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姑爸爸您有事儿？
我说没事儿，就问她金瑞怎么样了。
王玉兰说，还是老样子，在家里老盘在炕上，不动窝；我们家的炕，一头是金瑞，一头是猫，老满着……王玉兰进北京快十年了，还把床叫炕，这让我感到奇怪。
王玉兰是我的侄媳妇，陕北人，是我的侄子金瑞在陕西插队时娶的当地婆姨。陕北人管结了婚的女人叫婆姨，管没结婚的叫女子。王玉兰在嫁给金瑞以前有过婚史，她在成为金瑞的媳妇以前就有了一个叫做发财的两岁儿子。
王玉兰是陕西宜长县后段家河人，先一个男人段振龙是个壮汉，一日在山峁上放羊，被雷击中死了。据说挺大的人被烧成了枯树根一样，发蓝发黑，焦煳难闻，惨不忍睹。
出事那天，在后段家河插队的北京知青们听了信儿都疯了一样朝山上跑，有人还要找担架，他们想雷殛可能和电打差不多，说不定人还有救。但是他们赶到山上，看到还在冒着烟的段振龙，看到扑在“树桩”上哭天抢地的王玉兰和她那滚成泥猴一样的儿子，他们没有一个敢举步向前了。这样的情景他们在城里压根儿没见过。他们的心里都慌慌的，不知下一步将如何举动。后来还是队长用破席将那黑炭卷了，夹到坡下的沟里埋了。
有知青问队长为什么不打副棺材，搁村里停放几天，再杀两头猪，让大家借着段振龙的光也沾沾油腥，那也像个正经死人的样子。也有知青说似这样不出一天就草草埋了终对不住死者，又说死了的段振龙酸曲儿唱得好，跟知青们的关系也不错……这个知青下面的话没有说，但男知青们都明白，他们这些“童子鸡”的所有性知识，都来自于段振龙，在这方面段振龙是他们的启蒙老师。
队长听了把眼一瞪，指着坑里的小席卷儿说，你们以为这是甚？这是孽障。让雷殛了，好人能让雷殛？段振龙是遭了大孽了，上天罚他哩！不早早埋了，让他再祸害人呀？知青们都说队长说的是封建迷信，应该批判。队长说，我迷信？我的党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我受党的教育多少年了，我能迷信？你们懂个甚！争论的结果，还是把段振龙埋在了沟底，连村里的坟地也没让入，说是遭天谴的人不能和先人们睡在一处，否则村里会几辈子不安生。对这样的安排，除了知青，村里的人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包括死者的家属王玉兰。
那天后段家河村惟一没有上山看热闹的，就是我的侄子金瑞。
那天吃早饭的时候，队长说今儿是好天，借着大太阳，让金瑞把羊从峁上的窑圈里赶下沟去洗一洗澡。金瑞走在半道，正碰上要给知青点送菜油的段振龙。金瑞犯懒就拦住段振龙。让段振龙帮他上去把羊轰下来。段振龙问替他上去有甚好处，金瑞说，你不要财迷，赶个羊嘛，上坡下坡的事儿，累不着你。段振龙说。上坡下坡你怎不去哩？队长是让你轰的，又没有让我轰。金瑞说，我就憷上山，一上山就喘不上气，你替我上去，我中午给你一张烙饼。段振龙说，我不稀罕你们知青点的饼，死硬死硬，没有我婆姨烙的好。金瑞说，那你说要什么？段振龙说，就怕你不答应。金瑞说。我答应。段振龙说，我要你十分工。金瑞笑了笑说，十分工算什么，不过一毛三分钱的事儿，把我一年的分给你都行，只要你管我的饭。段振龙说，有你这句话就好，我替你去揽羊。金瑞让段振龙把羊赶下沟，说太阳还没到头顶，河水还太凉。那条河还得好好晒一晒，等睡醒中午觉他再到沟里洗羊。段振龙说他就管把羊赶下来，别的什么也不管。金瑞说，也没让你再管什么。段振龙就走了。
天上打雷的时候金瑞还在窑洞里睡觉，根本没听见那震耳的炸雷。后来，别人跑来激动地告诉他段振龙被雷击死的事，他才坐起来，迷迷糊糊地问，真的呀？来人说，可不是真的！金瑞说，那我得上去看看。来人说，看什么看，人早埋了。金瑞说，要是埋了我就不看了。
金瑞爱睡觉，这在知青中间已相当有名。他一年四季，总是处在一种迷迷瞪瞪睡不醒的状态中，队里开会。学习最高指示什么的，金瑞永远很主动地占据着靠灶的炕头，那里暖和，可以摊开了放心大胆地睡，就是在寒冬腊月也不必担心伤风感冒。有一回，他睡得实在不像话了，高高低低的呼噜声压过了公社干部有关“学大寨平整土地”的动员，队长气得从炕上提溜起他来，让他面对大伙儿，站着听。孰料没一会儿，他又靠墙站着睡着了……
知青们说金瑞可能有病，非洲有种叫做“嗜睡症”的传染病，是被一种苍蝇叮了以后传染的，症状就是没时没晌地想睡觉。金瑞该不是被什么苍蝇给叮了？于是他们拥着他到宜长县医院去检查。金瑞不想走路，说腿疼，从饲养室弄出一条驴来，他要骑着驴进城。一路上，翻沟过坎，金瑞在驴背上舒服自在地打着瞌睡，让和他一起走的知青们很恼火，恨不得把他翻到沟里去。走了三十里路到了县城。宜长的医院当然查不出“嗜睡症”这样一类高精尖的疑难杂症，那个才从农村提拔上来的赤脚医生，甚至连非洲有没有苍蝇这样的事情也搞不清。无奈，知青们压着满腔怒火。把睡大王金瑞又给拉回来了。贫下中农认为知青们这是多此一举，他们说金瑞这是懒，是干活惜力，是毛病，当年毛主席在陕北大生产时改造的“二流子”，都是这德行，其实，只要把他身上的那根懒筋抽了，他想睡也睡不成了。但是，怎么抽懒筋？谁也不会，民间也没传下个什么偏方。好在金瑞爱睡觉并不妨碍谁，顶多年底下少几个工分，比起那些偷鸡摸狗拔蒜苗的知青来，金瑞还算是相当可爱的，嗜睡就嗜睡吧。
那天，金瑞在王玉兰撕心裂肺的号啕里，在知青们不无恐惧的议论中被叫醒，愣愣地在炕上坐着，一副没睡醒的蔫样儿。有人提出段振龙是替金瑞赶羊的，金瑞竟然一点表示也没有，未免有点太那个。也有人说金瑞的心太冷，没有和贫下中农贴到一块儿，缺少无产阶级感情。有好事的就联系金瑞的家庭背景，说他这个金姓原本是爱新觉罗，祖上是皇室后裔，对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热爱不起来是理所当然的，应该好好给予批判。一块儿跟着下来插队的北京干部很维护金瑞，干部说，天上打雷的事儿纯属偶然，怪不得金瑞，更跟爱新觉罗挨不上边儿；金瑞的父亲在旧社会是沿门乞讨的叫花子，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是百分之百的无产阶级，跟皇上没有一点儿关系，大家不要胡联系。
在大家讨论这些很重要的问题的时候，金瑞就蹲在窑前的崖上，望着对面山峁发呆。段振龙就是在那儿被劈死的。他望着光秃而荒凉的山丘，情绪低落沮丧，本来那雷应该是殛他的，段振龙去替他，段振龙就死了，段振龙上去时还说要他十分工……想想，一眨眼的事儿，人就没了，命运这个东西真是让人参不透。沟底下那个新隆起的小黄土堆里说是段振龙，也说不准就是他金瑞……金瑞这么想着，心里就有点儿空，有点儿恍惚，有点儿搞不清自己和段振龙的界限。至于身后窑里那些是皇室后裔还是无产阶级的议论，似乎跟他没有一点儿关系。
很快，知青们对金瑞的“阶级感情”，就不再抱任何怀疑了--
原因是金瑞向队里提出，要接替段振龙，给住在坡上三孔窑里的发财当爸爸。
队里以为是句玩笑话，叫金瑞不要瞎说，就是新寡的王玉兰也没把这事当真。孰料，金瑞打过招呼以后，竟抱着铺盖进了王玉兰的窑洞。
队里要拦，拦不住；王玉兰往外推，推不出（事后村里的后生们说，王玉兰假惺惺的，偷偷乐还来不及，哪里会真往外推？）。队长请北京干部做工作，北京干部做不了金瑞的主，一想，金瑞在陕西还有个姑姑，于是就给在华阴农场正走“五七”道路的我打电报，让我无论如何来一趟宜长。
我是在九月中旬赶到后段家河的。进村的时候，队长和北京干部早早在村口迎了，他们认为我在和金瑞接触之前最好先跟他们接触一下，好让我心里有个底儿。
队长和北京干部把我拉到路边的树底下，不容我喘气就你一言我一语地“汇报”金瑞的事。队长先抢着说今年的收成不好，老百姓盼雨，却盼来了一场不带雨点的暴雷，那雷大火球一样满山乱滚，那云压得天都黑了，伸手不见五指……队长富于讲故事才能，对段振龙遭雷殛的叙述有铺垫、有高潮、有结局，要不我对那情景知道得也不会这么详细。接着北京干部向我讲述金瑞近期的思想状况和举止表现，其中用很大一段讲述了金瑞因懒散造成的工分危机。
足足过了两袋烟的工夫我才听出端倪，队长的意思是金瑞这小子要给发财当爹，这是娃娃家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为救孤儿寡母出水火的英雄壮举，说不来，要搁村里其他人，他也就鼓捣着把事情促成了，可金瑞是北京知青，是毛主席打发下来的娃儿，知青的事不是开玩笑的，闹不好有“破坏上山下乡”的罪；另外作为队长，他要对村里社员的前途负责，王玉兰一家，将来何所倚靠，也是队里必须面对的现实。北京干部的话也很明确，他说，金瑞搬到了王玉兰窑里去，往大了说是和贫下中农结合，是个革命得不得了的举动，但实际上是一件很吃亏的事儿--寡妇王玉兰比金瑞大了五岁，又没有文化，长得也不怎么样，还是孩子的妈，金瑞再怎么不济，也是北京来的知青；北京的金瑞和后段家河的王玉兰差的码子太大，这是一桩没有基础的婚姻，它的悲剧性是明摆着的。
我明白了，队长和干部所维护的对象不同，但目的只有一个劝阻金瑞，回头是岸！
我问金瑞现在在哪里，他们说在寡妇的窑里。我说，都住进人家的窑里了，你们还让我说什么？队长说，说是住到一块儿了，可我至今没给他开介绍信，他扯不来结婚证也是白搭。我说，那张纸限制得了谁？都既成事实了，结婚证不过是个形式。队长说，村里人看重的是政府的那张纸片片儿。看重的就是那个形式，事实不事实的无所谓；要说既成事实，村里的既成事实多着哩，可没有证儿谁也不认。北京干部说，当务之急是劝金瑞回心转意，他真回心转意了，咱们并不吃亏，在王玉兰那儿住就住了，既然队里和女方都不计较，咱们就把它看成一次实战拉练也未尝不可。队长说，金瑞他姑，要不你把金瑞带到你的单位去耍几个月？让他暂时离开一段时间或许就没这怪念头了。我说，这主意不好，且不说金瑞跟不跟我走，关键是得解决他的思想问题，让他明白和王玉兰结婚所要付出的代价和对一个家庭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是必须经过深思熟虑才能得出结论的事儿，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队长说，我也是这个意思。干部说，金瑞这孩子有些想法很怪，按常人的逻辑就无法理解。我说，金瑞是我五哥舜锫的孩子，是我的亲侄子，他在娘肚子里就死了爹，一落生他娘就把他撇给育婴堂自己走了，实际是个没爹没娘的孩子；解放后，我母亲听说了这事儿，才把他从孤儿院要回来的。他脾气怪，不合群儿，当跟这些经历不无关系，我看这件事儿还得慢慢地劝，不能硬来。
商量的结果是队长和干部让我见机行事。
我是在寡妇王玉兰家里与金瑞相见的。我进窑的时候金瑞正斜在炕上靠着被卧垛闭目养神，墙上的有线广播里正播放着火辣辣的秦腔《红灯记》，李玉和在墙上一字一板咬牙切齿地吼着：
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
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
死者的儿子带着孝，骑在金瑞的肚子上，正在跟他亲昵，不知真情的看这场面一定会以为孩子是他的亲生。王玉兰坐在灶前烧火，一大锅杂豆粥在火上咕嘟着，散发出让人难以抵御的香味。
见我进来，王玉兰仿佛预感到了什么，她有些惶恐地站起来，搓着手，一句话不说，很不安地闪到一边去了，好像金瑞的这些做法都是她的过错，她应该负主要责任似的。我看这个王玉兰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一张窄长的瓦刀脸，一头枯黄的头发，肿肿的眼，薄薄的唇，身板虽然消瘦，骨节却很粗大……农家妇女显老，说她有三十五六大概没人不信，真不知金瑞看上了她哪一点。我再看炕上的金瑞，大约是被陕北的热炕烘的，一张粉白的脸，红是红，白是白，细嫩得像舞台上的小生一般。
