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

    以往中国大陆有关中美缓和经过的研究，几乎都肯定，在1972年尼克松（Richard M.Nixon）访华之后，直到1978年卡特（Jimmy Carter）政府下决心与中国建交之前，中美缓和的进程遭遇了一段“停滞”和“曲折”。[1649]而导致这一情况出现的原因，侧重研究中国外交史的学者多半相信，这是因为尼克松访华后即遭遇“水门事件”，“无暇顾及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其继任者福特（Gerald Ford）则致力于美苏缓和，且受到国会台湾院外集团的左右。[1650]不仅熟悉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而且熟悉美国外交情况的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的研究者则注意到，尼克松回国后不久即“努力谋求同苏联搞‘缓和’，在中美关系上仅满足于互设联络处……实际上有意推迟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间”。[1651]较前两者更加关注中国政治史的学者，则除了一样强调“水门事件”的影响和美苏缓和的作用之外，还认为中国方面的作用也应提到。他们的说法是：1973年以后，“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发生逆转。周恩来纠‘左’的努力受到挫折……中国对美国的批评也增加了。”[1652]

    在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动权已完全掌握在美国政府的手里。美国态度暧昧，中国方面“批评”与否，对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快慢，严格说来无足轻重。说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对这个阶段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和“曲折”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目前似乎还没有看到真正有力的证据。[1653]但问题在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这种“左”转，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仅仅使中国对美批评增加了呢，还是造成中国对整个国际形势的认识和政策上较前都有所变化？如果有所变化，其表现形式如何，与前此的认识和政策又有怎样的联系或区别？特别是，这种情况与数月之后，即1974年毛泽东所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有着怎样一种内在的联系呢？很显然，过去的研究者在分析说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经过时，基本上都不曾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具体的考察。

    事实上，忽视对1973年以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逆转”在对外政策上所造成的影响的考察，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前此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过于注重宏大叙事的一种粗放式的研究方法的延续。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几乎看不到一篇系统梳理研究中苏关系全面破裂后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革命化”情况的研究论文。与此相反，差不多所有关心中国这一时期对外政策变动情况的研究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毛泽东如何一举成就了由“反帝反修”向“联美制苏”政策转变的问题上。由此得出的结论也非常简单，那就是，来自苏联的现实威胁，迫使毛泽东不能不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以致不惜与自己过去最主要的敌人携手合作。但是，人们显然没有注意到把这一政策的变化与其后的“三个世界”理论相联系，从而说明两者之间的关系；更不曾回答这样一个令人颇感困惑的问题，即毛泽东是怎样调适他的这种角色转变的？要知道，作为一个自1960年代以来突出强调自己的世界革命抱负，强调与“美帝”不共戴天，并以此画线来区别敌我友的阶级革命家，如此突然地放弃他所一贯坚持的阶级立场，转向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主义立场，无论对他自己还是对他的众多追随者，无论是在观念政策上还是在心理情感上，都是一个极难适应的问题，不可能不经过一个转圜或过渡的阶段。

    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注意这种情况。比如，有学者就敏感地注意到：“当时中国对外方面的公开言论充满了激进的革命高调，即便是在中美关系有了缓和甚至改善的情况下，这一情况也没有改变多少”。作者的解释是：“中国对外政策，特别是对美政策却正是在这种革命高调中（毛泽东把这叫做‘放空炮’），在不被人注意的潜流下，逐渐发生着重大的变化”。[1654]然而，问题在于，当年的哪些观点、理论或政策宣示属于作者所说的那些“激进的革命高调”，而哪些又不是？这些所谓“激进的革命高调”，真的仅仅是为了维持自身外在的革命形象做给人看的“放空炮”？何以证明其不是毛泽东革命立场或革命情感的某种宣示？更何况，这些所谓的“高调”，有没有程度上或者内容上的变化呢？比如，“反帝反修”和“反对两霸”是否都是“激进的革命高调”？如果是的话，它们有没有不同，又为什么不同呢？事实上，学者迄今还没有能够对中国从“打倒帝修反”的世界革命主张，到对美和解外交政策的提出，到“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抗苏”主张，再到高举“反对两霸”大旗的“三个世界”观点的形成等，这一系列重大政策或策略转变的内在联系，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显而易见，要厘清毛泽东主导下的中国对外政策，包括对美政策在1970年代所发生的重大转变问题，还有许多细致的工作要做。限于篇幅和资料的局限，本文这里也还只是试图勾勒一个粗略的历史发展线索。

    “世界革命”的尝试

    196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日趋激进的情况，突出地反映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自视为“世界革命中心”。[1655]故高举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革命大旗，并因此对主张“和平过渡”、“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的苏联党大张挞伐，斥之为修正主义，不惜将其与“美帝”并列为打击对象。其二是为实践反帝革命的主张，不仅强力推动援助弱小国家革命党，帮助周边国家共产党发动武装斗争，而且根本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合法斗争取得政权的尝试和与“美帝”妥协的做法。其三是把反帝革命的理念引入到外交工作当中，特别是在1963年中苏公开论战和1964年毛泽东严厉批判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关于对外援助应该“量力而行”、注重策略的主张[1656]是“三和一少”[1657]的修正主义路线之后，中国的外交工作一连几年时间几乎全面停滞且严重受挫。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从1949年到1959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36个；1970～1980年建交的国家有70个，而从1960年到1969年，因为“反帝反修”还不够，还要连带反对各国“反动派”，建交的国家只有17个，而且16个都是在1960～1964年对外政策还不是特别激进的几年里建交的，1965年只与一个非洲国家建交，1966～1969年四年时间里，不仅没有与一个国家建交，反而因为输出革命或激进宣传，致使53个建交国或半建交国中，近30个国家先后与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一些驻外使馆被迫关闭或外交关系降格，印尼等四五个国家还先后与中国断交。[1658]

