，收购喜诗糖果便是巴菲特接受芒格决策所打出了第一场捷战。
随着喜诗糖果的高速发展，巴菲特意识到了“购买一个优质企业，然后坐等收获长期利润”的好处，也明白了一家好企业抵得上10家“雪茄屁股”，因为长期收益所带来的好处是短期收益所无法比拟的。
在此之前，巴菲特也非常崇尚费舍的投资理论，这也可以归入到帮助巴菲特走出格雷厄姆体系的功劳阵营。
芒格、费舍、格雷厄姆的投资体系在巴菲特的思想中碰撞融合，逐渐形成了他自己的投资风格。
从喜诗糖果开始，巴菲特的投资标准便从股票价格转向了产品质量。对于套利和廉价股的操作明显减少，投资优秀企业的同时更注重对其的控制，采取并购或永久持有的投资方式。
面对投资阶段的演变，巴菲特表示：“之前的我只是一个投资人，我的立场只有投资。后来，我把自己当成了一位经营者，于是我成为了更优秀的投资人；因为我成了优秀的投资人，所以我也是一位优秀的经营者。”
“我看到了一些无形的东西的价值，一些好的企业与优秀的管理更值得我去关注。”
“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这一阶段呈现出了一个我们比较熟悉的巴菲特，芒格对巴菲特在此阶段的评价为：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所有的企业都在迅速发展，大家都变得“聪明”起来，这无形中给伯克希尔带来了诸多压力。
芒格对伯克希尔的境况做出了较为准确的分析：
首先，伯克希尔的规模正在逐渐扩大，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去寻找那些更具竞争力的领域。但很显然，这样的领域并不多。
其次，对于普通股来说，面对当下的经济环境，也会产生今时不同往日的差别。
总体而言，他们手中的钱变多了，但相应的机会却变少了。
明确了问题之后，芒格便有针对性的承担起了“投资参谋”的角色，于是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也在不断地与时俱进，更加炉火纯青起来。
在该阶段，巴菲特投资思想的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出“护城河”的概念
巴菲特将企业比作一座城堡，而护城河便是一个奇妙的、险要的环形保护河。护城河的质量越好，说明城堡的主人越有才干，并且多数是高雅而诚恳的人。主人在城堡之内制造黄金，但并非全部都据为己有；城堡力量的源泉是主人那有才干的大脑，护城河则是保障城堡抵御外敌的屏障。
拥有护城河的公司大都具备一定的控制地位，它们有着难以复制的特许权，同时也存在较强的发展潜力。一条强有力的护城河能够不断提升自己的宽度，并且对于外力来说，必为不可逾越的存在。拥有护城河的的企业可以称其为“伟大的企业”。管理层应当明白，护城河的宽度每年都需要提升，这是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力筹码。当然，拓宽护城河并不意味着每年都要提升一部分利润，护城河的宽度并不仅仅体现在利润之上，而且这对大多数企业来说都不容易。但可以明确的是，一家每年都能拓宽护城河的企业，其经营状态定然不会差。
（2）转变投资战略
首先，伯克希尔的资产正在迅速增长，因此在投资活动中需要更加精明的投资决策，而更加集中的持股投资战略成为巴菲特的主要投资手段。
其次，在普通股方面，巴菲特更加注重一些突遇挫折的优质大公司或是被浅显的市场所低估股价的优质股票，并对其实施选择性反向投资策略。
（3）游走在两个领域之内的“挥棒”概念
“挥棒”概念源自于美国超级击球手威廉·姆斯，对面飞过来的棒球实在太多，因此他把棒球的位置划分成了77个单元，而只有那些落在“幸运区”的棒球才会得到他的眷顾。即便是要承担“三振出局”的风险，他也不会冒险去接一些位置差的球，因为这会给自己的成功率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芒格将这种接球策略同投资方向结合起来，巴菲特也深谙其道，他表示：“市场中存在诸多投资项目，它们就像四面八方过来的棒球。如果你看到一颗球，却无法立即作出接与不接的决定，那么不妨选择让其在眼前流失。这时候，没有人会责怪你错过这颗球，因为只有当你挥起球棒却落空的时候，你才会面临出局。”
（4）业务划分
巴菲特把市场中的业务分成了三种类别，分别为：
可憎的业务：这类业务成长很快，但是却需要大量的扶持资金，但利润却极为有限。对于投资回报率，总是令人失望至极。例如航空业。
伟大的业务：这种业务一般都拥有持久的护城河，回报率高，并且不需要大量的后期资产支撑。如果将其看成存款账户，便会产生非常高的利息，并且会随着时间的发展而逐渐升高。代表企业为喜诗糖果。
优秀的业务：该类企业存在较强的竞争优势和较高的回报率，不过若想实现快速增长，则需要投入大量的扶持资金。因此，它的利息虽然诱人，但需要通过增加存款才能顺利得到。例如飞行安全公司。
（5）开展跨国投资和收购活动
1991年，英国饮料健力士进入巴菲特的视野，这也是巴菲特首次跨国投资活动。之后，中石油、以色列伊斯卡尔金属制品公司也成为了伯克希尔的持股对象。
