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黑手党“金融专家”随后落网，遍布半个地球的金融网络全线崩溃，许多计算机上的密码软件被破译……
然而，黑手党并未由此金盆洗手，意大利南方的许多城市又变成了“没有警察”的地方。为此，罗马政府向一座一万七千名居民的城镇，派遣了由两千名卡宾枪手组成的准军事部队。
1986年圣诞节前夕，巴勒莫法庭对黑手党审判的第一审判决结果刚一公布，一场新的较量又开始了。
在看守严密的监狱里，黑手党人举行集体绝食，抗议第一审判决的结果；在高墙外的黑手党的律师们，也纷纷向最高法院提出诉讼，表示对第一审判决不服，要求重新审理。还有许多家族头目的律师和其“代言人”，都在向大法官法尔科“求情”，要求保释这些在押的当事人回家去过圣诞节，同家人团聚。
对于这种“求情”，法尔科立即义正词严地进行了拒绝。他说：“他们每个人都是重刑犯，如果保释，就有弃保潜逃的危险，并对他人造成威胁。这些人只要在街头上待一分钟，就会造成意大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犯罪。”
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也立即表态，支持法尔科。他说：“我完全同意法官乔瓦尼的判断。此案将在明年1月5日进行终审判决，在宣判之前，每个人都没有获得保释的权利。”
克拉克西的态度，让这些“教父”们开始了新的动作。他们立即指使在外的黑手党人进行暗杀活动，把暗杀的目标首先对准陪审团的成员，其次是那些公诉人和家族中的叛变分子。顿时，巴勒莫街头又枪声不断。几乎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十五名陪审团成员悉数遇害，八个候补陪审员也在劫难逃，还有众多的公诉人倒于血泊之中。巴勒莫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浸泡在血雨腥风之中。
为了明年1月5日的终审，罗马高级法院又不得不像当时的巴勒莫法院一样，去寻找陪审员，否则，终审将无法进行。然而，这种寻找同样是艰难的。许多陪审员候选人直言不讳地拒绝了这种要求。当最高法院的法官欧文问他们是否愿意担任本案审判的陪审员时，他得到的回答是“不”或者是“太可怕了”。有的候选人则表示：“如果一定要我担任陪审员，我明天就搬家。”
直到审判的前两天，才凑足了由十五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为了保证陪审员的生命及家人的安全，这次审判破例不公布陪审员的姓名，所有的人一律进行编号。这一破例虽然遭到了黑手党的律师和有关方面的反对，但最后还是照此办理。
1987年1月5日，罗马最高法院开庭，对第一批的九名黑手党头目进行终审。终审判决后，十五名陪审员则在军警的保护下，通过秘密的地下通道，登上几辆防弹轿车，护送到一个非常隐蔽的地点，然后在那里疏散回家。
这终审的九名被告，都是各家族的头目，都被判有罪，最高的刑期高达三百二十六年。这九个人的刑期加起来一共为两千二百二十二年，这在当今世界的犯罪史上，也是少见的。终审宣判之后，这9名昔日不可一世的“教父”，立即被分别送到不同的监狱去服刑。他们大部分是六七十岁的迟暮之人，伴随他们暮年的将是漫漫的刑期，他们将在高墙和铁窗之中，了结罪恶的一生。有的被告，尽管花了上亿里拉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结果也是徒劳一场。
在第一批被告终审判决之后，巴勒莫法院和罗马最高法院，又先后分期分批地对其他四百多名黑手党人，进行了初审和终审。每一次审判都是对黑手党人一次严厉的打击。到1987年底，这场世纪性大审判才宣告结束，前后捕获的近五百名黑手党人都被判处终身监禁或二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面对这种空前的胜利，大法官法尔科并没有放松对黑手党的打击。因为他知道，对于黑手党这种根深蒂固的黑道组织，不可能指望一劳永逸。在他的提议下，意大利反对黑手党委员会又恢复了，他被委任为该委员会的主席。现在，他的目光不仅仅盯住西西里，而且转向整个意大利。尽管他的名字早就排在黑手党“尸体菜单”的最前面，但他却毫不畏惧。他在就职宣誓主席这一职务的誓词中说：
“我要说的还是那句话：基耶萨将军的鲜血不能白流，他的血应该流淌在我们的血管里。只要我一天没有倒下，我就一天不会停止对黑手党人的打击，因为黑手党是我们的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公敌……”
法尔科出任反黑手党委员会主席不久，又于1989年10月，破获了一个黑手党犯罪团体，并于当年的12月15日，命令他属下的反黑手党小组的卡尔麦洛·卡拉拉法官对这个犯罪团伙进行起诉。
这个黑手党团伙是一个特殊的犯罪团伙，尽管他们的主要“职业”也是犯罪，但他们更主要的是进行高智商的金融犯罪，因为他们的头目是一位在国外留学多年，专攻资料情报和银行专业的“金融专家”。
这位“金融专家”也被称为唐·卡鲁阿纳。
