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尔衮率军入关，范文程当谋士

    清朝取代明朝统治全国，但明朝是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推翻的。顺治元年（1644年），也是李自成永昌元年的正月，李自成建国陕西西安，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今景山），明朝灭亡。清朝闻讯，立即向关内进军。

    清统治者本以明朝为敌，一向对关内形势及蓬勃兴起的农民军极为关注。从皇太极到多尔衮都试图与之建立联系，协同攻明，未能如愿。而后，决定特命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幼帝统领大军，往定中原。范文程是内秘书院大学士，在镶黄旗做皇太后的高参，入关过程参与重大决策。

    范文程在顺治元年四月初四日即曾上书多尔衮，分析形势，提出立即进兵中原的建议。由于尚不知明朝已亡，他首先分析明朝穷途末路和民心向背的状况，认为明朝“四面受敌”，内忧外患，“受病种种，已不可治”。中原百姓在兵荒马乱中，家破人亡，“荼苦已极”，无依无靠，思择新主，以图乐业。而我大清，顺天意，得民心。进兵中原，成就大业，造福后世者，正当此时；失去机会，天下将“不为我有”。

    接着指出，大清的主要敌人是农民军，不是明朝。因为明以我为劲敌，而农民军占领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则与农民军角逐。今日我们的策略应是争取明朝的军民。否则，花大力气攻明，等于替农民军扫除障碍。待农民军得天下，再与之争，不是良策。

    最后，他特别强调改变过去的攻城不守、屠杀抢掠之风。当“申严纪律，秋毫勿犯”。既然要入主中原，统治全国，攻占之地必须固守，所以要稳定社会生活秩序，“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任用汉族官员，使之献计献策，为我所用。这样，天下人心自然归顺大清。

    此外，他还就进军路线、择一坚城屯兵而守，以为门户等提出建议。

    范文程上书一两日，多尔衮便接到农民军已攻下北京，明崇祯皇帝自缢的情报，连忙召集王公大臣会议，并把正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召回沈阳，决策进取。

    形势已经明朗，清军入关，对手是农民军，能不能战而胜之？范文程回到沈阳，又专门对农民军进行了分析，认为农民军虽拥有百万之众，然其必败。他分析其失败原因主要是逼死了崇祯皇帝，打击官僚、地主、富豪劣绅，引起天怒人怨。范文程的认识并不正确。农民起义是以明王朝为代表的贪官污吏、地主豪绅压迫，使劳动人民无法继续生产、生活下去所致。农民起义打击的主要目标是阻挡社会前进的腐败势力。应当说，这是他们取得巨大胜利、占有大半个中国的原因。但范文程本能地看到了农民军胜利后，面对着社会上层，包括官僚、地主、富商大贾、部分知识分子对农民起义军的不满；主张利用这些矛盾，打起为明朝官民报君父之仇的旗号，以便夺取农民军的胜利果实，并给清朝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挥戈入关理由。他还重申爱民之旨，“好生者天之德也，兵者圣人不得已而用之。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如果想统一天下，“非乂安百姓不可”。这仍然是针对过去清兵攻掠兼施之风而言，语重心长。

    范文程的建议被清政府采纳，成为进军中原的战略指导方针。于是，决定出征，国中男丁70岁以下15岁以上，无不从军。范文程赴军中起草安民檄文，告谕明朝吏民：“义师为你们复君父之仇，不杀害百姓”；所要杀者，唯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官吏来归，复其位；百姓来归，复其业”。清军遵守纪律，必不伤害无辜。这个安民告示面向关内官民，他们以汉族居多，所以署范文程这位汉人的官阶、姓名。