（6）多样化的非常规投资
作为巴菲特的“投资参谋”，芒格一直在为他出谋划策。因此巴菲特的投资思想便呈现出了多元化的特征，进而体现在投资活动上，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经典案例。
私募、建立衍生合约、购买零息债券、涉足现货白银、进驻外汇市场、固定收入套利，甚至涉足垃圾债券。这些都是巴菲特投资的非常规方向，而正是这些多元化的投资活动，造就了一个思想更开阔、技术更全面、技巧更娴熟的投资人巴菲特。
巴菲特投资思想的转变是一个在发展中成长的过程，第一个阶段曾有过芒格的建议撼动了巴菲特原有的思想。第二个阶段，芒格成为了巴菲特的引路人，投资活动的出谋划策者。于是，巴菲特发生了真正意义上的转变，开始创造一个又一个投资辉煌。到了第三阶段，巴菲特个人的投资思想已经自成体系，他与芒格的思想开始碰撞融合，伯克希尔的投资决策开始在二人的投资讨论中不断诞生。对于芒格对自己的帮助，巴菲特用一句话来说明：“如果我没有遇到查理，我会比现在贫穷得多。”
2.芒格——巴菲特最后的秘密武器
2010年，比亚迪在发展中遭遇重创，汽车销量出现了连续5个月环比下滑的情况。针对市场情况，年预计销量也下调了20万辆。无独有偶，比亚迪在渠道中出现了扩张速度过快的问题，并且在产品类型上也过于单一。这些因素导致有些经销商无法承担这样巨大的压力而选择退出销售。
在诸多问题的侵蚀下，比亚迪的股价出现了相应的波动，这令业内人士极度不安。这时，美国传来了巴菲特将专门来华的消息。很多人猜测，金主伯克希尔将做出抛售比亚迪股份的决定。
2010年9月27日，巴菲特带领自己的团队来华参加比尔·盖茨的慈善晚会。媒体们一直都关注这两位经济界的风云人物将如何鼓动国内富人捐款。但仔细一看，4天的时间好像成为了比亚迪的行走广告——巴菲特与芒格走访了北京、深圳、长沙等地，所有的行程与活动均与比亚迪有关，他们出现在媒体们面前所穿着的服装也都印着比亚迪的标识。看起来，伯克希尔此次造访，为的是给比亚迪助威。
巴菲特之所以会如此看重比亚迪，包括当年下定决心买入比亚迪，都是芒格在其身后出谋划策的结果。
巴菲特与芒格出席了比亚迪销量突破100万辆的庆功会，同时为比亚迪M6发布仪式助阵，也见证了长沙K9电动车下线。因为此行的“旗帜”是慈善，所以巴菲特与芒格也参与了比亚迪援助西藏的慈善活动。当时，数千名比亚迪经销商汇聚一堂，巴菲特、芒格与大家共进了晚餐。
在一系列公开场合之中，巴菲特一直在发表赞美比亚迪的相关言辞。随着金主助力的深入，比亚迪的股价也迅速出现了波动，仅在巴菲特与芒格抵华的第1天，比亚迪的股价就出现了相应攀升，上升率达到了4.25%。
2010年9月28日，王传福陪同巴菲特、芒格、比尔·盖茨参观比亚迪的生产基地，随后参加比亚迪总部的论坛活动。在交流会上，巴菲特表示倘若没有芒格，他或许永远都不会注意到比亚迪。于是，他再度讲述了芒格劝说自己买入比亚迪的经历：“我和查理相识51年了，很多情况下我们的投资思想都会处在一条战线上。但也有发生偏差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你的身边一定要有一个人，他能看到你看不到的东西，或许可以帮你规避风险，也或许能够助你抓住机会。在商业合作的这几十年里，查理总共给我打过3个建议投资的电话，毫无疑问，这三个投资项目都是我当时没有看到的，其中第三次便是投资比亚迪。”
“接到查理的电话后，我并没有立即行动，当时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投资项目，但是查理却一连打了三个电话过来，我体会到了他的重视程度，我当然会相信他，所以我就投了。”
在巴菲特眼中，芒格对于优质企业似乎有着一双自带“追踪”性质的眼睛，每当看到一个优秀的经营管理模式，他都会异常兴奋。巴菲特常常这样评价芒格：“是查理让我明确了自己的身份，我不仅是一个投资人，还是一个经营者。在投资活动中，他总是能够在投资人和经营者之间自由转换，他能捕捉到哪一家是最好的企业，能判断出哪一个是最棒的生意，也能看出哪家企业能够创造出巨大的价值。因此，伯克希尔很多成功的投资活动都来源于他的决策，对此我非常感激和欣慰。”
为此，很多媒体便对芒格为何如此执着于比亚迪产生了兴趣，芒格这样回答：“其实，亚洲的企业大多存在一个共同点——裙带关系。但是比亚迪没有，王传福选择把股票分给自己的员工们，而不是像其他企业一样去公开募股。他对自己的企业很认真，他非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提升，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相对于家族企业，这样的管理体系看起来要好得多。”
在交流会上，有记者提问伯克希尔会不会选择抛售比亚迪的股票，芒格听了神色凝重，并且非常明确地回答道：“抛售比亚迪？我想这不是我的风格，比亚迪是芒格家族的一员，我想我会带着它进坟墓。”