1989年，唐·卡鲁阿纳落网时，年仅43岁。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黑手党党徒。虽然他也是土生土长的西西里岛人，但他头不戴西西里帽，手不拿短筒步枪，口不说西西里方言，足不踏西西里故土……总之，他没有一样西西里黑手党人的特征，而他却的的确确是一位西西里黑手党党徒。他在加拿大居住多年，曾先后在英国和瑞士留学多年，专攻银行业务，对情报资料学很有研究。他是西西里岛阿格里琴托市最大的黑手党团伙昆特莱特-卡鲁阿纳的“金融寡头”，他亲手创造了一个难以解密的金融网络，与世界各地大银行和西西里所有的黑手党家族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昆特莱特-卡鲁阿纳团伙，是由昆特莱特和卡鲁阿纳两个黑手党家族组成的。这两个家族的发源地位于距阿格里琴托市20公里的锡库里亚纳镇。早年，这些人也都是当地贵族阿涅洛男爵的大农庄的“护田人”，是当时的“二领主”，后来从走私香烟开始，干起了贩毒的勾当。在六七十年代西西里黑手党大火拼时，他们便离乡背井，大都流落到加拿大，在加拿大得到了科特罗尼家族的帮助才站稳了脚跟，重新收拾旧部，将两个家族并为一个团伙，继续从事海洛因走私。当时这个贩毒团伙，还网罗了西西里其他家族流亡国外的散兵游勇，其中有维拉家族和卡莫拉库托洛家族的成员，从而组成了一个专业的多国贩毒集团，分别在西西里本土和瑞士、加拿大、德国及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从事贩毒、走私。
据后来调查的结果表明：昆特莱特-卡鲁阿纳团伙从1978年至1985年，先后从泰国、缅甸等东南亚地区，以每公斤1.5万美元的价格，购得海洛因700多公斤，然后以每公斤5万美元的价格卖出，获得几千万美元的非法暴利。从1984年至1987年，又从印度贩运大麻70吨，获利7000万美元。当然，这仅仅是这一贩毒团伙从东南亚地区贩毒走私的部分收入，而从意大利、法国、南美及中东地区的贩毒收入远远不止这么多。从此，这个贩毒团伙的生意越做越大，财源滚滚。于是他们便在委内瑞拉开辟了一个经营基地，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金融王国。他们的头目不仅由此跻身于这个小国的上流社会，他们的经济实力甚至还可以左右这个国家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决策。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在英国和瑞士学有所成的唐·卡鲁阿纳成了这个金融王国的“国王”。他运用他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不仅爬上了集团的最高位，掌握了这个集团的经济命脉，而且还亲自动手，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制了一整套一般人无法解密的电脑软件程序，并向这些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渗透，破坏和垄断这些国家的金融、证券和股市，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金融犯罪网络。他以此为依托，又向这些国家的建筑业、房地产、运输及娱乐色情业开拓。他们购置了大量的不动产及股票、证券，轻而易举找到了许多银行为他担保，取得了许多铁路、公路、码头和公共设施项目的承包权。几年下来，他们的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滚”成了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可以任意收购某一家几千万资产的大型企业，可以控制股市行情，甚至可以冲击像纽约这样的股票市场和国际金融机构，他们的支票可以在半个地球上的金融机构中流通。对于这样一个犯罪团伙的侦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1989年唐·卡鲁阿纳落网之后，10月15日受到起诉，同时被起诉的还有三百三十五人，几乎都是这方面的专家。
为了找到他们的罪证，法尔科通过国会，成立了一个由二十五名反经济和情报犯罪活动的专家，组成了一个侦破小组，任命罗马刑警打击犯罪活动中心的潘萨为该小组的负责人。这是法尔科任意大利反黑手党委员会主席以来，采取的一个最新的反黑手党行动。这项行动既艰巨又复杂，技术性又相当强。他们不仅要密切关注银行的动向，寻找这个贩毒集团的支票在遍布半个地球的金融机构中流通的踪迹，还要破译许多莫名其妙的密码和隐语，破坏卡鲁阿纳编制的软件程序。要做到这一步，首先得获得进入国家银行和国外银行的权利，如果一直在外国进行截获是难以奏效的。怎样才能获得这种权利呢？正当法尔科与潘萨等人苦思冥想时，一个偶然的天赐良机出现了。
