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超武

    中印边界冲突，特别是1962年的中印战争，是一个在国际冷战史中占据突出地位的事件，对中苏分裂的进程具有深远的意义，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界所关注；但对影响中印边界冲突进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苏联的反应和相关政策，国内外学界则缺乏系统的研究。从已有的研究论著看，苏联官方的外交史著作很少甚至没有论及这一问题。俄罗斯学者从中苏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导致中苏分裂的原因研究中印边界冲突，他们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方式缓慢而又不可避免地为苏联所拒绝，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构成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破裂的基础。因此，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是中苏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两国关系公开破裂的开始。[1219]印度学术界在研究这场冲突时强调，中美敌对关系和中苏之间正在出现的分裂，使得印度可以通过同两个超级大国建立非正式的以及互不冲突的关系，来形成对中国的威慑。他们指出，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使毛泽东相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应该从莫斯科转到北京，应该从赫鲁晓夫（Khrushchev）转到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毛泽东最先关注的地区就是那些同中国有着相同经济和政治状况的亚非国家，首要的目标就选择了印度。“进攻和颠覆是毛的战略的第一步，如果印度垮台了，印度共产党将夺取政权，亚洲其他国家将会纷纷效仿这一模式。”因此，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中立立场，是促成中苏分裂的一个重要原因。[1220]西方特别是美国学界一直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苏联的行为损害了“中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利益”。[1221]而中国学者的研究普遍认为，“赫鲁晓夫试图以苏联支持中国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的立场来换取中国在加勒比危机中支持苏联……短时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苏美就加勒比危机达成妥协后，苏联立即恢复了过去偏袒印度的立场。”[1222]不过也有学者对此持有不同的论点，认为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中“中苏同盟仍在发挥作用，两国相互声援对方”。[1223]

    上述学术发展史显示，国内外学界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的政策的评价不一。近年来新近解密的俄国、美国的外交档案文献以及中国和印度方面的相关资料，为从更为广阔的国际史的视角探讨中印边界冲突以及苏联的反应和政策，提供了可资深入研究的史料基础。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是苏联对印度政策发展变化和赫鲁晓夫推行和平共处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苏联和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所存在的基本矛盾和根本分歧的突出体现。由中印边界冲突所显示的这些矛盾和分歧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起因及标志。同时，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这一时期的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从两个阵营到和平共处：冷战背景下的苏联对印政策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外交以两大阵营来划分敌我，虽然苏联在1947年4月13日同印度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对印度的外交明显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1224]尽管苏联领导人在公开宣布“两个阵营”的形成时认为印度至少是“同情”社会主义阵营的，[1225]但随着冷战的全面展开以及对印度独立后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的评价，苏联领导人显然更倾向于相信印度的政策并非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真理报》1949年11月的一篇文章明确指出，尼赫鲁（Nehru）政府逐步把印度变成“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宪兵”。[1226]

    这一时期苏联和印度经济关系的变化，也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Stalin）时期苏联对印政策的基本特征。苏联从印度的进口额，从1948年的1620万美元，下降到1953年的70万美元；同时期苏联对印度的出口额，从980万美元下降到90万美元。[1227]

    导致苏联对印度政策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其对印度在冷战中所采取的政策的重新评价，特别是印度对朝鲜战争的反应。斯大林开始意识到，“尼赫鲁真正的兴趣在于从西方列强对亚洲的冷战中追求印度的独立”。[1228]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明显调整对印度的政策。苏共二十大以后，同赫鲁晓夫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相适应，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苏联领导人对尼赫鲁的认识上。赫鲁晓夫赞扬印度和尼赫鲁的外交政策，他反复强调，印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执行着独立的政策，“同苏联建立了最良好的亲善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主要是为争取巩固世界和平这样的卓越崇高事业而进行的共同斗争”。苏联“对印度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争取和平、反对新战争威胁的事业中作出的重大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苏共二十一大对印度和尼赫鲁的评价更高。苏联领导人认为，“毫无疑问，印度在彻底清除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保障社会和经济进步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同样无可争辩的是，由于杰出的东方政治家尼赫鲁及其领导的政府的富有远见的政策，以及所有进步力量的活动，印度在短短的历史时期里，在发展工业、农业和整个经济方面，在取得国内团结和提高国家的国际声望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1229]1960年2月11～16日赫鲁晓夫访问印度时多次强调，苏联支持印度缓和紧张局势的努力，并表示一旦印度需要援助，苏联将予以提供，甚至可能会包括军事援助。访问结束时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同以往任何时候相比，现在印度和苏联的关系是建立在更为牢固的友好和理解的基础之上。”[1230]

    其次，虽然苏联和印度在匈牙利事件上的看法存在分歧，但两国在重要的国际问题和涉及各自重大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仍然相互合作和支持。赫鲁晓夫在1958年考虑解决苏伊士运河危机和伊拉克政变时，建议举行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和印度五国会谈。在果阿问题上，苏联支持印度的行动，谴责葡萄牙对果阿的统治是“文明的耻辱”。在印度看来至关重要的克什米尔问题上，苏联明确支持印度的立场。1962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动用否决权，支持印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支持苏联，特别是在德国问题上。

    在上述政策指导下，赫鲁晓夫时期苏印关系发展迅速，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国经贸关系上。从1955年开始，苏联和印度之间的贸易额持续上升。1958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额是4560万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的1.8％；同年印度向苏联的出口额为4900万美元，占其出口总额的4.2％。1951年到1959年，印度和苏联之间的贸易额增长了15倍。同时，苏联还向印度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1959年9月12日，苏联宣布给予印度28亿卢比的第四笔贷款；9月28日，苏联又宣布给予印度1.87亿卢比的第五笔贷款，这些贷款用于印度第三个五年计划。[1231]1959年至1962年，印度从苏联的进口增加了4倍，向苏联的出口增加了10倍。与此同时，苏联和印度的军事合作关系也日益密切。1961年4月，苏联向印度出售8架安-12型运输机，这种机型可以向高度在17000英尺的地区投送作战人员和物资，印度当时希望在拉达克地区使用这种飞机。印度此前还从苏联购入伊柳-14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1962年7月，印度购得了米格-21型战斗机。[1232]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和印度在这一时期还加强在原子能领域的合作。从1961年2月开始，苏联和印度就苏联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援助印度的问题上进行谈判，并在1962年10月签订正式协议。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和印度关系的发展，直接影响到苏联对中印边界问题的反应，也直接影响到中共中央对苏联整个外交政策的认识和判断。

