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耶杰姆斯基

    1964年4月，根据印度尼西亚的提议，在雅加达召开了22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通过的最后公报中决定，邀请参加（1955年）万隆会议的所有29个国家、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这次会议召开之前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以及蒙古、朝鲜、韩国、塞浦路斯、科威特、西萨摩亚和安哥拉临时政府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

    在这次雅加达会议上，印度提出了关于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同时也表示支持马来西亚参加亚非会议。但是这一提议遭到中国的反对，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几内亚支持中国的立场。会议的最后公报作了如下表述：“有代表提议邀请苏联参加会议。一些代表团支持这个提议，但是另外一些代表团表示反对。一些代表团说，他们需要同自己国家的政府商量。经过讨论，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的意见。一些代表团的意见是，把这个问题提交给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和政府首脑审议。一些代表团反对这个意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1149]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目的不仅仅是巩固1955年万隆会议的原则，而且亚非国家还要就现代重要的国际问题制定共同的纲领。苏联准备参加这次会议，并曾两次发表声明（1964年5月和8月），支持这次会议的召开。[1150]

    苏联争取参加亚非会议的意向

    莫斯科关注着阿尔及尔筹备委员会的每次例会，该委员会由亚非15个国家的代表组成。苏联外交部专家从阿尔及利亚外交官在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得知，这个委员会没有全权确定出席这次会议的国家名单。邀请苏联参加会议这一问题没有经过讨论就转交给了外长会议审议，外长会议将在亚非国家首脑会议之前召开。[1151]

    苏联对外政策部门注意到，中国试图“使事情看起来是，阿尔及尔会议反对解决邀请苏联参加会议这个问题”。因此，莫斯科对中国于1965年1月发给亚非国家的备忘录进行了评估，备忘录中写道：“这次会议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意味着，关于邀请苏联的问题被否决了。因此，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不应该再被提出来。”根据苏联外交人员的评估，中国随后“继续反对苏联参加这次会议，并尽力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阻止苏联获得邀请”。[1152]

    1965年3月28日，周恩来在会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时表明了北京对苏联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立场，他说：“苏联以亚洲国家为借口，想出了参加这次会议的上千个理由……我们将尽一切努力阻止苏联参加这次会议。”顺便说一句，中国总理还不确定能否阻止苏联代表团参加阿尔及尔会议。他说：“……这次会议的情况很复杂。即使苏联不参加这次会议，还是有一些国家可以代表它参加的。”在他看来，在亚洲最亲近苏联的国家是印度，在非洲则是突尼斯。关于这一点，中国总理保证说，苏联参加会议“可以使人们有机会揭露它及其帮凶，揭露它们同美国进行的合作”。[1153]

    在亚洲国家官方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期间，莫斯科公开声明支持亚非会议的召开。在蒙古党和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起草的联合公报中也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希望“即将召开的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够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各种力量的团结做出贡献”。[1154]

    苏联代表经常出席亚非国家发起和组织的各类会议，并且组建和派遣相应的代表团参加这些会议。1965年5月中旬在加纳召开了第四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苏联中央媒体发表了勃列日涅夫（Brezhnev）对这次会议的贺词，这充分证明了苏联对亚非运动进程的密切关注。[1155]

    现在还没有发现有档案文献可以直接证明，莫斯科希望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上能够得到阿尔及利亚领导人直接和积极的帮助。[1156]外交部指出，“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Ben Bella）在1964年声明，阿尔及利亚政府希望苏联参加会议。但是，应阿尔及利亚方面的请求，在关于本·贝拉对苏联进行访问的联合公报中没有提及这个问题”。[1157]

    然而，苏联外交部不得不猜测：在本·贝拉总统对苏联进行访问之后，他同苏联领导人建立了信任关系，在赫鲁晓夫（Khrushchev）被解除职务之后这种信任关系仍继续存在。[1158]1965年春，勃列日涅夫和本·贝拉建立了通信联系，在这些信件中他们都保证要加强相互关系。[1159]在支持非洲起义运动问题上，双方决定进行合作。[1160]1965年4月底，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长布迈丁（Boumedienne）到苏联就军事技术援助问题进行谈判，为了能够在5月9日同社会主义阵营代表团一起在列宁墓出席苏联举办的阅兵活动，同苏联领导人一起检阅在红场举行的军事技术阅兵式，他甚至延长了自己的访问时间。[1161]

    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方面，印度领导人是最为积极的。印度政府代表多次发表声明说，必须有苏联参加会议。1964年8月21日，印度外长辛格（Svaran Singkh）在德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度的立场是，苏联应该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1965年4月初，印度《闪电》周报刊登了对印度总理夏斯特里（L.Bakhadur Shastri）的采访记，夏斯特里强调说，“如果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使得俄国和马来西亚不能参加这次会议，那么，印度或许将不会参加这次会议”。[1162]