    范文程当时连议政大臣都不是，多尔衮如此重视其言其人，可称明智之举。范文程的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就以上面的建议而论，清皇室从摄政王以下诸王，哪一个也提不出来。可想而知，他的上书内容，即使不是皇太后授意，也是事先得到皇太后赞许的。福临即位后，皇太后最关心先帝未竟事业——进取中原。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初八日，笃恭殿外举行盛大的出征仪式，顺治帝在命令状中说：因朕年幼，不能亲征，“特命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代统大军，往定中原”，“特授奉命大将军印。一切赏罚，俱便宜从事”。多尔衮与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和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和托等，以及续顺公沈志祥、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等，统领满洲、蒙古兵2/3，汉军全部，及三顺王、续顺公的兵马，鸣礼炮起行。范文程和正黄旗汉军所属、归降汉官洪承畴，一同随军入关。在进军过程中，他们提出的建议，起了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大军踏上征途，因对农民军和明军的动态不甚了解，所以边探听消息边缓慢前行。四月十五日，到今辽宁阜新一带，明朝辽东总兵、平西伯吴三桂差来向清军求援的使者、副总兵杨珅、游击郭云龙到达清军大营，向多尔衮呈交吴三桂的求援信。原来吴三桂自三月中旬，奉诏放弃宁远，入京勤王，行至山海关，得知明宣府、居庸关守将均相率迎降，遂向农民军呈递降表。后因不满农民军向明朝官员、地主追赃索饷，并拘禁其家属，故降而复叛。向清朝提出以割让领土为酬谢条件，请求出兵支援。要求清军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诸处进关，他从山海关出兵，三路合击，直捣北京。

    足智多谋的多尔衮看出，吴三桂陷入困境，是求援不是投降。这不是清军的目标。不过，可以借机招降。至于从哪条路线进关，多尔衮有自己的盘算。吴三桂没让清军经山海关入京，清军偏要走山海关。次日，即四月十六日，清军进抵西拉塔拉。多尔衮复书吴三桂，阐明清朝出兵目的是为明朝臣民报君父之仇。劝吴三桂降清，许诺：若肯率众来归，一定“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多尔衮的承诺是有所本的，此前降清的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均已封王，受到优厚待遇，走投无路的吴三桂不能不考虑。

    四月二十日，清军到达辽宁锦西东南的连山堡，吴三桂再次来书告急。多尔衮得书，估计李自成已到山海关，即昼夜兼程，于二十一日下午到达离山海关10里的地方。但暂不参战，分兵固守，静观战局发展。李自成不知清兵将临战，仅带6万农民军（清方说20万人），从二十一日上午八时左右起，对山海关东罗、西罗、北翼等城发起猛攻。吴三桂督兵顽抗，相持一日，力不能支，急切盼望清军救援，“所派使者相望于道，凡往返八次”。

    吴三桂见清军已到附近，观望不前，便知其意在逼降。事已至此，别无选择，唯有降清一途。二十二日凌晨，清军进到距关门仅5里左右，吴三桂炮轰农民军包围圈，从隙道突围直驰清营，拜见多尔衮，剃发称臣，以白马乌牛祭天地，歃血为誓。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开关门迎降。阿济格、多铎各率万骑，多尔衮自统大军，分三路进入山海关。

    接下来就是合力与农民军作战。战场在关内石河以西，农民军从北山起，往南到海，列一字长蛇阵。多尔衮令吴三桂先行迎战，倾巢而出。大顺军英勇搏击，张两翼层层包围吴军。吴军东驰西突，对阵数十次，围开复合，鏖战良久，几不能支。清军按兵不动。中午时分，狂风黄沙，遮日蔽天，对面难辨你我。两军长时间苦战，精疲力竭。这时，多尔衮发两万骑兵从阵右冲出，投入激战。大顺军遭意外打击，全线崩溃，损失惨重。清军追杀40里，李自成退至永平。多尔衮言而有信，立即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令山海关城内军民剃发，以示从此为大清属民。然后，拨马步兵一万隶属吴三桂，随多尔衮直驱燕京。

    多尔衮采纳范文程与洪承畴的建议，与诸将誓约：“此次出师，为了除暴救民，灭流寇以安天下。今入关西征，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不如约者以犯罪论处。”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进至新河驿，多尔衮以进关败李自成大顺军捷报上奏盛京。

    清军到通州，吴三桂要护送明崇祯太子入京，多尔衮不予批准，令其追击大顺军。有一种传言，说京城误传吴三桂将护卫明太子回京，明朝旧臣伏道迎接，结果迎来了多尔衮。这种传言很可能与吴三桂欲送明太子进京有关；但多尔衮被误当明太子迎进京城并非事实。多尔衮是以大清摄政王被大张旗鼓正式迎进北京城的。五月初二日，清军到北京，故明文武官员出迎五里外。多尔衮入武英殿升座，故明官员伏地叩头，呼万岁。