我的五哥在金家众子弟中最为清秀，小生唱得极好。扮相也漂亮，旧时是京师响誉九城的京剧票友，是名小生程继仙的高足。跟荀慧生配过戏，40年代的老北京人提起金五爷《群英会）的周瑜来，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我们家老五演戏是凭了高兴的玩儿票，玩儿票是件耗财买脸的事，他演出一场《小宴》的吕布，要搭进去一千块大洋……除了唱戏，老五再也没什么特长，家里不可能老为他的唱戏而提供大洋，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处于一种壮志未酬的状态。金瑞纵然有着他父亲相貌上的遗传，却没有他父亲的本事，所承袭的惟有懒散和那说不清道不明的性情。
这点更让人遗憾。
炕上的金瑞感觉到有人进来了，慢慢地睁开眼睛，见了我也并没表示出多大热情，只是欠欠身，慵懒无力地说了句：来了，上炕坐吧。
我觉着金瑞太没规矩，有些气，想说他，碍着外人在跟前，终是忍了。
我说，金瑞你起来！
金瑞大概感到了我话里的威凛和不快，他赶紧推开身上的孩子坐直了，把那两条伸着的长腿缩回去盘上，努力振了振精神。
王玉兰很知趣地把孩子拢过去了。
我说，你好像不认识我？金瑞并没有体味出我的揶揄，傻瞪瞪地说，认识，您是姑爸爸。我说，知道是姑爸爸就好，是北京你太太让我来的。
金瑞说，这么说是钦差到了。
队长和北京干部示意王玉兰带着孩子出去，好让窑里只留下我和金瑞，于是王玉兰就和她的孩子随着队长他们走了。王玉兰的离去，减少了我不少压力，有这个带着重孝的女人在跟前，我想我是说不出什么有分量的话的，这回矛盾的中心回避了，下面的事情就好办了。我脱鞋上炕，准备跟金瑞进行一次认真的谈话。
我说，金瑞……
他说，我听着呢。
我说。听着就好。
接下来我给金瑞详细分析了他这一举措的失误，从他和王玉兰生活习惯的差异到共同语言的欠缺，从将来的前途到群众的舆论，都说到了。我说的时候，金瑞一直低垂着眼睛，不知想些什么。末了我说，你要是真在后段家河安了家，就永远别想着出去了，你就当一辈子农民吧。金瑞吧唧吧唧嘴说，当一辈子农民也行。我说，毛主席让你来农村扎根不是这种扎法，你这叫怎么档子事儿啊！就是真在农村找媳妇，也不是找王玉兰这样的，乡下的好姑娘有的是，你怎么偏就找个寡妇，还拖着个孩子？金瑞说，有孩子好，我还懒得生呢，白捡的一个儿子，这便宜我占大了。看着他那什么都不在乎的模样，我产生了扇他一巴掌的念头，一个大男人，竟然说懒得生孩子，你就说他还有什么出息吧，真跟他爸爸一个样儿，没治！我最后使出了撤手铜说，这门婚事你太太不同意，金家向来不娶寡妇进门……金瑞说，再别说你们金家了，当初您阿玛把我阿玛赶出金家大门的时候就已经说清，我们无论做什么都已经跟金家没有任何关系了，所以，您别拿金家的规矩吓唬我，我是金家圈儿外的人。我说，可你到底还姓金，你是我的亲侄子，太太疼你也是一点儿不搀假的，对你比对她所有的孙子都上心。金瑞说，那是你们在赎罪，你们害了我阿玛也就是害了我，我今天能这样就已经很不错，很知足了。姑爸爸您甭为我操心了，您操心也是瞎操心，我不跟命较劲儿，我的生存方针是顺其自然。我说，这倒真跟你阿玛一个样儿，其实我也早看出来了，你入赘到王家，并没有多么高尚的想法，你不过是嫌知青生活太清苦，你是想有人伺候你……金瑞说，随您怎么说，我怎么想的我知道，谁不盼着有人疼？我说，你得为将来考虑考虑啊！金瑞说他只想今天。不想将来，只要今天过得去，哪怕明天天塌下来呢！再说明天天也不一定就塌得下来。我气愤地说，金瑞，你整个儿一个没睡醒，你还迷糊着呢！金瑞眨巴着眼睛，说他不知睡着和醒着有什么不同，反正都是在炕上躺着呢……
谈话不能继续下去了，我深知我这位侄子的脾性和弱点，关键是一个字：懒。遇事顺坡溜，总想舒服，总想省力，别人看他是在下坡，他却认为是进了福窝，这真跟他爸爸如出一辙地相似。关于金瑞的爸爸，我们家的老五舜锫，那是我们家一个共同避讳的话题，是我父亲活着时一直羞于向人启齿的一块心病。就是后来，金家人偶尔凑到一起。也很少谈起这位早逝的老五。
我从王家窑里很失望地出来，碰巧王玉兰在窑外站着，也说不定她早就站在那儿了。王玉兰一脸愁苦，见了我想说什么，我说，你什么也不要说了，这里头没有你的事儿。王玉兰说金瑞很拗，她让他走，他就是不走。她目前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我说，我都没有办法了，你能有什么办法？王玉兰说，姑爸爸你要是实在反对，我可以坚持不答应，两相不情愿，在公社也扯不来结婚证。我不能对王玉兰要求什么，她毕竟是外人，在这件事情中，她完全是被动的。但她的话毕竟也不无道理，于是我说，王家大姐，你比金瑞大，又是过来人，有些事情应该比金瑞思虑得周全，怎么说金瑞还是个没经过世事的大孩子，你不要让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王玉兰说这她懂。我说，懂就好。然后我问她队长家在哪儿，她说西头有枣树的那家就是，说着要领我去。我说，你不要领了，看看你那一锅粥吧，大概都煳了，你别指望金瑞能帮你看着锅，那是个油瓶倒了都不知道扶的人。王玉兰说陕北的男人都不管家务，谁家的婆姨也不指望屋里的男人能帮着看锅。我想，这个小寡妇大概没听懂我的话，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管我叫什么姑爸爸，那是旗人的称呼。王玉兰听了我的话，木木地看着我，那张脸竟没一点儿表情。
大概也是个没睡醒。
那晚。我和北京干部在队长家吃饭，金瑞也没过来陪，让我心里好不自在。后来，王玉兰用托盘送过来一大碗热乎乎的稠粥和带馊味儿的浆水菜，使人觉得这女人还懂些人情，至少比金瑞强。浆水菜是陕西特有的腌菜，将新鲜蔬菜窝在缸里以面汤泡制，使之发酵，死酸傻酸，跟四川的泡菜、东北的酸菜味道都不一样。这日的饭桌上再没有其他蔬菜，我不由得多吃了几口浆水菜。王玉兰见了就说，金瑞他姑，你要是爱吃，走时我给你带些。北京干部则说此物不可多吃，寒气太大，吃多了泻肚。我注意到王玉兰在称呼我的时候回避了“姑爸爸”这个词。看来是个有记性的女人。我问金瑞在家干什么呢，王玉兰说金瑞喝了两碗粥，找知青们打牌去了。
我叹了一口气，眼睛有些湿。
队长和干部见此情景也不便再说什么，大家就闷着头喝粥。
半天，干部说，将来金瑞招工怕是困难了。
队长说，队里会照顾他。
应该说，金瑞成了发财的爹以后，日子过得相当舒坦，穷虽穷，但像个家，比起那些自嘲属于“流氓无产者”的知青们，他可以说是提前奔了小康。他的炕老是热的，可以由着性儿地睡懒觉，可以点着样儿地要吃食，衣服有人给洗，洗脚水有人给端……这些条件知青们都不具备，所以他并没有离开集体的失落，没有鸿雁单飞的寂寥。也正如他说的，他懒得生孩子，他跟他的陕北婆姨王玉兰除了段振龙留下的那个儿子，竟再没有生养。男人们在一块儿拿他开心，说他不得要领，他不置可否。队长问他是不是有病，他说是不愿意费那力气。
这话让人听了觉得不可思议。
在知青大批返城的时候，金瑞还一直在王玉兰的热炕上犯迷糊。一切都应了北京干部的话，城里每次招工都没有他，队里推荐了几次，终因拖家带口被刷了下来。好在他也不在意，搁别人早痛不欲生了，搁他却无所谓，他说招上了未必是好事，当工人也有当工人的不自由。知青们都走光了，公社也想把他立个扎根农村的先进典型，日后当个干部什么的也不乏一条出路，无奈却怎么也扶不起来，关键是他不想出力气。
时间一长也就没人想着他了。他呢，也就真正当了发财的地地道道的爹，在段振龙留下的那三孔窑里稀里糊涂地过着段振龙留下的日子。
岁月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混沌中过去，上山下乡已经如同抗日战争一样成为了人们偶然说起的一段历史。当金瑞举着老碗蹲在村街上和村人一起大口地吸溜浆水面的时候，人们只知道他是王玉兰的男人、发财的爹，至于他的北京知青身份，已经很少有人记起了，他是真正地和贫下中农结合了。
我再次与金瑞见面是在十五年以后，已经到了80年代末期。他带着老婆孩子从陕北办“病退”回到了北京，没处安身，一家三口就挤在我们家后院那间有名的风雨飘摇的九平方米的小堆房里。为金瑞的调回，我费了不少周折，求助老同学。开了个北京单位假接收的证明，才把这位懒散的农民从西北请回了京师。
由陕西回来的金瑞除了两床破被褥以外，锅碗瓢勺一样没有，就连从宜长到北京的路费也是跟队里借的，说好了用秋天三亩坡地的包谷偿还。金瑞在后段家河那三亩坡地究竟能打多少包谷全是个虚数，谁都知道是不能认真的，村人想，贴点儿就贴点儿吧，金瑞怎么也是在后段家河待了快二十年了，一个北京娃儿，在乡下受了二十年苦，不容易，就是苏武牧羊，也没有二十年……
回到北京的金瑞再也不提他与金家没有任何关系的话了。我发现这些年他也学了些察言观色的本事，将随身由陕北带来的十五斤糜子面，顺水推舟地拎到我母亲屋里，说是特地从乡下带来的新鲜，是孝敬太太的。那时我母亲已经沉疴在床，吃不成糜子面了。母亲看着站在床头的窝窝囊囊的孙子金瑞，看着那个已成半大老太太、土得掉渣儿的孙媳妇和那个人高马大却没有一点儿血缘关系的重孙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发财与金瑞，父子俩的反差太大了。金瑞虽然在农村蹲了近二十年，大模样并没怎么变，也是平日觉睡得多，太阳晒得少，仍是细皮嫩肉，体现着金家子弟的遗传。发财就不一样了，发财是地道的陕北种，站在那里跟铁塔一般，黑脸，直鼻，高额骨，阔嘴唇，是典型的汉人与匈奴杂交的后裔，与细致的金家人，即便是落魄的金家人站在一起，也显得难以融洽的生硬。应该说这是在金家，在母亲面前出现的第一个重孙，偏偏是个串秧儿变种的重孙，这是让老派儿的母亲难以接受的事实，更何况他旁边还有一个曾做过寡妇的她的儿媳，寡妇的男人还是被雷击死的。床前这组图画给母亲带来怎样的沉痛，我完全想像得出来，但时代毕竟已变迁，母亲纵然沉痛却也说不出什么来。
金瑞是在这个家里长大的，知道规矩，他趋前几步给母亲认真地请了一个双安。叫了一声太太，说他回来了。以后再不走了……母亲一把拉过金瑞，颤颤巍巍地说，你是太太的亲孙儿……你受了多少苦哇！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还请什么安，都是老礼儿了，没爹的孩子到底没人疼，要是你阿玛还活着，哪能让你在乡下一待二十年，等到今儿个？金瑞把脑袋直往母亲怀里扎，吸着鼻涕说，我知道太太时刻惦记着我，这个家里就是太太疼我，我只有太太一个亲人了。
我听了这祖孙俩的对话只觉得好笑，--怎么金家就是老太太惦记着金瑞？我要不惦记他我能翻山越岭地跑到后段家河！怎么要是金瑞的阿玛活着也不会让他等到今天？我那个孽障五哥要是活着，金瑞是怎么个下场还难说呢！合着我的辛苦都给抹了？这娘儿俩，糊涂到一块儿去了。偏偏这时王玉兰要体现一下做金家媳妇的认真，她不会请安就磕了头，那磕法就跟在乡下的野庙里给那些神像磕头似的，动作很大，很虔诚，但不雅。
王玉兰的几个头把我母亲磕得目瞪口呆。