    夏斯特里访苏后的联合公报声明，“双方支持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并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加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所有力量，并为这些力量的团结作出贡献，希望这次会议能够加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希望这种关系能够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得到发展，并支持反对侵略的和平斗争”。[1163]同时，莫斯科仍然坚持不发布关于苏联参加这次会议的声明。

    国外大使馆密切关注着苏联对外政策调整的步伐。1965年5月31日，南斯拉夫大使维基奇（D.Vidich）对其作了如下评价：“……新领导人对苏联的外交政策作了重大调整，尽管在双方的单独会谈中他们坚决反对中国的立场……他们停止了积极、公开地反对中国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的斗争。苏联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如既往，仍然是为和平共处、为和平解决争端而斗争等，但是对外政策的基本语调转为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主义和为国家的独立而斗争。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主要捍卫者。同美帝国主义及其现在推行的对外政策做斗争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共产党和其他进步力量联合起来的主要基础。这一斗争需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恢复统一的行动，无论是在反对美帝国主义方面，还是在反对中国领导人的目的方面。因此，这一行动纲领不仅是同中国统一行动的提议，同时也是在中国不愿意在此基础上恢复同苏联合作和统一行动的情况下对中国立场采取的一种战略。”[1164]

    1965年5月底莫斯科得知，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将在6月29日晚上5点宣布参加亚非会议的国家名单，并向这些国家发出正式邀请。这一名单是由阿尔及尔外长会议决定的。[1165]会议召开的日期和会议日程已经确定。尚未确定的只是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为参加这次会议，苏联外交部决定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并确定了在获得邀请的情况下苏联代表团的立场。

    之后，苏联外交部迅速讨论了关于这次会议的准备情况以及苏联获得邀请的可能性问题。6月2日，外交部对外情报局局长布拉托夫（A.Bla-tov）写了一份报告《关于苏联受邀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送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Gromyko）。这份报告阐述了苏联获得邀请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状况和可能性，其中指出：“最近几个月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的数量有了显著的增加。”[1166]

    6月4日，葛罗米柯把这份报告转交给了对外政策委员会的领导人、苏共中央书记苏斯洛夫（M.Syslov）。这份调查报告按照对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态度把一些国家做了分类。首先，为数最多的一类国家是阿富汗、加纳、印度、伊朗、塞浦路斯、老挝、阿联、坦桑尼亚、突尼斯、锡兰。这些国家被划分为一类，他们在同苏联大使的谈话中表示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特别是印度和阿联，他们公开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第二类国家坚决支持苏联参加会议，这些国家是约旦、喀麦隆、肯尼亚、刚果（布拉柴维尔）、利比亚、尼日利亚、叙利亚、苏丹、中非共和国、赞比亚。此外，几内亚、摩洛哥、土耳其等国家也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并倾向于支持莫斯科参加会议。[1167]特别需要注意的是阿尔及利亚的立场。报告指出，1965年5月29日布杰弗立柯（Buteflik）外长对苏联驻阿临时代办说，阿尔及利亚人同友好国家的代表进行过会谈，他们支持苏联。同时，对于本·贝拉在访问苏联而起草的公报中没有写进苏联的要求，布杰弗立柯外长对此的解释是，“当时，阿尔及利亚政府认为，阿尔及利亚是会议的主办国，事先不正式说出关于自己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问题上的立场是有益的”。[1168]

    布拉托夫认为，坚决反对苏联参加会议的是中国，其次是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日本。苏联专家认为，中国“继续反对苏联参加会议，并企图对其他国家施加压力，以便阻止苏联获得邀请”。同时，苏联外交部得到了驻摩洛哥大使馆的报告，报告指出，5月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在访问摩洛哥期间对艾哈迈德（Akhmed Taibi Benkhima）部长说，“如果大部分国家支持邀请苏联，中国将默认这些国家的意愿”。报告还详细地分析了另一类数目较多的国家（加蓬、冈比亚、西萨摩亚、利比里亚、毛里塔尼亚、马拉维、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乍得、南越、南朝鲜）的立场。这些国家根本就没有确定自己对苏联参加会议的立场，或者避免就这个问题表达自己的立场。苏联外交部最后的结论是：“大概有50多个国家参加这次会议，按照事先得到的材料，其中24～26个国家支持苏联参加这次会议。可以期待，还有一些国家会支持这一立场。”[1169]

    这份报告中提出的意见以及在材料上批注的意见证明，写报告的人认真研究了关于在邀请苏联参加会议这个问题上亚非国家之间相互的力量对比，并对外交部的预计结果独立地进行了重新思考。布拉托夫报告的结论是有一定基础的，1964年春夏之交就一直在进行关于把亚非国家纳入社会主义阵营这种想法的讨论。[1170]在苏斯洛夫从葛罗米柯处得到这份报告的当天，《真理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内容就是必须协调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行动。[1171]

