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尔衮谋取大权独揽

    多尔衮早在争夺皇位失败后，就利用摄政王手中的大权发展自己的实力，抓旗权与政权。他先拿自己兄弟开涮。崇德八年十月，先把阿济格挤到多铎的正白旗，自己独领镶白旗。然后和多铎互换旗纛，多铎领的正白旗改为镶白旗，自己领的镶白旗改为正白旗。按当时八旗排列，正白旗在镶白旗之上，和正红旗并排居于皇帝的两黄旗之下。这样又抬高自领之旗的地位。因此，两兄弟均与他相远。阿济格称病闷在家里。多铎则与豪格亲近起来。

    济尔哈朗是多尔衮专权的障碍，不去不快。虽然最初辅政王名次多尔衮在济尔哈朗之后，但由于他钻营抓权，济尔哈朗不与之争；他的才识谋略也胜于济尔哈朗。因此，军国大事，多由多尔衮处理。皇太极驾崩一个月，济尔哈朗与阿济格即率军出征宁远。这期间，多尔衮独自处理军国大事。朝鲜人评述说：“刑政除拜，大小国事，九王（多尔衮）专掌之，出兵事皆属右真王（济尔哈朗）。”

    而后，多尔衮又借即将挥师入关之机，接连出台一系列集权措施。崇德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济尔哈朗与多尔衮始称摄政王。接着，决定除贝子博洛、公满达海之外，一切王、贝勒、贝子不再兼管部务，部务悉由尚书处理。这样，既减少了诸王干涉政事的机会，又增加了摄政王直接领导和指挥六部的权力，显然是对诸王权势的削弱。而且，多尔衮重申都察院有督奏诸王、贝勒的职能，加强了对诸王、贝勒的监督与管理。

    顺治元年（1644年）正月初十，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主动退让，甘居次位。他召集内三院、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的官员，宣布说：“嗣后各衙门办理事务，或有应禀告我二人者，或有应记档者，都要先启知睿亲王，档上写名也先写睿亲王名。其坐立班次及行礼仪注，均照此例执行。”

    辅政改称摄政，多尔衮从次位跃居首位，以及罢诸王贝勒管理六部等措施，都是摄政王多尔衮集权的重要步骤。

    多尔衮要大权独揽，当然容不下一个属于皇家的内三院；而要把它改变成自己的亲信机构。皇太极逝世时，内三院大学士分别是：正黄旗满洲希福（内弘文院），镶红旗汉军范文程（内秘书院），正红旗满洲刚林（内国史院）。后来，刚林和范文程分别拨入正黄旗与镶黄旗。加上原有正黄旗的希福，三位内三院大学士都成了两黄旗的属人。皇太后可以用旗主及家长的身份与他们接触。内三院成了名副其实的皇家机构。顺治元年（1644年），大学士希福以翻译辽金元三史奏进，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福临非常欣赏，“展读再四，赏赉有加”。多尔衮则大为恼火，借机罗织罪名，将希福革职罢任，没收家产。历事三朝的元老重臣，蒙受不白之冤。

    对刚林和范文程，多尔衮竭力拉拢。刚林经不起诱惑，卖身投靠，被视为心腹，荣宠有加。顺治四年（1647年）由二等甲喇章京晋升为一等。第二年五月，成为文臣领袖。十一月又晋升三等梅勒章京（三等男），赐号巴克什。后来干脆转入多尔衮的正白旗。

    范文程不愿与多尔衮同流合污，按正常程序向辅政王济尔哈朗报告工作，多尔衮不满，下司法勘问，又令他与刚林等删改太祖实录。他知道这种事的轻重，便托词有病回家，关门避祸，不再参与多尔衮安排的政务活动。

    多尔衮把自己认为可信之人塞进内三院。顺治二年（1645年）二月，起用自领正白旗属下亲信祁充格，代替希福为内弘文院大学士。此人一心谄附多尔衮，与刚林控制内三院，修改《清太祖实录》，为多尔衮匿罪添功。同年五月授正红旗汉军宁完我为内弘文院大学士，此人皇太极时入值文馆，后因赌博被罢。多尔衮满以为他会因为得到重新起用而感激不尽，俯首帖耳，想不到宁完我既不参与多尔衮的越轨活动，也不表示反对和揭发，多尔衮拿他毫无办法。其他为数不多的汉人大学士不起作用，内三院实际上被多尔衮的亲信控制。