芒格的回答诙谐中透着坚决，对于他为何会如此看中比亚迪，在巴菲特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新能源。芒格甚至表示过美国经济的振兴就需要新能源的力量，并且希望国家能够利用太阳能建立一个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
而就在这个9月，美国洛杉矶水电局便与比亚迪签订了可再生储能电网项目的合作计划。这也印证了芒格的高瞻远瞩和与时俱进的投资思想。
世人皆知股神巴菲特，却对查理·芒格知之甚少，这是因为芒格一直选择站在巴菲特身后，做他叱咤股市的坚强后盾。世人皆把那些堪称经典的投资活动归在巴菲特身上，却不知这里面大部分是芒格脑中的决策。于是，芒格便有了“巴菲特背后的男人”“巴菲特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
3.一个古板的、有趣的怪老头
在巴菲特眼中，芒格固然是一个实力卓越的投资大师。若是抛开商业层面，仅看二人的朋友关系，巴菲特或许会给出“一个古板的、有趣的怪老头”的结论。
芒格比巴菲特年长6岁，初见时，芒格正与自己的合作伙伴打拼事业，而当时的巴菲特却是独家经营，正为自己的合伙基金而四处奔走。
在相识16年之后，二人才选择并肩前行。随着巴菲特—芒格王朝的兴起，二人也在投资界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经典投资浪潮。芒格拥有商业法律的“护盾”，因此他懂得商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对于分析和评价一桩生意，他要比常人更加擅长，这在投资—金融领域是非常重要的，有芒格在身边，巴菲特便如虎添翼了。
有人把芒格与巴菲特的组合可称之为完美，认为二人非常相像，两人都善于说“不”。
对于巴菲特来说，芒格的出现就是自己人生的转折点：“查理把我的铁轨掰向了另一个方向，此后我的投资活动便与‘便宜货’说再见了。这完全是查理的思想的力量，在他的身边，我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于是，我以非常快的速度从一只猩猩进化成了人类，也获得了原本不曾拥有的财富。”
“在查理心中，一个优秀的品性往往比大脑要重要。相比智商，查理更看重投资者是否存在品性缺陷。”
现如今，巴菲特已经成为了叱咤商界的股神，而芒格作为巴菲特的“幕后智囊”，其知名度与智慧价值都被世人严重低估了。巴菲特的大儿子曾经这样表述：“我的父亲是我见过的第二聪明的人，第一是查理·芒格。”
因此，有人便询问芒格：“你与巴菲特的组合于商界是无敌的存在，巴菲特经常在全球媒体面前露面，而你多藏于幕后。尽管如此，很多人还是把巴菲特的成就归因到你的身上，认为你比巴菲特要重要得多。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听到这样的问题，芒格略有吃惊：“我想那都是误解，巴菲特才是最重要的，作为台前的主演，他自然比我重要的多。至于我，不过是在他的事业当中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已。所谓幕前幕后的状态，并非是刻意安排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局面。我认为这很完美，我比较喜欢幕后的状态。”
芒格在日常生活中不善言辞，但是一旦到了在台上发言的时刻，他便会滔滔不绝起来。倘若是面对全球媒体，他也时常会忘记翻译的存在，然后自顾自地说下去。因为芒格比巴菲特年长6岁，而且芒格的一只眼睛因手术失败而失明了，所以巴菲特总是处处照顾他。每当芒格说到忘我的时候，巴菲特都会在一旁拉一拉芒格的衣袖，提醒芒格要给翻译一些时间。即便如此，芒格也还是会“刹不住车”，巴菲特只能不厌其烦地提醒他。最后，芒格终于形成了条件反射——每当在会议中发言时，只要巴菲特一碰他，芒格就会立即闭嘴。
每当芒格决定要发表长篇大论的时候，身边的人都会表示很头疼。因为他总是说的又多又快，而旁人却一句话也插不上。有一次，芒格去参加一次晚宴，喝了几杯酒之后，突然“言论之兴”大发，于是便又涛涛不觉起来。只见他满嘴都是“天堂在不同宗教当中的意义”，客人们只有目瞪口呆、被迫倾听的份。
还有一次，芒格与好友马歇尔一同参加另一个晚宴，在整个晚会当中，芒格都在用他那洪亮的嗓音大声独白着，令人头疼的是，他的独白颠三倒四，毫无章法可言，听者个个无可奈何、苦不堪言。不得已，主人找到马歇尔：“马歇尔先生，能拜托你让查理歇一会吗？让他不要再说了，其他人都沉默了。”
对于发言，芒格似乎存在一种“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特性。他的名下曾有一家医院，每隔几星期都会召开一次会议，而每次会议的场景都会令员工万般无奈。与会人员早早在会议桌之前待命，芒格猛地打开门，然后大步走到会议桌的尽头坐下来，随后一声招呼都不打，便开始滔滔不绝地发言。他一直在表述医院目前存在的问题，就这样唱着独角戏阐述了三四十分钟。而其他人全程都插不上一句话，芒格说完之后便意味着会议结束了，留下一群面面相觑的人员与一把空空的会议椅。