    外交部提供的报告使苏联领导人有理由公开（尽管或多或少有些谨慎）说明对即将召开的阿尔及尔会议的态度。6月12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刊登了普里马科夫（E.Primakov）的文章，文章采用了布拉托夫报告中的一些说法，也采用了在加纳召开的第四次团结大会工作报告中的一些说法。普里马科夫的文章以半官方的形式表达了苏联领导人的观点，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包括对那些或许怀疑苏联有必要参加这次会议的人也产生的影响。[1172]作者通过报纸这一媒体使人们认识到，莫斯科愿意参加会议，同时也提醒人们，帝国主义国家是苏联和亚非国家人民的主要敌人。这种文章更加形象地表达了莫斯科官方的想法，并强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苏联和其他国家人民相互关系的共同基础。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讨论关于“非洲社会主义”、关于亚非新独立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时产生矛盾。

    作者把1955年第一次万隆会议称作“亚非国家反帝国主义力量团结的重要阶段”，文章指出，“苏联和苏联人民同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民、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人民一样有着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大国认为，苏联给予民族独立革命提供了决定性的援助……因此企图在苏联和新独立的亚非国家之间打入楔子。”作者把帝国主义大国看作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主要反对者，如果他们不是唯一的反对者的话。[1173]

    很明显，苏联领导人使用了前不久加纳会议的总结材料，并考虑到勃列日涅夫5月10日信件的内容，苏联领导人特别注意到，普里马科夫引用了加纳报纸《新闻晚报》的说法，这份报纸指出，在阿尔及尔会议准备期间已经感到了帝国主义的阴谋。《新闻晚报》强调说：“美国、英国、法国秘密外交的主要任务是不允许（苏联）参加这次会议……”普里马科夫在回应上述说法时指出：“绝大多数亚非国家明白苏联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性，他们不会听从使其反对苏联参加阿尔及利亚会议的这种搬弄是非的声音。诚然，一些国家认为，对于苏联来说，是否参加这次会议反正都一样。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众所周知，苏联有权利表达希望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愿望。”以非常巧妙的方式提醒人们关于苏联有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愿望之后，文章的作者又转向了反对苏联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这些国家很可能还反对苏联领导人。他继续写道：“亚非许多国家领导人和媒体强调说，苏联的参加会使这次会议更具有影响力，会更加有助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共同事业。这不仅仅是由于苏联的地理位置，而且还由于它在革命斗争和解放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这种作用是得到普遍承认的。削弱苏联人民和其他亚非国家人民团结和友谊的政策只会有利于帝国主义，并且还会给民族解放运动带来巨大的危害。”[1174]

    大约经过不到一周的时间，1965年6月18日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给对外政策委员会委员分发了一份材料，其内容主要是关于苏联可能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工作建议，包括：（1）电报草稿（一封给一些亚非国家的领导人，另一封给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2）给苏联代表团下达的指示草案；（3）就会议日程中的每一个问题苏联代表团应该向出席会议的其他代表团提出的决议草案。[1175]这些材料的起草者（其中之一或许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一个半月前他向第四次亚非团结会议发出了呼吁）的考虑是，在剩下的几个星期内苏联要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以便使苏联获得邀请参加阿尔及尔会议。苏联对这次会议的立场正如在外交部起草的发往各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电报草稿中所反映的：“关于苏联参加会议的问题应该在大会召开几天前在与会国家召开的外长预备会议上得到解决……我们正在开展必要的工作，向亚非国家的政府解释我们对这次会议的立场。在我们没有获得邀请的情况下，我们应该给大会发出一封信件，阐述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以及对现代国际局势中一些迫切问题的立场，请大会审议。我们认为，这是对会议的支持，将有助于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对美国对殖民地人民和已经取得独立的国家的人民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而这也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1176]

    外交部认为，通过对亚非国家的首脑发出呼吁，通过发表声明（中央已经发出相关的电报，对苏联驻亚非国家的代表下达了指示）详细阐述苏联的立场，就可以取得积极成果。[1177]在对这份草案的说明信中明确做了如下解释：“关于即将到来的亚非会议，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委托苏联大使同相关亚非国家（中国、北越、朝鲜除外）的领导人（政府首脑）举行会谈，阐述我们对会议日程中的基本问题的立场，以便对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的立场产生相应的影响。”说明信也注意到了“帝国主义反动派活动的加强”，指出，这一政策针对的不仅仅是为自己的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而且也针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独立国家。比如，在作者看来，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协议被破坏了，“南越武装力量加强和扩大了侵略，并继续对北越实施野蛮的轰炸”，“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继续干涉刚果内政，重新采取了一切手段破坏古巴”。莫斯科打算提醒非亚国家领导人：“今天，如果亚非国家，如果拥护和平和自由的其他力量没有给予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以应有的反击，那么明天他们将会变得越来越无耻，并且会企图对其他已经独立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使用武力。现在帝国主义者公然抛弃了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并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学说’，号召建立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来镇压民族独立运动，并为武装干涉某些国家的内政进行辩护，其中包括对内战的干涉，随意把内战同国家间的战争等同起来。殖民主义者声称他们不同意这些国家的国内改革，他们必须保护国外公民及其财产，这只是他们武装干涉和侵略的借口。这样，国际法就被毫无道理地随意篡改了。”[1178]

