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共有后妃16人，生子女24人，其中，子16人。早在哲哲嫁到爱新觉罗家之前14年，即1600年前后，努尔哈赤曾分拨属民给诸子，初建四固山——旗。由努尔哈赤和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以及元妃佟佳氏所生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分别专主黄、蓝、白、红四固山。第三个大福晋叶赫那拉氏孟古姐姐所生第八子皇太极刚刚八九岁，因年龄小，所得敕书、国人及牲畜都很少。但皇太极仪表堂堂，威严庄重，才思敏捷，深得汗父钟爱。自七岁以后便被汗父“委以一切家事”，掌管包衣牛录，主持家政。
哲哲嫁到建州的前两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年）春，努尔哈赤命褚英代他执掌国政。这时，皇太极已经20岁，风华正茂，雄心勃勃。他不甘心居于低微地位，受褚英的压制，便联合五哥莽古尔泰，一再要求重新分拨国人、敕书和财物。褚英是一个极端专权贪利的人，闻言当即大发雷霆，不仅拒绝诸弟的要求，还强迫诸弟及五大臣对星空盟誓。而且宣称：“凡与我不友善的弟弟们，以及对我不好的大臣们，待我坐了汗位之后，均将之处死。”努尔哈赤认为褚英独断专行，胁迫诸弟及众大臣，完全违背本民族原有的共同议政及均分财物的传统，乃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九月首次征乌拉之前，撤销他的执政之职；当众申明：过去多赐给兄长国人、牧群、银两、敕书，恰恰是为了将来再重新分拨给诸弟。同年秋及翌年春两次征乌拉战役都不让褚英参加。褚英对父汗的决定采取仇恨和对抗态度。努尔哈赤见长子褚英拒不认错，且用心歹毒，便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二十六日，将他囚禁于高墙之内，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经过三年的等待和深思熟虑，考虑到顽固不化长子的存在会败坏国家，不利于诸子及大臣们发挥作用，特别是即将扩编八旗，褚英是这一新制度发展、完善的死对头，于是，于八月二十二日忍痛将其处死。
从褚英被囚禁开始，褚英专主的白固山即由皇太极代管。褚英属下的250名甲兵，也归皇太极统辖。到1615年九十月间，也就是褚英死后不久，努尔哈赤将原有的四固山扩编为八固山，即八旗。当时，八旗各有方位，努尔哈赤专主两黄旗，并列北方；代善专主两红旗，并列南方；皇太极专主正白旗，在西之南；褚英的长子杜度专主镶白旗，在西之北；舒尔哈齐之子阿敏专主镶蓝旗，在东之南；莽古尔泰专主正蓝旗，在东之北。皇太极虽然仅仅被任命为正白旗旗主，但因原来白固山的250名甲兵仍归他掌握，所以在战斗中，杜度担任旗主的镶白旗也由他统一指挥。扩建八旗的第二年，即天命元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时，封这些主旗的子侄为和硕贝勒。和硕，是满文，角的意思。和硕贝勒，即专主一个方面军的贝勒。以年龄为序，次子代善为大贝勒，侄阿敏为二贝勒，五子莽古尔泰为三贝勒，八子皇太极为四贝勒。
初建四固山及扩建八固山，对满族的兴起至关重要。它是满族创造的全新的社会制度和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用固山——旗，将“国人”统一编组，旗之下有甲喇与牛录两级建制。每固山设五甲喇，每甲喇设五牛录，八固山共有200牛录。以牛录代替原有的屯寨，原有屯长、寨主等中小奴隶主，抗拒者消灭，归降者授为牛录额真等官职，成为后金政权下属官员。这本身就是女真从奴隶制进入封建制的巨大社会变革。而且，从军事上说，按旗色定方位，行军作战，井然有序，将原来极为分散的女真人有效地组织起来，能极大地提高战斗力。努尔哈赤自起兵后，从小到大，由弱变强，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其奥妙就在这里。