    多尔衮对六部基本也是如此办理。以最为关键的吏部为例：入关后，首任吏部尚书是顺治帝的族叔、正黄旗人、皇太极病重期间投靠多尔衮的巩阿岱。到顺治四年，任期届满，接替他的是多尔衮所属满洲正白旗人、原任兵部尚书谭拜。谭拜去世，由满洲镶白旗人、原任礼部尚书郎球接任，直至同年十二月多尔衮去世。总之，吏部满尚书都是多尔衮信得过的人。

    顺治五年（1648年）七月，六部始设汉尚书，多尔衮选择了大胆劝进，请多尔衮当皇帝的陈名夏。按阿达礼和硕托的先例，这应该是叛逆死罪。然而，多尔衮对他不恼火、不告发，反而重用。

    从多尔衮步步夺取中枢机构内三院和六部大权可以看出，他至少没有按时归政的愿望。

    二 郑亲王“以他人篡夺为忧”而遭贬

    多尔衮大权在握，便肆无忌惮地大施淫威，制造迫害济尔哈朗、豪格及两黄旗大臣的系列冤案，以扫除篡权夺位的障碍。

    郑亲王济尔哈朗于顺治元年正月，退避三舍，请多尔衮居于两摄政王的首席，以发挥他的才能。然而，他一朝权在手，便独断专行，挟嫌报复，将皇兄豪格废为庶人。济尔哈朗感到此人阴险狠毒，担心他会加害于小皇帝及皇太后。因此，在八月底迁都北京过程中，为确保幼帝及两宫皇太后等皇眷的安全，临时改变八旗原有排列顺序，把自己所属、原列于右翼最后行进的镶蓝旗调到前面，靠近正黄旗立营，将皇兄豪格的、原列于左翼末尾的正蓝旗调到镶白旗之前、正白旗之后，将两白旗隔开，防止小皇帝和皇太后在途中发生意外。豪格前不久遭受打击，把正蓝旗移到前面，还有对豪格信任与同情之意。这样做，是他和皇太后的共识，经他主持实施。

    郑亲王济尔哈朗这一违反常规的安排，在通常情况下，两黄旗大臣不会允许，但这次他们知道郑亲王的用意，所以无人提出异议。济尔哈朗向两黄旗大臣索尼、鳌拜、巩阿岱等人说过：“皇子即帝位，天经地义，还有什么可说的。唯以他人篡夺为忧。”这话只对最知心的人才能说；他万万没想到，曾与索尼、鳌拜共同立下“誓辅幼主”誓言的巩阿岱，竟然已经暗中依附多尔衮。

    到北京以后，巩阿岱将郑亲王的话密告多尔衮。本来，讨论皇位继承人时，济尔哈朗先主张立豪格，后同意立福临，就是没投多尔衮的票，多尔衮已耿耿于怀，现在又暗示他有篡位野心，更加怀恨在心。于是，先将济尔哈朗从摄政王中挤掉，降为辅政王，并搜集材料，制造罪名，横加迫害。顺治四年正月，多尔衮说他营造王府时，殿堂的台基违制，并擅立铜狮、龟、鹤等，交部议罪，罚银2000两。又以刑都尚书吴达海和启心郎额尔格图等在议济尔哈朗罪时，徇情偏袒，革去世职。这只不过是一次小小的惩戒，更严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大致就在这前后，多尔衮曾令他的亲弟弟多铎和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不久，济尔哈朗便被罢辅政之任，而多铎被晋封为辅政叔王。济尔哈朗被挤出了决策机构。

