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良[1426]

    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初期，中苏美战略三角关系发生的转变，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后半期国际形势演变的动力因素。美国试图通过与中国实现和解的方式，在其他没有涉及的问题上向苏联施加压力；中国与美国实现和解是出于国内政治和战略原因；而苏联则认为中国已崛起成为与美国和自己具有平等地位的国家。这些变化发生的速度及其具有的广泛性是如此错综复杂，以至于它们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早有预谋的游戏计划的产物。近来，毛泽东传记作家菲利普·肖特认为，毛利用1969年3月的中苏边境纠纷的目的是寻求恢复中美关系，并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平衡苏联的影响力。[1427]亨利·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认为，当年那次给了美国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契机的边境冲突是由苏联挑起的。[1428]东欧的观察家当时认为，这次边境冲突是总理周恩来努力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引发中国内部关于大战略的讨论。这方面他能依靠白宫战略家基辛格，因为后者也是以同样宏大的思路来考虑问题的。[1429]然而，许多这样的解释都缺乏直接的证据，并且都存在一种倾向，即在那些人们仍不能确定和偶然性因素影响的事件中找到它们的结果和计划性。实际上，历史学家应小心避免在分析过去时加入超过实际存在的规则。而且，这些论断都通常假定中国、苏联和美国早就制定好了政策，且其在制度上和政治上也完全有能力执行这些政策。

    在对中美苏三方的新旧材料进行评估以后，本文认为当时三方都发出过互相矛盾的信息，以至少达到迷惑或者恐吓另外一方的目的。关于中苏美三国之间的关系，本文特别感兴趣的内容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第一，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M.Nixon）的“新”中国政策；第二，中苏边境冲突；第三，柯西金（Aleksei Kosygin）在春天企图缓解两国关系的努力；第四，这次危机发展到顶点时（8月）的情况；第五，柯西金与周恩来之间的会谈。本文认为，中美苏三国至少都没有针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明确政策。事实上，这三个国家相互施加有影响力政策的能力都十分有限。莫斯科和北京的外交关系在中苏关系破裂以后非常糟糕。中国和美国之间除了在华沙处于休眠期的大使级联系外，根本没有外交关系。以上情况导致三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仅限于公共外交或是通过第三方。所以可以认为，70年代初中美苏三角关系的新构架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结局。

    本文得益于新近获得的多语种的资料。除了最新解密的美国档案文件外，中国出版的几部重要的回忆录和二手文献资料也颇有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中央档案馆没有开放，各省档案馆所收藏的关于这个特定时期的资料不是很有价值。虽然俄罗斯档案部分对外开放了，但是对本研究课题来说，还是无法接触到1966年以后的档案卷宗。不过，来自于前东欧和意大利兄弟党派关于苏联问题的回忆录和档案资料，为我们了解苏联当时的想法提供了不少线索。瑞士联邦档案馆所藏瑞士驻中国大使馆的档案资料，则提供了其他方面的证据。

    国内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制约

    我们在分析影响中苏美三国1969年关系的那些事件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在何种制度和政治条件下，这三个国家构想和实施了其外交政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已经破坏了对实行任何有意义及有效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制度工具。中国领导层已经分裂成三个争权夺利的集团，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毛泽东是各派力量的平衡人及最后的仲裁者。[1430]1966年和1967年，毛夫人江青周围的激进派企图利用学生骚动获得政治好处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在1967年和1968年期间，人民解放军处于林彪的领导之下，林彪是毛的忠实支持者及没有正式任命的接班人。主要借助于在平息国内动乱中发挥的作用，解放军的影响力得到显著提升。最后，一批温和的老干部几乎都无法摆脱残酷迫害、劳动改造甚至死亡的命运。周恩来设法制止迫害，努力平息政治暴力活动的升级。受到保护的干部包括内战时期的几位老帅（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和徐向前）、经济专家（李先念和李富春）、外交部高级官员（姬鹏飞和乔冠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1967年丧失了影响力甚至工作岗位，其中一些成为政治攻击的目标，特别是他们在1967年2月向毛抱怨“文革”当中的野蛮和不公正现象以后。外交部部长陈毅被认为是“二月逆流”的领导人，成为自4月开始的外交部和党中央机构里激进派政治攻击的主要目标。只是到了1967年夏末，激进派在没有提前通知毛和周的情况下，就逮捕了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这时毛和周才意识到“文化大革命”在外交政策上已走得太远了。[1431]

    到1968年初，在毛泽东完成了于1966年开始的党内清理后，他才试图减少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冲突，并且重新恢复秩序。从3月初开始，毛多次批评针对外国的意识形态宣传，认为这些宣传不合理地把中国的观点强加给外部世界。5月16日，他甚至认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口号是一个“错误的想法”。[1432]这是不寻常的，因为该口号是他自己在60年代初中苏开始分裂的背景下提出的。[1433]不过，“文革”第一年已经给中国的外交关系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1966年，北京召回了除埃及以外的所有驻外大使；1967年初，只有最基本的工作人员留在中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1434]尽管1967年8月事件的煽动者随后得到了惩罚，但外交部在几年时间里都没有恢复稳定。“文革”领导权出现“碎片化”以及外交机构运转不畅，这就是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背景因素。[1435]这是1968年8月以来，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激进派小集团召开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是以清洗方式进行的，目的是对刘少奇（“文革”最明显的受害者）做出最后的结论，审查新党章草案，并且为定于1969年4月召开的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行准备。毛宣布会议开幕，他要求在“明年夏天”，即既定的九大召开前后结束“文化大革命”。[1436]

    尽管毛决心平息国内动乱，或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中央领导层中三个派系之间的冲突再一次公开化了。江青与以往的对手林彪同流合污，决心阻止温和派对手在党的九大上重新上台，他们攻击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及其他人，认为他们领导“二月逆流”，就是反对毛主席、否定“文革”、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证据。全会最后决定正式撤销刘少奇的所有职务并且将其开除出党。面对共同敌人的指责，四位元帅包括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放弃了他们在党内和政府中的职务。全会的最后一天，即10月31日，毛作了会议总结发言，他批评江青和林彪的抨击言论过分且很不适当。尽管毛无力阻止温和派元帅被排挤出核心决策层，但他仍然要求他们作为代表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437]

    党的九大召开之前，有很多新的冲突在中央领导之间酝酿，北京的决策能力受到严重限制。这次会议本身和林彪被正式作为为接班人都没有消弭国内矛盾。另外，1969年夏各省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大大妨碍了针对苏联威胁而进行的军事防御准备工作。最后，因1969年70％的正式工作人员被发配到农村的劳改农场，[1438]外交部工作人员严重不足，而在1969年大多数时间里，中国驻外使馆也无法发挥执行任何新的外交政策的职能。

