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万[929]

    南斯拉夫、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在整个冷战期间都引起了媒体和专家的广泛关注，尤其当莫斯科与北京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不断恶化时更是如此。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大多数研究者往往只关注南斯拉夫在中苏这场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论战中的从属作用。[930]中国政府的官方宣传主要是把南斯拉夫以及所谓的“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用作间接地、背信弃义地批判苏联新政策的一种借口。如果说铁托（Tito）是靶子，那么子弹往往是射向赫鲁晓夫（Khrushchev）的。

    然而，尽管中南关系不得不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复杂关系的阴影之下发展，但是直到今天我们才发现，在贝尔格莱德和北京之间还有另外一层隐蔽的相互关系。即使是今天大多数学者想要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往往倾向于50年前的多数学者所持的观点和方法：只追踪三角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而没有关注更为广阔的全球背景。当然，如果没有这些最新解密的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档案（铁托个人档案馆、塞尔维亚外交部档案馆以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档案）、中国档案（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以及俄罗斯档案（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RGANI），这种解读中南关系的全新视角可能要被继续遗忘在这些档案机构的书架尘埃之下。[931]南斯拉夫在中苏分歧中的重要作用，不仅仅表现在上述意识形态方面，而且表现在影响莫斯科和北京双方有关第三世界政策方面。

    自1954年至1955年间双方互相承认以来，中南两国关系的修好或恶化一直都是通过两个不同的政治渠道进行的。众所周知，一个途径是同莫斯科的政策紧密相关的；但是，最近刚刚被发现的另外一个途径则是通过广泛的全球“南方”地区。[932]中南关系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表现为双方社论中刺耳的语言、摇摆不定的宣传政策、断绝党务和政府方面的双边联系；而中南关系中的第三世界因素则表现为，中南两国在新解放国家中就各自的发展模式展开竞争，两国都试图影响新独立国家。随着时间推移，连苏联都不再坚持中国的那种激进政策，而是转向了南斯拉夫那种更为和缓的立场。

    当贝尔格莱德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可靠的盟友以推行自己的“不结盟政策”，建立一种能够同超级大国集团相抗衡的组织时，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的一系列关键盟友（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埃及、锡兰和柬埔寨）同样也成为北京在这一世界区域内试图施加影响的主要目标。在同一时间内，南斯拉夫的“不结盟伙伴”也成为中国的“革命盟友”。

    铁托在1958年至1959年间访问一系列亚非国家以及中苏同盟对此的反应，就构成了不结盟运动宏大历史的第一阶段，同时也是中南两国在两个超级大国阵营之外的广大地区展开剧烈政治竞争的开端。本文的论点至多是一种“前奏”（pericentrism），[933]尤其因为目前人们对南斯拉夫的第三世界政策以及北京对于不结盟运动的全球性反应这两个问题的综合性研究尚未展开。[934]

    在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之间

    1958年底的情形预示着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正面临着新的一轮更大困难和挑战。三年以来，苏联不断努力劝说南斯拉夫回归社会主义阵营，最终完全失败。无论是对南斯拉夫提供慷慨的经济援助，或是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领导人施加的个人影响，还是不时进行的威胁，都没有能够使铁托屈服于外部压力而放弃自己最新的政治立场——在东西方之间保持独立的立场，而不是改变这种立场，同莫斯科建立新的“托管关系”。[935]1956年匈牙利危机中南斯拉夫对苏联政策提出了批评；紧接着，1957年11月，南斯拉夫拒绝签署在莫斯科缔结的《十二国共产党与工人党宣言》。最后，1958年4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出的结论，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迅速掀起了新的一场针对这个毫不屈服的巴尔干国家的宣传进攻（甚至包括经济制裁）。[936]苏南关系似乎又回到了自1948年分裂以来最糟糕的谷底。与此同时，南斯拉夫同西方的整体关系也面临着一定的困难。[937]铁托迫切需要一次新的政治机会来重新确立其国际地位，使他在超级大国的夹缝中稳住阵脚。这是他对亚非一些主要国家进行为期三个月访问的主要目的。

    另一方面，尽管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的愤怒不时在一些公众场合和《真理报》的社论中发泄出来，但是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危险”和“铁托集团”批判得最激烈和最系统的无疑要数中国共产党，而且这些批判常常伴有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亲中共的执政党在旁边摇旗呐喊。[938]毛泽东在致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中表示，中国共产党决定不派代表参加南共的第七次代表大会，而且中国将逐步降低同南斯拉夫关系的规格。[939]目前可以见到的苏联和中国档案显示，在不参加上述南共代表大会的问题上，中苏双方态度相当一致，随后双方共同发动了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运动。[940]

    中国官方关于南斯拉夫地位的态度清楚地反映在5月5日《人民日报》题为《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的社论中，这篇社论又一次提到1948年“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的决议。[941]中南两国关系开始恶化，以至于中国领导人甚至拒绝接见即将离任的南斯拉夫大使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Vladimir Popović），并且决定不参加波波维奇的告别宴会，还敦促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使节也这么做。[942]在对南斯拉夫进行攻击时，中国和苏联都非常自信地认为“南斯拉夫修正主义不可能有什么出路，因为美国并没有张开双臂来欢迎他们”。中国官员都认为“南斯拉夫不可能加入帝国主义阵营，因为他们不能完全妥协，否则他们就在南斯拉夫全党、全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943]

    然而，中国党和政府最高层对“铁托集团”的国际行动所引起的直接后果进行了相当广泛的分析，这些分析要比最初中国官方的宣传深刻得多。在9月28日致所有驻外大使的电报中，针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行动被称为“严肃的政治斗争”。电报要求各大使“严正驳斥诬蔑我国以及挑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关系和破坏我国同亚非国家关系的反动言行”。然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同一份电报清楚地指出，各“兄弟”国家在抵制铁托的“恶劣”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达成明显的一致意见。[944]甚至在这个问题上，“铁板一块”的阵营第一次出现了裂痕。但是，这场运动的意识形态热情还是能够让中国和苏联在同一条道路上走了好长一段距离。毛泽东同6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代表的谈话，可以说明南斯拉夫事件对于中国整体的内政外交政策所具有的重要性：“我不得不告诉你们，最近我们有了另一位老师。那就是铁托。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他，我们所有人都要更加困难一些。铁托不想成为我们大家庭的一分子，他不想签署共同宣言，因为南斯拉夫人已经公布了他们的反马克思主义计划。他反对我们所有人，因为我们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我们服从苏联的领导……铁托帮助中国教育了我们的党和人民。而且不用我们出学费，美国会给他学费，而且很高。认真地说，每当有像铁托这样典型的修正主义分子出现时，各个国家的教育工作就要容易得多。过去我们低估了铁托的作用，现在我们要重新认识到他的价值，把他当作我们的第一位老师。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杜勒斯（Dulles）仍然是第一位的，铁托第二……我们中国的老师蒋介石就落到了第三的位置。”[945]

    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中国对南斯拉夫的宣传批判和政治动员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中国国内也发生了政治动荡（“大跃进”），而它在国际上也对自己进行了重新定位（同苏联发生了第一次有关军事合作方面的误解；引起了第二次台海危机）。因此，针对铁托关于在其他重要事务上获得平等支持和更好对待的要求，中国因过于热心地支持苏联而予以彻底拒绝。这表明在中苏政治争斗中，有关南斯拉夫的斗争已经成为维持中苏双边关系的中心问题之一。[946]甚至在1958年8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针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斗争又一次被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首要任务之一。[947]

