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阳辉、朱亚宗

    20世纪50年代，苏联通过派遣大批顾问专家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及文化教育等领域，全方位地援助新中国。在毛泽东向苏联“一边倒”的大政方针下，苏联教育模式成为中国高等院校办学的唯一样板。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成为高校学习苏联教育模式的试点，“1950年到1957年间，人民大学先后共聘请苏联专家98人，为全国聘请专家最多的高等学校”，“哈尔滨工业大学聘请了苏联专家67人，仅次于人民大学”。[853]如果说中国人民大学是文科学习苏联的样板，哈尔滨工业大学是工科学习苏联的样板，“基本上改造成为采用苏联教学体制的新型工业大学”，[854]那么，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军事工程学院）则是中国学习苏联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典范。

    军事工程学院筹建于1952年春，正式开学在1953年秋。1952年至1960年间，应中国政府邀请，苏联派遣各军兵种的顾问、专家前来援助。关于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过的苏联顾问专家人数，有两种说法，据《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校史》的说法是84人，另据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教育长徐立行的说法是161人。[855]笔者认为后一种说法更可信。因笔者对1957年10月的一份苏联专家总名单进行过认真核对，在学院的苏联顾问4人，在各系的苏联专家137人，另有翻译、打字员和医务人员13人，共计154人。[856]1958年学院呈请新增苏联专家27人，他们是否如数到达，尚不清楚。[857]但有据可查的是，1959年9月仍然有18名苏联专家被派到学院工作，聘期为1～2年。[858]1960年8月苏联单方面宣布撤离专家时，尚有16人在学院工作。[859]因此，即使认为1958年、1960年没有新增专家，同时也不计翻译等其他人员，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至少有159人，远远超过哈尔滨工业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

    那么，这批苏联军事顾问专家在筹办和建设学院的过程中做了些什么？对中国军事工程技术教育的发展起了怎样的作用？笔者在查阅、研究大量档案文献的基础上，以几份重要档案为主要线索，辅之以其他相关档案、回忆录及对当事人访谈，试分析之。

    《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1952年6月，朝鲜战争尚未结束，毛泽东便将人民志愿军代司令员、黄埔军校一期学员陈赓从朝鲜战场调回，并于7月11日任命他为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860]在朝鲜战事如此紧张激烈的时刻，舍得把一个统帅几十万大军的指挥员调离战场，足见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对创建这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以培养军事工程师的决心和紧迫感。

    那么，创办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建议最早是由谁提出的？2003年春，笔者曾就此问题采访过时任军事工程学院第二任院长的刘居英。他说，听陈赓说是苏联领导人建议中国创办军事工程技术学院的。[861]另据时任军事工程学院政治部副主任的张衍回忆，陈赓生前曾多次向军事工程学院的领导同志说过，斯大林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中国应该建立一所综合型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大学，专门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以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862]时任军事工程学院副院长李懋之的回忆更具体，他写到：1952年6月13日，陈赓按中共中央电令从朝鲜战场启程回国，6月20日到北京，即向中央军委报到，请求安排向毛泽东汇报日程。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于6月23日听取了陈赓关于朝鲜战争的情况汇报。就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对陈赓说：“我们决心要解决技术装备落后问题。调你回来，是要你创建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你当院长兼政委……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同时，就提出赶快办一所培养技术军官的大学，我们接受了这建议。朝鲜战争可能成为持久战，相持多久还难预料，我们的武器装备也要在战争中不断改善，需要技术军官是紧迫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大批技术军官。苏联要派各专业的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863]

    因此，有理由认为，最早是斯大林向中国提出创办培养高级军事工程师的军事院校，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方面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集中全国的资源和力量，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施并实现了这一建议。这在新中国创建军事院校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直接起因于朝鲜战争和新中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这已无争议。但是，在军事工程学院的筹备、规划中，苏联到底起着怎样的作用，尚无专门系统的研究。有关中苏高层领导商讨军事工程学院办院方案的具体资料很有限。在笔者所读到的有关苏联专家的著作中，也无提及。主编34卷本《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的沈志华指出：“在军队系统，这一时期（指1949～1953年——笔者注）苏联顾问和专家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建立空军和海军学校，以及组建一些新技术兵种部队”。[864]这也许可以说明，经他所整理的如此大量的俄国档案文献中，没有发现有关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档案。

    2003年，为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国防科技大学校史馆，经有关部门批准，我们有幸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的一份档案——1952年3月18日聂荣臻和粟裕向中央呈送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为我们把握苏联顾问在帮助中国筹办军事工程学院以及拟定办院方案中所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依据。[865]该报告全文如下：