1616年建立独立的后金政权，标志这个新兴的民族，已具备与明朝公开抗衡的实力，即将公开举起反明大旗。天命三年（1618年）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抗明，攻取抚顺、东州、马根单等城。翌年三月，又大败明朝四路围剿之师十余万众，获萨尔浒（今抚顺东，大伙房水库一带）大捷。在这些惊心动魄的重大战役中，皇太极贝勒总是奉命亲率两白旗兵英勇出击，屡立战功。
大贝勒代善，在现有皇子中，年龄居长，且军功卓著。因而褚英被杀后，努尔哈赤便指定代善为汗位继承人，有时命其代表汗父主持政务及指挥作战。后因被指控与大妃关系暧昧，以及听信后妻谗言，而虐待前妻所生的次子硕托，并一再请示汗父，要杀死这个亲生儿子。以致引起汗父勃然大怒，于天命五年（1620年）被革除汗位继承人及大贝勒的爵位，并被夺去部众，贬为庶民。代善知错必改，向汗父请罪，得到宽宥，归还部众，并恢复大贝勒爵位，但不再是汗位继承人。翌年（1621年）二月，攻占辽沈前，曾实行四大贝勒按月分值制度，即国中一切机务，都令值月的大贝勒掌理，对汗负责。
从此，年仅29岁的皇太极，不仅有专主一旗、实际指挥两旗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已跻身于后金政权的最高领导阶层，成为后金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英明汗努尔哈赤是八旗的共主、后金最高领导者。四大和硕贝勒辅佐英明汗执掌国政，构成八旗的最高决策集团和统治核心。而且，代善受挫，阿敏非汗亲子，莽古尔泰因生母得罪汗被赐死，遇事不敢争，皇太极最有希望成为未来汗位继承人。
皇太极荣升，哲哲作为和硕贝勒福晋，地位也随之提高。当时旗主对属下的隶属关系极强，旗主的福晋也被下属奉为女主子。外出游玩，都有包衣牛录下人左右相随，前呼后拥。但哲哲的处境有喜也有忧。哲哲与皇太极结婚已经七八年，虽然两人亲密无间，但始终未能生育，不能不成为哲哲的一块心病。后金实行的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如果哲哲不能生子，其正福晋的地位将很难长期保持；将来皇太极归天之日，其旗主及大贝勒爵位或许还要包括汗位，必将由原妻所生之子豪格继承。届时，寄人篱下，悲惨命运可想而知。不仅哲哲，她的娘家科尔沁部的亲人为了本部的利益，也会极关心皇太极的继承人问题。哲哲既然不生，必然考虑皇太极续娶之事，如果续娶人选出自博尔济吉特家族，可让皇太极的后代有博尔济吉特氏的血统；自家姐妹、姑侄共事同一夫君，矛盾总会少些。刚刚10岁的布木布泰，身体健壮，发育良好，体态丰满，一副子孙娘娘的“福相”；年龄小，好调教，容易安于侧室地位，尊重姑母大福晋；而且容貌俊美，皇太极一定喜爱。所以哲哲和科尔沁部娘家人，积极促成布木布泰与皇太极成婚是情理中事。
后金对明朝及蒙古察哈尔部的斗争连续取得巨大胜利，科尔沁与后金关系进一步发展，成为布木布泰与皇太极成婚的天赐良机。