    另一方面，作为南斯拉夫的总统，铁托也非常了解这些动向。在同印度驻南斯拉夫大使的谈话中，铁托指出：“苏联人试图让印度人相信，他们与我们的冲突同印度无关。但是，能够得到如印度、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国家在道义上的支持，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然而，在判断中国政府在这些事件中所起到的作用时，铁托强调：“中国国内面临严重困难，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中国试图通过恶化整个局势寻找回旋的余地。苏联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它所准备进行的高层谈判并没有把中国包括在内。同时，中国想要得到苏联更多的援助，因此中国人会想方设法取悦于苏联人。”[948]1959年1月，能言善辩的铁托在同缅甸客人的谈话中，甚至非常具体地列举了中国人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的几个主要原因：“当中国人在这些问题上攻击南斯拉夫时，他们考虑的不仅仅是南斯拉夫，也考虑到了其他国家，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苏联也提和平共处，但是中国人不能公开批评苏联，因此，中国人把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所有火力都集中到了南斯拉夫身上……中国人通常不同意苏联人的外交政策，但他们不会这么公开说出来。”但是，铁托总统也对中国困难的国际地位表示了理解：“中国处在一种特殊的国际地位，它的每一行动都是有理由的。中国是一个大国，但是由于反对西方（主要是美国），它在联合国没有席位。同时，美国对台湾及其邻近岛屿的态度使中国不得不采取激进的政策……我们不要忘记，战后的中国是面临最多困难的国家。”[949]

    但是，北京对于南斯拉夫的政策并不仅限于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间的活动及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影响。从中国外交部档案可以了解南斯拉夫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动以及“铁托集团”在亚非国家内可能造成的政治影响。这些无疑都是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外交日程中最为优先考虑的问题。[950]对于南斯拉夫在亚非国家中日益加强的外交活动，中苏官员在内部争论中表示出许多不同意见。中国外交部亚洲司的一位副司长说：“南斯拉夫人积极地想要代表亚非国家。他们在这些国家非常活跃。他们的种种努力都是为了欺骗亚洲国家和人民，得到亚洲国家的同情和支持，使我们（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一种不利地位。”[951]

    在上面提到的9月28日的外交部指示中，大部分内容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在亚非国家中或同亚非国家人员接触时，应积极主动开展工作，相机灵活地揭露南斯拉夫‘和平中立’的假面目，指出其实质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从而打击南斯拉夫在亚非国家中招摇撞骗的活动，使其阴谋不能得逞而逐渐陷于孤立。”[952]12月16日，中国在其另一指导方针中再次指出，铁托整个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要削弱中国在新独立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目前铁托集团在亚非地区积极活动，标榜‘积极和平共处’，进行招摇撞骗，企图破坏亚非各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关系，特别是挑拨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953]就在同一天，另一份通知电报发给了所有中国的驻外代表：“铁托力图实现亚洲之行，估计目的仍在于策动中立国会议和召集排斥中国的所谓新万隆会议，破坏苏中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同时，也为尼赫鲁和纳赛尔的‘社会主义’大作宣传。”[954]从最后一句可以看出，在南斯拉夫领导下的一些国家已经被中国当成了它在发展中国家中的敌对势力。

    不过，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同苏联外交家的谈话中讲得更为绝对和直接：“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应该被我们联合起来进行包围以致最后消灭……最近这些南斯拉夫人在为和平而奋斗的幌子底下，加快了他们争取亚非国家的行动。我认为我们这些国家（苏联和中国）应该采取反击，以遏制南斯拉夫人的影响。尤其是这些亚非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南斯拉夫人，听从南斯拉夫人。所以南斯拉夫的这些行为非常不好。因此……我们这些国家应该更加积极的行动，揭露南斯拉夫人对亚非国家散布的和平谎言。这些谎言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在世界上实现和平。也许我们（也就是中国外交部）应该同兄弟国家驻北京的大使们一同努力，就这一问题同亚非国家在北京的大使们积极沟通。”[955]

    毫无疑问，中国人了解铁托在发展中国家的真实意图；同样，这位南斯拉夫总统也完全了解中国政府的这些新变化。在铁托访问缅甸和印度过程中，他明确地向东道国表示，中国的注意力已经逐步由对南斯拉夫意识形态的批判转向挑拨贝尔格莱德政府同许多亚非国家的关系：“中国对于南斯拉夫在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埃及以及其他亚非国家的主张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我们在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因此会破坏他们同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按照这样的思路，他们认为我们干涉了他们的亚洲政策。他们的亚洲政策是要把这些国家变成中国的潜在盟友。”[956]于是，他需要具体、有效的政治计划来反击中国在第三世界的行动。

    许多南斯拉夫外交部门的高级官员也充满了担忧，他们担忧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宣传以及相应的行动将在亚非国家中对南斯拉夫的威信产生危害。在南斯拉夫外交部为最高层提供的机密报告中，中国针对南斯拉夫的活动被描述为“试图通过歪曲和谎言来损害我们在亚非国家的政策”。[957]但是许多南斯拉夫领导人认为，中国实行激进的反南斯拉夫宣传以及它在第三世界面临的客观问题，已经减弱了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使中国成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的主要表达者和承载者……中国也越来越有资格提出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中国将在后进国家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一旦中国越来越积极地反映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国际关系中所有问题都将赋予新的形式和实质。换句话说，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将会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首要问题，尽管阵营划分依然存在”。[958]

    贝尔格莱德政府官员还在犹豫如何反击中国的攻击和诽谤，是完全置之不理呢，还是要在亚非地区的友好国家中发动强势的意识形态反击，并与中国在它的地盘上进行对抗？另外，这些高层领导人进一步考虑到激进的中国模式将对南斯拉夫在新解放国家的地位产生何种程度的影响。“‘中国问题’对我们国际政策的影响越来越大……于是，我们认为这些‘中国问题’将产生无数麻烦，最终可能成为亚洲和其他后进国家中最脆弱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官僚主义的态度与我们不同，中国政策在他们头脑中的反映是不同的。”[959]许多外交官和外交政策专家都强调，从现在起，南斯拉夫在亚非地区的一般活动都必须从长远的角度来考虑，要考虑到将来可能同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互动（或者冲突）。

    但是，令北京公开表示不满的是“反修正主义”的宣传在第一阶段并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当他们分析中国在国际行动中的政治努力时，中国外交家不得不痛苦地承认：在相当多的亚非主要国家（印度尼西亚、印度、缅甸、锡兰和埃及）中，绝大部分公众意见和政治人物公开表示反感中国反南斯拉夫的言论和政策。甚至这一地区非常亲中共的极左势力（比如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都对中国攻击铁托以及南共的言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960]还在南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北京就表示出非常担心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将相信南斯拉夫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961]

    例如，南斯拉夫在亚洲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国缅甸就突然公开指责中苏两国对于所谓“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批评，并公开表示非常欣赏南斯拉夫在世界政治中的独立姿态。[962]另外，使莫斯科和北京的许多人吃惊的是，即便到了1958年5月，印度执政党国大党以及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还对南斯拉夫的立场表示完全理解，并且强调对别国内部事务的干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完全背叛。[963]一些中国官员甚至认为“为了保护铁托，尼赫鲁企图打击印度共产党”，而“在铁托与尼赫鲁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条反对共产主义尤其是印度共产党的联合阵线”。[964]印度尼西亚的情形同印度相似，执政党民族党和总统苏加诺（Ahmed Sukar-no）表示完全支持南斯拉夫的政治立场；即使当时同贝尔格莱德没有密切关系的锡兰也决定在这场意识形态论争中完全站在南斯拉夫一边。[965]1958年7月，中国试图劝阻纳赛尔（Nasser）访问南斯拉夫的努力遭到这位埃及领导人的公开拒绝，因为纳赛尔认为铁托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之一。[966]所有这些报告直接送达中国最高层。从这些报告看来，中国政府对其周边最重要国家所实施的政策似乎已经失败了。

