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迈克尔行动”首战告捷,一举逮捕黑手党党徒四百多人,“当代教皇”也在劫难逃。
罗马政府拨巨款300亿里拉,修建了一座“特别法庭”,但没有人敢当陪审员。
“世纪性大审判”终于有了结果:三百七十一人“一共判处徒刑三千年以上”。
1983年10月28日上午8时30分,意大利法官法尔科和副检察长杰拉奇,终于在里约热内卢警察局的拘留所里,见到了这位大名鼎鼎的黑手党元老托马索·巴塞塔。
不过这次见面仅仅是一个礼节性的“拜访”,并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法尔科的主要任务是要先认识一下,看看这个被捕的人是不是巴塞塔。他和杰拉奇带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巴塞塔的照片。通过见面,他们终于放心了。三十分钟以后,他们就同巴西方面的陪同人员离开了拘留所,找他们的上司磋商引渡的有关事宜。
结果双方在交涉时卡了壳,巴西方面不愿意马上将巴塞塔引渡给意大利,因为巴西的许多案件都与他有关,需要先搞清楚。了解黑手党实情的人对巴塞塔的“潜在价值”都毫不怀疑。假如他开了口,他知道的东西对查清黑手党邪恶的内战和西西里与美国之间的海洛因贸易都极为有用。意大利政府急于审讯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礼仪上讲,得先让巴西人把他们的案子弄清楚。通过协商,法尔科同意了巴西方面的要求。
巴西警方认为,司法当局在审理巴塞塔一伙时会通力合作,因此许多事情都没有按法律程序办,结果遭到了司法当局的拒绝。资历较深的联邦检察官马特斯说:“我声明控告巴塞塔的证据不足,案子应退给警方做进一步的调查……指控巴塞塔非法入境,案情是清楚的。我建议把案子分开来,进行四次不同的指控,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被告人犯有同谋罪。不能仅仅因为同一国籍的外国人聚在一起,就认为这是一个共谋贩毒集团。”
巴塞塔的律师奥古斯塔也认为:“罗密欧·杜马(巴西圣布朗警察局长)说有一个巴西集团,我一定让他拿出证据来。我提出的首要一点是,巴塞塔之妻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再三叮嘱他犯罪的事别沾边。他不该做的是非法入境巴西,没有别的非法活动。由于他的家庭在西西里的遭遇,他在情绪和心理上都萎靡不振。”
奥古斯塔还说:“巴塞塔有一次对我说,‘由于我的过去,人们总会怀疑我是一位活跃的黑手党人,谁也不相信我有可能改过’。但我相信他来巴西时早已脱离了黑手党,为了让他回去,他们在意大利屠杀了他的家人。”
1983年10月25日巴塞塔被捕后,里约热内卢的《环球》报采访了他。采访中巴塞塔把对他的指控说成是警方和报界的一次阴谋。他说:
“是你们这些人捏造了与我本人不相符的形象。我要和我身为巴西公民的孩子一起留在巴西。我在巴西唯一的集团就是我的家庭。”
但是,巴塞塔在见过法尔科以后,就开始感到不安了。他知道如果一旦引渡回意大利,仍然关进乌西亚顿或其他监狱,那么格雷科家族是绝不会放过他的。巴塞塔对此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妻子克里斯蒂娜也希望他不回意大利。她几次去美国驻巴西的大使馆,希望能找到人帮忙,把她和丈夫安排到美国去,她认为这样会安全一些,但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
1984年初,巴塞塔被转到里约热内卢的另一所监狱,在等待引渡到美国或意大利去。他对这两种结果都感到不妙,在监狱里非常消沉。刚来时,他被记者和摄影师常常包围住,进行采访和拍照,他也俨然以一位名人自居,不时插科打诨,谈笑风生。而现在他完全没有那种名人风采,完全是一位对命运前途担忧的囚犯形象。
正在这时,传来了埃塔诺·巴达拉门蒂在西班牙落网的消息,同时美国政府也立即表示,放弃引渡巴塞塔的计划,将巴达拉门蒂引渡到美国。巴塞塔现在别无选择,只有去意大利一条路。这种选择对他来说,真不啻是“地狱之旅”,他更加忧心忡忡。他不仅仅是担心自己的生命,还为他的妻子和孩子担忧。一旦克里斯蒂娜同他的儿子科尔扎去了意大利,也难免会遭格雷科家族的毒手。他现在已经是虎落平阳,没有任何保护和自卫的能力。
在这万分焦虑之中,他“病倒”了。为防不测,意大利立即派出最好的医生飞往巴西,并又派出五名最好的警探,做好巴塞塔的安全保护工作。一直到1984年6月,巴塞塔的“病”才有所好转。这时,他无路可走,只好表示愿意与意大利警方合作,但条件是保护他和他家人的安全。