    朱、周、林副主席审阅后报

    主席：

    两年多以来，我军各特种部队发展甚快，成绩亦大。其装备正日益增加和复杂。惟在技术上面远落后于部队的发展和不能满足部队的要求，以致屡次造成不应有的损毁，以空军来说，不仅在夜间及恶劣气候不能起飞应敌，且因操纵不良致空中停车或编队互撞等原因而发生事故者甚多，重则机毁人亡，轻则飞机报废不能修复。舰艇、战车及各种火炮和工兵机械等机件发生故障后，不能及时修复而影响战斗，甚至根本不能修理。虽然某些较复杂的修理技术有苏联专家热情帮助，但长此以往，则势必影响特种部队的建设和质量的提高。且各特种兵武器的供应，不能长期依赖苏联的帮助，必须从建设国防工业、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上着手，求得逐渐能够自己修理与装配，以至于将来培养起军事工业设计工程人才。为此，曾经两次和副总顾问柯托夫（Kotov）同志研究，认为有即着手建立军事工程学院（在人力、财力、物力上较各特种兵自办技术学校较经济）藉以培养军事工程技术干部之必要。前曾面报周副主席，并蒙原则上同意。兹将研究初步结果所拟方案报告如下：

    一、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设院长、政治委员各一人，为全院首长，另设副院长三人，以分别主持掌管关于学术研究，部队掌管及物资技术保证等工作。

    二、院部下设训练部、政治部及若干处，另辖：炮兵工程系、普通工程（工兵及通讯）系、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等五个系，系辖若干科，每科设二、三班，每班十五至二十人不等。

    三、开始一期可定三年毕业，以应急需，至第三期时，为求得深造，则可延长为五年毕业。第一期计划设七十四个班，一千一百名学员，以后则逐年增加。至学员与工作人员之比例为一比二点五。此学院开办，需请苏联顾问同志约五十人（包括翻译打字员在内）。

    四、为求得工业技术的帮助和学习的便利，院址拟设在哈尔滨。柯托夫同志已和东北军区首席顾问研究过，认为设在该处较好，且房舍大部亦可将就原有调剂。

    五、详细组织系统及说明书待译出后再呈。

    以上请予审查，如蒙批准，则可着手筹办。此报告，是否有当，请予示遵。

    致以

    敬礼！

    聂荣臻

    粟裕

    三月十八日

    在这份报告中涉及苏联顾问的要点有四。第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两年间，由于解放台湾和朝鲜战争的需要，中国从苏联购入大量武器装备，因缺乏维护、维修武器装备的人才，只能依靠苏联。中国要改变这种被动局面，必须迅速培养自己的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以满足国家安全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求。由此直接推动了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第二，聂荣臻、粟裕为创办军事工程学院，在征得周恩来原则同意的前提下，曾两次与苏联驻中央军委副总顾问柯托夫研究、拟定建院方案，而柯托夫与苏联驻东北军区首席顾问就校址等问题亦进行过研究。因此，军事工程学院办学方案是由中苏高层领导共同研究商讨的结果。第三，报告就学院的办学类型、办学地点、编制体制、招生规模、培养层次、学制和师生比例等基本问题给出初步意见，并明确将聘请苏联顾问协助建院，计划人数为50人（含翻译打字员在内）。但是，在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环节和方式等方面，诸如法规体现（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及制度）、行为体现（教学和教育过程）和物质体现（教学的硬件建设如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实习基地和生活环境）等方面，尚无具体规划。第四，笔者注意到报告在第五条写道：“详细组织系统及说明书待译出后再呈”。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该报告中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方案部分的内容系苏联顾问起草，并得到中方认同。这一点足以说明苏联顾问在学院创办中的奠基性作用。

    《关于筹办军事工程学院诸问题的谈话记录》

    1952年6月3日，粟裕向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呈送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顾问的报告》，并代周恩来草拟了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Bulganin）《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信函。函中写道：“我国现在筹备创办一个军事工程学院，主要是培养我国人民解放军各特种部队的军事工程的高级工程人员，求得逐渐能够修理和装配各特种武器的各种机械，以减少和避免像现在所常发生的故障及损失……学院拟设5个系、26个科、72个班，计划招收1100名学员……我们因无创办此类学院的经验和教育干部的缺乏，因此院部及各系科均需有顾问同志的帮助，才能办好。为此，请您能够根据这样的组织机构，或看还需增添必要的系、科，派遣足够的专家并准备课程前来帮助。我相信和感激您能够热诚地给我们以如愿的答复。”[866]这封信函明确说中国尚无办军事工程技术类学院的经验，请求苏联派足够的顾问和具有教学能力的专家前来帮助。