王玉兰站起身推过发财，让他也给太奶奶磕头。愣头愣脑的发财哪里肯就范，生硬僵挺，别着身子就不往床跟前凑，真如一头又犟又扎眼的骡子。王玉兰拽着他。嘴里大声训着：你看你这娃儿，你看你这娃儿，咋是个这！王玉兰那陌生的陕北腔，那浓重的鼻音，将屋里的空气震得嗡嗡作响。母亲的喉咙咕噜一声，脸有些发紫。站在一边的七嫂赶紧用吸痰器将母亲的痰吸了。七嫂说，不磕就不磕，别难为孩子了。金瑞说，发财是大小伙子了，大小伙子不好意思，他在那山洼洼里哪玩儿过这些花样？王玉兰说，这娃忒不懂事理，我在路上教了他一路，说得好好儿的，他就是解不下。到太奶奶跟前就不是他了。母亲摆摆手，意思是免了。我明白。老太太的心里压根儿就没接受这个陕北女人和她的儿子，甭管是磕头、请安还是鞠躬，母亲一概不受。王玉兰是我母亲的第一个孙媳妇，按我们家的老理儿，老太太初次见面是要有份礼物给她的，这回，母亲却什么也没给……
发财还在一边没心没肺地问：爹。你为甚管你奶奶叫太太？
金瑞说。我们是旗人，旗人都这么叫。
发财瓮声瓮气地说，我是汉人，对吧，爹？
发财把“我”的音发成了“饿”，让从没出过北京圈儿的母亲和七嫂听得有点莫名其妙。
金瑞说，对，你是汉人。
母亲绝望地把眼睛闭上了。
没过一个礼拜，母亲就去世了，整个金家，哭得最伤心的要数金瑞。大家都说他不是哭老太太，是哭他自己，这回是真没人疼他了。
办完母亲的丧事，我也要回陕西了，走前我对金瑞说，金瑞你要勤快，要尽快找着工作，北京不比后段家河，你七叔舜铨是个没有单位的画家，不是村里的队长，他顾你也是一时的，你在这小屋里住着，也是个没法儿的法儿，寄人篱下的日子是不好过的，特别是对你这个还要养家糊口的大老爷们儿来说。金瑞说他知道他现在完全是背水一战，没有任何退路了，他今天睡醒午觉就去找三大爷、四大爷和七叔，让他们帮着找事儿。
金瑞的午觉比找工作都重要，我对他的前途实在不抱太大希望了。母亲说得好，该撒手时总得撒手，谁也不能包办代替地把这从陕北来的一家子全包下来。母亲都闭眼了，我干吗还睁着？
可以想像，在以后的日子里金瑞一家过得非常艰难，且不说他那陕北的婆姨和外姓儿子能否为金家人所接纳，能否与大城市融为一体，单是他的工作就是让人很头疼的一件事。
我听说金瑞走过不少单位，都没干长。
最初我们家老四舜镗托朋友介绍金瑞在家门口附近的煤厂当临时工，用平板车给人送蜂窝煤，按量提工钱，只要肯出力，一个月下来也能挣不少。但送煤绝对是个力气活儿，不比在后段家河耪大地轻松，金瑞受不了这个苦，从板车上夹起第一筐煤那一刹那，他就认定了这是件干不长的活计。果然送了没两车就腰疼，疼得岔了气儿般地不能忍耐，一筐煤扭扭捏捏没走到地方就给人家摔那儿了，害得买主死活不答应。金瑞赶紧给家里人捎话，让后院的“闲杂人等”前来救驾。赶来的闲杂人等当然只有王玉兰和发财，那娘儿俩一路小跑奔来的时候，金瑞正在树底下抚着腰龇牙咧嘴。他老婆和儿子接替完成了送煤任务，用车把金瑞又拉到了东直门医院，扎了针、拔了罐儿，一通好折腾之后才拉了回来。
以后，发财索性辞了高中不念，顶替了金瑞每天送煤。
金瑞还在王府井的一个宾馆干过清洁工，擦玻璃扫地倒是比送蜂窝煤轻松，但架不住不能闲着，干净不干净的你老得抹拭，尤其是那镜面一般的玻璃砖地，进来一个人你就得过去拖一遍，稍一偷懒，地上就是一串脚印。而金瑞偏偏就看不见那些脚印，他动不动就想往大厅的软沙发上歪，这当然是这座管理严格的四星级宾馆所绝不能允许的。管理人员找金瑞谈话，人家还没说什么，金瑞先不干了，他说见天儿穿了这身不黄不绿的工作服在前厅拉着拖把走来走去，他还嫌丢人……后来，这个工作就由王玉兰接替了，王玉兰干得很出色，月月能拿到奖金。
金瑞还倒卖过蔬菜，干过清洗抽油烟机，当过“老三届”饭馆的门卫，推销过“蓝带”啤酒，充任过游泳池的救护，摊过煎饼，画过风筝，搞过“仙妮蕾德”传销，办过广告公司，炒过股票……好像哪个也没让他发了。我推测，这恐怕和金瑞的禀性有关，还是陕北老乡说得对，他是“惜力”，是太在乎自己。因其懒，就软绵绵的一摊，永远地端不上台面，永远地提不起精神。人说抽烟上瘾，打牌上瘾，喝茶上瘾，嗜酒上瘾，想必睡觉也上瘾。我写信给住在老宅里的七哥舜铨说这事，请他多多关心五哥这个不争气的儿子。舜铨是个很敦厚老实的人，对金家哥儿几个的事情从来不往里搀和，只知道画画。舜铨给我来信说，金瑞的慵懒之根在他的父亲……
金瑞的父亲金舜锫在金家众多子女中是最活跃、最有才华的一个，从小就爱干些让人意料不到的事；聪明但浮躁，多情却不专；学不好好上却写得一手苍劲好字，书不好好读却说得一口流利外语；每天不是泡茶馆就是泡戏园子，跟一帮女艺人、女戏子打得火热，二十刚出头，吃喝嫖赌就已经玩得相当精湛老到了。父亲最不喜欢的就是这个老五，最没办法的也是这个老五。父亲说他是金家的现世报，是专门为拆这个家而来的，见着老五从来不给他好脸色。
老五二十五岁以后又添新好，由满脸粉彩、宽服展袖地在台上唱戏，改为蓬头垢面、破衣烂衫地在街上要饭。公子哥儿要饭，这也是当时一帮靠吃祖业的显贵子弟终日无所事事的无聊之举，搁现在来说或许就是一种“世纪末情绪”，但那个时候好像离世纪末还有段距离，说是“民国末”倒比较贴切。
为我们家老五的怪异举止，我曾经和一位研究社会学的专家探讨过，我说，以我的理解，老五的行径可能是一种对富足、平淡的挑战，是逃脱寂寞的标新立异，希望充实，希望引起别人注意，便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这情景很像今天有些小青年故意把好端端的牛仔裤挖个大窟窿，把一头乌黑秀发染得不蓝不绿。
专家的结论只有两个字：颓废。
专家说，此举也并不是民国时老五们的首创，早在清末，宗室贵胄的子弟们就经常这样了。那时他们的活动大都在北京陶然亭的窑台一带，定一时日，众子弟一改往日之油头粉面，而各个衣衫褴褛，披头散发，彼此相约相聚于窑台，痛饮无度，或歌或哭。届时窑台一片喧闹，一片洋相，一片污臭，一片狼藉。有文人夏桐逊在《乙丑江亭修楔诗》中说：
北眄黑窑台，
贵人乞丐装，
中枢峙岩荛。
高居啜新醪。
后有诗人自注云，“有宗室贵爵，数人相与，敝衣垢面，日聚饮黑窑台上，谓之乞丐装。临散乃盥沐冠带，鲜衣怒马而去，时人怪愕，以为亡国之征。”既然史上已有记载，看来老五的瞎闹也没闹出个什么新花样。我们家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怪不怪，听之任之，也情有可原。
老五装扮成乞丐，结帮拉伙，爱在萃华楼、聚丰园这样的大饭庄门口或是在胭脂胡同妓院附近转悠，遇着有钱嫖客就凑上去闲缠，名为要钱，实为取乐，起哄架秧子，逼着人不得不掏钱逃离。也有不肯出钱的，老五就说，你难道比我还穷吗？被缠的人看着眼前这个眉清目秀的“叫花子”十分纳闷，好端端的人怎么干了这个营生……老五们为几个小钱儿可以缠磨半天，满嘴叔叔大爷，摧眉折腰，阿谀奉承，伏低做小，要不着把人戏耍一番，要着了就喜形于色，把几个小钱儿颠来倒去，装进掏出，互相比试，哪怕最终一把全撒进护城河。那要饭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游戏的过程，从那自轻自贱中寻觅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乐趣，体味一种失落的兴奋。
有一回，老五在萃华楼饭庄门口要到了我的大哥舜铻头上。舜铻是国民党政要，是当时炙手可热的人物。舜铻刚前呼后拥地从汽车里下来，就被老五缠上了。老大一见是老五，吃了一惊，老五却不管那些。张着手要钱，他不论什么大哥不大哥，张口就是“大爷”。老大一皱眉，警卫过来了，伸手就把老五推了一个跟头。老大什么没说，目不斜视地进去了。老五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笑呵呵地说，赴你的《鸿门宴》去吧，《鸿门宴》完了是《红鸾喜》，到时候还得我这花子头儿救你。《红鸾喜》在京剧里又叫《豆汁记》，是根据“二刻三言”里的《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的，老五自比花子头要救老大，是把自己看做了老大的老丈人，所以在精神上，老五并没觉着自己吃亏。事后老大从南京往家打来电话，让父亲好好管管老五，说老五闹得太不像话。父亲却叫当军统的大儿子好自为之，别闹得太不像话。--跟不喜欢老五一样，父亲也不喜欢他这个大儿子。
老五在外头胡闹，家里当然不无所闻，但是我母亲却惟独对他偏袒得要命，简直把他视为心尖儿一般。从某种角度来说，正是母亲的溺爱，才毁了我这个聪明绝顶的哥哥，这点，母亲心里是非常清楚的，她老说老五的亲妈死得早，她不疼他谁疼他，可她以后对我们几个的近乎残酷的严厉，大概又是矫枉过正的另一个片面。
一日，警察署来了通知，让金家到南城三清观乞丐收容所去领人，原因是金家老五被当做无业流民给收了进去。被收进收容所的老五，在里头浑打浑闹，策动大殿里的几十名乞丐集体造反，跟督察对打。老五把配给的小窝头甩到警察的脸上，点着名要吃北海仿膳的马蹄烧饼夹肉末儿。警察说谁呀，这么大谱儿！细一打听是金家老五，赶紧报告了上级。上级说，你关了这位爷就等于关了一只猫头鹰，是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呢，赶紧通知他们家，把他领回去！就这么着，人家让我们去领人。父亲嫌丢人，坚决不去收容所。母亲让老二去，老二不去；让老三去，老三也不去；老四当然更不去。老七老实，老七去。
老七舜铨叫了辆洋车，把脏烂不堪的老五从南城乞丐收容所接了回来，押进胡同尚未进家，便已围了不少看稀罕的街坊。李太白有诗云：“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那天住在戏楼胡同的金家四邻，人人都很充分地饱览了金五爷的风采：一顶卷了边，揉搓得不成样子的青呢礼帽下头是张五抹六道的黑脸，鼻涕耷拉着，嗓子哑着，那一嘴乱蓬蓬的胡子最招人眼，被染成了红的，跟戏台上的窦尔敦好有一比。一件辨不出本色儿的破衫，一双提不上的烂鞋，左手托着破白碗，右手挥着打狗棍，嘴里还有板有眼地唱着：
扭转头来叫小番。
备爷的千里战马扣连环。
爷要过关哪--
有人大声叫好，老五越发得意。老七在旁边拉扯不住，索性低头不语，由着老五去疯，自己则恨不得把脑袋扎进怀里去。
老五进家，人人见之掩鼻。母亲扑上去，不顾脏臭地抱了，一口一个“儿子受苦了！”父亲推开母亲，正座升堂，训斥老五舜锫。陪训的还有除了老大以外的所有儿子们。
父亲厉色疾言，敲打着桌子说，看看你这身行头吧，如此装扮举止实属玷污门风，丢人现眼，祖宗的德行也是被你散尽了。老三在一旁插言道，阿玛您不知，现在大街上就时兴染胡子呢，报上有诗说了：“染将粉白嫩娇红，只为痴心笑老翁。”这不叫丢人现眼，这叫“名士派”。老二在旁边推波助澜，大吟屈子诗句，“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父亲不理那哥儿几个，继续说，别人做乞丐，多是贫而无告，或走投无路，或老弱病残，觍颜求人，原非得已，你这全是自寻苦处，无病自灸，讨厌得很了。鸡知司晨，犬知守夜，你终日舒懒无度，不学无术，混吃等死，哪里还能算做人！
老五不言，只站在那里专心扪虱，搓干泥。
父亲说，你总该干些什么才好，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你下一步是怎么打算的呢？
老五仍不答。
老七说，阿玛问你话呢。
老五这才慢腾腾地说，生如寄，死如归，一蓑烟雨任平生。
那哥儿几个听了想笑，看了看父亲的脸色，都忍着。
父亲说，凡做事，要多思量，无为亲者所痛。你的兄弟众多，哪个不能帮你，何苦到外头去讨要？
老五又不答，老七用手捅了他一下，他才突然灵醒了一般答道：莫嫌憔悴无知已，别有烟霞似弟兄……
