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中山路的新都大戏院，建于民国二十五年，里面的放映机、放音机、冷气机等设备都是从美国进口的。日军占据南京后，将其改名为“东和剧院”，门口贴着“东宝映画”的宣传海报已经破损不堪。相反，一副崭新的对联却很有意思：“中国捷克日本，南京重庆成都”。
当年在战火中严重毁坏的中山门已经得到修缮，但“大野部队占领”的字样犹存，如同一把尖刀，刺得华连孝心痛不已。城门上面重书“中山门”三个大字，落款是“民国三十二年九月汪兆铭敬题”（1946年春此落款才被销毁）。中山门之名来自对孙中山先生的纪念，汪精卫尽管已成千夫所指的卖国贼，却依然以中山先生的信徒自居，历史有时就是这么充满了荒诞。
他见光华门等处依然没有得到充分修缮，还残留着当年南京保卫战的遗迹。据说日军很重视光华门一战，特意保留了不少当年战场的遗迹，还专门绘制地形图，以供军官观摩学习。反观中国，对这一战却无详尽记述，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他登上城门，天际白云苍狗，城池虎踞龙盘，河山依旧，却早已物是人非，望着被战火熏黑的城墙和累累的弹痕，遥想当年大哥壮烈成仁的场景，追昔抚今，感慨万千。听说南京每逢月黯风急时，这城墙总有万千亡灵的悲嗥在回荡，有汩汩的血泪在濡渗……唯一感到欣慰的是，受降仪式在陆军军官学校礼堂举行，毕业于这所学校的大哥泉下倘若有知，也该当瞑目了！
玄武湖水波滟潋，湖中的梁洲、翠洲一株株樱花树正迎风摇曳，日伪时期日本人从日本国内移植一百多株樱树至此，樱花树虽美丽，却是日本侵华的象征。
路上还遇到一群赶着马车的日军，马车上都是些陈旧的被褥等生活器具。这些日军衣衫破烂，无精打采，见到衣着鲜明、装备精良的新6军，他们立刻畏缩在一边，把马路让开，个个垂首低眉，不敢与中国军人对视，侵略者往日趾高气扬的气焰此时已荡然无存。这让华连孝大感解气。
这些天也有让他不舒心的事情。
缴械之时，日军将轻重武器、器械车辆等，擦得干干净净，其遵令呈交的多项表册，对人员、马匹、弹药、被褥等各种物资造册数字清清楚楚。营房马厩，也打扫清洁，水电设备，俱都完好。然而，国民党军接收后，却因管理混乱、贪污风行，许多物资设备损坏遗失，马匹大量死亡，其虽为胜利之师，其纪律竟然不如败军严整，日人闻之，不免暗中窃笑，对输给中国的不服气之感，更是有增无减。
华连孝曾与一日军少佐交谈，日军少佐说，停战后中国官民对日军、日侨的态度“出乎意料的良好”，他认为“这与中国人温良宽厚的民族性格有关。作为受日本伤害最大的国家的领袖，蒋介石8月15日所作的‘以德报怨’的广播演讲，与当时斯大林‘讨还日俄战争之仇’的声明形成了鲜明对照。”
谈到以后中日两国的未来时，该少佐诚恳表示以后的日本不能再走侵略他国的老路，但却坚信日本会重新从废墟里振作起来，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新日本。当华连孝问及他对中国的未来有何看法时，这个少佐微微一笑，只是淡淡地说了句：“要努力。”
华连孝听了满不是滋味，他感到，日本虽然战败了，但一些日本人的骨子里却仍然对中国保持着傲气，日本并没有对中国的胜利表示诚服。
日军在南京郊外建有大大小小好几个祭奠亡灵的神社，有一个就设在公路边，一排排木制方格存放着日军阵亡者的骨灰盒，还嵌有照片，特别惹眼。中国军民莫不愤慨，新6军便派人去拆这个日军灵堂。这时，不知哪里跑来十几个日本兵，围在门口不让进，只是一味鞠躬。新6军的士兵不管，硬要往里冲，一个日军军曹居然当场拔出匕首把自己开了膛，鲜血内脏流了一地，把围观的中国老百姓吓得四散而走。士兵们无奈，只好将这事上报到师部，后来经协调由日军自行拆除才算完事。
这事使得华连孝对大和民族深怀戒心，这个民族能屈能伸，又有一种为达目的不惜一切的狠辣干劲，虽然现在战败了，但中国人却永远不可掉以轻心。
然而，上级并没有把战败的日本看成是威胁，但威胁依然存在，这个威胁便是日益壮大的共产党。
华连孝见抗战胜利，便依母亲和小慧所言，打了退伍申请报告。负责政训工作的军官立刻找他谈话：“国军正急需你这样的人才，留在国军里，你大有前途，何必退伍？不要以为日本已投降，天下就会太平无事，就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华连孝惊讶地问：“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还要接着打仗？打谁？……难道是共产党？毛泽东不是去重庆和蒋委员长谈判了吗？”那军官“哼”了一声，说：“奸党奸军四处割据，抗拒统一，不铲除他们，国家就没有宁日！国军正全面收管日军缴交的一切装备和资料，以备将来之用。我看，上面是不会准你退役的。”
新6军的大部队陆续到达，按计划，第14师担任南京市区的守备任务，新22师接管镇江和扬州，另外，第74军的第57师也临时抽调给新6军指挥，负责常州和无锡的防务。听说共产党想接管南京，城内繁盛地区的新街口，已发现新四军散发的传单，新6军的任务之一，就是严防新四军进城。
完成南京的联络工作，华连孝特意来到小慧的故居，起出了兄长华连诚的遗骸火化，又请了长假，回到重庆接母亲和小慧，将家庭及剩余的产业重新迁回上海，将父亲和大哥的骨灰迁移到河山县老家安葬。苦熬八年，终于等来了抗战胜利，云开日出，可是千里长江，将机器、人员、财产运回江南，谈何容易。时间紧迫，流民思归，船只紧张，又历尽了不知多少艰辛，耗费不知多少心血，打点了不知多少关卡，才得以成行。要想维持一份产业，可说是战战兢兢、惨淡经营。
华宜农的灵位前，端端正正地摆放着竹崎忠志、义志、廉志、武志四个日本兄弟的武士刀，这是一个家庭对另一个家庭、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胜利的象征！
1949年华连孝举家迁往台湾，在一次朋友聚会时，在家中乘着酒兴展示过那四柄武士刀，引来朋友们的一片惊羡和敬佩，有个在场的朋友是个记者，便写下一篇新闻刊登在报上，并附上刀的照片。几个日本人不知从什么渠道看到了这则新闻，从日本赶到台北，找到华家，提出要买下这四柄刀，华家怎么也不肯，他们就成天守在华家门口，苦苦哀求，几乎就要下跪，说这是他们父辈的遗物，是家族的圣物，出多大价钱都可以。华连孝一听，更加不答应了！后来为此连搬了几次家，才摆脱了这些日本人的纠缠。
读到三哥连信从山东的来信，华连孝不胜唏嘘，手足之情，殷殷可鉴，只是两人现在各为其主，他日只怕要作为军人骨肉相残，全家团圆不知在何年何月？
只是，历史的发展是从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历史长河继续浩荡向前，新的一页又将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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