    西藏叛乱、边界问题和中印关系的根本变化

    中国对印度的政策，首先体现了中共中央在冷战的背景下对待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的变化，其主要过程从“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发展到50年代中后期突出“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中共领导人最初希望印度共产党也能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榜样，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印度对华政策的主动性以及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所采取的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特别是毛泽东这一时期对中间地带的认识，中印关系开始进入所谓的“蜜月时期”。中国当时对印度的政策，正是中共中央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和中间地带理论的实践。[1233]

    即便是在中印关系这一“蜜月时期”，中国从印度在一系列涉及中国外交的重大问题的态度上，开始重新认识尼赫鲁的不结盟的“中立”政策。印度在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活动，特别是印度在联合国提出的有关遣返战俘的提案，被中共中央视为“荒谬和非法的”。在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期间，尼赫鲁在1958年11月初向美国驻印度大使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中国试图以武力夺取沿海岛屿。导致中共领导人对印度外交和尼赫鲁的认识发生根本变化的是1959年的西藏叛乱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印边界冲突。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不仅导致了中共领导人重新认识尼赫鲁的外交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导致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理论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的作用的重新思考；同50年代中后期“革命外交”的基本思想相适应，中共中央确立了对印度和尼赫鲁的方针政策，由此直接影响了中国对中印边界问题的政策方向。

    中共领导人相信，中印边界问题的争吵是印度挑起来的，“假如我们对尼赫鲁采取让步的办法，不仅他会更反动，会让他觉得他对了，我们错了，粉饰他的反动的一面，并且也会使他更得势，我们不能采取这种方针。我们采取的是批评他，然后求团结；揭露他的错误和反动的一面，使广大人民能看清楚。另一种可能是他缓和一下，收缩一下，继续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好”。[1234]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在亚洲所有的民族主义国家中，印度尼西亚的立场最好，这从印度尼西亚对待西藏事件的态度中可以看出来”。[1235]而印度则开始变成“反动的民族主义”。为此中共领导人认为，现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的中间地带的国家，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由坏变好，一种是继续和平中立，一种是由好变坏。尼赫鲁想利用中印边界问题作为一张牌，对国内的右派进行控制，控制国大党内部，对左派进行打击，同时向美国要求援助，也向苏联要求援助，左右逢源。印度政府不想解决问题。“尼赫鲁扮演的脚色在印度人民中间逐步的被认识，反动的就是他”。[1236]陈毅1962年9月14日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华东组发言时强调：“大量事实说明我们同肯尼迪（Kennedy）、赫鲁晓夫、尼赫鲁联合战线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的、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过分了……现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正确的，它有助于我们争取时间，克服暂时的困难。如果采取机会主义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对外斗争，而且也会影响国内局势。”[1237]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1962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相信“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正在激烈的进行着”，因此中国外交长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坚决而彻底地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修正主义，坚决而彻底地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1238]至此，中国“革命外交”的特点更加明显和突出。

    苏联对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与中苏分歧

    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前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冲突的爆发无疑使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复杂的处境。首先，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共中央一直把中印边界问题看作国际范围内的一场阶级斗争，因此试图得到兄弟党的支持。而苏联并不同意中共的这个观点，并希望自己可以同印度保持友好的关系。其次，苏联认为，中国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好战方式”，不仅同和平共处的政策背道而驰，而且还将可能影响中国处理其他有争议的边界问题，特别是中苏有争议的边界。同时，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向苏联通报感到非常不满。

    至于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苏联只是在冲突爆发后“很长时间”才收到中国方面的通报，鉴于“中国同志承认并反复强调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世界舆论就会形成如下印象：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所采取的强硬路线和外交政策，是得到苏联同意的”。[1239]因此，苏联领导人感到有必要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表明苏联的立场，这一立场清楚地反映在塔斯社1959年9月10日的声明中。1959年9月8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对中国的做法提出异议，认为中印边界是山区，难以划出准确的边界线，并指责中方在冲突中造成印方的人员伤亡。同时苏共中央还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事件将恶化印度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导致印度改变对外政策，并被某些人所利用，在苏美首脑互访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9月9日上午，苏联驻华使馆临时代办安东诺夫（S.F.Antonov）约见陈毅，递交一份准备在10日发表的塔斯社声明。声明稿写道：中印边界冲突是“可悲的”，西方某些集团企图利用这一事件，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使国际局势复杂化。苏联不能不对这次事件表示遗憾，希望中印双方考虑相互的利益，解决发生的误会。陈毅当即表示希望苏方暂缓发表这个声明，指出中印边界冲突不一定会对赫鲁晓夫访美带来消极影响。当天下午6时20分（莫斯科时间下午1时20分），中国电台广播了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随后，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见安东诺夫，递交了周恩来致尼赫鲁信函的副本，并转告陈毅的意见：中方已发表了周恩来的信，请苏联政府考虑这封信的态度和立场，不要发表塔斯社的声明。但苏联并未考虑中方意见，仍按照原稿在莫斯科时间当晚7时播发塔斯社声明。[1240]

    1959年9月9日塔斯社的声明，发表在赫鲁晓夫开始和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进行戴维营会谈的同一天。对于这一声明，尼赫鲁在9月11日表示：“考虑到方方面面，对苏联政府而言，这个声明是公正的和不同寻常的。”因为这是苏联领导人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和平解决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纠纷。[1241]10月23日在拉达克再次发生边界冲突后，《真理报》同时发表了中国和印度有关冲突的政策声明。10月30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佐林（Valerine Zolin）在安理会上呼吁印度接受中国的三点建议；是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和痛心，希望尼赫鲁接受停火，同中国谈判和平解决问题。12月22日，苏联报纸打破惯例，第一次首先发表了印度对中国的照会，并没有等中国方面做出相应的反应。[1242]对塔斯社的声明和苏联的立场，中共中央1959年9月13日致函苏共中央，批评苏联政府“在重要的原则问题上采取迁就和妥协的立场”，指出塔斯社的声明向全世界表明中苏两国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分歧，这就使得印度资产阶级和英美帝国主义者感到兴高采烈，因为他们正想方设法在中苏两国中间打入楔子。[1243]

