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德曼

    20世纪刚步入60年代的时候，苏联突然面对着一个意想不到的世界，比起冷战初期的紧张年代，此时有着更多的机会可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二战后就在亚洲开启的非殖民化的涓涓细流，到60年代末的时候已在非洲形成滚滚浪潮，旧的世界秩序崩溃了，新秩序正在形成。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奉行以此为最终目标的意识形态，并从1920年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劳动者大会开始就公开支持反对殖民主义运动的苏联，发现自己在体制、意识形态和政治上都没有做好准备，来应对突然出现的数十个贫穷的新兴国家给世界所带来的冲击。但是苏联领导层马上意识到这些新兴国家将很快变成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体系竞争的关键战场。

    然而，这些新兴国家获得了可谓期盼千年的宝贵独立的同时，他们还面对着令人绝望的经济状况。极低的生活水平，脆弱的国家机构，匮乏的资金，以越来越不利的条件向发达国家提供原材料为导向的经济，这些都不利于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令人绝望的条件和希望得到新的解决办法的迫切要求并存。鉴于资金缺乏和社会不稳，像西方那样长期走发展私人企业的道路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并且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殖民主义应该对这一切负责。社会主义国家以国有工业和集体农业为基础实现了迅速而独立自主的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又不需要大量的私人投资。因此某些社会主义模式被大多数新兴国家看作解决发展问题的必要方式。印度总理尼赫鲁（Jawarhalal Nehru）曾说：“我们认为自己的目标是社会主义，不仅因为它看起来适合我们，并对我们有用，还因为我们别无他途来解决我们的经济发展问题。”[1063]信奉现代化理论的美国政府决策人物之一的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也认为，国家引导的发展方式才是促进经济发展并避免造成更大的国家社会主义弊端的唯一方式。[1064]对似乎成功运行国有经济的苏联来说，非殖民化创造了可以让它证明其发展方式的确代表了未来发展趋势的机会。

    然而，苏联领导层在推广本国发展模式上也面临着困难。从体制层面上看，苏联缺乏有能力处理新独立国家事务的专家人才。在50年代末的时候，苏联外交部和克格勃下面都还没有独立的非洲事务机构。除了语言障碍，苏联在援助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可利用资源和经验方面与西方相比也处于劣势。同时，新的地缘政治形势在意识形态方面提出的挑战也是惊人的。马列主义没有为那些工业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供蓝图，况且这些国家主要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几乎不存在工人阶级。既然如此，那么苏联理论界就必须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轨道寻找替代理论。

    苏联在60年代初就开始努力根据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创造适合发展中世界的发展模式。那时候中国已经与苏联分道扬镳，并与之开始了争夺社会主义世界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斗争。随着中苏分裂的加深，中国领导人看到自己有机会在主流地缘政治体系之外发展自己的国际支持者，并宣布自己为世界革命的真正领导者。因此莫斯科发现自己在发展中世界陷入了两场竞赛：一场是与西方世界的竞赛，它们正在努力把新独立国家重新拉到自己身边，并推出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场是与中国的竞赛，苏联不得不与中国争夺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左翼政治领导人、政党和革命力量。

    中苏在60年代争夺对新独立国家影响的竞争还没有受到史学界的重点关注。过去20年的冷战研究推出了很多研究苏联对第三世界政策的著作，但是这些著作都集中在苏联与西方的竞争上，政治学家利用公开资料得出的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为了预测苏联在亚非拉地区的未来政策走向。[1065]当然有些研究者的视野超出了与苏联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政治问题。麦克法伦在《超级大国的竞争与第三世界的激进主义》一书中分别从苏联的视角以及苏加诺（Sukarno）和恩克鲁玛（Nkrumah）等第三世界领导人的视角分析了民族解放这一概念。霍恩在《争夺第三世界：苏联的主张和美国的选择》一书中考察了苏联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革命潜力的思考。戈兰细致地研究了70年代以来苏联对发展中国家革命问题的理论思考和相关著作。[1066]但是，以上研究者及以后的相关出版物由于缺乏档案材料，都没有将政策与理论联系起来。此外，这些研究只从苏联与西方竞争的角度分析苏联的理论，没有关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竞争这一同样深刻影响苏联学术界看法的因素。

    冷战的结束无疑改变了学术界对第三世界冷战竞争的研究状况及其成果，因为这时可以就事论事地考察一些事件而不是仅仅为了预测未来去探究过去。文安立的《全球冷战》最为全面地考察了冷战期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文安立的研究突破了冷战政策研究的旧模式，把视野扩展到美国、苏联以及冷战前后发展中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其他学者也开始关注第三世界国家及其在当时全球政治中的作用，格里杰斯在这方面成果突出。[1067]但是此后有关第三世界的竞争的研究依然集中于关注东西方之间的斗争，而忽视了其他寻求在第三世界领导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斗争，如古巴、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以及最有分量的苏联和中国。

    东欧共产主义崩溃之后，中苏分裂开始成为一个研究主题。从80年代早期开始，该主题的一系列著作相继问世，但它们还是主要关注中苏冲突之后双方重新接近的前景。特里高德研究了1980年代的相关局势，试图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试图确认中苏分歧无法解决，双方在国际舞台上不得不走向敌对的“不可逆转的转折点”；第二个是试图确认这种分歧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分歧，还是相邻大国间传统政治和军事因素作用的产物。[1068]吕德良在他第一本专门研究中苏分裂的著作中使用了新获取的档案资料，指出了反帝斗争、非斯大林化等意识形态因素和经济发展问题是分裂的根本因素，然后还提到了如边境冲突等外围因素。从中苏围绕发展中世界的斗争的角度看，这两个问题大不一样。将发展中世界与第一个问题相联系就会得出新的问题，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分歧何时明显地变成了争夺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领导权的斗争？换句话说，什么时候意识形态分歧导致了对外政策的斗争？看起来很明显，当发现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角色是与自己竞争而非合作时，苏联人很吃惊，正如吕德良所说，部分原因在于正是中国人在积极地推动这一冲突。[1069]