老五的狂悖调侃惹恼了父亲，父亲连训带骂说了很多，在场的人则谁也没听进多少，因了那满堂的酸臭已经熏得人几乎要晕过去。没了主意的父亲向他的儿子们讨要管教老五的办法，老二的意思是将老五关在后院小堆房里。三个月不许出门，视其表现再说。老五说关他也行，每天必须得从沙锅居给他叫一套三鲜沙锅，外加一份炸鹿尾，还得把安定门茶馆唱京韵大鼓的赵粉蝶给他娶进家门，跟他一块儿坐禁闭，否则他得机会还是要跑的。老四说搂着赵粉蝶在小屋里吃炸鹿尾，这不是思过，这是金屋藏娇，是度蜜月，这样的事儿他也想干。
父亲拿这个现世报的活标本是彻底没办法了，对他也彻底失望了。后来，父亲和他的几个妻子商量，结果是，在九条买了一处房，让老五搬出去，自立门户，在经济上让他彻底独立，跟大宅门儿永无往来。父亲有七个儿子，为之购置产业的也就是老五一个。也就是说，父亲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仁至义尽，从今往后，谁也不欠谁的，再不认舜锫这个儿子了。母亲悲悲切切地把自己的细软往九条那边塞，生怕将来老五受了瘪。父亲看着母亲冷冷地说，你何苦这样，他连饭都会要了，那前程是远大得很呢！
九条的房子是一处很齐整很精良的大宅院，对门谭家是光绪妃珍妃的娘家。父亲为老五购置的院子原是谭家下人们住的地方，房不高大，可也是磨砖对缝，在京城是数得着的讲究。院的斜对面是肃亲王女儿川岛芳子的宅第，院落宽敞，有假山石，后面通到十条……选择这样的地点父亲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所以没挑选南北城的穷杂之地，大约也是考虑着有朝一日五哥能浪子回头。
搬出金家的老五没了顾忌和约束，日子过得如鱼得水般地自在，真是“花为帷帐酒为友，云作屏风玉作堆”，声色犬马，纸醉金迷；或西装革履，满嘴洋话，以“名士”面目出现在外交宴会上；或长衫尽碎，索饭哀号，以“乞丐”嘴脸晃荡于街头；纳男宠，交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娶太太，又一个接一个地离婚，外头尽人皆知的相好有五个，经常来往的还有十三四……
老五羡慕斜对门川岛芳子家的花园，有事没事地过去套近乎，管川岛叫表姐。川岛芳子的姑太太是我们家的舅太太，这层可有可无的疏淡关系竟被老五走得热火朝天起来。几番考察过后，老五决心在自家院里也造一景致，挖地三尺为池，池上建桥，桥上修亭。那亭今日拆。明日修，后日又成，先取名“云驻”，后改“清流”，又叫“俯镜”，最后终于定为“细雨”。池中无水，便着人来担，随担随渗，百十担仍不满一池，遂雇专人，精卫填海般，不分日夜，担水不止。听朋友说京西百花山南沟有块美石，便不惜重金，费尽辛苦，从山里运了来，摆在池畔。不料，那石离了山林便没了神气，在院中一副死眉瞪眼的蠢相。老五又着画匠用颜料在上头点缀绿皴，以充青苔。有石有亭不能无竹。又托人花大价，从潭柘寺行宫院和尚手里购得珍贵名竹金镶玉，栽在石旁。竹不扎根，数日便死。老五又移来戒台松苗，用棍绑了，以便将来长成像戒台寺名松那样的卧龙、凤眼、莲花。松苗生长极慢，不成气候，老五性急，拔之，改种杨树。杨树易活，生长也快，第二年就蹿过了亭顶……老五的奇闻逸事不时传入金家，传到我父母耳中。父亲只当没听见，反正彼此已经没了关系，他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母亲却忧心忡忡地说，“前不栽桑，后不栽柳，当间不栽鬼拍手（杨树）”，这个老五啊，他怎么在自个儿的院里栽了一棵这么不吉利的东西呢？
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老五染上了大烟瘾，而且，并不是为烟破产，而是为烟丧命。家里人都说，装装乞丐也还罢了，到不了要命的份儿上，倒霉就倒在这烟上，倘若老五不犯烟瘾，也不会在隆冬时节倒在桥底下冻死，都是烟害了他。老五恃以为抽者，就是他的一笔好字，他不愁没钱。以着他的名气，索求“墨宝”者不少，但老五太慵懒了，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动笔。很多时候是先将人家的润笔之资收了，去吃，去抽，去嫖，至于给谁写字，写什么字，则早已忘之脑后，让花了钱的人傻等，死等，不见一点儿动静。后来，人们知道了五爷的毛病，就先求字，后给钱，不见兔子不撒鹰。这样就常常把老五逼得犯着烟瘾，躺在烟榻上，悬肘给人写字，字写好了，求家把钱掏出，不需老五经手。就直接变作了那提神之物。久之，求字的人得着经验，多在卖烟土的地方等他，现写现卖，现买现抽，两不耽误。如此一来，老五的烟瘾就越来越大了，到了无节制的地步。事情的结果是，他一到卖烟土的窝点，就来钱，这倒真是有点儿奇怪了。老五过足了烟瘾，润笔的钱也花不完，便要去那温柔之乡“小红低唱我吹箫”一番。小芍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很偶然地怀上了金瑞的。小芍药也抽大烟，烟瘾不在老五以下。
就这么着，爹也抽，妈也抽，生下了一个迷迷糊糊的金瑞。
转眼到了l998年，我跟着电视剧组来北京拍戏，在摄影棚里几次见到了王玉兰，一问，说是跟一个文化中介公司签了合同，当群众演员，有戏就来，没戏就在家歇着。我看王玉兰的长相，倒是很有特点，当个旧社会的乞婆，当个逃难的群众，基本上不用化装了。问到家里的情况，王玉兰说，儿子发财在一个装饰公司当经理，娶了一个浙江来的姑娘当老婆。我问王玉兰，发财说话是不是还“饿”、“饿”的，王玉兰说早就不了。王玉兰给我看发财的相片，相片上的发财充分体现了匈、汉杂交的优势，浓眉、方脸、高鼻、大眼，也是个堂堂的汉子了。堂堂的汉子靠在一组组合柜前，搂着一个俊美娇小的女子自信地笑着。我问那个女的是谁，王玉兰说是她儿媳妇；问儿子、媳妇是不是跟他们一起过，王玉兰说不，一结婚就分出去单过了，金瑞说这是金家的规矩。我问金瑞在干什么，王玉兰说他在养病。我问什么病，王玉兰说是糖尿病。我说金瑞苦了半辈子，怎会得这种富贵病？王玉兰说大夫说了，是遗传，可能金瑞的父亲就有这种病。我一下没话说了，以我那个荒诞无度、暴饮暴食的五哥而言，得这种病不足为怪，遗憾的是还传给了他的后代。金瑞身上可能早就潜伏了这种病。只不过没有发现罢了，他的慵懒，他的黏糊，或许都跟这病有关，如是这样，真是错怪他了。
我说去看看金瑞。王玉兰说不必了，他一个晚辈儿，没来看您就已经是很失礼了，哪能劳驾您去看他？只是他这病，不能累，每天限制饮食，按定量吃饭，一天粮食超不过半斤，他这人最不能控制的就是酒，每顿那二两二锅头是必喝的，任谁劝也不行，喝了就躺着，躺着就睡，一整天一整天地黏在床上，倒是省了鞋。我说，得按时吃药，没有症状也不能掉以轻心，一出现并发症就晚了。王玉兰说，他吃的药跟喝的酒都对冲了，等于没吃，现在治糖尿病的药都特别贵，有钱的人才得这种病，医院就把药价提得高高的，金瑞是既没有公费医疗又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一切花消都得自己干受着，这也是命了。
看来，他俩的生活仍是很拮据，那英俊潇洒的儿子，那明媚舒朗的南方儿媳，并没有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圈子里来。
我还是决定去看看金瑞。
这日没事，就坐了车来到东城的九条。
九条的房屋，“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归还房主本人，金五爷已死，此房当由他的儿子继承，这么着，金瑞就由戏楼胡同的老宅搬到了九条，搬到了属于他的那几间北房。用我们家老四的话说，是金瑞有傻福，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逮着了！说也亏了老五一头栽在后门桥没起来，老五要再活几年，这几间房也留不住，到不了金瑞手里。老七说，这也是天无绝人之路，金瑞正没房，就落实政策了，该着金瑞有这一步，老五再浪荡，终还是积了些阴德，干了些好事，要不也不会有那么多人给他送葬，也不会有今日这房屋的退还。
金瑞在众大爷的议论中，带着妻小不动声色地搬走了。
我从来没来过九条，我们家那几位爷大概也没来过九条。虽然父亲在这儿买了一院房，我们家老五在这儿折腾了一个够儿，而作为金家金瑞以外的人来这儿。我怕是第一个。
进胡同西口没走几步就见路北有两棵大槐树，树有年头了，用铁栅栏圈着，这算是上了册的。被列为保护对象的古树，全北京，这样的树屈指可数，实在是不多了。树边有大门，敞着，里头建筑一览无余，房不少，多已翻建过，杂乱无章，想必就是川岛芳子的宅院了，听我们家里人说，川岛芳子当年就是从这个院里被逮走的。逮川岛的时候，我的五哥还活着，作为邻居和亲戚。他一定看到了当时那一幕，不知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则从院落想到了川岛留下的那只叫做三儿的猴子，想到了舅太太，如今三儿和舅太太都已经不在了……我从已经破败的院里企图看到让我五哥为之羡慕的亭榭山石，但已不可能，北京平安大道的修建已将院的后半部全部推平，轰鸣的挖土机正在屋后挖，挖……至于旁边珍妃的娘家，也早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座拔地而起的小学校。
学校对面的红门应该就是金瑞的家。
门的下部包着吉祥图案的铁皮，上部有门环，两侧有石鼓，旧归旧，却一点儿没有损坏。门虚掩着，我推开门进去，迎面是个砖雕影壁，上面那“鸿禧”二字还带有明显的黄泥痕迹，想必是“文革”期间被人用泥糊了。往左转是正院。却突兀地低了一截，正奇怪建筑格局的不合章法，猛然想起老五的大兴土木来，便料定八成是那池的遗址了。果然，见院西头撂着一块大石，半埋在土里，苔迹苍然。正要称赞画工技艺的高超，细看，那斑驳的皴点却是自然生成，不禁感叹时光的流逝，五十多年了，半个世纪，连石头也老了。“鬼拍手”还在那里拍手，人已抱不过来，一树阴凉将院子严严罩住，给院落平添了悠远与凄凉。似乎五哥并没有走远，他的痕迹还在这院里清晰地留存着，时刻向人们印证着他的存在。有话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但在人的心里，石头可以老，人却不能……一只硕大的白波斯猫由树上蹿下，擦着我的腿，钻进了北屋。屋里立时传出王玉兰的亲昵话语：我的桐桐娃儿哎，这大半天儿你又上“哪搭儿”野去了？
我咳了一声，王玉兰一挑门帘出来了，见是我，表示出了很夸张的惊喜，大声地寒暄着，把我往屋里让。我想，她是演电视剧演惯了，我们的演员一上镜头就做戏，失去了生活的本色，这种拙劣的演技真是害了一大批人，包括眼前这位群众演员。我一边往里走一边问金瑞在不在家，王玉兰说在，在里屋呢。
我直接进到里屋，看见金瑞靠在被卧垛上，正半眯着眼看电视，电视里播放着贵州的天气预报，那只匆匆跑进来的白猫，也正趴在金瑞肚子上眯瞪。这情景似曾相识，不由得让我想起那年为金瑞的婚事跑到陕北后段家河的事，那时见到的金瑞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他肚子上的孩子换成了猫。
见我进来，金瑞说姑爸爸来了，就慢慢坐起身。蹭到床沿找鞋，一双脚在下头寻摸了半天，也没摸着鞋。我用脚把他散落到柜底下的鞋踢过去，他伸进脚，就算完成了穿鞋的过程。我说，你怎么不把鞋提起来？他弯腰把鞋提了提，提跟不提一样，鞋的后跟已经让他踩平，提不起来了。我说，你好吗？他说，我有病。我说，你那病不挡着出去工作，出去活动活动反而会好。他说，我跟我阿玛是一个病，他倒是老活动，还不是让病拿死了？我说，那是什么年月？现在是什么年月？不一样啊。金瑞说，甭管什么年月，糖尿病都是一样的。