    1952年8月，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立后便着手研究聘请苏联顾问的问题。由于教学计划尚未订出，不可能提出详细的聘请计划。因此，陈赓提出：先为院、系及23个科聘请50名苏联顾问，帮助做开学的准备工作，如师资训练、教材编写和教育设备之计划等。[867]这里，陈赓提出苏联顾问人数50人，应是以《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为依据的，而该报告的筹建方案出自苏联顾问之手，所以应为苏联方面最早设想的人数。

    应中国政府的请求，1952年7月下旬，斯大林派遣由列宁格勒莫热斯基军事航空学院副院长的瓦·依·奥列霍夫（V.I.Orekhv）中将率领的有空军、海军、炮兵和装甲兵等方面的军事教育家组成的代表团一行11人到达北京，“协助设计筹办军事工程学院”。8月初，在陈赓、徐立行等人陪同下，代表团乘专机先后赴上海、南京、大连、沈阳、长春和哈尔滨等地，参观了中国的陆、海、空军军事学校和军事学院，以及有关国防工业单位后，研究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各种条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苏联专家阿立列霍夫等关于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诸问题的谈话记录》（以下简称《关于筹办军事工程学院诸问题的谈话记录》或《谈话记录》），更加具体地研究制定了学院的筹建规划。[868]随后，苏联顾问回国进行准备。

    1953年4月11日，随着教学准备工作的全面展开，学院确定了覆盖所有系（空军、炮兵、海军、装甲兵和工兵工程系）、科（即专业）的54个教授会（即教研室）及71个专业领域的聘请计划，并对苏联专家到院的时间和任期提出非常明确的要求，聘期为1年、1年半至2年不等。[869]由于斯大林去世，直到1953年5月13日第一批苏联顾问专家才到达哈尔滨。[870]到学院的苏联专家的级别、职称在大多数档案中均无标识，只有1957年12月27日的一份《苏联顾问专家及工作人员名单》表明，1955年8月至1958年1月13日来院工作的51个苏联军事技术领域的专家，其级别都在上校或工程师以上，不少是中校和大校，他们被分配到相关的教授会工作。[871]

    关于苏联顾问在学院的设计与筹办时所做的工作，《关于筹办军事工程学院诸问题的谈话记录》这份档案给出了明确的依据。

    首先，确定办学类型。从世界各国高等军事技术院校的类型来看，一般是按兵种设立学院，俄国亦然。俄国的军事教育始于17世纪下半叶，彼得一世为复兴俄国，于1697年创建了工程学校，这是第一所培训陆军军官的学校。1701年，彼得一世创建了数学和航海科学学校，在此基础上于1715年成立了海军近卫军学院（海军学院），培养了大批海军军官，为1725年建成俄国海军作出重要贡献；1820年成立俄国历史上第一所炮兵院校——米哈伊洛夫炮兵学院；1919年成立了莫斯科航空技术学院，1922年改名为茹科夫斯基（Zhukovsky）教授命名的空军学院，主要为陆军、海军和空军培养战役战术层次及航空兵军团级别的工程技术人员。[872]

    苏联顾问团通过对中国军事院校实际情况的考察，在《谈话记录》中指出：“考虑到由于缺乏教授和足够的专门干部，不可能在最近开办几个专门高级军事技术学院，目前应开办一个联合的工程技术学院”，学院办院原则之一是“准备在各系的基础上将来发展成为各兵种的专门学院（如航空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873]事实上，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模式，正是按照苏联顾问的意见，作为一所综合性的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来建设的。

    其次，制定编制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军事院校的编制本身就是学习苏联的。从1950年的全军第一次院校工作会议到1951年第二次院校会议，尽管全军院校的编制由“三部一处”制，即训练部、政治部、校务部和干部管理处，调整为“四部一处”制，即训练部、政治部、干部部（处）、物质保证部和队列处（部），但都是“参考苏联的编制制定的，和苏联军事学校的机构很接近”。[874]

    1952年11月27日，中央军委军务部召集总政、总干、军校部开会，研究制定军事工程学院的编制。据《一九五三年度编制说明》可知，这次会议确定的拟制编制的方针是：“根据与苏联专家商讨的意见和学院的教学任务，参照苏联军事学院的最新编制，本着横宽纵短，减少层次的组织原则，以便实行专业专管、单刀直入基层的新工作方法，并强调高度集中统一明确分工，加强各业务干部职责，以提高工作效率，保证完成教学任务。”[875]据此，1952年12月拟定出《军工学院暂行组织编制表》，于1953年2月2日呈报军委审批。