1984年7月7日,巴西政府做出了把他引渡到意大利的决定。当警方将这一决定正式通知巴塞塔,并叫他做好回意大利的准备时,他几乎是不寒而栗。于是,在听到这个消息的当晚,他在狱中用领带自杀,结果被发现,没有成功。
在即将起程回意大利的前夕,巴西警方奉政府之命,将巴塞塔押往政府医学院,进行全面的检查。在巴西经过九个月的监禁,巴西政府要将一个“完整”的巴塞塔交给意大利。然而,在押送去医学院的途中,他又咬破了一支玻璃管装的“的士宁”企图自杀。这支玻璃管一直藏在他的身上,这一天终于派上了用场。他吞下许多玻璃碎片和大量的药液,这种毒药能马上生效。巴塞塔脸上发紫,全身开始抽搐。警方立即把他送往医院抢救。一位有经验的狱医马上给他灌进一支“胃唧筒”,将“的士宁”的药力降到了最低点。经过抢救,巴塞塔又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事后他说他想自杀,完全是“出于对妻子的爱”,“因为我想假如我死了,他们会比我在意大利坐牢生活得更容易些”。
经过一个礼拜的治疗和护理,巴塞塔的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他还是在严密的保护下被送往机场。他肩上裹着一条毯子,被人扶着走上了即将飞往罗马费米西诺机场的飞机。
在返回意大利的漫漫旅途中,西西里打击黑手党的警方主要领导人之一简尼·德·格纳罗始终坐在他的身边。格纳罗一边和他交谈,一边再一次保证对他和他的家人安全负责。几次死里逃生的巴塞塔,这时终于认识到只有同警方合作,才是唯一的出路。他事后说:
“当我终于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我明白了死解决不了问题。我下一步要做的,是捣毁现实中的黑手党。捣毁黑手党,这对我是如此重要,以致我毫不犹豫地去因此而冒险,包括暴露家庭成员的危险……在回意大利的飞机上,最后的时刻来到了。警方中有一位简尼·德·格纳罗,在那次苦恼的航行中,当我还不知道能否幸存之际,就开始向他供出一切,敞开来谈。德·格纳罗以其推理的方法让我懂得该说实话了。他和同行们没有像以往那样向我施加压力,他们让我看到了真正忠于职守的意大利警察。”
1984年7月16日,罗马费米西诺机场被几百名警察、宪兵和保安特工包围得水泄不通。巴塞塔终于又回到了意大利,他在两名军警的搀扶下,身披毛毯走下了飞机,然后被手持轻型机关枪,身穿弗拉克防弹衣的武装警察押上了装有防弹玻璃的轿车。顿时,十多辆警车前呼后拥,押着这辆轿车迅速驶离了机场。
在罗马西部一个由重兵把守的秘密地下室,巴塞塔终于开始了他那惊世骇俗的供述。
接连几天几夜,他几乎是不吃不睡,面前放着一包香烟,一杯浓咖啡,靠在沙发上闭目思索,整个黑手党庞大的机构和几十年的罪恶史,开始从他的嘴里源源不断地吐出来。在他的前后左右是四台最先进的录音机在不停地旋转,八名法官和五名黑手党问题专家在不停地轮流记录和审问。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一份长达七百二十一页的供述材料上,详细地记载了黑手党历次主要犯罪活动的细节和主谋人,许多鲜为人知的黑手党组织结构和斗争内幕也详被细地记录了下来。巴塞塔终于背弃了黑手党那金科玉律般的《噤声律令》,将一切内幕都和盘托出。更为令人吃惊的是,他竟向警方开出了四百六十七名意大利和美国黑手党集团主要头目和各个家族领导人的名单,包括这些人的身份、职业、住址、主要相貌和生理特征、个人嗜好和主要罪行;画出了一百多个黑手党高层领导人物聚会地点的草图,甚至为警方逮捕黑手党提供了一个完整严密的行动方案。
由于巴塞塔的反戈一击,世界上最大的黑社会组织黑手党的铁幕终于昭然若揭。一个“世界的突破口”由此而开。在巴塞塔“诚实的背叛”下,意大利的黑手党和卡莫拉、红色旅所有的残余势力,遭到了空前的毁灭性的打击,而且让美国黑手党的“纽约委员会”所有成员,在一年后的1985年2月26日全部落网。正如美国当时的司法部长所说的那样:黑手党那种“战无不胜的神话”终于在巴塞塔“诚实的背叛”下破灭了。
巴塞塔为什么敢冒杀身之祸,以一位黑手党元老的身份,无视黑手党的“金科玉律”,甘做黑手党的“第一叛逆者”呢?他在他的供词中明确地做了回答:
……所有的巴勒莫黑手党家族都卷入了贩毒,每个家族首领都干起这一行,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家族里的“教父”可以参与贩运……我到巴勒莫时,除了看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笔财富以外,还看到不同家族及其体面人之间的混乱局面,以致我很快意识到那些令科萨·诺斯特拉家族鼓舞的原则都成了过去。因为我所置身的再也不是我少年时代曾经信仰过的组织了。
……我不再管这样的黑手党,在这种组织中我活不下去。我相信正义,并愿为正义效犬马之劳。
……我原先不想开口,是想证明我无罪。我现在之所以开口,是因为他们破坏了黑手党内部的协议和规定。他们是一群嗜血的罪犯……