1990年3月，加拿大警方截获了一批来自泰国的60公斤纯海洛因。这批海洛因后来通过两条贩毒渠道，分别由昆特莱特-卡鲁阿纳集团送到英国和加拿大的蒙特利尔。于是，加拿大、英国和意大利三国的警方联手出击，终于将这批货人赃俱拿，从而获得了首先进入加拿大银行的权利。潘萨手下的二十五名工作人员与加拿大的官员一道，把加拿大所有的银行都逐一检查了一遍，来寻找这批赃款的下落。通过近两个月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终于在蒙特利尔市区一家银行，找到了六十六张可疑的流通支票，面值3000万美元；接着，又从蒙特利尔三家刚成立的银行中挖出了被洗过的黑钱1800万美元。经调查证实，这些钱都是卡鲁阿纳通过该银行行长阿尔多·图齐的手存进来的。这些钱存进来之后，有的变成流通支票，随后存入瑞士的国际银行，有的则进入其他国家的金融领域，从而变成了合法的收入。
这位银行行长阿尔多·图齐，多年来一直充当卡鲁阿纳的“洗钱手”。后来他的行为引起了加拿大当局的怀疑，便被调离了蒙特利尔市区的这家银行，于是，卡鲁阿纳也随之转移到蒙特利尔圣达马塞民间银行继续“存钱”，不时送来整箱整箱的现钞。这家民间银行地处偏僻，不易引起警方的注意。卡鲁阿纳在蒙特利尔有三处这样的银行。
潘萨的侦破小组了解到这一线索之后，便开始查找这六十六张流通支票最终的去向。在银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他们将所获得的账户编码、银行名称和其他有关的数据资料存储在计算机里，然后同国际金融网络取得联系，一同进行分析，利用以前截获的密码——隐语，通过解密最后终于发现，这六十六张流通支票，分别存入了瑞士联邦银行、瑞士信贷银行、海外贴现银行、霍尔吉尔商业信贷和不动产银行以及罗赫奈尔银行。同时，他们又从这里获悉：还有三十张同样的流通支票存入美国休斯敦和委内瑞拉开设的几家银行里。又通过对上述多家银行的存户户头的查询，他们又意外地发现，所有的户头都是阿方索、卡鲁阿纳、萨尔瓦托雷、维拉、朱赛佩、库法罗和昆特莱特家族所拥有的委内瑞拉控股公司等。这个发现，基本上完成了对卡鲁阿纳金融网络的解密，终于发现了这个贩毒团伙所有的黑钱洗成合法的收入之后，分别流向两个方向。一条明的是通向1983年以前的几个西西里黑手党家族。例如1980年12月30日，从瑞士海外贴现银行昆特莱特名下的编号为L12874号账户上，将100万美元转入瑞士信贷银行的356号账户。通过网络查询获得，这个“356号账户”就是西西里巴格里亚黑手党家族头目米凯莱·格雷科的账号。还有一张面额为250万美元的支票，是于1981年1月14日也由L12874号账户转入瑞士基亚索一家银行的一位名叫拉马莱纳的名下的。拉马莱纳是一位“新门”黑手党党徒，主要从事海上贩毒。西西里许多“实验室”的吗啡碱，大多数是由拉马莱纳的船队从中东地区运来的。1984年“圣·迈克尔行动”前夕，西西里黑手党最高委员会发现他有“变节”行为，便派人在巴勒莫的一家旅馆里将他干掉了。因为他是对西西里提炼海洛因内幕了解最清楚的一个人。
除了发现这些钱从瑞士流入西西里几个黑手党家族之外，1986年6月3日，侦破小组还从海外贴现银行具名为卡鲁阿纳的编号为13492的账户上，向塞浦路斯一家银行的科里托的账户上，转入100万美元。科里托也是一名专从海上贩毒的大毒枭，他的合伙人就是土耳其大名鼎鼎的海洛因走私犯穆苏鲁鲁。
还有一笔去向颇为费解的转账号码，户头竟是当年意大利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詹尼·莫兰迪的，1986年2月从瑞士联邦银行阿方索户头账号为A14237的名下，转去120万美元。对这120万美元，侦破小组开始并不以为然，认为是詹尼·莫兰迪出国演出的收入。但是，通过与有关方面联系后得知，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近年来虽然到过瑞士，但并没有演出。最后查明这也是一笔洗过的黑钱。原来，从1982年开始，这位著名的歌唱家就利用自己的名气，伙同黑手党进行贩毒活动。同时参与的还有著名的歌剧女演员乔治·埃莱奥拉。这一贩毒团伙与卡鲁阿纳集团联手，由他们把毒品从泰国或巴西转运到瑞士和西班牙，再由他们以演出的名义随火车或汽车转运到罗马。他们每月的毒品销售量至少在50公斤以上。由此可见卡鲁阿纳集团贩毒的渠道是令人难测的。
以上是这个团伙贩毒所得暴利的第一个流向。那么第二条流向通向哪里呢？后经过查实，第二条流向并不那么明显，所有的转账编号都是暗的（侦破人员将此称为“密码”）。
1991年5月，侦破小组在瑞士的商业信贷和不动产银行发现了两个神秘的账户。同这两个账户有关的金融业务非常多，几乎遍布世界各地，但开户人到底是谁却无法查清。第一个账户上的名字是三个大写字母“BOA”，第二个账户是“BURMA”。显然这两个账户的名字都是“隐语”。只有破译了这两个隐语，那么账户户主的庐山真面目也就昭然若揭了。
潘萨的侦破小组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他们在计算机上反复做着各种不同的试验，运用所有的外围资料和已破获的线索，进行不同的排列组合和密码破译，反反复复地操作了一个多月，还是一无所获。最后，他们通过有关方面，向国际刑警组织订购了一个专门破译密码的计算机程序，才解开了这个谜。原来，所谓的“BOA”就是卡鲁阿纳的护照编号HJ621979的代码，而“BURMA”则是卡鲁阿纳的表弟和代理人维拉的护照号CK445591的代码。