    但是从发展中世界本身的角度来看，意识形态问题又变得更加突出和复杂，并处于中心地位。70～80年代，不少学者努力通过研究苏联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和军事目标来解释苏联的利益，似乎可以确定，60年代苏联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忠诚，无论是在与西方的冷战竞争中，还是与中国争夺世界革命领导权的竞争中。正如与中国的分歧所揭示的，苏联的地缘政治影响最终是与它宣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释者的正统地位而不是与军事和经济实力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地位只有重新恢复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其他革命力量的团结之后才能得到恢复。当然，意识形态在这一事态中的作用更加复杂。要获得意识形态霸权就必须创造新的革命模式，以适应新的非殖民化国家而不是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中国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前半殖民地国家通过理想主义的动员树立了一个实用的榜样，创造了一个有说服力的模式。马列主义也创造了一种结构可以让苏联决策者理解发展中世界发生的事态，帮助他们预测其中哪些拥护社会主义的国家会真正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哪些国家仅仅是追随国际潮流。苏联的意识形态在与发展中世界的行为体相互作用中以及在中国领导人采取的更为激进的方法的压力下发生了思想方面的改变。随着竞争的加剧，苏联的思想和政策也被迫变得更加激进，在理论上缩短了走向社会主义的时间表，部分放弃赫鲁晓夫（Khrushchev）1956年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原则，采取更加好战的方式，并补充论述了民族主义所带来的危险和机遇。到60年代末，由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败以及“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孤立，苏联赢得了竞争，至少在第一轮取胜，但是苏联也修改了有关发展中世界和冷战的未来走向的理论和政策。

    最初的接触（1958～1961）

    尽管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将全球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涵盖进来，但是苏联领导层还是对50年代末期开始的滚雪球般的非殖民化浪潮大吃一惊。苏联发现自己既缺乏熟悉新独立的亚非国家文化和历史的学者，又缺乏可以派到那里去提供经济技术援助的专家。根据苏共中央国外旅行委员会（Committee on Travel Abroad）的报告，1955年到1957年，苏联通过联合国向不发达国家派出了48名专家，而同期美国派出的专家有924名，英国派出1143名，法国派出683名。专家的缺乏“与苏联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技术援助方面对联合国承担的义务不符”。不仅派往海外的苏联专家数量少，即使派去的人也不能完成任务。派出的大部分人以前没有在国外或国际组织工作的经验，也不熟悉派驻国的社会和政治状况，苏共中央于1959年1月7日决定派往国外的352名专家中，有2/3的人不懂外语。总之，该报告要求“为了加强我们在不发达国家中的地位，有必要建立强大的专家储备，有了他们，我们就有能力根据我们的意愿对这些国家施加影响。我们认为有必要组织各方面的备用专家，以适应不同地区的特殊需求，如非洲、东南亚、中近东以及拉美国家。”[1070]

    还有一点，苏联最高决策层缺乏对这些地区的了解和认识。根据布鲁金斯回忆，1961年5月他被招入新成立的苏共中央国际部非洲局的时候，在整个苏联只有两位非洲语言专家。该局的领导是一个希腊和阿尔巴尼亚专家，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法语，更不用说非洲语言了。布鲁金斯被委任负责原英属西非事务，而他对该地区一无所知。[1071]但苏联依然继续组建了全面的智囊团以支持其在发展中世界的政策。

    1958年，国际形势的发展为苏联与前殖民地国家建立联系提供了动力。在万隆会议的推动下，1955年5月在新德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有关国家成立了亚洲人民团结组织，并很快扩展到非洲，成为亚非人民团结组织，该组织于1957年12月26日在开罗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的好战氛围引起了苏联和中国的担忧，他们都担心发展中国家会在会议上展现出不同于万隆会议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面貌，并有可能疏远倡导和平运动的欧洲国家，而和平外交恰恰是苏共二十大以来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对外政策。[1072]中国则看到许多国家加入了对新独立国家集团领导权的竞争，如支持万隆原则的印度和纳赛尔（Gamel Abdel Nasser）领导的更加反对西方并不惜与之一战的阿拉伯国家。

    1958年12月，亚非国家在开罗又召开了一次有关亚非经济形势的会议。会议前夕苏联的东方学者也举行了一次有关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会议，并向苏共中央书记穆赫迪诺夫（N.A.Mukhitdinov）提出了建议。建议要求扩大援助，因为“苏联扩大与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能够加强苏联的政治经济影响”。[1073]援助重点在于通过支持国有经济的发展来削弱前殖民地国家对前宗主国的经济依赖，当然也不能排除与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合作的可能。虽然该建议要求加深与发展中世界的主要国家如印度、阿富汗、印尼、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联）的联系，但是也要求与西方的盟国如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等主要国家中倾向苏联的民族资产阶级合作。他们建议通过农业部和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GKES）加强农业援助，并通过高等教育部、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来培训干部。苏联代表团在开罗会议上的讲话在许多方面反映了东方学者的意见，包括重视国有经济，通过大规模动员和清算私有财产来积累资金。苏联代表团最后宣布他们愿意无条件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苏联“不寻求私利，不要利润、特权，不控股，不需要你们加入任何集团，不颠覆任何政府，不需要你们改变任何内外政策。我们准备像对待兄弟一样向你们提供无条件援助，我们自己也知道摆脱贫穷是多么的艰难。我们的条件就是无条件”。[1074]

    从1958年开始，苏联的援助迅速扩大。1958年苏联承诺的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技术援助总额比1957翻了近一番，到1961年达到25亿卢布，是1958年的3倍。接受苏联援助的国家数量也迅速增加，1957年为5个，1958年为12个，1961年初为20个。起初苏联的援助主要集中在阿富汗、印度和阿联，而到了1961年，苏联的援助对象又包括了伊朗、几内亚、印尼、锡兰、古巴、埃塞俄比亚，苏联还与马里和巴基斯坦签订了新协议。苏联的经济援助模式主要按照前面的建议规划实施，双边贸易直接通过国家机构进行，也有部分例外，如阿联的主要出口产品棉花还通过私人贸易。苏联的贸易要求对各国的国家结构产生越来越多的影响，导致一些国家建立专门机构负责与苏联贸易。苏联的援助内容主要集中在大的工业企业，其中电力行业占23％，冶金业占21％，机器制造业占9.5％。[1075]到1961年，苏联成为西方在发展中世界强有力的竞争者。

