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丹慧

    1964年，随着中苏两党意识形态论战的展开，国际共运中几乎所有的党里都有毛泽东的追随者。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党际关系时，主要是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联合，依靠左派党开展共产主义运动，支持各国的革命斗争，支持世界革命，中共实际已成为另一个政治中心。加之左派队伍不断壮大，初具阵营的规模，国际共运由此呈现出分裂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其实已下定了另立门户的决心。对他来说，既然苏共是修正主义政党，世界上多数共产党也已经变修，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同流合污了，那么国际共运的内涵实际也已发生变化，中国党应该转而率领左派党支持亚非拉国家的反帝革命斗争，开辟国际共运的新天地，确立起中共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地位。以此，正式向赫鲁晓夫（Khrushchev）对国际共运的领导权提出挑战，并且要将分裂的责任推给苏共承担，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正当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上的争执陷于僵局时，克里姆林宫发生权力更迭，苏共中央十月全会解除了赫鲁晓夫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职务，由勃列日涅夫（Brezhnev）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Kosygin）出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给中苏关系的和解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事实上，中苏两党在对缓和双方关系的评估中，仍然继续坚持认为自己的立场代表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与此相应，双方和解的基础实际也依旧是各自的原则立场。差距只在于双方寻求和解的目标有所不同：苏方以为导致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苏共搬开了这块绊脚石，苏中关系的改善即应大有希望，苏共接受求同存异的团结方式。此为一种务实的和解方针。中方则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中共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苏共有可能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向中共的轨道靠拢。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共运的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中苏和解的底线已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苏共新领导集团改弦更张向中共的正确路线纲领趋同。毛泽东要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1353]扭转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被动局面，使世界革命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的路线发展。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肯定苏共一党的会议，并将对二十大的高度评价写入会议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声明之中，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受羁绊的被动境地。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因此，就毛泽东而言，与其说是尝试寻求与苏共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要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即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改弦更张，国际共运能以中共的路线纲领为指导，则中共将留在国际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过去，对于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赴莫斯科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及会谈的过程，囿于材料缺乏，尚无系统、客观地考察和评说；中国当事人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章，一些细节也多有出入或模糊不详。[1354]国外两部关于中苏关系的最新研究著作，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基本依据的是近年来俄国档案，而较少利用中国的第一手材料。[1355]笔者将以中国档案，特别是外交部最新解密档案文件，以及俄国新解密档案为史料基础，对苏联领导集团更迭后毛泽东寻求与苏方接触的目的，中苏双方为实现新的团结启动会谈的方针立场，其间发生的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以及中苏两党能否把握这次和解机遇等问题，进行考察和客观评估。

    苏共新领导集团的基本立场及变化动向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决定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这种最高权力的更迭，并不意味着苏共路线方针，尤其是对外政策也随即转型。苏共新领导人迅速摆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姿态，但是在一些提法和做法上，也陆续显露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看来是向左转的迹象。

    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的全会公报已明确提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我们这样一条富于经验而又可靠的对外政策路线”，苏共“现在和今后都坚定地站在列宁主义立场上，捍卫党的纲领、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决议”。关于赫鲁晓夫的错误，全会批判的重点在其国内政策、工作作风及搞新的个人迷信上。至于外交方针，赫鲁晓夫的失误仅在于“实行时采取的方法和行动不妥当”，诸如在苏伊士运河、柏林、古巴问题上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导致危机的发生；即便指出赫鲁晓夫“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的口号是错误的，其着眼点也是这一口号忽视了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没有执行利用西方阵营中的争吵与矛盾，削弱美国地位的任务。

    在总结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时，苏共新领导集团也并无原则性的检讨，以及对中共做出实质性让步的意思。报告仍然将国际共运分裂的前景归咎于中共，指出，社会主义阵营“出现分裂危险的主要原因，是滑向大国民族主义和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的中国领导人进行的破坏活动”，赫鲁晓夫的过错只在于其“同兄弟国家领导人谈话时，表现粗暴，缺乏涵养，高傲自大，语出伤人”。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及任性做法不啻于授“中国分裂主义者”以柄，使之借以分化拉拢一些党派组成自己的阵营。为此，“在同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进行斗争”时，苏共首先是“不能放弃原则性立场”，其次是在此基础上，“理智地、更明确地、更细致地实行同所有共产党合作的列宁主义政策”。[1356]

    十月全会甫一结束，苏共中央即在向中共方面通报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时，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基本立场。10月16日零时5分至30分，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Chervonenko）受苏共中央委托，紧急约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该通知不仅强调了苏共路线纲领的无变化，而且还特别指出，苏共今后要为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而斗争。伍修权表示将尽快转告中共中央。[1357]

    继之，为稳定国内政局，苏共中央着手统一全党及全国的思想。一方面，在向各级党组织传达中央全会决议、说明赫鲁晓夫错误的同时，突出强调以往苏共总路线的正确性，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正确性。[1358]一方面，通过党报和公开讲话，宣布苏共中央的立场。《真理报》10月17日、19日、21日连续发表社论，一再宣称苏联的内政外交政策不变，强调苏联的由马列主义思想光辉照耀着的道路，是由苏共在“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集体制定的总路线和苏共纲领确定的”，苏共将继续执行这条总路线和总纲领；11月1日又以《共产主义建设者的伟大旗帜》为题发表编辑部文章，进一步阐释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纲的理论意义和政治意义，宣传新党纲所提出的“全民国家”的“科学结论”，宣称苏共将“永远忠于在第二十次至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和苏共纲领中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勃列日涅夫则于10月19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欢迎苏联“上升号”宇宙飞船宇航员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我们党第二十次、第二十一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所制定的我们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共产党和苏联政府整个对内对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苏联对外政策不可动摇的基础是：列宁的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原则”，“这是在当前条件下唯一明智的政策。世界上一切正直的人们理解、赞同和支持这一政策。”[1359]

    不过，尽管苏共中央表明了继续执行以往路线方针的态度，但是与过去相比，对一些问题的提法和做法还是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关于对外政策、中苏关系及国际共运问题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和平共处是外交政策总路线”的提法做出补充解释。《真理报》10月17日社论在为苏联的外交总路线下定义时，除和平共处的原则外，还增加了“为和平和国际安全”而斗争的内容，并阐释说苏联“奉行和平政策，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企图作斗争”，从而“有助于各国人民为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进行顺利的斗争。”