正是这种罪恶的海洛因贸易和由此而引起的“海洛因之战”,使他“良心发现”,使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弟弟和一个侄儿成了这种罪恶的“牺牲品”,也使他成了一个直接的受害者。尽管他以前也是一个以贩毒起家、以贩毒为职业的黑手党头目,但晚年逃到巴西后,几乎是“金盆洗手”。据他估计,西西里黑手党人在世界的海洛因走私中,每年大约能获得20万亿里拉的非法所得。
同时,巴塞塔还在供词中,提供了意大利黑手党在1982年9月3日,谋杀基耶萨将军的线索和部分材料,根据这些材料和巴达拉门蒂告诉他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当今西西里最有权势的格雷科家族所为。并且他还揭发了格雷科与露西亚诺及如今的巴勒莫市市长西扬希米诺相勾结、互相庇护的犯罪事实。
于是,根据巴塞塔的供词和其他罪犯提供的线索,一个全面打击黑手党的行动方案在法官法尔科的心中形成。一场扫荡黑手党的战役将由此拉开战幕。
他把这场行动叫作“圣·迈克尔行动”。
1984年9月29日子夜,西西里岛巴勒莫市圣·迈克尔节日的欢庆活动已接近尾声。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震惊世界的“圣·迈克尔行动”开始了。
在一间隐蔽的地下室里,法官法尔科一手紧握电话,一手握着一块古老的罗马金表,旁边是他的助手、副检长杰拉奇和一队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卫兵。当表上的三根指针重叠在“12”字上时,他对杰拉奇点了一下头,立即对着话筒威严地说:“各指挥所注意,‘圣·迈克尔行动’现在开始!杀!”
随着他的一声令下,三千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和宪兵犹如天兵天将,突然从各个指挥所冒了出来,发动了突然的袭击。他们按照指定的位置,立即封锁了巴勒莫市所有的大街小巷,然后分头闯入住宅、公寓和办公室,开始了全城大搜捕。这时夜空中盘旋着直升机,街头上所有的路灯都亮了,警车闪着红灯,警笛嘶鸣。这些警察和宪兵在巴勒莫布下了天罗地网,将一张张逮捕令送到这些黑手党人面前。这些平时作威作福的黑手党人没来得及通知自己的律师,就一个个被戴上了手铐,推上了警车,有的甚至是从情妇的床上被拉走了。其中二十八名重要的黑手党头目,推上警车后立即被押往巴勒莫机场。那里停着两架中型运输机,将把他们空运到比萨,然后再用装甲车分别把他们押往佛罗伦萨、里窝那、皮亚诺扎等一些重兵把守的监狱。
这次闪电式的搜捕行动,根据巴塞塔供词中提出的线索,在巴勒莫市一共逮捕了三百六十六名黑手党党徒,在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也逮捕了六十多名重要案犯。警方手中还持有一百四十份逮捕证,随时准备逮捕那些逍遥法外的黑手党人。
在这次“圣·迈克尔行动”中,法尔科给宪兵队队长罗西下了死命令,一定要把那位罪大恶极的格雷科抓获归案。
米凯莱·格雷科素以阴险狠毒、善于交际著称。在黑手党内战中将西西里黑手党最高委员会主席巴达拉门蒂赶下台,并将他的家族击败之后取而代之;在1982年的大火拼中又击败了各个对手,从而登上了西西里黑手党最高首领的宝座。他这时已经是全意大利黑手党最高领导机构——由十二人组成的最高委员会的头子,被称为黑手党当代“教皇”。
格雷科及其家族成员,长期从事凶杀和贩毒,他与大毒枭露西亚诺多年联手,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法兰西贩毒案”和美国的“馅饼贩毒网”,获得大量的财富。他的个人财产多得无法计算,既有提炼毒品的地下工厂、“实验室”,又有大片种植园和农产品加工企业,还拥有多处高级别墅和最赚钱的房地产业。他曾被指控参与了九十多起海洛因走私和谋财暗杀案件。除此以外,他还谋划和指挥了多起政治谋杀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意大利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律师、法官、警察、企业家、银行家和反黑手党人士以及许多无辜的工人、农民、妇女和儿童都死于他之手。其中有西西里大法官彼得罗·斯卡廖内博士、宪兵上校朱塞佩·鲁索、检察官加埃塔诺·科斯特、意共西西里区委书记、议员皮奥·拉托雷等人。
1983年,格雷科又策划指挥了暗杀反黑手党法官罗科·金奇尼的汽车爆炸案。案发之后,巴勒莫法院举行缺席审判,判处格雷科无期徒刑。该市警察局刑警队副队长卡萨拉和拘捕队队长蒙塔纳,对格雷科的暴行恨之入骨,发誓要与这个恶魔较量一番。他们反复商讨研究,制订了一套周密的侦查缉捕计划,在格雷科经常出没的地方租了一幢房子,设立了一个监视点,派出十几名侦探日夜监视。可是,当这一计划刚刚有了头绪,格雷科发现了这种威胁,便先下黑手,派出几十名党徒摧毁了这一监视点,并先后将卡萨拉和蒙塔纳抓获并残忍地杀害了。