    苏联在发展中世界扩展影响的努力和关注点不仅限于援助。苏联科学院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大大扩展了自己的机构，新建了非洲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等新机构。这些研究所的成员与政府机关和苏共中央各部门密切合作。与此同时，苏联政府和苏共党内也分别建立了相应组织，如苏共中央国际部新增了非洲局，克格勃新增了拉丁美洲处。苏共中央国际部与各研究所关系密切，因为它拥有大约300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与世界各地的左翼政党协调政策，它不仅作为本国的情报来源，也为其他地区的组织提供情报。[1076]此外，他们还创建了许多相关刊物，如《今日亚非》（Asia and Africa Today）和《亚非民族》（Peoples of Asia and Africa）。这些刊物表明苏联政府机关、党的组织、学术机构以及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如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SCSCAA）和苏联和平委员会等之间关系密切、合作流畅。《今日亚非》由亚洲民族所和后来的非洲所发行，也作为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的准机关刊物，该刊物主要关注当今时事，并以英文和法文向国外发行。1976年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布鲁金斯成为该刊物编辑后，其影响达到高峰。[1077]同样《拉丁美洲》杂志于1969年创刊，其编辑就包括克格勃拉丁美洲处处长里扬诺夫（Nikolai Le-onov）。以上诸多事实表明，苏联政府、党、学术机构之间协作密切，创造了一种分享观点和情报的跨机构讨论政策的氛围。

    苏联在发展中世界影响的扩大必然也要求宣传机构的扩大。根据苏联驻外大使的建议，1961年初苏联成立了俄罗斯新闻社，随后立即开始宣传苏共二十二大，后来该社又成为对发展中世界发行苏联书籍、宣传册和报刊的主要机构。[1078]苏联官方通讯社塔斯社播发每日公告，与通过电报为发展中国家当地报纸提供新闻的西方通讯社进行竞争，以此来帮助俄新社的工作。此外，俄新社还发行书面材料《国际书店》（Mezhdunarodnaia Kniga），其宣传内容既包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也包括苏联最近的经济发展状况，而《苏维埃体育和电影》（Soveksportfilm）则向外推广苏联电影。根据苏共中央1960年1月29日做出的一个决议，从1961年底开始，苏联电台对外广播量加倍，用39种语言从莫斯科向外广播，包括斯瓦西里语、阿姆哈拉语、泰米尔语、北印度语、孟加拉语、缅甸语以及其他语言。[1079]苏联宣传工作的扩展成为对外援助扩展的一个补充，它在对外宣扬苏联的援助项目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最后，苏联还创立各种项目，培训能够领导这些新独立国家发展政治与经济的干部。这些项目的核心工作就是1960年2月创建的人民友谊大学，该大学的主持者包括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管理与各国友好组织的友好协会以及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1080]通过这所大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来培训亚非拉地区的学生，是此后冷战时期苏联扩大影响的主要方式之一。

    苏联在发展中世界付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必须有一个适合后殖民时代国家经济与政治发展向马克思主义体制过渡的新的意识形态框架来配合，因为没有这个理论框架就不能让苏联的援助与宣传获得合法性，也就不能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轨道提供理论蓝图。再加上中国对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压力，苏联不得不对非殖民化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采取更加激进的态度。所以，1960年莫斯科宣言正式提出了“全民民主”的概念作为发展中世界沿着“非资本主义”道路前进所依据的政治形态。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在次年1月的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评估1960年11月莫斯科大会时提出，“全民民主”的概念不同于战后东欧“人民民主”的政治形态，因为它不是工人阶级专政，也不是由工人阶级主导的政府。“全民民主”的国家是由“广泛的人民阵线”统治的国家，该阵线是一个工人、农民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知识分子阶层”的联合。广泛的人民阵线这个概念听起来很像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对本国政治形态做出的阐释，它的目标是“争取和保障民族独立，深化民主改革，促进社会进步”。此外，“在有利的环境下，在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以共产党为首的所有进步力量的积极努力下，（全民民主）会成为前殖民地国家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形式”。[1081]一旦这个概念为随后的苏共二十二大正式认可，剩下的工作就是由前述新成立的机构的学者来丰富它，并创造它的政治内涵。

    在传统的马列主义框架内维护和扩展“全民民主”和“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概念并非易事。在这些亚非国家可以称得上“工人阶级”的力量微乎其微，苏联学者试图将其简化为“农民无产阶级”。农民无产阶级在农业商业化和机械化的过程中开始形成，由于某些国家的土地改革造就了新的“富农”阶级，加速了农村的阶级分化，从而加速了农民无产阶级的形成。[1082]与此同时，苏联学者还坚称这些国家工人阶级虽然人数很少，但是在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它的迅速成长可以使其在“全民民主”的国家中占据中心位置。可事实上在亚洲和非洲显然不是这样的。[1083]尽管这样说，但“全民民主”的观念还是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中心，他们不同于“买办”资产阶级或“垄断”资产阶级，因为他们与国际资本主义有利益冲突的一面，具有民族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利益。[1084]然而，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最终利益不会导致消灭私有财产，“全民民主”国家要成功地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取决于组成政府的各阶级联盟能否不断地向左转，直到民族资产阶级融入工农联盟之中。[1085]但苏联的政策并不鼓励通过武力实现这一目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深深植根于通过和平道路而非武装斗争来建立全民民主的独立国家”。[1086]即便如此，这个理论还遗留了一个国家政权问题，因为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在一个“全民民主”的国家里，至少最初的统治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因此，苏联学者又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政权结构变得如此复杂，虽然它们依然从根本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不再是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工具。[1087]

