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呢，我到那一刻才陡然意识到这一点，而此前我只在“被告”这个简单的范畴之内来想这类人。我不能说我当时把我父亲忘记了，但我只感到一阵心酸，因此我的注意力便全部集中在那刑事犯身上了。我几乎什么也没听，我只感到有人想杀死那个活生生的人，于是，一种奇怪的本能，带着顽固的盲目性，像浪潮一样把我推到他那一边。我真正清醒过来是在我父亲宣读公诉状的时候。
红袍使我父亲变了样，他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他满嘴空话大话，不着边际的长句子像蛇一般不断从他嘴里蹿出来。我明白，他在以社会的名义要求判这个人死刑，甚至要求砍他的头。的确，他只说了：“这个头应该掉下来。”但归根结底，这两句话没有什么区别，而且实质上是一回事，因为他得到了这颗头颅。只不过并非他自己去执行罢了。我一直听到案件的结尾，而我却单单对这个不幸的人抱有一种亲切感，这种亲切程度之深厚，我父亲永远也望尘莫及。不过，按习惯，父亲还得到场观看那美其名曰最后的时刻——应该叫最卑鄙的谋杀时刻——发生的事。
从那天起，我一看见那本《谢克斯旅游指南》就极端反感。从那天起，我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和处决。我十分震惊地发现，我的父亲显然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而且正是他起得很早的那些日子去参加的。是的，每逢这样的日子他都把闹钟上好。我不敢把这事告诉我母亲，但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他，我这才明白，他们之间已毫无感情，母亲是在过一种被遗弃的生活。这个发现有助于我原谅她，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后来我才知道，对她谈不上什么原谅，因为她在结婚前一直过着贫穷的生活，正是穷困使她学会了逆来顺受。
您一定在等我说出“我马上离家出走”这句话。不，我留下来了，又待了好几个月，将近一年吧。但我内心十分苦恼。一天，父亲又在找闹钟，因为他需要早起。我一夜都没有合眼。第二天，他回家时，我已经出走了。我应该马上承认，我父亲派人去找过我，我也去看过他，我没有做任何解释，只冷静地对他说，如果他强迫我回家，我就自杀。他最后还是答应了，因为他天性比较温和，但他仍旧发表了一通关于享乐生活的愚蠢性（他就这样理解我的行为，但我并没有阻止他）之类的议论，接着是千叮咛万嘱咐，还忍住了涌上他眼睛的真诚的眼泪。后来，不过那也是很久以后了，我定时回家看望我母亲，当然也会见到他。我认为，有这些接触于他也就够了。至于我，我对他并没有敌意，只不过内心有些伤感罢了。父亲去世时，我把母亲接到我家，如果她后来没有离开人世，她还会住在那里。
我把我踏进社会的开始阶段说得这么细，是因为这的确是我一切的开端。现在我准备说得快些。我在十八岁时离开了富裕生活，尝到了贫穷的滋味。为了糊口，我什么行当都干过。而且行行都干得有声有色。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死刑问题。我要替红棕色头发的猫头鹰算账。结果，我搞起了人们所谓的政治。我不想成为鼠疫患者，就这么回事。我曾认为，我生活的这个社会是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我只要同社会做斗争，就意味着同谋杀作斗争。我曾这么认为，别人也对我这么说，结果说明，这大体正确。于是，我就和我热爱的而且一直爱着的人们站在一起，我在那个队伍里坚持了很久。在欧洲，无论哪个国家有斗争，我都去参加过，就不详谈了。
当然，我也知道，我们偶尔也宣判死刑。但当时他们对我说，为了实现没有人杀人的世界，死那几个人是必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的，不过，无论如何，我恐怕都不可能坚持这样的真理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我当时很犹豫。但我还一直想着那猫头鹰，所以还能坚持下去。直到我再一次目睹执行死刑（那是在匈牙利），我孩提时经历过的使我头晕眼花的场景又在我成年时使我两眼发黑。