最令法尔科痛恨的,还是1982年基耶萨将军的被害,因此,他便对罗西下达了这么一道死命令,就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抓获这个恶贯满盈的“教皇”。
罗西是一位相当有经验的宪兵队长。他接到这一命令后,吸取了卡萨拉和蒙塔纳的经验教训,对格雷科所有的老巢的位置、布防情况以及他的活动规律,都先摸得一清二楚。不过,他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围而不捕,不是十分有把握的情况下,决不轻易下手。
9月29日晚,“圣·迈克尔行动”一开始,罗西亲自率领由宪兵、特警和防暴警察组成的缉捕小分队重兵出击,迅速包围格雷科的公馆。根据这两天侦查的情况,格雷科正在他的公馆召集一个会议,每天都单独约见一些黑手党头目。
但是,当“圣·迈克尔行动”一开始,宪兵对格雷科的包围还没有“合龙”时,公馆里已风驰电掣地冲出四辆重型防弹轿车,呼啸着冲出大门,分别朝四个方向逃去。罗西马上命令用重机枪扫射阻击,两辆轿车立刻中弹爆炸。罗西仍不敢迟疑,立即跳上卡车,命令缉捕小分队分头追击两辆逃掉的轿车。十五分钟以后,罗西收到无线电对讲机传来的报告,说那一辆轿车已被抓获,里面有一位20出头的枪手因拒捕而被打死,还有一位年龄差不多的司机也受了重伤。
“他们肯定不是格雷科。”罗西判断说。他立即命令司机,开足马力,全力追赶前面的那辆轿车。这时,他们已经追到了巴勒莫城外东南方向的马多尼亚山下。这里离城近40公里,他们终于在马多尼亚的山脚下发现了那辆轿车。但是,当罗西追击的车辆逼近这辆轿车,一阵猛射之后,发现这辆车内竟空无一人。
“怎么,难道格雷科不在这辆车上?”罗西正心里一紧,突然发现不远处有一幢石砌的农舍,破烂不堪地耸立在马多尼亚山脚下,只见农舍白色的残墙边一个人影一闪,便倏然不见了。罗西心中一喜,马上命令所有的人员下车,朝那幢白色小屋包抄过去,并操起对讲机,向附近的搜捕人员发出了命令,同时向这幢小屋进发。他想,刚才那个人影,一定是弃车而逃的格雷科。
凌晨,几百名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将这幢白色小屋围得水泄不通。罗西朝这白色石屋扫射了一梭子子弹,打得石墙一片斑驳。他希望会有人从里面冲出来,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时,罗西只好亲自带领几名身穿防弹衣的防暴警察,带着匕首,端着微型冲锋枪朝石屋走去。然而等他们走到门口,石屋里还没有动静。罗西便跳起来用力一脚,踢倒了那扇虚掩的门,朝里面又是一阵狂射,其他的人也向屋里开火了。一阵暴风雨般的扫射之后,他们便冲了进去,这时,只见一个人从墙根处站了起来。这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头,而且留着一绺花白的胡子。
罗西上前用枪顶住这老头的胸膛喝道:“你是什么人?叫什么名字?在这里干什么?”
老头先是一怔,向后退了一步。然而,面对四周黑洞洞的枪口和杀气腾腾的军警,他却一点都不害怕,而是镇静地回答着罗西那连珠炮似的质问。
根据这老头的回答,罗西立即命令宪兵将他强行推上车,押到巴勒莫市东大街5203号大门前。这是一幢老式的大楼,出来开门的也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罗西指着这位老头对这位老太太说:“你认得他吗?他说他是这房子的主人,叫朱塞·迪弗雷……”
“什么什么?”老太太立即打断罗西的话说,“朱塞·迪弗雷是我的丈夫,曾经是这房子的主人。不过,他三年前就去世了。现在的主人是我。我可不认得这个糟老头。”
罗西一听,心中便明白了。他回身面对这位老头,注视了片刻,突然用力掀去了这老头头上的假发,扯掉了他粘在下巴上的假胡须,大声对他说:“格雷科先生,还有什么话说?跟我去见法尔科大法官吧!”
这位老头还想抵赖,罗西大喝一声:“戴上手铐,押上车去!”
在巴勒莫法院的审讯室里,这位老头还坚持说他就是朱塞·迪弗雷。但大法官法尔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按了一下闭路监控的按键,然后拿起话筒问了一句:“你看这个人是谁?”
这时,墙上那个闭路电视荧光屏亮了,宽幅的大屏幕上出现了巴塞塔的身影。巴塞塔正注视着审讯室的一切,他先是一惊,然后痛苦地闭上眼睛。但是,墙上的喇叭里却传来他那颤抖的声音:“他就是米凯莱·格雷科……”
格雷科低下了头。
法尔科问:“你还有什么话说,格雷科先生?”
