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究竟有什么想法呢？”老教士问。
他们已来到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狂风在他们身边咆哮，打断了年轻执事要说的话。等他可以说话时，他只说：
“如果一位教士请医生看病，说明里面有矛盾。”
里厄对塔鲁转述了帕纳鲁布道时讲的话之后，塔鲁说，他认识一位教士，这位教士在战争年代发现一个青年脸上的眼睛已被人挖掉，于是他再也没有信仰了。
“帕纳鲁说得对，”塔鲁说，“基督徒看见一个无辜的人被挖掉了眼睛时，这个教徒要么失去信仰，要么同意别人挖掉自己的眼睛。帕纳鲁不愿放弃信仰，他要坚持到底。这就是他想说的。”
塔鲁的这个评论是否能对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和帕纳鲁在事件中令身边的人费解的表现稍加澄清呢？以后再判断吧。
布道几天之后，帕纳鲁果然忙乎起搬家来。那正是疫情的发展引起城里一股持续的搬家热的时候。塔鲁当时不得不搬出旅馆住到里厄家，神甫也不得不搬出修会分给他的套间房，住进一位老太太家里，那位老太太是经常光顾教堂的信徒，还没有染上鼠疫。在搬家的过程中，神甫已经感到疲惫不堪，惴惴不安。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房东的尊敬。原来，老太太曾对他热烈吹嘘圣女奥蒂尔谶语的价值，但他想必因为疲劳的缘故而对她略显怠慢。事后他无论如何努力弥补，以求她起码保持不冷不热的和蔼态度，却没有达到目的。他给她留下了坏印象。于是，每天晚上他在回到他那放满了花边钩织物的房间之前，他不得不瞻仰她坐在客厅里背朝着他的姿态，同时聆听她不转身说出的那句冷冰冰的“晚安，神甫”。就在类似这样的一个晚间，神甫在上床睡觉时感到头痛脑涨，在他体内隐伏了多天的高烧像决堤的浪潮往他的手腕和太阳穴冲来。
接着发生的事是后来大家听了女房东叙述之后才知道的。那天清晨，她照老习惯起得很早。过了一阵，她奇怪神甫怎么还没有出房间，迟疑了好久她才决定去敲他的房门。她发现神甫还躺在床上，据他说整夜未眠。他感到气闷，而且充血的面部显得比平时还红得多。照老太太的说法，她挺礼貌地建议他请一位医生，但她的建议遭到粗暴拒绝，她认为其粗暴的程度实在令人遗憾。她只好退出房间。片刻之后，神甫按铃，并命人请她去。他对自己方才的暴躁脾气表示道歉，随后对她说，他的情况不可能是鼠疫，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鼠疫的症状，不过是短暂的疲乏而已。老太太庄重有礼地回答说，她的建议并非出于此种忧虑，她从不看重自身的安全，因为她的安全攥在上帝手里。她考虑的只是神甫的健康问题，她认为自己对此负有部分责任。据她讲，神甫没有再说什么，而她却力图尽到自己的全部义务，所以再次建议为他请一位医生。神甫又拒绝了，但进一步做了些老太太听来十分含糊的解释。她认为她只听懂了这一点（而她认为恰恰是这一点难以理解）：神甫之所以拒绝看病，是因为看病不符合他的原则。她因此得出结论说，她的房客被高烧弄得头脑糊涂了，于是她仅仅给他提供了一些草药汤。
她仍旧决定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当时的处境要求她履行的职责，她每隔两小时看望一次病人。让她最感震惊的是神甫整天都处在不停顿的烦躁不安状态。他掀开被子，接着又重新把被子拉到身上，他不停地用手摸自己汗湿的额头，常常坐起来想咳嗽，但喉咙仿佛被掐住了似的，咳出来的声音嘶哑、痰湿，跟使劲咯痰一般痛苦。他好像无力将堵在喉咙深处的使他窒息的一个个棉花团硬拔出来。每次发作之后，他往后一仰，倒在床上，种种迹象显示他已精疲力竭了。末了，他又半坐起身子，片刻之间，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前方，那死盯着一处的眼光比此前的焦躁更加狂热。然而，老太太仍在迟疑，不敢请医生使病人不快。她琢磨，尽管病情显得很可怕，这也许只是高烧发作的症状。