虽然芒格有时会喋喋不休，但他惜字如金的情况倒也非常常见。每当巴菲特发表较长的言论时，他都会静静地坐在一旁，巴菲特说完之后，总是会侧过头来问芒格：“查理，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哦，我没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于是，会议就这样愉快的结束了。当然，若是芒格想发言，他会不分时宜、不分场合地随意打断巴菲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而巴菲特也只能在他发表完意见之后，再继续自己的发言。
在巴菲特眼中，芒格不仅古板，还非常奇怪，他习惯性地称芒格为“怪老头”。因为很多情况下，你都不知道芒格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
有一次，巴菲特与芒格漫步在曼哈顿的街道上，二人正在讨论着一个并购事宜。走着走着，巴菲特忽然发现，四周的人们好像在以奇怪的目光打量自己，他转身一看芒格竟然不见了！自己就这样自言自语走了十几分钟！原来，芒格突然记起来自己需要去赶一班飞机，于是便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掉了。巴菲特得知之后顿时哭笑不得。
说道芒格的“怪”，巴菲特深有感触：“查理习惯我行我素，他曾经因为崇拜本杰明·富兰克林，想要塑一个后者的头像，却被好友古瑞恩拒绝了。古瑞恩表示希望查理做一些令人更加愉快的事情，查理当场答应了。但是富兰克林的头像还是被塑出来了，而且一塑就是20多个，芒格高兴地自己留了一个，剩下的还送给了其他人。这令古瑞恩非常无奈。”
巴菲特与芒格的友谊不仅是投资界的美谈，更是令世人所羡慕和敬仰的。二人既是合伙人，又是亲密无间的朋友。芒格在巴菲特的商业之路上占据了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是二人商业成就的决定性力量。对此，巴菲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交友如此，夫复何求？”
4.从“精神搭档”到“实战搭档”的升华
在巴菲特与芒格初识的16年里，二人一直保持着“精神搭档”的关系，这种关系不需要任何合同来维系，也没有任何头衔的加持，只是一种纯粹而深厚的友谊。在巴菲特眼中，他与芒格的关系与其被视为商业安排，倒不如说这是一种兄弟情义。
巴菲特与芒格总是互相信任，在投资决策上彼此互补，随着合作的加深，二人便从“精神搭档”逐渐走向了“实战搭档”，彼此间的关系也更加紧密起来。二人都生活在奥马哈，他们的家庭仅仅隔了几个街区。虽然相隔非常之近，但是不同的生活环境与6岁的年龄差却将他们放置在了不同的社交圈中。即便如此，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庭环境，相近的价值观，二人还是通过相同的兴趣走到了一起。
这个相同的兴趣是对财富的渴望。芒格曾经这样说道：“在财富的层面上，我和沃伦的目的是一样的，不过我想要得到财富的原因倒不是利用它去换取良好的物质生活。我仅仅是渴望独立罢了，就像我认为给别人开账单是一件有损尊严的事情一般。”
巴菲特与芒格的家庭都没有给他们留下所谓的遗产，二人的财富来源均是自身意志力和卓越的商业才干。“伟大的遗产并不仅仅体现在财富之上，就像伟大的人带给世人的更多的是精神力量。我的家庭没有给我留下大量的财富，但是我却接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我看来，这比实际的钱财更有价值。”芒格继续说道，“沃伦也是一样，他的家庭从小就为他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他也得到了这样一笔非常棒的财富。而当这笔财富作用于商业之上时，便展现出了莫大的效用——人们乐意投资沃伦，仅仅是因为他是巴菲特家族的一员。”
虽然巴菲特与芒格存在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二人终究还是不同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他们展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状态。巴菲特的兴趣比较专一，他的一生都献给了投资事业，但芒格不一样，芒格的兴趣极为广泛，商业与投资不过是他多姿多彩的生活中的冰山一角。
在巴菲特看来，在兴趣广泛这一点上，芒格与格雷厄姆非常相像。“查理非常喜欢看书，尤其是阅读一些传记，因此他的思维跨度要比我宽广的多。每年他都会消化掉几百本人物传记，那种超群的过目不忘的本领是我望尘莫及的。”