    其二，强调帝国主义威胁和平，苏联要加强国防力量。柯西金10月19日在欢迎宇航员的招待会上发表的讲话和《真理报》10月21日社论都提出，世界上仍然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它们使国际关系尖锐化，给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苏联今后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加强国防能力，保证苏联边界的不受侵犯，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世界各国人民要保持警惕，揭露帝国主义战争挑拨者的阴谋。

    其三，提高反帝反殖、支援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调子。勃列日涅夫10月19日红场讲话和《真理报》10月21日社论均明确提出，苏联的国际职责、国际主义义务是全力支持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附庸，争取社会和民族解放的正义斗争。同日，柯西金在欢迎宇航员招待会上的讲话强调说，苏联“将为彻底消灭殖民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为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而斗争”。

    其四，对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和重大外交措施，或者略而不提，或者改变提法。10月15日是美英苏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一周年，但是19日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的讲话及《真理报》社论，对此条约都只字未提；关于建立联合国部队的建议也未见提及；指责美国侵略古巴的活动威胁普遍安全和世界和平；警告美国不得侵犯越南主权；在苏德友好条约签订以来首次重申尽速缔结对德和约并在此基础上变西柏林为非军事化自由市的主张。

    其五，虽然勃列日涅夫讲话和《真理报》社论等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运的一致性、苏共将捍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路线，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和国际共运的团结，但是反华宣传已基本停止。除10月16日苏联报纸曾转载伊拉克共产党的反华言论，17日和18日《真理报》先后转载法共、意共和伊（拉克）共的反华言论外，从10月19日起至月末，苏联各报已完全停止反华宣传，不再刊登点名或明显影射攻击中共的言论，包括其他党攻击中共的材料；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9日的讲话未公开指名或影射攻击中国；《真理报》19日在次序较前的位置全文刊登了中国领导人给苏联新领导人的贺电；苏联中央各报在报道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时均未予以攻击；苏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里申20日在布达佩斯世界工联理事会上的讲话没有反华言论。

    其六，尽管《真理报》10月17日和21日社论，以及勃列日涅夫19日的讲话都声称苏共将一如既往地积极执行召开所有共产党的国际会议的积极路线，强调参加会议的成员是“全世界各马列主义政党”，但都只是一般性地提及，而不提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具体时间。[1360]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上述变化似乎表明苏共新领导人的大政方针中还含有某种不确定因素，其为中苏关系的变化，勾勒出了某种不确定的前景。

    中苏两党关于恢复双方关系的新设想

    毛泽东在已知苏共表态不改变其路线纲领的情况下，依然决定暂停公开论战，派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试探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按照他的话说就是，到莫斯科去进行火力侦察，看看对方的反应，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化”。这实际是一种不留余地的寻求和解的方针，其重点在于摸清情况，而非进行实质性和解工作。在毛看来，停止论战，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可以争取人心，中共现在需要积累资本。其出发点还是对国际共运领导权的关注。苏共中央则对即将到来的与中共领导人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新机会，充满期待并寄予厚望。苏共领导人希望双方能够更为理智和实际地调和两党之间的分歧，设想在不放弃自己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利用这一轮会谈，务实地寻找共同点，力争求同存异，达成新的和解，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双方的关系。

    对于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中共中央应该在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结束后即已获悉。从10月15日起，毛泽东差不多每天都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的问题。根据中共领导人的分析，赫鲁晓夫的被迫辞职应与中苏两党的大论战有关，中共发表的九评，揭露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路线的真面目，击中其要害，使之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苏共中央十月全会的决定，不过是证实了毛泽东在3月份做出的赫鲁晓夫可能要垮台的预见。根据毛泽东的估计，苏共新领导集团今后会有一些改变，但不会很快，也不会大幅度地变。变化的可能有三种：第一种是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目前这种可能性小；第二种是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也不大；第三种则属于中间状态，即仍然搞修正主义路线，不过在做法和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种可能性比较大。据此，毛泽东最初确定的方针是静观其变，“一肯二看”，即对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决定表示肯定和赞赏。[1361]

    10月16日子时契尔沃年科紧急约见伍修权、递交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通知之后，伍修权即通过杨尚昆将此通知的情况报告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是日清晨，中共中央办公厅又向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做了通报。上午发行的《人民日报》则刊登了苏方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公报。[1362]尽管苏共中央的通知已经表明苏共将遵循二十大至二十二大的路线，也即维持赫鲁晓夫原有方针不变的立场，毛泽东还是按照其“一肯二看”的方针，迅速做出指示，由毛、刘、朱、周联名给苏联新领导人发贺电，表示对他们寄予希望，并指出，贺电要发给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Mikoyan）三个人，这不是一般礼节性的祝贺，而是在重要时刻发出的重要政治文件，要说一点有实质内容的话。据此，由外交部苏联东欧司负责起草的贺电提出，中共、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苏联、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每一个进展，都是高兴的”，并“祝中苏两国人民兄弟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不断发展”，表达了开展大论战以来所没有过的比较热情、有所赞赏的态度。该贺电当日即递交契尔沃年科，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当晚播出，《人民日报》次日（17日）于头版的位置予以发表。[1363]

    与苏共停止反华相对应，中共从10月16日起也停止发表与苏共论战的文章，以及其他兄弟党左派批判赫鲁晓夫的文章；并通过一些公开场合的讲话和与外宾的谈话，表达准备主动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意向，摆出了一种按兵不动、对苏友好的姿态。[1364]

    面对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以及其间显露出的一些提法、做法有所变化的迹象，毛泽东在静观10天后，决定要采取行动了。10月27日，他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部署说，可以考虑主动向苏方提出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节的庆祝活动，并且打破常例，在此非逢五逢十的纪念日里，派出由周恩来和贺龙为首的有分量的党政代表团。我们现的方针应该是“一推二看”，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转变。[1365]

    根据这一方针，中共中央首先采取了三个步骤。

    其一，主动向苏方提出进行接触的建议。10月28日晚，周恩来约见契尔沃年科，提出两点建议：第一个提议是，中共有意派一个党政代表团去苏联祝贺十月革命节，顺便同苏共党政负责人进行接触。如果苏方有困难，第二个提议是，中共欢迎苏联负责同志到中国来，进行接触，不论是公开的还是不公开的，中方都欢迎。如果这两个提议对苏共来说都有困难，中共愿意听听苏共的建议。周恩来还谈道，“为了达到团结，分歧要克服，关系要调整。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些接触。事情要一步一步地做”。[1366]中共以此率先打破大论战以来中苏两党之间的僵局，为实现两党新的接触提供了台阶。