    这封电报叙述了莫斯科在国际关系问题、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这些问题对亚非国家领导人来说是迫切的，并被纳入了阿尔及尔会议的日程。这都是为了说服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使其相信苏联的利益和亚非会议参加国的利益是一致的。同时，这封电报的起草者还认为必须注意欧洲安全问题。为此电文中提到：“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德国帝国主义者准备和发动的，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它夺走的不仅仅是欧洲人的生命，而且还有许多亚非国家人民的生命。”电报中引人注目的是向人们发出呼吁，西德的“复仇主义者重又积极活动起来，他们阻挠着德国问题的和平解决，觊觎邻国的领土，并为此急切地想拥有核武器”。电文说苏联人民和亚非国家的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并且指出：“西德在亚洲和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向葡萄牙等殖民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援助，并且援助东方阿拉伯人民的敌人。”诚然，苏斯洛夫对这封电报的修改显示，他发出这个呼吁（叙述苏联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立场，表明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和大多数亚非国家是一致的[1179]）的考虑是，要使人们注意到最主要的问题。在苏斯洛夫看来，这个问题就是，华盛顿开始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军事干涉，而且在最近几个月就已经开始了。因此，宣言主要应该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这些行动得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支持，在这些国家的支持下，美国“推行越来越富有侵略性的对外政策”。[1180]

    同时，外交部在第二封电报草稿中提议，通过苏联大使通告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包括贝尔格莱德和哈瓦那）关于苏联对第二次亚非会议的立场，并通告他们“如果得到相关邀请”，苏联有意参加这次会议。发给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的电报要简短一些。电报中要指出苏联的立场：如果获得邀请就参加会议，如果没有获得邀请，那么就发送一封信件。此外，电报还要指出，“这是对会议的支持，这将促进亚非国家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1181]同时电报要间接强调苏联的特殊性：同亚非国家的联系，并且莫斯科有充分的根据在社会主义世界起到领导作用。（“根据得到的情报，大多数亚非国家表示愿意邀请苏联参加阿尔及尔会议。关于这一点，他们强调苏联对亚非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贡献，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了积极而全面的援助”）

    在起草电文的时候，苏斯洛夫删掉了一段对中国持消极态度的话，这段话是外交部草案中提出的，“有一两个亲美的国家同菲律宾一道反对我们参加会议，他们提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理由（比如苏联不是亚洲国家，因为苏联的首都在欧洲）”。或许，苏斯洛夫考虑到，这封电报发送的范围比较广（哈瓦那、贝尔格莱德，首先是布加勒斯特），如果被中国领导人知道了，他们同中国的外交关系将会出现紧张，因此要尽力避免这一点。[1182]在苏联外交部起草的给亚非国家领导人的信件中没有任何批评和反对中国的文字，甚至没有提及北京的破坏活动（关于这一点苏联对外政策委员会领导人在信件中什么也没有说），因此，当时苏联在对中国进行评价时是谨慎的。苏斯洛夫只是在对文本进行修改后指出，“一些国家承认苏联有权参加亚非会议，他们打算服从大多数国家的立场，或者因为不愿同中国争吵，或者因为对中国有某种承诺，他们不愿表明自己的政策”。[1183]

    苏联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的立场

    除了这些电报草稿之外，外交部还为苏联代表团制定了《指示》草案。[1184]正如说明信中所指出的，这是在“苏联可能被邀请参加大会工作的情况下”做出的。《指示》草案共有18页，文本内容很多，包括引言和三章。在引言中确定了在获得邀请参加阿尔及尔会议的情况下苏联参加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三章中对苏联代表团有非常详细的指示。《指示》中包含了应当在会议中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以及在参加会议的情况下不应忽视的任何一个最细微的细节。指示文本使人们可以得知苏联领导人（首先是该草案的制定者外交部）当时的观点。