思想观念的不同造就了二人不同的表达习惯，在会议发言或公共场合讲话的时候，巴菲特的语言通常非常容易理解，他总是采用通俗易懂的故事，结合最简单的语句表述出自己的观点。但是芒格不一样，芒格习惯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不管是多简单的问题，他总是能够在复杂分析的基础上达到“多费唇舌”的目的。此外，巴菲特在日常生活或出席活动时，穿着往往非常随意。而芒格总是穿戴的整整齐齐。巴菲特比较节俭，他一直住在自己的老房子里，尽管它已经被修缮了很多遍。而芒格对建筑也存在极大的兴趣，这些热情体现在了自己的住房上，芒格拥有七栋房子，每栋房子的结构都令他非常满意。
芒格的生活并不像巴菲特那样一帆风顺，一只眼睛的失明曾经把他打入了低谷。在财富积累方面，芒格要达到目的也不如巴菲特容易。但二人终归是伟大的伙伴关系，就像比尔·盖茨与保罗·艾伦一样，两个人之间总是存在一种无形的协同作用。因为各具天赋，即便是单打独斗，他们也能获取大量的财富。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自身能力之外的问题。于是，两个相得益彰的人实现共同经营，往往要比独自发展所获得的成果要大。
巴菲特熟知商业和财务相关内容，并在该领域受过正规训练，但是他没有法律方面的基础，这给日后的商业活动造成了一定的掣肘作用。而芒格曾经是一名资深律师，他有着巴菲特所没有的法律知识，不过他虽然有一些业务运营方面的经验，但是要成为一位优秀的投资者，他还需要向巴菲特多多学习。于是这两个互补的人并肩站在了一起，成为了一个能够叱咤股市的风云力量。
对此，芒格也道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常说‘异性相吸’，实际上世间万物都存在一定的联系，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出现一个合适的桥梁。投资项目总是复杂的，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需要同伴。然后你需要把自己的想法训练得可以与他人的想法相适应，这是一种能力，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芒格的出现，使得巴菲特的价值观与目标有了可倾诉的对象，芒格成为唯一一个可以与巴菲特进行高层次对话的人。
芒格为巴菲特带来的不仅是一个合格的合作伙伴，更是为巴菲特带来了难能可贵的人力优势。芒格的交友范围非常之广，包括一些知名企业家、众多政客，甚至是参议员与总统。
芒格是仓储式连锁零售公司好市多的董事，该企业的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辛尼格曾对芒格做出这样的评价：“查理的交友范围实在是太广泛了，记得有一次我们前往洛杉矶俱乐部去吃午饭，那里是洛杉矶最著名的商务俱乐部。当时里面汇集了很多人，我感觉查理与在场的400多人全部都认识。”
当巴菲特在内布拉斯加州四处奔走筹款的时候，芒格特意跑到加利福尼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大肆宣传巴菲特的高超投资技术，就这样为后者筹集到了几百万的本金。伯克希尔之所以能够一路辉煌走到今天，与其早期的成功是分不开的，而早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收购蓝筹印花、喜诗糖果，以及对其他加州公司的收购。而促成这些投资活动的人大多是芒格与他的朋友圈的助力。
“巴菲特的投资伙伴”只是芒格在生活中多重身份中的一个，虽然他与巴菲特的关系非常亲密，但他仍旧是一个独立的合伙人。芒格是伯克希尔的第二大股东兼副主席，与此同时，他还有独立的个人企业——伯克希尔持股80%的威斯克金融公司，以及每日新闻集团。
后来，芒格出现在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排行榜上，他的财富总值超过了12亿美元，把史蒂夫·乔布斯这位硅谷计算机富豪甩在了身后。此后，世人方知芒格不仅仅只是巴菲特的投资伙伴。此时的芒格俨然已成为了全美较为神秘而独立的商业领袖。
芒格曾经表示，希望自己的财富保持在《福布斯》富豪排行榜的水平之下，这样他就可以避开闪光灯，实现自己低调的生活。但当他登上富豪榜的那一刻起，便意味着他的锋芒于世人面前藏不住了。
芒格的个性有些我行我素，且他很崇尚中国的儒家文化。虽然他很多情况下都是不拘小节，但是巴菲特早已习以为常：“查理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对于一些优雅的表面功夫不屑一顾，所以表现出来的言行势必出自真心，这在形式化的社会中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真实。我和查理共事几十年了，从未因任何事情争吵过。当然我们也会存在意见不同的时候，但是从来没有一方发脾气，导致二人不欢而散的情况。”
“查理在倾听我的想法时，从来都不会带着情绪去思考。倘若他自身能够拿出足够的事实或推断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他也绝对不会让步。因此，我们提出来的观点都非常值得探讨，所以我们对于对方的想法都会足够重视。”