    清军进京之初，人心不稳，百废待举。第一位的是安定民生，稳定社会秩序。清军自身必须如范文程、洪承畴一再强调的，做到不扰民，严格纪律；秋毫无犯。为此，多尔衮下令军队驻扎城外，不得随便进城，严禁进入百姓家，严禁杀掠。京中百姓借搜捕农民军残余为名，互相指控，纷纷告状。五月初三日，大学士范文程建议摄政王，应严令禁止，以免互相仇害，无端生事，扰乱民心。多尔衮采纳，下令禁止。

    为了博得故明官民、汉族地主们的拥护，清军还根据范文程建议，为明崇祯帝发丧。多尔衮本以“明清世仇”，不情愿做这件事。范文程据理劝说：原起兵入关，打着为明报仇旗号，不可失信；今天下观瞻所在，要维系新归附人心，不可不做。于是，五月四日发谕旨给故明官民，令为崇祯帝服丧三日，然后将其葬于思陵。庙号怀宗，谥号端，即怀宗端皇帝。

    同时，宣谕故明内外官民，各衙门官员照旧录用，明朱姓各王，凡归顺者，不改削王爵，仍旧恩养。

    向来清朝以剃发易服为归降的标志，入京伊始就要求官民剃发（男人把头部周围的头发剃掉，留下的头发梳成发辫垂于脑后）归顺。汉族不习惯，视为惩罚和羞辱。多尔衮于五月二十四日宣布：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只令军队仍一律剃发。叫做“剃武不剃文，剃兵不剃民”。

    这些政策赢得了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故明官员、汉族地主、知识分子一致称道，甚至感激涕零。民心渐趋稳定。

    五月二十六日，皇太后、顺治帝以“底定燕京（即北京），殄灭流寇”，派遣官员赐给诸王、贝勒、贝子、公及将士牛羊，表示慰劳。

    二 迁都北京，顺治帝登基

    迁都北京，是清太祖的宏愿。清太宗皇太极继承太祖遗愿，将其视为实现统一全国的关键步骤，生前曾多次说过：“若得北京，当即徙都，以图进取。”这次出征之前，孝庄太后再次将太宗要迁都北京的话，宣示臣下。

    清兵进占北京月余，脚跟已经站稳。多尔衮便于六月十一日，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建都燕京（北京）。遂派遣辅国公吞齐喀、和托及固山额真何洛会等携奏章回盛京迎驾。奏章中称：“仰荷天眷及皇上洪福，已克燕京。臣再三思维，燕京势踞形胜，乃自古兴王之地，有明建都之所。皇上迁都于此以定天下……伏祈皇上熟虑俯纳焉。”

    摄政王以“臣”的身份，向皇帝上奏，请皇帝“俯”身采“纳”。皇太后和留守摄政王济尔哈朗替他做主“俯纳”，决定八月十五日起程。

    迁都之前，要做两件事：一是派人统兵镇守盛京。盛京为清朝发祥龙兴之地，满族的故乡，东北的最大城市，并有满洲贵族的祖宗陵墓和大宗房地家产，迁都之后改称“陪都”，仍保留除吏部以外的政府其他机构。其地位相当重要。八月初二日，任命内大臣何洛会为盛京总管。何洛会是多尔衮的亲信。多尔衮有意任命他为盛京总管，特派他同吞齐喀等前来迎驾。皇太后见派来的人中，唯有他当过固山额真，有统兵和管理才能，便由顺治帝任命他担此重任。

    二是安葬太宗皇太极宝宫（骨灰罐）于昭陵（今沈阳北陵）。八月十一日那天，摄政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陪同顺治帝，率和硕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齐集山陵殿前西阶。皇太后率皇太极众妃及公主格格、和硕福晋以下，镇国将军、固山额真、尚书等官以上命妇，俱集东阶。皇太后率众妃及公主等，来到殿内正中皇太极宝宫前，举哀，跪献三爵，行三叩头礼。这是两宫皇太后与已故丈夫灵柩的最后告别。内大臣辅国将军锡翰等，奉宝宫进宝城（墓室），奉安于地宫正中宝座上。葬毕，陈设祭物，皇太后、众妃，及诸王、官员，献爵，行祭礼。