    其二，以缓和关系的姿态确定代表团的规格和团长人选。10月29日，周恩来再次接见苏联大使，进一步提出中共中央决定派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去苏联，[1367]一方面明确了中国代表团的规格为党中央副主席、政府总理一级；一方面示意苏联，代表团团长为其能够接受的相对温和务实的周恩来，而不是咄咄逼人的论战斗士邓小平。

    其三，率先提出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派代表赴莫斯科的建议，并在正式向苏方提出此建议和对方尚未做出回应之前，先后向各党通报消息。10月2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中共自己主动派重要代表团去还不够，可考虑建议12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他解释说，我们一家去太孤单，由于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多数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所以，我们可以与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于是同日，周恩来先于接见契尔沃年科约见了越、罗、阿、古、朝五国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向他们通报其28日与苏联大使谈话的内容，并介绍了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进一步建议，即邀请12个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同时进行必要的接触；嘱他们可分别直接向苏方提出去莫斯科的建议。随之，周恩来正式向契尔沃年科说明了中共的这个建议。30日，周恩来又接见保、匈、捷、波、蒙、德六国驻华大使，通报中方的提议，建议六国党和政府提请苏方邀请其派团去苏。[1368]这种召集人的姿态，既向其他兄弟党显示中共是寻求改善中苏关系的主动方，为树立中共是国际共运团结维护者的形象做了铺垫，又为改善中共在莫斯科势单力薄的不利处境提供了条件。

    在苏共中央10月31日表示接受中共派团出访莫斯科及邀请其他兄弟党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的提议后，11月1～4日，毛泽东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进一步阐释了他的“一推二看”的方针，说明中国党政代表团莫斯科之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共可能往哪个方向走，这叫做火力侦察。中共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我们现在需要积累资本”。[1369]毛泽东决策与苏共新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方针进一步明朗化：其底线是已有的原则基础不变，中共不会为缓和与苏共的关系而做出原则性让步，谈判的基调是“推”苏共向中共的立场趋同；方法为通过“推”进行摸底，观察苏共中央有无转变立场的可能；目标则是使莫斯科改弦易辙，争取人心，积累资本，将国际共运分裂的责任抛给苏共，为取得共运领导权，或者说是使国际共运沿着中共认为的正确道路发展做准备。

    随着十月革命节的临近，中国方面开始加紧步伐落实毛泽东的这一方针，为实现既定目标做准备。

    第一，渲染友好态度，为即将到来的莫斯科中苏两党谈判营造良好氛围。10月31日，外交部礼宾司拟订出两套向苏联赠送礼品的方案，其中第一方案援例中国党政代表团1957年和1960年赴苏参加莫斯科会议时的礼品规格，赠送范围大，从国家领导人到接待人员乃至招待人员皆有份，礼品的等级高份数多。第二方案的送礼规格则大大降低。外交部认为，为了更好地配合此次出访工作和制造一些团结友好的气氛，第一方案较好。外交部按第一方案备齐礼品，由代表团到莫斯科后视情况决定采用哪种方案。[1370]11月5日，由毛、刘、朱、周联名致电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祝贺十月革命47周年。贺电强调中方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在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基础上，紧密地团结起来。毛泽东还亲笔加写了“让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我们的坚强团结面前发抖吧！”的口号。[1371]

    第二，为周恩来的出访造声势，打造中共高举团结旗帜的形象。11月2日，外交部拟订出为以周恩来为首的党政代表团送行的计划，其规模大，共约100余人；规格高，由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领衔送行。同日，外交部批准中国驻苏使馆拟订的方案，即中国代表团抵莫斯科时通知所有建交国使馆和一些平时有友好往来的未建交国使馆。中国驻苏使馆将中国党政代表团抵莫斯科的时间共通知了52个国家的使节，11月5日，当周恩来等人抵达莫斯科伏努科夫机场时，有40个国家的使节前往迎接，除东欧国家（不包括罗马尼亚）及蒙古使节未到场外，绝大多数建交和未建交的亚非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的使节到机场迎接。[1372]

    第三，集中报道兄弟党对赫鲁晓夫下台一事的表态，突出显示在召开国际会议问题上意见仍不统一的状况，预告举行兄弟党会议与分裂国际共运之间的责任归属问题。11月2～4日，《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16个兄弟党就赫鲁晓夫被解职及国际共运的发展问题所做的讲话、声明、决议、公报等，其中日本、新西兰、瑞典和荷兰的共产党或表示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或主张推迟，或认为要筹备国际会议，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1373]

    11月5日，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启程经新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次日，当中国代表团对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礼节性拜访、参加十月革命节庆典时，[1374]中共中央开始利用庆祝十月革命节之机，在中苏两党正式会谈前做最后的文章：一方面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央政治局委员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苏联驻华大使馆将于7日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招待会，摆出几年来所不曾有过的友好姿态[1375]；一方面通过领导人的公开讲话、党报社论，表明中共的立场。

    11月6日，北京隆重集会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中共中央委员、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刘宁一宣读了经过毛泽东审定并修改的讲话稿，指出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重申中共的一贯立场，强调全世界人民当前的迫切任务，是要集中一切力量来反对主要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必须建立在反对帝国主义、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的基础上。翌日，《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定并修改的社论，重提中共中央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突出阐述中共提出的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要特别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社论指出，当前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仍然是现代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遭到损害，不是由于中方和苏联人民的原因。同日，彭真在苏联驻华大使举行的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发表讲话称，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反不反对美帝国主义是要不要革命的分界线。[1376]

    这些讲话和文章，集中宣传了中共的观点，实际向苏共发出了中共原有立场不变的信息。至此，毛泽东“把推放在第一位”的基调已渲染得淋漓尽致。这种基调实际没有给周恩来留出任何调和的余地，故而，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进行谈判的方针也已明确无疑了。

    苏共中央解除赫鲁晓夫的职务后，苏共党内对于苏中关系的走向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认为尽管苏共在与中共争论中的原则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赫鲁晓夫的一些言论和举动给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如他针对毛泽东所发的污辱性言论，匆忙决定将苏联专家从中国召回，等等。而随着赫鲁晓夫离开领导岗位，类似的对苏中关系产生相当危害的不良因素已不存在，这对于苏共和中国领导人来说，都是好事。因此，中共领导人有可能会以更加务实的态度，充分利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所创造的客观条件，来推动双方关系的正常化。这样的前提无疑是存在的。十月全会的决议将使中共可以不失体面地与苏共接近。在苏共领导人的心中，赫鲁晓夫是苏中关系缓和的最大障碍。一些紧跟苏共走的东欧国家也认为，“只有在没有赫鲁晓夫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恢复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赫鲁晓夫实际成了苏共“重新同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牺牲品”。[1377]