    尽管有关1968年底苏联领导层出现矛盾的证据只是零星的，但仍然可以认为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以后，出现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柯西金形成的双头政治经历了很严重的紧张关系时期。一个智力平庸、意识形态观念狭隘但有政治野心的总书记与部长会议主席发生了冲突。这位主席是一个非常聪明但行事不张扬的党内老好人，他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没有意识形态的偏见，但内心希望说服同志们接受正确的经济战略。这种矛盾也蔓延到外交政策的制定上。柯西金宣称他作为政府首脑具有优先地位，而勃列日涅夫则要表现他在国际关系上的影响力，他在忠诚的外交部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的帮助下力图削弱竞争对手的影响力。[1439]

    尽管苏联领导层仍在关注于化解1968年8月21日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造成的危机，但在1968年底至1969年初的时候，领导层内部也经常就限制核武器会谈问题进行争吵。长期观察苏联动态的专家维克托·佐尔扎（Victor Zorza）认为，尼克松总统关于美国反弹道导弹（ABM）计划的提案迫使克里姆林宫对将来会谈问题做出艰难选择。在这些争执中，柯西金多年来一直主张限制苏联核武器项目的发展，反对坚持强硬路线的人，例如勃列日涅夫、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以及外交部长葛罗米柯。[1440]

    由于无法接触到莫斯科的相关档案，很难具体分析苏联内部1968年后期在对华政策上出现的分歧。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以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在这个问题上发生了冲突。柯西金希望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这一想法最终促成他于1965年2月对北京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访问。[1441]勃列日涅夫尽管公开表示要结束中苏交恶的现状，但仍然对恢复中苏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保持高度怀疑。[1442]尽管冲突的发展脉络与1968年和1969年之交出现的关于限制核武器会谈分歧有相似之处，尽管柯西金在1969年两次试图化解中苏危机（见下文），但人们仍不是很清楚苏联领导层在中国问题上究竟存在怎样的意见分歧。

    1968年底到1969年初，苏联和中国的领导层内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纷争；而美国在11月4日的总统大选以后，正处于从约翰逊（Lyndon Johnson）到尼克松的领导权过渡之中。让美国头疼的问题是如何使中国摆脱“文革”造成的自我孤立状态。尽管中国核装置的成功爆炸和越南战争的升级（均发生在1964年下半年）使美国对华政策非常强硬，但1967年到1968年约翰逊政府已经开始把美国最主要的亚洲敌人看得不是非常危险，甚至也在考虑缓和两国关系的可能性。在约翰逊任期的最后一年，由于在政治上被北越军队发动的“春季攻势”所羞辱，他已没有影响力对中美关系进行战略上的调整。[1443]尽管除了承诺从越南抽身外，尼克松在竞选中对外交关系问题的表态都比较含糊，但他还是明确规划了一些政策目标，例如与苏联实现缓和而不是加剧冲突，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实现和解，以及在弹道导弹框架内与苏联进行限制核武器谈判。[1444]不过，1月20日就任的新政府，不但需要时间适应情况，而且要面对很多新的现实问题，如中苏边境冲突、两德关系和阿以冲突等。[1445]

    最后要说的是，三国的国内形势以及没有涉及的国际问题的出现，是否会使三国在1968年末或1969年初去构思、准备甚至启动一个能极大改变中苏美关系的政治计划，本文对此持怀疑的态度。正如下文所显示的，1969年发生的事件使三国都感到吃惊，它们的反应通常都受制于国内的政治斗争，反应速度都很慢，因此经常出现不连贯和相互矛盾的问题。不过由于中苏美关系的最终改变似乎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并且影响范围无所不包，以至于肤浅的观察家轻易就会受到以下论断的影响，即这些转变是一个经过认真准备并大胆予以实施的庞大游戏计划的产物。

    尼克松的对华新政策

    在尼克松1968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很久以前，他已经规划了一个战略构想。1967年10月的《外交》杂志刊登了尼克松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的文章，文章把中国描绘成亚洲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威胁，但同时也断言：“美国的任何亚洲政策都必须处理好与中国现实关系”。尽管尼克松不建议立即就改变政策，不过他提出警告说，反对让“（世界上）10亿最有潜能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状态之中”，他呼吁美国“劝说中国必须做出改变”，以使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看不到历史的教训”，这个亚洲国家将“心怀怨恨，进而威胁他的邻国”。[1446]在总统选举过程中，尼克松一方面承认中国当前仍然是一个威胁，另一方面他也不断要求开辟与中国沟通的渠道，并且预言中国会回到由各国组成的大家庭中。[1447]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入主白宫，当时还没有任何现成具体的中国政策。在就职演说中，新总统表示，“在经历对立后，我们现在迈入了谈判协商的时代。所有国家都应知道，本届政府的沟通大门是敞开的。我们追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各种观念的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相互交流的开放——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都不会愤怒地生活在孤立状态中的世界。”[1448]几天之后，在第一次总统记者招待会上，尽管尼克松承诺对越南战争、与苏联展开限制武器谈判以及对中东问题采取新的措施，但他拒绝立即改变对中国的政策，宣称除非中国释放出积极的信号，否则美国不会改变对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态度。[1449]不过在2月5日，尼克松下令对其前任的中国政策进行全面的审查。[1450]一份审查意见大纲——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14），作为初步讨论的结果于4月底出台了。最终审查报告形成于8月8日，6天以后，在加利福尼亚圣克莱门托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对该报告进行了讨论。[1451]关于尼克松政府面对的问题，用基辛格在1969年5月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是否真的希望中国成为像苏联一样与美国展开竞争的世界强国，而不是限制目前它在帮助某些暴乱上的作用……每个人都同意，我们希望减少与7亿人民发生战争的风险，问题在于无论它是否与苏联结盟，对中国采取更友好的态度或结合其他手段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实现目标。”[1452]

    一方面，尼克松的中国政策只是慢慢才成为关注焦点的；另一方面，毛也在认真研究美国政策出现的变化，他非常重视尼克松写的《越南战争以后的亚洲》这篇文章。虽然中国媒体对尼克松的当选反应消极，嘲笑他的选举承诺，并讥讽选举是美国垄断资本主义操纵的结果，但北京还是对华盛顿提议恢复华沙大使级会谈做出了答复。[1453]这个过程开始于1968年北越军队发动的春节攻势，这次攻势促使约翰逊总统开始考虑越南以外的问题，从而改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1454]但是当美国驻波兰大使要求中国同行召开第135次大使级会谈的时候，他于5月18日收到一份照会，表示由于中国大使一直不在华沙大使馆，会谈将推迟到11月份举行。[1455]9月12日，美国大使馆再次提议于11月20日举行会谈。由于之后没有得到答复，美国大使馆于11月7日，即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三天后得到指示，要求中方在11月13日之前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1456]

    中国只是在11月25日才做出反应，提议于1969年2月20日举行会谈。中方回复的语气粗鲁而且强硬，它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军，并且要求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签署一项中美协定。[1457]但是与1968年1月第134次大使级会谈声明不同的是，这个回复没有指责美国侵略中国。[1458]与此同时，中国宣传媒体开始大力报道美国宣称的中国在召开第135次大使级会谈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1459]在与当选总统尼克松协商后，约翰逊于11月29日同意了中国的提议。[1460]