“不错,我就是米凯莱·格雷科。”格雷科抬起头来,突然对着屏幕上的巴塞塔,挥动着戴着手铐的拳头恶狠狠地说,“巴塞塔,你这个狗杂种,等着那一天吧!你……”
“带走!”法尔科向宪兵们挥了挥手,“把他押到那个地下室去!”然后关上了闭路电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个由他亲手策划和指挥的“圣·迈克尔行动”终于如愿以偿,这个有“教皇”之称的杀人魔鬼格雷科到底没有逃出他的手心。法尔科几天来的忧虑和疲劳都一扫而光,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拉着他的助手杰拉奇走出了审讯室来到了他的办公室,倒了两杯威士忌对他说:“来,为庆祝‘圣·迈克尔行动’的成功,为‘教皇’米凯莱·格雷科的落网,让我们干一杯!”
1984年9月29日的“圣·迈克尔行动”的确是一次成功的行动。这是自墨索里尼时代以来,对黑手党人最大的一次围捕。黑手党的许多大头目、小喽啰都纷纷落网,那臭名昭著的“最高委员会”也名存实亡了。到这年年底,又有一百三十五名黑手党党徒落网。这时,巴勒莫市的市长、黑手党在西西里最大的政治保护伞西扬希米诺也被逮捕归案。就在西扬希米诺受到审讯的那天夜里,一直受他保护的世界大毒枭露西亚诺也在自己的家中中毒身亡。
露西亚诺当时正在同好莱坞制片人马涅·戈尔斯奇协商,准备以他的经历拍摄一部影片,想以此“青史留名”。也许是这种想法引起了黑手党最高层的注意,担心这部电影会泄露黑手党走私毒品的内幕,便指使人在露西亚诺的咖啡中投毒。一代毒枭就这样一命呜呼了。
露西亚诺死后,在大西洋两岸也掀起一个搜捕黑手党毒贩子的浪潮。在美国警方的有力打击下,露西亚诺同纽约黑社会多年来苦心经营的“馅饼贩毒网”也被一举破获。当时就有三十八名毒贩受到指控,光他们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就价值16.5亿美元之巨。这些毒贩大都是意大利人,有许多是格雷科家族的成员。
为了进一步揭开意大利黑手党的铁幕,一场世纪性的空前大审判正在紧锣密鼓地准备着。以克拉克西为首的意大利政府表现出非凡的信心和前所未有的强硬,专门一次性拨巨资300亿里拉(约合1900万美元)在巴勒莫市修建了一座特别法庭。
这座法庭与巴勒莫监狱紧紧相连,占地7500平方米。周围的居民全部被疏散一空。新法庭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就像一个中世纪的大古堡,阴森逼人,里面应有尽有:台上是法官席和陪审席,台下是囚犯被告席。这些被告席是由三十五个装有铁栅栏和防弹玻璃的“大囚笼”组成。在被告席的边上还有三个也装有防弹玻璃罩的铁笼,专供一些黑手党人出庭作证用。在这些排成环形的铁笼前配备有二百五十名警察的位置;在法庭的各个出口和屋顶的高台上,设计了五百名警察和宪兵的警戒哨位。
当局对主持这次审判的大法官法尔科的保护,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的工作间前面是四道装甲门,两道钢板门,一间防弹室,外加一批装备精良、一天二十四小时从不间断的警卫人员。要想见到这位大法官,首先要经过这几道关卡,而这些机关的开启全由法尔科本人控制,只有他亲手按动电钮,这些门才能打开。他坐在办公室桌前,可以通过闭路监控电视屏幕对周围的情况一览无余。一旦发现情况可疑,只要按动警报键,在五十秒钟以内,所有的门都会自动关闭,而且至少有二十名以上的保卫人员进入各自的哨位。法尔科的工作间那大冰柜一样的保险柜里,存有四百七十四名黑手党要犯的档案、指纹材料以及巴塞塔的全部供词,还有其他的录像、录音资料。而这个保险柜的开启不是用锁,而是用电动密码,这密码的程序就在法尔科本人的大脑里。法尔科如果有要事外出,他乘坐的都是装甲车,四名保镖寸步不离。他的妻子也处于保镖的严格保护之中,几乎是失去了自由……
对于这种严密的保护措施,有的记者跟法尔科开玩笑说:“你享受着比意大利总理还要严密的保护……”
而法尔科则毫不客气地打断对方的话说:“因为我是当今审理意大利最大黑手党案件的法官!”
法尔科这种“毫不客气”,充分显示了他特殊的职责和特殊的使命。自从二战结束以来,意大利已有上千名国家司法人员死于黑手党之手,其中有省督、将军,也有宪兵和法官。他们的鲜血足以汇成河流。相比之下,300亿里拉又算得了什么?这种“保护”又何足道哉!