    接着，以“谋立豪格”为中心罪名的系列大冤案出笼，从整郑亲王到两黄旗，最后冲向豪格，紧锣密鼓，气势汹汹，非“一网打尽”不罢休。

    顺治五年三月初四日，济尔哈朗的几个侄子吞齐、尚善、吞齐喀、扎喀纳、富喇塔、努赛，超乎寻常地“团结”一致，向他“反戈一击”，告发他的种种“罪行”。多尔衮借此兴起大狱。在济尔哈朗的罪状中，除了他们家族内部礼仪和待遇上的矛盾之外，主要是说他“擅谋大事”，指当年同意立豪格为君；后在迁都时，将镶蓝旗调到皇帝附近去立营，同皇帝一起在前面行进；又让正蓝旗到镶白旗之前行走，认为是“曲徇罪废之肃王”；在修房用夫役问题上，“有援比君上”的言论等。多尔衮强加给济尔哈朗的罪名，乍看上去，好像是得罪了顺治皇帝，擅自谋立豪格为帝，之后又企图与皇帝比高低。实际是得罪了多尔衮，没拥立多尔衮，又看破了多尔衮的心迹，提防多尔衮一伙有异动。多尔衮将罗织的罪名交诸王大臣会议讨论，拟论死；可是在皇帝那里通不过，最后以圣旨的名义决定：革济尔哈朗亲王爵位，降为多罗郡王，罚银5000两，夺几个牛录。

    数月后恢复了济尔哈朗的亲王爵。同年九月就派他远征湖广，进剿大顺军李过、高一功部。他率军镇压山东曹县的农民起义后，即进军湖南，擒获南明的著名将领何腾蛟，最后直杀到广西，攻克60余城，但并未重振声威，仍无权过问朝政。

    济尔哈朗的镶蓝旗，忠于皇帝，忠于旗主，多尔衮放心不下。顺治六年将跳出来揭发济尔哈朗的该旗大臣尚善，晋升为贝勒、议政大臣，掌理藩院；富喇塔、扎略纳都晋升贝子；吞齐晋升贝勒，还当过该旗的满洲固山额真。这是多尔衮一箭双雕之计，既奖励卖身投靠者，又企图使其老资格的旗主在很大程度上被架空，对多尔衮构不成任何威胁。

    郑亲王济尔哈朗受迫害的当天，两黄旗大臣图赖、鳌拜、索尼等人，也以“谋立豪格”的罪名，受到革职降罚等处罚。隔一天，冤狱降临肃亲王豪格头上。

    三 终于未能救出豪格

    豪格是多尔衮的眼中钉、肉中刺，很难逃出他的掌心。福临为长兄昭雪，多尔衮无可奈何。就在豪格被复封为和硕肃亲王的当月，即顺治元年十月，在清军两路出击南明和大顺军的同时，多尔衮派豪格率军下山东，帮助平定地方，稳定漕运之路；并与出击南明的军队相策应，进攻江北的南明镇将高杰、许定国等，为清军渡江做准备。豪格完成预定任务，于顺治二年初奉命班师返京，竟然丝毫没有得到奖赏。

    清兵入关后，最初两年集中力量征剿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南明的福王弘光政权，对四川的张献忠大西农民政权尚未顾及。多尔衮原想将征剿大西军的建功机会送给亲信、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于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二十日，任命何洛会为定西大将军，会同固山额真巴颜、李国翰所率官兵入川，征剿大西军。川陕之间有一座绵亘数百里的大巴山，地形复杂，易守难攻。胆小如鼠的何洛会徘徊观望，花费两个月时间，竟连陕西境内的农民军都未能剿除，进军四川更无指望。于是，多尔衮将这块硬骨头交给豪格去啃。顺治三年（1646年）正月二十一日，多尔衮命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兵征讨四川的张献忠。一同前往的将领有很多也是多尔衮恨之入骨的两黄旗属人。豪格明知多尔衮的派遣别有用心，也硬着头皮领军前去，并且必须打赢这一仗。他率军于三月下旬到达西安，随即发兵攻打在陕西的大顺农民军余部和地方起义军。平定陕西之后，从十一月起，又率军自陕西入四川，在百丈关接受了张献忠部将刘进忠的投降。然后，在刘进忠的引导下，疾驰而过保宁，二十六日到南部，以鳌拜为先锋，向张献忠驻地西充急进。次日黎明，漫天大雾，正好给清军做掩护，张献忠毫无戒备，在观敌料阵时，被清军将领雅布兰一箭射中心脏而死，清军乘对方混乱之际，攻克敌营130余处，斩首数万级。捷报传到北京，得旨嘉奖。豪格则乘胜攻入四川中、南部，以及遵义等地，俘获斩杀不计其数，“川寇悉平”。这样重大的胜利，按照常规应该大大庆贺一番，但是，顺治五年（1648年）二月豪格回京后，仅仅福临在太和殿宴劳一次，此外别无任何举动，异常冷淡。预示某种不祥。