    1966～1969年毫无疑问是中国对外政策最为激进的一段历史时期。只不过，这种激进事实上早在“文革”前就已经开始了。其公开的宣示，就是众所周知的1965年9月3日以林彪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文章依据中国革命的经验，把世界依据发达富裕程度，划分成“城市”和“农村”，公开认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当成自己的共产主义责任。”受到这种世界革命思想的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由重视对外交往，转入到重视支援亚非拉美各国的武装斗争，已不可避免。在这方面最具体的体现，就是“输出革命”。这包括：（1）广泛联络世界各地愿意开展武装斗争的革命政党或秘密团体，邀请他们的代表来中国，向他们介绍中国革命的斗争经验，诸如农村包围城市、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以及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等。中国方面为此在南北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军事学校，分期分批训练奉派秘密前来学习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方法的各国学员，并给予资金和物资上的援助。[1659]（2）帮助和推动与中国接壤的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恢复久已停止的武装斗争，并且积极策划和组织将战火引到有美国基地的国家去。为此，中国方面先后帮助培训了周边一些国家的革命党人，为其提供资金和武器，设立电台，甚至出动军队与邻国政府军作战，护送他们回到国内安全地带，且派遣军事人员协助指挥，直至充任其武装力量的军事骨干，计划在邻近中国边境地区建立分裂的革命国家等。1968～1970年，这种援助达到了历史的最高潮。[1660]（3）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妥协，为此甚至不惜反对任何形式的谈判，坚持战争解决问题。因为处于反美斗争第一线的越南党1968年4月3日公开声明接受了美国的和谈要求，一贯支持越南抗美斗争的中国党竟与之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双方关系迅速冷淡，援助减少，大批援越部队开始撤出。[1661]

    一年半之后，毛泽东才在形式上接受了越南人“又打又谈”的口号。[1662]但中方内部对越南党的批评看法并未改变。[1663]毛泽东仍旧坚持：所谓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就是一个打字。“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1664]因此，直到1970年5月，他还是明确告诫越南人说：“你们可以谈判，我不是说你们不能谈判，但是你们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打上。”[1665]

    对美政策调整的背后

    就在中国全方位地贯彻向国际上一切帝、修、反开战的世界革命路线的关键时刻，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发生了珍宝岛事件。随后，苏联先发制人地对中国进行突然袭击的可能性，成为极大困扰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的一个严重问题。同年4月召开的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继续保持着前此的“反帝反修”的强硬姿态。然而，“要准备打仗”，特别是要准备和苏联打仗的暗示已经在林彪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表露无遗。[1666]会后不久，毛泽东更通过周恩来，委托几位当时已“靠边站”的元帅研究一下国际形势和美苏可能的动向，并提出报告。这显示毛对下一步形势的发展，亦感到没有把握。

    毛泽东是典型的革命时代的共产党人。在革命经历中成长起来的共产党人，最明显的思维特点，就是习惯于依据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论断，站在阶级斗争的角度，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认识社会、认识世界。在这一点上，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表现得尤为突出。进入到“文革”时期，毛泽东公开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主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更是把其思想中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意识发展到了极致。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如此思维，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也绝难两样。只不过，毛泽东这时坚持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国际上的问题，既是固守其“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1667]的革命经验，也是因为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和当今是帝国主义战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的论断深信不疑。

    相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从开始推动世界革命之日起，毛泽东就不能不准备应付随时可能到来的战争局面。他这种对战争到来的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还在1964年就已经达到了顶点。有两件事最能说明问题。其一是毛泽东这时不惜根本改变国家建设方针，大搞“山、散、洞”式的“三线建设”，坚持必须以此来确保战争打起来之后军事工业生产还能够照常运转。其二是他对1964年8月初爆发的越南东京湾事件的反应。毛泽东是在5日夜至6日凌晨之间得到美国开始轰炸北越的消息的。由于对战争必将到来深信不疑，且时刻警觉，因此，他当即就做出判断，批示称：“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1668]“要打仗了”这几个字，把毛泽东相信自己的判断已经应验后的那种颇为自信和自得的心理，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

    但是，毛泽东对世界革命的期待和对战争随时可能到来的这种判断，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战争早日降临到中国头上来。作为一个长期指挥军事斗争，有着大量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革命者，毛泽东其实又是一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既坚持革命的意识形态，又注重实力原则。换言之，毛泽东高度重视援助各国革命，却并不想拿中国的安全来冒险；相信战争迟早要来，却并不希望它早来。关于这一点，在东京湾事件问题上也可以得到充分的验证。虽然毛泽东当时判断“要打仗了”，并准备应付这一局面，但接连几天，美国除了轰炸以外，并未采取进一步使战争升级的地面行动。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显然感到满意。13日，越南党领导人黎笋（Le Duan）来到北京，介绍说明越共中央政治局考虑采取巧妙办法，不去惹恼美国。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并提出：“看来，美国人不想打，你们不想打，我们也不一定想打，几家都不想打，所以（这次）打不起来。”“最好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只打像现在这样的仗，不打大仗，只打小仗，像南越那样。”[1669]