因为芒格的出现，成就了今天的巴菲特，有人说：世无芒格，当无巴菲特。此说法固然存在一定夸张的成分，但同时也表明了芒格之于巴菲特的重要性。
5.理智的胜利：古板老头
芒格向来比较古板，因此也是一个较为传统的人。按理来说，关于社会问题，芒格也会倾向于传统。但在一项法律面前，芒格却“变卦了”。在美国，宪法中存在“反堕胎法”，宣扬尊重生命的传统。这是一项百年来的文化传统，但当芒格看到它时，却不由皱起了眉头：为什么不能尊重妇女的主权呢？一个前所未有的“反传统”想法在芒格脑海中逐渐形成——支持堕胎！这在美国境内激起了轩然大波。
看到芒格热情似火的样子，巴菲特感叹道：“‘古板老头却支持堕胎’，我似乎认识了另一个查理。”
芒格之所以会作出与性格不符的行为，除了自身的思想运转的结果，还有来自于“偶像”的激励。和巴菲特崇敬本杰明·格雷厄姆一样，芒格对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崇尚程度可以用“忠实粉丝”来形容。
巴菲特经常调侃芒格整日把富兰克林《穷查理年鉴》当中的句子到处宣扬，称他看了太多本关于富兰克林的书。每当这时候，芒格总是抛出同样的回答：“沃伦的事我也知道很多，我可以说给你听；富兰克林的事我也知道很多，也可以说给你听。”巴菲特扭过头去表示自己早就知道会是这个答案，而芒格却总是一脸兴奋的表情。
芒格奉行“近朱者赤”的道理，认为你想成为什么人就要去和这类伟大的人打交道。芒格喜欢与过世的伟人打交道，因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力量。他经常如数家珍地表示：“如果你和亚当·斯密的关系很好，那么你的经济学一定非常好。或许你会觉得与一些离世之人做朋友有些荒唐，但是他们的正确思想总能为我们的生活与教育指引方向，这比单纯的去了解一些所谓的概念要好得多。”
“我非常喜欢看传记，如果你能在研究和学习一些伟大概念的时候将其与这些提出者们的生平、个性结合起来，一定可以取得意想不到的成果。”
在芒格眼中，富兰克林是美国最优秀的商人、科学家、投资家与外交家。与此同时，他还为国内的福利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富兰克林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更糟糕的是这个家庭并不和谐，为了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他逃离了自己的家。在颠沛流离的岁月中，他的著作《穷查理年鉴》风靡一时，因此他出名了，也变得富有起来。在之后的生活里，富兰克林将大部分的时间都投入到了社会活动当中。
在富兰克林的人生经历中，芒格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若想为人类谋福，首先他要变的富有。当然，这只是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要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此后，这项体悟便成为了芒格的人生准则之一。
早在19世纪，一些科学家便就世界人口问题向世人敲响了警钟，那时全球人口只有10亿，而短短十几年之后，这个数字就上升到了60亿，如果不加以掌控，届时地球将不堪重负。
作为第一批提出人口问题的科学家中的一员，加勒特·哈丁为此付出了诸多心力。哈丁是加州大学人类生态学的荣誉教授，在伦理学、生物学、生态学领域有很多著作。为了呼吁全球控制人口增长，在20世纪60年代，哈丁在全国范围内做了几百场的巡回演讲，旨在宣扬拥护堕胎，他也由此被称之为“堕胎先生”。
芒格第一次介入“支持堕胎”的阵营源于一场诉讼案件。当时大概是1972年，被告名叫里昂·贝鲁斯，他是一名医生，罪名是将一位堕胎医生介绍给了一位妇女。
看到这个案件之后，芒格表现出了足够的关注度，并且自己全身心的投入了进去。面对自己的选择，芒格这样解释：“在美国，堕胎是不合法的，与宪法作对，支持堕胎合法化对我来说实际上非常困难，很多时候，我的情感并不支持我这样做，我同样很尊重生命。但是，我也要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去考虑，全球人口增速过快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再者，很多孩子并不是依照妇女的意愿而出现的，我应该尊重妇女的意愿，让她们能够决定孩子的去留。因此，我需要压制住我的一些天性，从而更加理智的去做这件事情。”
打定主意之后，芒格便有条不紊地行动起来。首先，他利用自己的人际关系和充沛的精力去寻求变革的机会；其次，他把巴菲特也“拉下了水”。巴菲特是一位比较称职的商人，他在财务上是比较保守的，但对于社会问题，他比芒格更加宽容。于是，芒格说服他并没有费多大力气。