    11月25日的信件似乎表明，在给了新总统一个月时间安顿下来后，中国领导层正在严肃看待尼克松的声明，其中既包括他一年前发表在《外交》期刊上的文章，也包括他近来的竞选宣传发言，尤其是这种声明是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已进行15年谈判的背景下发表的。几天以后，周恩来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同志的时候，间接说明了中国的理由，即他在宣布坚持大战略计划的同时，也要适时进行战术调整。[1461]虽然资料十分有限，但台湾问题看起来仍是中国愿与美国重启非正式谈判的核心问题。陈毅虽然在10月底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后被迫不再负责外交事务，但在12月他还是在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尽管他警告说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外交政策没有出现任何改变迹象，并且美国也没有放弃颠覆苏联和中国的政策，但是他也认为，美苏持续的对立态势给了中国表达自己关切的时机。这份报告立即就被送交给毛泽东。[1462]

    在1968年最后五个星期里，美国国务院力图弄清楚这些新变化的含义。美国驻香港领事的一份分析报告认为，中方11月25日的回复十分严肃，但他又警告说中国可能只愿意讨论台湾问题。[1463]罗马尼亚驻美国大使馆也确认，美国国务院认为中国在一般政策的立场已出现软化迹象，甚至预测中国会派驻波兰大使参加2月召开的会议。[1464]一份关于驻北京外交使团看法的报告认为，温和派已经在外交部占据上风，中国也想考验一下美国新政府的诚意。[1465]不过，国务院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则提出警告，认为中国领导层中的强硬派仍然“坚决反对与非共产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或者放缓对暴力革命斗争的支持力度”。[1466]

    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我们的沟通渠道是开放的”，“任何国家，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不要愤怒地生活在孤立状态中”，似乎使毛进一步相信美国新总统是在努力使中美关系翻开新的一页。在对翻译稿件进行研究后，他简单评论说：“从1949年起到现在，他们终于尝到了我们发怒给他们带来的真正滋味。”[1467]毛命令把这篇演讲稿发表在1月28日的《人民日报》上——这在中国可是个新鲜事。[1468]

    但是在《人民日报》刊登译稿之前，中国又接到消息说，1月27日在第一次总统新闻发布会上，尼克松明确拒绝立即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政策，这严重伤害了中国的好意。[1469]在尼克松就职演说在中国刊登的当天，关于苏美勾结反对中国的反美宣传开始潮水般地涌现。[1470]3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可能是毛本人或毛周围的人编写的——从反面角度对尼克松的演讲进行了批评。两周以后，国务院官员公开对中国官方声明突然出现转变表示不解。[1471]

    中美之间短暂的和解就这样因为一些偶然事件，以及民主国家在政治过渡时期缺乏明确固定的政策而终止了。然而，一些没有直接联系的事件也进一步加深了中美之间的疏离感。1月24日，中国驻荷兰大使馆临时代办廖和叔在接到北京召回令后叛逃了，原因是他害怕自己会因1966年一位中国火箭专家的可疑死亡而受到惩罚。[1472]尽管这次叛逃事件本身不是中美关系疏远的原因，但是廖于2月4日飞往美国的举动，导致了两天以后中国人的强烈抗议。[1473]现在仍然不清楚，中国于2月16日拘捕一艘进入香港附近中国领海的游艇上所有船员的举动，是否就是一种报复行为。15名船员中的两名美国人成为这一年中美关系讨价还价的筹码。其他13名船员（不是美国人）则都于4月3日被释放。[1474]

    2月18日，中国突然取消了原定于两天以后召开的第135次会谈，理由是廖和叔受“蛊惑背叛了自己的国家，并由中央情报局送到了美国”，而华盛顿对中国2月6日提出的让他返回中国的“正当要求”也不加理睬。[1475]一份日期为2月25日的国务院内部情报文件认为，这个取消会谈的决定非常仓促，它反映了中国领导层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1476]罗马尼亚外交部则对此保持乐观，认为推迟会谈只是暂时的。[1477]不过，2月中旬一份东德的分析报告指出，中国对尼克松的外交政策已日渐失望，中国人本来希望美国政策能包含更多的反苏意味。[1478]荷兰外交部根据其驻北京临时代办的报告明确指出，尼克松在1月27日新闻发布会上的表态是中方改变态度的主要原因。[1479]就这样，中美实现和解的可能性陷入停滞状态。

    尽管中方明确表示拒绝实现和解，但尼克松仍然继续努力与中国接触。早在2月1日，尼克松同意其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秘密使用一条波兰的沟通渠道，目的是“试探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可能性”。[1480]现在还不清楚这条通道是否被使用了，或者如果使用了这条通道，波兰人是否联系到了中国人。根据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M.Hersh）的说法，尼克松在3月初还要求法国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转告中国政府，美国非常认真地希望结束对越南的介入，这也是中国长期焦虑的一个因素。艾蒂安·马纳克（Etienne Manach）在4月出任法国驻中国大使的职务时，把这个信息带给了北京。[1481]尽管周恩来只是在1969年9月25日才接见了他。[1482]

    6月17日，一封来自民主党参议员兼多数党领袖麦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给周恩来的信，也意在进一步推动这个过程。[1483]信件的基本内容是要求与周进行私人会谈，以加强彼此的了解。这封信是曼斯菲尔德与尼克松的白宫班子合作完成的，由柬埔寨西哈努克（Sihanouk）亲王进行转交，其到达北京的日期是7月26日。[1484]中国总理严词拒绝了美国参议员的要求，因为“目前美国政府执行的‘侵略政策’是针对中国的”，但更主要是因为美国“用武力占领了中国领土台湾省”。[1485]

    6月26日，尼克松最后决定“基于广泛的外交政策基础”，取消针对中国的旅游和贸易限制措施，但是没有说明把这个决定公之于众的方式和时间。[1486]一周以后，尼克松正式命令启动第63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NSSM-63），指示“一旦苏联与共产党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应该考虑中苏对抗对美苏中三角关系的广泛影响”。[1487]该命令还包括一份6月24日由基辛格的助手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提交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苏联对中美和解的担心，反过来会促成苏美之间关系的缓和。备忘录提出一种新观点，即华盛顿能同时与莫斯科和北京都保持良好关系，而不是被迫只选择其中的一方。[1488]

    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

    3月2日与3月15日发生的中苏边界冲突，是尼克松政府执政前几周第一次要面对的主要危机。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这些冲突导致两国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1966年1月，苏联与蒙古签署的防御同盟条约使得苏联可以向中国边境调配军队、重型武器甚至是导弹。到1968年，有6个苏联师已在蒙古完成集结，另外16个师则驻扎在中苏边界的西段和东段地区。他们面对的是47个配备轻型武器的中国师。[1489]