    当然，毛泽东并非满足于这样一种局面。他这时有一句名言，叫做“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1670]前半句是基于列宁的论断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相信“帝国主义就是战争”，且势必引起革命，从而造成更大范围的革命成功。而后半句既是坚信只有革命才能最终消灭帝国主义，进而彻底消灭一切形式的战争，也是强调对于帝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只有通过援助和推动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才能有效地予以牵制和阻止。[1671]这后半句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毛泽东推动世界革命的另一重考虑，即它有助于巩固中国革命的胜利成果。关于这一层，在毛泽东对黎笋的上述谈话中就得到了某种反映。他明确讲：要想阻止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就要想办法把泰国的革命搞起来。因为在东南亚，“如果得不到泰国帮助，美国要打仗也不好办。美国不仅要用基地，还要利用泰国陆军打仗。因此，对泰国很值得注意……要设法帮助泰国搞一些武装力量，能够在五年、十年内把泰国革命搞起来就好了。”这话表面上是为越南抗美战争着想，但显而易见也是在为中国自身的安全设想。联系到此前早就展开的对马来亚、缅甸，包括印度等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斗争的有力支持，不难看出毛想要把美国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搞掉，或者将美国赶出东南亚，或者使美国更深地陷在东南亚无法北上的这种战略设想。

    一方面积极支持东南亚甚至南亚国家共产党搞武装斗争，一方面又把这种支持的行动尽可能限制在秘密状态之中；一方面再三提醒党内领导人要准备打仗，“准备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1672]一方面当真的战争危险降临之际，又希望晚打、小打，强调“对于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来说”，中国要是能“再有五年（和平建设）的时间，就会比较好了”。[1673]这种矛盾的心理状态再清楚不过地反映出毛泽东对自身实力状况非常了解。正是基于对现实力量对比的清醒判断，他对中国与美、苏抗衡和战争其实充满了危机感。这也正是为什么在1964、1965年间，毛泽东不仅高度紧张地推动三线建设，而且还三番五次地向兄弟党领导人，甚至是向并不懂得国际政治和战争问题的外国专家去询问：“美国是不是在积极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会不会打我们？”“可不可能美国和苏联共同对中国开战呢？”[1674]这些反反复复的询问，恰恰是毛泽东对战争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着强烈担心的一种表现。

    注意到上述情况，就不难了解，当真的战争危险突然降临的时候，毛泽东将会怎么做。事实上，随着1969年夏天苏联威胁进行核打击的种种消息传出之后，毛泽东一面迅速部署“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指示中央领导人和中央机关秘密撤离北京以防苏联突袭；一面不顾追随中国反帝反修的各国革命党人的感受，毅然接受陈毅等老帅们提出的“东联孙吴，北拒曹魏”的策略主张，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推动中美高层接触，以“增加苏修的疑虑，扩大美苏矛盾”的外交方案。[1675]这种情况清楚地反映出毛泽东在对外关系问题上高度现实主义的特性。

    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

    毛泽东批准周恩来对美外交方案的最初动机，明显地还是一种基于策略的考量，试图牵制苏联，避免战争。但是，毛泽东并没有，也不可能迅速改变自己的阶级革命的传统思维习惯。其所以会在这个时候不顾各兄弟党的感受，开始从反帝革命的立场上后撤，转而争取与各国革命人民的死敌美帝国主义握手言和，说起来也是因为他对近十年来发动世界革命的结果感到丧气。不要说援助一大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武装斗争不见成效，就是近在周边的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武装斗争，也始终要靠中国方面的指导、帮助甚至是直接的军事指挥，才能维持有限的发展。唯一有实力、能战斗的越南党，也因为苏联的介入，转而像周恩来所批评的那样，变得“不争气”起来。对此，实际上还在1968年底，即珍宝岛事件爆发几个月前，毛泽东就已经在开始抱怨了。他在与澳大利亚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中，就表现出了这种焦虑的心态。他一再问对方：“帝国主义究竟怎么办？就是说，它要不要打世界大战？或者暂时不打，过一阵打？你接触你们国家及欧洲国家，有这种感觉没有？”按照列宁的说法，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它们离不开战争。但美国和苏联真的要打大仗，似乎也还有很多困难。比如两国人口都不多，一分散就不够用了。再加上它们都怕打原子战争，何况英、法、德、意、日这些国家也都不想打仗。因此，到底“是战争呢，还是革命？是发生战争后引起革命呢，还是革命能制止战争？总而言之，现在这种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状态，应该不会维持很久了。”[1676]

    毛泽东这时明显地对战争与革命的问题颇多疑惑。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去了21年，就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68年，已经过去了23年，却仍然看不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影子。不仅看不到大战的影子，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遍地开花的情况也不复存在。不仅过去“世界无产阶级祖国”的苏联变修了，而且世界上一百多个共产党也都不信马列了。中国党几年来承担起推动、援助世界革命的重担，却始终只见星火闪现，不见燎原之势。这种情况让毛泽东感到某种程度的沮丧，因而才会有“现在既不打仗，又不革命”的不解和抱怨。

    但不解也好，抱怨也好，说到底反映出来的还是深藏于毛泽东内心的革命情结。毛泽东可以基于现实的危险，一时做180度的策略转变，和自己的敌人美国进行外交接触，然而，一旦时机到来，或出现新的革命迹象，他照样还会重新燃起革命的热情。这也正是为什么，当1970年春天，中美双方已经开始就展开更高层级外交接触问题正式进行商谈之后，毛泽东的态度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这一年的2月12日，鉴于接通了与美国政府之间的联络渠道，中央政治局通过决定，欢迎美国政府派部长级代表或派总统特使前来北京谈判中美关系的问题。经毛批准后，20日中方代表在中美大使级会谈时将此一决定告诉了美方。然而，3月18日，得到美国支持的朗诺（Lon Nol）将军发动政变，宣告废黜了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30日，美军又出兵柬埔寨。这种情况使得原本局限在越南南部和老挝部分地区的印度支那战争，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支那半岛，并引发了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声浪。一直焦虑看不到革命浪潮的毛泽东，明显地马上兴奋起来，对这场战争的扩大和它可能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造成的革命效应，寄予了极大的期望。