    不过，中苏在学院管理体制上是有分歧的。俄国自17世纪开始创办军事院校，是以欧洲发达国家为楷模。十月革命胜利后，苏联军事院校一直沿袭“一长制”。列宁在1920年1月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在组织形式已经确定，已经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要进行实际工作，就必须采取一长制，因为这种制度最能保证更合理地利用人力，最能保证在实际上而不是在口头上检查工作”。“而现在，照总的趋势看，一长制已经是唯一正确的工作方法了”。[876]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指导原则具体到军事教育领域，就是实行院长、政委“双首长制”。所以，中苏双方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有着激烈的争论。对此，毛泽东指示：教育计划咱们不懂，听他们的，经过实践慢慢改。体制我们是对的，但完全顶起来也不行，“来个上不让下让”。[877]这就是说，学院必须接受党委领导，设政治委员；系里受党委领导，设一个政治副主任，实际职责就是政委。

    通过对比中央军委批准的《军工学院暂行组织编制表》与《谈话记录》建议的组织系统表，不难看出，1953年报经中央军委批准执行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编制序列，是中苏军队建制兼容的产物，即基本设置是以《谈话记录》拟定的组织系统表（草案）制定的，同时参考南京军事学院的编制和根据办学特点，[878]将“五部一处”[879]调整为“六部”制，即将院务部改称为物质保障部。[880]实质性的不同是学院实行“双首长制”，各系实行“一长制”。但是，这只是中苏在军校建制问题上暂时妥协的产物。1954年，学院便将系政治副主任改为系政委，完全实行了“双首长制”。

    第三，设置学科专业。军事工程学院的综合性，决定其专业设置与单兵种学院不同，采取了“按兵种设系”、“按兵器设专业”的方式。苏联顾问认为：军事工程学院专业应“根据在工程技术方面能保证现有特种兵平时与战时的需要”，设置“包括航空系、海军系、装甲兵系、炮兵工程系、工程技术系5个系23个专科”，其中航空系分为航空工程、电气与特种装置、无线电技术、航空兵器、机场建筑和气象6个科；海军系分为水文航海、舰炮、水鱼雷、通讯观测和造船5个科；装甲兵系分为坦克、汽车2个科；炮兵工程系分为步兵炮兵兵器、弹药炸药、射击指挥仪、雷达和火箭炮5个科；工程技术系分为机械工兵、筑城、建筑、电器机械和道路桥梁5个科。[881]

    1953年学院正式成立时的学科专业设置是5个系24个专科，[882]除个别科的名称进行调整外，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第四，选择办学地点。苏联顾问团在陈赓、徐立行的陪同下，乘飞机到长春、沈阳、南京、武汉、大连和上海等地进行了考察，并提出办学地点的选择应具备的条件：一是邻近现代国防工业及工科大学；二是距国防前线较远；三是有较集中及适合教学要求的房舍可资利用。这样以哈尔滨较为适宜。[883]

    实际上，从1952年3月18日的《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就可清楚看出，苏联顾问认为设在哈尔滨较好，中国方面对此认同。1952年6月23日毛泽东批准《关于调整全国军事院校》的命令，将军事院校分为甲、乙、丙、丁四类，其中，甲类有三所院校：“军事学院（现设南京）、后方勤务学院（设北京）和军事工程学院（拟设哈尔滨）”。[884]所以，此次苏联顾问团的考察，只不过是进一步论证了军事工程学院建在哈尔滨的合理性而已。

    苏联顾问之所以倾心于将军事工程学院建在哈尔滨，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的综合考虑。

    从历史上看，早在1891年，沙皇俄国为了远东政治、军事、经济需要，修筑西伯利亚铁路。沙俄为缩短从后贝加尔湖至乌苏里江段的铁路，减少运营时间，胁迫中国，修建北起满洲里、途经哈尔滨、绥芬河到达海参崴港口这一直接穿越中国吉林、黑龙江两省的“中东铁路”。自1897年始，俄国派遣大规模铁路工程队来华，集中居住在哈尔滨。仅在1899年，哈尔滨的俄侨已达14000人。[885]中东铁路建成后，中国东北的丰富物产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日本及中国南部等地，而欧洲之布匹、毛织物、机器、五金、石油、烟草等输入北满。苏联国营经济部门如贸易部、达利银行、粮食输出部、石油组合、保险部和商船队等都有代表常驻哈尔滨，由贸易部代表统制所有在北满的经济机关。“苏联在北满的所有经济势力，其所有活动的根源，皆在中东铁路”。[886]此外，1917年以后，苏联及东欧的一批权贵、商人、地主为逃避“新政权的迫害”，也纷纷来到哈尔滨。他们在此经营铁路、商贸，修筑大量东正教、基督教、伊斯兰等各类教堂及建筑，兴办学校，培养铁路工程技术人员等等。随着哈尔滨日益成为“日、美及满洲对俄贸易之源地。加以欧战勃发之时，俄国物资极其缺乏，哈尔滨在供给资源上，尤属重要”。[887]出于各自政治、经济、军事利益的需要，先后有日本、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比利时等29个国家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以至于人们将当时的哈尔滨与18～19世纪时曾给苏俄思想文化深刻影响的法国巴黎和德国柏林相提并论。[888]