    与此同时，苏共领导层中也存在着中共领袖有可能改变自己立场的幻想。苏联驻华使馆官员阿·勃列日涅夫受命回国了解全会情况时即感受到，在莫斯科的权力长廊里明显地飘忽着必须采取主动措施来改善苏中关系的思想。尽管谁都没有直接地和公开地谈论这一点，但是从交谈者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以及即兴插话中，可以很容易地得出这个结论。阿·勃列日涅夫认为，在苏共领导人看来，既然苏共和中共都是共产主义的政党，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这两个党的代表坐到一张桌子旁，坦诚地交谈，并在某些问题上彼此做出让步。假如有需要，苏共领导人可以为赫鲁晓夫的粗鲁道歉，进而与中共达成恢复友谊的协定。这在苏联方面的确不存在重大的问题，苏中关系的改善不仅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且还有利于新领导班子地位的巩固，可以获得全社会的广泛支持。[1378]

    只是，在苏共新领导人忙于立足，尚未顾及向中共摇动橄榄枝时，中共中央抢先发出了改善关系的信号，在树立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形象上，抢得了先机。

    1964年10月28日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见，获悉中共派团赴苏祝贺十月革命节并同苏共领导人进行接触的提议后当即表示，这次谈话具有特殊意义，他将立即转告莫斯科。[1379]其后，在向苏共中央报告这次会见情况时，契尔沃年科一面说明现在还没有看到中共最高领导人有改变其总的政治路线的迹象，他们仍然强调自己的路线方针，包括关于国际共运的政策，目前也无迹象证实中国领导人在新的形势下打算在召开兄弟党会议问题上改变态度；一面通报中方自赫鲁晓夫被解职以来所做出的对苏友好姿态，建议苏共中央充分利用这一新的局势主动采取措施，表现苏方想改善两党两国关系的真诚愿望，以此考察中国改善同苏联关系意图的真诚性及其条件是什么。[1380]

    苏共中央接到契尔沃年科的电报后，以积极的态度迅速做出了响应。10月29日委托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就中国方面的提议准备意见。同日由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联名复电中国领导人，对10月16日毛、刘、朱、周所发的任职贺电表示感谢。[1381]30日，苏共中央做出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指示契尔沃年科回访周恩来，以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名义向其通报：莫斯科将乐意接受中国党政代表团来访，莫斯科认为，中国代表团的来访将有益于双方的接触和交流；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中央的观点，即应当“循序渐进地改善苏中关系”。苏共中央还建议对外公开报道中国代表团来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的情况。苏方已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发出了邀请。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还向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通报情况，指出苏共中央讨论了中国领导人的建议，认为苏联理应尽力利用这一建议来恢复苏中双方的联系，表示苏共永远准备利用一切机会在马列主义、莫斯科历次会议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来巩固国际共运的团结。[1382]31日下午，契尔沃年科约见周恩来，表示“苏联方面以愉快的心情接待中国党政代表团，并借此机会进行接触，交换意见，以有利于中、苏两国朝着团结和一致的方向走，逐步解决存在的分歧”；苏方并接受中方关于邀请社会主义国家党政代表团的建议。[1383]

    对于苏共领导人说来，中共的建议及其友好姿态，令他们对即将举行的苏中两党会谈寄予厚望，毕竟自大论战开始后，两党的会谈如同聋子对话，各自朗读自己的长篇大论，各说各的，不做正面接触。而赫鲁晓夫的下台，中共停止论战并迈出寻求接触的步伐，以及由态度温和并且务实的周恩来作为谈判的首席代表，使得苏中双方可以面对面地直接进行交流，这无异于一个重大突破。因此，苏共领导人极力希望将谈判纳入建设性的轨道，通过正面交流，将各自的观点加以比较，清楚地表明各自对问题的理解，找出双方分歧的症结所在。[1384]为实现取得良好的会谈成果，奠定改善关系基础的目标，苏共中央开始向中方传递信息，营造融洽的会谈氛围。

    10月3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就接待中国代表团问题指示苏联驻华使馆说，其一，中国代表将要参加的所有与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有关的活动均应在友好和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会谈和招待会的组织工作都应给中国同志留下一个明确的印象，即我们已为与他们接触和讨论双方都感兴趣的问题做好了准备。如果中方在谈话中涉及苏中关系等重要问题，你们在答复时应强调，我们党现在和将来都准备为发展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做出一切必要的努力，我们期望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莫斯科之行将带来积极成果。其二，在北京的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言时应指出苏联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坚定决心，强调苏联积极发展与中国兄弟般友谊和全面合作的强烈意愿；发言应属于一般政治性的，不要涉及有争议的问题。[1385]

    两天之后，契尔沃年科邀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炳南去苏联使馆钓鱼、散步和野餐。其间，契尔沃年科高度评价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访问的重要意义，并就苏中关系问题谈了五点意见：（1）苏联方面认为周恩来的这次访问可以是两国关系的转折点。他个人认为，派遣像周恩来这样了解苏中关系全面和具体情况的领导同志前往苏联，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2）尽管苏中两国和两党有分歧，但更重要的是，苏中两国有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有共同的原则——马列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因此苏中两党两国是可以团结起来的。（3）苏中两国之间的分歧不可能很快得到解决，但重要的是苏中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苏中两党都是马列主义政党，总的原则是一样的，只是具体做法有区别。（4）两个国家和政党正如两个同志一样，如果发生分歧，最好及时协商解决，积累起来，分歧成堆就不容易解决了。（5）苏方极其重视中方在总的方面和具体措施方面采取的步骤，苏方也将采取同样的态度和相应的步骤。苏中两国和两党肩负着极其重大的责任，因此它们之间的团结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386]这种意见反映了苏共领导人希望利用这一轮会谈，更为理智、细致地调和苏中两党的分歧，在不放弃原则立场的前提下，务实地寻找共同点，求同存异，以达成新的和解。这是一种搁置争议、具体而实际解决问题的建设性会谈方针。