    4～5月间，毛泽东几度提示周恩来等说：目前的国际形势，已经发展到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世界革命运动的高潮，必须加以运用。而在与越南和老挝党的领导人的谈话中，毛泽东又开始信心满满地宣称：不仅“东南亚是一个马蜂窝”，“我看各国人民也快起来了，包括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能够相信只有十月革命，或者中国革命、越南革命、老挝革命，其他地方就不革命了吗？不可能嘛！”“其他地方不革命，那马克思列宁主义就不灵了。”因此，“当今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677]

    据此，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决定推迟中美会谈，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声明，支持国际反美革命斗争、印度支那三国四方会议和西哈努克领导的柬埔寨政府，并且召开国内群众集会和组织游行示威，由毛泽东、林彪出席北京群众大会，轰轰烈烈，以示声援。对此，毛泽东欣然批示：“照办”。[1678]

    在已经开启了中美缓和的大门之后，毛泽东又断然停止两国间的这种接触，转而于1970年5月20日亲自参加支持西哈努克反抗美国干涉的群众集会示威行动，并且公开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他特别强调：“当前世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1679]这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所批准的对美外交，在这个时候不过是一种策略手段而已。毛泽东前此的世界革命理想和热情，依旧有其巨大的惯性作用。

    “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

    1970年下半年，随着美国军队撤出柬埔寨，东南亚的局势又恢复到先前的状态。周恩来等显然希望重新恢复中美和解的尝试，因此，不仅推动释放美籍犯人华理柱主教（Bishop James Walsh），而且推动邀请毛泽东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Edgar Snow）夫妇来华，并安排其在10月1日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见了面。周恩来还在外交部的安排意见上批示：建议主席在最近几天接见斯诺一次。但是，毛泽东虽批示同意，随后又将此事置之脑后，显示他对马上进行策略调整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1680]

    足以说明毛泽东这时对调整前此政策在心理上和政策上颇难转圜的一个例子，是中缅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问题。这时缅甸政府派人来北京表示希望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周恩来等表示赞成。但考虑到中缅复交对依靠中国开展武装斗争的缅共可能带来的刺激，周恩来和外交部都建议由毛出面做劝说工作。故10月1日，中方也有意将在京的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Thakin Ba Thien Tin）安排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检阅，并见毛泽东。毛泽东固然不反对中缅复交，但是，他在把外交部关于缅甸奈温（U Ne-win）政府希望和中国恢复1967年以来基本中断了的外交关系的消息转告德钦巴登顶时，明确表示说：“奈温、吴努（U Nu），这两派都是反共反人民的”，“即使我们同奈温政府恢复国家关系，也不会影响你们打仗……你们再好好打一下，把缅甸东北部大片地区打下来，把腊戍打下来，有十几万、二十几万人口，那就好办了，你们就有发言权了”。“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我们同四十多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不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苏联是靠这些国家的政府，不是靠这些国家的人民，这是路线问题”。[1681]

    毛泽东这时开始逐渐下定决心对美和解的情况，也颇为相似。首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政府不断释放缓和善意。从10月开始，尼克松就一再做出姿态表示愿意与中国和解。他不仅公开谈话表示希望访问中国，并且接连委托巴基斯坦总统和罗马尼亚总统向中国方面转达希望选派高级代表秘密访问北京的愿望。[1682]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一个转圜的台阶。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还是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因此，他反反复复一直考虑到这一年的12月18日，在读到斯诺发表在意大利《时代》周刊上的一篇文章，注意到斯诺认为中国建立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的观点后，他的思想才好像豁然开朗。据毛的护士回忆，他这时几乎是突然之间兴奋起来的，以至于一夜未眠，凌晨5点钟就要护士打电话给他在外交部工作的侄女王海容，叫她马上把斯诺找来谈话。[1683]

    毛泽东告诉斯诺的想法很简单，尼克松既然有求于自己，到处写信和找人传话，说要派代表来中国，为什么不让他来？尼克松固然是最反动的垄断资本家的代表，但正因为如此，他的欺骗性也小一点，且敢于采取与中国和解的步骤。因此，像解决中美关系中最为棘手的台湾问题等，“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当然，毛泽东对能否解决问题并不抱太大希望。问题是，既然判断这个时候可能逼着尼克松解决一点问题，就应该利用好这个机会。用毛的话来说就是：“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都行。”[1684]话放出去了，但是，真到要公开让美国人来时，考虑到它可能带来的巨大政治影响，不仅毛泽东，就是力推中美接触的周恩来和外交部，也都变得犹豫不决了。在随后发生的“乒乓外交”问题上，这一点就表现得格外明显。

    1971年3月底，虽然中国方面已经在着手向美国政府释放和解的信息，但它还是被参加日本名古屋世乒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提出的访华要求难住了。外交部研究再三，也没有敢于表示欢迎。外交部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表示，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应该着重考虑政治影响，因为“美左派和有影响的人物均尚未访华，由乒乓球队打头阵，政治上不很有利”，故报告建议告诉美国球队：“现在访华时机还不成熟”。对此，周恩来也一样不敢表示异议，只好批示“拟同意”。毛泽东接到报告后，同样犹豫不决。压了两天反复考虑，最后还是划圈同意。直到报告已经批还之后，他还在反复琢磨中，仍感到难于定夺。毛身边的护士对此一经过有很细致的回忆。她写道：那些天，毛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毛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陪毛吃饭。吃完饭时，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困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欲睡了。但他突然说话，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让我给外交部的王海容打电话，声音低沉而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护士怕听了错，之后又特意大声询问，并且反问道：“您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毛着急了，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1685]