早在后金建立之前，明朝就对后金的壮大、蒙古部落倾向后金一事十分关注，极力拉拢蒙古察哈尔林丹汗（1592—1634年），共同扼制新兴的后金国。林丹汗欲借与明朝关系缓和之机，统一蒙古各部，重建统一的蒙古政权。但他对蒙古各部实行武力征服和残暴统治，导致蒙古各部不但不支持他的所谓统一，而且更向往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二月，取沈阳、克辽阳，击败十余万之众的明兵，翌年正月下广宁，再败明兵十余万。之后立即迁都辽阳。此后，蒙古各部又有陆续投向后金者。天命六年十一月，内喀尔喀部台吉古尔布什及莽果尔兄弟二人，率部民645户来归。天命七年（1622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贝勒明安等以及内喀尔喀部贝勒石尔胡那克等17贝勒，率所属3000余户及万头牲畜来归。此举标志他们与察哈尔林丹汗原来的隶属关系彻底破裂。努尔哈赤热情接待，妥善安置。天命八年（1623年）四月，后金出兵征讨继续追随察哈尔林丹汗的内喀尔喀扎鲁特部，斩贝勒昂安父子，为仍居驻原地的科尔沁部解除威胁，之后与其缔结盟约。
这是满蒙联合关系的新发展，伴随而来的，是一桩接一桩的联姻。努尔哈赤以第八女聪古图和硕公主下嫁蒙古内喀尔喀古尔布什，并封他为额驸。另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嫁给莽果尔。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为妻。还商定于天命九年（1624年）第十四子多尔衮娶科尔沁部台吉桑阿尔寨的女儿为妻，以及翌年二月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宰桑贝勒的女儿布木布泰为妻这两件大事。努尔哈赤先派特使到科尔沁部，向部长奥巴贝勒及女方家长求婚，征得对方同意之后，又派使者送去弓箭、鞍马、甲胄等订婚礼物，并通过萨满教的萨满，选定完婚吉日。
二 十三岁出嫁做新娘
天命十年（1625年）二月，后金国的四贝勒皇太极，与蒙古科尔沁部宰桑贝勒之女布木布泰，在双方事先商定的日期，按照满族先世女真族原始社会末期父家长制的古朴习俗完婚。
为表示防止出嫁姑娘被抢，送亲队伍由布木布泰长兄乌克善亲自率领。几十名送亲者都身穿鲜艳的蒙古族服装，骑着肥壮的骏马，簇拥着新娘乘坐的、用彩缎装饰的彩车，浩浩荡荡顺着大路向南进发。
与此同时，满洲四贝勒皇太极奉汗父之命，率16名护军及其他执事人员组成的迎亲队伍从辽阳新城——东京城出发，北行迎接。此举也有保护新娘、防其被抢之意。双方相会于沈阳北冈，以礼相见之后，皇太极设宴为大舅哥一行接风洗尘。
皇太极时年34岁，正当中年，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布木布泰年仅13岁，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够法定结婚年龄。但当时，北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有早婚的习俗，有的年及10岁即嫁。努尔哈赤最后一位大妃乌拉纳喇氏阿巴亥，12岁做新娘。后来皇太极即位称汗后，改革早婚习俗，也只是规定女孩12岁以前不许出嫁。布木布泰身材高挑、健美，又经蓄发，梳成当时风行的满族妇女两把头，脚穿鞋底嵌有三寸多厚四方木块的马蹄底鞋，更显得亭亭玉立，看上去像个大姑娘。
当晚，科尔沁送亲队伍，在迎亲者事先准备好的下榻处歇宿，称为“打下处”。次日晨出发时，新娘布木布泰改乘迎亲喜车，由亲兄乌克善抱上喜车，俗称行“插车礼”。插车，表示女方已亲手把姑娘安全送交男家。然后，在迎亲者的引导与陪同下，继续南行。即将到达辽阳东京新城时，后金英明汗努尔哈赤亲率诸贝勒及诸福晋等出迎10里，旌旗招展，鼓乐齐鸣，盛况空前，表明英明汗对这次联姻的高度重视。乌克善、布木布泰、皇太极分别拜见英明汗及其大福晋阿巴亥，并与诸王及他们的福晋以礼相见。从四贝勒皇太极的妻妾论，哲哲和布木布泰是平辈，但哲哲是布木布泰的亲姑姑，所以乌克善、布木布泰对哲哲行晚辈见长辈之礼。礼毕，后金汗设大宴表示欢迎和庆贺。当晚，英明汗、诸贝勒及诸福晋返回城内。女方将嫁妆送到四贝勒府中，由儿女双全的长辈人摆放在新房内。新娘及娘家客人仍由迎亲人员陪同，在城外安歇，准备明晨进城举行婚礼。