    中印边界问题成为1959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同中共领导人发生激烈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其结果对中苏关系产生了严重的损害。[1244]从1959年底到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中印边界问题成为中苏之间激烈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其中既包含国家利益的冲突，同时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中苏两党在涉及意识形态的重大问题上的根本分歧。

    首先，中共中央认为，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和尼赫鲁的反动政策，使中共领导人坚信自己对尼赫鲁和印度外交的正确性。1960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同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S.Chervonenko）会谈时突出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变化。在会谈中，邓小平强调，周恩来最近对印度的访问完全证实了“我们先前对尼赫鲁的看法和立场”。尼赫鲁是印度反华阵营的核心人物，他并没有处在右派和其他反动分子向他施加压力的处境，他自己利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来达到他的目的。同时周恩来的访问证实了尼赫鲁不想解决边界问题，他的行动是以对内和对外的利益作为基础的。尼赫鲁公开声称反对印度共产党，解决同中国的边界问题不能使他得到好处。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解决边界问题也不能使他得到好处。邓小平强调指出，同这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1245]

    其次，中共中央批评苏联的“中立”政策，反对苏联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的做法。1959年12月10日，周恩来和陈毅在接见契尔沃年科时指出，对尼赫鲁无原则的让步，只会使他更加向右转。周恩来强调，中苏两党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争论，可以在内部交换意见，但不应该公开分歧，让资产阶级舆论抓住后大肆喧嚷，并加以利用，这无助于局势的缓和，并请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达给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认为，从赫鲁晓夫的讲话中不能得出支持印度的印象，但同意将中方的意见转达。[1246]1960年1月21日，契尔沃年科拜会陈毅，说他已经将1月19日同周恩来会谈的情况报告苏共中央。契尔沃年科强调，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将严守中立，反对第三国干预，他们一直坚持这种立场，今后也将坚持这种立场。契尔沃年科表示，中国方面的担心使他们感到有些惊讶，委托陈毅将苏联的上述立场转告周恩来并中共中央。[1247]

    对苏联的上述立场，周恩来和陈毅在1960年1月26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表示惊讶。周恩来申明，在社会主义阵营里，一个兄弟国家在边界事件中受到了被资产阶级领导的国家的欺侮，而另一个兄弟国家却表示中立，这在国际共产主义关系中是个新的现象，这实质上是替印度辩护，是支持了民族主义国家的观点。周恩来强调：“苏联不应当公开表明我们两党之间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为了分清是非，我们不能不对苏共中央的答复做出全面的分析。”周恩来还指出，不能用向尼赫鲁让步的办法来防止尼赫鲁向右转。1月27日，应苏联大使的要求，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契尔沃年科解释说，“中立”一词是他口头传达时用词的错误。周恩来明确表示，取消“中立”一词并不能改变昨日谈话的实质，在中印边界纠纷问题上，中苏是有分歧的。30日，周恩来和陈毅同契尔沃年科会谈时再次指出：苏共中央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偏袒印度，是不正确的。[1248]在1960年9月20日同苏共代表团的会谈中，中共代表团团长、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尖锐地责问道：我想问问你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们究竟指望得到谁的帮助，是指望艾森豪威尔、尼赫鲁，或者是类似的人物，还是指望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指望中国？针对苏方在会谈中宣称一旦中国遭到侵略，苏联“将会尽一切力量保卫中国”的说法，邓小平指出当中印之间发生边界冲突时，苏联并没有采取行动；同时邓小平也不同意苏联所说的印度对中国没有构成威胁，他强调：你们说在中印边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闻，你们居然能够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的印度发生冲突时，采取中立立场。[1249]

    此时中共中央无疑已经相信，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歧的公开化，起源于1959年9月戴维营会谈和塔斯社对中印边界争执的声明；毛泽东坚持认为苏联的行为就是反华，他在1960年7月18日北戴河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从去年以来反华就表面化了，就是9月9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他就垮台了。[1250]

    最后，由于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中共领导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看法发生根本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对赫鲁晓夫及其政策的评价。毛泽东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指出，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肤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1251]毛泽东感到不能理解的是，赫鲁晓夫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硬是迷信帝国主义。在国际问题上，赫鲁晓夫不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不支持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帮助帝国主义进行恫吓，说只要燃起一星火花，就会引起世界大战，必须马上扑灭。他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麻痹世界人民，实际上助长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世界为什么不和平，怎样才能和平”的问题，“赫鲁晓夫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对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再保持沉默”。[1252]在中共领导人看来，赫鲁晓夫的这种思想体现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就是“不惜牺牲盟友的利益来讨好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在西藏叛乱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都是如此。[1253]

    这样，到1960年年中，中共中央特别是毛泽东认为，“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1254]到1961年，中共领导人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更加明确。毛泽东在9月15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共领导人完全相信，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一套理论已经形成了。[1255]

    而苏联在这一时期对中共政策的反应和批评，突出表现在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斯洛夫（Suslov）1959年12月18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有关苏联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报告》，报告全面而尖锐地批评了中国的内外政策，其中特别表明了苏联在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同中共中央的根本分歧。苏斯洛夫首先对中国外交的基本路线提出尖锐批评，他指出：“联系到中国领导人的言论，人们不得不感到惊讶的是：他们是如何理解有关和平共处的列宁主义原则的，他们是否把和平共处视为社会主义阵营外交政策的总路线，他们是不是认为有必要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争取持久和平而努力。”苏斯洛夫强调：“我们正得出这样的印象，即中国同志在赞同两种不同制度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的同时，他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原则仅仅是暂时的策略手段。”