    从反帝革命，转向对美和解之难，还可以从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美会谈问题提交给毛泽东和林彪的报告中看出来。由于尼克松明确表示了愿意前来中国访问，与中国领导人直接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将建立中美两国国家关系问题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中方这时考虑中美关系问题的主要出发点，是想要借机解决台湾问题。但报告同时却不能不回答中美和解是否可能影响反帝革命运动的问题。对此，报告只好择要做出解释，这包括：（1）对于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因为“几年之内，还不能预言美国有爆发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可能”，故中美这时建立正常关系，不会对美国人民的革命斗争造成负面影响。恰恰相反，“当年中国大革命（1924～1927）前夕，苏俄一方面派代表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进行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派大使驻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列宁当时采取这样的外交路线，是起了动员中国人民群众的作用的。”（2）对于印度支那抗美战争，中美两国接触“可能有一时波动，但谈清楚了会更有助于印支抗战和巴黎谈判，因为尼克松已认清美苏争霸的焦点在中东和欧洲，还不是远东。”（3）对于中国人民反帝反修的斗争士气，因为“今天的形势是我们不断同帝、修、反斗争胜利的结果，也是美帝内外交困和美苏争霸世界的必然趋势”。谈得好，可以使美苏两霸相争加剧，增强中国自身的实力；即使谈不好，“也正好更加暴露其反动面目，提高人民觉悟”。[1686]

    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精神，中方在7月和11月两度接待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周恩来在会谈过程中与基辛格集中讨论了有关台湾问题的解决办法。在基辛格基本上接受了中方关于撤军、废约、不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等条件之后，双方最后开始起草尼克松访华公报。从公报内容确定的经过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泽东最关心的，并不是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有怎样的让步以及中美两国如何宣布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他所关心的，是作为中美和解的一种公开宣示，绝不能搞出一个“屁公报”。所谓“屁公报”，就是在公报中给人印象，好像中国真的对美妥协了，放弃了前此的革命立场。

    10月20日，毛泽东专门就这个问题告诫了周恩来。周恩来据此推翻了美方的公报稿，指示外交部另搞了一个对案。但毛泽东看后仍旧不满意，认为中国的革命立场没有反映出来，“一点神气也没有”。他尖锐地指出，我讲过多少次了，国际形势，天下大乱嘛！“他们不是讲什么和平、安全、不谋求霸权吗？我们就要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不突出这个，我看不那么妥当。”[1687]

    毛泽东在这里的意图显而易见，他还是想照1970年10月1日与缅共领导人德钦巴登顶所讲的那个原则行事，即“打仗是打仗，外交是外交”，与美国国家关系正常化，不会影响中国支援世界革命的基本立场。在毛泽东的坚持下，1972年2月28日尼克松访华后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就出现了各唱各调的情况。中方在公报中公开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1688]中共中央并且为此向国内通告称：邀请尼克松访华，是毛主席“利用矛盾、分化敌人、壮大自己”的重要外交策略。我在谈判中不仅没有做无原则的妥协，而且表明了我所关心的不仅是台湾一地，我将坚持不渝地支持印支三国四方的各项主张。只要美国不停止侵略，我就继续支持印支人民打下去。在公报中，我也“旗帜鲜明，坚持了一贯原则立场，戳穿了苏修的诽谤，鼓舞了世界人民”。[1689]

    “联美制苏”的奇想与挫折

    对美和解的政策对中国外交关系所带来的收获，几乎是立竿见影的。因为美国改变态度，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终于投票通过决议，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联合国会员国。这一年里，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4个；1972年，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达到17个。其中尤以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与中国建交者为多。这种情况明显地使过去在军事上和统战问题上惯用“各个击破”策略的毛泽东产生了一种奇想，即能不能利用美国和中国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的担心，建立起从欧洲、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到中国、日本和美国这样一条针对苏联的战略线，并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一大片国家，来首先击垮苏联呢？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与基辛格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了这样一种设想。毛泽东说：过去中美两国是仇人，现在是朋友。而苏联对欧亚两洲的威胁现在不仅存在，并且还在增长。今天我们应当搞一条横线，从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到土耳其和欧洲，这样“可以共同对付一个混蛋”。[1690]

    把对美和解政策，进一步发展到“联美制苏”，说到底，仍是毛泽东策略思想的一种运用。还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就曾明确提出：我们对帝国主义是一概反对的，但是又要根据其危害大小和现时危害与否，来制定不同的外交策略。其基本原则就是：“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1691]但是，一方面继续高唱“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支持各国革命人民的革命斗争”，[1692]一方面却转而实行联美策略，其内在的逻辑，必须要做出合理的解释来。

    针对此时中美正式宣布将互设联络处，和毛泽东提出“一条线”及“一大片”的策略主张，外交部很快就做出了具体的解释。2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认可并转发了这一解释意见。外交部所做的解释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不改变中国反对美苏两霸的原则立场。中国今后的对外方针依然是反对两霸，只是这种反对不能是平行的，而要有主有次。今天“打击揭露的重点应是苏修”。因此，中美关系的改善将有利于我们同苏修的斗争。[1693]注意到周恩来1970年6月对阿尔巴尼亚客人解释中国当时为什么突然又高唱反对美帝的疑问时所说：“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也暴露和孤立了苏修”，[1694]可知这种解释在中共中央看来，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外交部的上述解释固然符合毛泽东“利用矛盾，各个击破”和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的一贯策略思想，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毛的做法的。这时，包括阿尔巴尼亚在内的大批过去追随中国反帝反修的革命党及其各种左派组织，纷纷开始对中国对外政策的转向提出强烈的质疑。而尤其让毛泽东这时感到恼火的是，他批准采取对美和解政策和设想“联美制苏”策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坚信美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远远大于它们之间的妥协与勾结，因此中国有充分的可能来“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然而，尼克松1970年2月访华之后不久，他就赴莫斯科，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Leonid I.Brezhnev）等人签订了《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美苏关系基本原则》，双方承诺“不以牺牲对方的利益为代价谋求单方面的优势”。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又应邀访问了华盛顿，美苏再度签署了《美苏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以及《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13个文件，使美苏缓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潮。[1695]这种情况显然让毛泽东深感被动。因为事情很明显，美苏关系的这种缓和，印证了阿尔巴尼亚等一批小党对中国党的批评和指责，证明毛泽东的对美和解及离间美苏的策略，从根本上就是一种错误。