    从现实来看，当时苏联给中国共产党以强大的后方基地的支撑。这种影响力无所不在，包括中国最大的常规兵器试验基地、中国最早的中远程导弹试验基地、中国海军武器试验基地等等，均设在尽可能靠近苏联的地方。而50年代初苏联援助中国的“156项工程”中的许多项目也建在哈尔滨，如“三大动力”、平房区的“东安、伟建、新风”等一系列生产战车、飞机的国防工业。因此，从安全保密方面来看，哈尔滨的地理位置具有很大优势，既可免除美国和台湾飞机轰炸的威胁，又有利于军事保密；从教学条件来看，既有哈尔滨医科大学的校址可资利用，又有由苏俄创建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为教学和学员的实习提供有利条件；从自然条件来说，哈尔滨的松花江及其水力可满足海军系教学和实习的需要；同时，哈尔滨作为中长铁路的必经之地，与苏联之间有着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哈尔滨的气候、建筑、文化以及生活方式，深受俄罗斯文化传统影响。哈尔滨正是因为这一得天独厚的人文地缘优势，被认定为最佳办学地点。

    第五，组建师资队伍。《谈话记录》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学教授短缺的实际情况，提出两个选调教师的具体办法：一是“从现有各校中在对教育进行影响不大的原则下，择其优秀者调一些来军事工程学院，最好由军委下令调来”；二是“有些课程不一定军人教，可聘请一般的大学教授，如高等数学等课。苏联政府过去做过决定，军校可以聘请一般大学教授，但应了解其政治质量”，并提议由政府责成大学教育部门协调办理。[889]这些建议，对于组建学院教师队伍具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此外，《谈话记录》还就人才培养目标、教材、招生计划、入学考试、毕业分配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规定。

    《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

    1953年8月26日，毛泽东亲自为是年9月1日正式开学的军事工程学院颁布了《训词》，特别强调要向苏联顾问学习。他指出：“向苏联学习，这是我们建军史上的优良传统，无论任何时候，任何工作部门，都应当如此。这点，对于你们这个学院，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技术知识，学习苏联军事工程建设的丰富经验，学习苏联顾问同志的学习态度和工作态度，学习苏联顾问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890]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军事工程学院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要全面向苏联学习。[891]因此，建院初期学院在系科设置、学制、培养目标，以及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材和教学组织管理等方面，几乎完全听从苏联顾问的建议。曾任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教务部教务处长的曹鹤荪教授回忆说，“第一期学员的教学计划完全是苏联专家制定的”。[892]

    在苏联的教育体系中，《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是“学院教学工作的宪法”。[893]因此，1953年苏联顾问专家到学校不久，就综合苏联各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工作条例，拟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894]“8月中旬由首席顾问签署的俄文稿《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送到了翻译室，并催促我们开学前要发至全院，特别是教员手中……全翻译室人员花一周时间突击出一个初稿……”[895]第一任教育长徐立行也指出：为了建立正规的教学秩序，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有章可循，学院请求苏联顾问团帮助制定教学基本条例。苏联顾问们集中了苏联各军兵种技术院校的经验，结合学院实际，集体创作了《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896]该草案于1953年9月报经陈赓院长批准，以命令颁布施行。

    《条例》主要分为两大块：第一部分规定了怎样进行各种教学活动，第二部分规定各个部门怎样组织和进行教学工作。全文由9章143条组成，主要包括：教学中职责及相互关系制度；教授会、教师的职责及相互关系制度；编制教学基本文件的制度；作业制度；教学检查制度；考试制度；教学秩序、课堂纪律制度和在职人员学习制度。

    《条例》是一个指导学院教学工作的根本文件。它对各种教学方式的目的、要求、任务与做法，对教学过程的检查、考试、测验的目的、要求与做法，对教研室、实验室、专修室的性质、任务及相互关系，对教研室主任、副主任、主任教员、教员、助理教员的职责，对各级教学行政领导与教务机关的职责及相互关系，以及毕业考试和毕业设计（论文）答辩等，都做出明确的规定。在该条例基础上，学院根据教学工作的需要制定了若干其他具体的条例和规定。[897]这些制度的及时制定和严格执行，对教学工作一开始就走上正轨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对于把教员、学员培养成具有严格、严肃、严密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的军事工程师，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客观地说，“自从有了《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以后，学校的教学工作和教学行政工作迅速走上正轨。”[898]