    有关西藏问题，报告指出，帝国主义者策略的目的就是使西藏问题成为“中印两国产生争论的一个原因，使亚洲两个大国相互争斗，恶化南亚地区的局势，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那一地区的影响，削弱共产主义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地位”等。报告指责中国没有考虑帝国主义的上述策略，而对印度和尼赫鲁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中国的这一政策“毫无疑问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同印度关系的进一步的恶化”。有关中印边界问题，报告认为，印度非常有影响的反华势力力图在这个问题上恶化同中国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同志的立场便于印度反动派动员国内的舆论反对中国，使印度的进步力量处于困惑不定的境地”。报告反对中国所采取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强调中国的行动“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威信在亚洲的下降，削弱它在亚洲的地位，增加亚洲许多国家同西方强国、同美国结盟的趋势，尽管亚洲国家的人民对他们的长期的敌人殖民者有着强烈的仇恨”。

    苏斯洛夫的报告对尼赫鲁的评价同中国截然相反。报告认为尼赫鲁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虽不能排除他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针对中国的阴谋，但尼赫鲁极其富有远见，他承认印度同中国、同苏联以及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友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而这些行动毫无疑问招致印度国内同英美阵营有联系的极右翼资产阶级集团对尼赫鲁的攻击，指责他对中国“优柔寡断”和“妥协退让”。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赶尼赫鲁下台，改变印度中立的外交政策，使之朝着极右的方向发展，并走上同西方强国结盟的道路。如果印度的反动势力成功地实现了上述目标，将对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和平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尼赫鲁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外交路线是加强和平的斗争中的一个积极的因素。

    苏斯洛夫在报告中为苏联的政策辩解，他指出，如果苏联也卷入这场冲突，并产生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形成联合战线反对尼赫鲁的印象，帝国主义分子就会更加欣喜若狂。事实证明，在苏联提出赞成和平解决印中冲突之后，帝国主义分子的喧嚣就大大降低了。苏联领导人还无疑把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视为中国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和进行戴维营会谈之前“蓄意破坏紧张局势的缓和”的重要证据。报告认为，中印边界冲突发生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的前几天，“敌人的宣传机器竭尽全力利用中印冲突来达到破坏苏联和平倡议的目的，将中国的行动归咎于苏联，由此引起我们同印度之间的争吵”。[1256]

    为此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出两个极为重要的结论：第一，中国领导人既不能正确评价自己在处理同印度关系上的错误，也不能正确评价苏共中央在调解中印冲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第二，中国领导人对印度局势的估计以及对尼赫鲁对冲突的反应的评价是错误的和武断的。对于苏联的这一判断，苏联驻华大使馆在1959年的政治报告中也指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苏联领导层一直试图影响中国采取更为温和的立场并同意同印度达成妥协；但苏联官员相信，“只有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从总体上修正其外交政策立场的结果”，中国的行为才会发生变化，但“这在短时间内是绝对不可能的”。[1257]

    苏斯洛夫报告中所反映的苏联领导人对中国内外政策的看法，很快就体现在苏联的外交政策和对华政策的方方面面，苏联开始公开批评所谓的“左倾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2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时指出，中国的行为“违背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中印边界冲突“给印度共产党造成困难，使得印度共产党在喀拉拉邦竞选失败，又使尼赫鲁更加右倾，使得南亚和东南亚各国对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不信任”。2月5日，苏共中央通过正在莫斯科参加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的中方代表康生向中共中央发出了口头通知，进一步公开批评中共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表现反映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情绪”，因为在苏联看来，事实上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存在印度对人民中国的任何现实的军事威胁”。1960年6月20日至25日，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在布加勒斯特举行。赫鲁晓夫在会议期间代表团之间的秘密讨论中批评中国的政策，称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认为中国在中印关系上的做法是“大国沙文主义”。1960年8月26日《真理报》发表文章，为苏联对民族国家的政策进行辩护。文章指出，尽管印度、印度尼西亚、阿联和伊拉克等采取的“基本的民主措施”可能不是“社会主义的”，但是，以这些措施是民主的性质而非社会主义的性质为理由，以教条主义的立场来低估和轻视这些措施的进步的重要性，也是错误的。

    对于赫鲁晓夫上述的一系列讲话以及赫鲁晓夫随后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访问，中共领导人认为“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说明他为着追求与西方达成妥协，他要迁就西方，要以反对中国来讨好西方，同时他还要把中国的威信打下去，使中国不能够反对他准备对西方所做的让步。因此中共中央认为，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对赫鲁晓夫的反华也要准备必要的反击。[1258]其结果就是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在1960年4月连续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发表被俄罗斯学者认为是中共猛烈攻击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及其“对帝国主义者的绥靖”的开始，是中共对苏联人在解释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垄断地位的第一次公开挑战。[1259]因此苏联方面很快做出了反击，6月10日《苏维埃俄国》发表文章指出：“现代左倾分子把实现和平共处、停止军备竞赛及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人民友谊的政策看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国际形势的任何一点儿恶化都被他们用来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性。”《共产党人》6月23日发表文章声称：“有些政治领导人把和平共处政策、裁军斗争看作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倾向……对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关于在目前情况下防止新的战争政策的决议表示不信任的态度，这种愿望只能被看作错误的、教条的和左派的。”《真理报》也发表了相关文章。中苏公开论战的帷幕由此拉开。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以前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清楚地表明，两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已远非如何对待边界和领土的政策问题，而是中苏两党在如何对待“和平共处”、对印度这样的民族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政策的战略问题，双方的政策立场显然难以调和。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反应及政策选择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中印双方都在进行外交和军事上的部署，以便争取有利的战略态势。除军事部署外，中国在外交方面试图在未来的中印边界冲突中得到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周恩来在1962年10月8日接见契尔沃年科时说：印度可能在中印边界东段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如果他们一旦发动进攻，我们就坚决自卫。”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印度使用的苏制米式直升机和苏制运输机，在中印边界东段和西段运送军需，这对我们前方战士是有影响的。[1260]对印度拒绝10月15日在北京举行两国会谈的建议，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向苏联明确表示：目前中印边界的紧张局势完全是由印度方面的挑衅引起的，印度军队越过了麦克马洪线进攻中国境内的边界哨所。中国强调，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倒行逆施，最终会把两国关系损害到无法挽回的地步。[1261]10月15日，《人民日报》负责人召集社会主义国家驻北京的记者，介绍中印边界的“严重性”。塔斯社记者在送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方面期望“兄弟党的新闻机关在这一特定问题上同中方立场的表述保持一致”。[1262]同时，中国针对苏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批评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20日，中国就核不扩散问题致苏联政府一份备忘录，并将备忘录分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备忘录强调指出：“无论苏联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它都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防卫问题。譬如，在中国防御其同印度的边界问题上，苏联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1263]这些外交行动明确向苏联表明：中国不仅坚决反对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立场，而且将在边界问题上采取相应的果断行动。因此，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完全了解中国的政策立场，也完全清楚它在即将到来的边界冲突中所采取的政策的后果。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之前，苏联依然采取“中立”的立场，希望中印双方和平解决边界问题，试图对中印双方施加影响，并向印度、美国传递了这样的信息。古巴导弹危机使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上的政策暂时从“中立”转向支持中国。鉴于中国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1年柏林危机中所发挥的作用，古巴导弹危机的紧张局势使得赫鲁晓夫准备同中国进行妥协，包括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的政策意图是希望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给予大力的支持，并通过相关的外交渠道向中国做工作。为此东德、匈牙利等国的外交官多次向中国官员强调：社会主义兄弟党之间必须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合作，特别是同帝国主义者存在着严重的敌对和潜在的战争的时候。[1264]东德、匈牙利驻北京的外交官同中国方面的会谈记录几乎立即被送到苏联驻华大使馆，然后很快呈送苏共中央，因此不难想象，是苏共高层授意进行这样的会谈。[1265]