    首先，《指示》中指出，“代表团工作应当达到以下几个主要目的”，其中指出的四个目的是：“（1）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最大程度地团结广大亚非国家，团结的基础是同苏联代表团协调立场或共同行动，以消灭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主权，消除由于美国现在推行的侵略政策产生的战争根源，巩固世界和平。（2）唤醒参加会议的国家，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表达进行团结和支持正在斗争的越南人民的愿望，如果形势许可的话，谴责美国在印度支那地区的侵略活动。应该使会议坚持这样一种思想：巩固亚非拉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统一战线，揭露并谴责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武装干涉和旨在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所谓‘约翰逊主义’。（3）利用中国和苏联一起出席这次会议的机会，表达我们愿意并准备在工作上进行合作的愿望，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问题和反对美国侵略越南问题上尽可能地协调双方的立场和行动。（4）利用苏联政府同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之间的会面和会谈的机会，建立和扩大同他们之间的联系，并向他们阐释苏联在一些主要国际问题上的立场。”[1185]

    《指示》的第一章提出了苏联代表团在会议议事日程中每个问题上的立场：（1）关于对“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态度；（2）非殖民化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斗争；（3）人权；（4）世界和平和裁军；（5）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6）加强联合国的作用；（7）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1186]；（8）文化合作[1187]；（9）和平共处；（10）设立常务秘书处，有效协调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1188]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规定得非常详细。比如，关于会议日程中的第二个问题（“非殖民化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指示》的起草者认为，必须“动员与会国家共同采取具体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压迫政策”，“以便使同新殖民主义作斗争的问题成为会议的中心问题”。特别应该指出的是Д条款，该条款事先规定，“在有利的条件下”，代表团应该“发布宣言，其内容应该包含最近几年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作斗争的纲领”，并要考虑到《指示》就这一议事日程相关条款表述的所有内容。[1189]至于会议日程中的第四个问题（“世界和平和裁军”），苏联代表团的立场应该“考虑到亚非国家的现实利益”。其中包括可以利用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1964年10月）通过的《保障和平和国际合作纲领》，这一纲领与苏联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一致。文件中也需要强调“裁军问题的重要性，这样就可以节省大量的物质资源，其中的一部分可以用于亚非新独立国家的经济发展”。“为裁军而斗争，这也是在同经济落后、为消除殖民主义的遗毒而斗争”，这一点也要在草案中指出。[1190]

    《指示》的第二章强调和关注的问题没有被列入即将召开的阿尔及尔会议的日程中，但是，在外交部看来，代表团应该“采取措施，使这些问题得到应有的关注，这些问题都是当今国际局势中重大而迫切的问题，比如越南问题，不允许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欧洲安全和和平解决德国问题”。《指示》的起草者建议：“如果不便把这些问题正式列入会议日程，那么也要在事实上使得会议能够额外审议这些问题。”这一章介绍了苏联在越南问题上的立场，建议“在发言和谈话中谴责美国对越南的侵略行为，同时指出，由于美国政府破坏了日内瓦会议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协议，美国军队武装干涉南越并军事入侵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现在这一地区的局势特别严峻”；要使会议特别关注美国的冒险行为和侵略行为，美国要把越南和其他国家卷入战争的企图是对东南亚地区和整个世界和平的威胁；也要强调，“帝国主义势力企图向越南民族解放运动发动进攻，阻止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阻止人民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阻止他们获得经济解放”。“在这种情况下亚非人民的联合行动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191]

    《指示》特别指出，必须“支持蒙古朋友的想法，即要使会议通过一项呼吁，号召世界人民团结和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和平和国际合作。应该帮助蒙古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实现他们的想法”。应该指出，“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保持经常性的接触是该《指示》草案中一项绝对性的指令。[1192]关于不允许使用武力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问题，给代表团下达的指示是“应当提议，使这个问题作为单独的一项，或者在讨论会议日程的‘世界和平和裁军’或‘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武力威胁或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问题时使会议审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被列入决议草案中”。[1193]从其所表达的立场及其所反映的态度就可以得知，《指示》的基本特点除了反对美国的政策和企图最大限度地统一亚非国家之外，还努力支持在此之前不结盟运动国家在相关的国际会议中通过的决议，使其作为参加阿尔及尔亚非会议与会国家共同的愿望和行动基础。

    努力达成一致就要有这样一种愿望，即要使参加会议的国家避免讨论那些会给他们造成分裂的问题。因此，在阿尔及尔会议上建议不要讨论领土问题，以及会加剧亚非国家争端的其他问题。同时，如果会议希望就阿以冲突、塞浦路斯、刚果等问题表达立场，那么不应该反对这一点。《指示》在这些问题上也拟定了苏联的立场。《指示》草案的起草者希望提醒苏联代表团，要尽可能处理好与会代表团之间的各种冲突，避免就明显的冲突问题展开争论，要明确表达把会议积极转向反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愿望。比如，在会议议程的第三个问题（“人权”）中指出：“考虑到一些亚洲国家（印度、中国、伊拉克）相互指责种族主义行为，就种族主义问题进行这样的讨论会导致不良的后果，要把会议的重点集中在谴责帝国主义国家实施的种族主义行为方面，而这已经在决议中有了体现。”[1194]