    早在1967年11月，苏中边防士兵就在东部区域的一些冰封河流上发生了小规模冲突。[1490]1968年1月5日，中方在不断升级的边界冲突中第一次经历了死亡事件。随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命令沈阳军区制定一项行动计划，以在“政治时机成熟的时候”“后发制人”。[1491]虽然很明显，中国并没有制定大规模冲突的计划，但是现有资料仍然不能明确说明，中国是否计划利用伏击战作为在将来谈判中赢得有利条件的手段，或者仅仅是想惩罚一下苏联以往的冒犯行为。1959年以来，毛使用的“后发制人”战术，就是要利用中国（在外交或政治上的）突然反击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以创造一个对中国有利的谈判环境。[1492]中国一位历史学家认为，1969年伏击战就是有计划让苏联人得到的“沉痛教训”。[1493]

    在1968年冰雪融化前，中苏双方没有再发生冲突。[1494]但在随后一年的冬天，冲突又在冰封的河流上发生了。[1495]1969年2月19日，解放军总参谋部和中国外交部批准了黑龙江省军区提出的在有争议的珍宝岛（达曼斯基岛）进行一次伏击的方案。[1496]

    3月2日，即在中国已经完成准备之后的一天，苏联边境士兵进入伏击圈。苏方有超过31人死亡，中国军队阵亡人数仍不知道。[1497]由于担心“大规模冲突”，[1498]中国决定限制攻击的规模，周告诉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我们有理……如果我们发动战争，它将是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我们不想扩大冲突。”[1499]

    3月2日的事件使克里姆林宫感到震惊。[1500]莫斯科告诉在东欧国家的盟友，“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边境侵犯事件的进一步升级”。[1501]不过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已计划进行大规模的反击。但是苏联在3月15日清晨进行的伏击没能实现预期目标，苏联军队没能让中国军队从岛上撤出。[1502]不过，未经证实的报告认为，中国军队在这次战斗中的阵亡人数高达800人，而苏联军队阵亡人数较少。[1503]

    这起事件，以及同时在美国发生的事情使中国人大感意外。3月14日，尼克松正式宣布新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已经在美国部署，正如政府内部已做出的决定，这个系统是对抗“苏联的一次直接攻击”和“中国在今后的10年有可能发动的某种攻击”。尽管尼克松声明的重点与他在同一天新闻发布会上所做的开场白有不同之处：“今天早上我向国会领导人提交的新计划，与我今天宣布的声明是一回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保卫美国的计划，即在我们预计的今后10年时间里，保卫美国免遭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任何攻击。”对苏联则没有任何公开的声明。[1504]

    尼克松于3月14日（美国时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及几乎同时发生的苏联于3月15日早上（远东时间）对中国的猛烈攻击，极大地震动了中国领导层，尽管中国军队仍在坚守阵地。毛同意会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以及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其他人，并认为“我们现在被孤立了。没有人想跟我们做朋友”。[1505]

    重新占领珍宝岛这一行动的失败，对苏联领导层来说也是一次挫折。早在3月15日下午，苏联广播电台就通过中文对中国进行广播，渲染苏联核导弹的威力，并暗示会发动核攻击来威胁中国。[1506]尽管在东部边境地区冰封河流上没有再发生冲突，但中苏双方都继续在整个共同边界上增加军事力量。[1507]苏联还试图采取其他措施向中国施加国际压力。3月17日，按照10天前勃列日涅夫的临时要求，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布达佩斯召开会议。虽然会议主要讨论的是组织问题以及呼吁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这个所谓的布达佩斯倡议最终导致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但是东亚发生的事件还是给3月15日与3月16日的筹备会议投下了阴影。[1508]当时的“三驾马车”勃列日涅夫、格列奇科、柯西金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参加了17日在匈牙利召开的会议，但是罗马尼亚反对苏联提出的联合起来对付中国在远东侵略的条约声明草案，这使得会议召开前一晚上出现了激烈争论，之后甚至使委员会正式会议拖延了四个半小时，直到下午两点半才得以召开。[1509]1963年夏，罗马尼亚就曾阻止蒙古加入华约，担心这可能会使华约变成针对中国的联盟。[1510]六年后，布加勒斯特坚持认为，华沙条约组织不是讨论该问题的适当场合。[1511]这再次显示出罗马尼亚不愿意在社会主义世界中听从苏联的领导，而失去它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尽管罗马尼亚持反对意见，但从同时期报告资料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在委员会会议期间没有谈其他问题，而是特别专注于中国问题。不过，他的愿望最后没有实现。[1512]

    由于在布达佩斯会议上没有得到支持，苏共中央随后又在莫斯科召开了由66个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对世界共产党会议（大会已经在1968年9月30日和10月1日筹备会议后推迟举行了）做出最后的决定；而相关讨论已在1969年初进行了几周。尽管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憎恶情绪还没有消退，但中苏对抗再一次严重影响了五天的会议讨论。罗马尼亚、意大利、匈牙利、西班牙和瑞士代表反对谴责中国共产党。由于争论激烈，会议最后出台了一份对共同目标表述含糊的声明，并同意邀请所有党派——包括中国共产党——参加于6月5日召开的会议。[1513]苏联再一次没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孤立中国。

    3～8月的中苏关系

    在以上背景下，克里姆林宫进行了战术调整。尽管缺乏可靠的资料，但是看起来苏联领导层要么存在意见分歧，要么有意识地对中国采用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的政策。虽然苏联军方和勃列日涅夫在这一年都持强硬路线，但柯西金明显想采取一种更和解的政策。1964年10月赫鲁晓夫倒台以后，这位苏联总理仍在缓和与中国的关系，而勃列日涅夫并不打算容忍激进的毛主义者。[1514]1969年夏，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苏联领导之间存在意见分歧。[1515]

    3月21日，莫斯科电台突然否认了西方关于苏联六天以来对中国进行核威胁的报道。[1516]同一天，根据苏共政治局的指示，柯西金试图通过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高频率电话与毛和周进行联系。[1517]中国的电话接线员拒绝给苏联总理接通电话，还骂他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岂敢和中国领导人通电话，之后就把电话挂断了。这个电话的处理方式使周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两国交兵，不斩来使”啊。[1518]22日晚，在苏联大使馆几次要求获得毛的私人电话号码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收到了苏联军队在珍宝岛周围调动的报告，这似乎表示苏联准备再次发起攻击。在提交给毛的一份备忘录中，周提议通过外交部维持与苏联沟通的渠道，但是鉴于苏联明显的军事准备意图，应避免进行任何电话联系。毛同意了，但也命令“立即准备进行外交谈判”。[1519]不过谈判没有进行。一个月以后，当毛再次谈到柯西金那个糟糕的电话时，他仍然觉得很失望：“我们接电话的人太差劲了；我们有时候应该骂他们……我们在某些场合对他们（苏联人）予以揭露也是必要的，但不应该像这样骂人。”[1520]