    但是，真正使中国感到沮丧的是它发现了一个事实：所有这些发展中国家都诚心实意地把南斯拉夫当作平等国家来欢迎和对待，它们认为南斯拉夫有着巨大的国际威信，但是又不会在政治、经济或者军事上过于强大，从而威胁到这些新独立国家的自由。[967]同时，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试验比由莫斯科和北京系统推进的苏联模式更具有吸引力，更易让人接受。[968]甚至一些美国外交家后来也承认，无论发展中国家规模大小，南斯拉夫的“温柔版”社会主义都在其中获得了部分成功。[969]“通过不结盟政策，铁托……慢慢模糊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界限。南斯拉夫在大步迈向不结盟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热情，肯定要使共产主义中国在世界上的威信和地位受损，尤其是要损害中国在亚非集团中的威信和地位。”[970]

    就像这些档案资料所表明的那样，如果铁托马拉松式的亚非之行是为了向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证明自己的全球政治抱负，那么毫无疑问，中国首先要做的是尽可能阻止这一切发生，特别是破坏南斯拉夫在中国邻近国家中可能增强的潜在影响。发展中世界逐渐变成了中国同南斯拉夫争夺的战场。在这一战场上，双方利益交织，在冷战的总体框架下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

    南斯拉夫的“第三阵营”与中苏同盟

    如果认真阅读中国外交部档案中的一些相关文件，人们就会发现有关南斯拉夫试图建立“第三阵营”或者“第三力量”的问题。中国的外交决策者和其他内政外交领导人都确信，这次铁托对亚非国家所进行的漫长访问就是为了请这些国家对他的所谓“第三阵营”的“颠覆性”想法给予支持和帮助，并且最终召开一个全球性的峰会来领导“中立和不结盟”国家。而这些国家坚定地支持了这种方案。[971]难道铁托真的像苏联和中国所公开谴责的那样，确实想要成立“第三阵营”吗？

    事实上，此次铁托亚非之行的主要目的是要与这些国家加强政治和外交合作。因为这些国家不属于任何意识形态阵营，它们基本上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本精神，遵循1955年万隆会议宣言以及1956年铁托—尼赫鲁—纳赛尔布里俄尼会议宣言。[972]这次访问是铁托召集不结盟国家会议所做的一贯努力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说铁托想成立一个“第三阵营”，并且把它布置在超级大国之间（即使是处于边缘地带），在当时完全不可能。在同锡兰总理所罗门·班达拉奈克（Solomon Bandaranaike）的会谈中，铁托明确地说明了他进行一次这么长时间访问的主要原因：“我们认为，同这些国家（不结盟国家）的合作能给我们提供巨大的可能性，我们不仅能够交换意见和信息，而且能够根据需要采取具体的政治行动，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有人认为我们想要建立‘第三阵营’，这实在是十分可笑”。“我们此行的唯一目的是要增进友谊，尽可能地拓展双边合作以及国际合作”，“我们认为这已经具备足够的条件，因为我们同这些国家有许多共同点”。[973]

    铁托非常清楚，只要他稍一提及“第三阵营”，马上就会遭到印度总理尼赫鲁以及其他不结盟国家领导人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些领导人认为“第三阵营”的概念同他们自己的利益相冲突。[974]铁托也非常清楚，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来看，这些新独立国家都没有能力最终打乱全球的两极秩序，更不可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超级大国。[975]不过，这位南斯拉夫总统完全相信，在全球意识形态对抗中保持一些细微差别，并且在国际体系内部进行明显的反抗，这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许多重大机遇，使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种平衡的力量，使发展中地区成为一个苏美政府不得不关注的区域，因为它们各自都要利用不结盟运动来维持阵营间微妙的平衡。铁托坦白地对锡兰东道主说：“我们认为在当今世界，所有和平国家的联合行动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国际关系中的平等原则是至关重要的，这些行动以及我们的坚决主张能够极大地促进和平共处原则的实现。”[976]

    1958年1月，铁托第二次会晤苏加诺总统。在这次会晤中，关于如何在两大阵营当中保持独立，铁托为他的客人提供了实践性意见：“所有东方或西方阵营所提供的机会都要利用起来。在同西方国家接触时要小心，如果没有必要，就不要制造新的敌人。另外，这些国家（东方和西方）往往并没有完全一致的利益，这一点可以加以利用。”[977]铁托同缅甸过渡政府首脑奈温（Ne Win）将军的谈话更加清楚地说明了如何真正实施不结盟政策：“我们认为，这些国家（不结盟国家）不但同西方而且同东方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倒向任何一方都是有害的。对我们自身利益而言，最好的做法是在这些关系中保持一定的平衡……完全认识到它们（超级大国）的真实目的，并且阻止它们成功实现其意图，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978]

    尼赫鲁不准备把他的全部政治砝码都放在铁托关于召集不结盟国家会议这一想法上。于是，此时南斯拉夫召集不结盟会议的努力最倚重的盟友之一无疑是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南斯拉夫同印度尼西亚两国在许多事件中都进行了政治合作。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针对印尼总统的苏门答腊岛叛乱中，南斯拉夫对雅加达政府进行了积极的外交和军事援助；南斯拉夫的港口常常成为印度尼西亚在欧洲市场上销售商品的一个渠道（中国却单方面放弃了这种机会）；在对全球阵营划分进行积极挑战过程中，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两国还发现了许多共同利益。[979]相反，由于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国籍问题以及北京对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支持，这个时候北京与雅加达之间关系紧张。而且中国当时仍然怀疑南斯拉夫有制造“第三阵营”的阴谋。于是，南斯拉夫同印度尼西亚之间任何的政治亲善举动都受到中国的密切监视。[980]

    1958年10月，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Djuanda）访问南斯拉夫（以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981]中国官方认为对于印度尼西亚而言，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继续争取阿、南两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合作和支持”，并且“同铁托、纳赛尔商谈召开中立国首脑会议问题”。另外，中国还认为朱安达的访问是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又一步骤，“南斯拉夫必将借机进一步拉拢印度尼西亚，并通过印度尼西亚扩大它在东南亚的政治影响”。[982]但是，真正使中国人担忧的是铁托同苏加诺有可能积极促成“第三阵营”。最终，苏加诺“由于考虑到中苏对铁托的态度，以及尼赫鲁的反对”，决定不让朱安达同南斯拉夫总统讨论这一问题；而铁托也不得不放弃一些原有的立场，更多地考虑尼赫鲁与纳赛尔的立场。这些消息使中国人不由得松了一口气。[983]与此同时，苏联外交家也极力试图解释铁托对他的印度尼西亚客人的政策实质，他们指出南斯拉夫同西方在经济上的紧密联系，也指出了贝尔格莱德政府对中国人民公社的批评。[984]

    中国非常欣赏尼赫鲁在这一计划中的消极态度，并且经常对来自铁托或者苏加诺的任何新动议都加以破坏。考虑到中国的这些意图和尼赫鲁的保守立场，铁托明智地总结道：“尼赫鲁同我们一样提倡万隆原则，他反对殖民主义，赞成和平共处，赞成我们所提倡的所有原则。但是，当我们要采取具体行动时……他往往十分谨慎。尼赫鲁会无数次地考察一个事物，从各个角度观察它，看它在当前情况下是否对印度自身利益有害。如果某些步骤会伤害到印度，他就会持消极态度，避免损失。”[985]但是，莫斯科和北京仍然继续担心南斯拉夫的意图是要最终建立“第三阵营”，从而降低苏联和中国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力。

