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您来听听，您一定对这个主题感兴趣。”
神甫第二次布道是在一个大风天。说实话，这次前来听讲的人比第一次的听众人数少，原因是这类场面对同胞们来说已不再具有新鲜事物的魅力了。在这座正在经历困境的城市，“新鲜事物”这个词本身已失去了意义。此外，大多数人，他们即使还没有完全放弃履行宗教义务，或者说，他们即使还没有在履行宗教义务的同时又过着极不道德的私生活，他们也已用毫无理性可言的迷信来代替宗教活动了。他们宁可佩戴护身徽章或圣洛克护身符，也不去教堂做弥撒。
这里可以举一个同胞们滥用预言的例子。原来，还是在春天时人们已经在等待鼠疫在短期内结束，谁也没想到去问问别人瘟疫可能延续的准确时间，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不会再延长了。然而日子一天天过去，人们便开始害怕这倒霉的疫病会没完没了，于是，鼠疫停止一下子成了人们的愿望。占星术士的预言或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便在居民中传递开来。城里的印刷厂老板们随即发现，在这种迷恋中有利可图，便大量发行那些流传的预言和谶语。当他们发觉百姓的好奇心漫无边际时，他们便派人去市立图书馆翻阅野史轶闻所能提供的一切证词和资料，随即在城内发行。当史书里再也找不到预言之类的东西时，他们便向一些记者订货，起码在这方面，那些记者的能耐不亚于他们历代同行中的楷模。
某些预言甚至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各家报纸上，而且读者争相阅读的热情不亚于太平时期他们迷恋言情小说。有些预测建立在荒诞的计算基础上，其中包括当时年代的千位数、鼠疫病人的死亡人数、鼠疫持续的月数。还有些预测将此次鼠疫与历史上多次大鼠疫进行比较，找出其中的共同点（预测称之为常数），再通过同样荒诞的计算，硬说从中可以得到与今次鼠疫有关的教益。但无可否认，其中最受公众好评的当属此类：这种预测用充满隐喻从而难以理解的语言预告即将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且其中每一件都有可能使本市遭受苦难，而这些事件的复杂性又会引来各种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天天向诺斯特拉达穆斯[20]和圣女奥蒂尔[21]求谶，而且收获颇丰。此外，这些预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结论所具有的宽慰性。唯独鼠疫宽慰不了人。
由此看来，我们的同胞正在用迷信代替宗教，这就是帕纳鲁布道时教堂四成座位只坐满三成的缘由。布道的那天晚上，里厄一到达教堂，从入口处几扇自动门吹进来的一股股凉风正在听众中间畅行无阻。在这座冷飕飕而又鸦雀无声的教堂里，他在清一色的男性教徒群里坐下，同时看见神甫正在登上讲台。帕纳鲁讲话的语气比上次更柔和，态度更审慎，在场的人有好几次察觉他在言语间流露出几分犹豫。更奇怪的是，他再也不说“你们”而只说“我们”。
不过，他的声音倒越来越坚定了。他开始提醒大家，好多个月以来，鼠疫一直在我们身边，我们多次看见它坐在我们的饭桌上或我们所爱之人的床头，看见它在我们旁边行走，等待我们去上班，所以我们对它了解得更清楚了。如今，我们也许能够更自觉地接受它对我们不懈的忠告，而在鼠疫初期的一片惊诧之中，我们可能并没有认真听进去它的话。上次帕纳鲁神甫在这同一个地方宣讲过的东西仍然正确——至少他相信是正确的。然而，也还有一种可能，正如我们大家都经历过的，他当时那样想和那样讲都缺乏仁爱之心，因而倍感后悔。不过，有一点却是千真万确的：在一切事物里永远有值得记取的东西。最严酷的灾难对基督徒来说仍大有裨益。确切地说，基督徒应当在这种灾难中寻求的东西，正是它的益处，同时还应该知道益处如何形成，如何找到这种益处。