    至于苏共在会谈中所要把握的底线，则仍然是坚持苏共既有的路线纲领不变，准备召开新的国际会议。作为左派的印尼共产党领袖艾地（Aidit）10月24日在就赫鲁晓夫下台问题发表讲演时谈道，苏中的接近还存在种种困难和障碍，因为苏共还坚持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路线。《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讲话。这使苏方意识到，此类认识可能是在提示苏共，应该重新审视这些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由此产生警惕，并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谈判立场，那就是，苏共将坚定不移地遵照苏共近期历次代表大会决议、纲领和莫斯科会议诸文件所确定的方针行事，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让步。10月26日和27日勃列日涅夫等人与法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马歇（Georges Marchais）等人会谈时，则否认了关于苏共将设法同中共领导人在意识形态方面妥协的传闻，声明苏共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依旧有效。[1387]其后，勃列日涅夫11月6日在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中重申苏共的立场，继续强调苏共近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变的和唯一正确的，它受到苏联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民的完全赞同。报告明确提出，再次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条件显然已经成熟。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也在北京的庆祝集会上引述了苏共中央的这种立场。[1388]

    另外，苏中关系毕竟裂痕已深，乍暖还寒，苏共对中共的信任也尚未恢复。因此，在积极回应中共提议的同时，同中共要把这次会谈当作“火力侦察”，考察苏共捍卫原则立场的坚定性相同，苏共则是想弄清中共的真实意图，考量其希望改善关系的真诚度如何。于是，与过去周恩来访苏时由赫鲁晓夫率大部或全体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迎送相比较，对中国党政代表团的接待，表面上维持一般礼遇，实际上则比较冷淡。当周恩来一行在新西伯利亚机场中转时，苏共中央仅派一名联络员前往迎接，在莫斯科机场迎接的领导人也只有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和主席团委员基里连科（A.P.Kirilenko）等，场上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群众欢迎的场面；东欧国家和蒙古的党集体不到机场迎接；在有关苏联领导人接见兄弟党国家代表团的报道中，对接见气氛一般都冠以“友好和亲切”的字样，而对接见中国代表团的报道却只提“友好”，而略去“亲切”一词；在周恩来向列宁墓献花圈时，只有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陪同；虽然游行队伍中出现的画有社会主义国家国旗的标语牌上，苏、中国旗排在首位和次位，其他国家的以字母排列，显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但是庆典观礼位置的安排和兄弟党代表团唱名及报刊报道时的排名，均按平等原则处理，不再突出中国。[1389]

    与此同时，一直以维护国际共运团结主导力量自居的苏共中央，面对中共俨然以共运领袖的身份和以我为主的姿态建议其他兄弟党赴莫斯科参加庆典，以及广泛通知各国驻苏使节前往伏努科夫机场迎接中国代表团的举措，也采取了相应措施，设法限制中国的影响。如不安排周恩来抵达莫斯科后在机场发表讲话；庆祝会上原说提供讲话机会，后又取消；对《人民日报》11月7日社论《在伟大的十月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和彭真是日在苏联驻华大使馆十月革命节招待会上的讲话不做任何反应。[1390]如此等等，表明了苏方的一种提防态度，既不愿意让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的机场内造声势，宣传中共的观点，摆出率先呼吁团结的姿态，使苏共处于被动；又担心中方的演讲会引出意识形态争论的议题，令苏方难以应对，陷入两难境地，进而影响刚刚出现的寻求团结的良好氛围。用心可谓良苦。

    总之，11月初，中苏双方利用纪念十月革命节之机所发表的讲话、文章等，已继续呈现出各说各话、观点针尖对麦芒的状态。中苏两党关于会谈的底线，特别是毛泽东“推”字方针造成的中攻苏守的态势，实际已经预示了两党会谈无果而终的前景。

    周恩来访苏中的风波

    1964年11月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开会，评估勃列日涅夫11月6日在庆祝十月革命47周年大会上的报告。毛泽东评判苏共新领导是虚弱、胆怯的，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限，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于12月15日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筹备会；指出，看来苏共领导还没有明确下一步该怎么做，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形成一个有纲领、有步骤和方法的意见；[1391]由此，对周恩来在莫斯科“推”苏共领导集团转向还抱有希望。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Malinovskii）“酒后失言”事件，葬送了中苏双方刻意营造的缓和氛围，并为中国代表团提供了施加压力的炮弹。周恩来在正式会谈时亮出了中共否定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二大路线纲领的牌，矛头直指苏共的内部事务。如果说苏共领导人此前确如毛泽东等人所评估的那样还处于犹豫、模棱状态，那么这时的苏共领导集团就要为维护自尊和主权而战了。中苏两党实现和解的前提条件都没有变化，仍然是继续维护自己立场的正确性，要求对方做出原则性让步。尤其是中共，摆出毫无调和余地的架势，既未改变好斗的本性，也没有放弃夺取国际共运旗手、世界革命领袖之位的诉求；而苏共方面，尽管认为自己在新形势下处理与中共关系时应该更加成熟，但其前提也是要尽一切可能加强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态势迅速明朗化，中苏实现新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的团结，实际上已成为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望。

    莫斯科时间11月7日下午4点至6点半，中国党政代表团出席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席间，马利诺夫斯基喝多了酒，说了一句带有挑衅性的反美祝酒词，得罪了美国驻苏大使。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走向马利诺夫斯基，为他“精彩的反帝祝酒词”表示祝贺。[1392]不想这位元帅又借着酒劲儿对周恩来说，希望中国人“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我们不要让任何鬼来扰乱我们的关系”。“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由于美国记者就在旁边聆听两人的谈话，周恩来忍受了这种挑衅性的话题，走向另一边。这时其他的一些苏联元帅走了过来，中方翻译听到了马利诺夫斯基继续说的话：“我们俄国人搞掉了赫鲁晓夫，你们也要搞掉毛泽东。”接着他又同贺龙谈话。马利诺夫斯基在谈到毛泽东时使用了俄文中带有污辱性的脏话“胡造”一词，这个词的俄文原意是“狗操的”。其间，苏联元帅扎哈罗夫（Zakharov）还说了一句：“任何蔬菜都是有时令的”。[1393]

    周恩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听说这一情况后极为气愤，当即离开了宴会大厅。回到中国驻苏使馆后，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几位翻译的汇报，仔细核实和分析了马利诺夫斯基挑衅的全部情况。考虑到苏联颠覆兄弟党的历史记录，代表团认为，这绝非偶然事件，是令中国党、国家、人民及其领袖毛主席不能容忍的侮辱，是公然煽动要推翻中国党和国家的领袖，必须严肃对待。11月7日夜，中共中央就收到了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报告此事的经过，并提出代表团准备向苏共中央正式抗议，请中央尽快给予指示。[1394]