可是，到了下午，她设法同神甫说话时，得到的回应只是几句含糊不清的话。她又提到请医生的问题，但神甫一听便重又支起身子，几乎喘不过气来。他清晰地回答说，他不需要医生。于是，女房东决定再等到明日清晨，如果神甫的病情还没有好转，她就得拨情报资料局每天在广播里重复十来遍的电话号码。老太太始终尽职尽责，所以考虑在夜里去病人房里守护他。但到了晚上，给病人送去新熬的汤药后，她想躺下休息休息，哪知睡下去到第二天黎明才醒过来。她连忙跑到病人屋里。
神甫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昨天他脸上那种极度充血造成的红色已变成了铅灰色，而且因为他的脸颊还十分饱满，这种颜色尤其显眼。神甫正凝视着挂在床头天花板上的一盏彩色玻璃珠吊灯。见老太太进屋，他朝她转过头来。照女房东的说法，他经过一整夜的折磨，在那一刻似乎已经垮掉了，再也没有力量振作起来。老太太问他身体如何，她注意到神甫回答时说话的声音冷淡得出奇，他说他身体很糟，他不需要请医生，只要把他送进医院，一切照章办事就行了。老太太惊恐万状，连忙跑去打电话。
里厄在正午到达那里。听了女房东的叙述，他只回答说，帕纳鲁是对的，但恐怕送得太晚了。神甫接待里厄的态度也一样冷淡。大夫给他做检查时感到十分吃惊：他没有发现他有淋巴腺鼠疫或肺鼠疫的任何主要症状，只查出他肺部积水引起的肿胀和呼吸困难。但无论如何，他的脉搏太弱，全身情况太严重，看来希望很渺茫。里厄对他说：
“鼠疫的主要症状您都没有，但实际上值得怀疑，我应当把您隔离起来。”
神甫异样地笑笑，仿佛表示礼貌，但默不作声。里厄出门打电话，回来后，他注视着神甫。
“我留在您身边。”他温和地说。
神甫好像又活跃起来，他转眼看着大夫，目光里似乎重现了某种热情。他随即艰难地用清晰的声音说起来，但听不出语气中是否有悲哀的成分：
“谢谢，但神职人员没有朋友。他们的一切都寄托于上帝。”
他要放在床头的十字架，得到后，他转过身去注视着它。
在医院，帕纳鲁再没有开过口。他像一个物件似的任人对他进行各种治疗，但从没有放下手中的十字架。不过，他的病情仍旧难以确定。里厄心里始终疑云密布：是鼠疫，又不是鼠疫。再说，一段时间以来，这瘟神好像乐于使医生的诊断迷失方向。然而，就帕纳鲁这个病例而言，他后来病情的发展即将表明，这种无把握的现象是无关紧要的。
神甫的体温直往上升。他成天受到咳嗽的折磨，咳嗽的声音也越来越嘶哑。到了晚上，他终于咯出了那堵得他透不过气来的棉花团，是鲜红色的。在高烧肆虐的纷扰中，他的眼神却一直无动于衷，第二天清晨，当人们发现他已死去，半个身子躺在床外时，他的眼神已毫无表情了。在他的病历卡上写着：“病情可疑。”
那一年的天主教诸圣瞻礼节[24]非同寻常。当然，天气并不反常，因为倏忽间的季节变化促使凉爽一下子代替了秋热。跟往年一样，这时节一直是凉风飕飕。大片大片的云朵从天际的这头飞快地往那头移动，给下面的房舍投下阴影，云彩过去之后，十一月的金色阳光照遍屋顶，却毫无暖意。第一批雨衣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但大家注意到，今年雨衣的面料上胶和上漆的数量之大，令人咋舌。原来各家报纸都曾报道，在两百年前法国南方发生的几次大鼠疫期间，医生们为了预防传染，都穿上了涂油面料的衣服。商家善于利用机会，遂大量推销过时衣服的存货，而购买的人也都希望从中得到免疫力。
然而，所有显示季节变化的迹象都未能使人忘记这样的事实：公墓门前冷落车马稀。往年这个节日来到时，电车里充溢着淡淡的菊花香味，成群结队的妇女前去亲人安息的地方，用菊花装点他们的坟墓。每到这个日子，未亡人总想去死者身边安抚他一年来孑然一身备受冷落的凄苦。但这一年，谁也不愿去考虑死人了。确切说，他们想死人的时间太多了。如今已谈不上带着些许惋惜和无比的忧伤前去死者身边。死者再也不是每年一次需要未亡人来身边进行辩解的被冷落的人了，他们成了闯入活人生活的必须忘记的不速之客。这说明为什么今年的亡人节可以说是一下子就跳了过去。照柯塔尔的说法（塔鲁发现此人讲话越来越带讥讽味儿了），如今每天都是亡人节。