    北京没有及时消除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即将召开的党的九大（4月1日至24日）。毛已经在1968年10月要求结束“文革”，结束“文革”领导层派系之间的冲突斗争（江青一派与林彪一派），建立起新的党的组织结构。毛对加强温和派力量特别上心，因为这样做能使他实施一个更加理性的外交政策。[1521]不过这次党代会带来的结果却非常复杂。由于在1956年党的八大以后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安排选举名单就显得非常紧张，以至于正式选举被拖后了五天，直到4月24日才开始进行。[1522]甚至在正式选举开始前，毛从4月11日就不断警告“文革”极端分子，并且提拔了持温和观点的同志。[1523]尽管一些温和派最终当选了，但选举本身是江青与林彪周围激进派的胜利。[1524]这表明，两派的冲突已被带进了新组建的党的机构里。[1525]4月28日，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了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这次选举是对中共各派力量对比的真正考验。[1526]新的政治局最后落入“文革”小组成员的手中，而由江青和林彪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计划要被替换的。[1527]

    随着这次引人注目的党代会落下帷幕，毛和周开始能集中精力解决中国的外交问题。[1528]鉴于苏联军队在整个东北边境加强了军事力量，[1529]毛在4月28日向中共中央强调有必要加强战备。在撤销了所有在“外国领土”上作战的计划后，他认为一旦大战爆发应进行纵深防御，以空间来换取世界民众的同情。[1530]在这种背景下，新成立的政治局吸收了一些军事委员会的成员，由他们专门负责军事计划。军事委员会除了毛泽东和林彪以外，还包括四位在“文革”中“靠边站”的温和派元帅（陈毅、聂荣臻、叶剑英和徐向前），但军事委员会中级别较低的工作组在黄永胜的领导下，实际最终负责制定大多数的军事计划。[1531]尽管在党的九大上被正式确立为毛的接班人，但林敏锐意识到自己在政治上一直有着弱点，他明显想在自己控制的机构里培植起独立的个人势力。[1532]尽管林彪希望发生大规模战争，但四位元帅则在努力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1533]

    党的九大一结束，毛就把目光转到了外交措施上。早在4月初，西方国家驻北京大使馆就报告说，中国正准备向很多没有大使馆的国家派驻大使。[1534]5月1日，毛邀请阿尔巴尼亚、柬埔寨、巴基斯坦、几内亚、刚果（布）、坦桑尼亚、赞比亚和瑞典驻中国大使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劳动节庆祝活动。在那里，毛宣布重新向国外派驻中国大使，并对1967年夏发生的针对外国大使馆的“文革”暴力活动表示歉意。他谴责“极左分子”对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造成了损害。[1535]甚至在第一位中国大使离开北京之前，比利时大使馆就报告说中国希望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关系。[1536]从5月15日到8月17日，中国向以下国家派驻了大使，按顺序排列是阿尔巴尼亚、法国、北越、柬埔寨、巴基斯坦、坦桑尼亚、几内亚、赞比亚、罗马尼亚、瑞典、刚果（布）、叙利亚、尼泊尔、毛里塔尼亚、阿富汗、南也门、也门和阿尔及利亚。这样，中国在国外大使级代表的人数便大大得到了扩充，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驻埃及大使了。[1537]另一方面，外国在中国的外交官也突然经历了一个冰融期，他们被允许到中国各地旅行，并与中国官员会谈。[1538]不过，北京对美国并没有给予公开或隐秘的暗示；周仅仅指示6月前往华沙的临时代办雷阳，“密切关注美国政策的变化”。[1539]

    柯西金试图通过电话与中国领导人建立联系失败后，在那年春夏两季大多数的时间里，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一直在和解与对抗中摇摆不定。一方面，苏联3月22日以后的反华活动明显增加起来。3月2日以后，苏联政治局成员开始第一次公开指责中国领导人，《红星报》用二战时反德宣传的口气把毛比作希特勒，著名作家开始出版反华诗集和文章。[1540]按照美国情报的说法，柯西金的女婿格维希阿尼（Jermen Gvishiani）和核专家阿齐莫维奇（Lev A.Artsimovich）3月底4月初在波士顿的时候暗示，苏联将攻击中国的核设施，试图以此来套取美国的反应。[1541]任何支持这种说法的证据都是独立出现的，但是《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于6月5日披露：“据可靠的外交消息表明，苏联以及苏联集团级别较低的发言人，已经在谈话中向华盛顿和其他西方国家表示”，“远东可能会发生一场核战争”。[1542]

    同样，苏联正力图把中国的邻国组织起来遏制中国。借参加印度总统扎基尔·侯赛因（Zakir Husain）葬礼之机，柯西金于5月5日访问了印度。[1543]根据西德大使馆的报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提议进行更广泛的地区合作，尤其强调加强苏联与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的关系。[1544]5月14日到19日，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Nikolai V.Podgorny）在造访北朝鲜的时候，提出了更加具体的合作计划。据美国和日本情报机构估计，这次访问的目的是拉拢北朝鲜与苏联一道反对中国，但显然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实现愿望。[1545]随后对乌兰巴托的五天访问，却使得苏联在蒙古的军事力量得到增加，并随之导致了与中国边境紧张局势的加剧。[1546]波德戈尔内和泽登巴尔（Yumjaagiyn Tsedenbal）的会谈再次公开确认了两国1966年结成的军事联盟关系，这次会谈既包含着反华言论，同时苏联也宣布边界冲突问题“最重要的是在谈判桌”上能得到解决。[1547]

    5月28日，《消息报》主要政治评论员马特维耶夫（Vikentii Matveyev）呼吁，苏联应成立一个包括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新加坡和柬埔寨等国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1548]这个提议是在尼克松发表电视讲话两周后出现的，在这次讲话中，美国总统宣布要在一年内从越南撤走大部分美国军队。[1549]马特维耶夫写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从东南亚撤离会造成一个权力真空，“从而为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奠定基础”，这个体系的目的是为了“反击帝国主义”，并且“遏制毛”制定的针对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具体计划。[1550]

    在波德戈尔内访问东亚国家后，5月30日和31日，柯西金紧接着就出于相同目的访问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美国大使馆从喀布尔发回的报告称，柯西金“前所未有地表现出对加强同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等国地区合作关系的兴趣”——这种兴趣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切”。[1551]在突然得到巴基斯坦由将军变为总统的叶海亚·汗（Agha Muhammad Yahya Khan）的邀请后，柯西金访问了拉瓦尔品第。[1552]西德大使馆一份报告认为，这位巴基斯坦的政治强人继续执行了亲华的外交政策，不愿因受到拉拢就与苏联进行反华方面的合作。[1553]鉴于叶海亚·汗对中苏美之间关系的总体看法（详见下文），也存在一种可能性，即他突然邀请柯西金是为了对苏联人提出告诫。

    但在6月5～17日召开的莫斯科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大会上，苏联同志再次“拧紧了螺丝”。经过屡次延期后，75个共产党（不包括东亚大多数国家、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共产党以及一些其他党派）最后决定解决过去几年来出现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涉及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也涉及中国问题。在开幕式发言中，勃列日涅夫避免提及苏联与中国出现的不和。[1554]但两天后在一次长篇发言中，这位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中国的分裂举动和反苏活动进行了严厉指责。在发言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甚至要求建立一个类似于华约的亚洲安全体系组织，他还提出了推动核裁军计划以及其他构建和平的举措。[1555]