就在“圣·迈克尔行动”之后,一些漏网的黑手党人还在疯狂叫嚣,要对政府进行报复,要同政府顽抗到底。在开庭审判前的五百多天里,他们又绑架、暗杀了四百多人,许多军警、法官、政治家和记者被列入了“著名尸首菜单”(即暗杀名单)。一些负责审理本案的法官、检察官的住所被捣毁、焚烧,家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这些人的妻子也同法尔科的妻子一样“失去”了自由,这些人家中的电话号码不得不经常更换,以免听到那些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怖电话。
不仅如此,黑手党人对这座即将把他们送进牢房或流放他乡的特别法庭也不放过。就在特别法庭进入最后施工阶段,他们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工地上投放了一颗炸弹,致使即将竣工的审判大厅遭到破坏。结果又使工程拖延了几个月,没有如期竣工。
如果说修建这样一座坚固而现代化的特别法庭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那么审处这批黑手党人的“工程”更为浩大和艰难。从1984年9月29日将他们捉拿归案之后,一直拖到1986年2月才开始对他们进行正式审判,前后整整拖了五百多天。这其中的原因如下:一是难以找到敢于参与预审的审判官;二是难找到证人;三是找不到敢于冒生命之险的陪审人员组成陪审团。
这种“原因”也许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成为原因,但在意大利或者说在西西里却成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
在开庭前夕,这些已经被拘留关押、等待送上审判台的黑手党人,并没有由于自己的被捕而做出认罪的准备,而是穷凶极恶地负隅顽抗,千方百计地阻挠这场审判的进行,其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首先,他们联合起来,突然宣布撤销对原来二百多名律师的委托,要求重新委托代理人,给原定的审判程序来了一个措手不及的反扑。在审判的前两天,有的人突然装疯卖傻,被许多权威的医生诊断为患了“癫痫”;有的则不顾昔日“体面人”的形象,大耍流氓手段。那个被指控犯有十五条人命案的黑手党头目温琴佐·西格纳在被带往法庭的途中,则声称“刚刚吞进了两颗钉子”。然而送到医院进行透视,发现只不过是想拖延时间、扰乱人心的小花招。因为有些“知情人”向他透露:如果在有限的拘禁期,法庭找不到定罪的证据,那么,当局只有乖乖地放人,否则,法庭将会有“诬告”或“非法拘留”之嫌。
审判前,黑手党内部则表现出空前的“团结”。对一些已经暴露,或在巴塞塔的供词中挂了号的头目,他们实行集体保护政策,动用各种关系将他们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或通过有关渠道让他们逃亡国外;对那些已经拘捕的黑手党分子,则千方百计地鼓动他们软磨硬顶,死守机密,不说一句实话;对那些所谓的叛徒或告密者,一律格杀勿论,甚至对那些潜在的告密者和有告密动机和嫌疑的人也一概不放过。警方为防不测,除了在监狱外围层层封锁、严密把守之外,还把已有悔过、愿意作证的黑手党党徒单独关押,采取非常的保护措施,然而意外的事情还时有发生。如本案的重要证人之一、黑手党银行家米·辛多纳刚刚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出庭作证时,结果当天夜里,就在新建的有严格保护设施的沃格拉监狱中,被人用剧毒氰化物毒死了。
更令意大利当局难以理解的是,1986年1月31日,离开庭审判只有十天时间,就在这一天,巴勒莫市发生了市民暴乱。在黑手党的威胁利诱下,几百名市民高举标语牌进行示威游行。他们冲进市政大楼,高呼:“我们要黑手党!”“黑手党给了我们工作,没有黑手党我们就要失业!”此时,刚刚上任的巴勒莫市市长奥尔兰多不得不向罗马政府紧急呼吁。他认为:“审判前夕,事实证明巴勒莫的局势是极为严峻的。”
奥尔兰多是一位发誓以反对黑手党为“终身事业”的执政者。他出身于巴勒莫一个富裕的贵族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24岁时就成为意大利法学院最年轻的教授。20世纪70年代末,他的一位挚友马尔斯被黑手党暗杀之后,奥尔兰多就愤然辞去了大学教授职务,投身政界,一反平日学者的书生意气,立志投身反黑手党斗争。1985年,年方40岁的奥尔兰多以创纪录的多数选票当选为巴勒莫市市长。上任伊始,他就表现出一种强硬的态度,不仅拒绝同黑手党“合作”,而且是该市第一个敢于公开藐视黑手党的市长。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为正义而战的市长,在当时也感到非常紧张。
更为严峻的是,法庭原定在1985年底审判这些黑手党人,但一时竟找不到合适的陪审员,致使审判不得不延期举行。
从1985年12月开始,法院就从在册的陪审员名册中确定了五十人参加抽签。但是到抽签的那一天,到法院报到的只有五个人。而这五个人还不是来抽签当陪审员的,而是来申诉自己不能担任陪审员的原因的。他们都随身带来了医生的证明,证明自己有病。当法尔科征询他们的意见时,他们都呈上这些证明。他们有的患有十二指肠溃疡,有的患有肾结石,有的患有心脏病……法尔科见到这五花八门的“病”时,真不敢相信这些人就是在册的陪审员的候选人。他不禁对一位持有“结肠炎”证明的妇女说:“请您告诉我一句实话,您到底是什么原因不能当陪审员?”