    《条例》非常强调教育的计划性。在《条例》的第92条、113条、114条和115条中明确规定，学院教授会的全部工作都应建立在有计划的起点上。教授会的工作计划，可分为五年远景计划、学年计划和月份计划；教育计划、教学大纲和课程表是学院组织教学过程的基本依据；经批准的教育计划是组织、计划及实施全院教学过程的国家文件；经院长批准的教学大纲，是组织教员授课与学员学习的基本文件。这些规定，充分表现出20世纪30～40年代苏联高等教育计划性的特点，与旧中国的欧美教育传统形成强烈的反差。曾留学意大利并担任过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的军事工程学院第一任教务处长曹鹤荪教授回忆说，军事工程学院最初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日历“这一套全是苏联的新东西。中国的旧大学只有一个很简单的课程表。课程表由各系主任制定，每学期安排一次，每星期按课程表进行教学；遇到节假日占用教学时间不补，由教员自己调节。教员也没有教学大纲和教学日历，只有一本指定教材，上课时各行其是。大部分教授按教材目录规定的顺序上课。有的教授很讲究写黑板，学生只要把黑板上写的全部抄下来，就是一本好教材。有的教授上课时，既不带教材，也很少抄黑板，学生只得好好听、尽量记，回家再整理。”然而，在“全面学习苏联”的大政方针下，教师必须放弃先前的教育传统与方法（不管它们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严格遵守新的规章制度。他们“很害怕把资产阶级的这一套制度与方法搬到军工来，所以工作中非常谨慎小心”。[899]

    《条例》非常强调严格和严谨性。苏联军校历来有严格严谨的优良传统。这种传统充分表现在《条例》之中。《条例》对教学过程的每一环节都做出严格而详细的规定。例如：第一章第17条规定“每一个作业的习题应由讲课教员选定，并经教授会主任批准”；第四章第22条规定，“无论哪一方面任何人直接或间接想使考试者改变所评定的成绩的企图，都是严重破坏军纪的行为”。[900]

    但是，《条例》过于强调整齐划一，不免带有机械而刻板的倾向，甚至还带有苏联对自然科学粗暴批评的印迹和大国沙文主义的色彩。例如，第13条规定，教员检查学员课外作业完成情况的时间为5～10分钟，检查学员对该作业中所研究的基本理论的了解情况为5～10分钟；第96条规定，教授会主任的职责之一是“组织本教授会所授课程的苏联参考书的翻译工作”；第2条规定，教学人员“应以共产党的立场来讲述课程，坚决揭发资产阶级科学的反动本质；凡与马克思主义相违背的思想表现及庸俗的曲解，都必须与之作坚决斗争……讲课的科学思想，应以现代的科学技术为基础，并以苏联科学技术成就的经验及新中国的建设经验为基础”；第五章第90条规定，教授会教学方法研究工作的方式，要求“布置和讨论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方法论及苏联高等学校工作经验的科学报告”。[901]笔者在档案中还看到这样一个事例：在进行课程考试时，一名学员用自己的语言正确回答考题后，在老师多次提示的情况下，仍不能用斯大林说过的一句原话来表述这个问题，结果考试成绩被扣除1分（当时实行5分制）。

    《条例》颁布后，在相当一段时间成为学院整个教学工作的基础。《条例》就是学院的法律，“爱护教学过程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902]但是，随着教学工作的展开，苏联教育制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的矛盾日益暴露出来。苏共二十大以后，毛泽东提出“以苏为鉴”，军队教育系统也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苏联的规章制度首先受到怀疑和批判。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军事工程学院“根据党代表大会二次会议贯彻执行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精神，先后下令废除了以《条例》为首的“许多违背党的教育方针、我军光荣传统、群众路线的规章制度”，抛弃了一切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903]但是，由于没有及时建立新的规章制度，一度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降低了教学质量。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苏联教学制度中一些具体做法作为教条主义的产物被废除，但是，苏联的教育制度，已深深植根于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之中。

    《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五年（1955～1959）发展计划》

    新中国成立后，按毛泽东原计划1951年前后解决台湾问题。[904]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借机介入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这一计划被迫推延。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解放台湾，最根本的问题是国防实力。“我们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收复台湾，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建设强大”。[905]为此，人民解放军及时调整了发展战略，“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906]