    尽管发言中的两个议题——中国和安全体系——好像不存在关联，这两个问题在文字上没有联系，但会堂里的每一个人都非常清楚它们实际上存在着密切联系。由于早在1963年夏天，苏联领导层就知道一些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不愿该组织被利用来反对中国，因此明确要求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把亚洲国家都包括在内的联盟体系。[1556]就在勃列日涅夫发言前一天，罗马尼亚共产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 escu）就警告说不要把这次会议变成反华的会议。对于苏联领导人提出的新建议，他在6月9日做出答复说，强烈支持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进行谈判。[1557]两天以后，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贝林格（Enrico Berlinguer）宣布，意共拒绝签署任何谴责中国共产党的声明，并且再一次指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558]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其他政党，如澳大利亚、瑞士和瑞典的党派也一个接一个地仿效了意共的做法。[1559]在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运动诞生的过程中，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时刻，即它产生的原因是上述国家与莫斯科在东欧、东亚政策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1560]在莫斯科会议上，由于苏联在反对中共的议题上没有得到有力的政治支持，因此它提议的亚洲安全体系始终没能建立起来。[1561]

    另一方面，苏联政府3月29日向中国政府发出一份照会，表示愿意重启于1964年9月中断的边界问题谈判。之后，苏联政府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目的就是动员苏联民众支持这项建议。[1562]由于中共九大预定于4月1日召开，北京的回答只有寥寥数语：“我们会研究这个问题。”[1563]4月26日，经过一个月的沉默后，莫斯科提醒北京注意它提出的进行边界谈判的建议，尽管谈判范围仅限于通航问题。[1564]5月11日，中方答复，建议在6月中旬召开中苏界河通航委员会会议。[1565]北京立场的突然软化，与中国做出的有必要平衡其外交政策的判断有关联。中国尤其不想给美国留下利用中苏冲突的任何机会，而通过与北边邻国化解冲突也可以使自己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1566]与此同时，中国也不想对莫斯科做出太多让步，这样到5月24日，中国对解决边界问题要遵循的原则提出一长串苛刻的条件。[1567]克里姆林宫也通过设置同等条件的方式做出了回应。[1568]

    6月18日到8月8日，中苏界河通航委员会共举行了15次会议，据报道双方进行了情绪非常激动的辩论。[1569]7月8日，发生在黑龙江八岔岛（戈丁斯基岛）上的事件也给谈判投下了阴影。尽管双方都指责对方，但目前还没有证据说明究竟要把责任都归咎于哪一方。[1570]中苏界河通航委员会最后一次举行会议后，只有一些次要问题得到了解决。[1571]双方在关于为什么没有取得更多成绩的辩论中，都声称自己有着充足的理由。[1572]

    8月的中苏美关系

    中苏界河通航委员会会谈结束五天后，即8月13日，中苏共同边界西段又发生一次重大冲突事件。[1573]关于是哪一方重新挑起冲突，目前证据还无法给出定论。不过作为该事件的直接后果，苏联再次威胁要发动核战争。[1574]事实上，苏联领导层对是否使用核武器仍举棋不定，最后他们认为用这种方法对付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敌国不太可行，因而放弃了这个想法。[1575]

    在8月18日的一次午餐会上，苏联驻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同时也被怀疑是克格勃特工的鲍里斯·达维多夫（Boris N.Davydov）问美国国务院一位中级官员威廉·斯蒂尔曼（William L.Stearman）：“如果苏联直接攻击并摧毁了中国的核设施，美国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1576]九天后，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公开宣布，据报道，苏联政府已经向其华约盟国询问过“由苏联对共产党中国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打击”的问题，这可能是“一次以常规武器攻击行动，目的是摧毁中国在罗布泊的核武器实验中心”。[1577]

    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决定公开该问题的原因目前仍不清楚。虽然美国政府没有说明自己在中苏冲突中会持何种立场，但正如以下背景因素发展演变所表明的，尼克松政府倾向于支持中国。不过，美国的和平试探并不说明它已迫切想与中国改善关系，或者去遏制苏联的行为。

    在对世界各国进行旋风式访问期间，尼克松在仲夏时候选择造访的是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尽管目前我们还没看到8月1日尼克松和叶海亚·汗的会谈资料，但根据后来人们的概括分析，美国总统表示，“美国欢迎与共产党中国进行和解的举动，如果叶海亚·汗总统能让周恩来知道这一点，美国会非常感谢”。美国的意图仍非常模糊，以至于4周后基辛格派其助手哈罗德·桑德斯（Harold H.Saunders）又拜访了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Agha Hilaly），以澄清美国的意图。实际上，桑德斯传达的信息是尼克松想通过巴基斯坦建立一个联系渠道，但是“总统并不认为传话（给中国）有多么急迫，也不要求巴方立即采取引人关注的行动……总统只是认为叶海亚·汗总统在某个自然且适当的时间，可以通过低调客观的方式，把美国的立场声明传达出去”，但“传达级别必须是最高层次的”。[1578]总之，华盛顿并不急于在中苏边界冲突问题上向中国做出保证，但它十分希望与中国逐渐进行接触，同时又不牵涉此时中苏关系中正在出现的事件。尽管8月28日基辛格助手已把尼克松要传达的信息做了具体说明，但很明显，叶海亚·汗当月就把总统的口信传给了中国，但是中方资料没有提到这次传话的具体时间以及采用的方式。[1579]

    尼克松坐飞机直接从巴基斯坦到了罗马尼亚，8月2～3日双方举行了会谈。在特别安排的一次私人会谈中，尼克松和齐奥塞斯库广泛讨论了中国问题。尽管两人对中国在过去20年里国际行为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但尼克松明确表示，他认为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是一个错误：“苏联人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阴谋集团是不对的……我们知道一些苏联和中国的争执。这种事情我们不会插手。”总统继续说道，鉴于中国的规模和发展潜力，除了与中国建立长期的正常关系外，美国没有其他选择。就在谈话要结束的时候，总统似乎是随口说了一句：“老实说，如果这符合你本人以及你领导的政府的利益，我们欢迎你在中美之间扮演斡旋人的角色。”齐奥塞斯库只是答应说：“……我们会把我们的观点，以及你们对该问题的看法告诉中国人。”[1580]

    与8月底美国人对巴基斯坦人所提要求类似，罗马尼亚人似乎就是以最高机密和最高级别的方式，完成了美国交给的斡旋任务。8月4日，齐奥塞斯库在向罗共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即政治局）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说明了与尼克松会谈的要点，但其中没有包括美国提出的斡旋要求。[1581]9月7日，当总理扬·格奥尔基·毛雷尔（Ion Gheorghe Maurer）与周恩来在北京会面的时候，他把尼克松的试探告诉了周恩来。[1582]毛雷尔访问东亚国家的原因，是要参加两天以后举行的胡志明的葬礼活动，这使美国的信息没有被拖更长的时间就传递了过去。