翌日晨，四贝勒皇太极率四贝勒府总管大臣及包衣牛录官员20名、护军40名，并彩车及执事人等，至城外迎娶新娘和送亲的乌克善台吉等蒙古贵宾。
婚礼在四贝勒府举行，古朴简单，不像后世那样烦琐，但却隆重热闹。新娘彩车停在大门口，新郎持弓矢向车下三射，叫做“驱煞神”，包含击退追兵的意思。新娘由女官搀扶下车走进大门后，在新郎陪同下，先进大院内临时搭起的帐篷中静坐，是谓“坐帐”。这是对祖先帐居生活的追怀。满族先世女真人，曾以帐篷为屋居住。儿子长大必须从父母的帐篷搬出，迁入自己新搭起的帐篷里。新婚夫妇坐帐，表示他俩新的个体家庭生活的开始。
坐帐完毕，皇太极和布木布泰在执事女官陪同下进入洞房。合卺吉时到，行合卺礼，请儿女双全的大臣妻子斟满两杯酒，皇太极和布木布泰各饮一口，然后互换酒杯，再各饮一口，为合卺礼成。合卺礼不是女真人原有的风俗，是从汉族古老风俗中借鉴而来的，又稍作修改。汉族合卺礼有夫妻交拜一项，满族则无。
为庆贺合卺礼成，当即设宴招待娘家贵宾及前来贺喜、帮忙的官员和亲友。设宴地点在院中新搭设的、“坐帐”用的帐篷之内。因为皇太极在贝勒府院内搭的帐篷比较大，里边张灯结彩，除用来“坐帐”之外，还可以摆设宴席，招待亲友。这是皇太极对坐帐习俗的改进，使大家共同追怀祖先的帐居生活。从此，搭设帐篷招待亲友的做法，在清入关之后长期沿袭。历朝皇子结婚，都在皇子所居宫室附近，张幕结彩设宴，招待女方父母、亲族及二品以上大臣、命妇等人。
次日晨，新娘布木布泰随同丈夫皇太极叩拜天地及祖宗牌位，然后在包衣管领夫妻的陪同下，到汗宫大政殿（俗称大衙门、八角殿），向汗父及大福晋阿巴亥行朝见礼，并拜见齐集殿内的族中尊长及各位兄嫂。与诸弟卑幼，也分别以礼相见。这在民间叫“分大小”。也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新娘开始确立了在大家庭中的地位。汗父非常高兴，当即在大殿之内，设宴并演出戏曲、歌舞，以示庆贺。
婚礼圆满告成，科尔沁台吉乌克善等向英明汗辞行。努尔哈赤为感谢他们前来送亲，特加优待，赐以人口、金银、蟒缎、布帛、盔甲、银器等物，并派人送行，乌克善等顺利返回科尔沁。
布木布泰与四贝勒皇太极成婚，使双方联盟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婚事刚刚办完，努尔哈赤便于天命十年（1625年）三月初一，召集诸王大臣会议，提出欲迁都沈阳。强调沈阳战略地位的重要，说：沈阳是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于是，初三日出发，次日到沈阳。四年前，从赫图阿拉迁往辽阳时，他也曾强调辽阳“乃大明、朝鲜、蒙古三国之中要地也”。既然辽阳、沈阳都是三国之中要地，为什么非迁沈阳不可呢？与辽阳相比，沈阳主要优势有二：一是沈阳离北方蒙古诸部毕竟更近一些，有利于同科尔沁部的合作，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便于出兵支援；二是沈阳地域开阔、平坦。在后金势力日益强大的情况下，建都于沈阳，便于向辽西发展，征讨与明朝结盟的察哈尔等蒙古部落，也便于巩固后方，打击辽西明军，向山海关推进。
天命十年八月初九日，科尔沁奥巴洪台吉听说察哈尔林丹汗欲兴兵入侵，便遣使驰书向后金告急。努尔哈赤坚守盟约，派遣阿尔津等四人为使者，带八名炮手前去。同时写信鼓励，从战略战术上予以指导。同年十一月初五，察哈尔林丹汗大举进犯科尔沁，情况危急，奥巴洪台吉派遣使者飞驰求援。努尔哈赤立即调遣精骑5000，由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等率领，于初十日出发援助科尔沁。行至农安塔地方，正在围攻科尔沁的察哈尔军队闻讯，丢下驼、马、器物连夜逃跑。从而大长科尔沁的志气，大灭察哈尔林丹汗的威风。