    11月8日上午，毛泽东在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中国代表团的电报时说，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并指示邓小平起草复电，同意代表团代表中共中央向苏共中央提出正式的严重抗议，要求苏共中央做出正式答复；要抓住此事件采取攻势，指责苏共新领导破坏团结，继续搞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不怕大吵大闹、闹僵不欢而散；坚持中共原来的立场，除非苏共承认错误或经过协商取得协议，中共才能停止公开论战。复电以特急电发给中国代表团。[1395]显然，毛泽东要充分利用此事件做文章，使之成为向苏方施加压力，推动苏共改弦更张，向中国方针靠拢的砝码。

    中国代表团接到复电时，正值苏共领导人到中国代表团的住所回拜并共进午餐，周恩来借机正式就此事件向苏方提出了抗议。周特别强调说，这不仅仅是马利诺夫斯基一个人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有这种想法，而是苏共中央委员会一些人的想法。周恩来诘问苏方是否希望中共也像苏共解除赫鲁晓夫职务那样对待毛泽东？！周指责苏联元帅关于“任何蔬菜都有时令”的话可以理解为是教唆撤换毛泽东。他还正告苏共领导人：如果有人制定了这样的计划，那么这是徒劳无益的企图和妄想！它只能恶化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同时他提醒苏方，不要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把中苏两党之间的原则分歧归结为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两个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争论，以及他们的个人性格和素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否则中苏双方还能继续会谈什么呢？[1396]

    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立即摆出息事宁人的态度，一方面对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表示愤慨和道歉，一方面反复加以表白和澄清，指出，苏共中央把中国派代表团访苏看作克服现有分歧、改善双方关系所迈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马利诺夫斯基不是主席团成员或候补成员，他没有参加关于苏中两党接触的讨论；正式声明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论与苏共中央没有任何关系，只是酒后失言，而“时令蔬菜”的话也只是针对赫鲁晓夫而发；一再表示苏共邀请中共代表团的决定是坦诚的，动机是非常好的，希望中共能够信任和尊重苏共领导人的意见，双方能够以诚相见，不要为此事妨碍两党为改善关系共同做出的努力。周恩来则说马利诺夫斯基实际是酒后吐真言，他保留中国代表团以后再次讨论这个问题的权利。[1397]

    此时，尽管周恩来最后表态要认真对待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意见，并提议为中苏两党的团结干杯，[1398]试图为接下来的正式会谈留下一些辗转腾挪的余地，但是，由于毛泽东已经给苏共新领导人扣上了“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帽子，确定要抓住这个“辫子”，不惜闹僵地采取攻势，周恩来其实已没有什么再做弥合、补救的机会了。

    11月9日晚，中国代表团在克里姆林宫与苏共领导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谈。周恩来一开始即利用马利诺夫斯基事件向苏方施加压力，劝告勃列日涅夫等人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更张，另起炉灶，重新搞起，这样，双方才能找到一些共同点；宣称不存在改善关系的新的条件，因为苏共继续实行以前的总路线。苏联共产党的总路线是不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相提并论的。[1399]这种干涉苏共内部事务的表现，一时激怒了苏共领导人，他们态度强硬地表示，苏共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和苏共纲领并非某个人的一己之见，而是反映了苏共全党的意愿，代表着苏联全体人民的意志；提请中方注意：此次会谈的重点不是重新讨论中共的总路线问题，虽然对于中共路线中的很多问题苏共也并不赞成；声明：如果每个来苏联访问的代表团都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总路线，那么谈判就会走入死胡同，为了共同的事业和利益，苏中双方都应该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强调：苏共中央将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二十大以来所确定的路线纲领，在原则问题上绝不做任何退让。米高扬甚至明确表态说：“我们党过去和现在都是由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问题上，我们中央是一致的，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致的差别。”苏方坚持要求双方先停止公开争论，召开各国党的会议，在新的气氛中，寻求途径，来一步一步地实现共同愿望。[1400]

    苏共领导人显然还没有弄明白，中共要求重新审视路线问题，就是要在“推”的过程中，摸清苏方让步的底线。而双方在举行国际会议问题上的胶着，则反映了两党对于国际共运形势的估计。对于苏共而言，情况与赫鲁晓夫在位时的判断相同，中共要求推迟召开兄弟党会议，是为了增加自己的支持者；而在中共看来，苏共继续坚持开会，就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通过反华决议。[1401]毛泽东绝不可能令自己和中共陷入这种被动局面。

    由此，在11月11日两党长达6个多小时的第二次会谈中，周恩来明确通报了中方的立场：（1）中国继续坚持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贺电的精神和周恩来在11月7日庆祝大会书面祝词中表达的团结愿望；（2）中国坚决不参加将在12月召开的所谓“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3）在苏继续执行赫鲁晓夫路线不变，中苏两党、兄弟党的原则性分歧基本解决以前，谈不到停止公开争论。他最后奉劝苏共领导人悬崖勒马，不要走绝路；并表示关于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同苏联领导人的几次谈话，不发表任何联合声明或联合公报，也不发表新闻。[1402]

    11月12日，中苏双方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谈。为了打破僵局，勃列日涅夫提出，苏共中央建议只要中国方面准备好，就可以举行两国高级会谈，以便就一系列问题交换意见，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恢复苏共和中共、苏联和中国之间的信任，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周恩来表示将报告中共中央，并针对苏方的建议指出，我们的门是开着的；中苏两国都必须努力创造新的环境，寻找新的途径。[1403]中方的态度有所松动。

    然而，根据苏联方面的记载，中国代表团千方百计地回避就苏方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进行讨论，回避探讨巩固反帝统一战线的具体措施。当苏方要求中国代表就中止论战等具体建议表态时，周恩来正式声明说，代表团没有同苏共谈判的全权，其使命“就是建立联系并研究局势”。[1404]因此，周恩来态度的缓和，对于中苏关系的改善意义不大。

    事实也正是如此，毛泽东在北京主导着中国代表团的各种反应，周恩来本人没有多少个人发挥的空间。毛的采取攻势的“推”的方针，使得谈判进程只能在非理性的政治论战的层面徘徊，而难进入理智并务实地寻找共同点、解决具体问题的阶段。中国代表团关于重新讨论并改变作为国际共运总路线的苏共纲领的要求，以及拒不考虑召开兄弟党会议的态度，使谈判无果而终。其实在这里，无结果或许就是毛泽东所要寻求的结果，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1405]毕竟毛的部分目标已经达到，既试探出了莫斯科恢复苏中关系的底线，摸清了苏共领导人捍卫自己原则的进退尺度；又向世人呈现了主动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风貌，并且通过代表团在莫斯科与其他党的交谈，继续阐释赫鲁晓夫在位时做出的举行兄弟党会议的决定未经各党协商一致，因而是非法的，[1406]以此拆筹备此会议的苏共新领导人的台，同时将其推上了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审判台。