    下月，即顺治五年三月四日，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镶蓝旗大臣，均因曾议立和同情豪格获罪。问题已经完全明朗化，多尔衮以人划线，只要曾拥立或同情、维护豪格的，都是打击对象。主要“罪人”豪格当然逃脱不掉这场劫难。隔一天，即顺治五年三月六日，多尔衮迫不及待地制造了豪格冤狱。罪状是七拼八凑的，什么征服四川已有两年，地方却并未全部平定；对随征将领希尔艮冒功之事不加处理；“因杨善为伊而死”，故推荐杨善之弟机赛补任护军统领，是“乱念不忘”；甚至屡教不改，对多尔衮的“三次戒饬，犹不引咎”。于是诸王大臣议其罪应拟死。由于顺治皇帝一再阻止，降旨：宽宥肃王之罪；“如此处分诚为不忍，不准行”，才免于死。不言自明，又是孝庄太后为救先帝长子一命，指使顺治帝明确表态。多尔衮无法立即杀死豪格，将其幽禁起来，剥夺了他的所属人员。

    豪格遭此无端陷害，自然十分震怒，他发誓宁死不向多尔衮低头，翌年三月死在狱中。究竟豪格是怎么死的？有人说是多尔衮谋杀的，也有说是多尔衮命监守者不断侮辱他，豪格“忧愤填膺”，“绝粒而死”。不管怎么说，豪格被多尔衮迫害致死毋庸置疑。享年不过40岁。顺治六年（1649年）十二月多尔衮元妃死，次年正月纳豪格遗孀博尔济吉特氏为己妃。

    多尔衮害死豪格，又纳其妃，还要夺其旗，一箭三雕。豪格被幽禁后，他的正蓝旗本应归属其弟顺治皇帝所有，但多尔衮以自身为摄政王，需要加强护卫为借口，强行霸占正蓝旗。然后，逐步将正蓝旗中豪格所属的牛录多数调入镶白旗，少数调入正白旗。与此同时，将镶白旗多铎所属牛录调入正蓝旗，并有意让多铎任正蓝旗旗主。他自己则任正白旗旗主，兼领镶白旗。结果，两白、正蓝三个旗，都是多尔衮兄弟的。满洲以八旗立国，侵夺旗权，是篡夺最高领导权的前奏。

    福临明知长兄豪格冤枉，内心深切同情，也尽了最大努力，但因尚未亲政，手中无权，无法救长兄于危难。直到顺治八年（1651年）正月亲政后，才为豪格平反，复封和硕肃亲王，立碑表彰。顺治十三年（1656年）九月，追谥武，称肃武亲王，并再次立碑以纪其功。

    四 狂风暴雨中巍然挺立的两黄旗

    皇太后与幼帝依靠的坚强支柱是两黄旗。而多尔衮最头疼、最要搬倒的恰恰也是两黄旗。两黄旗对皇帝的忠贞不贰，威武不屈，是他实现野心的根本障碍。他威逼利诱，分化瓦解，使尽解数拉拢两黄旗大臣，也只是拉走几个投机取巧的势利小人，两黄旗主体坚若磐石，岿然不动。最早暗中投入多尔衮怀抱的当是福临族叔拜尹图、巩阿岱和锡翰三兄弟。他们在皇帝身边，暗中充当多尔衮的耳目。所以，这几个人自多尔衮上台之后，官运亨通，扶摇直上。还有一位多尔衮用高爵位拉拢的正黄旗固山额真谭泰。多尔衮将他从二等昂邦章京（二等子）超授一等公，又委任吏部尚书要职。谭泰见利忘义，死心塌地跟着多尔衮，做他的忠实奴才。

    这类害群之马的确给两黄旗带来不小的危害。他们向多尔衮提供打击两黄旗大臣的依据，说：太宗去世时，“我等凡事皆随图赖、索尼而行”，多尔衮知道这二人在皇太后心目中的位置，遂特别注意他们的一言一行。他们还向多尔衮建议：鳌拜、巴哈都不宜留在皇太后和皇上左右，应当赶走等。致使忠于皇帝和皇太后的大臣受害。他们狗仗人势，甚至竟敢轻视皇帝和太后。有一次，福临去围猎，巩阿岱、锡翰、内大臣席纳布库等人故意把他引上险峻崎岖小路，以致驾前护卫巴海骑的马失足。