糖尿病说不出个眉目，我决定换一个话题，就问他最近纪念上山下乡三十周年，他参没参加“老三届”的活动。金瑞说，我参加那个干吗？那都是成功的男女们为夸耀、为臭美而纠集起来的瞎掰，您看看那些热衷于组织活动的人，哪个不是趾高气扬的，让我们去干吗？让我们去是给他们当陪衬！我去凑那热闹不是明摆着丢份儿吗？我说，那不见得，怎么也是同学一场，少年的友谊，一辈子也忘不了的。金瑞说，我不信什么同学，我就信实力，老宣传“老三届”这强那强，这个是大作家，那个是大款，他怎么就不说说我们这些压根儿就没找着工作的、下岗的，还有像我这样病得起不来炕的！不行的是一大批，行的只是极少数，那些大企业家们，那些大作家们是扣肉，我们是下头的梅菜，霉透了的梅菜，人家在上头，我们在下头哪！我说。梅菜扣肉的梅菜也很好吃，比肉还香。金瑞说，您那是肚子里有油，要是不给您扣肉，光给您一盘子梅菜干儿，看您还说好吃不？我说，金瑞你也甭跟我抬杠，你正经的是出去给我好好儿找点儿事儿干，在家里越待越懒，人都活抽抽儿了。金瑞说，我不是有病嘛，要是好人儿一个，我也早干出名堂来了，您别以为我不是当领导的料，在后段家河那会儿，人家让我干队长，我还不干呢！当队长晚上老得开会，我身体不好，熬不下来，我得量力而行不是？那时候我要是干了，到今天至少也是个省委常委了，跟我们一块儿下去的吴和平，还不如我呢，他都上去了，我能上不去？
我决定再换一个话题。我问他生活怎么样，金瑞说还凑合，说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是很追求，他的儿子倒是有钱，但已经变成了典型的修正主义，除了钱什么也不认识了。帝国主义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真是让人家说着了，他的儿子就已经是复辟的一代了，没救了。我说，发财真是很有出息了，有了装修这门手艺，又当了经理，比我们当年的魄力大多了……金瑞说，人家现在不叫段发财了，人家叫爱新觉罗？蜜，民族成分也是真正的满族正黄旗了。我问是哪个“蜜”，金瑞说就是伊拉克蜜枣的“蜜”。王玉兰来纠正说是“宓”，静宓的“宓”，跟蜜枣没有关系。金瑞说，姑爸爸您听听，您跟我还没姓爱新觉罗呢，他倒跑咱们前头去了，他的儿子才三个月，也给定了个满族正黄旗，说是将来考大学能加十分。我说，不是跑到前头，是退到后头去了，爱新觉罗这个姓，连你爸爸大概都没姓着。金瑞说，一个陕北，一个浙江，跟爱新觉罗有屁关系，还积极主动地往觉罗上靠，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王玉兰说，这有什么不对吗？发财是你养大的，铁了心地管你叫爹，他没二话地跟着你姓，这是多少后爹求之不得的哩，你还嫌？金瑞说，我倒情愿他还叫段发财，那样反倒亲，反倒是我儿子，眼下是什么？整个儿一个不伦不类！我问发财有了钱是不是接济家里。金瑞说，儿子有钱是儿子的。他的钱我一分不要。大老爷们儿，靠儿子养活算怎么档子事儿？像我爷爷，就从来没指望我阿玛养活一样，我也不指望他！我想，这个金瑞，真是穷横穷横的。
王玉兰在一边小声说，嘴硬，没儿子你能活到今天？
我想还是得换个话题，这么说下去会越说越不愉快。我就问王玉兰中午吃什么，王玉兰看着金瑞，金瑞说当然是下馆子，十一条口的森隆是由东安市场迁来的老字号，淮扬菜，那儿的清蒸狮子头原汁本味儿，搁的是真正洪泽湖荸荠，清糯爽口，不可不尝。金瑞这些话让我想起老五被关在乞丐收容所还要吃仿膳的马蹄烧饼夹肉末儿的事，再看他的作派，光着脚，趿拉着鞋，一裤腿儿长一裤腿儿短，顶着一脑袋头皮屑，挂着一眼眵目糊，却跟我一本正经地高谈清蒸狮子头，整个儿一个老五的再现，真是绝了！我们家那位早逝的精英，不惟把精神气质传给了他的儿子，把糖尿病也传给了他的儿子，尽管爷儿俩没见过面，竟也传得这么惟妙惟肖。我说，还是在家吃，吃家常饭，我整天在外头吃已经腻了，就想在家里吃点儿可口的。王玉兰说。可口的就是炸酱面，有现成的酱，买两条黄瓜就成。金瑞说，你就认得炸酱面！姑爸爸说的家常饭你以为是什么？王玉兰眨着眼睛答不上来，金瑞说，我告诉你，你现在赶紧奔十条豁口菜市，那个卖麻豆腐的老陈还没走，你买一斤麻豆腐，打两块钱豆汁儿，回来路过十一条口，在小吃铺买五个小芝麻烧饼、十个焦圈儿，就齐了。王玉兰说，你让姑爸爸吃豆腐渣，喝那馊泔水一样的豆汁儿，亏先人哩！金瑞说。我们的先人就是吃豆腐渣、喝泔水，爱的就是这一口儿，这是文化，你懂什么呀！王玉兰不吭声，从抽屉里拿了十块钱出去了，金瑞抬起身子朝她喊，别忘了买二两泡青豆，炒麻豆腐少不了那东西！又回过头来对我说。炒麻豆腐用羊油才进味儿，要不发柴发干，现在羊油不好弄，姑爸爸您就将就着吧……
那顿麻豆腐是金瑞亲自下厨炒的，果然炒得很入味儿，我想他这一手是跟我母亲学的，他自小在我母亲身边长大，和我母亲待的时间最长，祖孙两个也最为莫逆。吃着麻豆腐想起了母亲，想起了那永不再来的温馨，我有些跑神儿。金瑞饭前先吃药，后喝酒，就着一包花生豆自斟自饮，吱溜吱溜喝了半天，饭真没吃几口，让人觉着他是个糖尿病人又不是糖尿病人。
吃饭的时候，王玉兰在屋角掀开一个榨菜坛子，立时屋里被一股酸臭挤满。王玉兰弯下腰，用两根长筷子在里头翻腾半天，酸臭更甚。金瑞说，又倒腾你的浆水菜，没人吃。王玉兰说，姑爸爸爱吃。说着用盖坛子的碗端过满满一碗来，摆在我跟前。我闻那味儿，熟腾腾酸唧唧的，感觉不是很好，也奇怪当年自己怎么会爱吃这个。王玉兰把菜用手撕了撕，直接就放到我的碗里，说坛里窝的是芹菜，这种菜窝一年也不会坏。我勉强吃了一口，不是味儿，有旧社会的感觉。金瑞把那些菜一把抓起来又扔回坛里，让王玉兰再别把这喂牲口的饲料往饭桌上端。王玉兰说，怎是喂牲口的？我们陕北都吃这个。金瑞说，再别说你们陕北，一提你们陕北我就有气。王玉兰说，我们陕北把你怎么的了，你走时欠了队里那么多，陕北人不是一下子都给你抹了吗？
两口子在拌嘴的时候，我看那盖酸菜坛子的碗，小底大口，粗笨厚重，很熟悉，想了许久，才想起那是老五的乞讨之物。把碗拿过来细看，果然不错。金家的人都知道，这个碗是随着金家五爷冻僵的尸体一起在后门桥的桥洞里被发现的，我们家的这位五爷玩得太花了，太过了，晚上还没走到家，烟瘾就犯了，一头扎在桥底下就没起来。
老五死后，有场面上的人拿着碗找到金家，让家里人去收尸。我母亲当时搂着碗直哭，父亲却气得两眼冒火，跺着脚，咬牙切齿地诅咒这个不肖的五儿子下辈子不得托生，并且宣称不去认尸，也不许我们兄弟姐妹任何人参与其事，谁要见那死鬼一面就把谁赶出家门，更不许把那个败坏门风的忤逆埋入祖坟！慑于父亲的淫威，亲戚们没有一个人出头料理丧事，连那事事爱出头、给我们家看坟的老刘的侄子顺福这回也缩了。实际上父亲是错了，五哥舜锫根本就用不着我们家去收尸，他的丧事办得光彩极了，轰动北平。金家五爷虽然是个“叫花子”，但也不乏气味相投的朋友，什么旧日相好的妓女、受他恩惠的弟子，用不着我们家操办，他的丧事自有人张罗。光给他披麻带孝的就不下三百人，还在他九条胡同的家里搭起了大棚，筑起了月台，开吊时吊唁者络绎不绝，花圈无数，哭声震天，守灵的有妓女相公，有达官显贵，更有破衣拉撒的乞丐，还有不少自称是干儿子的人。守灵期间，有九档子文场来参灵，壮门面，铙钹鼓镲，笙笛唢呐，好不热闹。父亲不是不让老五入祖坟吗？自有人在西山风景秀丽处为五爷购置了一处美穴，人家对我们在东直门外的祖坟连看也不看。出殡时，白云观的道士、雍和宫的喇嘛都义务为他诵经，官鼓大乐、清音锣鼓外加西洋乐队，浩浩荡荡七八里长，沿途的祭棚更是无数……外面折腾得越热火，父亲越堵心，老爷子的心口疼犯了，用手点着九条方向说，造孽！造孽！
五哥舜锫死的那年二十九岁。
那时，他的儿子金瑞还在一个叫做小芍药的妓女肚子里装着。
我捧着碗，想着老五，碗小而沉，盖坛子口也刚合适，除此以外好像也再派不上什么用场了。环视四周，才发现金瑞的家里竟没有一件像样的值钱家什。过时的家具多是从旧货市场趸来的别人更新换代的弃物，谈不上配套齐整，只显得五颜六色、高高低低地杂。西墙那张笨重的大沙发应该是当年发财的手艺，人造革的面子早已老化发硬，原先上头那些银光闪闪的花纹也被磨得模糊不清。用下脚料制作的镂空铁皮暖壶，有小鸡啄米点缀的闹钟，肥猪造型的装钢镚儿的储钱罐，已经扣不上盖的柳条大衣箱……无不让人感到陈旧，感到比时代慢了一个节拍，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道具库，这是一对没有踏上时代步点的夫妻。
我对金瑞说，这个碗是你阿玛留下来的，你得好好收着。金瑞把那个碗在桌上转陀螺一样转了几个圈说，忒粗糙，我阿玛堂堂的公子哥竟用这个。我说，你阿玛跟别人不一样。是个让人看不透的人。金瑞指点着那个糙碗说，不如陕北前段家河刘改民烧的碗，真难为我阿玛从哪儿把它找来的，这大概也是他乞丐职业的优美标志了……说着将碗啪地扣在了坛子上。王玉兰赶紧扑过去，察看坛子，担心她的坛子被砸裂了。
走的时候，我给了王玉兰一些钱，王玉兰推辞着，眼圈红了……
枕中乾坤大，床上日月长。无论外面怎么个天翻地覆，打雷劈死人也好，长江发大水也好，中东烽烟再起也好，世界杯沸声盈天也好，金瑞径自过得塌实而超然，惬意而自在，将自身置于熙来攘往的红尘之外。“至人无梦”也罢，“寝寤和一”也罢，是已获取浮生要诀还是已成佛成祖，忙碌的我实在无暇考证。这大约也是一种活法，五代时的陈希夷不是也睡得很美吗？至今陕西华山还有他老先生睡觉的希夷谷，“小则亘月，大则几年，方一觉”，金瑞与之相比，还差得远，随他去吧，只要他愿意。
接下来便是我的忙，忙着剪辑，忙着后期配音，我没有时间再想到金瑞，想到北京城里我众多的亲戚们。离京的前夕，我在摄影场地又见到王玉兰，她正化装成义和团的模样夹在众人之中，见我路过，一把将我拉住，说是找了我好几天了。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是为金瑞的事。我问金瑞怎么了，是不是又犯了病？王玉兰说要是犯病就好了，也不会像现在这么闹腾，搅得家里吃不好睡不好。我问金瑞究竟在干什么，王玉兰说在打官司。我问跟谁打，王玉兰说跟三大爷金舜錤打。我问是不是三大爷把他告了，王玉兰说是他把人家三大爷告了。我问为什么，王玉兰说，他让三大爷赔偿三十万。我听了吓一跳，问什么东西值这么些钱，王玉兰说，就是那个碗，小白碗。我问哪个小白碗，王玉兰说，就是扣腌菜坛子的那个小白碗……
有些事情一旦脱离了它的运行轨迹就变得很离奇，变得不可恩议，变得让人听起来有点儿离谱。这样的事情大约也只有在金家才能演义得出来吧。在那深沉的背景下，在那摸不清源头的干枯河床里，随着时间的流逝，难保不裸露出几个出人意料的故事，让匆匆而过的人们驻足、审视，为之一惊。
还应该从我那天去看望金瑞说起。
我走后，那对夫妻为那些浆水菜的辩论一直在延续，这似乎成为了他们那几天的争论中心，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有话题论一论也是一场愉快。大有大的话题，比如巴以战争的态势；小有小的话题，比如腌浆水菜的必要。大话题有大打，用上了坦克和炸弹；小话题有小打，这就使那坛子浆水菜连汤带水飞出了屋外--按事件的比例来说，其威力也不亚于一个中型炸弹。坛子碎成了几片，多年的陈汤，浓而酸冽，渗进当年“细雨”亭下的池塘遗址，一窝酸芹菜如同残败的荷梗，在院落里散出了“穷秋九月荷叶黄”的诗意。王玉兰于万分悲痛中，将那些散落在院中的菜连同那个摔不烂的糙碗敛起，拿到水池边清洗，想的是敛起的菜或许还能吃最后一顿陕西浆水面。菜洗净了，碗也洗净了，王玉兰坐在桌前将碗用抹布有一搭没一搭地擦拭。现出真面目的碗白得发污，并没透出多少细致和珍贵来，这使王玉兰更加思念外面那个已经破成几瓣的菜坛子，这个碗作为盖坛的器皿是再合适没有了。擦拭中，王玉兰感到碗沿内侧有两处瑕疵，以为是没泡下去的脏迹，使劲抹了几下，才发现那瑕是凹进去的，隐隐约约像两个字，两个字并不挨着，一南一北，遥遥相对。显得有些怪模怪样。