破译了这个“隐语”之后，许多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为昆特莱特-卡鲁阿纳团伙所有从瑞士办理的金融业务，大都是经过BOA和BURMA的账户进行的。这也就是说，这个贩毒团伙的非法经营和毒品贸易，大部分是通过卡鲁阿纳及其代理人维拉之手而实现的。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黑手党团伙不再按照以往的惯例，把复杂的国际金融业务活动，轻易地交给一名瑞士金融专家办理，而是委托自己的金融专家。昆特莱特-卡鲁阿纳团伙的这一“创举”，为后来黑手党所进行的非法国际金融业务开创了一个先例。唐·卡鲁阿纳和他的表弟维拉就是这样的“金融专家”。
BOA和BURMA的真面目一查清，下一步追查昆特莱特-卡鲁阿纳团伙的国际金融活动也就毫不费劲了。他们通过这两个账号，把近年来大量的非法所得从瑞士流入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萨卡银行、荷属安的列斯群岛阿鲁巴岛的城市银行以及英国、法国、巴拿马等国立有该团伙成员账户的其他银行，然后将这些“洗”干净了的黑钱投资到合法的金融活动中去。他们仅仅是在委内瑞拉就开设了不动产公司、交易所、控股公司、手工业制品厂等，还经营着许多豪华的迪斯科舞厅、旅馆、酒楼、赌场和形形色色的娱乐机构。他们还在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边界附近开设了许多形迹可疑的工厂，据说是与哥伦比亚的麦德林贩毒集团有关。不过，在唐·卡鲁阿纳落网后不久，这些工厂就一夜之间不见了，只有空旷的厂房和不再冒烟的烟囱。
昆特莱特-卡鲁阿纳贩毒团伙的破获和“金融专家”唐·卡鲁阿纳的落网，不仅让法尔科再次名声大振，同时也给反黑手党委员会提供了一个新的启示——黑手党已经利用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渗透到人类最先进的活动领域，而这种渗透还仅仅是个开始，因此，未来与黑手党的斗争就更为艰难，更为复杂了。在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反黑手党的斗争中，法尔科功不可没。
然而，他也由此同所有的黑手党人结下了不解之仇，成为黑手党屡次暗杀的第一号人物。
1989年的大审判结束之后，罗马当局对法尔科的重点保护也开始缓解了。他不再住在巴勒莫市新建的特别法庭内那间防守严密的工作室，而是在巴勒莫警察局的大院内，有了一套自己的住房。这时，他同妻子和家人也重新获得了自由，开始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白天，他驾车去办公室，晚上便和家人一起开始了属于他私人的夜生活。假日里，有时他也会同妻子去商场或一些公共场所走走，甚至去巴勒莫歌剧院看一场《茶花女》或听一场古典音乐会。当时他已53岁，自23岁法学院毕业后，一直在政府司法部门，从事紧张的司法工作，同黑手党斗争了整整三十年。法尔科是一个生命力旺盛而又兴趣相当广泛的人，并不像某些在法律部门工作了多年的官员那样，永远板着一张面对被告的脸，把防刺客的那根弦绷得紧紧的，生活在一种单调、刻板和拘谨之中。法尔科的性格开朗而又幽默，他不仅喜欢画画、歌剧、音乐，而且喜欢骑马、打高尔夫球和划船，更让他钟情的莫过于游泳，他在大学时代就是一位游泳高手。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文艺复兴”式的浪漫性格与自己的职业很不相称，甚至会给自己带来某种危险，但他还是崇尚但丁的那句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
这时已经年过半百的法尔科知道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已经在自己的生命中消失了，但他却不想未老先衰，更不想因害怕遭到某种威胁而把自己装在“套子里”。他想，既然自己已经献身于这种职业，基耶萨将军的那种危险随时都会降临。与其藏藏掖掖，倒不如坦坦荡荡地活着。因此，他虽然经常会听到他的好友博尔塞利诺和一些亲人的忠告，但从不当一回事。
对他的保护解禁之后，他在距巴勒莫市10公里处的海边，立即租用一套风格别致的海滨别墅。因为夏天即将来临，他已经同大海久违了多时。他准备在周末或假期来此住上些日子，在水中泡泡也是人生的一大快事。
然而，就在1989年8月19日的那一天，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早晨，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妻子和两名警卫人员，驱车来到这里，准备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但是，当他的车子刚驶近这幢别墅，他车上的红外线遥感器就突然亮起了红灯，随着这报警的红灯一闪一闪跳动，报警器也在急促地“嘟——嘟——”叫。