您从没有见过枪毙人吧？不，您当然没有见过，在场的人一般都是邀请来的，公众也都在事先经过挑选。所以在这方面您只停留在图画和书本知识里。蒙眼的布条、木柱、远处的几个士兵。嘿，才不是这么回事呢！您知道吗？事实恰恰相反，行刑队是站在离犯人一米五的地方。您知道吗？犯人如果往前走两步，他的胸口就会触到枪口。您知道吗？在那么近的距离，行刑队员集中射击犯人的心脏部位，那么多人，那么多的子弹，足可以在犯人胸膛开一个碗大的窟窿，人的拳头都可以伸进去。不，您不知道，因为那都是人们讳莫如深的细节。对于鼠疫患者来说，人的睡眠比生命更神圣不可侵犯。善良人们的睡眠不应当受到妨碍，否则就是低级趣味。而谁都知道，趣味就在于不固执。但我呢，从那时起，我一直睡不好，一直品尝那低级趣味，而且一向很固执，即是说，不停地去想它。
于是，我明白了，这么多年以来，至少我自己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而这些年我却全心全意地相信我是在与鼠疫做斗争。我得知我曾间接赞同几千个人的死亡，我甚至促成了那些死亡，因为我认为必然导致死亡的那些行动和原则十分正确。别的人似乎并没有为此而感到不安，或者说，他们至少从没有自动谈起过。而我，却一想到那些事喉咙就哽得说不出话。我跟他们在一起，但我却很孤独。有时我向他们谈到我的思虑，他们说必须考虑当前胜败攸关的事，他们还提出许多常常给人深刻印象的理由，让我相信我难以相信的东西。然而，我回答他们说，在那种情况下，那些身穿大红袍的大鼠疫患者也会讲出许多令人信服的道理，如果我同意小鼠疫患者提出的有分量的理由和必要性，我就不可能否定大鼠疫患者提出的理由。他们提醒我说，要承认穿红袍的人有理，最好的办法是给他们判刑的专营权。但我琢磨，如果让一次步，那就没有理由让他们住手。历史似乎认同了我的想法，今天，他们都在杀人场上争第一。他们全都杀红了眼，而且也欲罢不能了。
不管怎么说，我自己的事并不是进行辩论。我关心的是那红褐色头发的猫头鹰，是那个肮脏的偶然事件：那时，几张臭嘴向一个戴脚镣手铐的人宣布他即将死去，他们做好一切安排让他死，是的，让他在一个接一个眼睁睁等待被谋杀的极度苦恼的不眠之夜后死去。我关心的，是那胸脯上的窟窿。我思忖，在此期间——起码我是这样——，我决不会认为那种令人憎恶的屠杀有丝毫，您听见了吗？丝毫的道理！是的，在我还没有看得更清楚之前，我选择了这种顽固的盲目态度。
自那以后，我一直没有改变。长久以来，我为我也曾当过杀人凶手哪怕是间接的，是出于善良的愿望——而感到羞愧，感到极端羞愧。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只意识到一点：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现在，我只知道必须做该做的事，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再成为鼠疫患者，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找回安宁，或者在找不到安宁时，平静地死去。只有这样做才能减轻人们的痛苦，即使不能拯救他们，起码可以使他们尽量少受折磨，有时甚至会带给他们些许快乐。为此，我决定拒绝接受促人死亡的，或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不论它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不论它有理无理。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这次鼠疫里，除了学会同您并肩向瘟神开战，我没有学到别的什么。凭我可靠的学识，我清楚知道（是的，里厄，我深谙生活中的一切，这您也看见了），人人身上都潜伏着鼠疫，因为，没有人，是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免受其害。我也知道，必须自我检点，毫不懈怠，否则，稍不留神，就可能往别人脸上呼气，把鼠疫传给人家。只有细菌是天然形成的。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可以说都是意志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意志作用是永远不该停止的。老实人，几乎不把疾病传染给别人的人，他们总是尽最大可能不走神。要想从不走神，就需要意志力，需要精神高度集中！对，里厄，当鼠疫患者是非常累人的。但要想不当鼠疫患者更累人。因此，所有的人都显得很疲劳，因为，在今天，人人都多少有些患鼠疫之嫌。也正因为如此，那些不愿意继续当鼠疫患者的人正在经历一种极度的疲劳，只有死亡能够使他们摆脱这种高峰状态的疲劳。