王玉兰把碗拿给金瑞看，让金瑞辨认，金瑞迷迷糊糊地说，爱是什么是什么，你管它呢！王玉兰说，这大概是两个记号，你忘了，前段家河刘改民屋里烧的碗就打记号。改民是在碗底打上一个三角，十里八里的一看那三角就知道是改民做的，错不了。金瑞说，这个记号也是改民那样的工匠打上去的，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个世界，除了我以外，谁都有点儿名利思想。王玉兰说，这个做碗的人也怪，他怎的偏偏在碗沿儿上打记号，也不怕硌嘴？金瑞说，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王玉兰不知怎么的，对碗上那两个符号一直很上心，没事她就抱着碗琢磨。金瑞见了说。你跟真的似的，能看出个屁！王玉兰说，能看出个屁来也不错，我就怕连屁也看不出来。金瑞说，你就是看出来是谁做的又怎么样？你也不能找他去。王玉兰说是不能怎么样。她就是觉得碗上这记号的位置太怪，由不得她想知道是谁干的这笨活儿，比改民还笨。金瑞说，你也是吃饱了撑的，有那工夫躺那儿养养神儿不好吗？
王玉兰不甘心，拿着碗让胡同口开小饭铺的孙大爷看，王玉兰想，孙大爷是卖饭的，小铺里碗多，他那些碗里也说不定有一两个记号打在碗边上的。但是孙大爷看了半天，也跟她一样，没看出个所以然来，只认出两个字其中一个是个“府”字。孙大爷说，一定是哪个府里用的碗，看这糙模样也是下人用的，不是上台面儿的东西，不值钱。
王玉兰是个有心计的人，她回来以后就让金瑞找行家看看这个碗，说，说不定是个文物。金瑞说，你也知道什么叫文物？你睁开眼睛好好看看咱们家，除了我以外，没有一样是文物。王玉兰说，碗上这边这个字是个“府”字，人家孙大爷都认出来了，是“府”就说明有年头儿了，有皇上那会儿才有府。这个碗八成儿是有来头儿的。金瑞说，这是我爸爸要饭用的碗，当然有来头儿。王玉兰还在没完没了，她说，究竟是什么府呢？还是应该搞清楚啊，姑爸爸上次来就死盯着这碗看，说不定她已经看出了什么，不是还让你把碗好好收着吗？经王玉兰一提醒，金瑞也想起来了，他把碗从王玉兰手里要过来，又翻来覆去地看了半天，终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王玉兰说应该找专家看看。金瑞说他不认识什么专家。王玉兰说不妨让发财托托人。金瑞说，就那个伪觉罗？蜜？傻×一个，还不如我呢！
嘴说伪觉罗？蜜是傻X，但在王玉兰的鼓动下，金瑞还是跟伪觉罗？蜜去了北京有名的文物旧货市场潘家园。金瑞的大驾所以能起动，全凭了发财那辆客货两用的半大“丰田”，让金瑞自个儿挤车去，打死他也不会干。
潘家园的市场逢周六、日开市，列肆一片，人群熙攘，有天不亮就赶来的，图的是能憋着俏货；有到夕阳西下才正经在市场上转悠的，为的是能捡点儿收摊前的洋落儿。日中之时，市场上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万千人拥在一个大场子里，有男有女，有中有西，人有三六九等，话有地北天南，热热闹闹似开了锅一般。摊贩们两溜儿摆开，摊位上铺子里，商彝周鼎、秦镜汉玉、晋书唐画、宋瓷明绣，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晃人眼目，让人痴迷。有贩主席像章、主席语录、红卫袖章、草绿军装的，有贩旧饼干筒、旧水烟袋、旧马蹄表、旧相片的，有贩粮票、布票、邮票、工业券的，还有贩玻璃项链、塑料手镯、人造玛瑙、仿真象牙的……俯察品类之盛，物件之杂，实难一一说得清。金帛珠玉，异宝奇珍，琳琅满目，让人目不暇给。卖主漫天要价，买主就地还钱，乍看好像真买真卖，细看则是在慢慢切磋交流，不能排除不少人不是为买货，是为开眼、为长学问而来的。
金瑞紧跟着儿子在人群中钻来钻去。天很热，市场的大棚里很闷，脸上油汗直冒，嗡嗡的人声使得他浑身发软，脑袋发闷，眼睛一阵阵冒金星。依着他的本意。是想一切交给儿子去办，自己找了个凉快地儿歇着，但儿子非得拽上他，说这样的事得他出面才压得住阵，就凭他家的背景，不是真的也是真的。现在已经挤进来了，要再挤出去就得费同样的劲儿，没办法，金瑞只好亦步亦趋地追着发财的花绸衫，半步不敢落下。他的心里真是后悔极了，后悔听了王玉兰娘儿俩的撺掇。赶来凑这个热闹，本来在家待得好好儿的，这是何苦！金瑞手里提着黑人造革提兜，拉链坏了，兜口半张着，一望便知里头没有什么值钱东西。这样的兜在北京已经不多见了，搁在卖水烟袋什么的摊儿上说不定也能当古董卖出去。黑兜里头搁着那个白碗，出门时王玉兰把它用旧报纸里三层外三层地包了，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多包几层也显得咱们的东西珍贵。但金瑞把那些报纸都扯了下来，他嫌沉。说光一个碗就够他提的了，还要鼓鼓囊囊地加上那些纸，白费劲儿，他已经有日子没干这么重的活儿了。王玉兰想说什么，终是没说，她对她的男人了解得太透彻了，她没有办法，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就跟当年我父亲对老五没一点儿办法一样，她是彻底服了。小碗在黑兜里随着金瑞的步子一下一下地晃，爷儿俩在车上就商量好了，倘若这个破碗真是件东西，能值个一二百的，出手也就算了，卖了碗顺便上建工市场买点灰，借着好天把几间北房抹抹，那房一下雨就漏得厉害。要是一分不值也就一分不值了，随手一丢也就丢了，用不着再往家拿。
凭着儿子手里的纸条，爷儿俩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叫做“荟古斋”的小铺子，较之外面的小摊相比，这个铺子多少还算正规一些，一间门面，打横一个玻璃柜台，三面墙是三个大博古架。玻璃柜台里摆着汉玉佩件、象牙雕刻、绣品软彩、绝代古瓷等精致小件，博古架上则是钟鼎錞爵、秦砖汉瓦、唐的三彩俑、明的宣德炉，一派的古色古香。掌柜的姓宋，精瘦。脸发青发黄，没有表情，也不抬眼看人，听伪觉罗？蜜说明了来意，半天不吭声，只是用一块绸子使劲儿擦一个小罐儿。金瑞想找个地方坐下，转了俩圈儿，没找见椅子，也没地方靠，就势挨着架子蹲了，他实在是累得很了。掌柜的说了，这位您留神哪，您旁边这个陶罐可是陕西成阳汉墓才出土的，昨儿刚收来，两千多年的东西了，您别让它毁在我的铺子里。金瑞一听，赶紧站起来了，不敢轻易举手投足，生怕再碰了什么“两千年”。
发财借机会递烟，叫了几声“宋老师”才把盖坛子的碗递过去，让人家“帮着看看”。掌柜的老宋漫不经心地接过碗。掂了掂，弹了弹，又用手指抹着碗边转了一圈，直摇头。金瑞看老宋这架势不像鉴定古董，倒像是在瓷器铺里挑碗。就有些看不起他。老宋问金瑞的儿子究竟让他看什么。儿子说看看是哪个朝代的东西，值不值钱。老宋说，这还用看。清末民初的客货，明摆着的。金瑞问什么是客货。老宋爱答不理地说，都告诉您了我们吃什么呀！金瑞赔着笑脸说，我是真不懂啊，自家的一个小碗，上头有俩字儿，觉着新鲜，求您门里人给看看，要是真算得上文物。就势儿就搁您这儿了，搁我们家也没有用。老宋听说有字，从兜里摸出个放大镜，对着碗沿照了半天，末了放下镜子也没说什么。金瑞问，您看出是俩什么字儿了？老宋说，您看出什么字了？金瑞说，其中一个是个“府”字，那个看不大清楚。老宋说，我可连“府”字也没看出来。
发财不甘心地追着问，宋老师，您说这客货是不是从海外来的瓷器？老宋说，还海外呢，是咱北京地道的土产，明白告诉您吧，专供内廷宫里用的瓷叫官窑，老百姓用的叫客窑，官窑出的瓷器就是新的，就是年代不远的也值钱，客窑的东西，就是您撂它三百年也大子儿不值。就您这碗，甭说官场，连饭庄里头都不敢用。发财说，敢情，八成儿是我爷爷从哪个卖炒肝的摊儿上顺手顺来的。老宋问他爷爷是谁，发财不想说。吭叽了半天说，解放前就死了，反正您也不认识。老宋说那不见得，说他曾祖父最早是翰林院的庶吉士，跟林则徐是一个品级，到了他祖父就专搞古玩买卖了，琉璃厂的“荟古斋”就是他们家的铺子，老北京只要是有名有姓的人家儿，没有他们家不知道的。金瑞儿子说，我们姓爱新觉罗。老宋说，这么说是旗人了，那您怎么称呼呢？发财说，单一个字，宓。老宋低头思忖了好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这辈分是怎么排的呢，奕、载、溥、毓……启……没有“宓”呀，您这辈分再大也大不过咸丰去呀！金瑞说，什么觉罗？蜜，都是小孩子家赶时髦的胡诌！看得出来，我今天是遇上真人了，真人面前不说假话，实话实说，我们家姓金，在东四九条住，我父亲叫金舜锫，这个碗就是他老人家留下来的。老宋点头说，怪不得，这就对了……”打您爷儿俩一进来，我就觉着不凡，果不其然，是金舜锫金五爷的后人，我这岁数虽然没赶上瞻仰您家老爷子的风采，那名声可是早就听说过了。
老宋一改刚才的冷淡，变得热情又多话，也不知从哪里拽出个凳子，拉着扯着让金瑞坐。金瑞巴不得歇着，也没推辞就坐下了。老宋抚着那个旧碗说，曾经沧海难为水啊，金家在北京可不是一般的人家儿……金瑞说，现在什么都没了，就几间破房，还是落实政策以后发还的。发财的心思还在碗上，他问，宋老师，您看这碗……老宋说，要是你们金家的东西，我还真不敢掉以轻心，得好好看看。说完就把柜上的一个小灯打开，把碗拿到灯底下仔细翻转了好一会儿说，粗看像是宋代定州民窑烧制的土釉，细看便看出了后人的仿造痕迹，这个碗早不过光绪二十五年，晚不过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这五十年之间的事儿。发财说，这么说这个碗值不了多少钱。老宋笑笑说，话不能这么说，这得看搁谁那儿，你撂外头地摊儿上，一块钱买俩，你放我这小玻璃柜里，当真的宋瓷卖，不带含糊的，出手就是一千。发财说，您不是说是仿造的吗？老宋笑而不答，拿眼睛扫金瑞。金瑞虽然人爱睡觉却并不糊涂，早已窥出老宋的心思，反倒变作了老宋初时的模样，沉着脸不说话了。
老宋见金瑞不表态，便说，说白了，干我们这行的，有真金不怕火炼的本事，也有炫玉贾石的机巧，要全是真的，天下的文物商人得喝西北风去！卖主儿有卖主儿的行路。关键是看买主儿识不识货，您买了西贝（赝品）只能自认倒霉，别处都有打击假冒伪劣的，惟独文物市场没有，您用真价儿买了假货，是您自己没长眼，没本事，犯不上跟卖主儿较劲儿，您越较劲儿，越丢人，所以，这倒腾古董的压根儿就没有退货这一说。出手了就是出手了，就是赚了，出不了手就在这儿搁着，十年八年，东西还是东西。飞不了也坏不了，干文物买卖就有这点儿好处，用我们的话说是“三年不开市，开市顶三年”。跟您说吧，我们收到俏货不容易，能找到有钱的买主儿也不容易……
正说着，从门口踱进来一个人，高个儿，虚胖，说话带点儿假嗓儿。老宋管进来的人叫二先生。二先生看见老宋手里的小碗，接过来把玩了一会儿说，像是土定。但釉色不对，土釉是老象牙白，白里泛黄，这个碗是死白，瓷也粗糙，像是仿制的。老宋说，二先生不愧是行家，一搭眼就看出来了，我刚才看了还有点儿犯蒙。二先生听了老宋的话，越发得意，卖弄地说，宋代五大名窑，柴、汝、哥、官、定，这定窑就在河北，离北京最近，所以北京定窑的东西相比较就多。另外，这种器皿出于定州民窑，数百年烧制又不曾中断。所以后代仿造甚多，真赝难辨。老宋说，当年我祖父在琉璃厂的铺子里就有不少土定，因大多不是宋代真物，价格都很低，那些东西也不知是从哪儿来的。二先生说，民国二十年，北京东城老君堂叶麟祥、叶麟祉哥儿俩从日本留学回来。提倡陶瓷救国，办过一个“大华陶瓷厂”，用新法儿烧制了一批很不错的瓷器，也搞出了一批仿古瓷。可以达到乱真地步，其中不乏定窑土釉。