    迁都起程时间比预定的晚五天，于八月二十日，大队人马出发，顺治帝福临居于前列，两宫皇太后及皇眷继之，两黄旗拱卫御营四周。其他各旗随于其后。络绎不绝，一路向西行。行动缓慢，全程共1600余里，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二十八日，来到魏家岭关，从这儿拐向正南，经过广宁、塔山、宁远等地，九月初九日入山海关。十日，皇帝就纪律和政策问题，向地方官员发布训谕说：你们所属的地方兵民，孤寡贫苦者，多加抚恤，各安其心。随后我军搬移家口将接踵而至，各有章京统领。你们要通知商民，不得在城内交易，只在城外互市，以免扰民。“如有抢夺者，可即拿送该管章京，勿徇情面。”这是清朝皇帝首次授权地方官制止旗人的非法活动，但还不能自行依法责罚，需交其领导者章京处理。

    九月十二日，行进至永平府。知府冯如京、副将张维义率文武官员出城迎驾。顺治帝赐食，并就“逃人”（指逃亡的八旗奴仆，大多是被掳的汉人）问题发一训谕，说：你们各自安心关爱所属军民人等，爱养孤贫，使之各得其所。另外，必须严査属下，“遇有逃人，立即抓获解送京城，如果隐匿不解，被原主认识，或被旁人告发，所属官员从重治罪，窝逃者置之重刑”。并将此训谕传达山海关方面，通知各自属下执行。九月十四日到达丰润县，又重申这一训谕。说明此时奴仆逃亡增多。

    不言而喻，这些训谕是皇太后和郑亲王主持发布的。

    距北京越来越近。九月十八日到通州，多尔衮亲率诸王、贝勒、贝子、公及文武群臣赴通州迎驾。顺治帝派人赐给摄政和硕睿亲王一匹鞍马。多尔衮跪受之后，偕诸王到通州城外临时搭起的行殿附近，跪候皇帝大驾通过。皇太后和顺治帝进入行殿升座。两宫皇太后并列，坐于正中偏西，顺治帝坐于正中偏东。多尔衮率诸王、贝勒、文武官员先到皇太后面前行三跪九叩头礼，然后到福临面前，再行三跪九叩头礼及抱见礼。众汉官也随同行礼然后退下。见面仪式完毕，略事休整，全体动身入京。九月十九日下午两点左右，福临车驾从正阳门（今北京前门）入紫禁城，暂时随母后住在东北角破坏较小的宁寿宫内。

    顺治帝还在迁移途中，北京就已开始准备登基大典有关事宜。一年前的八月二十六日，福临已在盛京登基即帝位，那时，清朝仅据东北一隅，尚无全国统治权。清军“入定中原”，取代明朝统治全国。通过在新首都举行登基大典，以法律程序确定清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清王朝取代明王朝主宰全国；宣布江山易主、改朝换代。

    顺治元年（1644年）十月初一日，正式举行顺治皇帝登基大典。唱主角的是7岁的福临。仍用大清国号、顺治纪元，遵从原有章制。皇太后根据皇太极生前在盛京皇宫大清门处理政务的经验，精心设计、安排了御门听政仪式。顺治尚未亲政，仪式只是一种象征，其目的在于教导幼子，要以朝廷政务为己任。后来顺治亲政，将到乾清门听理政务定为制度，即御门听政之制。

    同日，以多尔衮奉命代理幼主率军入主中原之功，封其为“叔父摄政王”。十月十三日，加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为信义辅政叔王。两人的权力、地位距离进一步拉大。

    登基大典后，即派出大军进军陕西，征讨大顺军；渡黄河，征讨南明弘光政权。大清政权安定北方，统一全国的征程开始。

    三 阻止“分封诸王”，实现天下一统

    多尔衮为大清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随之而来的是居功自傲，专横骄纵之气日盛。被封为皇叔父摄政王之后，权势进一步增大，独裁专制之事渐增。信义辅政叔王济尔哈朗对他的制约作用大为减弱。于是，在涉及确定大政方针、重要人选及生杀予夺等重大问题时，皇太后只好出面，通过亲信大臣索尼代表自己，发表不同意见，或万不得已时由皇帝发布谕旨。