    “全民民主”也具有特定的国际根源，这主要涉及一些国家寻求中立和维护国家利益，如印度、印尼、缅甸、阿富汗、阿联、伊朗、几内亚、加纳、马里等。但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使得跨越资本主义阶段成为可能，因而，这些“全民民主”国家的内部发展要依赖国际因素，名义上要与社会主义集团联系在一起。“可以理解，只有进步的爱国力量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施加一定的压力，并且该国政府与社会主义国家合作时，该国的政权才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运作，并摆脱对外国垄断的依赖”。[1088]但是苏联学者还坚称是这些国家自己选择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并且强烈抗议对苏联“输出革命”的谴责。[1089]

    到1961年，苏联为了配合援助项目的扩展，建立了专门针对发展中世界的学术与决策机构，加大了宣传力度，并为自己的政策确立了理论框架，但是苏联的政策还是面临着诸多困难。一个通过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在海外工作了4年的专家致信被认为可能是赫鲁晓夫继承者的政治局委员科兹洛夫（F.Kozlov），抱怨由于缺少综合计划，苏联正在援建没有必要的项目，如在既没有煤也没有铁资源的锡兰建设冶金厂，在几内亚建造总统府以及其他饭店、宫殿和大型运动场等。还有一些项目是由苏联人建造的，但是由西方人运营，或者使用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或者其产品向西方出口。此外，由于援助协议经常需要受援国支付原材料、设备和专家的费用，所以苏联经常只能承担一个项目投资总额的20％～25％，这理所当然导致许多项目无法完成。[1090]受援国对苏联援助的不满就为中国的竞争打开了大门，尽管中国在财力上不能与苏联相比。

    由于不断遭受怀疑，苏联在发展中世界的地位变得更加脆弱。因为苏联采取了与西方和平共处的政策，所以亚非拉地区的各个角落对苏联支持民族解放斗争的承诺充满怀疑。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从与来访的各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发现，“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理解国际局势的缓和对亚非人民斗争的成功的重大意义。有一种错误的倾向认为这抑制了团结，阻碍了亚非人民的联合，反而巩固了超级大国的地位”。[1091]参加1960年1月在突尼斯举行的第二届非洲人民大会的苏联代表团回国报告说，无名的“敌人”宣传说，缓和正在导致苏联失去在非洲的利益。[1092]虽然苏联人进行了抗议和辩解，但是这些指责的基础确实存在。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的资深成员萨夫罗诺夫（A.V.Safronov）在1960年初的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承认，许多非洲国家为了武器和其他军事援助而接近苏联，但是他们被迫两手空空地离开。[1093]苏联倡导和平共处只能加深他们对苏联的怀疑，不能确定苏联在斗争中是站在发展中世界人民一边，还是站在与自己同为白色人种的西方国家一边。1958年在开罗召开的经济会议上，一些国家指出不应该邀请苏联，因为它不是真正的亚洲国家，它也没有参加过万隆会议，反而是中国发挥影响帮助苏联参加了这次会议。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主席图萨姆-扎德（M.Tursun-Zade）总结1960年4月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召开的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AAPSO）会议的结果时指出，问题很明显，“他们现在怀疑一切白人，他们根本不了解苏联”。[1094]但是增加对苏联的了解也不一定能减弱这些印象。到苏联学习和做研究的非洲人遇到了很多不可容忍的种族主义行为，克格勃报告的一些事件足以证明这一点。在格鲁吉亚共和国接受训练的一名几内亚士兵受到一个苏联女孩的攻击，这导致几内亚受训分队抱怨“种族歧视”，并要求转学。[1095]在第比利斯，一个非洲学生进入餐厅时，一个苏联学生声称他“不能再在此用餐了”。这种事件并不限于格鲁吉亚。一位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成员声称，这种事件在莫斯科或者塔什干同样普遍存在。[1096]很明显，苏联在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已经如此脆弱，根本不足以应付一场争夺霸权的大规模斗争。

    中国的挑战（1961～1963）

    起初，苏联把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影响不断增加视为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竞争的积极因素。[1097]正是中国帮助苏联保持其在亚非组织中的存在，直到1961年后期，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一直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的中国团结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1098]但与此同时，苏联一直对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宣传工作保持警惕，以至于苏联邮电部负责电台广播的部门首长在1961年3月做苏联广播宣传情况的报告时，不得不要求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的工作人员监听北京电台在当地的广播。[1099]尽管从1960年布加勒斯特和莫斯科会议到苏联撤走在华专家等情况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刻裂痕已明显暴露，但是苏联似乎不认为中苏分裂正在扩展到中苏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

    1961年中期，那些更加直接接触中国在发展中世界政策的人员开始不断发出有关中国背离苏联政策并采取敌对行动的警告。1961年7月，亚洲民族研究所向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V.V.Kuznetsov）提交了一份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亚非拉国家经济关系发展状况》的报告，作者尽管希望中国影响的加强会对社会主义阵营产生良好的连锁反应，但还是讨论了中国援助的危险性，因为中国经常提供无息贷款，而苏联的贷款则有2.5％的利息。“这种形式的经济关系可能会造成一种赤裸裸的政治和宣传手段的印象，这会被用作反共产主义宣传，中国的‘慷慨’会让苏联和其他根据互利原则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可能遭到诽谤的地位”。[1100]中国的对外援助协议，如与尼泊尔、几内亚等国的协议具体规定了中国专家的生活水平不得高于受援国当地专家的水平，考虑到大部分的援助资金用于支持西方和苏联专家的奢侈生活，中国的条件则受到当时媒体的欣赏。一家尼泊尔报纸写道，由于个人花销的不同，中国的援助“要多于其他友好国家”，而且“这展示了发达国家应该如何向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1101]