    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南、中、苏）在第三世界的这种竞争，也体现在经济和相互关系方面。这些年间，南斯拉夫经济实力的增长驱使它不顾一切地寻找新的市场和原材料，这为贝尔格莱德政府提供了一条政治出路，从而摆脱了过于依赖西方或者东方市场和商品的状况。铁托完全明白，主要不结盟国家间的经济交往也能够形成另外一种合力，使这些国家团结在一起，进而确保它们的政治独立性。[986]另外，在第二次访问缅甸时铁托就强调，发展中国家与大国的经济协作是让强国受益的事情，对于中立国家而言，经济协作能够在短期内有所收获，但是长期却会受损：“东方集团有孤立南斯拉夫的倾向，因为南斯拉夫在这一地区干涉了它们的利益。应该说这些举动也体现在经济领域……以倾销价格购买商品并不是一个国家可以长期得到便宜商品的有效办法……这种方法甚至可能是有害的。”[987]

    因此，铁托激烈地指出，中国和苏联对于南斯拉夫的经济利益造成了主要的伤害，它们同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贸易，往往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情况施加有害的影响：“事实上这些人（中国人和苏联人）使我们在许多贸易中受损。所以，尽管俄国人和中国人不可能为这些国家提供它们所需要的所有东西，却会给我们制造很多不愉快和困难。一旦我们想要从这些国家得到某些东西，他们就会‘跳出来’，开出更优惠的价格……一旦我们和这些东方国家有了麻烦，我们就不能只注意到同它们的直接冲突，而且也要注意这些会损伤我们的间接因素。”[988]

    前面所提到的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进一步论证如下观点：南斯拉夫同中苏同盟在第三世界有许多实质性的矛盾和冲突，这构成了它们之间意识形态论争的主要背景。从对“第三阵营”进行谴责的宣传攻势，到在主要不结盟国家同南斯拉夫进行具体而直接的政治经济竞争，中苏同盟反对铁托访问亚非国家的行动不断升级、不断加强。

    中国全方位动员抵制铁托访问

    当铁托在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于埃及短暂停留期间，北京已经发出电报，向中国所有驻外使馆下达了一整套全新的命令和指导方针，这些指令直接同这位南斯拉夫总统访问亚非国家相关。这些电报详细地指导当地的中国外交官如何应对南斯拉夫总统的这次访问，以及如何采取紧急措施揭露“铁托集团”此行的“真实意图”。其中，同莫斯科政府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紧密的政治合作是最为重要的内容。北京还指示各中国使馆（包括派驻铁托此行访问国家的中国使馆）就未来的联合行动同当地的苏联使馆进一步磋商。[989]然而，根据原来斯大林同毛泽东所做的安排，亚洲是中国的后院和直接责任范围。

    于是，为了果断应对铁托在亚洲邻居和非洲朋友中所进行的“影响中国地位”的挑战，中国对它在亚非国家中的所有外交和政治资源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动员，[990]要求这一地区的官方和非官方的政治和社会团体都要采取行动，准备应对铁托的不利影响。比如当时的一个文件规定，中国外交代表必须执行以下任务：注意收集各方反应、会谈情况，报部参考；如驻在国人员问我对南态度时，可揭露铁托的“中立”、“共处”等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外交政策实质；驻在国通知的迎送、宴会活动（包括南使馆举行的宴会）均应参加，但如有侮辱我国的言论，即退场以示抗议。[991]

    中国针对铁托行动独自采取的这些反措施表明，在铁托所到之处，中国完全有能力直接组织和控制当地不同的非外交组织。这些组织多为共产党或者东南亚国家海外华人的政治团体。后者更让人吃惊，因为中国官方声称这些团体中的绝大多数（尤其是海外华人团体）并不受中国的直接影响。不过从最新解密的中国档案来看，这种说法并不符合事实。比如，仰光的中国使馆就得到指示：“当地华侨报纸在报道上应持较为冷淡的态度，但鉴于与驻在国的关系，尚须作必要的、一般的客观报导，不作评论。”[992]另外，在给中国驻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大使馆的通知中，中国外交部有一条建议：“关于华侨报纸的报道……可在抵离时发简短消息，不加评论，如有联合公报也可少量摘发，但有影射攻击社会主义阵营的部分应略去。”[993]

    当铁托还在为访问印度做准备时，印度共产党领导人就要求中国对他们在铁托访问期间的行动加以指导。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11月的一份绝密报告说，印度共产党总书记高士（Goshi）亲自派代表到大使馆“询问我们党对南斯拉夫国庆（11月29日）将采取什么态度，据此他们将决定自己的态度；希我中央对铁托访印时印共应采取什么态度给以建议，其中一项希我能早日答复，以便他们考虑”。[994]无论如何，尽管高士之前发过牢骚，但是在12月会见中国大使时却强调说，印度共产党同其他“兄弟”党采取了一致态度，他们对铁托访问明显表现出不感兴趣，只有一两个参加了议会的共产党员出席了由印度总统和南斯拉夫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995]

    较之中国坚决抵制南斯拉夫总统的态度，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有些不同。铁托在印度尼西亚的正式邀请下启程进行此次大规模访问，对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来说，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的“南斯拉夫兄弟”在自己的国家受到隆重接待。因此，他私底下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达成协议，要求他们持保留态度，不要发动游行示威。在这次访问的正式场合，这个协议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良好的执行。但是访问结束之后，铁托指出：因为中国人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有着强有力的影响，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指示，于是他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反对我们，文章披露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活动以及我到印度尼西亚访问的原因”。[996]

    尽管在铁托亚非之行的最初阶段，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都保持了沉默（就连苏联的塔斯社也只进行了简单的报道），但是中国的《人民日报》随即于1月5日转载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这篇文章，并且附有官方的评论，认为铁托是“要施加美国人都没能成功施加的影响”，而中国新华社驻印度尼西亚通讯员也强调，“铁托所谓的中立政策不能影响印度尼西亚的自由和积极政策”。[997]如果我们考虑到铁托是在1月1日结束了这次正式访问，而短短几天之后，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中国的媒体报道相继展开，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双方之间保持着高度的合作。

    在铁托离开印度尼西亚之后，一些亲共产党的媒体开始报道中国总理周恩来有关铁托访问的警告性发言：“我郑重地提醒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的同志们，我们是亚洲的一分子，我们同你们站在一起……我们很遗憾地告诉你们，刚刚受到你们友好接待的铁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策进行了许多夸大和歪曲的攻击……我们担心铁托及其集团。我们担心的是他的话会对我们亚洲朋友的观点产生影响，尤其是影响那些对我们的目标和方法并不熟悉的地区。”[998]对于那些想同南斯拉夫保持友好关系的中国近邻来说，这种警告很令人讨厌。随着中国的这些反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媒体针对铁托在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又发起了一轮猛烈的宣传攻势。[999]所有可能的资源都被动员起来对抗铁托在主要不结盟国家中的潜在影响。

    然而，还有另外一股“反对势力”也想利用南斯拉夫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这股势力既不是来自莫斯科也不是来自北京，它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发起，其活跃性和组织程度明显不如中苏联盟所发起的反对攻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很多人认为，铁托此次试图领导亚非国家的行动将使西方国家受益最大，因为它最终会削弱苏联在第三世界不断上升的影响力。[1000]

    铁托很清楚，西方国家发动了一场系统化的造谣活动。它们的诬陷将进一步助长中苏对于他此行的污蔑——说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要挑拨社会主义国家同亚非国家的关系。铁托说：“考虑到西方国家的本质特征，它们一定会散布谣言说我们此次访问亚洲是针对苏联的……我们从来没有过而且也不会有这样一种目的。我们从来不会利用别的国家去攻击另外的国家……西方的这种宣传是为了陷我们于被动，离间我们与东方国家的关系。”[1001]另外，从中国档案中可以看出，许多西方外交人员积极参与了这种离间活动。比如，一位驻缅甸的捷克斯洛伐克外交人员证实，希腊大使故意说，铁托强调要把对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评价写进南斯拉夫同缅甸的联合公报中，被缅甸人断然拒绝。[1002]然而，从南缅公报的相关文本及最终公布的正式文本来看，人民公社问题从来没有提及，联合公报内容甚至从来没有涉及有关中国的问题。[1003]希腊大使的行为明显不怀好意，但是也要注意到，当时北约极力希望恢复南斯拉夫、希腊和土耳其之间的《巴尔干协定》被铁托果断地拒绝了。[1004]