    因此，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前，苏联在这一问题上表示了对中国的支持。1962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在欢送刘晓大使离任的宴会上公开表示：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苏联是站在中国一边的，这是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一致立场，“如果不幸发生反对中国的战争，我们将和中国站在一起”。赫鲁晓夫强调说：“我们仅仅是出于策略的考虑才没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公开声明，我们不能把尼赫鲁推倒美国一边去……目前尼赫鲁进一步投降国内反动势力……我们将根据周恩来同志同我国大使谈话中所阐述的立场和中国政府给印度的有关照会，采取某些外交措施。”刘晓告诉赫鲁晓夫：印军在中印边界东段集结，如果印度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中国将予以反击。赫鲁晓夫表示，这和苏联得到的情报相同，并说如果苏联处于中国的地位也将会采取同样措施。赫鲁晓夫还介绍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希望中国在维护古巴安全方面也采取措施。第二天，米高扬又约见刘晓，通报了有关古巴导弹危机的情况，请刘晓转告中国政府。[1266]苏联毫无疑问希望中苏双方在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问题上相互配合和相互支持。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在上述政策指导下，契尔沃年科10月22日在同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会谈时强调指出，必须要明白在边界冲突上谁对谁错，如果不区分谁有罪谁无辜，那是不正确的；同时，混淆有罪和无辜之间的区别也是不对的。[1267]随后，25日《真理报》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社论，谴责导致中印边界冲突的麦克马洪线是声名狼藉的和无效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产物，是英国殖民主义者“强加给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的”，是“从未被中国承认过的”。社论还谴责印度受帝国主义分子的煽动，已经成为冲突的罪魁祸首；同时社论还批评印度共产党滑向了沙文主义，损害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对此，印度共产党内亲华的一派公开宣称，苏共中央终于“相信其政策的愚蠢性，并接受了中国的观点”。[1268]中国政府在同一天就古巴导弹危机发表声明，表示“完全支持”苏联政府10月23日宣布的“将尽一切力量粉碎美帝国主义集团的侵略阴谋”的立场，中国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一道。对美帝国主义这种战争挑衅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269]中国对古巴问题以自己的方式进行了支持，但对赫鲁晓夫的要求未做反应。[1270]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举行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以支持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立场相比，中国在1962年10月却没有任何此类的活动。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国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在此期间，苏联试图同中国方面进行沟通，协调立场。契尔沃年科为此多次要求同毛泽东会谈，但都未能如愿，中方只是派低级别的官员同他会见。当时中方的理由是，毛泽东身体不适，不能会见苏联大使，但同一时期毛泽东却接见了其他党的代表团。[1271]

    中国对古巴导弹危机的态度和反应，对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危机改变了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从而导致中苏的矛盾和分歧更加公开和加深。古巴导弹危机以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而告结束。苏联决定从古巴撤出导弹，直接导致中国对苏联政策的猛烈抨击。中共领导人纷纷发表讲话支持古巴，从11月3日至6日，连续在古巴驻华大使馆前举行群众集会，据报道有超过500万人参加集会。对于苏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变化，陈毅1962年11月1日向古巴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明确表示：古巴的命运掌握在古巴人民的手中，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国家的手中。古巴的独立和主权不能谈判，古巴的自由和权利绝不能拿来做交易。在革命斗争中具有决定性的是人而不是武器。[1272]据苏联大使馆发回的报告，陈毅在参加1962年11月7日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45周年的招待会上，“以导师的口吻”对苏联大使说，同帝国主义侵略者打交道时，任何形式的“软弱而空洞的傻话”都是不能容忍的。[1273]随后，中共中央发表一系列声明和文章，通过赞扬古巴的反美斗争，批评苏联的政策立场。中共中央强调：古巴人民这一次胜利的反美斗争，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称赞古巴人民“坚持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坚持不向帝国主义乞求和平的革命原则，坚持发动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正确立场，把古巴革命从胜利引向新的胜利”，“表现出了决不向侵略者和强大压力投降的革命气概，保卫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荣誉”。对于苏联对中国批评的回应，中共中央声称，“我们既没有要求把核武器运进古巴，也没有阻挠把所谓‘进攻性’武器撤出古巴，所以对我们来说，根本说不上什么‘冒险主义’，更说不上什么要把全世界‘拖入热核战争’”。[1274]在这些声明、社论和文章中，中共中央只字不提苏联在结束古巴导弹危机中的作用。中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的政策，当时只得到了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支持。