    中国的援助条件在物质上证明中国是比苏联更真诚的发展中国家的盟友，中国还相应的在政治上挑战和平共处政策。前面已经提过，早在50年代末的非洲，和平共处政策已经给苏联自称的革命领导者特别是反殖民主义斗争领导者的形象造成损伤。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就开始怀疑中国企图动员此种情绪来树立自己作为反帝国主义革命斗争的领导者地位。起初，针对和平共处的斗争还在幕后进行。[1102]很快，中国就开始付诸公开行动来分裂以世界和平大会（WCP）为主要形式的所谓的“和平运动”和以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为形式的“团结运动”。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成员萨夫罗诺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一份报告，介绍了1961年12月在加纳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会议的情况。他描述道，中国成功地将世界和平大会丑化为欧洲主导的组织，而不是真正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组织”。这一观点在非洲代表团中很受欢迎，后来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世界和平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上再次宣传这一观点，并以此为据把世界和平大会排除在拟议中的“跨洲”团结大会的议程之外。[1103]

    中国不仅仅抽象地散播苏联不足以在军事上反对帝国主义的恐怖气息，还采取具体行动付诸实践。在亚非人民团结运动早期，苏联明显没有支持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斗争，也不愿意承认其临时政府，相反，中国主动承认了该临时政府。中国想尽办法让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在各分支机构中活动，并制造出一种印象，甚至在留学于苏联的外国学生中也制造这种印象，即苏联推动裁军是急于“解除阿尔及利亚、安哥拉等国为独立而斗争的人民的武装”。[1104]中国攻击苏联在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老挝、以色列、印尼及导弹危机期间的古巴的立场，以及最重要的在越南的立场。1962年初在开罗举行的第二届亚非作家会议上形成了中国领导的集团，宣扬亚非国家不要接受亚非以外国家的援助以及和平共处原则否定阶级斗争等说法。[1105]到1963年2月在坦桑尼亚首都举行第三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的时候，中国代表团自信地认为已经消除了苏联在该组织所拥有的支持，于是尖刻地质问苏联代表团“你们为什么来？这里没你们的事了。”[1106]

    对苏联来说，中国试图利用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关系来削弱苏联影响的这一挑战，随着中国宣传机器的扩大而加剧。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国家在海外人员的报告让莫斯科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中国的宣传无论数量还是质量上在发展中世界的许多角落都已占据主导地位。1962年1月，俄新社的主管根据其副主管出访多个非洲国家的经历写了一份扩大在非洲宣传工作的报告，报告警告说中国正在加大努力通过驻外使领馆和贸易使团散发宣传材料，特别是廉价的以毛泽东言论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宣传小册子。[1107]苏联外交部新闻司长根据苏联驻非洲使馆的报告起草了一份报告提交给苏共中央书记伊利切夫（L.F.Il'ichev），该报告强调中国不断加强在非洲大陆的宣传工作，特别是电台广播工作，目的在于将苏联的观念清除出非洲大陆。报告指出，“鉴于中国在非洲的宣传活动”，苏联的宣传工作有必要“以平静的语气，有说服力地向非洲社会解释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以及和平步入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1108]但与此同时，1963年到1964年间有关中国宣传占据主导地位的警示报告越来越多。《共产党人》杂志的一名记者于1963年早期从北非旅行归来报告说，在阿尔及利亚到处都有大量的中国宣传册，而苏联的印刷品只能在阿尔及尔的书店中看到。即使在书店里，中国的出版物也被摆放在中央的位置，书店经理宣传说：“中国出版的小册子主题多样而又紧跟时代，印刷精美，版式简洁，阿尔及利亚人都乐于购买。”[1109]英国共产党党员考克斯（Idris Cox）1964年从东非旅行归来告诉鲁缅采夫（Alexei Rumyantsev），她发现那里的书店充斥着中国的出版物，而苏联的出版物则很少见。肯尼亚和赞比亚的进步分子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刚独立之后向中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写信寻求帮助，一周内就收到中国的答复，但一直没有收到苏联和捷克的答复。[1110]显然，中国比苏联付出了更多的资源用于在发展中世界的宣传。

    苏联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的宣传优势，他们开始更加关注中国宣传的形式和战术。苏共中央下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GKKS）主席在1964年初写道，中国的宣传“运作效率和范围极为突出”。中国电台每周用25种语言对外广播700多个小时，比英国广播公司（BBC）和美国之音电台（VOA）还要多100多个小时。此外，中国还用16种语言向外散发数百万份文献资料，并以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编辑的《北京评论》作为主打刊物。中国除了利用诸如官方代表团这样常规途径散发材料，还投资与当地小型出版社建立联系，以获取更多的渠道进入当地传播网络，并避免当地政府对外国文献的控制。这些努力还得到一些倾向毛主义的小政党的帮助，其规模一般刚刚能够进行宣传工作。特别是在拉丁美洲，中国还帮助建立托派政党以配合其宣传工作。[1111]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报告说，中国不仅利用与当地官员的私人关系，必要的时候还通过行贿来避开对自己批判其盟友言论的审查。[1112]苏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席总结道，“以上的一切都证明中国分裂分子正在试图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与他们的错误观点捆绑在一起，并将这一策略上升到国家政策的高度，他们已经建立了一个负责对外政治宣传的中央机构，他们通过该机构积极地在世界大部分国家散播自己的社会观念。我们在组织自己的对外政治宣传和其他宣传的时候要始终考虑到中国这些强大机器的反苏宣传活动。”[1113]