    铁托是否提出与中国实现和解

    中南分裂以及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的不断恶化，使那些同南斯拉夫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亚非国家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它们也想同苏联以及中国维持一种适当的关系。印度尼西亚尤其如此，甚至如果相关国家有要求的话，它还想做一些居中调停的工作。

    在南斯拉夫同印度尼西亚谈判过程中，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达瑞尔（Subandario）率先提出中南关系问题：“关于中南关系……我们不希望看到最终的分裂结果。如果没有得到邀请，印度尼西亚不会去进行调解。但是我们真的希望看到这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争吵……我们不能容忍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或者亚非国家之间出现裂痕。”[1005]他的这种立场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朱安达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论证。朱安达分析了最近南斯拉夫对于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所进行的解释：“公正和坦白地讲，关于这种不结盟、独立以及积极合作的政策，南斯拉夫是倡导者之一。因为我们的政策有这种相同的特点，我们希望而且准备就改善南斯拉夫同东方国家的关系提供我们的帮助和支持……南斯拉夫和亚非国家一样，必须同两大阵营都发展友好关系、加强相互合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两大阵营对于我们独立性的完全承认。”[1006]铁托亚非之行是否还有个隐秘的目的——那就是要通过亚非伙伴的调停逐步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

    在铁托回国之后，提到印度尼西亚东道主曾经要为贝尔格莱德和北京之间实现关系正常化提供帮助，但被他有礼貌地拒绝了：“他们希望进行调停以改善我们同中国人的关系。我谢谢了他们的好意，因为他们既无法帮助我们改善同苏联的关系，也无法帮助我们改善同中国人的关系。长期以来，没有它们（苏联和中国）我们也过得很好，今后也是如此。我们希望同中国人维持友好关系，但是如果中国人联合起来同我们恶化关系，指责我们，那么这就是他们的问题了。我们对此不能做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希望别人为了改善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采取什么步骤，因为关系的恶化责任在中国人，而不在我们。”[1007]尽管这一说法的正式版本完全证实铁托对于中南关系正常化不感兴趣，但是在中国的档案中还可以找到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

    在铁托离开埃及前往印度尼西亚几天之后，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在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中国、罗马尼亚大使聚餐时谈道：“朱安达访问南斯拉夫时，铁托曾要求苏加诺出面调解中南关系，并且此后向尼赫鲁、纳赛尔也提出同样请求。纳赛尔以‘这是你们大家庭中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阿联同中、苏关系都很好，不便参与此事’为由，拒绝了铁托的请求。”[1008]而且，仅仅三天之后，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提供了同样的情报。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向他的中国同行透露，在铁托访问开罗期间，“曾请求纳赛尔影响中国，帮助改善南中关系，纳赛尔表示他不准备干涉南中两国之间的思想意见分歧”。但是，这位官员认为：“铁托进行这些活动的目的不是真心想和中国改善关系，而是想表明南斯拉夫愿意同中国改善关系，是中国不愿意这样做，从而引起中立国家对中国的不满意。”[1009]不幸的是，在最近解密的南斯拉夫档案中，没有任何痕迹表明南斯拉夫有过这种举动，哪怕最细微的表示也没有。铁托同纳赛尔的谈话主要集中在中东问题，中国和中南关系甚至提都没有提及。[1010]

    前面提到的材料对这一问题有所论及，但是没有形成任何固定的结论。很有可能这位苏联外交家的说法有部分是正确的，铁托可能真的希望通过一种特殊渠道向中国表示他的善意，尤其是因为他准备访问的国家都同北京有着特殊关系。但是，这位南斯拉夫总统也很清楚，他的这种动机可能会立即被中国领导人拒绝，因此对于当前的中南关系状态，他也可以完全推卸掉他个人的责任。这同铁托在1954年和1955年之间访问印度和缅甸的情形有些相似：为了安抚他的印度和缅甸东道主，南斯拉夫方面首先提出了外交承认的问题，于是把如何处理两国关系这个皮球就踢向了中国。[1011]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才能解释铁托访问亚非国家时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中国和中苏同盟的无形压力

    当铁托还在他的总统游艇海鸥号上向遥远的亚洲国家进发的时候，占据他整个思维的是他即将进行的访问会导致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以及他此行最终能否使不结盟国家间建立更为强有力的联系。他非常清楚，在他即将访问的国家里，中国的阴影将紧随其后，因为所有这些国家都是北京的近邻。在同东道国进行长时间的会谈中，有关中国的话题总是无可避免，并且让对话者印象深刻，不过在正式的谈判中这个话题出现得不多。

    无论是公开还是隐蔽，铁托造访的所有国家对中国的恐惧总是无时不在，铁托自然能够感受得到。回到南斯拉夫后，他说：“不仅仅是苏班达瑞尔，连苏加诺和朱安达都不敢多谈。我们所访问的其他国家领导人也都告诉我们，他们同中国有着友好关系。然而，他们说这些话的方式能让人很明显地感觉到，他们这样说的目的是为了不让中国人发现他们说中国的坏话。事实上，他们非常害怕中国人，不仅小国如此，连大国也如此。中国仿佛在这些国家头上悬挂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它们感觉到日益增加的压力。很明显，这种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使它们犹豫不决，使它们不能积极地按照自己所希望的路径前进。”[1012]这些国家经常不得不进行选择——如果要同南斯拉夫保持友好关系那么就要承受中苏同盟潜在的怒火——有时候它们很难抉择。这就是铁托加强同中立国家友好关系的真正障碍。

    在他访问的第一站——印度尼西亚，铁托就遮遮掩掩地表示了这种疑虑，尽管这些话巧妙地隐藏在外交辞令当中。印度尼西亚外长苏班达瑞尔阐明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事实上，中国的发展使很多人担忧，也使很多人害怕。另外，历史告诉我们，那些大国应该被看作潜在的帝国主义国家……印度尼西亚所能希望的只是历史不要证明社会主义大国也会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据印度尼西亚估计，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被我们称之为扩张主义者的地步。事实上，中国对美国充满怒火，因此往往对它进行挑衅，但是中国还是希望同其他国家保持友好关系。”[1013]不过，缅甸过渡政府首脑奈温将军对于中国的反应更为公开和生硬：“一旦中国内部出现问题，它就会利用台湾和沿海岛屿问题来动员民众，维持国家统一……只要沿海岛屿和台湾问题不解决，情况就不会发生变化，即使中国被联合国接纳，它也不会改变自己的政策。”[1014]中国近期的政治经济发展趋势也为印度所关注。印度不断衡量中国所取得的成功，因为这些成果最终将对印度的内政和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印度正在努力发展经济。尼赫鲁在观察中国的发展，他把中国的发展速度同印度的速度进行比较。这使得他很担忧，因为中国的发展最终会影响印度的内政，而且这种影响是不稳定的。”[1015]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铁托此行的中国因素非常突出而且无法回避。铁托同中国人在亚洲进行的“猫鼠游戏”开始了。

    “我们在印度尼西亚受到了非常隆重的接待，上至总统下至民众都非常热情。据说，我们所受接待的隆重程度前所未有。”铁托非常愉快地对他的同志们讲，“无论是印度尼西亚人民还是它的领导人，甚至包括反对派，都对我们表示了极大的友好与信任。而且在我看来，连共产党也不反对我们。”这位南斯拉夫总统很肯定地说。[1016]确实，对于铁托的整个长期访问计划来说，这真是个充满希望的开端。但是，与此相反，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一点都不受南斯拉夫代表团以及印度尼西亚领导人热情的感染。中国驻印尼外交官在向北京汇报时有意贬低了这次访问的成功。他们在报告中说，印度尼西亚加强了安保措施，因此没有多少人在街头迎接铁托，即便是官方的接待规模也只是中等。[1017]尽管其他的档案材料都证明这种说法与当时的实际情况不符，但是中国人的这种消极态度恰恰进一步证实了铁托访问亚洲国家尤其是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