    回归政治论战轨道

    1964年11月13日，中国外交部拟订了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回国的计划，由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董必武、彭真、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莫斯科时间13日晚10时，中国代表团乘中国专机回国，柯西金、基里连科等人到机场送行。北京时间14日下午2时40分，周恩来一行抵达首都机场，看到的是毛泽东亲自在那里迎候，刘少奇等党政军民各界领导人100余人，以及数千名群众到场迎接，其场面和气氛与一年多以前（1963年7月）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会谈归来时十分相似。这实际上依然是一次显示中共团结和力量的政治示威。《人民日报》发表的中苏两党举行会见的消息，除报道双方参加会见的人员外，无任何实质性内容，标志了两党谈判的破裂。[1407]毛泽东以这种方式，宣示了他与苏共决裂的决心。

    与此同时，11月14日，中国代表团刚离开莫斯科不久，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缅采夫（Rumyantsev）主编的《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1月号即开始发行，上面以《共产党报刊关于共产党国际会议》为题，发表了22个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主张召开国际会议的言论，并刊载了大量指名攻击中共的文章、讲话等材料，其中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罗波夫（Andropov）的文章指出：“如果不是中共领导进行分裂活动，为了自己的民族利益，企图恢复被各国党摒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老方法，那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产生更大的结果”。该期杂志还以附页的形式登载了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贝尔纳反对中国第一次核试验的声明，指责这次核试验是“污染大气”等等。[1408]苏共领导集团借这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刊物[1409]的阵地，宣告了苏中两党此次缓和关系尝试的失败。

    周恩来甫一抵京，即随毛泽东前往人民大会堂118会议室晤谈。毛在进一步询问情况后部署说，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但是可以转载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错误的材料；并指示撰写评述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说明赫鲁晓夫路线的破产。对于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人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的趋向，毛以宋代词人晏殊的词句做了总结：“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1410]

    苏共中央则于11月16日举行全体会议，一方面在对领导集团进行调整时，不仅保留赫鲁晓夫的原班人马，而且补选上来的人，也都是赫鲁晓夫路线的积极拥护者，并且是在赫当政时提拔到高级领导岗位上的，[1411]以此显示苏共原定路线的不可动摇性。一方面缓和对中共的态度，由勃列日涅夫在特别通报与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谈判情况时提出：今后在同中国，无论是党的接触还是国家的接触方面都要采取灵活的政策；如果中国同志加剧了论战，我们将对他们进行坚定、沉着的回应，但不会谩骂；同时我们今后将更加坚定地坚持我们党的原则立场，绝不允许放弃；在相关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仍会继续进行争论；当前最重要的是，保持与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不要授人以柄而激化已有的矛盾，这就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强自己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共需要的已不再是好斗，而是成熟、审时度势和智慧。[1412]苏共中央对与中共论争的节奏做出了新的部署。

    但是，中国方面的回应开始了。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第21、22期合刊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列举赫鲁晓夫所做的12件坏事，证实其下台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由此吹响了与苏共进行新一轮公开论战的号角。《人民日报》自此开始，陆续转载兄弟党评述赫鲁晓夫下台、批判现代修正主义、质疑举行国际会议的文章、讲话等。作为反噬，《真理报》于12月6日发表编辑部文章《全民的国家》，影射中共批判“全民国家”是为了维护“个人迷信”，苏中两党的争论具有国际意义，苏联绝不会回到斯大林时期。[1413]中苏之间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休战结束了，两党关系开始重蹈覆辙，回归政治论战的格局。

    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表示将原定12月15日举行的26党起草委员会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通报说“主张召集起草委员会的兄弟党有权进行”会议的“实际准备工作”，起草委员会可以“起草主要文件的草稿”。[1414]这封信由契尔沃年科于11月27日下午转交外交部副部长刘晓，不啻向中共送上了最后通牒。针对契尔沃年科关于举行会议不是苏共中央坚持，而是苏共中央在同兄弟党协商后表达他们意见的说法，刘晓和参加会见的中联部副部长王力以论战的激情予以驳斥，指责苏共新领导继续强加于人，继承了赫鲁晓夫分裂主义的政策。[1415]毛泽东则在翌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表态说，他们要开就开，让他们去开，我们正盼他们开，让他们掉到深渊，自掘坟墓。[1416]

    周恩来率团莫斯科之行的风风雨雨，突出显示了一个客观事实，即如果说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确实还属于个人行为，那么，中共对苏共新领导人改变方针政策的要求，则是中共中央对他党内政进行干预的集体行为。前者给毛泽东投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后者则使中共代表团完成了出使苏联的试探任务。在中国方面来说，与苏共决裂已成定局。国际共运正式分裂的景象就在眼前了。

    结论：失去的机遇？

    中苏两党和解之梦难圆的症结所在，还要追溯至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所做的实质性让步。1956年末1957年初，由于中共帮助赫鲁晓夫和苏共成功化解了波匈事件引起的危机，毛泽东和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大大提高，上升到基本与苏共平起平坐的位置，中共向国际共运旗手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在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为了照顾赫鲁晓夫和苏共的困难，[1417]做出妥协，赞成在会议形成的国际文件《宣言》中全面肯定一个党的代表大会——苏共二十大，既而在事实上接受了苏共对内对外纲领政策的核心部分，承认了苏共二十大的纲领路线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遵循的共同准则。会议最终的成果是推出了一个以苏联的方针政策，亦即以赫鲁晓夫的指导思想为基础的共同纲领，令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毛泽东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随着1958年至1959年中苏两党在对外和对内政策方面分歧的产生与发展，国际共运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准则，以谁为领袖的问题，愈益突出起来。意识形态的分歧已与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但是中国国内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使得毛泽东不得不在1960年第二次莫斯科会议上继续让步，再次同意于会议形成的共同文件《声明》中高度肯定苏共二十大，从而实质上重申了苏共方针政策对国际共运的指导意义，巩固了苏共纲领作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地位。《声明》的核心贯穿的仍然是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而其特别强调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精神”，主旨在于突出社会主义阵营利益与各国民族利益的统一性，以及阵营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党际关系重于国家关系的内涵，为重新塑造苏共是国际共运领导者、莫斯科是国际共运中心的形象铺平了道路。