    在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即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发表声明两周以前，尼克松声称：“我在访问期间已向亚洲国家领导人明确表示，我们无意与苏联人一道制定‘联合对付’中国的计划。”[1583]不过，此后美国在政策上并没有进行可以看得见的调整，也没有发表官方声明。正如下文要讲的，北京对以上情况一无所知，这对其政治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8月27日，就在美国公开宣布苏联询问攻击中国的事情后，中国领导人在一天之内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而该消息传到北京的同时，中国也正在考虑进行防御性准备。[1584]一得到消息，中国领导人就下令人民解放军进行全面动员，大规模开展全民备战工作，以对抗苏联的进攻。[1585]自4月底以来，中国已经提高了备战的级别。[1586]不过，当时采取的政策主要是为了解决几个省频繁爆发的“文革”暴力活动。派系武斗事件4月初在山西发生，5月11日在贵州发生，5月17日在湖北武汉发生，河南和江苏的派系武斗没有具体时间。[1587]这些暴力活动并非没有引起国外的注意，6月2日，莫斯科电台就提到了湖南和浙江发生的派系武斗事件。[1588]根据瑞士大使馆发自北京报告的说法：“苏联临时代办……解释说，真正的动乱已经于7月在山西和四川发生，当时解放军单位受到攻击并且有人被打死。这个说法得到中国当局的证实。在山西太原，‘武装歹徒’袭击并打伤打死解放军战士，抢夺他们的武器，抢劫火车，破坏桥梁和铁道，抢劫银行和商店，并且农民还提出要求要进入城市。”[1589]这次动乱的问题非常严重，因为山西是中国防御计划的中心地区，中国领导人希望该地能在驻蒙苏军发动常规武器攻击时，发挥战略纵深的作用。[1590]

    在发布全面动员令后，中共中央紧接着于8月28日禁止任何行业举行群众集会，并且要求把所有的武器都归还给人民解放军。[1591]毛同意成立一个由周恩来领导的人民防空委员会，以抵御苏联的攻击，保卫国家。[1592]一天后，在香港的西方记者就已经了解到军事准备工作正在加快进行。[1593]例如8月30日，甘肃省命令城镇居民离开城市向其他省份“疏散”。广东省也在一天后开始了战争准备。9月2日，北京市对800万居民进行了动员。[1594]

    9月的中苏会谈及其影响

    9月3日，胡志明的去世打断了中国的战备工作。4日，周恩来前往河内吊唁。尽管外国通讯社报道说，周当日就返回中国是为了避免与苏联代表见面，但事实上，他快速回国是为了继续进行战争准备。[1595]

    柯西金在几天后到达北越首都。在6月召开的莫斯科国际共产主义会议上，罗马尼亚、越南、意大利共产党都向柯西金施加压力，要求他缓和与中国人的关系。[1596]根据同时期苏联驻日本大使奥列格·特罗亚诺夫斯基（Oleg Troyanovskii）的说法，苏联当时感兴趣的问题是阻止中美实现和解。[1597]因此，1969年9月9日胡志明葬礼举行的那一天，柯西金试图通过范文同（Pham Van Dong）和北越外交部长与中国接触，转告他希望在返回苏联的途中，与周恩来在北京举行会谈。[1598]尽管中方资料指责越南耽搁了此事，[1599]但看起来中方对柯西金的提议进行了全面认真的考虑。中方最后决定与柯西金会面，以“吊一下美国人的胃口，促其在中美关系中采取更主动的行动”。[1600]北京同意了柯西金的提议，但是当答复到达河内的时候，苏联总理已经坐飞机离开了。[1601]由于中国似乎对其提议不感兴趣，柯西金有些失望，在加尔各答做短暂停留时，他又重新提议建立反华的亚洲安全体系。[1602]不过在其飞机停在杜尚别加油的时候，柯西金收到了中国同意的答复，他命令飞机经西伯利亚飞往北京。[1603]

    目前还没有任何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谈的文献资料。按照柯西金顾问米哈伊尔·贾丕才（Mikhail S.Kapitsa）在回忆录中的说法，两位总理谈到了过去中苏存在的意见分歧、目前的边界问题、重新互派大使以及未来的经济合作问题。[1604]瑞士大使馆一份报告把这次会谈看成苏联的胜利，其根据是苏联此前的军事恫吓以及外交上表现出来的灵活性迫使中方做出了让步。[1605]会谈后，苏联的相关宣传停了下来，边境地区也恢复了平静。[1606]虽然中国的备战和宣传工作仍在继续进行，[1607]但9月13日周在向毛汇报会谈情况时，不仅建议要维持边境地区的安定，而且建议与苏联人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1608]另外，中国总理认为，这样做会“增加向美帝国主义施压的资本”。[1609]他本人已准备在次日与苏联人举行会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周草拟的写给苏共中央的信件内容，其中包括缓和边境地区形势的详细建议。[1610]

    不过就在同一天，克格勃向《伦敦新闻晚报》透露消息，苏联再次发出了攻击中国在罗布泊核武器基地的威胁。[1611]尽管美国驻苏联大使馆认为这是苏联的心理战，[1612]但毛和周立即开始怀疑柯西金五天前访问北京的动机是否出于诚心。在把这件事等同于1941年末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前所做的欺骗行为后，毛和周确信，苏联正在使用外交手段来掩盖其战争准备的活动。[1613]两人都担心的是，8月27日美国在宣布苏联的核打击准备后，没有表明自己在中苏冲突中会持何种立场。在类似情况下，毛和周认为美国不但会支持苏联的对华政策，而且还会蓄意等着两个敌人发生战争，就像美国在一战和二战中表现的那样，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冲突末期加入胜利的一方。[1614]9月18日，周在给柯西金的最后改定的信件中，不但列举了边界谈判的各项提议，而且还包括要求苏联停止威胁中国核设施的内容。[1615]后来，苏联人向保加利亚人抱怨说，核问题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苏联不会讨论它。[1616]

    于是，中国领导层开始紧急备战。9月26日，苏联在回信中要求于10月10日在中国首都举行会谈，但是回信没有谈到核问题。北京认为苏联的缄默表明，战争的确已经迫在眉睫。一方面，周立即回信要求把会谈时间推迟10天。[1617]这大概是想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做准备；另一方面，由于估计苏联会在中国国庆节即10月1日那天发动攻击，林彪要求人民解放军在9月30日前进入全面戒备状态。[1618]

    国庆节那天苏联没有发动攻击，中国领导层对此感到有些意外，但他们仍然疑心重重，[1619]战备工作在继续进行。[1620]由于估计苏联会在10月20日——边界谈判开始的时候——攻击中国，中国高级领导人都离开北京到了不同的地方，这样做的目的既是为避免被苏军抓住，也是为了给自己找到合适地点以便开展游击战。[1621]同时，在城市中心建造防空洞的群众性运动也开展起来。[1622]10月17日，林彪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623]但是苏联这一次又没有发动攻击，包括在敏感的时间点，如10月20日在北京召开的中苏边界第一轮会谈开始以后，以及双方预备性会谈于12月11日失败以后。[1624]但是，按照东德一份报告的说法，中国仍遭受着“战争心理状态”的折磨，因为双方界河很快就要封冻了。[1625]1969～1970年整个冬季时期，中苏边界形势出现的相对平静状态，最终使中国领导人相信，最糟糕的时期已经过去了。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苏联边界谈判代表团负责人，他说：“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要文斗。”[1626]