    《指示》的一个特点是对于中苏可能存在冲突的问题非常谨慎；同时，也明确地列出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必须声明不同意北京的立场。文件起草者的这种态度说明，其目的首先是要达到《指示》引言中表述的第三个目的（“利用苏联和中国共同参加会议的机会，表达愿意在工作上进行合作，协调双方的立场，如果可能的话，协调双方在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对美国在越南的侵略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指示》的整个文本对那些可能会触及中国利益的步骤和声明采取了特别的态度。比如，在讨论会议日程的第四个问题（“世界和平和裁军”），其中包括“禁止各种热核试验”这个问题时说道：“如果印度或其他国家提议，使会议谴责中国进行核试验或就这个问题表示遗憾，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最好不支持某些国家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1195]

    《指示》对会议日程中的第五个问题（“和平解决国际争端”）也持类似的态度，在制定这一指示的过程中考虑到了北京的立场：“如果中国或者参加会议的其他国家批评苏联关于领土争端的提议，应该尽量避免直接的争论，我们要说这些提议符合联合国宪章，符合有大多数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及其他会议的决议。”[1196]关于“个别亚非国家之间存在的冲突等尖锐的问题，诸如中印边界冲突问题”，在《指示》草案中苏联的立场是：“苏联政府过去支持，现在仍然支持双方无条件地尽快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如果这是可行的，代表团就会避免争论的实质以及中印双方对对方的要求，并有利于双方寻求途径尽快解决冲突。”[1197]对于一些预计会引起中国反应的其他问题，文件中所反映的苏联的立场也是很有弹性的。在讨论会议日程的第十个问题（“设立常务秘书处，有效协调亚非国家之间的合作”）时，如果有人倡议“设立与联合国相对应的其他新的国际组织”，苏联代表团最好不支持这一提议，也不支持设立这样的国际组织的秘书处。“如果大多数与会国家都反对设立常务秘书处，我们就与大多数国家的意见保持一致。如果大多数与会国家支持设立常务秘书处或类似的机构，苏联代表团应该使这个机构发挥有限的功能，并且不能损害联合国，这是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追求的目的”。[1198]

    越南问题不在会议的正式日程中，《指示》中的指令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要持强硬的立场。文件草案的起草者认为，或许会出现的一种情况是，中国代表将会提出关于苏联同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就越南问题举行谈判的问题。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坚称这是造谣和诽谤，并声明，苏联没有也不会就调解越南局势进行任何谈判。我们的出发点是，解决越南问题首先是越南人民的事情”。[1199]

    会议期间代表团还要在另一个问题上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就是会议日程的第六个问题（“加强联合国的作用”）。在特别举出的Г项条款确定了苏联的立场：必须坚决捍卫遵守世界体制的原则，“如果大会提出了关于改革联合国的国际会议问题或者审查联合国宪章问题”，应当遵循的原则是，“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符合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拥护和平的、自由的民族独立国家在联合国内进行合作，组成反帝统一战线符合苏联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利益。但是在此方面也需要消除联合国工作中的重大不足”。[1200]

    在《指示》的第三章，也就是最后一章特别谈到了苏联和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中的相互合作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同中国代表团在大会中进行指责和争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因此要尽量避免这一点。应当尽力不放弃我们的原则立场，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同中国代表团就会议中的各种问题协调立场。应当向中国代表团和其他国家代表团说明，我们反对把这次会议变成中苏论战的舞台，我们希望这次会议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力量的团结。尽管如此，如果中国代表团跳出来攻击苏联的对外政策，苏联代表团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对此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击。要使与会代表看到，不是我们，而是中国人首先挑起争论和分裂，而我们则积极努力地解决会议所面临的任务。总之，在就某一问题表达我们的立场时，应该从积极方面出发，把注意力放在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做斗争这一迫切的任务上，把注意力放在支持民族独立运动的所有力量的团结上。随后具体指出苏联反对帝国主义的政策，指出我们对亚非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显示我们在原则上同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不可调和的斗争。中国代表团可能会企图指责苏联对于个别国家（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越南等）独立运动的失败和面临困难问题上的责任，要用事实揭露这一点。”[1201]