    在中苏两党日益激烈的争执中，这种实质性让步对中共造成的羁绊越来越明显：一方面使得中共在反对苏共的国际共运总路线时，陷入了反对苏共的方针政策、干涉他党内部事务的两难处境；一方面将实施论战的中共推到了国际共运大多数党的对立面，使毛泽东及中共陷入了无视大多数党的意见，以少数否决多数，以“反潮流精神”置国际共运团结于不顾的尴尬境地；同时又使中共和毛落入一种无法摆脱的困局，要想求得团结，就须搁置争执，其结果是接受苏共的国际共运纲领路线，由此也就失去了争得共运领导权的资本，容忍共运沿着中共认为的错误路线走下去。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共对国际共运旗手地位的追求，如何克服此羁绊变得越来越迫切了。毛泽东要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就必须要求苏共重新审视并否定二十大，如果这一目标能够实现，那么以苏共纲领为本的国际共运总路线也就自然退出历史舞台，这不仅为将国际共运纳入中共认为的正确轨道提供了前提，而且也为中苏两党达成新的团结扫清了障碍。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为毛泽东的上述设想提供了机遇。但是，如果说此时出现了中苏两党和解的机会，还需要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其一，双方具有做出实质性让步的基础，特别是促使倡导斗争哲学的毛泽东让步的基础还依然存在。

    对于中共而言，导致1960～1961年中苏关系实现缓和的那种国内条件和国际共运环境已不复存在。一是到1964年时，中国的经济状况已完全好转，中共无须为调整经济政策、解决国内人民生活问题而忧心忡忡，并由此不得不权衡利弊，对苏联采取让步方针。二是公开大论战使国际共运的裂痕加深，左派队伍继续壮大，大部分共产党、工人党中分化出了左派小组。许多左派兄弟党以及兄弟党中的左派小组织，或积极评价赫鲁晓夫的下台，或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或号召加强反修斗争，改变各党修正主义的领导。[1418]中共推举毛泽东担当共运旗手的意识进一步发展。如此等等，使毛泽东已无必要和可能再对苏共做出让步。

    对于苏共来说，一方面，新领导人执政伊始，地位并不稳固。截至11月中旬，除俄罗斯等五个加盟共和国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其他加盟共和国报纸均未做直接表态；虽然有一些加盟共和国发表社论，对苏共中央新任领导表示支持，但是也有加盟共和国的报纸只提人民一心一意地相信党，而不提信任中央。[1419]另一方面，新领导集团坚持原有路线的方针，获得了大部分州、市党员的拥护；几乎所有加盟共和国发表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社论，都提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列宁主义总路线。[1420]这种状况表明，在苏共党内、苏联国内，地方与中央存在有矛盾的迹象；同时也表明，在党内、国内，尚不存在否定苏共二十大的基础。这使得苏共中央不能在重新评价赫鲁晓夫的路线纲领问题上轻举妄动。

    其二，中苏双方都有做出让步的打算和诚意，谈判立场存在调和的余地。

    就中共言之，一方面，考虑到中共自身在国际共运中的发展，毛泽东已决心清除当年起草《宣言》和《声明》时做出妥协所造成的遗患；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共党内政治形势的估计越来越严峻，认为中央有出修正主义的可能。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已通过与苏共的大论战而初步形成，一场防修反修的政治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为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靶子不能倒。所以毛泽东必须要求苏共新领导人与赫鲁晓夫决裂，否则中苏两党不可能实现新的团结。尽管10月16日伍修权在听取契尔沃年科关于赫鲁晓夫下台的通报时，针对苏共中央通知中所说的苏共将继续执行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和苏共纲领的话表示，“这是苏共内部的事情，我们没有意见”，[1421]反映了中共最初不干涉他党内政的态度，但是毛泽东其后定下的“推”苏共丢掉赫鲁晓夫包袱的谈判立场，却是欲使苏共没有退让的底线，故也不是真正寻求和解的方针。毛泽东此时采用了他曾深恶痛绝的斯大林、赫鲁晓夫干涉他党内政的做法，其实是由其局限性所决定的，即他仍然在国际共运传统的框架内思考问题，要求一致性，即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应该统一执行中共的路线方针，这是国际共运要发展所能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依旧将党际关系混同于国家关系，中苏两党的矛盾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如果苏共不做出实质性让步，接受中共的原则立场，中共就不能再与之求同存异，发展国家关系。而一次偶然事件——马利诺夫斯基的酒后失言，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毛泽东，由此更坚定了中共谈判立场的不可调和性。

    对于即将来临的苏中两党新一轮会谈，苏共中央原本充满希望，尽管苏共新领导人并不打算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但是其准备务实地讨论具体问题，寻找共同点的设想，还是为两党关系的改善留出了让步的空间。而中国代表团的要求，不仅令苏共中央完全不可能接受，而且还激发了他们自卫的热情，使之态度和立场转向强硬，摆出了不放弃苏共原则立场的强势姿态。毕竟苏共中央不能自己否定自己，尤其不能否定为两次莫斯科会议所肯定的二十大，不能将共运领袖的地位拱手相让。

    中苏双方，特别是中国，已不可能再务实地追求具体的共同利益，求同存异。1960～1961年那种“有可能在停止、淡化甚至回避意识形态斗争的情况下实现缓和”[1422]的条件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变化，导致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其实已经没有重新和好的基础，所以说也就无所谓“失去的机遇”了。

    中苏两党1964年11月的这次会谈破裂后，中共实际彻底放弃了再与苏共言和的努力，中国对苏方针、部署的原则转向在与苏联的国家关系上采取高姿态，高举发展两国关系的旗帜，至于党际关系，依旧是要不断揭露和批判苏共新领导集团。[1423]毛泽东着手另起炉灶，一方面率领国际共运中分裂出来的左派党，继续开展世界革命运动；一方面积极争取中间地带国家，以第三世界领袖的姿态，领导亚非拉美地区的反帝、反殖斗争。由此，1965年初美国升级越战后，面对苏联加强军事援助河内的反帝斗争新局面，中共仍然无意在共同的反帝大业中与苏共修好。随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三月会晤的结束，毛泽东在将国际共运分裂的责任正式归咎于苏共后，与莫斯科分道扬镳了。这时中国的外交路线进一步向极左方向调整，强调对外总路线的内容首先是反帝，其次是支持世界革命，第三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平等合作。[1424]反帝和支持世界革命成为中国外交的中心目标。几个月后，《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1425]至此，中国与不同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原则，似乎已成为一个策略。中共以世界革命领导核心的身份，启动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新阶段。

    这种发展脉络，实际为赫鲁晓夫下台后毛泽东寻求与苏共和解的真实意图，做了补充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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