    中国的不安全感主要是以下三方面因素造成的。第一，中国的自我孤立使得北京对安全问题有着一种偏执看法。第二，苏联外交——无论是对心理战的熟练运用，还是莫斯科领导层内部意见分歧随机带来的结果——都增加了中国安全的不确定性。第三，美国在中苏冲突中没有明确地公开地表态，尽管尼克松自8月以来就一直倾向于支持中国。到9月9日，尼克松最后指示美国驻波兰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Walter Stoessel），表示美国希望改善中美两国关系。[1627]但是，这一次美国没有公开发出信号。

    直到9月24日，尼克松政府才正式做出决定，反对苏联对中国核武器设施发动攻击——此时，美国在该问题上的不作为态度已使中国陷入到战争危机感之中。[1628]30日，国务卿威廉·罗杰斯（William Rogers）询问刚来到美国的巴基斯坦信息和国家事务部部长谢尔·阿里·汗（Sher Ali Khan Pataudi），中国对尼克松8月1日的秘密口信有没有回复，得到的答复是没有。[1629]不过在10月6日，国务院感到中国对美国态度出现了变化。在9月25日会见马纳克期间“（周）认为美国在中苏争端中采取的政策是客观的，他对此十分认同，他还注意到美国没有企图从中得利或采取使形势更加恶化的措施，另外很显然的是，美国并不认为中苏发生战争符合美国的利益”。[1630]第二天，《卫报》报道说，“美国希望与北京建立新的外交关系”。[1631]

    10月10日，基辛格决定发出第一个公开信号。在一次谈话中，巴基斯坦大使希拉利要求美国做出更加具体的表态；基辛格宣布从台湾海峡撤出两艘驱逐舰，并且建议由巴基斯坦作为中美秘密联系的渠道。[1632]基辛格巧妙地从有争议的地区撤出两艘军舰，并以此作为美国做出的重要让步，尽管这是一个在较早以前就因经费问题而做出的决定。[1633]几天后，希拉利在一封亲笔信中敦促叶海亚·汗加快进行沟通，不要再等周既定的对巴基斯坦的访问了。[1634]但是直到11月5日，这个信息才传到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1635]而且又等了九天中方才收到信息。[1636]在此期间，即11月7日，美国正式宣布将停止在台湾海峡巡逻。[1637]

    其实在北京收到信息前，中国外交部已在考虑通过何种方式来向华盛顿发出愿意改善两国关系的信号。10月27日，美国驻香港总领事例行询问2月在中国水域被捕的两名美国船员的情况。11月7日，外交部认为这是美国对中国反应程度的一次考验，因此建议毛释放这两名船员以示善意。[1638]以上情况，加上从巴基斯坦传来美国从台湾海峡撤出军舰的消息，这样周在11月16日写给毛的信中说：“应注意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动向”。[1639]

    实际上在12月1日，中国驻波兰临时代办雷阳接到命令，邀请美国大使进行会谈。[1640]不过两天以后，在南斯拉夫驻波兰大使馆举行的时装展览会上，沃尔特·斯托塞尔的动作要更为迅速，他主动靠近中国大使馆的一名翻译，表示“尼克松总统想与中国人进行认真的会谈”。[1641]第二天，毛同意周提出的在华沙开始会谈的建议，并同意释放两名美国船员。12月7日，两名船员被释放了。四天后，雷邀请斯托塞尔到中国在华沙的大使馆举行会谈。[1642]在友好会谈期间，大使再次确认说，美国希望在大使级会谈中“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更多的交流”，但是“不希望陷入老套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进行无谓的老调重弹”。[1643]

    12月11日在华沙进行的友好会谈，是当天美国对苏联政策发生变化的先声。自早春以来，尼克松就多次亲自或是通过基辛格告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Dobrynin），美国计划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1644]实际上早在1968年12月21日，苏联代表就关注着这一问题的进展。[1645]1969年12月11日，尼克松和基辛格决定不再向苏联人通报中美关系的信息，因为让苏联领导层不知道相关情况要更为有利。[1646]

    1970年1月8日，中国代办在对美国大使馆的回访中，表示中国已做好准备在12天内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647]尽管没有中国大使从北京赶来，但第135次中美大使级会谈还是在华沙举行了，雷阳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了会谈。尽管和平共处和台湾问题仍是双方主要的分歧点，但正如雷认为的，会谈是在非同寻常的友好气氛中进行的。中国代办表示，中国有兴趣“从根本上改善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1648]就这样，中美两国的和解进程在苏联人不知情的背景下迈出了第一步。

    结论

    1969年中苏美三国关系出现的重大变化，并非参与方有意为之，或者是精心谋划的结果。除了在1967年末规划了一个大战略设想外，尼克松政府1969年初上台执政的时候并没有明确的对华政策。1969年10月以前，尼克松政府向中国传递的信号相互矛盾且很不清晰。事实上，在1969年大部分时间里，美苏关系的地位要比中美关系的恢复更为重要。从1月27日尼克松召开第一次记者招待会，到8月27日美国公布苏联正向其他国家试探关于攻击中国在罗布泊的核武器实验中心，在这一历史阶段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对美国实现中美和解的立场感到迷惑。只是到了10月初，华盛顿才开始发出明确信号，即它希望与中国恢复友好关系。

    1969年，无论从体制还是从政治角度看，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无力影响事态的发展演变。在过去15年中，中国与美国保持联系的目的就是为了控制台湾地区。不过到1968年底，由于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实行的灾难性经济和外交政策，中国已变得十分虚弱，并且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状态。1969年3月的边界冲突既不是一个战略举动，也不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而只是对苏联步步紧逼政策采取的一次主动防御行动。不过，苏联并不了解该事件的有限影响力，它做出的威胁反应使得危机进一步升级，而这已超出了中国的计划范围。由于在国际上自我孤立，使得中国领导层一直有着一种不安全的心理，而国际联系渠道的缺乏——不论是外交接触的方式，还是政府之间的联系——都进一步加重了这种中国的不安全感。“文革”限制了中国制定连贯的外交政策，这样中国领导人很容易就会陷入对爆发一场战争的恐慌之中。只是当美国发出明确的信号，以及中国度过战争恐慌后，北京才表示愿意在超越台湾问题的更高层面上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苏联对中国一直实行的是一种“双刃剑”政策。很明显，苏联并不了解3月2日边界冲突的有限性，并且在整个那一年里，苏联都倾向于对中国的行动做出超过预期的反应。结果到了1969年秋天的时候，苏联使得中国领导层更深地陷入战争恐慌之中。虽然苏联采取的行动，部分原因是它的确非常担心中美有恢复友好关系的可能性，但是莫斯科并不能阻止北京和华盛顿改善双边关系的进程。

    （叶青 译 谢华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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