二先生说到这儿，突然打住了话头，用手摸着碗沿像是在寻找什么。二先生对老宋说，你这儿有放大镜吗？老宋翻了半天说，刚儿还在这儿呢，怎么一转眼就不见了呢……这时有人来请二先生，说那边有件“雨过天青”的美人觚，想让先生过去看看。二先生刚放下碗，立时就从外头蹿进来一个广东口音的买主，打听小碗的价钱，说不论多少，也要把这个碗买了去。老宋只说这碗不是他的，他不能卖。那买主还不依不饶地死缠。
原来这二先生是瓷器行家，二先生在潘家园一走，不说话，只是把某件瓷器多看两眼，拿在手里摸摸，立时这件东西就被人们认作是俏货，不惜大价地买回去，买回去后，假的也成了真的，因为是二先生看过的。所以，一帮人就悄悄地跟定了二先生，二先生到哪儿，他们到哪儿。二先生是机灵人，心里自然明镜儿似的，在市场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看似随意，其实有心，至于和摊主们有什么猫儿腻，外人是难以揣测的。这回，二先生倒好像很认真，临出“荟古斋”还回过头来，嘱咐老宋再仔细看看碗沿。
广东买主已经把价提到了一千五，老宋还是说碗不是他的，他无权做主。其实金瑞就在他旁边坐着，他完全可以和金瑞商量，但他偏偏装得和金瑞没有关系一样。金瑞呢，也不言语，坐在那儿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烟，把个屋里熏得烟气缭绕，呛得人眼睛发辣。发财从来没见他爹一下抽过这么多烟，他不知爹今天是怎么了。他想，既然这是个仿制的不值钱的假货。能卖出一千五就已经是大大地赚了一笔，纵然老宋从中要提去不少，但那比撂外头一块钱俩也划算多了，甚至比来时商量的一二百也翻出去了几倍，爹不发话，人家老宋自然不敢贸然做主。只好这样推了。广东人一咬牙，说愿意出两千五。老宋拿眼睛扫了一下金瑞，金瑞无动于衷。发财咳嗽了一声，金瑞瞪了他一眼，又抽自己的烟了。
老宋对买主说，您既然真喜欢这件东西，我就经心给您留着，不卖给别人，这期间我得跟货主商量，看人家到底卖不卖。要卖是卖多少；这么着吧，您明儿来，我一准给您个准话儿。广东人说他明天一早就来，带现钱来，又嘱咐这个小碗无论如何不能摆在外头，得给他留着。老宋一一答应，总算打发走了买主。老宋回头对金瑞说，金爷您也看见了，货在我这儿不愁卖不出去，您这个近代仿制的假定窑，让二先生这么一过手就是两千五，明天我再往高了要，那小子也肯掏，那位整个儿是个还没开眼的“博傻”。金瑞说，我看出来了，您的二先生是个托儿。老宋说，也不完全是托儿，二先生的眼力没人能比，到底人家是专家，搞了一辈子陶瓷研究的，光书就出过好几本儿。
发财说，爹，咱那碗要不就搁宋老师这儿？
老宋说，金爷，您要信得过我就放这儿，我尽着价儿要，要下来，您拿三，我拿四，至于那个三……老宋再没往下说，不言而喻，谁都知道是给二先生的了。发财说，我们这头儿少了点儿，别忘了，东西可是我们的。老宋说，您这东西可是个五毛钱不值的赝品哪！今天是你们爷儿俩在这儿坐着，里里外外都让你们看见了，我才说给你们分三，要搁别人，我十块钱收购，就已经是出了大价儿了，要那样我赚的是七！发财心里的小九九一转，想三千的三也是一千块了，一个要扔的小碗，让人捣鼓两下就能赚一千，还行，就说，爹，我看咱们就全都交给宋老师得了。老宋说，我祖父跟您家老爷子也是世交了，我肯定亏不了您哪！
金瑞站起身，从老宋手里拿过小碗说，既然是个假的，卖也没多大意思，我想，还是拿回去盖咸菜坛子吧。老宋听了说，别价，那可是糟蹋了。发财也说，爹，您别犯迷糊。平时您老稀里糊涂的，这会儿您得醒醒，您不能眼瞅着钱从手底下溜过去。金瑞说，你怎么就知道我没睡醒？发财说，您看看您干的事儿！金瑞说。我干什么了？这碗是我爸爸给我的，卖与不卖，我说了算。老宋说，您爷儿俩别争。回去商量商量也行，我也不是非要挣您这份儿钱，我这儿的买卖多着呢。发财说，这还有什么商量的，明摆着的嘛，早知道您这样，还不如我一个人来呢！
金瑞把碗装到黑兜里，对老宋说，谢谢您了，这半天您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改天我请您上家里喝茶。老宋说，东西是您的，您再好好儿掂量掂量，要是卖，您就来找我，要是不卖也常来走动走动，有什么好货别忘了照顾我。老宋话是这样说，那张脸分明已经变了色儿，煞白，这使金瑞想到了刚才听到的“雨过天青”这个很独特的词。
金瑞出了“荟古斋”，却并不急着回家，背着手在潘家园转了几个圈，发财在后头跟着倒显得十分被动。发财说，爹，您既然不卖，咱也别转了，回去吧，没劲！金瑞也不说话，还是一个摊儿一个摊儿地看过去，后来在一个卖杂物的小贩那儿花五块钱买了个放大镜，才对发财说，回家！
回家的路上。发财把车开得一蹿一蹿的，几次差点儿把金瑞的脑袋撞到挡风玻璃上。金瑞说，你甭跟我来这套，你就认得前段家河刘改民家的糙碗，你懂什么！发财一踩油门，汽车猛的一声吼，代替了发财的愤怒。金瑞说，你小子没发现，那个姓宋的一边儿说咱们的碗是假的，一边儿紧攥着不撒手，生怕跑了似的，这是其一；其二呢，那个二先生要用放大镜看碗沿儿，姓宋的推说放大镜找不着了，就没让他看，我想这里头准藏着什么怕人知道的机巧，什么叶家哥俩的仿制，那都是说给我听的鬼话，其实他们俩都明白，这个碗是真的。发财说，就算是真的，人家也没给咱们按假的卖，也没亏了咱们。金瑞说，这个碗到底是怎么个物件，我心里得有底，我不能为了眼前的一千块钱就把十万丢了。发财说，一个小碗，还十万呢，您做梦去吧！金瑞说，你别说。我还就真爱做梦。
据王玉兰说，金瑞从潘家园回来以后一改往日的慵散性情，变得勤奋好学起来，弄来个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一头扎到书堆里，整天看书。我问看什么书，王玉兰说是陶瓷书，说不单看书，还去找过专家，去烧窑的地方转悠，一天到晚忙得鬼吹火似的。我说，钻研陶瓷比睡觉好，你就由着他去吧。王玉兰说，一个碗还拿放大镜瞅，细致得不行。我问金瑞看出了什么结果没有。王玉兰说，有了放大镜，咋能看不出来？啥都看出来了。
真还不敢小瞧了金瑞，他竟然辨认出了那不起眼的小碗是个了不得的器物。
金瑞借助放大镜，终于弄清了碗沿上的两个字是“枢府”。搞清这两个字的过程是金瑞苦苦钻研的过程，那是个很奇妙很引人人胜的过程，是金瑞以前从没体味过的兴奋和幸福。“枢府”是唐代的一级行政机构，宋以后为中央最高军事机关，改枢府为枢密院，元以武力为重，“枢府”权位就更高。元世祖忽必烈在景德镇设浮梁瓷局，将有“枢府”铭的卵白釉作为“枢密院”的定烧器，特点为小底足，厚胎，素釉失透，色青白，铭文“枢府”两字印在器物内壁口边沿下，“枢”和“府”地位相对。因为元代不过一百年，故而烧制数量极为有限，有铭文者就更寥寥无几。明代曹昭《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说：“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后人将这类瓷统称“枢府瓷”，后代虽都有烧制，但样式已改，釉也不润，那有数的元代“枢府瓷”，便成了绝品。
金瑞弄清了小碗的来龙去脉，心里如同九月的蓝天，清亮、透彻，思路亦清晰无比。元代的枢府瓷比宋代的土定虽然晚了二百来年，但无论从质量，还是从历史价值上看，土定都是与枢府无法相比的。金瑞想，他的父亲拿着它去要饭，恐怕也只是看中了它的破旧，它的暗淡无光，看中了它与叫花子身份相称的外形，而绝不知道它的稀罕背景和连城价值。当然，也不乏另一种可能，就是他父亲知道这个碗的底细和珍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韬光养晦，匿影藏形，使之能够真正存留下来。金瑞想，真要是这样，他父亲的心思真是深沉得不能再深了，真要这样，他又该如何评价他那位放浪形骸、佯狂避世的父亲，又该如何体会他的真心呢？金瑞有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所谓多走几步，风光无限，他突然觉得世界变得很复杂，生活变得很凝重，他惊奇长期以来自己充耳不闻的昏沉和得过且过的浮漂，在漫长的五十余年生涯中，竟然没有很认真地思考过这一问题，作为儿子，他是非常非常地不孝了。
发财的思路还在潘家园老宋那儿，给老宋递了话，老宋说要真是枢府瓷，可以开价三千，但必须是真的，有专家鉴定书。依着发财和王玉兰的意思，三千足可以了，跟白捡的一样。金瑞却有金瑞的想法，他想，这个小碗之所以能留到今天，自有留到今天的道理，决不是为潘家园那样的地方准备的，是奇珍就要上到奇珍的档次，正经的应该上到国家级的买卖市场。拿到国家级的拍卖行去拍卖，那价格就不是三千了，几万、十几万都能炒上去。金瑞把这话跟发财说了，发财这才明白了爹的心思，就跟金瑞突然佩服了他阿玛的深沉一样。发财也突然佩服起他爸爸的精深韬略来，到底是大宅门儿出来的，从思路上就比他这后段家河黄土里钻出来的高了一筹。
金瑞经过别人介绍，和北京一家有名、有信誉的大拍卖公司--惠德拍卖公司接上了头，将小碗拿去让人看了，提出拍卖的底价不能低于十万，保险金额三十万。拍卖公司说必须有鉴定证明书，并且是权威的鉴定证明书，还要经过公证处的公证；又说，这个鉴定人可以由物主自己找，也可以由拍卖公司代找，鉴定费用则全由物主出。金瑞问鉴定这个小碗得多少钱，公司说根据物品的价值而定。金瑞回来算了一下账，就说是十万吧，鉴定费提成十分之一就是一万，卖出去十万了给他一万没说的，要是卖不出去，人家也是不会给你白鉴定的，那里外里不是还得往外搭？跟王玉兰一说，王玉兰也认为是这么个理儿，说太划不来。当时王玉兰的脑子不知怎么一转，就想到了金瑞的三大爷。我们家的老三舜錤在文物部门工作，是资深的文物鉴定专家，让他给鉴定一下当是没太大问题，到底是自家的嫡亲三大爷啊，这手到擒来的事儿对专家来说真是算不得什么的。
发财也说娘的主意好，当下就让金瑞拿着碗去找三大爷。
金瑞却很犹豫，他不知道三大爷肯不肯帮这个忙。他明白，发财和他娘是以农村人的思路来考虑这一切的，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同宗同姓血脉相连，有事当然是互相帮衬，互相关照，互相提携，要不怎么叫亲戚？但是他们根本不了解大宅门儿里的亲戚关系，不了解那笑脸背后的烟雾之深。这个贵族之家的败落，留给他的飘零子女们的真正遗产不是亲情，而是冷漠，这是金瑞到今天也不能理解、不能说清的一种情愫，也是他在京城随时感觉到孤立无助的茫然和清冷的原因。是的，在金家，他永远找不到“世间最难得者亲兄弟”的认同，他永远是一个人，连他的梦境也是一个人踽踽独行。亲朋无一字，欲言无予和，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孤单是不是就是当年他父亲的感觉呢……
金瑞的迟疑被发财认为是优柔寡断，是谨小慎微，他觉得怎么着现在他也姓了爱新觉罗，从户口、从法律上他也是金家的一分子了，在这件事情上，他完全可以替他父亲做主，这是用不着含糊的事实。于是，他背了金瑞，拿了小碗，来到亚运村请教他的三爷爷金舜錤。
我前面说过，我们家的这位老三在金家弟兄之中是个脾气很各色的人，不苟言笑，冷气逼人，在单位里、在兄弟姐妹中都颇没有人缘，难得有谁去登他的门。发财不知深浅地去了，保姆就让他在门厅里等。保姆说，金先生在午睡，三点以前不会客。发财说他是金先生的侄孙，是亲戚。保姆说甭说侄孙，就是亲孙也得等，金先生的觉是雷打不动的，搅了金先生的觉，那就是天塌下来了。
发财听了只好在一进门的地方等，那保姆连客厅也没让他进。