    恰恰在这个时候，外交部美国处在其内部刊物《新情况》153期发表了一篇针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问题的调研报告。报告认为美苏会谈“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1696]这篇报告因为突出强调了美苏勾结的趋势，因而一下子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毛为此大发雷霆。他随后甩开主持外交工作的周恩来和外交部其他主要领导人，而把张春桥、王洪文等叫去，尖锐地指出：“美、苏两家开了两次会。外交部的观点，不如几个大使馆”，“一说欺骗更大，又说美苏主宰的气氛更浓”，“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意见不相联系”，中央“经常吹什么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现在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他们的贼船。”[1697]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尖锐批评外交部的同时，也直率地说明了他批准对美和解政策的原因和理由。他宣称：阿尔巴尼亚死也不同意让美国从越南撤出去，“说是世界革命风暴在亚洲，亚洲革命风暴中心在越南。如果不打了，就不得了了，就是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勾结美帝；“专门勾结美帝、日本、西德、英国这些坏人的是我”，“你奈何得了我吗？”“列宁屡次说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手枪和汽车。他主张交出手枪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手枪、汽车都收回”；说“‘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当年俄国革命成功，面对外部威胁，为避免内外两面作战，“列宁就是主张割地赔款，签和约”；等到“后来地也没有割，款也没有赔，条约一张废纸，就像尼克松讲的”。他并且举自身的例子说：过去我们也跟蒋介石妥协过两次，最后还不是我们胜利了。[1698]

    注意到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何以一面对美和解，一面仍继续坚持高唱以往的革命高调。这显然并不像毛泽东对尼克松公开宣称的那样，这是什么“放空炮”，而恰恰是毛此时内在心理的一种反映。正是在毛泽东的坚持下，周恩来在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中，仍旧写上了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那些论断，坚持认为“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是，报告这回突出强调了毛泽东对当前国际形势的看法，即“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风满楼’”，“今天，主要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它们天天喊裁军，实际上天天在扩军。目的就是争霸世界。它们既争夺又勾结，勾结是为了更大的争夺。争夺是绝对的、长期的；勾结是相对的、暂时的。”如此等等。[1699]

    但是，无论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他“联美制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构想，却无从实现。不仅美苏首脑不断互访和接连签订各种条约的现实，使毛感到丧气，而且从基辛格这一年里两度来访的谈话中，毛泽东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出，随着美国从越南这个泥潭中拔出脚去，其在中苏之间已经处于越来越有利的地位，不那么需要打中国这张牌了。在11月12日两个人的谈话中，毛泽东的受挫感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毛泽东一上来就讲苏联对中国的威胁，不想基辛格却乘机强调苏联可能进攻中国，美国绝不允许中国的安全受到破坏。这让已经深感被动，但自尊心极强的毛泽东顿时感到强烈的不满，甚至是屈辱。[1700]

    其实，美国人居高临下的这种态度，还在一年多以前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Alexander M.Haig）准将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技术性安排时，就曾经表露无遗。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看法说，苏联正在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美国决心帮助维持中国的生存。毛泽东听到这一说法时，当即发怒道：“包围中国？要他们来救我，那怎么了得！”“他替我们担心啊，猫哭耗子！”为此，毛泽东要求周恩来等一定要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看，主张把原来公报草案里面的“人民要进步，改成人民要革命”，说：“他们就怕革命，他们愈怕，我们愈要提。”如果因此谈吹了，也没什么了不起。“我看啊，过不了几年他还是要来的。”[1701]消息传到上海之后，负责接待黑格一行的上海方面，马上就采取了“菜无好菜”、“脸无好脸”的接待降温措施，弄得美国人一度莫名所以，十分困扰。[1702]

    联系到1972年年初黑格访华时讲类似的话所引起的那场风波，不难了解基辛格在毛更加敏感的情况下旧话重提，可能造成怎样一种后果。很显然，毛泽东马上就把这种愤懑的情绪发泄了出来。经常在毛泽东身边，得知了毛这一态度的两位主要翻译王海容、唐闻生，政治斗争的神经也马上高度警觉了起来。恰好周恩来因为错过了毛泽东醒着的时间，来不及向毛请示与基辛格会谈军事合作问题的准备方案，也不清楚毛泽东发怒的情况，其在随后的谈判中没有特别在意应当表现强硬的态度。于是，王、唐很容易就发现了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太过软弱的问题。基辛格刚走，毛泽东就得到了消息，随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批评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时说了错话，丧失了立场，进而更是提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1703]从11月21日开始，在将近两周之久的时间里，政治局每天晚上召开全体会议或扩大会议，揭发批判周恩来几年来主持对美外交所犯的右倾投降错误。会议归纳周恩来的错误，“总的来说，是忘记了联合时要防右的规律，根本原因是忘了主席的教导，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力量，过低的估计了人民的力量”，未能正确把握外交路线应与支持革命相一致的原则。[1704]如此高规格长时间的政治批判，既是毛泽东在对美缓和过程中内心冲突、屈辱的一种感情发泄，也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毛对周推动的这一对美缓和工作效果的某种怀疑态度，和一心想要把这一对美妥协的策略所带来的失败后果转嫁到周恩来头上去的一种复杂心理。[1705]