    福临不得已，只好下马步行。巩阿岱等三人看见，竟讥笑说：“年少不习骑射，连这样的路，都下马步行啦！”另一次围猎时，福临追射一只狍子，席纳布库迎着福临射箭，以至“箭落皇上马前”，将福临置于险境。孝端太后于顺治六年（1649年）四月十七日去世，翌年二月奉送盛京合葬于昭陵。巩阿岱、锡翰竟借口有事，拒绝参加送灵。

    而以索尼、图赖和鳌拜为代表的两黄旗正直大臣，在多尔衮软硬兼施的攻势面前，始终坚贞不渝。多尔衮曾企图拉拢索尼、图赖等两黄旗大臣，入关前处罚豪格时，以索尼、图赖为豪格所恨为由，奖励了他们。清进关第二年，索尼晋二等昂邦章京（二等子）。但这二人并不动心，继续忠实奉行两黄旗大臣职守。此时，有些王、贝勒、大臣，只知谄媚摄政王，而不尊崇皇上。尤其是多尔衮的哥哥英亲王阿济格，气焰嚣张，竟敢公然谩骂顺治帝是“八岁幼儿”。索尼报告摄政王，请给阿济格处罚，多尔衮拒不接受。而且多尔衮见索尼不肯就范，决定利用谭泰打击索尼。谭泰讦告：索尼认为多尔衮夸大了攻克北京的功劳，曾对人说：“所攻克的燕京不过空城一座，剩下的只是流贼，何功之有？”谭泰还挖空心思地搜罗一些有影无踪的鸡毛蒜皮之事，揭发说：索尼曾以内库的漆琴赠送人；又曾令仆人在禁门桥下捕鱼；见库院草丰，使牧者在院中秣马；索尼骂他“背主”等。图赖、鳌拜等两黄旗大臣，无人给他作证。尽管如此，多尔衮仍以谭泰之言为据，将索尼革职。

    图赖是清开国名臣费英东之子，一生经历多次大战，勇冠三军。顺治二年，跟随豫亲王多铎扑灭南明弘光政权，回师北京后，见多尔衮权势日增，有些人不将皇帝放往眼里，乃于顺治二年十月上书，表示对这种歪风不能容忍，发表自己效忠皇帝的誓言：“图赖当年效力太宗，王之所知。今图赖之心，亦犹效力于太宗，不避诸王贝勒等嫌怨，见有异心，不为容隐。大臣以下，牛录章京以上，亦不徇隐其过恶。图赖誓之于天，必尽忠效力。”图赖的誓言，一字一句，掷地有声。这不仅是图赖个人的誓言，而且是两黄旗的大部分官员，乃至其他各旗不满多尔衮及其兄弟欺上压下行为者的共同决心。

    索尼等两黄旗大臣的一再警示，迫使多尔衮不得不公开表态。顺治二年十二月，他遣人传话给王公大臣等：“今诸王、贝勒、大臣，只知谄媚于我，未见有尊崇皇上者，我岂能容忍此种行为？”不久，多尔衮又谕内三院，以后在外差遣诸王大臣向皇上奏启：“止令具本御前，予处启本著永行停止。”但言不由衷，不久又故态复萌。

    图赖随多铎出征江南时，正在领兵西征的谭泰极为不满，认为这种安排使自己失去一次立大功的机会，便派人对图赖说：“我军道遇险，故后到。请留南京给我军夺取。”图赖对这种不顾全大局、追名逐利之人很反感，立即向多铎揭发。多铎写信，派塞尔特送交索尼，由索尼转交多尔衮。但塞尔特却把信给牛录额真希思翰看，希思翰命他扔到河里，以保护谭泰。图赖回京后向多尔衮报告此事，追查信的下落，塞尔特谎称已交索尼。多尔衮以为得到整治索尼的好机会，交诸大臣议处，议索尼罪当斩首。索尼申辩说：我以前揭发过谭泰隐匿谕旨之事，又怎能藏匿这封信来庇护他呢？多尔衮无言以对，又去审问塞尔特，他这才招供实情，并供出：谭泰派人让他不说实话。多尔衮弄巧成拙，不得不给索尼昭雪，复世职二等子，而将谭泰下狱，定为死罪，后又放出，并加重用。

