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都要归功于德川家康老爷爷订下的那个几乎要把人逼疯的参勤交代制度。虽说这玩意儿是相当地折腾人，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它也促进了日本各地的文化商品交流，毕竟萨摩的大名来江户不可能两手空空连条被子都现买，必然会带来萨摩的特产，要么给自己吃，要么作为藩国的特色商品倒卖给大商家，其他各藩自然也是一样，如此一来，在江户一地，便能找到日本所有地方的特产，也能看到日本各个地方商人的影子，商品经济的繁荣就是这么带动起来的。
让大久保利通提议迁都江户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曾经受过一个人所写的一本书的影响。
这个人叫佐藤信渊，他写的那本书叫《混同秘策》。
佐藤信渊是经世家，简单来说就是提倡经世济民的行家。所谓经世济民，意思指的是要将学到的知识用于改造社会造福社会，起源是中国明朝的东林党的经世致用，后来那些什么顾炎武王夫之都能算是一派的，而经世家这个头衔，如果换到今天的话，应该属于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集一体的人。
《混同秘策》成书于文政六年（1823），书中提到说，要将皇宫迁移至江户，设立三个首都，一个是东京（江户），一个是西京（大阪），还有一个就是京都。
感叹一下，这才是学过明朝历史的人啊。
不过，真正吸引大久保利通的，还不是这句不着边际的搬家展望，而是书中的另外两段话：
“皇大御国乃是大地最初形成之国，为万国之根本，故而万国之土，均为皇国郡县，万国之君长，皆为皇国之臣仆。”
皇大御国指的是日本，也就是讲，日本列岛是地球上出现的第一个国家，所以是全世界国家的老大哥，其他国家都是日本的小弟马仔，国王都是天皇的臣仆。
虽说历史学的不错，但这哥们儿肯定没学过大陆漂移之类的基本地理常识。
还有一段话是：“但凡经略他邦，必然先取弱者，吾夜观局势，当今世界万国之中，最易攻略者，乃支那国之满洲也。”意思就是说，但凡攻城略地，必定要先挑弱的打，我夜观地图，发现当今世界那么多国家里，最容易打的是支那的满洲。
支那就是中国，不过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在这里，支那并非是蔑称。
因为对于中国的称呼，日本人一直非常摸不到头脑，毕竟中国跟日本不一样，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不管外面打的再怎么厉害，都没人敢把天皇怎么着，自然，也没人会吃拧了把这傀儡怎么地，可中国不一样，只要起兵造反，基本上人人都是冲着皇帝这个头衔来的，故而每隔几百年，中国差不多都要更换一个朝代，而日本对中国的称呼也是随着朝代变换而变换的，比如唐朝的时候，中国就被叫做唐国，明朝的时候叫明国，清朝的时候叫清国，久而久之日本人自己都被弄烦了：你到底叫啥？又是唐又是清的，信不信老子以后就叫你糖精了？所以在江户时代中期，幕府的老中兼著名文化人士新井白石结合了西洋各国对中国的称呼，得出了一个支那的名字，从那以后，日本历史界管中国还是唐叫唐国，明叫明国，而学术界则一般统一叫支那了，这种叫法到了江户时代后期差不多就成定格了。搞到最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搞反清革命的哥们儿也开始这么叫自己了。因为他们在自我介绍自己的时候往往会犯难，毕竟自己都立志推翻清王朝了，再自称清国人实在不合适，而要说自己是明国人就显得仿佛是搞反清复明的老古董，想来想去，正好日语里有支那这个词，那就干脆来个拿来主义吧，比如章太炎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搞过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年纪念大会，而同样是日本留学生的宋教仁，也创办过一本叫《二十世纪之支那》的杂志。
很负责任且非常凭良心地讲，支那这个词的本身，是不带有任何侮辱性质的，之所以后来变成了蔑称，那纯粹是因为孙中山他们建立了民国政府，对外有了统一的国号叫中华民国，可在日本攻入中国之后，却从来不叫中国人是民国人或者中国人，而是特地专门地叫支那人，久而久之，便在所有人心中形成了这么一个印象：当日本人占领我们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支那人，只有当我们站起来了，我们才是中国人。