此时此刻，里厄周围的人们似乎正惬意地坐在带靠背的长凳上，而且坐得越舒服越好。入口处有一扇钉软隔层的门在轻轻地前后摆动，有谁离开座位去把它固定住。里厄被这些动静分了心，险些没有听见帕纳鲁又说了什么。神甫讲的大概是大家不必去设法把鼠疫现象弄个明白，却有必要记取能够记取的东西。里厄的理解有些模糊：照神甫的意思，没有任何东西需要解释。帕纳鲁大声说，照上帝的意思，有些事情，人是可以解释清楚的，其余的事就无法解释，这句话总算吸引了里厄的注意。神甫接着说，当然存在善与恶，而且一般说，很容易弄明白它们之间的分界线。然而，一旦深入到恶的内部，分辨起来就有困难了。比如，有表面上看很必要的恶，也有表面上看毫无必要的恶。有下地狱的唐璜[22]，也有某个孩子的死亡。因为，如果说不信教的放荡之徒遭雷击是罪有应得，那么孩子受苦受罪就无法解释。事实上，人世间没有任何东西比一个孩子的痛苦和与痛苦俱来的恐怖更严重，也没有任何东西比找出这种痛苦的原因更重要。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上帝给我们提供了一切便利，可以说，在此之前，宗教是一无可取的。而现在，恰恰相反，上帝逼得我们走投无路，我们处在鼠疫的重重高墙包围之中，只好在围墙的阴影里寻求益处。帕纳鲁神甫甚至不愿利用俯拾即是的套话来越过围墙。他可以毫不费劲地说，天国永恒的欢乐正等待着孩子，在那里他的痛苦可以得到补偿。但实际上，神甫对此也一无所知。其实谁又能肯定说，永恒的欢乐可以补偿人间一时的痛苦？能如此肯定的人一定不是基督徒，因为基督本身就经历过四肢和灵魂的痛苦。不，面对一个孩子的痛苦，神甫宁可走投无路，他宁愿忠实地承受由十字架象征的五马分尸般的痛苦。他会毫无畏惧地对当天听他布道的人说：“我的兄弟们，抉择的时刻来到了。必须相信那一切，或否定那一切。而在你们当中，谁又敢否定那一切？”
里厄几乎没来得及考虑神甫正走在异端的边缘时，帕纳鲁已经在有力地肯定说，这个命令，这个正确的要求，正是基督徒寻求的利益之所在，也是他们德操之所在。神甫明白，在他即将谈到的德操中，有些极端的东西会激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那些人习惯于更宽容更传统的道德观。然而，鼠疫时期的宗教不能和平时的宗教相提并论，如果说上帝可以容许，甚至希望人的灵魂在幸福时期安息而快乐，那么他也愿意看见人的灵魂在极端痛苦的年代走点儿极端。今天，上帝施恩于他创造的人，将他们置于如此巨大的灾难之中，使他们重新寻找并实行这至高无上的德操：“全信”或“全不信”。
上一个世纪，有一位教外作者硬说他揭开了教会的秘密，他断言并不存在炼狱[23]，言下之意是说没有中间过程而只有天堂和地狱，因此人只能按自己原来的选择，或升天堂得永生，或入地狱遭永罚。但帕纳鲁认为，这纯属异端，是出自某个毫无信仰的人内心的邪说，因为的确有炼狱存在。当然，有些时期人们不能过分指望炼狱，也有些时期谈不上有什么轻罪。凡罪孽都是致命的，一切冷漠都是犯罪。不是全有，就是全无。
帕纳鲁暂停片刻，这时，里厄更清晰地听见了门外的风声，风似乎变本加厉地刮起来了。与此同时，神甫说，不能按平时的狭义来理解他所谈的全盘接受的品德，这里讲的并非庸俗的逆来顺受，甚至不是勉为其难的谦逊，而是屈辱，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当然，看见一个孩子遭受那样的痛苦，人的精神和心灵都会感到耻辱。但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投入痛苦，正因为如此（这时帕纳鲁请听众相信，他要说的话是很难启齿的），才应当乐意得到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的愿望。只有这样，基督徒才会不惜一切，在别无出路的情况下，把这条必须选择的道路走到底。为了不至落到全盘否定的地步，他将选择全盘接受之路。此刻正在各教堂祷告的诚实的妇女们，在得知形成中的淋巴结肿块是排除传染毒液的自然管道时，说道：“主啊，给他淋巴结肿块吧！”基督徒也会效法她们，献身于神的意愿，甚至难于理解的意愿。我们不能说：“这个，我理解；但那个，没法接受。”应当前去拥抱那赋予我们的“没法接受”的东西，这正是为了做出我们的选择。孩子们的痛苦是我们苦涩的面包，但如没有这块面包，我们的心灵就会因缺乏精神食粮而饿死。