    两黄旗的最大功劳是阻止多尔衮篡位当皇帝。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夺皇太后和顺治帝的调兵之权，将存于大内的信符贮于摄政王府。翌年十二月，以“体有风疾，不胜跪拜”为由，停止对皇帝行跪拜礼。大约在顺治四年到五年三月前，多尔衮公然提出一个以他为帝，以福临为太子的篡位方案。他亲自到皇宫内院去，诳称太祖原定传位给他，皇太极即汗位，“系夺立”，应位归原主；而今天下统一，福临坐享其成当太子，可以在将来再正式登皇位。强迫皇太后母子同意他的称帝方案，但未能如愿。他还找过两黄旗大臣，也遭到抵制。由于各方面，特别是两黄旗大臣反对，他的阴谋未能得逞。

    多尔衮对不肯屈服的两黄旗大臣耿耿于怀。顺治五年（1648年）三月初四日，迫害郑亲王济尔哈朗的当天，残酷打击落在两黄旗大臣的头上。鳌拜巴图鲁免死赎身。索尼尽革所有职务，赎身，罢官为民，迁居盛京昭陵，剥夺他的投充汉人、以往所赏的蒙古及部分家产。其兄弟子侄为侍卫者皆革退。图赖虽死，也被论罪，享堂被拆毁。剥夺其子辉塞所袭一等公爵，并夺其投充汉人、所赏蒙古及部分家产。其兄弟子侄为侍卫者均革退。图尔格也已不在人世，仍被论罪，夺其子所袭之三等公爵，并夺投充汉人及所赏蒙古；其弟遏必隆免死革职，没收其母子家产一半，夺其所属牛录人丁。他们的罪名是“谋立肃王为君”、私结盟誓、迁都时允许郑亲王在皇帝前立营等三条。这些罪名均源于图赖、索尼、鳌拜坚决反对多尔衮继承帝位，抵制他的谋篡帝位方案。他曾向亲信抱怨：“若以我为君，以今上（福临）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遂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多尔衮不打自招，他之所以惩治索尼、鳖拜，根本原因是他们反对他称帝。

    索尼、鳌拜是两黄旗的骨干与核心人物，皇太后母子的得力助手，没有他们，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有人甚至用“风雨飘摇”形容顺治帝岌岌可危的皇位。不过，两黄旗大臣和广大将士不畏强暴，宁折不弯，前仆后继，始终忠于皇太后母子，时时刻刻关心他们的人身安全。索尼在顺治五年三月被“遣发”后，多尔衮曾有意重新起用他，对亲信们说：“索尼虽不附我，然而，商议大事没有人超过索尼，难道索尼至今仍不省悟吗？”巩阿岱、锡翰领会多尔衮的意图，前去充当说客，要鳌拜、索尼改“过”自新，说：“从前我们一心为主，生死与共的誓言，都不足为凭。”遭鳌拜、索尼严词拒绝。

    顺治七年（1650年）七月初十日，多尔衮卧病摄政王府，抱怨福临不来探望他。于是，锡翰、冷僧机、席纳布库遣散皇上侍卫大臣等，直接送福临到睿王跟前。当时正黄旗蒙古护军参领喀兰图，刚刚值完班回家，听说皇上扈从人数不多，立即持弓矢、带部众，赶到皇帝身边警戒防卫。由此可见，多尔衮如欲加害于皇太后母子，或有其他异动，也并非易事。他对这种形势看得很清楚，哀叹：“侧目于予者甚多”，担心自己的安全；而羡慕福临母子，因为“两黄旗大臣侍卫等人皆信实”。

    五 多尔衮带着皇帝梦离开人世

    多尔衮以己为君，以福临为太子的称帝计划受阻，并不甘心，拐弯抹角，先称皇父。顺治五年（1648年）十月十一日，礼亲王代善去世。代善是大清开国元勋，刚正不阿，德高望重。他的存在就使多尔衮不能无所顾忌。代善不在了，多尔衮减少了一个重量级的制约者。其后不到一个月，十一月初八日，多尔衮便称皇父摄政王。从《实录》记载看，多尔衮的“皇父”之称，俨然是皇帝的加封、部院诸大臣集议的结果。事实并非如此。据郑亲王后来揭发，“皇父”是多尔衮自封的。他“背誓肆行，妄自尊大，自称皇父摄政王。凡批票本章，一以皇父摄政王行之”。从此，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都超越本分，冒用至尊规格。皇太后、顺治帝对多尔衮强加的“皇父”摄政王，持保留态度。直到顺治七年（1650年）年初，福临在致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还将多尔衮称为皇叔父摄政王。而清朝使臣同时递交的多尔衮的诏书中，却自称皇父摄政王。