    对于中国的行为，苏联领导人强调：“是谁从战争威胁中拯救了古巴，肯定不是那些在危急时刻对中立的印度动武的那些人，也不是开始毁谤我国的那些人。”苏共领导人相信：中国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同印度的军事冲突升级，实际上是帮助了帝国主义的反革命阵营，使本来已经危险的国际局势复杂化”。[1275]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改变了政策。11月5日，《真理报》发表声明再次表示，苏联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持中立立场。对此中共中央认为，赫鲁晓夫起初试图以苏联在中印边界争端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来换取中国方面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支持苏联，因此短期内对中印边界冲突持观望态度。对古巴导弹危机后“赫鲁晓夫发动了新一轮反华浪潮”的原因，中共中央相信，“不但因为这是加勒比海危机已经过去，他不再需要中国支持，而且因为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大丢面子，羞恼非常，迁怒于中国”。[1276]为此中共中央在中印边界冲突结束不久即开始公开批评苏联的政策。《人民日报》在12月15日的社论中强调：“尼赫鲁政府坚持反华，正是他的对内对外政策越来越反动的结果。那些攻击中国把尼赫鲁政府推向西方的人，恰恰是倒因为果了。他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自始至终，不分是非，装作‘中立’的样子，嘴里说中国是‘兄弟’，实际上是把印度反动集团当作亲人。这些人难道不应该抚心自问，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丢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丢到哪里去了？”

    苏联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政策，同时也突出地反映在边界冲突期间对印度政策的变化以及苏印关系的发展。中印边界冲突开始后，尼赫鲁呼吁苏联介入冲突，并开始公开请求西方国家的军事援助。尼赫鲁的第一个外交行动就是通知苏联驻印度大使贝尼迪克托夫（I.A.Benediktov），印度绝对不会向西方要求超出“击退中国侵略的限度”的武器援助。[1277]在得到英美外交上的支持和军事援助的保证以后，尼赫鲁力图最大限度地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也试图发挥自己的影响，苏印关系在边界冲突期间迅速发展，并决定性地影响中国的决策。中印边界冲突爆发后几小时，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印使馆致函尼赫鲁，对两个“友好国家”之间发生冲突感到遗憾，表示希望冲突应该在符合中印两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上，通过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呼吁两国在停火后进行谈判。同时他还警告说，采取武力解决边界问题是一种“危险的方法”。苏联政府还通知印度政府，鉴于“严重的国际形势”，苏联不能向印度交付米格-21战斗机。在中国提出停火建议后，苏联希望印度接受中国的建议进行谈判，《真理报》10月25日的社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尼赫鲁一开始非常不满苏联的政策，特别是《真理报》的社论。尼赫鲁拒绝了赫鲁晓夫希望印度接受停火，并同中国进行谈判的建议；他强调，在考虑同中国进行谈判之前，中国军队必须撤回到9月20日以前的位置。[1278]10月27日，尼赫鲁在《真理报》社论发表后致函赫鲁晓夫抱怨说，苏联可以迅速介入阻止西方在埃及和古巴的行动，而不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来阻止中国对印度的进攻。尼赫鲁强调，如果中国军队退到9月以前的位置，他将同中国进行谈判。尼赫鲁还表示，《真理报》的这篇社论深深伤害了他，同时也严重损害了印度同苏联的友好关系；因为在印度人看来，苏联发表“这篇坏文章”，只能用“古巴危机的局势和战争的威胁”来解释。[1279]

    印度在边界冲突期间反复向苏联表明自己的政策立场，力图使苏联支持印度。1962年11月2日，印度外交部秘书长拉·库·尼赫鲁（Ratan Ku-mar Nehru）同贝尼迪克托夫会谈时声称，这不仅仅是一场边界冲突，显然是掌握中共最高领导权的“极左的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基本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派别正试图证实自己的一个观点，即作为资产阶级国家的印度，肯定会加入西方国家集团，不能长期实行不结盟的政策。他们不是把尼赫鲁视为民族主义领导人，而是看作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通过自己的行动迫使印度放弃不结盟的政策，投入西方阵营，对整个中立、不结盟以及和平共处的政策进行打击。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就成为他们第一个和首要的目标。因此，问题并不是这段或那段边界以及这块或那块领土，问题的实质是中共党内的宗派主义者试图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理论，试图在意识形态的前线处于进攻的地位。拉·库·尼赫鲁对苏联大使表示，他自己坚信，中国人的行为是“中共同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争论的扩展，中国的宗派主义者的目标主要是打击苏联及其外交政策的原则，这些原则包括和平共处、在原子时代避免战争的可能性、共产主义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与西方进行经济上的和平竞赛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拉·库·尼赫鲁在“高度评价苏联政策的这些原则”的同时，尖锐抨击中国试图使用一切手段包括军事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他甚至声称：“同苏联和美国不同，他们不理解核战争的危险。现在世界上不再分为东西方阵营，而是分为以下两个阵营：赞成人类延续的阵营和反对人类延续的一方，即中国的宗派主义者。”为此拉·库·尼赫鲁说，印度目前正站在“同中国的狂热分子在实践中实现其理论计划的斗争的前沿，而中国人的这种理论计划是对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威胁。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支持我们的斗争……我们务必击退他们，粉碎他们试图证明其理论的第一个实际行动。只有他们的失败以及印度保持其不结盟的政策，才能给他们一个教训，才能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理论信条”。[1280]

    印度还直接寻求赫鲁晓夫的支持。1962年11月9日，印度新任驻苏大使考尔（T.N.Kaul）拜会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对考尔所做的有关中印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冲突的解释显得很不耐烦，把考尔展开的地图推到一边说：“你应该把地图拿给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元帅看。我的专家告诉我，你们和中国人为那些高地在打仗，而那些高地，如果一个人在那里大便，他的肛门都会结冰的。”考尔回答说：“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正如你们的每一寸土地对你们来说同样是神圣的一样。”考尔谴责中国使用武力，并责问赫鲁晓夫：“当和平由于你们友好的邻邦印度遭到武力进攻和侵略而受到威胁的时候，像你们这样爱好和平的国家如何能保持沉默？”赫鲁晓夫回答说：“你们是我们的朋友，而中国人则是我们的兄弟。我们不能偏袒任何一方。但我们在1959年塔斯社的声明中已经表明，问题应该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应该使用武力。”考尔说：“如果我的兄弟打了我的朋友，我是不会不管的。”赫鲁晓夫则说：“但你要知道，中国人可不是那样的小兄弟。”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让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商谈有关对印度军事援助的细节问题。[1281]考尔在会谈后打电报给尼赫鲁汇报说，赫鲁晓夫虽然表示，苏联政府不会向任何一方提供武器装备，但强调苏联将履行同印度的合约，向印度出售运输机及其零部件并提供培训。考尔说赫鲁晓夫还明确表示，印度不会有像苏联这样伟大或更加真诚的朋友了。[1282]