“不好！有情况！”那位开车的警卫立即将车子倒退，呼啦一下后退了50米，另一位坐在旁边的警卫也将手中的微型冲锋枪打开了保险，并及时摇上车窗上的防弹玻璃。
这时车子还在向后倒，而车上的报警装置已没有动静了。坐在后座正扶着妻子的法尔科便叫停车，他知道危险不在车上，而是在那幢别墅里。法尔科几乎还没等车停稳，就同两位警卫同时打开了车门下了车。这时，空旷的海滨公路上并没有异常的情况，远远的海滩上依然是人影绰绰。法尔科意识到刚才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便马上拨通了车上的电话。
二十分钟不到，两辆警车闪着红灯呼啸而来，十名防暴警察和两位工兵在宪兵队长罗西的率领下驱车赶来了。那两位工兵用探测器再一次证实了法尔科的判断，原来那幢别墅里有人埋下了一颗遥控炸弹。
炸弹最终被拆除了，但法尔科心中明白，黑手党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有了这第一次，还会有第二次，甚至第三次……他们会跟踪追击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甚至可以静静地等待十年、二十年，选择有利的机会下手。但是，法尔科对此毫不畏惧。回到巴勒莫后，几名记者闻讯赶来采访他。法尔科爽朗地对记者说：“我是西西里人，生命对我来说就像衣服上的纽扣。我不会去多想这件事，这场有惊无险的未遂谋杀事件一点也不会改变我的生活，遗憾的是让我今天的海水浴泡汤了。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样才能更彻底地打击那些见不得人的敌人……”
法尔科的答记者问第二天见报后，巴勒莫乃至罗马又引起了一阵轰动。法尔科接到了许多问候的电话，其中有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从罗马打来的。法尔科在电话中说：“亲爱的朋友，感谢您的关心，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早在三年前‘圣·迈克尔行动’之后，那位悔过的黑手党头目托马索·巴塞塔先生就告诫过我：‘他们现在将设法杀死我，不过紧接着就轮到你了，你可要当心！’所以，我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桩意外。”
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过后，法尔科第二天照常出现在他的办公室里，他又在忙于查找给那位黑手党“金融专家”唐·卡鲁阿纳定罪的证据，几乎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情忘记了。
但是，策划这次谋杀的黑手党头目马多尼亚并没有把这件事淡忘。
朱塞佩·马多尼亚是当年西西里黑手党最高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之一。黑手党内讧之后，他成了仅次于格雷科的黑手党第二号头目。从1981年开始，马多尼亚就是意大利警方通缉的黑手党要犯之一。然而，多年来他却一直潜逃在外，连1984年那次“圣·迈克尔行动”都没有将他逮捕归案，足见这位黑手党元老的“足智多谋”。在1984年的“圣·迈克尔行动”中，同他一同漏网的还有那不勒斯卡莫拉组织库托洛的得力干将、后为那不勒斯地区黑手党一号头目的卡尔来内，阿尔菲耶里和西西里黑手党头目之一的弗朗西斯科·卡尼扎诺等。
这几位黑手党头目经历了1984年的“圣·迈克尔行动”和1990年的又一次大追捕后，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反而把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又发展到一个空前的阶段。
1991年4月23日，意大利内政部长温琴佐·斯科蒂根据他当时掌握的资料和情报，向意大利议会递交了一份关于黑手党的报告。这份报告对意大利全国的黑手党组织派系和拥有的人数做了一个较准确的统计（见1991年4月24日、25日罗马《共和国报》），现将有关内容摘录如下：
地名 派系 人数
一、西西里大区 186个 5000人
（首府）巴勒莫 67个 1800人
卡塔尼亚 19个 250人
阿格里琴托 35个 550人
特拉巴尼 24个 450人
锡拉库扎 4个 350人
卡尔达尼塞塔 32个 320人
墨西拿 7个 130人
恩纳 5个 100人
拉古萨 3个 50人
二、坎帕尼亚大区 106个 5000人
（首府）那不勒斯 67个 3350人
卡塞塔 17个 800人
萨莱诺 12个 600人
阿韦利诺 6个 180人
地名 派系 人数
贝内文托 4个 70人
三、卡拉布里亚大区 142个 5100人
（首府）勒佐卡拉布里亚 83个 3500人
卡坦扎罗 45个 1000人
科森察 14个 600人
四、普里亚 30个 1000人