    皇父，是皇帝对他人最尊敬的称呼，近似太上皇。皇父摄政王，虽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这时的小皇帝和太子实际没有什么两样。

    国内外对这一举措，都很敏感，十分关注。当时的朝鲜君臣对此事有一段对话。国王问：“清国咨文中，有‘皇父’摄政王之语，此何举措？”大臣金自点答道：“臣问过来使，他回答说：‘今去叔字，凡朝贺之事，可与皇帝一体’。”大臣郑太和接着说：“敕中虽无此语，似乎是已为太上了。”国王则得出结论，说：“是两个皇帝啊！”

    德国人魏特著《汤若望传》，对多尔衮称“皇父”前后的情形做了对比叙述：“满人入北京之最初六年间，摄政王多尔衮为中国实际上之统治者。但是顺治皇帝之名义却严格被扶持，一切表章奏疏均直接向皇帝呈递，批答表章奏疏与颁发谕令，皆以皇帝之名义行之。”“摄政时期将近结局……他这时竟要图谋国家最高权位，大有自为皇帝的心思了。他自行建筑美丽宫殿一座，服皇帝之服装，自称为‘皇父与国父’，并且以自己底名义下诏谕。冲龄的皇帝已经开始为自己的生命忧惧操心起来了。满洲的统治却是一个极危险的时期了。”

    外国人看得十分清楚，多尔衮在称皇父摄政王之前，对顺治帝在形式上、表面上，还遵守臣对君的规矩。称皇父摄政王之后，则发生了错位性的变化，把皇帝丢在一边，用自己的名义下诏谕，想要自己当皇帝了。

    多尔衮的专横，给顺治帝福临的印象最深。顺治十二年他曾对诸王大臣们说：“墨勒根王（多尔衮）摄政，朕唯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大事，朕既不预，亦未有人向朕言者。”

    即便如此，对于多尔衮来说，也还是权宜之计，最终目的依然是正式登上皇帝宝座。他已经准备好称帝所用的皇帝服饰了。据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知内情者揭发：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在殉葬之前，把罗什、博尔惠、苏拜、詹岱、穆济伦五人叫来，嘱咐他们：“王爷没有让别人知道，他曾准备下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现在可以偷偷放往棺内。”经查属实。

    可见，多尔衮直到死，也没放弃他的皇帝梦。

    他之所以没公然称帝，非不欲也，是不能也。关键是力量对比，他虽掌握两白旗和正蓝旗，但整体实力仍然无法与皇帝的实力抗衡。

    两白旗的最大弱点之一是缺乏核心，后继无人。同母弟多铎是他唯一信得过的得力助手，也与他不无芥蒂，且于顺治六年三月去世。同母兄阿济格有勇无谋，不堪重任。之二是，两白旗没有两黄旗那种特殊的凝聚力，镶白旗大部分和正白旗的少部分是夺自豪格的正蓝旗，豪格含冤而死，跟随原主多年的旗属，不可能真心为一位心术不正的新主子尽忠效力。

    而两黄旗实力雄厚，与皇太后母子利益一致，命运相连，相互依存，彼此亲密无间，“坚持一心”，成为多尔衮夺取帝位的最大障碍。分化、拉拢出几个人，动摇不了两黄旗的根基；打击、迫害，也不能无止境，对索尼、鳌拜的“遣发”和“问罪”，已经把他与两黄旗、皇太后母子的矛盾斗争推到了公开化的边缘，如继续扩大打击面，逼迫太甚，不仅两黄旗大臣、侍卫们要起来反抗，以保卫自己赖以生存的基地，还可能导致皇太后母子无法容忍而公开出面干涉。