随后，芒格与巴菲特开始为贝鲁斯支付辩护法律费用，芒格还与自己的律师合伙人以律师的身份介入到了案件当中。巴菲特表示：“查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案件之中，他凭借自己的人际关系拿到了整个案件的意见书，还在医学院教授那里得到了一份大纲。为此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律师团整理出了两份法庭之友的大纲，其中一份是芒格亲自撰写的，上面还搜集了17位著名的律师的签名；另一份收集到的签名更多，足有178个，多是医学院的教授与院长。
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曾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搁置。在这期间，芒格与巴菲特投资了一家教堂，这里有一位合法牧师在运营，主要给妇女们提供一些计划生育方面的咨询意见。当时，美国有很多怀孕妇女并不想把腹中的孩子生下来，于是这位牧师便帮助她们联系，让她们到美国之外的地方去做堕胎手术。但终究还是引火上身被安上支持堕胎的罪名。
芒格曾经试图说服这位牧师继续先前的事业，但是失败了。于是他给巴菲特打了一个电话，芒格与巴菲特的通话大都与生意业务有关，但是这个电话没有任何商业性质：“沃伦，你需要帮我建一所教堂。”
芒格上来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巴菲特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查理你说什么？”
芒格：“听着沃伦，我们必须有一家属于自己的教堂。”
巴菲特这才反应过来，于是，这两位“革命家”再度轰轰烈烈地行动起来了。1969年9月，在贝鲁斯一案中，一位法官的判决票出现了“摇摆不定”的情况，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承认反堕胎法违反宪法精神的法庭判决。芒格表示：“该案件炸开了反堕胎的一个缺口。”
在芒格的努力之下，社会新潮正在席卷美国。1971年，贝鲁斯案得到了最终的判决：妇女存在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基本权利。
赢得案件之后，芒格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他化身洛杉矶计划生育组织的信托人兼首席财政官，主要业务是提供计划生育服务，也会给妇女介绍能够做流产手术的诊所。
虽然饱受资金和抗议者的压力，芒格在人口控制方面的热情与多年来一直未曾减退。在巴菲特看来，芒格为此不仅付出了时间，更是把“支持堕胎”做成了一件慈善事业。
芒格在争取堕胎权力斗争的过程中，曾有过很多支持者与盟友，一位名叫基思·拉塞尔的产科医生便是其中一个。有一天，在这位医生的派对上，一位病人举起酒杯说起了祝酒词：“让我们为拉塞尔医生接生过的宝宝喝一杯！”只见芒格举起酒杯说道：“让我们为那些没有被拉塞尔医生接生过的孩子喝一杯！”顿时宴会的气氛便庄重肃穆起来。
芒格这种认真劲在生活中总会不经意的流露，《财富》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人口爆炸》的文章，文中指出随着人口的增长，科技也会愈发进步。芒格看了之后大为震惊，立时拿起笔给杂志社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这完全没说到点子上，从物理学上便能得到答案，人口与人均福利这两个变量从来都不会一同实现最大化。
1998年，“支持堕胎”的风波已经过去了多年，但社会上的反对之声却仍旧此起彼伏。这一天，伯克希尔要召开股东大会，巴菲特与芒格再度聚首到了奥马哈。这本是一个万众期待，各方崇拜者汇聚一堂的日子。而狭长的人行道上却不合时宜地走动着六七个人。他们手举抗议的牌子，上面画着漂浮在瓶子里的婴儿，嘴中还不时喊着“婴儿杀手”的口号——芒格与巴菲特的抗议者找上门来了。
大多数人只知道巴菲特与芒格正在赞助有关支持堕胎的慈善机构，却鲜有人知道他们是整个浪潮的先锋。在抗议者手中标语上，有一条是抗议巴菲特为打胎药测试提供资金。巴菲特半开玩笑地说：“查理也向计划生育组织捐款，应该把他的名字也写到标语上。”
芒格呵呵一笑：“我可不想引人注目。”
巴菲特：“呵，古板老头！”
6.巴菲特说：我是芒格的眼睛，芒格是我的耳朵
2017年5月6日，巴菲特与芒格这两位八九十岁的市场大佬在股东大会上亮相了，吸引了40000多名参会者汇集一堂。开场的是巴菲特，芒格坐在他身侧。大家听到巴菲特上来就讲了一个笑话：“我和查理总是离得很近，就像现在一样。很多人提到我们其中任何一个，都会立即想起另一个。久而久之，这产生了一个问题——大家开始分不清我和查理了。其实，这很简单：听得见的是查理，看得见的是我”。
这份幽默起到了很好的暖场效果，会议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巴菲特这样说自然存在一定的道理，因为芒格的视力确实出现了问题。早在1978年，那时芒格才54岁，却不幸患了急性白内障。病来如山倒，芒格需要马上手术。在当时，手术技术已经提升了一个台阶，改良版的手术也已经开始推广，其术后的并发症被控制在2%之下。但芒格没有选择新型的治疗技术，而是采用了老式手术，手术并发症的危险便提高到了5%。