翌年正月，后金进攻明宁远（今辽宁兴城）失败后，有些蒙古部落离开后金投向明朝，而科尔沁部长则亲率庞大使团前来慰问。危难之中见真情，努尔哈赤对奥巴来朝十分重视，双方在六月初六日，又重结前盟。盟约规定双方将共同抗击明朝及察哈尔林丹汗的欺凌，世世代代永结盟好。
三 婚后汗宫大事迭起
布木布泰与皇太极结婚第二年，后金汗宫连续发生老汗逝世、新汗即位、大妃殉葬三件惊天大事，让小布木布泰在18小时内经历了14年来不曾想象的人生。
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一日下午两点左右，她的公公、后金英明汗努尔哈赤从本溪疗养地返回时，因背上毒疮突然恶化，逝世于沈阳东40里的靉鸡堡，享年68岁。皇太极即汗位后，于天聪三年（1629年）将其父安葬于沈阳城东20里、浑河北岸的石嘴头山，并从辽阳将生母叶赫纳喇氏孟古姐姐（孝慈高皇后）迁来合葬，莽古尔泰的生母继妃富察氏衮代也迁葬于此，称福陵，即现在沈阳的东陵。并尊其父为清太祖。
后金大汗驾崩，举朝哀伤，新进门的儿媳妇、14岁的布木布泰，一个心思地跟着福晋们哀悼公公。
贝勒们想的事情多。努尔哈赤的遗体刚运到家，汗宫便连夜开始酝酿推举新汗的活动。首先由代善的长子岳托及三子萨哈廉出面，向代善建议：“国不可一日无君，宜早定大计。四大贝勒（指皇太极）才德冠世，深契先帝圣心，众皆悦服，当速继大位。”代善当即表示赞同，说：这正是我的心愿。
翌日，即十二日早六点左右，诸贝勒大臣会集于朝，代善将事先商定的初步建议提出，请大家决定。阿敏与莽古尔泰两位大贝勒表示赞成，其他人也都同意，于是共同起草劝进书，请皇太极即汗位。
皇太极是汗位继承人的合适人选，才能、谋略、军功，都是佼佼者；自身是正白旗旗主，长子豪格是镶白旗旗主，他们父子拥有两白旗，为皇太极继承汗位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事实上，他也早已在筹谋，准备登汗位。既然众口一词劝进，皇太极反而推辞说：先汗没有立我为君之命，且越过诸兄长而嗣位，我不敢当。又说为君甚难，自己不能胜任等等。大贝勒及诸贝勒反复劝进。从早上六点左右，一直僵持到下午四点左右。众贝勒一再坚请，皇太极才勉从所请。
九月初一举行登基大典。35岁的皇太极成了后金国汗，下诏以明年（1627年）为天聪元年。后世称皇太极为天聪汗或清太宗。
皇太极当上后金汗，使蒙古科尔沁部博尔济吉特氏的地位也随之提高，成了后金国重要的皇亲国戚。努尔哈赤时虽然也有科尔沁孔果尔及明安贝勒之女在后宫为妃，但都是侧妃，地位不高，生子不能继承汗位。而皇太极称汗则不同，哲哲是大福晋——皇后，布木布泰由于得到姑姑哲哲的关照与提携，在后宫的地位也与众妃大不相同，日趋显要。
对布木布泰来说，丈夫登上后金汗位，自己也跟着荣耀，当然是天大的好事。不过，后金汗位交替过程，宫中发生努尔哈赤大福晋乌拉纳喇氏阿巴亥被逼殉葬事件，又给她留下刻骨铭心的警示。
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令大福晋殉葬，是先帝努尔哈赤的遗言。努尔哈赤死后第二天，刚刚确定皇太极当后金汗，阿巴亥便被告知先帝遗言令她殉葬。她不相信先帝有这样的遗言，和自己的夫君朝夕相处，特别是最后的时刻，被召到浑河船上的病榻旁，她了解他最牵挂什么，他不会让失去父亲的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同时失去母亲。所以，她最初借故支吾不肯从命，但诸王说：先帝有遗嘱，不从不行。阿巴亥知道对方不会罢休；如果不肯从殉，人们会群起把她勒死，没有别的出路。所以，她决定以死换取诸王对两幼子的宽容与照顾，遂穿上礼服，戴上珠宝首饰，哀伤地对诸王说：我自12岁侍奉先帝，丰衣美食，已26年，我不忍心离开他，所以和他相从于地下。唯有我的两个幼子多尔衮、多铎，需要有人照顾，我放心不下，拜托诸王恩养成人。诸王答应了她的请求。阿巴亥于当日上午八时左右以弓弦勒颈自尽。同时殉葬的还有两庶妃：阿济根、德因泽。此刻，距努尔哈赤逝世仅18小时，皇太极被定为皇位继承人才2小时。