从现在到那个时刻到来时，我深知我对这个世界本身已没有价值，从我放弃杀人那一刻起，我已经自我宣判永远流放。该由别的人来创造历史了。我也知道，我不可能从表面上去判断那些人。我缺乏当有理性的杀人凶手的某种素质。这当然不是什么优点。不过我还是愿意像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学会了谦逊。我只不过想说，当今世界上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必须尽可能避免站在祸患一边。这一点，在您看来也许比较简单，但我知道这是正确的。我听见过太多的道理，那些道理差点弄得我晕头转向，而且确实蛊惑了许多人的心，使他们同意去杀人，我这才明白，人们的不幸都源于他们说话不清晰。于是，我决定无论言语或行动都明明白白，这样才能走上正道。因此我才说有祸患也有牺牲品，如此而已。如果我在这样说时，我自己也变成了祸患，起码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我试图当一个无辜的凶手，您瞧，这不算过分的奢望吧。
当然，也需要有第三种人，那就是真正的医生，但在现实里这样的医生很少，也很难遇到。因此我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受害人一边，以限制损失。在受害者当中，我至少可以探索怎样才能达到第三种人的境界，即是说，怎样才能获得安宁。
谈话结束时，塔鲁摆动着腿，用脚轻轻敲着平台。静默片刻之后，大夫稍稍挺挺身子，问塔鲁是否考虑过走什么道路才能得到安宁。
“考虑过，就是要有同情心。”
从远处传来两下救护车的铃声。适才还很模糊的惊叫声在城市的边缘地带聚合起来，就是在石头山冈的附近。他们同时还听到一声类似爆炸的巨响，然后重归于寂静。里厄看见灯塔又闪了两次。微风似乎吹得更有劲了，与此同时，一股风刮来一阵海洋的咸味。他们现在可以清晰地听见海浪拍打悬崖的低沉的声音。
“总之，”塔鲁直率地说，“现在我关心的，是怎样才能变成一个圣人。”
“可是您并不相信上帝。”
“正是。不信上帝是否可以成为圣人，这是我今天遇到的唯一的具体问题。”
突然，在响起惊叫声的那边升起一片闪闪烁烁的光，一阵模糊的喧闹声随风传到他们俩的耳里。闪烁的光随即熄灭，于是，在远处，在那一溜平台的边缘，只剩下了淡红色的余光。在风声暂息的时候，他们清晰地听见人的喊叫声，接着是射击声和人群的喧哗。塔鲁起身倾听，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
“城门哨卡那里又干仗了。”
“这会儿已经结束了。”里厄说。
塔鲁喃喃说，根本结束不了，还会有牺牲品，这很正常。
“也许吧，”里厄回答说，“但您知道，我觉得自己同失败的人比同圣人更能患难与共。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没有什么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做人。”
“说得对，我们俩目标一致，不过我没有您那么大的雄心壮志。”
里厄以为塔鲁在开玩笑，便看了他一眼。但借着天上模糊的微光，他看到的是一张忧伤而又严肃的脸。风又刮了起来，里厄觉得这风吹在脸上很温暖。塔鲁打起精神说：
“为了我们的友情，您知道我们现在该做什么吗？”
“该做您愿意做的事。”里厄说。
“去洗个海水浴。哪怕是未来的圣人，也会认为这个乐趣是同他的身份相称的。”
里厄笑笑。
“我们有通行证，可以去防波堤。说到底，只在鼠疫圈子里生活实在太愚蠢了。当然，人应该为受害者而斗争，但如果他除此就别无所爱，他斗争又有什么意思？”
“说得对，”里厄答道，“那我们就去吧。”
片刻之后，汽车在海港栅栏旁边停下来。月亮早已升起。乳白色的天空向各处投下淡淡的阴影。在他们身后是倚山而建层层叠叠的市区房屋，从那里刮来一阵带病菌的热风，促使他们赶快往海边走。他们向一个卫兵出示证件，卫兵仔细端详了很久才放他们通过。他们从他身边走过去，再穿过放满了木桶、到处散发着酒味和生鱼味的土堤，然后朝防波堤的方向走去。快到达目的地时，一股碘和海藻的气味告诉他们大海就在前面。接着他们听见了涛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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