    在许多情况下，中国的宣传成果丰富，中国似乎有可能成功地从苏联手中夺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权。不仅非洲听众接受了中国对和平共处的看法，而且由于与中国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经历，再加上中国意识形态的亲和力以及有技巧的操纵和胁迫，许多亚洲共产党也开始向北京靠拢。在不同时期，日本、北朝鲜、北越、锡兰、印尼以及其他共产党在中苏冲突中都曾支持北京的立场。早在1962年1月，一个由苏联宇航员率领的代表团访问河内并没有受到特别热情的欢迎，这位宇航员总结道：“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许多政府官员和党的活动分子明显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1114]几个月之后，苏联官员与日本共产党代表的一次谈话表明，由于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Nosaka）生病，新的领导层正带领日共走向中共的“左倾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立场”。[1115]到1964年8月，尽管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Aid-it）表示印尼共坚持中间路线，但苏联驻雅加达大使馆还是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最近印尼共产党与中共在一些现实问题上的观点是重合的，甚至是完全一致的”。当然，大使馆还没有把印尼完全一笔勾销。[1116]这些党以及其他亚洲党经常在国际团结组织、和平组织、妇女组织、工会联合会、青年组织中支持中国。支持苏联立场的印尼支持和平委员会主席在向《真理报》主编解释这一趋势时说：“你要知道，那些亚非国家之所以支持中国，是因为他们认为必须通过武力甚至全面战争来实现民族独立。”[1117]令苏联感到担忧的是，在苏联官方试图向民众解释中苏冲突的根源时，竟然导致了对中国立场理解上的混乱。在党组织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上，苏联民众提出了如下问题：“我们难道不是在事实上与帝国主义就西柏林问题进行妥协吗”？“我们为什么停止对中国的援助，而同时继续援助印度、叙利亚、伊拉克、阿联等资本主义国家？”[1118]看起来中国无情的宣传正在严重地削弱苏联作为世界革命领导者的地位，甚至在其后院也产生了影响。

    对苏联自称的反帝斗争先锋地位的最严重威胁是中国在古巴和北越不断增长的影响。60年代早期，这两个国家因为站在东西方斗争的最前沿而广受世界关注，作为由英雄的革命者领导的弱小而贫穷的国家，它们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帝国主义巨人美国。古巴革命由于其武装斗争取胜的性质起初对苏联造成了挑战，因为古巴进行的是中国模式的农村游击战争，而同时苏联正在推出和平共处和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得到多数拉美国家热情支持的。事实上，中古之间的相似性得到了古巴和中国的公开承认。[1119]切·格瓦拉（Che Guevara）特别承认古巴学习了毛泽东的游击战术，中国方面也写道，格瓦拉访问中国并拜会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等领导人，古巴人“站在了我们的思想路线一边，他们赞同我党对帝国主义、武装革命、农村包围城市等问题的理论与实践原则，支持我们的农村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并把毛泽东视为伟大的导师、深刻理解拉美形势的人”。[1120]在随后的1961年和1962年，中国把古巴也列入了宣传对象。猪湾入侵，特别是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没有与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商量就撤走导弹等事件为中国提供了素材。中国据此指责苏联胆小，没有能力和意愿保卫世界革命的利益。古巴导弹危机后期，俄新社主席写道，现在变得很难公开苏联在古巴的材料，古巴人完全终止公开苏联与古巴相关的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材料。[1121]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介绍了与卡斯特罗的谈话以及卡斯特罗对苏联行为的新理解之后，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立即宣布：“必须向所有国家散发这些材料，特别是那些倾向中国的国家”。[1122]但这只是苏联捏造出来的一次胜利。虽然卡斯特罗意识到中国的支持只限于言论和报纸，而真正的物质支持只能来自苏联，但他还是坚持武装斗争的立场，并要努力把古巴打造成第三世界的领导人，这一努力的最高成就就是1966年1月在哈瓦那召开了一次跨洲大会。

    在6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美国干预的升级，越南局势的发展使其成为反帝斗争的中心舞台，中国在那里的存在变得更加难以驱除。1960年7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苏联与北越的关系持续恶化。苏联驻河内大使馆1963年12月的一封电报指出，苏越关系的倒退经历了1961年越南保持“中立”，到1962年初，越南决定性地走向亲华立场这一过程。这一转变的明确表现是，当年年底大量的越南亲苏官员被降级。苏越关系的最低点体现于1963年5月16日的中越联合声明，在声明中，越南劳动党在一系列问题上公开支持中国，并开始在基层党员中宣传中国立场，禁止传播苏联的宣传材料。[1123]东京湾事件前夕，苏联驻越大使馆报告：“中越两党除了在不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建设路线和技术性问题上稍有分歧外，现在没有任何体现‘中间路线’的东西了”。[1124]在国际问题上，越南劳动党支持中共在帝国主义、核战争和核禁试条约、苏共和苏联的作用、个人崇拜、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南越以及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上的立场。越南劳动党甚至在卡斯特罗公开宣布支持苏联之后，仍继续支持中国指责苏联在导弹危机中是“胆小鬼”的说法。越南劳动党只是宣称卡斯特罗“太感性化”。[1125]此后，北越还在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世界和平大会以及其他国际组织中支持中国的立场。到1964年6月，苏越关系恶化到越方不再向苏联军事顾问汇报情况的地步，其理由是“苏联的军事理论原则不适用于越南”。[1126]北越更多地采用中国的军事战略，越南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宣称将逐渐把北越军队的苏式装备转变为中国装备。[1127]东京湾事件发生后，苏越关系危险到要完全破裂的地步。

    苏联的应对（1963～1965）

    在60年代早期，中国已经近乎成功地说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相信苏联并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大规模的宣传成功地传播了苏联作为一个工业化的帝国主义白人大国不愿意拿它与西方的关系冒险来支持发展中世界的革命事业这一观点。苏联也不具备遭受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并从前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些经历，而中国恰恰具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中国经过努力几乎接管了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中国还由于坚持武装反帝斗争的道路，把同样坚持这种斗争道路的典型代表——古巴和北越拖离了苏联的轨道。因此毫不奇怪，赫鲁晓夫在1963年9月的一次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反击中国的措施时会宣布：“同志们，这是我们当前第一位的任务，是我们对外政策中的首要任务。”[1128]

    由于缺少全面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文件记录，不可能系统地叙述苏联领导层对中国挑战的反应，也不能准确地说明苏共中央具体在什么时间、多大程度上采取了什么行动。但是根据苏联政策的表现或者较低层官员的观察，我们可以大概看出苏联采取的某些应对措施。此外，在某些地方，我们也很难确定中国的所作所为对于推动苏联制定某些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如扩大援助项目，增加对北越的援助等——当然这些政策也是为了加强与西方的竞争，但根据中国挑战的性质和苏联通过宣传机器做出的具体反应，我们至少可以看出那些政策的目的也是为了与中国竞争。