这位35岁的中年妇女面对法尔科真诚的目光,只好也真诚地对他说:“法官大人,我害怕。”
“谢谢您,亲爱的公民,谢谢您的诚实。”法尔科无可奈何地说。
根据意大利的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陪审团是通过抽签的形式选拔出十五名陪审员组成,然后参加案件的审理。没有陪审团参与审理的任何审判都是非法的。现在,如此尴尬的局面,不能不令所有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们担忧。如果再不立即组成陪审团对这些在押的黑手党人进行审判,那么,一旦等拘留期满,他们将都会“无罪”地走出拘留所或监狱,而这种放虎归山,正是令所有人害怕的。
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意大利最高审判委员会不得不举行一次特殊的讨论——是否在这次审判中取消陪审团制度。但是,经过历时一个多月激烈的争论,否决了这一设想,并决定重新组建陪审团。一定要挑选具有社会威望和专门知识的贤达人士做陪审员,由他们组成陪审团,参与这一举世瞩目的大审判。
经过这次讨论,一些具有正义感的人士也开始呼吁法律的义务和自身的良知,号召人们鼓起同黑手党做斗争的勇气。专门撰写有关西西里黑手党的文章的著名作家沙沙对记者说:
“如果我中了签,我将去当人民法官。我的责任感能战胜恐惧感。为了我个人的尊严,我会战胜害怕心理的。有人担心在开庭时会出现暴力事件、枪杀事件,我认为,如果黑手党人有起码的头脑,就不会这么做。假如发生这种事件,那一定是他们疯了,要不就是新一代黑手党要借机清除老黑手党,仅此而已。”
被黑手党杀害的前意共西西里区委书记拉托雷的妻子朱塞娜,也在这时挺身而出,发表电视讲话说:“我随时准备当一名人民陪审员,这不仅仅是为了伸张正义,而且也是为了向那些历经巨大的艰难和危险开展这次审判的法官们表示声援。”
法尔科听到朱塞娜这些慷慨激昂的宣言,激动地流下了泪水。他郑重地表示:
“是的,人民需要保护,我要让下一世纪的巴勒莫人,都会争先恐后地来当陪审员!”
1986年1月底,尽管关押在牢里的黑手党和高墙外的黑手党人遥相呼应,气焰十分嚣张,但是第二次抽签还是顺利进行了。这次抽签不仅选出了十五名陪审员组成了陪审团,而且还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候补陪审团”。所有的应选人员都表现出一种前仆后继的正义感和牺牲精神。
于是,大法官法尔科马上召集有关会议,决定立即进行审判。
1986年2月10日上午,近六十辆高级防弹轿车开到刚刚竣工的特别法庭前。这些轿车鱼贯而入,进入室内停车场之后才打开车门,大法官法尔科第一个走下车来,带着一队法官和陪审团向审判大厅走去。法庭内外全是身穿防弹背心,手持微型机枪或冲锋枪的军警,一个个严阵以待。闭路电视和监控系统正在忙碌地工作,并通过电视台向意大利全国现场直播。
当法尔科一行几十人进入戒备森严的审判大厅时,电视播音员正用不同寻常的女中音进行介绍:“走在最前面的,就是有‘雄鹰’之称的乔瓦尼·法尔科大法官。他是全意最优秀的法官,也是黑手党‘著名尸首菜单’上的第一人。今天,他将同他的被告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较量,谁胜谁负,让我们拭目以待……”
当法官和台上台下所有的人坐定之后,四百多名黑手党被告中的第一批三十五名“代表”,通过法庭和监狱之间的那条秘密的钢筋水泥隧道被押到了被告席上,一个个被安置在那三十五个特殊的“大囚笼”中。他们当中有吉诺维斯家族的头目安东尼·萨勒诺、路易斯家族头目安东尼·柯拉洛、科伦坡家族老板卡明·皑希科、路易斯家族二号头目萨瓦多·山多罗等。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当时在意大利黑手党中有“教皇”之称的格雷科家族的头目米凯莱·格雷科。此时,他们虽然站在被告席上,但却一个个神情自若,脸上毫无恐惧的表情,紧张的反而是那些坐在审判席和公诉席上的司法人员。
整个大厅如临大敌,戒备森严,所有的哨位上都是全副武装的宪兵和警察。在这排成环形的铁笼前是二百五十名警察,法官、检察官、陪审员和书记员的席位后面,站在那里保卫的是一百名手持冲锋枪的宪兵。另外有五百名警察守卫在法庭所有的出口处,屋顶上也布满了哨兵。整个法庭内外的保卫人员总数超过了三千人。尽管如此,那些暂时还逍遥法外的黑手党还在继续兴风作浪,他们四处放风说,要在开始审判的第一天,对所有参加审判的人员实行“血的报复”。
这次审判对大法官法尔科来说,更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他和另外一百五十名主持审讯的法官面前,摆的起诉书是四十一大本,厚厚的一万页,还有六十万份审讯附件;审判的被告有四百七十人之多,仅对他们指控的谋杀罪就多达一千多项,还不包括由他们挑起的数以万计的暴力事件和多达100亿美元的走私毒品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将有多少人被卷进来?有多少政府大员、议会议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将由于涉嫌而被送上法庭?何时才能结案?为此一共要耗费多少资金,付出多少代价?……这些问题,都是他无法回答的。
但是,他既然已经坐到这个主审法官的位置上来了,他就再也没有后退的余地。留给他的,只是不遗余力地一往无前,即使是遭到基耶萨将军的下场,也不能打退堂鼓,因为关注这场大审判的,不仅仅是巴勒莫人、西西里人,甚至是全意大利人,而是全世界一切有良知的人们。这是一场真正的“世纪大审判”。
然而,面对这样的被告,审判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请听下面一段“对话”:
法官:你是黑手党吗?