过了一个多小时，保姆才探出身来说，先生起来了，问你有什么事儿。发财将碗掏出来给保姆，请保姆转达来意。保姆拿着碗进去了，一会儿出来也没说什么，更没把发财往里让，发财料定三爷正在验看，觉着不便打扰，就静下心来接着等。
又过去许久，里面仍不见动静，这期间保姆往里头送了一回茶，添了两回水，进进出出也不睬发财，就跟没看见一般。发财等得不耐烦了，拉住保姆问里头看完了没有。保姆咕噜了一句南方话，发财压根儿没听懂，只好硬着头皮又等，等到最后，连那个保姆也看不到了，不知钻到了哪个屋里再不出来。
发财认为这么待下去不是个事儿，就拿出陕北人的愣劲儿，肩膀一扛，顶开门进了屋。
里屋是间连着卧室的书房，老三舜錤正靠在书桌后头的大转椅上闭目养神，虽说是闭着眼，眉宇间却饱含威棱，满脸庄严，让人想起玉皇大帝一类人物。发财叫了一声三爷爷，又补了一个九十度大躬，才敢朝桌上望，并没见到自家的枢府瓷，只见到一碗冒着热气的香茶。发财正疑惑间，老三问，您是谁？发财在老三跟前不敢提爱新觉罗之类的词，便老老实实地说他是发财。老三说，发财是谁？发财说，是金瑞的儿子。老三说，我记得金瑞没生过儿子。发财被噎得说不出话来，他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三爷爷的态度极不友好，甚至从根儿上说，就没有认可他。发财说，金瑞是我继父，我爹问您好呢。老三说，令尊就是在乡下放羊的那个？发财说，是在九条住的那个，他让我给三爷爷带好。老三说，我怎么会是您三爷爷，您贵姓？这下发财说不出来了，他以前一直姓段，后来又姓了爱新觉罗，这些在老三跟前都说不出口，只好不好意思地说。我明儿就改过来，也姓金。老三说，别价，您改姓金也不见得就能姓金，从血脉上说，咱们不是一回事儿。这下发财彻底没了话，他只知道三爷爷冷，却没想到对他是这么个态度，早知如此，他无论如何是不会来的。他现在才明白，他爹为什么犹豫。
发财决定速战速决。他说，三爷爷，我们那个碗您看了？老三说，什么碗？发财一听不好，赶紧说，就是刚才让保姆拿进来的那个。老三慢慢地睁开眼，冲发财淡淡一笑说。那个嘛，那个是我们金家的东西，跟您没什么关系。发财说。那是我爹的碗。老三说，您的爹是陕北黄土峁上放羊的，放羊的怎能收藏得了元朝的枢府瓷？这是金家的碗，这点您甭跟我争，您也争不过我去，我们金家兄弟七个，从来没分过家，金家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一根草棍，都是共同的，不分彼此。发财说，我爷爷解放前就从金家分出去了，这个碗是我爷爷的！老三说，您爷爷是谁？发财说，我爷爷是金舜锫。老三说，金舜锫是我的五弟，我五弟压根儿就没有孙子，再说。我们给老五分的是房子，并没有分东西……发财说，三爷爷。您不能把我的碗给昧起来呀，这样我怎么回去跟我爹交代呢？老三说，您搞清楚了，是我们的，不是您的，我们没上陕北占您的羊，您也甭来北京算计我们的碗。说着找了个指甲刀，一下一下地剪指甲，把个发财撂在一边。发财说，您要是没时间，把碗给我，我过几天再来。老三不言语。发财急得脸色都变了，要搁别人，他会闹起来，但对面的人是权威无限的金家老三，这个老三是金家目前哥儿几个年龄最长的一位，在金家充任着家长兼管察的角色，而且这个家长从一开始就把他排在了金家圈外，对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这是让他最无可奈何的。如果对方跟他面对面地争，拍桌子瞪眼地吵，也好办，怕就怕对方这个不软不硬、不冷不热的态度，对他一口一个“您”，让他不知怎样对付。他说，三爷爷，您别这样，我知道您不跟我一般见识，这么着，我叫我爹来，您把碗给他总行了吧？
老三说。谁来也不行。
发财带着哭腔说，那您让我怎么办哪！
保姆进来说，故宫博物院来请金先生的车已经在下头等了半天了。老三站起来，接过保姆递过来的风衣就朝外走，发财将老三拦住，说好话，请求把碗还给他。老三说，您从乡下进了北京，在北京扎下根儿来已经是很进步了，现在的北京，杂七杂八的人住进不少，真正的老北京反倒见不着一两个了，街上随便拉住一个就是您这样儿的，您别再跟我说什么碗的话，您知道“得陇望蜀”这个词儿吗？发财说不出话来。老三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说的是侵欲无厌，规求无度，早跟您说了，这是我们金家的东西，何须您染指于鼎？
老三一席话将发财说得瞠目结舌，他自认不是老三的对手，也不想再跟眼前这位三爷爷费什么口舌，发财毕竟是发财，他身上的匈奴血也不是白流的，要不“江山易改，禀性难移”不就成了空话？只见发财不哼不哈顺手掂起老三书案前的一个青花画筒，往肩上一扌周，如扛了一袋面那样利落顺手，用脚一踢门，出去了。
保姆追到楼梯口，发财一路小跑已下了两层，哪里还追得上。保姆就冲着楼下喊，你这人怎么抢人哪？光天白日的入室抢劫，你给我回来，回来！发财哪里理会，如没听见一般，径直跑到楼下，把画筒往客货两用车的后座上一顺，发动起车，一溜烟地走了。保姆没追回画筒，气哼哼地进屋，抄起电话就拨ll0。老三喝着茶说，你算了吧，跟他个半生的野小子计较什么。保姆说，算了？我的爷，眼瞅着人家把东西从您屋里扛走，您就算了？那可是个文物啊，我每天擦擦它，都得经着十二分的小心，生怕磕了碰了，您倒好，说算就算了！老三说，依你怎么着呢，还下去跟他对打吗？你打得过他？那可是山旮旯儿里放羊的出身，跟野物打过交道的人，你不算了能怎么着？保姆说，再大的家当也架不住外人这么拿，现在可不是打土豪分田地那会儿了。
老三细细品着碗里的茶，并不言语。
发财回家，把情况一五一十地向金瑞叙说了一遍。金瑞一听，气得眼冒金星，当下将儿子臭骂一顿。金瑞指着儿子说，说你不是金家的人一点儿没冤枉了你，你办的这事儿，就没有金家人的一点儿作派。你找什么老三哪？你这不是自个儿往事儿上撞吗！我都不敢去，你偏要去，整个儿一个没睡醒！发财和他娘低着脑袋一声不敢吭。看金瑞把脾气发得差不多了，王玉兰才说，他爹，你也别气，咱发财把三大爷家的缸给扛来了。金瑞问什么缸，王玉兰说，花缸。金瑞叫发财拿来看，发财从床底下拿出青花画筒来，用手啪啪地拍了两下说，就是这。金瑞说。这哪里是缸？这是插画轴的画筒。说罢翻过筒来看，下头有“大明嘉靖”的款记。发财见了有些兴奋，他说，唐宋元明清，这个缸也是个文物呢，咱们拿元朝的碗换了个明朝的缸，也没吃亏，是吧爹？金瑞说，这不是缸，是画筒，告诉你多少遍了，还露怯！王玉兰说，这个筒和缸也差不多少，换来换去的还是没我那个榨菜坛子实惠，这个好看倒是好看，就是口儿太大。发财说，小碗换大缸，娘您知足吧！王玉兰说，也亏你脑子转得快，要不咱那几千块钱的碗就白扔了。发财得意地说，他一个糟老汉，跟我讲些个之乎者也，我压根儿就不接招儿，他能把我怎么的？拿他一个明朝的缸也是给他面子了，我没拿他柜子里的铜犀牛就很便宜他了，我们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就是想让他看看，我是谁！
金瑞在旁边说，你是谁呀？你是大傻X！
王玉兰说，待得好好儿的，你怎么骂人？
金瑞说，他待得好好儿的？净给我找事儿！弄来个假冒的青花，还当是捡来了便宜，还在这儿臭美呢，他不是傻×是什么！
王玉兰说，这么好看的东西怎会是假的？
金瑞说，正因为好看才是假的，你看看这几个字“皇图永固，万代吉昌”，这“图”跟“万”用的都是简化字，简化字是1956年才施行的，嘉靖皇上那会儿能有？
发财说，爹，您这观点不对，简化字古已有之，我在哪本字帖上见过，人家那“云彩”的“云”，“时间”的“时”，用的都是简化字。
金瑞说，人家那是行草，那个“天空”的“天”，草得一笔描下来像条长虫，让你还来不及简化呢，比你有超前意识。
王玉兰说，假货不怕，咱们把它当成真的不就行了？潘家园的老宋不是说了，货不怕假，就看搁哪儿。
金瑞冷笑一声说，这回就是那个鬼精的老宋怕也救不了驾了，你看看底儿上打的这个“A”字，什么是“A”，仿制品才打“A”，怕你在市面上以假乱真，厂家才打出这记号，这个物件说是今年上半年才烧出来的也极有可能。什么小碗换大缸，你们还以为占了便宜呢！你们的心眼儿，抵不上金家老三的十分之一。
发财说，怪道那个保姆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追。
第二天一早儿，金瑞提着青花画筒就奔了老三家，一来替发财赔礼道歉。二来索要瓷碗。碗当然没要来，照旧又挨了老三一顿训。老三倒没指责发财的不是，只是说金家历来是极要脸面的人家。把金家的东西拿到大庭广众去拍卖，让人家比着赛地要价儿，实在是丢人现眼极了，金瑞纵然不觉得有什么，他和他的几个兄弟的脸面是挂不住的，所以他不能让金瑞把家里的东西，甭管值不值钱，拿到拍卖公司去。老三说，这个碗是金家的，老五拿它出去要饭，并不能说明就是老五的，就跟戏楼胡同的老宅一样。老七现在住着，并不能说明这个宅子就是老七的一样简单。老三说，金家兄弟七人，兄友弟恭，怡怡亲情，绝非小门小户终日柴米油盐的嘁嘁喳喳所能相比，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从乡下携来个雷劈的野种我尚不与你计较，到如今事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就，终日昏昏，半睡半醒，非但毫无羞赧，却还要参与什么拍卖，实在是乏味得很了。我的子侄辈不少，不争气的就是你一个，立爱惟亲，立敬惟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一切总还要有个规矩……老三的话很明白，这个家无论形式上怎么散，精神上，大小事物上，还是要他说了算！
金瑞已不是以往迷迷糊糊的金瑞了，他不睬那些昧同嚼蜡的教训，当即与老三就枢府瓷碗的所属展开力争，这一下就扯出来了老五，扯出来了不少陈年故事。在金家史料的掌握上。金瑞明显处于弱势，他绕不过老谋深算的老三，但有一点他很清楚。这个碗是他父亲留下的物件。而不是金家大众的东西。
金瑞对老三说，您要不把碗给我，我只有到法庭上跟您说话了。
老三说，我候着。
由此，金瑞由钻研陶瓷而改为研究法律，从“民法”到“刑事诉讼法”，到“财产继承法”，到“文物保护管理法”，到“治安管理条例”，从诉讼程序到诉讼费用，从诉讼状的书写程式到递交方式，从律师的选择到配合，无一不精加研究，细细琢磨。用王玉兰的描述说，就连吃饭也要对碗里的米粒推论一番所属，以证明吃它的合法性。
状纸交到法院，第一次开庭，被告金舜錤没有到庭，也没有派代理人和律师，只是金瑞在原告位子上坐着，他旁边是发财和王玉兰。案件受理人对金瑞说这件事最好能调解解决，完全用不着上法庭。金瑞不干，他说要争就争个山高水低，争个水落石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我在离开北京头一天又去了一次九条，去看望正在官司中的金瑞。金瑞正抱着一本l998年最新出版的“法典”在查阅有关条目，见我进来，推开书，慌忙站起，倒茶敬烟，亲切热情，恭而有礼。金瑞穿着牛仔裤、旅游鞋，鞋带系得一丝不苟，看上去显得年轻了不少。家里添了许多书，如王玉兰所说，除了陶瓷就是法律，都是金瑞须臾不离的。家里变化很大，却又什么也没有变，细看那低洼的院落、斑驳的巨石、陈旧的家具、破烂的沙发、过时的暖瓶、不准的闹钟……一切照旧。
惟独金瑞，精神抖擞，神采焕发，目光炯炯。
金瑞对我说，为了我的枢府瓷，也为了我父亲，我要跟金家人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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