合计（全国） 约500个 16000多人
在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上面表格中，在意大利全国约五百个派系组织的一万六千多名黑手党分子，仅仅是指带有武装的职业性的亡命之徒，而那些带“业余”性质的黑手党帮凶，全意大利各地总共有十万之众。这实在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更令人担忧的是，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并没有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中消失，反而一天比一天膨胀起来。以西西里的巴勒莫为例，在当年唐·维齐尼时代，巴勒莫省及市区的“我们的事业”才拥有三十九个派系，而到了1991年，在近四十年内，却发展到六十七个。这些新的派系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当年黑手党内讧的结果。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黑手党这种黑道组织，对当地的群众有一种莫大的诱惑力。只要有一两个亡命之徒领头，后面立即跟上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这样“志同道合”的人，于是，一个新的派系便产生了。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派系林立，就会各自为政。这种结果便是混乱的开始，而这种混乱，无论是对普通的平民百姓，还是对政府和国家，都是一种不可估量的威胁，只会更具破坏性。那时，凶杀和敲诈勒索的事件更是频频发生。
以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地区为例。据当地的法官马克里向报界透露，在意大利的其他一些地方，十万人当中被谋杀的，也许只有两至三人；而在卡拉布里亚地区，十万人当中死于谋杀的至少是十人；而在濒临墨西拿海峡的该地区的首府勒佐卡拉布里亚城，十万人当中遭到暴力袭击而丧命者绝不会少于三十人。在这个城市北面几英里处的乔塔甸地区，十万人当中被谋杀的则高达五十人之多。在勒佐卡拉布里亚城的主要大街上，20世纪90年代初，你可以看到墙壁上到处都胡乱地涂写着“欢迎你到地狱来”“这里没有警察”等标语式的字样。
这里的确是一座“没有警察”的城市，吸毒、卖淫、斗殴的现象屡见不鲜。这里的青年男女的服饰几乎全是一样，男的一律穿蓝布裤和圆领汗衫，女青年或是穿蓝布裤或是穿一条短得不能再短的裙子，看上去就像在腰部以下围了一条浴巾。她们选择这样的裙子完全是为了“性感”的需要。就是在大白天，你也会看到树荫下或草坪或街心公园的长椅上，有一些青年男女在展示人类那种最隐秘的动作……
在意大利，规定骑摩托车的人必须戴头盔，否则，就得罚款或受其他惩罚。但是在南方的卡拉布里亚地区这一条规定却没有了，骑摩托的人都是不戴头盔的。如果有警察来干涉，他们就会理直气壮地说：“这里是意大利南方，南方人不像乏味的北方人那样循规蹈矩。”
众多的派系和组织，让普通的生意人最头痛的就是“保护费”。因为你在这里做生意，往往同时有几个组织的人来争着“保护”你，你不要也不行。1991年，意大利政府在年终的国情报告中说，全国有半数以上的餐馆酒吧都要向黑手党组织交付保护费，有的还不止交一次，而是几次。据不完全的统计，一年来全国性的敲诈勒索高达130亿英镑，仅次于毒品买卖。过去仅仅发生在南方的犯罪活动，已经向北方的大城市如米兰、都灵等地蔓延……
不过，在意大利南方的卡拉布里亚地区，法官、新闻记者和警察是比较“安全”的，这些人大都不是黑手党人暗杀的对象，因为这些人对他们构不成威胁。尽管这里每天都在凶杀、斗殴和死人，但死的都是“自己人”。
有一位叫莉迪亚的女记者在这里生活考察了一段时间后，写了一本关于南方黑手党的书。据她在书中说，20世纪90年代前后的五年中，卡拉布里亚地区由于黑社会团伙之间的斗争，平均每天有两人丧生，而警察只是充当“急救的角色”和“评论家”。
书中记载了1991年5月3日星期五的黄昏时分，塔里安诺瓦这座南方小城中一桩凶杀案的始末。
5月3日黄昏，一伙歹徒突然闯进屠户朱塞佩的家，一阵乱枪打死了朱塞佩家中四个人。所有的大人都死光了，这个五口之家只剩下了一个6岁的孩子。
第二天在同一时间内这伙歹徒又闯进这个血迹斑斑的家庭，竟用机枪对着这最后一位6岁的幸运者疯狂地扫射了一阵之后，才扬长而去。他们连这个6岁的孩子也不留下。
意大利当局被这件血案惊动了，他们称这一天为“黑色的星期五”。罗马政府认为塔里安诺瓦城的地方政府完全受到了当地黑手党的“毒害”，立即向这座只有一万七千人的小城派遣了一支拥有两千名卡宾枪手的部队。这是一支隶属于意大利国防部的准军事部队，在意大利人眼中，它是一支颇有神秘色彩的军团。这支部队在塔里安诺瓦城的大街上设立路障，有礼貌地检查载有年轻人的汽车，验看身份证，检查汽车内是否藏有武器。这支部队的士兵都身穿海军蓝的防弹背心，手握卡宾枪。他们的鲁昂戈上尉则衣冠楚楚，佩戴着一枚银色徽章。