    在11月24日同赫鲁晓夫的第二次会谈时，考尔发现赫鲁晓夫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赫鲁晓夫在会谈中表示，在上一次会谈中他不能作出向印度提供军事援助的承诺，因为当时古巴导弹危机正处于高潮时期，苏联必须进行“战备”。苏联现在可以向印度提供一切可能的军事设备了。[1283]在考尔同马利诺夫斯基商谈有关军事援助问题时，后者建议印度不要去购买英国二手的航空母舰，因为“它看起来像五条腿的狗，容易成为攻击目标”，而是应该配备坦克和最新式的海空军武器，同时还要建立印度自己的国防工业。当考尔询问苏联是否准备向印度提供上述援助时，马利诺夫斯基回答说：“当然可以，但你们必须获得老板的同意。”赫鲁晓夫同意向印度提供所需要的一切装备，并为此否决了一些高级主管官员的反对意见。[1284]12月12日，贝尼迪克托夫在同尼赫鲁会谈中表明了苏联的立场。贝尼迪克托夫首先表示，苏联政府钦佩印度政府和尼赫鲁致力于不结盟政策的努力，以及保持和发展同苏联友好关系的努力。贝尼迪克托夫说，中印边界冲突应该通过谈判，通过和平的方法解决。尼赫鲁在会谈中态度强硬，他说，冲突不是印度挑起的，是中国强加给印度的，印度不希望采取军事行动，而是希望问题得到解决。尼赫鲁强调：“我们当然没有入侵中国的领土，但必须考虑的是，印度人民要求解放那些属于印度的领土。”对有关同中国谈判的问题，尼赫鲁坚持必须恢复到三个月以前，即9月8日以前的边界状况，才能进行谈判。[1285]

    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后，中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向印度呼吁和平解决边界冲突。10月24日，周恩来约见印度驻华使馆临时代办班纳吉（Baner-jee），强调边界冲突必须结束。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在10月24日和11月9日两次致函尼赫鲁，表达中方的意图。11月20日深夜，周恩来约见班纳吉，向他宣布中国单方面停火的决定。[1286]第二天，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于11月22日零时开始，中国在中印边界全线停火，并从12月1日起，中国军队将从1959年11月7日中印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印边界战争以“让全世界大吃一惊”的方式结束了。有关论著指出，苏联通过威胁停止向中国空军提供燃油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结束边界冲突，据说苏联是应印度的请求采取了这一步骤。[1287]目前尚没有直接的档案文献印证这一说法，但肯尼迪总统的顾问鲍尔斯（Chester A.Bowles）在1962年10月13日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Anatoliy Dobrynin）的一次谈话却耐人寻味。鲍尔斯在谈话中指出，中国同俄国不一样，它缺乏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和可耕地。中国70％的石油来自苏联，并将从苏联在靠近中国边境的西伯利亚新近发现的油田获得更多的石油；因此，“由于北京政府成功地攫取西伯利亚新发现的石油以及西伯利亚小麦生产的潜力可能会使得中国自给自足，这难道没有引起莫斯科的关注吗？”鲍尔斯明确指出：“如果有一天苏联和美国能够携起手来，苏联通过石油、美国通过食品，就可以对中国施加有效的压力，我们为什么不马上就做？由于到那时我们关系友好，我们可以为你们的边界安全提供保证，因此不会有柏林和古巴引起我们之间的麻烦了。”[1288]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对中苏关系和冷战的影响

    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的影响和意义是深远的。这一冲突表征了5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革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而非简单的边界问题。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一些国家的反应更使中共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坚信这一理论的正确性，由此对中国外交和中苏关系的破裂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中共中央无疑相信，“西藏、新疆边境的部队在前线同尼赫鲁和修正主义作斗争”。[1289]毛泽东后来也总结说，中印边界冲突打了一场政治军事仗，或者叫军事政治仗。[1290]因此在边界冲突的背后，所显示的是中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国际战略问题上同苏联存在的根本分歧，并成为中苏论战的重要内容和中苏分裂的重要标志。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首先，在如何认识和实践和平共处路线的问题上，中国全面抨击苏联的指导思想和外交政策。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问题“是我们同苏联领导人之间的重要原则性分歧之一，苏共领导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完全背叛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苏联领导人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全部立场和政策充分地表明，他们背叛了中国人民，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了印度人民，背叛了全世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1291]赫鲁晓夫“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1292]在中共领导人看来，中苏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同时也涉及中国重大的国家利益。

    其次，对待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的政策立场。中苏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的不同政策，反映了两党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不同战略，体现了中国的“革命外交”对民族主义国家的新的认识。中共中央坚持相信，“有些新独立国家的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随着国内社会矛盾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尖锐化，越来越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反人民、反共、反革命的政策。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坚决反对这种反动政策。一般地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无产阶级政党在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时候，应当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反帝反封建的进步倾向，实行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妥协和勾结的反动倾向，实行斗争的政策”。因此，“如果不同反动的民族主义进行必要的斗争，反而同情、附和和支持反动的民族主义者的反动行为，成为他们的伙伴，那就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坠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泥坑”。[1293]具体到尼赫鲁的政策，中共中央认为，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挑起中印边界事件，直到对中国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犯，正如他们干涉中国西藏一样，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同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结合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这种扩张主义的反动思想，正是尼赫鲁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应付国内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困难和危机，尼赫鲁政府除了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和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外，主要办法就是进一步投靠帝国主义……近年来，尼赫鲁在国际事务中，实际上抛弃了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旗子，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需要，成为替美帝国主义奔走呼号的代言人，甚至使用印度军队公开充当美帝国主义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国际警察”。“总之，以尼赫鲁为首的印度统治集团为了自己的需要，也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充当了国际反华运动的马前卒。这就是中印边界纠纷的根源和背景”。[1294]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问题上的表现就是“同那些不管采取什么反动政策的民族主义国家合作”。[1295]