女真贵族的确有殉葬传统。基于原始死亡观念认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阴间去生活，一切应有尽有，所以把死者生前宠爱的奴婢、所乘鞍马、所用器物等，作为随葬品。满族沿袭了这一传统，皇帝、皇妃、王公死后，以下人从殉；百姓中夫死妻殉也很盛行。后康熙下令禁止人殉，才改变朝野殉葬恶习。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殉情况表明，皇后殉葬，唯独阿巴亥一人，空前绝后。实录说因为努尔哈赤对阿巴亥不满意或不放心，所以令她殉葬。这种说法与殉葬的主旨不合，既然到阴间去享受生活，怎能带一个惹自己生气的人去呢？
最主要的还是努尔哈赤和阿巴亥所生三子中，除阿济格22岁已成年开府当上贝勒外，多尔衮时年14岁、多铎只有12岁，均未成年，需要母亲抚养，按通常惯例，不会令其殉葬。努尔哈赤比阿巴亥大31岁，孩子小，他早已考虑身后事，曾打算自己死后委托代善关照她们母子，说明他的关爱之心。何况孩子刚刚失去父亲，努尔哈赤怎能忍心令诸王立即杀掉他们的母亲？
问题不在于努尔哈赤有无遗嘱，而在于后金以八旗立国，皇太极容不下这位有实力的大福晋。两黄旗的实力超过皇太极父子的两白旗。努尔哈赤已将两黄旗的60牛录分给她的三个儿子，每人15牛录，自己领有15牛录。阿巴亥作为后金汗的大福晋、掌领两黄旗的三兄弟的生母，在努尔哈赤死后，自然成为两黄旗、三兄弟的依靠与核心。除掉阿巴亥，可对她的三个儿子分而治之，使之不足以对皇权构成威胁。皇太极是一位心计超群之人，他不会明目张胆地做蠢事，而是用先帝“遗嘱”名义，堂而皇之地逼母后自尽，为自己扫清道路。然后在登基大典之前，比照先汗曾独掌两黄旗的先例，将自领的正白旗改成正黄旗，将其子豪格掌管的镶白旗改成镶黄旗；将多铎掌管的镶黄旗改成正白旗，阿济格掌管的正黄旗（包括多尔衮的15牛录）改成镶白旗。把努尔哈赤自领的15牛录给了年龄最小、不务正业的多铎，使之成为独掌一个全旗的旗主。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地位明显提高。因为八旗按旗色定方位，两黄旗在登基大典、其他盛典及军事行动等各项重要场合，都理所当然地排在两翼之首。原两黄旗被改为两白旗之后，其地位降低，仅可排在左翼之中。这就是政治。
阿巴亥身后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她本来有力量保护自己和三个儿子：两黄旗女主子的身份就非同一般。即使她的儿子年轻没有能力与皇太极争夺汗位，她也不至于轻而易举地被公开杀掉。但因她缺乏政治上的远虑，没有抓住时机，发挥优势，不曾预先做周密的准备，更没有应付宫廷复杂而残酷斗争的能力。努尔哈赤在世时，她作为两黄旗女主子从不过问本旗之事，与旗下大臣也无任何交往，一切依靠夫君。努尔哈赤一走，局势骤变，又得不到诸贝勒的支持，也未得到自家两黄旗大臣的认真帮助，孤儿寡母，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在你死我活的严峻时刻，只能任人摆布。
这件事不能不使布木布泰大为震惊。虽然古代蒙古族也有殉葬习俗，但不及满族盛行。而且，这种事和黄金世家的小公主布木布泰关系不大。但阿巴亥之死却大不相同，她从阿巴亥的遭遇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影子，感受到宫廷的森严可惧。这不能不让她毛骨悚然、刻骨铭心。