于是在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1946年，民国政府也特地专门地来了个照会，要求以后日本在提到中国的时候，一律叫民国，不许再叫支那。
现在的日本除了一群吃撑了的倒霉右翼，也没人再叫中国支那了，更多的孩子连支那是啥玩意儿都不知道。
我们需要牢记的是历史没错，但仅仅是历史就足够了，至于仇恨，即便是再怎么刻意地烙在脑海里，终究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地淡化。
佐藤信渊的那两段话，其实主要就是说两点，第一，日本应该要征服全世界；第二，征服全世界的第一步是拿中国的满洲，也就是东三省开刀。
这个观点是不是很眼熟？那我再把它翻译成更为眼熟的一段话吧：
“如欲征服中国，则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则必先征服中国。”
据说后来的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上奏天皇中充分运用了这句话，并且还提出了无比具体的内容，这就是非常著名的田中奏章。不过现在对于这份玩意儿的真实性中日双方各执一词谁也说不过谁，个人觉得既然找不到原文那就不要再执着于这份乱七八糟的奏章了，即便有，那也不过是《混同秘策》的山寨版。
该书在明治二十一年（1888）的时候被正式出版，上市之后立刻受到了广大激进民族主义的强烈欢迎，不过在此之前则一直处于手抄本状态，大久保利通也是偶然中的偶然才看到这本书的，就连作者佐藤信渊本人自己的作品也并不看好，而且在鸦片战争之后，此人便改变了自己的观点，转而鼓吹日清同盟，共同抵抗西方列强。
不管佐藤信渊怎么想，总之因为这本书的缘故，使得大久保利通也萌发了迁都江户的想法，再加上以前岛密等人的上书，使得他在庆应四年（1868）闰四月下旬的时候正式向朝廷上奏了这件事儿。
对此，朝廷上下依然反对声一片，大家觉得，这关东一带虽说在德川幕府的经营下经济发达，商业繁华，可从贵族的眼里出发，那里不过是乡下暴发户而已，跟充满铜臭的大阪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不去也罢。
最后还是岩仓具视站了出来代替天皇拍了个板：和大阪一样，先去江户住上一段时间再说。
拟定动身的日子在9月下旬。在此之前，天皇还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改元。改元简单来说就是改年号，比如我们之前一直说的文久几几年，庆应几几年，这文久庆应就是“元”，纵观日本历史，只要不是活得太短的天皇，基本上每人在位都要改两三个年号，比如孝明天皇，除了我们之前提到的文久庆应之外，还有安政，文治等数个年号，而在即位伊始将前任天皇的年号给改了换上新的那更是必修课，年号一多势必就增加了记忆上的混乱，导致了很多老百姓甚至是武士都根本闹不清哪个天皇是哪个年号，这样一来年号虽多也没了实际意义。
于是，睦仁天皇在改元之后同时宣布，从今往后，从他这一代开始，任何天皇一生只能有一个年号，日语叫一世一元制。
而他的“元”，叫做明治，这词的出处是中国《易经》中的一句话：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想出用这词的人是松平庆永。顺道一说，日本天皇的名号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中国各种古典里的各种句子或者短语词汇，比如明治他儿子大正天皇的大正，出自《易经》中大亨以正，天之道也。大正的儿子，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天皇之一裕仁天皇，他的年号叫昭和，出自四书五经中书经尧典里的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现在的那位天皇，也就是前些日子见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明仁天皇，他的年号叫平成，出自《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内平外成。
特此声明一下，从现在开始，这行字开始，对于日本年号的称呼我们也将变成明治，睦仁天皇的话也将被改口叫做明治天皇了。
明治元年（1868）9月20日，明治天皇正式动身，在长州，土佐等藩的护卫下于10月13日的时候抵达了东京，也就在这一天，不但江户改了名叫东京，就连那座江户城堡也被人叫做了东京城。