    中国外交行为的大部分人力、物力完全集中于情报搜集，以及分析铁托此行可能引起的长期和短期效果。他们分析铁托是否有可能组织“第三阵营”，还分析南斯拉夫的行为可能对社会主义阵营在发展中国家地位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因此，中国专门采取了特殊的手段和方法来了解南斯拉夫和印尼官方谈判的内容，以及双方会谈时涉及中国的内容。另外在其他国家，中国也采取了同样的或者更为极端的手段。12月29日，中国驻雅加达大使馆发回的电报准确地指出，经济方面的双边合作是南斯拉夫和印度尼西亚会谈中的主要问题，同时双方都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是一个关系到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1018]

    实际上，这些会谈详细讨论了中国问题，在最后的联合公报中，双方重申了它们支持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的决心（但铁托坚持认为“承认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将有助于缓解远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这种说法不应该出现在联合声明中）。[1019]中国对印度尼西亚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做出妥协极为不满，但是在任何官方接触中，印尼都没有对他们的决策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在中国人看来，铁托试图伙同苏加诺构建“第三阵营”的努力并没有获得多大的成果，但是他们也不得不承认南斯拉夫同印尼之间各种层次上的双边接触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1020]此后，铁托非常自信地说道：“我们在任何问题上都没有分歧。在国际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尤为一致。这就已经说明了很多问题。这说明南斯拉夫并没有如所有东方国家和部分西方国家所愿，被完全孤立起来。”[1021]

    但是，铁托在缅甸所面临的却是前所未有的紧张和异常局面。南斯拉夫在缅甸的地位最稳固，而中国在缅甸的影响也非常切实。在一系列政治骚乱之后，执政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联盟最终长期分裂，1958年9月成立了由奈温将军主政的过渡政府，以稳定国内局势并准备下一次全国大选。[1022]铁托非常清楚，这时候即使只进行半官方访问也不是什么好时期，因为这会增加中国对缅甸进行直接干涉的可能性（他甚至考虑过取消此次访问）。不到一年之前，这位南斯拉夫总统收到过缅甸总理吴努（U Nu）的一封私人信函，信中他公开对中国的缅甸政策表示不满，尤其提到了中国不恰当地资助缅甸反对派（尤其是共产党）、向缅甸渗透中国军队以及中国不断膨胀的领土欲望。[1023]这是非常严重的谴责。同时，在此前几年，南斯拉夫同仰光政府的关系受到中南关系时好时坏的影响，许多在贝尔格莱德的人都认为：“我们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动影响了我们同缅甸以及其他亚洲伙伴的关系；缅甸人不欢迎我们同中国的友好行动。我们要知道，他们不信任中国的政策。”[1024]

    然而，考虑到南斯拉夫在缅甸政治和军事组织中的稳固地位，[1025]中国驻仰光大使表达了他的忧虑，他担心铁托此行可能公开支持缅甸的右翼势力（“稳定同盟”），并且直接干涉缅甸的选举进程。他引用了南斯拉夫驻缅甸前大使的一个声明——“南斯拉夫认为吴努已经完了”——来说明这种忧虑。[1026]也许这种说法有一些根据，因为铁托非常不满意他同缅甸前总理吴努的谈话结果（是吴努要求会见铁托），甚至恼怒地强调自己“后悔同他的谈话浪费了时间”。[1027]但是，这种评价同南斯拉夫是否干涉缅甸的国内事务没有什么联系，反倒使中国更加希望直接施加影响以恢复吴努政权。在奈温同“稳定同盟”领导人多次正式和非正式会谈中，双方都进一步推进了这种可能性，因为他们都对中国的真实意图充满疑虑。[1028]最后，连铁托也不得不承认：“我猜想中国人是真正地指望他了。”因为吴努一次又一次拒绝承认他在最后一次致南斯拉夫总统的信函中对中国进行了诋毁。[1029]缅甸的政治动乱仍然在继续，南斯拉夫和中国看来分别支持敌对的双方。

    总的来说，铁托对他访问缅甸的结果表示满意，特别是考虑到缅甸当时正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局势。铁托对于他同奈温的秘密谈话尤其感到满意，通过会谈，铁托相信在亚洲事务以及许多国际事务中，南斯拉夫可以继续依赖缅甸的真诚支持。[1030]在相应的中国档案中可以看到，缅甸政府准备好了一份内部材料，将双方会谈的具体内容通知中国驻仰光大使馆（但铁托同奈温的秘密谈话还是对北京保密）。同在印度尼西亚的过程一样，他们又一次承认南斯拉夫与缅甸之间存在明显的观点一致性及立场相近性。然而，中国驻缅甸外交人员同样强调南斯拉夫总统并没有获得全胜，并且引用了前面所提到的南斯拉夫外交官的秘密谈话：“铁托在会谈中不提‘第三力量’问题，因为他所访问的五个国家均动荡不安，中苏的影响很大，所以不利于提出这个问题。”[1031]不巧的是，这一谈话在南斯拉夫/塞尔维亚档案中没有得到证实，尽管它基本符合此次访问过程中铁托的一些个人言论。

    就在铁托访问亚非国家前夕，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Pavel Yudin）在《国际马克思主义评论》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批评尼赫鲁的政策，认为这位印度总理的政治原则通常是“模糊的、主观的和矛盾的”。文章尤其猛烈抨击了尼赫鲁对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态度。不过，尤金很快降低了批判的调子，并声称尼赫鲁为民族解放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许多贡献，也不愧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国家领导人。照尤金的说法，尽管社会主义国家与印度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差异，但是仍然是印度人民“真诚、可靠和无私的朋友”。[1032]

    了解尼赫鲁对于敏感的国际问题所持有的谨慎态度之后，苏联为什么还要在这一特殊时期发动这么一场运动呢？这一举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同铁托即将访问印度有关呢？就连尼赫鲁本人也想从他的南斯拉夫客人那里得到答案。铁托诚恳地推测到：“也许这种压力是缘于我的访问。也许他们只是想间接地告诉你，如果你在一些事务中把南斯拉夫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那么你就犯错误了。基本上可以肯定，尤金不会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写这篇文章。但是，我不认为是赫鲁晓夫命令他这么做的。”[1033]无论怎样，从发表这篇文章的时机来看（尤其当时没有任何其他原因要发动这样一场攻击），毫无疑问，对尼赫鲁的这种警告实际上是由于铁托访问印度所引发的。另外，铁托的访问恰好发生在尼赫鲁与周恩来就中印边界问题互换信件期间，而这次互换信件标志着中印边界冲突实现了第一次停火。[1034]也许可以猜测，铁托对于印度的访问也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的粗暴反应。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都对可能实现的印南亲善如此紧张呢？它们从来没有因为同铁托亲近而公开指责过纳赛尔、苏加诺和缅甸领导人，为什么这一次他们要公开指责尼赫鲁的政策呢？1954年至1956年间，南斯拉夫同印度实现了官方的互访，此后这位印度总理将他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置于整个外交政策的最优先地位，然后才处理同欧洲、不结盟国家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另外，在1956年11月，尼赫鲁在印度国会公开宣称：“在对世界局势进行评价方面，我们同南斯拉夫交换意见比同任何其他国家都要频繁。”[1035]虽然铁托一贯认为他的计划常常遭到印度的坚决反对，但与此同时，他完全明白没有尼赫鲁的忠诚支持，不可能使不结盟国家走到一起来并拥有如此光明的前景。因此，尽管尼赫鲁不愿意承认，铁托也认为：“我意识到这是我们伟大的朋友，他赞赏我们的立场并且信任我们……尼赫鲁希望我们在政治领域进一步合作。”[1036]印南战略伙伴关系于是成为中苏同盟在第三世界的主要障碍。