    海军是一个技术高度复杂的军种，需要大批有较高科学文化水平和专业技术的人才。但是，海军“当时拥有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总共才十多人”，“干部能否掌握技术，已成为能否实行建军路线，能否建设海军的中心的一环”。因此，创办各类学校是当时建设海军的“带根本性的措施”。[907]短短几年，海军相继创办了大连海校、联合海校、航空学校、鱼雷快艇学校、潜艇学校等近十所培养基层技术干部的学校。军事工程学院则设立了海军工程系。

    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担负着为海军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之重任，因此苏联援助的力度也是比较大的，在海军工程系帮助工作的苏联顾问专家41人，约占整个学院苏联顾问专家人数的四分之一。[908]

    1954年9月，为保障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和海外贸易的需要，特别为“击破美蒋军事条约”之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受命两次炮击金门。但是，此举未能阻止美国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草案。1955年1月24日，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该条约，使得中美关系以及解决台湾问题“成为很长时期的僵局”。[909]正是这种国际态势和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需求，1955年初，海军司令部首先要求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成立研究生班，为海军培养具有高度业务素养的教育干部和科学干部，从而开新中国军事技术院校研究生培养之先。[910]

    十分巧合的是，俄国军事院校研究生培养也始于海军。1862年俄国海军学院将军官训练班改组为海军科学研修班，开创海军研究班，培养高级军事技术人才。[911]苏俄海军研究班教育，成为中国海军研究生教育的样板。

    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研究生教育是在海军司令部直接领导下，在苏联首席顾问的多次提议和亲自主持下进行的。[912]

    1955年2月4日，军事工程学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便根据《海军五年（1955～1959）发展计划》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军用舰船制造业十五年（1955～1969）发展计划》，主持起草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军事工程学院《海军工程系五年（1955～1959）发展计划》。他在附给刘居英副院长的信中写道：“请将与学院海军系五年发展计划有关的文件草案译出修正，并呈报上级机关。由于所涉及的问题的迫切性及其须要在一定期限解决，我认为最好不迟于今年2月12日派遣三系主任和他的苏联顾问直接赴北京，以便将上述文件呈报海军司令员”。[913]很明显，奥列霍夫所说的“迫切性”和“一定期限解决”是与台海局势、海军建设密切相关。正是在这个计划中，奥列霍夫提出：“由于迫切需要海军技术和武器各方面的有高度素养的教育干部和科学干部，应于1955年在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成立研究班”。高等院校培养研究生的能力，主要取决于教学、实验人员的数量及业务水平，教学房舍、实验室条件建设，以及图书情报保障能力。奥列霍夫“根据很多教授会主任的业务能力，以及对各种海军武器和技术具有熟练业务的顾问团”，认为海军工程系“研究生的组织和培养是完全现实和需要的”。笔者依据相关档案，对当时海军工程系17个教授会主任就任情况、学历学衔情况进行了考察。至1955年1月到任的教授会主任有7人，其中有留学经历或教授、副教授职称的5人。[914]

    奥列霍夫认为，目前海军工程系人员的配备“尚能令人满意，但教学人员的业务水平不高”，不过，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一方面，教员本人通过顽强努力学习提高业务水平；另一方面，国家高教部和中央军委将协助解决师资问题。1955～1956年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高教部抽调了69人到军事工程学院任教，包括23名教员（即副教授）、32名助教、14名研究生，共开设68门课程。其中，属于海军工程技术专业的课程有22门。[915]这就是说，至少22人应到海军工程系任教。同时，中央军委在1954年12月至1955年5月间，又从海军系统抽调4名教员、16名助教和22名实验员到海军工程系工作。因此，“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在1956年下半年，教员干部和实验室干部问题将基本上获得解决”。[916]关于教学房舍，除了当时正在装修的海军工程系大楼内所设教室（大教室3个，中教室4个，小教室37个，毕业设计室5个，课程设计室1个，共50个，合计3917平方米）外，“正在建筑或正在设计的实验室或专修室，有关海军技术和武器方面”，“足能保证教学过程的正常进行和一系列科学研究工作”。[917]

    海军工程系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根据教育计划拟订的1955～1957年的教材翻译计划，“基本上可以保证各专业教学过程所需要的教科书和参考资料”。但是，海军系当时只有6名翻译人员，远远不够。同时，海军战术海军常识、鱼雷射击指挥仪教授会以及各种武器的战斗使用教授会的专业书籍、教材、技术设计材料等也不足。为此，奥列霍夫提请“海军司令部的有关部门必须负责解决系必要材料的供应问题”。此外，笔者在对全院五个系苏联顾问团成员的专业方向、学历学位、职衔及在华工作期限等情况（至1955年1月止）分析比较后可知，海军工程系的苏联顾问团，无论在学科专业建设、满足教学实际需求，还是人数、工作期限等方面，都是最好的或比较好的。[918]这些都为海军系研究生培养奠定了良好基础。