事实上，鼠疫的快乐之火在焚尸炉里越烧越欢了。当然，死于鼠疫的人数并非随时随刻都在增加，然而，鼠疫似乎在它的高峰上舒舒服服地待了下来，它每天以一个优秀公务员的准确和规律进行凶杀活动。原则上说，有关人士的意见也如此：这是个好兆头。比如，里沙尔大夫感到，鼠疫蔓延形势图上的曲线起初不断上升，继而在最高处长期徘徊，这似乎令人鼓舞。“这张图表很好，好极了，”他说。他认为在图表上，鼠疫已达到他所谓的水平线。从此以后，它只会降下来。他把这个现象归功于卡斯特尔大夫新研制的血清，原来，卡氏血清刚取得几次未曾料到的成功。老卡斯特尔没有反驳他，但他认为，事实上，一切都无法预测，因为从瘟疫史来看，往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再度猖獗的情况。长期以来，省府一直希望安抚公众的情绪，但苦于疫情严重，无法实现。眼下，它准备召集全体医生，请他们就此问题做出报告。但就在此时，里沙尔大夫本人也被鼠疫夺去了生命，而且恰好是在疫情稳定的时候。
这个例子当然使人感受强烈，但它毕竟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对此，行政当局一如它先前的轻率乐观那样，又公然悲观起来。卡斯特尔却只顾尽心尽力地研制他的血清。无论如何，现有的公共场所全都改成了医院或检疫所，如果说，省政府所在地还完整如初，那是因为总得留一个开会的地方。不过，总的说来，由于这个时期疫情相对稳定，里厄组建的隔离所和医院预期的名额还绰绰有余。医生和医助们业已付出了令他们身心交瘁的劳动，如今他们再没有必要操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他们只需继续勤勤恳恳地做好自己那份可以说是超负荷的工作就行了。现在，以肺鼠疫形式出现的疫情正在城市的各个角落蔓延，仿佛在人们的肺部正在风助火势、火助风威似的。病人往往在大吐血当中更快地离开人世。这时，随着瘟疫的这种新形式的出现，感染的危险性可能会更大。原来，在这点上，专家们的意见始终互相矛盾，但出于保证更安全的考虑，卫生防疫人员仍然使用消毒纱布口罩。
无论怎样，虽然乍看起来，疫情可能在蔓延，但因淋巴腺鼠疫病人正在减少，总数的天平仍然保持平衡。
但是，随着粮食供应的困难与日剧增，人们又可能产生另一方面的忧虑。投机商趁火打劫，以天价出售正规市场紧缺的必不可少的食品。这样一来，贫困家庭数米而炊，富裕人家却衣轻乘肥。瘟神在恪尽传染职守时，不徇私情，十分有效，这本可以增进同胞们之间的平等感，可是，由于通常的自私心理作怪，鼠疫反而使人们心中的不平等感增强了。当然，剩下来的还有死亡的无可非议的平等，但这种平等却是谁也不愿享受的。因鼠疫而挨饿的穷苦百姓更加怀念邻近的城市和乡村，因为那里生活自由，面包也不昂贵。既然在这里得不到足够的食品，人们就产生了这种不太理性的想法：还不如放他们离开这里呢。结果，在城里竟有一句口号流传起来：“没有面包，就给新鲜空气！”这句口号有时在墙上可以看到，有时在省长经过时可以听到。这种反讽意味的口号是某些游行示威的信号，尽管示威很快被制止了，它们的严重性却有目共睹。
自然，各家报纸必须服从上司的命令，宣扬乐观主义。一读报纸，就会看见对当前形势特点的描写，那就是：居民表现为“沉着和冷静的动人典范”。然而，在一个自我封闭、无密可保的城市里，谁也不会欺骗自己去相信什么共同做出的“典范”。要想对所谓的沉着和冷静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只需去某个检疫隔离病房或省政府建立的某个隔离营走走就够了。恰巧笔者当时在别处有事，不了解那里面的情况，所以只能在此援引塔鲁记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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