不难看出，在她还是一个纯真少女时，就被推入复杂的政治旋涡，被引上必修的政治课堂。从此，她开始了在政治中学习政治、在宫廷生活中学习宫廷斗争艺术的特殊人生历程。
四 跟着姑母和丈夫“见习”
布木布泰刚入宫时年纪小，首要的任务是学习。学习祖制家规、宫廷礼仪、满语等。这是后金家族所有青少年的必修课。此外，她还酷爱阅读经史之类的书籍。她学得非常用心，而且头脑聪慧，思维敏捷，能很快领悟，并学以致用，提出见解。
同时，听从姑母的吩咐，跟着姑母学做后宫管理方面的事，是姑母的小助手。姑母哲哲有见解、关心大局，不但主持后宫有办法，善于团结上下成员，把后宫管理得井然有序，遇有棘手的事，周全、稳妥解决，诸事处理得体，使皇太极无后顾之忧；而且帮助后金联系科尔沁蒙古，牵线搭桥，沟通情况，促成联姻，化解矛盾，巩固联盟，起了双方友好使者和桥梁作用。布木布泰跟着姑母做，向姑母学。
布木布泰以一位13岁少女嫁到满洲帝王家，而后成为历史上成功的女政治家，她的引路人除了姑母哲哲外，更少不了夫君皇太极。
皇太极在位10年，不辱使命，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高瞻远瞩，颇有建树。他打败察哈尔林丹汗，统一漠南蒙古（即内蒙古），建旗，设旗长（扎萨克），定法制，进行有效管辖，其中科尔沁10旗起着坚强核心作用；他还攻克除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所有重镇，又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各族，扩展后金辖区，基本囊括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地区；改变对汉族的高压政策，调整满汉民族关系，使满汉民族矛盾得以缓和；将后金改为大清，统一、规范本民族名称为满洲（今称满族），永留史册；发展健全八旗组织，首创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并组成了直属于汗的汉人独立武装“天佑兵”、“天助兵”等；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变革“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加强皇权，建立清王朝中央集权制机构，为大清进关，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
这最后一项，要改变传统的制度和相关人员的地位，操作起来尤其艰巨复杂。努尔哈赤病重期间训谕诸子，其中重申他本人于天命七年（1622年）三月提出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这一体制，是发挥八旗旗主的集体领导作用，共同掌握最高权力，共议国事，互相制衡；共同议立新君，罢免昏君；八家均分财物；以及议决其他重大问题。任何个人都不能擅自决定上述事项，自行其是。汗受八家的制约，每个旗主也都要受另外七家的制约。当时的八旗旗主，有四大贝勒旗主：正红旗旗主代善、镶蓝旗旗主阿敏、正蓝旗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旗主皇太极；四小贝勒旗主：镶红旗旗主代善之子岳托、正黄旗旗主阿济格、镶黄旗旗主多铎、镶白旗旗主皇太极的长子豪格。[1]