    《指示》第三章的第二条款建议苏联代表“在围绕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做斗争的政策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开展战略性的工作，尽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把不结盟国家也包括进来”。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通过同苏联友好的国家或者相关国家施加苏联的影响，“推动不结盟国家更加积极地反对美国对越南和多米尼加共和国采取的危险的对外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大国干涉一些国家内政的行为以及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企图”。第三章的第三条款建议特别关注蒙古、越南、朝鲜、阿尔及利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缅甸、印度、加纳以及其他同苏联友好的国家的代表团，建议就会议的日程、通过决议、对支持美国的一些国家发言的回应等个别问题上同他们协调政策。《指示》草案的起草者（第三章第四、五条款）注意到，也必须利用这次会议为苏联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二十次会议的外交工作服务，必须根据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方针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关系。[1202]

    材料上的标注证明，苏共中央立刻就这些建议进行了非常仔细的研究。如果考虑到葛罗米柯是在6月18日发送了文件，苏斯洛夫或是在当天，或是在第二天早晨就研究了这份文件，并且他没有参加同当时在莫斯科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的会见。[1203]

    得到阿尔及利亚发生政变的消息，刚好是在6月19日上午同南斯拉夫代表团进行谈判的时候。[1204]这时，对外政策委员会继续就这份材料开展工作已经不再是迫切的了。在没有对阿尔及利亚事件以及世界对本·贝拉被废除的反应进行详细研究的新的条件下，他们不能把材料提交给苏联最高领导人进行讨论。就这份材料提出的各项条款进行的工作立刻结束了。关于这一点，档案上的标注可以证明。

    阿尔及利亚政变后苏联的想法

    苏联一直在进行外交努力，以保证苏联获得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邀请。苏联外交部本部机关的工作人员、驻亚非国家的大使馆以及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为完成上级（通常指苏共中央。——引者注）的决议，都在对亚非国家的政府代表开展工作，以便这些国家的政府能够积极而坚定地支持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在此之前，中国因素引人注目。文件指出，“这项工作进行的条件是，当时中国领导人向亚非国家施加压力，以便迫使他们改变邀请苏联参加会议的良好愿望。中国政府除了利用外交渠道，在这一时期还派陈毅到阿尔及利亚、几内亚、马里、叙利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访问，并对在这一时期到中国访问的乌干达、索马里、缅甸、柬埔寨领导人开展相应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印度尼西亚政府继续给中国领导人提供支持”。[1205]

    1965年10月19日苏联领导人又重新考虑了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当时葛罗米柯的助手库兹涅佐夫（Kuznetsov）给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Andropov）、波诺马廖夫（Ponomarev）和扎哈罗夫（Zakharov）送去了两份报告，专门讨论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问题。[1206]

    根据对苏联参加会议的态度，这次亚非两大洲的国家被分为五类，其划分的依据是明显的：第一类国家的领导人打算支持苏联参加会议，这样的国家有32个。外交部自豪地报告说：“由于苏联方面所做的工作，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的亚非国家的政府明显增多。如果说，今年上半年只有5～6个国家公开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那么现在这样的国家有13个（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印度、尼日利亚、卢旺达、苏丹、约旦、塞浦路斯、土耳其、赞比亚、索马里、摩洛哥、利比亚、塞内加尔）”。“另外一些亚非国家的政府在同其他亚非国家代表的谈话中比较坚定或明确地支持苏联参加会议”，外交部认为，这具有特别的意义。令外交部非常满意的是，像阿尔及利亚（布迈丁政府）、阿富汗、几内亚、阿联等国家的政府直接声明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不同意中国领导人的观点，并且将支持邀请苏联参加会议，以此作为对中国施加的压力的答复。[1207]第二份报告是发表声明支持苏联参加会议的15个国家的名单。[1208]这份材料总的结论是，最近几个月苏联外交在这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胜利，同时，外交部还为苏联代表团提供了一份修改过的《指示》方案，并附上了一份“关于最近几年同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做斗争”的详细的宣言草案。[1209]

    10月份制定的《指示》与6月18日制定的《指示》具有相同的结构，其中根据最近四个月事件的发展做了细微的修改。苏联代表团要追求的目的仍然和以前一样。[1210]《指示》比较现实地对会议日程的第九个问题（和平共处）进行了补充，[1211]而根据第四个问题（世界和平和裁军）在а项条款（取得完全彻底裁军）中添加了一段内容。[1212]在另一修改稿中，《指示》对会议日程的第六个问题（加强联合国的作用）进行了讨论，在经过几次修改的《指示》文本中谈到了关于联合国武装力量的使用问题，而在补充过的修改文本中对美国破坏联合国作用的政策进行了评价。[1213]《指示》的第二项条款也进行了一些修改。对越南问题的指示作了一些修改。另外加入的一个条款是，必须考虑“如果越南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参加会议，并且不反对把越南问题列入这次会议的日程”，那么该采取什么立场。[1214]