    先是表现在对豪格的处理问题上。早在盛京时，豪格因不服气、不隐忍，更不信任多尔衮这个摄政王，怀疑其“心怀篡逆”，在不适当的时间、不适当的场合发泄出来。他对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何洛会等，说了些对多尔衮不满的话，如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是有病之人，还能活几年？”

    何洛会是个反复无常、趋炎附势的小人。他受皇太极、豪格父子的重用，被任命为正蓝旗满洲固山额真。可是，当看到多尔衮飞黄腾达，认为豪格大势已去，便不惜卖主求荣，将豪格私下向他这位“知己”说的话传给了多尔衮。多尔衮便于顺治元年四月，将豪格监禁起来。释放后，虽声称“不究”，但却剥夺他手下7个牛录，罚银5000两，废为平民。与豪格关系密切者有的被斩首，有的被责罚。何洛会则因告密有功，飞黄腾达，官升至内大臣、盛京总管，授定西大将军，封三等昂邦章京（三等子），成为多尔衮的亲信。其他与豪格不睦之人也都受到表彰奖励。

    皇太后认为对豪格处罚过重。所以，肃亲王被废以后，皇太后、郑亲王对他本人及其家属给予关照，继续派他随军出征，平定中原，以便立功、平反；按八旗行进顺序，本该黄旗先行，蓝旗殿后，但迁都过程，把正蓝旗调到镶白旗之前，即令豪格之妻在和硕豫亲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的福晋之前行进。说明对豪格的信任，其妻仍按和硕亲王福晋待遇。同年十月，福临在北京登基大封功臣时，便以豪格随清军入关、平定中原，功劳很大为由，“特加昭雪”，复封其为和硕肃亲王，赐册宝及两匹鞍马、八匹空马。用“昭雪”二字撤销豪格被削亲王爵的处罚，等于指出处分的失当。而且，宣布所封亲王的排列次序，将豪格列在多铎和阿济格之前。这是皇太后对多尔衮所为进行的无声抵制和纠正。

    多尔衮在平定中原过程中，采纳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采取广泛团结汉族地主阶级的政策，赢得了北方及部分南方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纷纷来归，使清朝得以迅速入主中原，并顺利进军江南。当时江南各省，阶级矛盾也比较尖锐，南明政权腐朽没落，内争不息，残酷压榨人民，社会动荡不宁。如果清朝继续贯彻在北方行之有效的政策，团结江南士大夫，有可能缓和民族矛盾，减少阻力，较快地实现全国统一。然而在关键时刻，清朝统治者却对江南政策以及统治方式问题产生分歧。有人主张“分封诸王”。如何分封，未见记载，分析是欲将满族的封建领主制推向江南，以满洲诸王分封各地，建立若干邦国，有如西周的分封制。分封诸王虽然也有可能较快平定江南，但容易出现诸侯割据、混乱纷争的局面。再者，八旗是一个整体，集中一起，力量十分强大；如果诸王各率所部分镇一方，不仅八旗力量分散，战斗力削弱，而且有被各个击破的危险。所以，“分封诸王”实不足取。对此，多尔衮作为大封建领主，甚感兴趣，召集诸王大臣，讨论“分封诸王”主张。吏部启心郎索尼，以两黄旗大臣的身份参加诸王、贝勒、大臣议政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反对“分封诸王”，认为“不可”。顺治帝的两位族叔巩阿岱（吏部尚书）和锡翰（内大臣）已卖身投靠多尔衮，见索尼竟敢与摄政王的意见相左，立即叫喊：“索尼不欲王平天下乎？”并请求给索尼处罚。多尔衮知道索尼的态度反映了皇太后的意图，只好放弃“分封诸王”的设想，基本按原来途径统一全国。

    多尔衮未能分封同姓诸王，但后来还是分封了异姓王。他在派兵对江南四川等地进行多次轮番征剿后，于顺治六年五月，改封恭顺王孔有德为定南王，怀顺王耿仲明为靖南王，智顺王尚可喜为平南王，各授金册、金印，令率所部分镇广西、广东。从此，汉人藩王出镇地方。至顺治末年，形成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耿仲明之子）分镇云南、广东和福建，割据称霸的局面，埋下了后来分裂、叛乱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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