    针对中国试图削弱苏联在发展中世界地位的挑战，苏联最直接、最明显的反击是从宣传上开始的。在1963年7月的中苏谈判破裂之前，苏联几乎没有公开对中国做出反击，只是在共产党论坛和国际组织的斗争中才逐渐走向公开和激烈。但是谈判破裂之后，从1963年底，苏联的宣传机器就集中攻击中国的观点。苏联方面最先采取的手段之一就是公开苏共中央1963年7月14日致中共中央的信件。俄新社根据苏共中央8月3日的决议，将该信用35种语言印刷了320万份向国外散发，到9月时已经散发到85个国家。俄新社还将苏联党和政府以及其他共产党反对中国的言论，特别是苏斯洛夫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的长篇反华报告向外散发。在1963年9月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俄新社具体汇报了向国外媒体散发印刷材料、小册子、苏联学者的系列文章以及转引自《共产党人》和《今日亚非》等刊物文章的情况，对“中国当局表现出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权威代表的形象”进行了集中攻击。[1129]根据苏共中央1963年10月的一个决定，俄新社开始出版新的刊物《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问题》，用英语、法语、西班牙语和俄语发行，主要用来与中国进行斗争。[1130]

    苏联各驻外使馆也开始投入资源反击中国的宣传。例如在印度，印度共产党由于内部亲华势力强大而面临分裂的威胁。苏联驻印度大使馆于1963年11月提交了一份题为《在当地国家加强宣传苏联的内外政策，解释和检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反击中国领导人反苏和分裂活动的最重要文件资料》的报告。[1131]该报告详细介绍大使馆不仅以当地语言出版和发行苏联政府文件复本和相关报刊文章，还要求印度作家撰文谴责中国，建立作为当地“进步的”和“资产阶级”的报纸资料来源的数据库，苏联大使馆官员每个月还多次会见印度各报纸的编辑和记者，发表演讲，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电影评论等。驻其他亚非国家的使馆也发回类似的报告。

    苏联要在宣传上反击中国观点还需要重新检查相关的意识形态问题。位于布拉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机关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主编鲁缅采夫1964年初致信赫鲁晓夫，指出“在缺少理论基础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现实政治领域完全揭露中国的错误”。[1132]鲁缅采夫特别提到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点，以及毛主义对那些正在脱离殖民主义又希望避免经历长期的“科学社会主义”艰难时期的国家的吸引力。鲁缅采夫认为，核心问题是苏联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及其指导思想充斥着对民族主义问题过度宽容的态度。而极端民族主义正是毛主义异端的核心内容，民族主义是毛泽东教条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的共同点。1963年7月，《今日亚非》在党的全会前夕发文，号召苏联的东方学者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新理论，说明中国的意识形态“反对马列主义历史经验，试图利用盲目爱国的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概念来取代它”。[1133]那些创造出通过广泛的民族阵线来追求“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全民民主”国家理论的苏联学者，现在不得不修改这一理论，把极端民族主义的危险的内容加进去。

    “全民民主”国家理论的核心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他们的民族主义促使其成为民族独立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们在国家政治中的优势地位使其成为广泛的民族联合阵线的关键因素，但是现在“民族主义”被苏联的发展中世界革命理论视为首要危险，“民族资产阶级”作为民族主义的智库开始受到苏联理论家的怀疑。1964年10月，基姆写道，虽然最初“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占主导地位，但现在其“上层”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利益与帝国主义的利益越来越接近。因此，苏联理论家用“革命民主”的新概念来取代以前的“人民民主”和“全民民主”概念。“革命民主”依然是民族解放运动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过渡形式，而不是正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形式，它依然由一个阶级联盟领导，但是现在该联盟首先由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或者说“中间城市阶层”组成。[1134]鉴于“民族资产阶级”被降级，“革命民主”国家就更不容易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此外，基姆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工人阶级不够发达，但他宣称这使得全球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更加重要，要把世界社会主义和全球工人阶级的斗争与民族解放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苏联学者在夸大民族主义的危险的同时，也改变了对武装斗争的说法。由于中国的行动，苏联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伤害了自己在发展中世界的形象。虽然苏联党和政府以及宣传机构还继续宣传和平共处的口号，如宣传《核禁试条约》，但他们开始更多地强调和平共处不排斥发展中世界的武装斗争。1963年12月，阿列克谢耶夫写道，虽然前殖民地国家和平地取得了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帝国主义的实质发生了改变，“也不一定表明只有一种获得民族独立的道路——和平道路”。[1135]

    要修补发展中世界对苏联的支持所受到的损害，仅靠学术文章还不够。1964年9月在莫斯科举办了世界青年与学生团结起来争取民族独立与和平的论坛，克格勃关于与会代表团的一系列报告足以证明苏联遭受损害的程度。克格勃报告指出，中国人鼓动各代表团反对会议主办国，中国成功的关键是苏联明显没有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武装斗争，而且中国观点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也为许多代表所相信。例如刚果（布）、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几内亚比绍代表团对会议没有关注他们的斗争问题表示愤怒，并开始质疑他们为什么到会。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招待会上向各代表团宣布苏联愿意提供武器装备之后，许多代表团才改变了看法。伊拉克代表团说，在参加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之前，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情绪，他们确实不相信苏联愿意提供武器。同样，达荷美代表团也说，这一讲话造成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去会告诉自己国家的人民，苏联站在战斗者一边。[1136]此后其他苏联机构开始在宣言中把斗争置于和平之上。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主席团积极评价苏联代表团参加世界和平大会的议程，称这次苏联将“民族斗争”放在首位，“取代了和平与友谊问题——这很重要，因为在亚非地区首要问题决不是裁军或者和平”。[1137]随着越南的斗争成为全球焦点，苏联理所当然地加大了对北越的军事援助。各民族解放力量开始意识到，苏联的行动证明，世界许多国家应该改变对苏联的看法。