    经过这样一场有组织的批判斗争之后，不难想象中国此后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前行。

    “三个世界”观点的提出

    毛泽东旨在“联美制苏”的“一条线”和“一大片”的战略奇想，其实只是灵光一闪而已。尽管1974年1月初，毛泽东在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Masayoshi Ôhira）的谈话中又提到了类似的话题，却已不再把它同反对苏联的问题直接联系在一起了。而且，不过一个半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了他的“三个世界”的观点，从此再不提“一条线”、“一大片”了。

    毛泽东“三个世界”的观点，和“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有着根本的区别。他在2月22日与赞比亚总统卡翁达（Kenneth Kaunda）的谈话中是这样描述他的这一新的国际观的。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706]而经过毛泽东认可，由邓小平4月1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所阐述的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则更进一步把毛的这一观点系统化和理论化了。

    按照邓小平报告中的说法，毛泽东的观点就是：“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它们用不同的方式都想把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置于它们各自的控制之下，同时还要欺负那些实力不如它们的发达国家。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因为，“两个超级大国既然要争夺世界的霸权，就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不是你压倒我，就是我压倒你。它们之间的妥协和勾结，只能是局部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它们之争夺则是全面的、长期的、绝对的”。但是，“一切过高估计两霸力量，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没有根据的。真正有力量的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而是团结起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第三世界和各国人民”。[1707]

    不难了解，毛泽东这一观点的核心，不仅不在“联美制苏”，而且也不是“反帝反修”或“打倒帝修反”之类的世界革命主张的再现，它是以反对美苏两霸为基本目标的。因此其试图主要依靠的斗争力量，既不是美国，或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也不是各国革命党，而是寄希望于第三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

    与毛泽东刚刚放弃的带有昙花一现意味的“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不同，“三个世界”的观点，正如周恩来所说，是毛泽东考虑了很长时间，反复推敲研究后才提出来的一个观点。[1708]早在1946年，毛泽东就已经针对美苏之间可能到来的对峙局面，提出了一个“中间地带”的观点，即强调在对立的美苏两个大国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广泛的中间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1709]美苏冷战开始后，由于出现了两大阵营，中国革命成功后也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站到了与美国对峙的苏联阵营一边，毛泽东一度不再用“中间地带”的观点来解释国际政治关系问题。但到1958年，鉴于美国疲于应付中东事件和台海危机的情况，毛泽东又开始重视美苏之间的“中间地带”。[1710]一直到中苏关系破裂前，毛泽东基本上都是从美苏冷战大格局的角度来谈论这个“中间地带”的。而由于注意到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法等国都与美国有矛盾，故从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毛这时开始注意把这些国家与美国再度区别开来，也视之为“中间地带”的一部分，甚至称其是“人民的间接同盟军”。[1711]

    中苏关系破裂后，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认识开始放大，并且开始接受第三世界的说法，时而会把两者混用。比如他在1963年9月提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也）是不满意的。”[1712]1964年1月毛则提出：有两个第三世界，“第一个第三世界是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是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1713]由于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有其特指的含义，故他在1970年又曾使用过中间势力的提法，称“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英、法、德等是“第二中间势力”。[1714]鉴于他这时明显把美苏一并视为反对的对象，因此，这一说法实际上已经开始构成“三个世界”观点的雏形。只不过，在整个1960年代，因为对中间地带尚未能从阶级及其革命的层面做出确切的区分，再加上毛泽东这时更看重的，还是以各国革命党为主要动力的世界反帝革命，因此，他这时多半只是把“中间地带”视为反帝革命的一种间接同盟军罢了。

    毛泽东从“中间地带”的思想，开始具体地转入到“三个世界”的观点，已经是1973年了。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认同当时通行的解释，明确了自己对第三世界这一概念的界定。他断言，第三世界就是指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因为这是自美苏冷战以来，包括中国高举反帝反修大旗以来，毛泽东第一次确切地指出了中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所处的位置，因此，在这一年入夏之际，外交部还专门向驻外使节传达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指示。[1715]

    由毛泽东上述认识转变的经过可以看出，“三个世界”的观点，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毛泽东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产物，是他用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划分敌我友的新的分析模式。其形成的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和复杂，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中国自身在美苏冷战格局中地位不断变动，始终难以确定；二是世界革命的实践和以“帝、修、反”为敌的认识，一直在冲击着毛对国际上敌我友的判断标准。他之所以到了1974年才最终形成并确定了这一观点，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美和解，此前聚集在中国反帝反修大旗下的革命阵营已经分崩离析，他再也不可能重启世界革命的闸门了。他为此一度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的设想，但很快就发现不切实际。于是，他只能重新回到过去所熟悉的国际统一战线这一思路上来，进而运用压迫和被压迫这一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将自己此前不注重阶级分析的“中间地带”观点梳理为强调阶级关系的“三个世界”理论。

    当然，毛泽东在这里所强调的阶级关系，并非是从社会关系的角度，而是从国家关系的角度来看问题的。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摆脱世界革命思想的束缚。因为按照过去世界革命的分析模式，阶级分析的方法是将社会关系与国际关系合二为一的，因此也才会有“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这样的斗争目标的明确规定。如今，要从国际统一战线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就必须要将二者区分开来，一切以反对美苏两霸为标准，从而所谓各国“反动派”自然也就应当视为联合争取的对象了。