被告:黑手党是怎么一回事,是一种乳酪的牌子吗?请您给我讲讲它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法官:你承认有黑手党吧?
被告:如果你是在这里审判黑手党,那就算是有吧。
法官:1970年7月29日,在一辆受警察监视的汽车上,是否有你和巴塞塔?
被告:请你证明我在车上,并请说明我当时的衣着特点,还请出示证明我在车上的录像。
法官:你是否在电话中与盖蒂谈过贩毒?
被告:在我的词汇中,从没有过“毒品”这个词,我也从不认识什么盖蒂。
法官:是谁杀死了斯卡廖内法官?
被告:在西西里,法官是受人尊敬的。这也许是一种个人报复。
……
审判就是这样唇枪舌剑地进行着。
面对这群无赖,法尔科大法官只有打出他手中的那张“王牌”——托马索·巴塞塔,把他“请”到证人席上去。
巴塞塔不仅向警方交代了他知道的一切,并且作为控诉人之一,向这些黑手党头目进行了起诉。他之所以这样不顾一切,一是对黑手党这个自己曾信赖和自豪过的组织彻底失望了;二是想利用警方和法律,为自己报一箭之仇。但是,这时他却有点后悔。尤其是米·辛多纳在戒备森严的监狱里都难免一死,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也不免凶多吉少。结果他出庭作证时,尽管周围站着保护他的军警,他也不免既紧张又害怕,显得惊慌失措,说话都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巴塞塔的这种失态,更助长了那些被告的嚣张气焰,致使法庭上一片混乱。
法庭内的审判是如此艰难,而法庭外仍然硝烟弥漫,黑手党仍在大动干戈。审判开始后,仅在一个月以内,黑手党又在巴勒莫进行了五次枪杀活动,巴勒莫市警察局副局长及五名警探先后殉职。3月13日午,正坐在自家阳台上晒太阳的巴勒莫市前市长因泽拉科,突然被三名持枪歹徒同时从三个不同方向开枪,身中数弹当场身亡;下午,一名去现场取证的司法人员又被人用枪顶着打死在街头,手中的公文箱也不翼而飞……
面对黑手党如此猖獗的反扑,法官法尔科义愤填膺,发誓要与黑手党血战到底。他一方面加紧审理“关在囚笼里的困兽”,一方面又亲手签发了一百多张新的逮捕证,发动第二次“圣·迈克尔行动”。
10月12日深夜,意大利宪兵聚集在南方卡拉布里亚大区以及罗马、米兰等地突然发动第二次大搜捕,一举逮捕了法尔科签署的逮捕令上在册的五十七名黑手党要犯,其中包括卡拉布里亚地区黑手党三个派系的主要头目和骨干分子。全意大利人民都为法尔科的强硬所激动,新闻界也在欢呼第二次行动的胜利。
然而,这次行动也让三十多个在册的黑手党党徒漏网潜逃了。因此,许多人也在担忧:这些囚犯会重新体面地回到大街上来吗?
面对意大利人的忧虑,法尔科在罗马电视台进行了演说。他旗帜鲜明地回答了这些人的担忧,他说:“我决不会让意大利人民失望!”
经过长达十一个月的审讯,第一审判决终于有了结果。1986年12月28日,路透社终于向全世界播发了如下电讯:
【意大利西西里岛巴勒莫路透社电】巴勒莫法庭昨天使意大利黑手党受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打击,它判处了二十名黑手党党魁终身监禁,另判处其余三百七十一人一共三千年以上的徒刑。
这条电讯让全世界震惊。
这二十名“黑手党党魁”中有“教皇”格雷科、“冷面杀手”温琴佐以及米兰黑手党头子、“死亡之屋”的主人马尔凯塞等。所有的判决书长达八百七十六页,审理的内容涉及一千多起谋杀案和100多亿美元的毒品走私。
这次世纪性的大审判,犹如投向“荣誉社团”的一颗重磅炸弹,使黑手党遭受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厉的打击。许多黑手党党徒面对这种灭顶之灾,不由得反思地说:“杀了个达拉·基耶萨,却落得个引火烧身。”
但是,一审判决的结果并不是最后的结果,一场新的较量又接踵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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