虽然概率非常之小，但芒格还是不幸的成为了后遗症的受害者。一些眼外细胞流入了眼内，并且侵占了眼内空间，眼压开始升高，终于不堪重负，视神经便由此受损。
此后，芒格陷入了巨大的痛苦当中。两年之后又不得不接受了眼球摘除手术，戴上了一颗玻璃球。但摘除手术同样给芒格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痛苦，疼痛总是避免不了的，并且伴随着整日作呕，就连站立都显得有些吃力。
无独有偶，当芒格的左眼饱受侵害的同时，白内障也向他的右眼发起了进攻。因为只剩下了一颗眼球，芒格不敢冒太大的风险，所以此次采取了保守治疗——他戴上了一幅白内障眼镜，这给他带来了较好的视力，并且赋予了他开车的权力。
即便如此，这也同样令人懊恼，毕竟芒格是一个嗜书之人，一只眼睛的失明给他的阅读活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但芒格仍然在坚持阅读。
作为一位老年人和病人，芒格的身体更多情况下都处于不适的状态中。但他依旧与巴菲特合作开展了诸多收购活动，诸如《布法罗晚报》。
“我是芒格的眼睛，芒格是我的耳朵”，这句话从表面看来说明了巴菲特与芒格密不可分的关系，但细细品味之后，却也能得出更深层的寓意：巴菲特的眼睛是用来寻找投资目标的；而芒格的耳朵则是用来洞悉市场变动，分辨最合适的投资目标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投资风格，各有各的优势，而当二者结合时，便会发挥出无与伦比的效用。
早期时候，巴菲特的投资活动更加看重投资价格，但芒格对于收购投资活动更加注重“价格合理、优质公司”。这对巴菲特形成了很大的影响，进而改变了他的投资方向。巴菲特表示：“在理解能力方面，查理比我擅长。对于一些理念，查理的总结与浓缩能力非常强大。”
很多投资者都羡慕巴菲特与芒格这样的合伙人关系，也有不少人询问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搭档。巴菲特表示：“若想找一个共事之人，首先要保证对方比你聪明，比你有智慧。当然，请他不要炫耀这个优势；其次，当你犯错时，他不会一味地指责与生气，也不会不合时宜的‘事后诸葛亮’；最后，他可以在共事的路上为你带来无尽的欢乐。”
这样看来，找到一个完美的搭档似乎非常困难。不然，也不会存在“知音难觅，知己难求”的说法了。
对于二人的关系，芒格是这样表述的：“我和沃伦一直相处的非常融洽，从最初见面就如此。此后我们发展成了朋友和商业伙伴的关系。在最初的十几年中，我们各自管理自己的事业，于投资活动中并没有什么重合的地方。”
“我喜欢阅读，沃伦也喜欢。但我很佩服他将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这从他能在自己祖父留下来的《如何运作一家杂货店以及我所了解的钓鱼技巧》的手稿之中学到知识便可看出来。”
之后，巴菲特与芒格展开了商业合作，二人确立了搭档关系，伯克希尔帝国就此崛起。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彼此都表现出了自己的绝对信任。他们从未互相提过要求，二人的合作活动也没有形成任何的书面合约。
在一次又一次的投资活动中，二人也在不断学习如何去做一对高效的合伙人。在芒格看来，理想的合伙人应当存在独立工作的能力：“如果你想成为领导者，就必须存在跟随别人的觉悟。因为世界上的人总有某些方面比你强，所以主导合伙人、从属合伙人，以及地位等同的合伙人我都做过。你应该学会去扮演任何角色，因为在不同人面前，你的身份都是不一样的。”
2004年，在伯克希尔的年度大会上，一位年轻的股东向巴菲特请教成功的方法。巴菲特谈了谈自己的看法，而芒格则插话说道：“不要吸毒，不要乱穿马路，也不要染上艾滋病。”对于这种插话行为和有些“不着边际”的表述，很多人表示不理解，认为这是他的幽默。实际上，这从侧面反映出了芒格在生活中规避错误行为的特殊方式。
巴菲特曾这样评价芒格的“耳力”：“查理在开展任何行动之前，所关注的不是应该做哪些事情，而是列出不应该去做哪些事情。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必须知道自己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不会去了’。查理的关注点永远都是一些能够追求更多财富的目标，这通常是眼睛所看不到的。这是他的智慧与洞察力。”
就这样，由巴菲特去发现好项目，芒格去倾听市场的声音，然后分析出最为合适、最有价值的那一个。因此，便成就了伯克希尔这个巴菲特—芒格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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