    事实上，尽管中苏意识形态攻势暂时影响了尼赫鲁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但南印关系总体来说在进一步增强。最开始印度非常矛盾，它既不愿进一步同莫斯科以及北京对抗，又想维持它同南斯拉夫之间的特殊友谊。即使尼赫鲁想要忽视当时铁托所面临的麻烦，他也无法忽视南斯拉夫在印度最重要邻国中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以及贝尔格莱德在同社会主义阵营论战时不断维护的独立和不结盟原则。[1037]因此，尼赫鲁急忙向所有印度驻外使馆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在这场论战中支持南斯拉夫。即使苏联向印度进一步施压，要求印度放弃这一做法，尼赫鲁也只是保持低调，但实际上仍然倾向于支持他的南斯拉夫朋友。[1038]

    中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密切关注着铁托访问印度的所有活动，从铁托同尼赫鲁的正式会谈，到他会见印度各个地方政要，一直到他离开印度前往锡兰。[1039]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讨论了许多国际问题（柏林问题、中东问题，以及铁托之前对印度尼西亚、缅甸的访问，还有巴基斯坦问题），而中国问题自然无可回避。尼赫鲁希望更多地了解铁托关于中国国内变化的态度，尤其是对“人民公社”的态度，尼赫鲁想知道铁托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对这些现象是如何看待的。铁托坦率地回答说，这种“公社”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点，这才是真正的修正主义。不过，为了缓和一下他的这种结论，铁托解释说，没有人能够像中国人那样进行如此激进的经济改革：“他们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这并不是主要的，而只是暂时的……所有这些钢厂、公社、平均主义不能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激励，它们只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临时办法，所有这些行为不可能收到什么巨大的成效。”[1040]这是对“大跃进”灾难性后果所做出的准确而及时的评价。

    在中国官员的报告中，他们比较满意地认为，铁托建立“第三阵营”的努力由于尼赫鲁犹豫不决、不愿意采取积极行动而失败了。另外，令他们非常高兴的是印度将在中南论争中保持中立（很明显，他们并不知道尼赫鲁的最近指示），他们乐观地强调在印度和南斯拉夫立场之间存在许多不可逾越的差异。尽管大多数这种“乐观”估计是建立在一些新闻报道和底层接触基础上，但是有一份电报提供了铁托和尼赫鲁会谈的绝大多数主要细节。令人吃惊的是，这份情报的来源竟然是尼赫鲁的女婿费罗兹·甘地（Feroze Gandhi）。他亲自将所有会谈的细节复述给了一个印度人，而这个印度人与“新华通讯社”记者关系密切。在这个报告中，会谈的主题是中东问题和纳赛尔的政策、苏联影响的增强、印度尼西亚的局势、南斯拉夫同苏联的关系。不过，能够直接证明这些信息完全正确的是尤金的那篇文章，在文章中，铁托的原话被逐字引用，它尤其强调铁托对于“人民公社”的攻击既不是共产主义观点也不是社会主义观点。[1041]毫无疑问，这两个具体的引语说明信息来源于印度权力的最高层。这些信息是否有意透露给中国人以安抚他们、缓解他们有关南印合谋的疑虑呢？不管怎样，铁托和尼赫鲁会谈的细节几乎完全被中国领导人掌握了。

    另一方面，这位南斯拉夫总统在锡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根据中国驻科隆坡外交官的说法，接待的规模超过了以前对于苏加诺的接待规模。虽然中国大使馆总结说，铁托建立“第三阵营”的计划总的来说遭到了失败；但即使在中国人看来，南斯拉夫同锡兰之间的关系也有着非常光明的前景。[1042]确实，就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个人而言，铁托找到了真正可靠的伙伴。这位总理完全赞同铁托的观点，并热情地希望建立一个政治机构，使不结盟国家更为紧密而公开地讨论问题，并且加强它们之间的经济联系。[1043]这种态度使铁托异常惊喜，因为它基本上反映了他本人的许多想法，这些想法他甚至对上一个东道主——尼赫鲁都不敢全部提及。[1044]

    当铁托访问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时候，因为苏联和中国在这两个国家的影响不那么强大和明显，所以中国问题以及南斯拉夫同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并没有被过多地提及。但是，在铁托向他的下一站——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航行期间，新一轮意识形态攻击又对准了这位南斯拉夫总统。

    苏共二十一大和中南冲突高潮

    1月底2月初，在铁托前往阿联途中，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紧急召开了特别的第二十一次代表大会。尽管正式公布的日程主要是关于苏联国内的经济形势，但是贝尔格莱德的许多官员小心谨慎地预测到，这次大会将成为再次攻击“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恶劣影响的又一论坛。他们的估计是正确的，这几乎成为苏联领导人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关注的主要问题。赫鲁晓夫亲自对南斯拉夫政策发起猛烈抨击，指责它“为帝国主义服务”、“脚踩两只船”，并且特别严重地警告接待过铁托的那些亚非国家，声称铁托阴险的目的是为了离间这些国家领导人同东方“盟友”之间的关系。[1045]

    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立刻重新展开了对南斯拉夫及其总统的宣传攻势。在这一行动中，中国又一次冲锋陷阵，分发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材料。从这个时候开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公开表现是不断破坏中苏关系，以及在亚非国家中散布不同意见。[1046]这种宣传战虽然表现得越来越激烈，但是实际上在南斯拉夫的第三世界盟友中并没有获得太多成果，尽管这些国家受到了警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甚至愚蠢地想挑拨铁托和纳赛尔之间的关系，这一举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要失败。[1047]当时纳赛尔正为同叙利亚结盟、在伊拉克的地位以及残酷镇压埃及共产党等问题，与苏联进行着激烈的政治斗争。[1048]北京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都完全相信，在执行对埃及共产党的政策、残酷镇压共产党员，以及对伊拉克政权进行尖锐的宣传攻击，尤其是反对伊拉克共产党等方面，铁托是坚定支持纳赛尔的。同时，他们还认为，纳赛尔把铁托作为自己的榜样，所以才决定批评苏共二十一大，指责它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内政。[1049]

    根据中国的档案材料，可以发现中国对于铁托访问阿联给予了特别关注，其程度超过了对铁托亚非之行的前面几站，因为有关铁托访问埃及的情报资料要比他访问其他国家的情报资料数量多。让北京尤为揪心的是铁托对于纳赛尔的重大影响，以及通过纳赛尔对于整个阿拉伯世界和许多犹豫不决的不结盟国家的影响。中国驻开罗大使馆紧急向国内汇报说，纳赛尔很可能接受铁托的提议，召集不结盟国家开会，这样纳赛尔和铁托两个人都可以作为正式发起人。因此他们提议尽快发表一篇文章或者在地方电台做一次报道，以揭露铁托的真实目的。[1050]外交部长陈毅亲自给驻阿联的外交官发出电报，敦促他们提高警惕，密切关注一切新的动向并及时汇报，但是他坚决反对发表任何文章或者进行任何广播，因为他认为这样恰恰会使纳赛尔更加疏远中国。[1051]中国驻开罗大使馆发回的无数报告和分析表明，“铁托成功地使纳赛尔向他的立场靠拢，并且影响了埃及内政外交的很多方面”。[1052]结果，中国不得不承认南斯拉夫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尤其是纳赛尔）仍然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尽管中国和苏联都猜测铁托是纳赛尔镇压当地共产党政策的支持者，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当海鸥号仍在向阿联行进的途中，铁托吃惊地发现纳赛尔准备在他的欢迎词中猛烈地抨击埃及共产党和苏联。为了向纳赛尔施压，让他不要这么做，铁托决定不直接前往埃及，而是调转船头去了叙利亚。他想让开罗的事情至少先冷静一下再说。在铁托这种坚决态度的影响下，纳赛尔不得不在他的演讲中绕过了埃及共产党，并且完全不对苏联进行攻击。[1053]按照这种方式，铁托实际上对纳赛尔的行动起了一个缓和的作用，敦促他加以克制，避免进一步恶化同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显然，埃及同社会主义阵营关系如果进一步恶化，将给南斯拉夫的国际立场制造更多的麻烦。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于南斯拉夫的宣传攻势一天天加强；而另一方面，苏联却越来越关心它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苏联同主要西方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全球外交战略与莫斯科对铁托的态度完全不合拍。因此，苏联迫切要求缓和对南斯拉夫的批评，抛弃那些激烈的宣传语言。[1054]就如铁托以前所指出来的那样，莫斯科与北京之间轻微的摩擦和冲突逐渐出现，这对南斯拉夫来说是一个机会。