    不难想象，对于在国内高唱“阶级斗争为纲”的毛泽东来说，这样一种转变也未必符合他的愿望。由此我们也就看到了处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的毛泽东极为尴尬和困窘的一面。因为要实践他刚刚确定的“三个世界”的理论，中国不能不陆续和那些过去因为敌视共产主义而被视为“各国反动派”的外国政府发展外交关系。这一年5月，中国确定要和马来西亚建交。在双方宣布建交的前两天，即5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来访的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Tun Abdul Razak）。拉扎克明确提出：他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利用中马建交的机会，请中国政府帮助彻底解决马来亚共产党在马泰边境搞武装斗争的问题。毛泽东开始自然是打“太极拳”，推托说：“这个事情也难呢，麻烦得很……我们也没有接触多少年。”拉则提出：“如果你们同他们有接触，你们就告诉他们不要再打了，走出来帮助我们建设一个幸福、统一的国家”。毛坚持说：“这个难。这些人才不听我们的呢！”拉紧追不放，说：“那我们就要被迫打他们了”。毛则表示：“那是你们的内政，我们不好干涉。”拉马上接过毛的话说：“那我可以告诉他们，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你们已经承认了我们的政府……”毛显然感到很不自在，当即反应道：“怎么没有关系？！不好这么说。”拉仍不改口，继续表示：“我要对他们说，我和你谈了这件事，你说你们和他们没有关系，这些事是我们的内政。”毛也倔犟地坚持道：“有关系！不能讲没关系！但是我们不干涉你们的内政……你讲我们没有关系，那就不好呢！”拉进一步试探说：“过去有关系，现在没有了。”毛马上反应说：“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关系呢？”[1716]

    马共是与中共有着密切联系的一个小党，它的总书记这时还住在北京。而将近10年前，也正是毛泽东鼓励马共重新回到丛林中去，发动武装斗争的。如今，因为要实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国不能不和镇压马共的马来西亚政府发生外交关系。但是，毛泽东情感的天平倾向哪一边，由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当然，无论毛泽东在意识形态上和自身情感上偏向哪一方，在国际政治关系上选择统治者，而非革命者，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唯一选择了。毛泽东虽然心有不甘，却也无可奈何。这里面的真正原因，无疑与毛外交观念的成熟与否无关。有关这种情况，从这个时候毛泽东对扎伊尔总统的一次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坦率地却又是无可奈何地告诉这位总统说：过去那些年，“我们恨不得把你们统统推翻。（因为）我们是支持革命的，是支持革命人民的，可是这些人不争气，推不倒你啊，那也没有办法啊，只有跟你打交道。”[1717]

    “这些人不争气”！由此我们也很容易想起前引周恩来批评越南党“不争气”的说法。尽管这两个“不争气”，一个是侧重于从实力对比上讲的，一个是侧重从思想倾向即革命性方面讲的，但归根结底都说明了一个问题，即毛泽东从世界革命的立场和主张后退下来，转而提出“一条线”、“一大片”也好，提出“三个世界”也好，并不是他改变了自己的革命观念和理想，而是因为此前的实践和中国对美缓和外交推动后世界革命阵营的四分五裂，使他更加清楚地看出，靠“这些人”还行不通。

    在确立了“三个世界”理论之后，继续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强调“革命”已经变得不那么协调了。1974年底，毛泽东终于在这一点上也做出了让步。他在与周恩来等人谈到国际形势时，特别提到说：“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了。[1718]从此，这一在中国报刊上宣传了长达10年之久的观点，不复存在了。不论毛泽东内心里怎样想，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开始与此前在革命的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已经渐行渐远了。随着毛泽东很快去世，邓小平时代到来，就连“三个世界”的理论也渐渐不大被提起了。因为，“三个世界”理论的核心就是要在国家关系问题上搞统战（联纵抗横），而外交统战的根本目的就是要确保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受侵害。一旦世界革命的目标不复存在，一切旨在维护自身利害关系，那么“三个世界”理论中原有的“反霸”目标，也难免会显得多余了。邓小平时代“三个世界”理论最终在中国的各种报刊宣传中遁迹无形，实在也是一件无可如何的事情。

    结语

    由以上的叙述中，我们能够发现，如果说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后的20年时间里都没有处理好中美关系的话，那么，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时间里，他同样也没有创造出任何一种奇迹。中美关系的缓和，很大程度上只是毛泽东推行其阶级斗争理念，把中苏关系引至战争边缘之后，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需要而被迫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的策略而已。他既没有稍稍减弱其强烈的民族主义自尊心，也没有真正认识到其阶级革命的理念和原则存在着怎样严重的认识误区。基于其既有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经验，毛泽东这个时候唯一能够做出的政策调整，就是回归传统的统一战线手法。而所谓统一战线，说到底仍旧是毛泽东用来解决阶级斗争问题的一种策略，因此，当他迫于形势接受了来自此前的头号敌人美国政府伸过来的橄榄枝之后，并没有沿着对美缓和的路线一直走下去。他不仅牢记着和美国之间根本利害关系的不同，而且时时会因为自己在对美问题上的退让而表现得极度敏感。这就定了他不得不很快提出一个旨在使自己能够继续区别于美苏的所谓“三个世界”的观点，用以维系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下独树一帜的自主形象，并为以后在适当时机回归阶级革命的方针，留下某种转圜的空间。

    很显然，在笔者看来，毛泽东过去不是，这个时候也没有成为一个外交家。他对国际事务和国际关系的理解，从没有离开过以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观为工具的意识形态教条。在这一点上，笔者可能更赞同盛慕真教授的观点。需要补充的只是，尽管毛从没有过高地估计过中国在美苏冷战格局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左右毛在外交策略上做出调整的，仍旧是他所谓的“实力原则”。当相信自身实力足够强大的时候，他必定会坚持他的阶级革命的原则；而当意识到力量对比悬殊，自身利益亦即这个时候的国家利益可能会受到严重损害的时候，他亦必定会收缩战线，联纵抗横，来确保实力不失。毛泽东的目的无他：中国应该成为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解放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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