    考虑到中国代表团的立场，苏联代表团在关于对“越南问题”的态度方面做了一些修改。在10月19日的《指示》中制定了在中国拒绝参加会议的条件下的行动方案。在此情况下，“苏联代表团应该遵循我们的原则和方针，绝不能维护中国领导人的错误立场，应当制定自己的方针，以便不使人利用会议在苏中分歧问题上有机可乘，并加剧这种分歧”。苏联代表团的发言主要应该强调，苏联一贯支持亚非国家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斗争中加强团结和统一，并且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有助于促进反帝力量的团结。如果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出呼吁中国政府参加会议的问题，我们应当支持这一建议。我们不主动提出这一问题。如果一些国家的代表团提议谴责中国拒绝参加会议，那么我们反对这样的提议。如果参加会议的一些代表团蓄意歪曲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或者试图提议直接批评中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些立场（进行核试验、印中边界冲突、印巴关系、印度尼西亚事件），我们要反对这样的企图和提议。考虑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特别是对于印度来说，苏联代表团在会议的开始就应该找出理由，以便使印度人明白，苏联代表团不仅不支持针对中国的攻击和反对中国的提议，并且要反对这样做，因为这违背了会议的根本目的。会议还要再次谴责美国对中国的敌视和侵略政策，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维护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益。在必要的情况下，要同对苏联友好的国家的代表团事先进行会谈，指出中国领导人对苏联内外政策的蓄意歪曲是站不住脚的，其中包括要用事实揭露他们企图指责苏联对于一些国家（越南、刚果、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西亚）民族解放斗争的失败和面临困难负有责任。[1215]

    “在中国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的行动方案与6月18日《指示》中的相关内容是一致的。[1216]只是稍微做了一些修改，在《指示》第三部分的其余条款中，增加了在朝鲜政府决定不参加会议的条件下的一项条款（10月19日《指示》中的第二条款），苏联代表团得到的指示是，“谴责美国干涉朝鲜人民的事情，支持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关于美国军队撤出南朝鲜的正义要求，美国在南朝鲜驻扎军队是朝鲜在和平民主的基础上实现统一的主要障碍”。[1217]苏联需要就个别问题同某些国家的代表团协调政策，这些问题包括“会议日程工作中的个别问题、做出决议的问题、对支持美国的一些国家的回击问题”。这样的国家的数目明显减少了（同6月18日的修改草案相比）。如果说在6月份的修改草案中列出了苏联可能需要同其进行协调的所有国家，那么在10月份的修改草案中这些国家就只限于“蒙古、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缅甸、加纳和其他对我们友好的国家”，其中不再包括朝鲜和越南（目前还不确定是否参加），以及印度和阿尔及利亚（也可能是错误的）。

    苏共中央1965年10月制定的文件被加了一些标注，从这些标注中可以得出结论，这些文件被制定出来并递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进行了讨论。研究人员现在还得不到关于这几次主席团会议的材料，因此，关于对这些文件进行讨论的情况现在还无法进行研究，也还不能对一些重要的问题（在上下文中表露出勃列日涅夫及其同党企图夺取苏联政权）进行研究，比如参加亚非国家政府首脑会议的苏联代表团的候选代表问题，这个问题具有双重作用，它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苏联参加这次外交活动的积极性，并且，最终成为导致破坏第二次亚非会议计划的另外一个因素。

    在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通常的说法是，“苏联准备参加亚非国家政府和首脑第二次会议。因为苏联三分之二的领土在亚洲，大多数亚非国家支持苏联参加会议，但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这次会议没有举行”。[1218]

    本文列举的事实、文献证据以及对其进行的分析都无可争辩地证明，这一说法的前半部分是正确的。莫斯科当局不仅仅准备参加亚非国家政府和首脑第二次会议，并且详细制定了参加会议的行动纲领，这一纲领具有现实主义的风格，其目的是为了保证莫斯科毫无争议地成为亚非国家的精神领袖。一些亚非国家也非常希望苏联能够参加这次会议。

    苏联领导人致力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基础上把与会国家联合起来。因此，莫斯科考虑到涉及北京官方立场的所有问题，以便不惹恼北京，并打算通过同北京进行建设性的合作以达到会议的主要目的。这是解释苏联立场的关键。

    很难确定，莫斯科当时的行动能否为与会国家的牢固联合奠定基础。首先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和混乱，莫斯科这一对外政策的成功会使力量暂时向苏联一边倾斜。然而，克里姆林宫未必能够在不严重损害苏联发展的情况下对亚非国家给予长期而全面的经济援助，以此来巩固自己精神领袖的地位。

    苏联官方历史文献中的后半部分：关于这次会议是由于中国领导人的立场而破裂的，这种说法还有待于通过对苏联档案文献（并运用以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档案文献）和中国档案文献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来说明。今后对这些材料进行的研究将有助于确定苏联的立场和行动，本文只是这一研究的开端。

    （崔海智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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