    在回到贝尔格莱德之后，铁托立即接见了苏联新任驻南斯拉夫大使扎姆切夫斯基（Zamchevski）。铁托向扎姆切夫斯基抱怨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对他很不友好，在他访问亚洲和非洲国家期间向他示威。扎姆切夫斯基强调说：“苏联政府对于总统同志的访问不抱任何成见，他所取得的成绩远远超过了媒体的说法”。“关于中国人的攻击”，苏联大使“本人也感到很奇怪，觉得不能理解他们。苏联绝没有要中国这么做。相反，他们在很多事情上不同意中国人的观点，并且认为中国人正在犯苏联以前犯过的同样错误”。铁托又说，反对他访问的种种宣传已经引起了许多亚非国家对于苏联的疑虑，但是他却鼓励这些国家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主要原因是“苏联对于这些不结盟国家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后者的密切监督下采取的”。[1055]苏南之间恢复关系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明显，尽管友好关系的最终实现还要经过几年紧张的政治争论，最终是在中苏同盟崩溃的背景下实现的。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和南斯拉夫之间相互的宣传攻击，中南关系降到了最低点，而相互间的严厉指责到达了最高潮。在铁托回国后举行的国家招待会上，这位南斯拉夫总统利用这一隆重场合回顾了在他访问期间中国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对待他的政策。在演讲中，铁托尤其强调周恩来在他正式访问印度尼西亚之后所发表的声明。铁托的这一讲话被中国人详细汇报给国内。铁托说：“当我们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有一个著名的中国人周恩来号召印度尼西亚人民不要相信我们，因为我们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他希望他们不要这样热烈地欢迎我们。印度尼西亚人民很困惑，他们奇怪地问：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们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知道我们的国家在世界上代表着什么，知道我们是爱好和平的国家，知道我们在联合国内外倡导和平与国际合作，知道我们为实现国家间友好关系而勇敢地斗争着。因此，他们的声明并没有使我们失去什么，反倒是他们自己散播了更多的对自己不信任的种子。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东方许多人不喜欢我们这次访问？很明显，是因为南斯拉夫的威信和影响力使他们烦恼……赫鲁晓夫同志说我们攻击中国共产党人……我们不是攻击中国共产党人，而是攻击那些反对南斯拉夫的人，我们相信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这样的人。”[1056]

    从以后的通信中可以发现，这对于中国外交政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以至于有关负责人在汇报铁托这一讲话后不得不做自我批评，因为他没有提前预见到这一发言：“我认为，今天这一情况表现了政治上的软弱，同我们对铁托集团的立场是不相符的。我个人的错误是，处在这一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政治嗅觉迟钝，既没有事先及早向部请示，也未能作缜密的考虑，因此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1057]此后不久，周恩来就有关如何回应铁托讲话亲自对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出指示：“部正请示中央准备予以反击……现在你即可利用接触机会非正式地向印度尼西亚政府领导人揭露铁托上述讲话完全是造谣、诽谤，其目的是挑拨中、印尼两国之间的友谊团结……至于印度尼西亚接待应邀访问印度尼西亚的外国国家领导人（包括铁托在内）的友好访问问题，这是印度尼西亚本身的事，中国方面从未过问。”[1058]这些指示又一次证实了前面所做出的结论，那就是中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直接体现在它们各自同亚非国家的关系上，因此影响了它们各自对于这些国家的政策。

    3月18日，中国正式向南斯拉夫驻北京大使馆提出抗议，负责此事的外交官宣读了以下声明：“我方声明，在铁托总统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周恩来从来没有提到过这次访问。铁托的讲话完全是诽谤，只能被当作别有用心的谎言。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铁托总统这些毫无根据的诽谤提出强烈的抗议，因为他攻击和诬陷了中国领导人。我严肃地宣布，南斯拉夫方面应该对上述谎言和诽谤承担全部责任。”南斯拉夫在北京的负责人轻而易举地答复了中国的抗议，他直接指出中国媒体在铁托整个访问期间的态度，强调一些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公开地针对南斯拉夫总统。[1059]这是自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南之间最猛烈的相互攻击。不过，有趣的是，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公开否认他们之前所发出的声明，也许中国担心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亚非国家可能做出消极反应。

    就在提出抗议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评铁托亚非之行》的长篇评论。文中仍然继续以前的那种谴责和控诉，系统地重申：南斯拉夫为美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服务，挑拨亚非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制造分裂等。文章还强调，只有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合作才能够维护自由和独立。[1060]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发言指责铁托的亚非之行，最新的说法是：“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已经向美帝国主义叛变了，它拼命地想要破坏亚非国家同中国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因为它试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团结的图谋已经完全失败。”[1061]但是，除了正式抗议之外，南斯拉夫决定不再进行无休止的相互谴责和对骂，因为这最终不会带来任何切实的结果。[1062]只有当中国的这种指责超出了外交礼仪所允许的界限时，南斯拉夫才予以回击。否则，贝尔格莱德政府对许多此类行为持保留态度。

    结论

    毫无疑问，铁托1958年底和1959年初对主要亚非国家的访问基本上在第三世界内部重新构建了南斯拉夫与中苏同盟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同中国的关系，因此标志着南半球剧烈的政治和经济对抗时期的到来。尽管最初的相互冲突严格限制在宣传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贝尔格莱德在中国的几个重要邻国中的影响不断上升，因此北京利用了所有可能的政治资源来削弱南斯拉夫在亚非国家已经取得或者将要取得的影响力，莫斯科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积极行动来限制南斯拉夫的影响。

    尽管这次访问最终并没有形成不结盟运动，甚至没有召集不结盟国家峰会（这个会议最终于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但是1959年确实成了中南关系在历史上的分水岭。铁托决心在全球两大阵营的边缘地带国家中构建更强的政治、经济联系，他的雄心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因此引起了贝尔格莱德同北京（某种程度上还同莫斯科）之间关系的急剧变化。中南之间不但进行意识形态基础理论的斗争，同时也在中国最重要的邻国以及一些非洲盟国中进行具体的政治影响力竞争。

    从前面所引用的全部档案材料来看，中国政府完全知道南斯拉夫正在同印度、印尼、缅甸、埃及以及后来的柬埔寨和一些非洲国家（加纳、几内亚、马里、突尼斯、埃塞俄比亚、苏丹）建立长期稳固的友好关系，因此逐渐成为中国在第三世界的主要对手之一。中国外交部最新解密的档案材料很大程度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到1960年代中期为止，在南斯拉夫、印度和埃及领导下组成的不结盟运动逐渐导致了该地区国际关系的重组，并成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外交政策的一个政治障碍。随着苏联最终认识到它在这一地区的立场同南斯拉夫的一致性，中苏在第三世界便开始了一场新的较量。

    （贺艳青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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