当这支部队进驻塔里安诺瓦城之后，该城的警方发言人声称，他们确信被害人屠夫朱塞佩一家，除他的二儿子文森佐以外，其余的均无犯罪背景和记录。他的二儿子文森佐虽然与黑社会团伙有联系，但是当时已被关进监狱。于是，敌对的团伙无法对他下手，便将其无辜的家庭成员全部杀光。
这位鲁昂戈上尉通过调查后也认为，塔里安诺瓦城近年来频繁的枪声起源于当地黑社会集团领袖多明尼柯的死亡。多明尼柯是在1990年5月22日同他的副手一道被谋杀的。自从他死后，整个集团陷于无政府状态，为争夺权力而进行多次火拼，一年来导致三十九人丧生，三十一人伤残。而屠夫朱塞佩的一家人，便是这种争权夺利的牺牲品。
而该城一位年已70岁的神父托马里奥则认为，这些歹徒的暴行只能看成是人类的“奥秘”，令人无法解释。“他们企图显示他们的权利，显示他们惨无人性的嗜血性，才发生这起‘黑色星期五’事件”。
塔里安诺瓦城的老百姓和普通市民对这一流血事件的态度，完全是一种麻木和无动于衷，因为这样事情的发生，对他们来说太司空见惯了。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里，哪一天不看见死一两个人。就在朱塞佩一家人惨遭不测的前天中午，一家生意兴旺的酒吧内，一名顾客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位青年人开枪打死。尸体搬走之后仅十五分钟，这家酒吧就照常营业。尽管地上的血迹还在，但这家酒吧依然宾客满座，就像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
那位鲁昂戈上尉在勒佐卡拉布里亚市待了一段时间后，终于明白，在意大利南方，所谓的职业杀手的含义和美国完全不一样。在他的管辖区内，雇一个杀手去杀一个人，只需要付不到150英镑的钱，而在美国则不够交通费。另外，这些受雇的杀手竟是未成年的少年，有的还是在校的中学生……
卡拉布里亚地区历来盗匪猖獗，但据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神父说，以前从未发展到现在这种样子，这位神父是一位大烟鬼，一天到晚香烟不离嘴。这时，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出一缕白烟，长叹一声说：“政治不改变，盗匪活动是不会减少的。”
当那位女记者莉迪亚和他交谈时，这位神父又从宗教的角度，谈起了道德的沦丧和宗教价值的崩溃，以及人们对执政当局的不尊重。他不无感慨地说：“现代人很崇尚自由，自由当然是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有的不是自由，而是放任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享乐重于生存的社会，是一种人欲横流的社会。作为上帝的子民，这是一种罪恶。”
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这种现状的呢？
女记者也问到一些法官，而这些法官则认为：“这完全是政治腐败造成的。政府官员中很多人在收受贿赂，而又没有人去制止和控告他们，人们便只有开始去违法，去杀人。”
而警察的回答更是直言不讳：“我们当然清楚谁是黑手党，但我们知道了又怎么样？”
就连勒佐卡拉布里亚市的警长斯帕朗查也只有无可奈何地说：“只有相信上帝。”
在1991年的塔里安诺瓦城发生的这一惨案，尽管引起了意大利当局的重视，但是，最后却没有一个“说法”。直到三年以后，死者朱塞佩的二儿子文森佐逃出了监狱，才在他的团伙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伙杀害他全家的暴徒。于是，双方又是一阵激烈的枪战。遗憾的是，那个敌对的团伙死了三个人，文森佐所在的这个团伙也死了三个人，结果双方打成了“平局”。
当然，这不是最后的结局，双方又在酝酿下一场新的决斗——于是，这种决斗就这样绵绵无期，没完没了。
不过，这种现象在意大利也是很正常的。据一位长期从事黑手党问题研究的专家米克莱·潘达莱奥内的分析表明：西西里岛同勒佐卡拉布里亚虽然同属意大利南方，而且仅仅只相隔一道墨西拿海峡，但两地黑手党的犯罪特点却截然不同。虽然两地的黑手党都从事共同的“事业”——毒品走私、敲诈勒索、控制建筑业和包揽利润丰厚的公共建筑工程，但勒佐卡拉布里亚的黑手党则更喜欢从事绑架活动。原因是西西里岛是黑手党的发源地，是意大利黑手党中的“老字号”。这些家族中的头目到了20世纪90年代，虽然都换成了一代新人，但他们的骨子里还承袭了当年唐·维托和唐·维齐尼时代，老一代黑手党人的“荣誉社团”的思想体系，即使是杀人放火，也要做到“师出有名”，都是一些老谋深算的家伙。他们杀人的动机，更多的是为商业的目的，即使是为了家族之间的宿仇旧恨，他们也往往不会鲁莽行事，而是假以时日，伺机而动，等待和寻找最合适的机会下手。在卡拉布里亚地区，许多杀人案件的动机纯粹是为报家族之间的仇恨，而在很多情况下，正如那位老神父托马里奥分析的那样，完全是为了“显示他们的权利”，“显示他们惨无人道的嗜血性”去杀人。其原因是卡拉布里亚地区的黑手党毕竟是“后起之秀”，是意大利现代工业社会的产物，而缺少传统的根基。因此，这种混乱的社会局面完全是某些头目的随意性造成的，这种随意性将会使社会永无宁日。