    最后，对不结盟运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中的地位的认识和态度。鉴于印度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和地位，通过中印边界冲突，中共中央对此有了新的认识，不再强调不结盟运动在中国外交中的重要地位。中共领导人相信，尼赫鲁政府摇摆不定，他们已经不再是中立国家，虽然他们声称自己属于不结盟国家，实际上却干着侵略扩张的事。印度现在变得更加依赖美国的援助。领土问题的实质是印度政府企图兼并西部边界地区更多的土地，他们在破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时，也迫不及待地攻击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当前的头等大事就是要在世界人民面前揭露印度反动派及其代表人物的阴谋，如果我们不彻底揭露他们的反动言行，他们就会进一步投靠美国，这样对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将造成更大的危险”。[1296]

    对中共中央的上述立场以及对苏联政策的抨击，苏联做出了公开的反应。1962年12月12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批评中国对中印边界冲突和古巴导弹危机的政策。《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曾评论赫鲁晓夫的这一讲话是在“号召苏美结成同盟对付中国”。[1297]苏斯洛夫在1963年7月10日同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举行的第三次会谈中，也激烈批评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政策，他指出：中国的行为“没有考虑在印度还有右派势力，它专门等待时机，企图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中立道路，把印度和西方联系起来。你们没有考虑社会主义阵营对待获得了解放的国家的政策，这一政策的目的是使这些国家脱离帝国主义阵营，靠拢世界社会主义体系。还有，你们没有考虑你们将把印度的共产党员置于什么境地……你们在中印边界争端中的行为，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共同协商制定的关于和平共处、关于支持争取独立的所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方针，从而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体系对其他国家的影响”。[1298]《真理报》1963年9月19日的一篇文章指出：“中国领导人一定对苏联爱好和平的立场不满。也许，他们希望是用战争手段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并希望得到苏联对他们行动的支持。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希望得到这些，他们肯定有理由痛恨苏联的立场。”

    苏联的有关政策立场，在1963年5月17日契尔沃年科致苏共中央的信函中表现得极为明确和充分。契尔沃年科强调指出：在实现亚非团结的考虑方面，中印边界冲突占据着特殊地位。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印度作为亚洲最大的中立国家，是中国在亚洲大陆争夺领导地位的最大障碍，于是便企图利用边界冲突，称印度已不再是不结盟的中立国家，以此损害印度的声誉。与此同时，中国领导人又想利用这一冲突攻击苏联和其他兄弟党的立场和离间苏印关系，于是这一问题久拖不决。这种自相矛盾的立场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对亚非国家团结所做的努力的结果，在亚洲国家之间引起了严重矛盾，使中国的威信受到一定的损害。信函进而强调：“所有这些也对实现第一次万隆会议所奠定的那些积极和健康的原则带来消极的影响。中国领导人竭力人为地将对亚非各国人民反帝反殖的斗争，从统一的反帝阵线中分离出去。但是这种做法不仅得不到绝大多数亚非国家兄弟党的支持，而且显然在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得不到支持……中共这种片面的好高骛远的方针，客观上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立国家和国际民主组织中已经取得的成果，中国人的行为促使他们转向西方。”[1299]

    苏联对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的反应和政策还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对冷战和大国关系具有深远的意义。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后，在印度同美国的关系迅速发展的同时，苏联也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这种战略态势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在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方面，第一批4架米格-21型战斗机在1963年2月交付，成为苏联在政治上支持印度的重要标志。中国对苏联此举的反应极为强烈，而塔斯社则在1963年2月23日在一篇声明中“反驳”“某些外国宣传机构编造所谓的苏联向印度出售大量的战争物资的谎言”；声明还强调，这类报道的目的明显是“使国家关系复杂化并破坏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努力”。[1300]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结束到1964年5月，苏联向印度提供了价值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64年9月，苏联决定在未来五年向印度提供14亿美元的贷款。[1301]1965年印巴战争后，美国和英国停止向印度提供军火，苏联则大力向印度援助相关军事物资。1967年，印度获得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500辆坦克、100架战斗机；1969～1970年，苏联向印度提供了450辆重型和中型坦克、150辆轻型坦克、140门口径为100毫米的火炮、2艘潜水艇、1艘驱逐舰、120架米格-21型截击机、32架安型运输机、140架战斗机、109架直升机、50套地对空导弹发射设备。同西方相应的价格相比，苏联的上述军事设备一般便宜40％～50％。[1302]至于从苏联大量购买军事装备的意图，印度国防部长查万（Y.B.Chavan）在1965年9月表示，苏联的武器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对付中国。[1303]中共领导人认为中印边界冲突“主要是通过斗争达到团结，使尼赫鲁愿意谈判，来划一条比较永久的和平的边界线，使我们安静一方，安静西南边界，集中力量对付东边，我们的战略是以美国为主”。[1304]但在中美敌对和中苏关系破裂的情况下，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后大力发展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内的合作，无疑对中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中国南部边界安全构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

    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中印边界冲突和苏印关系发展的重要后果，中国和巴基斯坦关系得到实质性的发展。在中印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巴基斯坦成为中国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伙伴，同时更加深了中印之间的敌对。对此苏联认为，中国在极度恶化同印度关系的同时，另一方面却同“威胁亚洲和平与安全”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和《巴格达条约组织》的成员巴基斯坦结成了事实上的盟友。[1305]中巴事实上的战略关系的形成，使得东南亚条约组织基本上失去了效力，美国开始降低对巴基斯坦在遏制中国的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的期望，战略重点进一步转向印度，这种战略调整对南亚地区的大国关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美苏力图谋取各自在南亚地区的战略优势、中巴战略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印巴敌对所具有的意义，成为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对冷战和大国关系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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