    虽然武装斗争问题依然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核心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国家都获得了独立，苏联决策者开始意识到发展经济已经在许多国家中取代武装斗争成为首要任务。图萨姆-扎德1965年宣布“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巩固解放国家的经济独立，促进他们的发展，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特别是苏联的具体援助等问题”。[1138]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指出，由于和平共处政策不再是一个可利用的问题，中国开始愈加注重在经济援助的条件和性质上制造差别。因此，一名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宣布“钱将最终起决定作用”，另一位成员则建议苏联外贸部改善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1139]到60年代中期，苏联在经济力量上强大的事实已被亚非国家所认同。亲苏的北越官员曾向苏联提交了一份秘密报告，指出1964年1月参加亚非人民团结组织执委会会议的北越代表团向河内报告说，在即将于4月在阿尔及尔举行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上，苏联将以经济援助问题作为讨论的主题，“苏联可能在这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如果会议议题转向援助发展中国家，许多非洲国家会赞同的”。[1140]

    由于经济发展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苏联有了重新包装自己的机会。早在1959年初，在开罗召开的亚非经济会议讨论苏联是否能参加的问题时，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主席曾致信米高扬（Mikoyan），建议在塔什干建立一个中亚分会，以便处理未来苏联参加亚非会议的问题。[1141]1961年1月，克格勃建议在塔什干建立一个宣传中心，通过电台和印刷品向发展中国家宣传苏联中亚各国的成就，但这一建议被邮电部、苏共中央国际部和宣传部否定了。[1142]由于中国开始参与排除苏联参加亚非论坛，苏联的相关机构又想起应利用中亚各共和国来表现苏联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亚洲大国。站在这一斗争前线的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理所当然地成为第一个使用这一战术的机构。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于1962年1月召开主席团会议，讨论推出中亚—高加索各共和国的团结委员会，增加他们的工作，要求各共和国的委员会邀请国外代表团访问中亚。[1143]后来苏联与亚非国家团结委员会成员继续要求中亚共和国采取更多的行动，反击中国把苏联踢出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的企图以及对苏联的种族歧视。[1144]

    在强调自己亚洲特性的同时，苏联的相关机构开始反击中国提出的他们的经历和经济发展模式比起苏联来与新解放的发展中国家更加相近的说法。苏联代表指出，苏联在十月革命刚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封建的农业国家，他们最初的发展任务与许多亚非国家面临的任务十分相似。一位苏联东方学者建议大家关注苏联的发展轨迹，因为“苏联人民在实践中展示了如何经过一代人的时间走上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道路，还展示了贫穷落后的国家可能走向进步的顶峰”。[1145]除了重工业，苏联各组织还向发展中国家重点推广苏联中亚共和国如何消除文盲、封建主义和建立基本的健康保障等经验。除了重点推出中亚的经济发展经验外，1967～1972年，苏联还在巴库、阿拉木图、伏龙芝、塔什干等地召开了一系列面向发展中国家代表的经济会议。

    到1965年秋，苏联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拉近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试图把自己的形象从一个只关注与西方关系的工业化的帝国主义白人国家转变成一个刚从贫穷落后中走出来的亚洲大国，它愿意以任何必要的方式支持世界革命斗争。此外，它还付出努力改变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并采取了大规模的宣传行动等。虽然在1965～1966年，苏联在发展中世界的地位得到了巨大改善，但是还很难说这在多大程度上证明了苏联政策的成功和中国政策的失败。

    结语

    到1965年秋，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政策遭受了两大冲击：最亲密、最重要的盟友印尼共产党被摧毁；没有开成排除苏联的第二次万隆会议。对苏联领导层来说，这些事件证明了他们政策的胜利。1966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中央全会上分析提交给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的报告时宣布：“过去几年的经验再次强调了以列宁主义战略和战术原则为指引并符合实际的党获得了成功”，印尼共产党的失败就是明显的证明。[1146]中国随后转向了内部的“文化大革命”，这又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巩固了苏联的胜利。许多国家担心计划于1967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大会只会毁灭这一组织，因此都寻找办法改变这一计划。[1147]苏联外交部报告，虽然毛主义作为“坚定的反帝国主义”理论6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东亚很受欢迎，但是“文化大革命”告诉人民，中国不足以领导非洲，毛泽东个人以及相关的宣传已经不再那么受欢迎了。[1148]1969年6月，继1960年莫斯科会议之后，苏联最终成功地组织了一次期待已久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这是中苏分裂以来的首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集会。虽然参加的党只有75个，少于1960年会议的81个，并缺少一些重要党的参加，但是苏联仍然将其视为对中国斗争胜利的宣言书。但后来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摆脱出来，采取了新的对外政策，再次对苏联在发展中世界的地位形成挑战，因此这场胜利是短暂的。

    虽然苏联在所谓的发展中世界与西方的竞争是首要因素，但是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提出的挑战成功地迫使苏联对政策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调整。60年代中期以前的一段时期，在苏联相关机构的评估中，中国的重要性超过了西方。这些机构主要处理与发展中世界的“进步”和革命力量的关系而不是与各国政府关系，特别是与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和世界和平大会等国际组织关系密切的苏联机构。由此可见，中国的挑战强大到足以使苏联冒着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危险而放弃和平共处的国家政策，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特别是在越南。这种形势使冷战缓和的进程拖延了将近10年。中国的挑战不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挑战，它威胁到了苏联在自己阵营内部的地位。苏联当年通过血汗交织的集体化、工业化、大清洗和世界大战获得了也曾被北京承认的帝国主义对手的地位，现在又不得不去努力维护这一地位。争夺第三世界的斗争不仅仅为了争夺盟友，还为了争夺社会主义革命理论的话语权。因此，意识形态依然是斗争的中心内容。在实际政策方面，如军事和经济援助政策发生变化，就要求改变意识形态框架来为之确立合理性，因此对理论表述的改变绝不亚于对现实政策的改变，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发展中世界的民心。苏联学者也不得不改进其理论框架，一方面根据马列主义原则说明苏联的政策，另一方面解释发展中世界发生的事件，并为发展中世界的活动分子提供革命样板。从双向意义上看，中国的挑战可以被视为推动苏联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向更有效、更实用的方向演变的必要因素，这也有利于苏联自己的利益。

    （刘磊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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