    如果多尔衮与皇帝、两白旗与两黄旗因此发生冲突，本来就倾向皇室的镶蓝、正红两旗，肯定站在他的对立面，进一步倒向皇太后母子。

    皇太后背后还有她娘家、强而有力的科尔沁蒙古等。清入关后，与科尔沁等蒙古各部一直保持着良好关系。从中起桥梁作用的依然是两宫皇太后。清军继续南征西讨，统一全国，区域扩大，战线拉长。八旗兵的战斗力虽强，但数量有限。科尔沁等内蒙古各部积极参战，大力支援，为大清统一全国，征服喀尔喀蒙古（外蒙古）使之臣服，特别是巩固北疆，作出了新的贡献。也正因如此，两宫皇太后和小皇帝的地位更不容忽视，难以动摇。魏源在《圣武记》一书中总结说：科尔沁部世代听命于清朝皇帝，辅佐朝廷，与大清国同甘共苦，休戚与共。“孝端文皇后、孝庄文皇后、孝惠章皇后（顺治皇后），皆科尔沁女”，故世祖当草创初期，幼年登基，中外恭顺，“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

    苏克萨哈等还揭发多尔衮临终之前，准备到永平府建城，率两白旗移驻那里。在清算他的罪行时，将这件事当作他谋反的主要罪证。《汤若望传》的作者魏特认为，多尔衮是想将顺治帝劫持并囚禁在永平，以便自己在北京登基坐殿。笔者以为，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劫走小皇帝，矫旨登帝位，那就是宫廷政变，或叫谋反，会立即引起包括两黄旗在内的各旗的反对，可能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后果不堪设想。有的学者以全新观点论证多尔衮欲移驻永平之事，认为那只不过是多尔衮给自己设计的一条退路，一旦不得已归政于福临，自己便可率领两白旗移居永平，另辟小天地，作威作福，颐养天年。如果他仍想当皇帝，必定要在北京，而不会去到偏僻的永平府。此论颇有见地[1]。也许因伤害的人太多，他心里不踏实，经营一个安全堡垒，以防万一。

    陈名夏曾劝多尔衮自己当皇帝，多尔衮回答说：“本朝自有家法，非尔所知也。”这里所谓家法，就是努尔哈赤定下的“八家共治”体制，皇帝必须“八家”即八旗诸王推举。顺治是诸王大臣会议推举出来的合法皇帝。任意废掉，自己当皇帝，那即是谋反，要受惩罚的。同样，多尔衮要当皇帝，也必须经“八家”推举和同意。直到他死，也没有哪个旗的人提出由他取代顺治当皇帝。

    为了这一天，他需要、也正在做的事是继续争取各旗的人，普遍培植亲信，充分壮大自己的实力。遗憾的是他未能等到这一天。

    多尔衮一向健康状况不佳。加之身负重任，日夜操劳；又私欲太重，不能如愿以偿，怨气怒火交加，致使健康状况日益恶化。顺治七年（1650年）十一月三日，因“有疾不乐”，率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及八固山额真、官兵等，出边围猎。不料突然发病，从马上跌下，摔伤膝盖，驻扎在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县），十二月九日晚八时左右逝世，享年39岁。

    几年来，清宫的上空布满阴云，人们感到无限压抑和不安。此时似乎可以安枕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多尔衮刚死，阿济格就跳了出来。据说，多尔衮临死前曾与阿济格密谈，但谈些什么，外界却不得而知。只见阿济格出来后立即派300骑兵，风驰电掣，直奔京城，大有武装政变味道。但最受多尔衮信任的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事先得到信息，立刻上马，日夜兼程700里，先行入京密报。于是，京城九门关闭，诸王大臣做好准备。等阿济格的300骑兵一到，“尽收诛之”。此事大约发生在十二月十日至十二日的三天之内。

    不过，最初的一段时间，清廷以孝庄太后、顺治帝为中心，郑亲王济尔哈朗、两黄旗大臣积极辅助，只集中精力办摄政王的丧事，予以厚葬、加封；除了自己跳出来的，一概不碰。十二月十三日，正式公布摄政王多尔衮去世的消息，下诏让臣民换上素服，为摄政王服丧。又过四天，即十二月十七日，多尔衮的灵柩运回北京。随灵车到京的阿济格立即被扣押监禁。同时，福临率领诸王、贝勒、文武百官换易孝服，到东直门外五里迎接，亲自举爵祭奠。十二月廿日，福临发下哀诏，高度评价多尔衮的功绩。十二月廿六日，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后又将多尔衮夫妇的牌位供奉入太庙，并颁诏公之于众。这些，都有稳定形势的意义。

    【注释】

    [1]许曾重：《太后下嫁说新探》，载《清史论丛》第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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