努尔哈赤把这份遗产留给儿孙，试图让他们集思广益，用集体智慧共理朝政，并互相监督，防止个人擅权腐败，可谓用心良苦。但后金管辖地域扩展，经济成分、属民结构都与原来大不相同。满洲贵族的八家共治国政、平分财物之制，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和事业发展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
这种绝对平均主义的体制，在后金统治集团尤其很难行得通。努尔哈赤在世时，由于他的功德权威、经历和辈分远在诸王之上，驾驭朝政得心应手，有一呼百应之功效；与“共治”结合，相得益彰。但后金汗由努尔哈赤换成皇太极，“共治”就不如从前顺利。
开始时，皇太极有高处不胜寒之感，处处谨慎小心。登基次日，在誓词中保证：“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不因某人微小过失削夺先帝给予他的户口，或贬，或诛等。尤其对三大贝勒，他不以臣下相待，优礼有加，率诸贝勒向三大贝勒行三拜礼，并各赐雕鞍良马。诸子弟大臣朝拜时，三大贝勒与汗并列而坐，共受朝拜。但这种局面并未持久，汗与诸贝勒，主要是与三大贝勒之间的矛盾逐渐尖锐化。在“共治”体制下，诸贝勒强调与汗分权，有的不顾大局，自行其是；皇太极不愿与兄长平起平坐，设法摆脱“共治”体制的束缚，利用职权之便，排斥异己，培养亲信，发展自己的势力，提高汗权，以实现“一言九鼎”的目标。他先后处罚了一错再错、屡教不改的二大贝勒阿敏和向来与之不睦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夺了他们的旗。任命与皇太极亲密的阿敏的弟弟济尔哈朗为镶蓝旗旗主。莽古尔泰的正蓝旗收归汗有，并重新进行改编：将正蓝旗混入正黄旗，重新编组成新的正黄、镶黄两旗，由汗自领。豪格原领的镶黄旗改为新的正蓝旗，仍由豪格任旗主。新组成的两黄旗没有其他王公管主，百分之百归汗家所有，且不再分给诸子，宫廷卫戍也由两黄旗的护军承担，成为巩固汗位、提高汗权的坚强柱石。
皇太极打击削弱几位大贝勒的同时，提拔重用诸小贝勒。他深知阿巴亥所生阿济格、多尔衮、多铎三兄弟和两白旗有隐患，采取抑制已成年、有战功的阿济格，重用年纪小、可塑性强的多尔衮和多铎，以争取两白旗的策略。赐多尔衮美号：墨尔根戴青（聪睿英武）、多铎美号：额尔克楚虎尔（乐观矫健）。又以阿济格有过错，命多尔衮取代他任镶白旗旗主。设立六部时，任命多尔衮为六部之首的吏部管部贝勒，又多次任命其为统兵主帅，率师出征。多铎是一个娇宠任性、放荡不羁的顽童，身为旗主，并不称职，20岁刚过，又被封为和硕豫亲王，还先后代替已故萨哈廉和岳托掌礼部和兵部。两白旗被分化，对皇太极已构不成威胁。
经过此番打大拉小、抑强扶弱，调整旗权分配关系和局部重组，汗对八旗的支配力与此前大不相同。原先，皇太极只有一旗，加上豪格的一旗，是两个；其余六个旗的贝勒可与他共治国政。其中有几个旗让他不放心，个别在做着和他离心离德之事。现在，他自领富有实力的两黄旗，加上豪格领的正蓝旗，自家就有三旗，汗家一支实力最强，无人可比。镶蓝旗旗主济尔哈朗、正白旗旗主多铎、镶白旗旗主多尔衮，都是他亲手扶植的兄弟；正红旗旗主代善及其长子、镶红旗旗主岳托，压根儿就与世无争。这样，八旗与汗由共治变为服从，后金大权集中于汗，“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体制名存实亡。布木布泰经历了皇太极对大清朝治理、发展的10年，耳闻目睹，并置身其中，参与其事，经历过那些不平静的日日夜夜，体会奋斗的艰辛，成功的欣慰，挫折的苦涩，百般珍视得来不易的成就，牢记经验教训，而后应用于教导、辅佐儿孙。
【注释】
[1]杜家骥：《清皇族与国政关系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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