然而，跟之前在大阪一样，才住了几天众陪同公家就闹腾了起来，吵吵着说吃不惯东京的东西要回家，这次岩仓具视因为有事情所以留在了京都，大久保利通也不在，眼看着就没人能制住这帮家伙的危急时刻，一个人挺身而出：“皇上，绝对不能回去。”
大家一看，发现是三条实美。
且说自打这位老兄在江户开城商讨会中吼了一嗓子要求处死德川庆喜松平容保之后，很快就成为了众公家追捧的偶像，属于公家中的战斗机。毕竟这些人五人六的贵族从小娇生惯养，走起路来都不稳当，更别说能有如此气壮山河的嗓门了，再加上三条实美本身的地位和人望，使得他迅速成为了公家中仅次于岩仓具视的第二号人物。
面对众人疑惑的眼神，三条实美不慌不忙地一摆手：“如果现在我们回去的话，那么关东的老百姓们肯定会心存不满，因为他们多半认为我们是看不起关东的地方和人才回去的。”
他这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在日本历史上，历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以京都为中心的那么一圈儿，地理称谓叫做近畿，而关东那边尽管是幕府的老家，但在广大的公家以及京都老百姓心目中，依然是偏远地带乡下下只角的存在。
更何况现在乡下人被打败了，成为了战败的乡下人，地位就更加要低了一等了，所以天皇要是在这个时候，只在江户住上个一两天便拍拍屁股走人，即便他和公家大伙本身对关东没有任何的歧视，可关东的大小人等也会自行理解为对方是看不起自己才这么做的。如此一来，轻则影响团结统一，重则万一经一小撮心怀不轨的不法分子挑拨的话，容易出乱子。
大家一听，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一起表示，那就接着再住下去吧。
明治天皇倒是挺安稳地住在了东京，但日本却压根没有安稳下来。
且说在会津沦陷，松平容保投降之后，还有一大群幕府的死忠粉丝不肯放弃抵抗，打算继续和新政府进行斗争，欲求死磕到底。
其中，会津藩的藩士佐川官兵卫，长冈藩的家老我们之前提过的那位山本带刀，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率兵出城打起游击当起了土匪，而山川浩我们之前也提过，把城里的造币工具以及模子如数带走，在后方搞起了假币制造业。
不过这种小打小闹终究成不了气候，游击队很快就被镇压，而山川浩的假币事业也没能有多大的发展，他本人一看没啥前途也就洗手不干了，把工具和模子付之一炬之后，便追随着其他会津人的足迹去了斗南。
不过，依然存在着一批数量可观的人并不愿意就此放弃，比如大鸟圭介，比如土方岁三，还有那个西乡赖母，尽管在会津一直吵着闹着要投降，可真投降了，他倒好，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逃出了城打算继续抵抗。这群人凑了一伙，大概有个千把人左右的，一起逃到了仙台境内，恰好仙台藩在跟新政府搞投降交接工作，所以也没人鸟他们，这群败军之将就这么潜伏了下来，不过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办法，毕竟等人家交接完之后就要回过头来收拾自己了，一时间，这些旧幕府家臣完全想不到接下来该咋办。
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战争结束了，再反抗也不可能改变大局，新政府将会取代幕府成为日本唯一的统治机构，这一点，他们比谁都明白。
但是，要他们就这样放弃，那也是完全没可能的。
因为在这些人心目中，萨摩也好，长州也好，说白了都是趁着内外交困的时节投机偷袭，打了幕府个不备，这才窃国成功，要知道，他们在跟外国胡乱挑起战端，被打败之后，都是幕府在赔钱啊。现在倒好，把德川家一脚踩在底下不说，还要玩一手赶尽杀绝，这天底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
基于一种“要告诉新政府这天底下不是什么事情都能如此容易地如愿以偿”的心态，土方岁三等人决定顽抗到底。
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所谓的“顽抗”，基本上也就只能在仙台境内打个游击什么的，再也玩不出啥新花样了。
但是，这种情况终究还是被一个人给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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