一般说，每当帕纳鲁神甫作短暂休息时，厅内都会响起一阵压低了的嗡嗡声，这次，杂乱的声音刚开始，布道者就出人意料地大声讲起来，同时装出代听众提问的模样问道：究竟该怎么办？他预料大家会说出可怕的宿命论这个词。好吧，只要允许他加上形容词“积极的”，他就不会在这个字眼面前后退。当然，应当再说一遍，没有必要模仿他曾经谈到过的阿比西尼亚的基督徒。甚至不应当考虑向波斯的鼠疫患者看齐，那些人一面把他们的破衣烂衫扔向基督徒组成的卫生防疫队，一面大声祈求苍天把鼠疫传给那些不信神的人，因为他们竟想和上帝播撒的疾病做斗争。然而，反过来，我们也不能模仿开罗的修道士，在上个世纪那几次瘟疫中，他们在举行领圣体仪式时，为了避免接触信徒们可能已感染疫病的又潮又热的嘴唇，他们用镊子夹圣体饼。波斯的疫病患者和开罗的修道士都同样在犯罪。因为在前者心里，一个孩子的痛苦算不了什么，而后者恰恰相反，把人类害怕痛苦的心理推到无孔不入的程度。无论是哪种情况，问题的实质都被掩盖了：他们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帕纳鲁还想举出别的一些例子。根据编年史作者的记述，在马赛发生的一次特大鼠疫中，梅尔西修道院八十一名修道士中只有四人幸免。而这四人中有三人都逃跑了。编年史家们作如是说，更翔实的记载就不属于他们的职业范围了。帕纳鲁神甫在阅读这篇文献时，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剩下的那位修道士身上，尽管面前有七十七具尸体，更重要的是，尽管有那三个伙伴当了逃兵的先例，他一个人还是留下来了。这时，神甫用拳头捶着讲台的边缘，大声说：“兄弟们，我们必须当那位留下的修道士！”
问题不是拒绝采取预防措施，预防措施是一个社会在灾害引起的混乱中维持秩序的英明措施。不要去听那些道学家的话，他们要求大家俯首帖耳，放弃一切。我们只应当在黑暗中开始摸索着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其余的，只需听其自然，哪怕事关孩子们的死亡，也心甘情愿接受上帝的安排，而不设法依靠个人。
说到这里，帕纳鲁神甫回顾了马赛鼠疫期间贝尔尊斯主教的崇高形象。他说，在瘟疫即将结束时，主教已尽了自己应尽的全部义务，他认为再没有别的补救办法可以挽救众生，便带些口粮，把自己关在屋里，并命人筑墙将房屋堵死。一直视他为偶像的居民出于逆反心理——人在极度痛苦时，这种感情屡见不鲜——，对他十分不满，在他房屋周围堆满死尸，想让他染上疫病，为了保证他必死，有人甚至将死尸扔过墙去。因此，主教在他最后一刻的软弱中原以为远离了死亡的世界，殊不知死人竟从天而降，落在他的头上。我们也一样，应当深信在鼠疫的汪洋大海中并没有岛屿。不，没有折中。必须接受这令人愤慨的现实，因为我们不得不选择恨上帝抑或爱上帝。谁又敢于选择恨上帝呢？
“我的兄弟们，”帕纳鲁最后总结说，“对上帝的爱是一种艰难的爱。它意味着全面的忘我精神和轻视个人安危的气概。但只有对上帝的爱才能消除儿童的痛苦和死亡；在任何情况下也只有这种爱才能使痛苦和死亡成为必需，因为谁也不可能理解死亡，所以只好自愿死亡。这是很难接受的教训，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去接受它。这是信仰，世间的人会认为这信仰太残酷，上帝却认为它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大家必须逐步接近它。我们必须使自己比得上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形象。达到这样的最高境界时，一切都会融为一体，不分高低，真理也就从表面的不公正中脱颖而出。因此，在法国南方许多教堂里，几世纪以来的不少鼠疫受害者一直安眠在祭坛的石板下面，教士们也在死者的坟墓上面布道，他们宣扬的精神正从包括在内的骨灰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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