这也就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为什么反而越抓越多，越打击越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意大利历届政府，上至总统、总理，下至省督、市长，对打击黑手党缺乏真正的信心和得力的措施。虽然有时也会出现一两个硬派人物，风云一时，但最后还是不免风流云散。
1982年9月3日，巴勒莫省总督达拉·基耶萨将军被黑手党杀害之后，当时的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说：“对国家的挑衅已经达到了不能再容忍的地步了。”
1984年8月1日“圣·迈克尔行动”前夕，巴勒莫市警察局侦刑队队长卡萨拉被杀害后，当时的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说：“将不停地与杀人犯做斗争。”
1990年9月11日，法官利瓦蒂诺被杀后，当时的意大利总统科西加说：“我们应该全力以赴，以便使那些与犯罪现象做斗争的人不感到孤立。我们不能带着这种可耻的状况加入欧洲共同体。”
当时任众议院议长的约蒂女士也说：“现在必须对国家的权利机关进行最大的动员。”
但是，这些国家首脑和权威人士的讲话，最终都没有变成铁的现实。即使有所行动，也不过是短期的或缺乏力度的，从而让黑手党每受到一次打击之后，都能迅速从地下冒出来进行疯狂的反扑，并在反扑当中得到新的发展。这种现象实在令人怀疑和不安，人们怀疑意大利政府是否真的有能力去惩治黑手党。于是，一些被黑手党逼得实在走投无路的人，便斗胆舍身一搏，用自己的身家性命去呼唤正义和良知。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贝罗·格拉西。
贝罗·格拉西是巴勒莫市一家财力并不雄厚的服装厂老板，他的服装厂仅有六十来名职工，其经营情况和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但是，由于他的服装厂地处巴勒莫闹市中心，格外引人注目。于是，几个家族的黑手党人都寻上门来，有的要求和他合伙，有的要入股，有的则公开提出来要他交付“保护费”。一次两次，格拉西忍气吞声地用钱把他们打发走了，他知道巴勒莫是黑手党的天下，那些将军、法官都不是他们的对手，何况自己这么一个小小服装厂的老板。有几次，他也想过找一家人多势众的家族入伙，以便有一个靠山，但最终还是打消了这种念头，清白为人。后来，在多家黑手党人的威逼下，他的服装厂几乎要关门了。这时，他便向新闻界寻找保护，多次向报刊和电台、电视台的记者倾诉他的苦衷，并通过记者的口，在电视台公开声称：“我们宁死也不要交付保护费，这是公开的敲诈勒索，大家都应该像我这样做……”
格拉西这正义的呼声，得到社会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但是，也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
1991年8月25日清晨，他刚刚走出家门，四名手持微型机枪的黑手党党徒就迎面向他走来，在离他不到10米远的地方突然向他开枪。四支微型机枪的子弹，就像四条火龙一样向他张牙舞爪地扑来，格拉西当即中弹身亡，全身被打得像马蜂窝一样。
格拉西的死虽然换来了广大市民的愤怒和同情，但他那正义的呼声并没有唤醒人们的觉悟，许多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逆来顺受，任凭黑手党人的敲诈勒索。但是，格拉西的死，却给巴勒莫市市长奥尔兰多以很大的震动。这位强硬派市长自1985年当选为巴勒莫市市长以来，一直拒绝同黑手党合作，但他却在天民党内被视为一个“叛逆者”。最后他因同天民党欧洲议会议员萨尔沃·利马不和而愤然退出了天民党，于1991年3月组建了他的政治组织“网络”。
奥尔兰多从格拉西的死中，看到了一种殉道者的曙光，从而也对自己的“网络”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更坚定了他同黑手党做斗争的信念。他迅速地发展自己的“网络”，想通过自己的组织来彻底改变罗马政府在反对黑手党方面的态度。
奥尔兰多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第二年的意大利大选中，他的“网络”成为西西里岛的第二大政党，他本人的得票率也在全国名列第二。不过，奥尔兰多也由此成为黑手党的暗杀对象。因为黑手党担心他一上台，对黑手党的打击将是更加坚决和更加无情的。
暗杀，是黑手党一种惯用的伎俩，列入暗杀名单（即“尸首菜单”）的并不仅仅是奥尔兰多一个人。
一个恐怖的年代——“黑手党年”又扑面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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