    不仅如此，奥列霍夫还为海军司令员肖劲光草拟了海军司令部“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海军系成立研究班问题”的命令，[919]为海军工程系起草了《海军工程系研究班暂行条例》，对培养目标、招生程序、学习期限、指导教师、学习计划、学习方式、研究生的权利和义务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研究班暂行条例》指出，研究班成立的目的是“培养在海军技术科学方面专业化的教学干部和科学干部”，毕业后“担任各教授会的教授和教员的职务及各高等海军学校和海军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和教员的工作”。[920]学院政治顾问诺维克（Novik）专门就研究生的政治教育提出建议，认为研究生必须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课程，其课时“根据各军事学院可靠的经验，在培养研究生的教育计划中应规定450小时”。[921]与此同时，军事工程学院招收研究生的教授会也制定了专业课的学习、研究大纲。[922]

    海军工程系第一期研究生培养的专业方向是基于当时海军“以空、潜、快为重点”的建设方针和综合海军系各教授会教学人员的学术业务能力，以及实验室的设备情况而确定的。[923]奥列霍夫在《海军工程系五年发展规划》中提出，首先在造船、无线电收发设备、鱼雷武器和鱼雷射击指挥仪、雷达四个专业招收研究生。[924]但实际上这一年只在除造船以外三个专业招收了研究生，并任命赵国华、胡寿秋和慈云桂为研究生的指导教师，确定季鑫泉、叶润培和胡守仁为研究生。[925]

    继海军工程系后，空军工程系开始筹备研究生班，其他各系也纷纷效仿，招收本专业第一批研究生，其培养目的和招生模式与海军工程系相同。1956年3、6月，空军工程系空气动力学、发动机原理、飞机电气设备专业，炮兵工程系步兵兵器、炮兵弹药、火药与炸药、炮兵仪器和炮兵雷达专业，先后招收10名研究生。研究生导师有庄逢甘、罗时钧、梁守槃、唐光勋、程尔康、许哨子、肖学忠、赵子立、冯钻刚、朱逸农。是年10月和12月，陈赓院长颁布命令，批准装甲兵工程系坦克、坦克（汽车）发动机、汽车三个专业和工兵工程系筑城、非防御建筑专业招收5名研究生，任命马骏驰、林佺以及苏联专家沃尔科夫、古切尔曼为研究生导师。[926]

    1966年4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军事工程学院集体转业，改名为“哈尔滨工程学院”。两个月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6月3日，学院党委决定全院停课，一切正常的教学工作被迫中断，研究生教育亦随之停止。

    结论

    通过对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创办时期重要档案的分析与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苏联顾问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时期占有主导地位。

    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是在党中央的亲自关怀和大力支持下，在以陈赓为首的全体干部教职员工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就。党的正确领导和关键作用是不可替代也不可或缺的。然而，苏联顾问专家在学院筹建时期的帮助和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因为，从学院的选址到办学方案、组织编制、招生规模，从系科设置到教学制度的制定、教学大纲、教材以及研究生培养等最重要的办学要件，都是苏联顾问、专家以苏联军校教育模式为指导、为基础而制定的，苏联顾问专家所处的主导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苏联专家对中国国防科技教育体系的建立具有奠基性作用。

    早在1952年聂荣臻和中央军委副总顾问柯托夫研究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时，就确定了“先综合再分建”的组建原则。事实上，军事工程学院正是按照苏联顾问的建议组建并发展起来的，即在学院开办之初，就做了“在各系的基础上将来发展成为各兵种的专门学院（如航空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之准备，“因此每系中应尽量包括未来教学组织的全部雏形”。[927]经过8年的建设，于1960年在陈赓院长的建议下，中央军委根据“尖端集中、常规分散”的方针，开始在军事工程学院的基础上分建、改建，“到1961年，学院的炮兵、装甲兵、工兵工程系和原子化学防护系（该系是1960年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的）先后迁出，共带走26个专业”，单独成立了炮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工程学院、工程兵工程学院、防化兵工程学院，并分出若干常规兵器专业并入有关学院，如海军工程系的海岸炮、舰炮指挥仪、鱼雷、水雷、舰船消磁5个专业移交海军工程学院；空军工程系的机场建筑和气象专业移交空军工程学院。[928]至此，中国初步建成兵种齐全、学科完备、规划合理的国防科技教育体系，步入国防科技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军事工程学院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教育体系的孵化器，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能迅速组建特种兵培养体系及培训基地，进而独立培养各类高级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其中，苏联顾问专家奠基性的贡献，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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