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逸

    1981年4月，根据中国对各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态度，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中央国际部代表在莫斯科会议上将这些国家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中国视之为“朋友”的国家，包括北朝鲜、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第二类是中国视之为“敌人”的国家，包括苏联、古巴、越南、老挝和蒙古；而第三类则包括五个东中欧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莫斯科会议没有提到阿尔巴尼亚）。会议的结论是，在中国看来这五个国家“没有直接服务于”苏联的外交政策，而且这些国家国内改革的经验有利于中国解决其经济改革中出现的问题。[1719]

    本文集中讨论的是所谓的第三类国家。文章的重点在于研究这类国家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中苏关系正常化对这类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影响。文章将首先概述1980年代中苏关系发展的过程，以勾勒出中国与东中欧关系的基本框架；接着探讨潜藏在中苏两方促进、控制与发展中国和东中欧国家关系背后的基本动机；最后则论述中国与东中欧关系发展的特征和趋势（包括中国的基本原则和政策），以及莫斯科对其盟国态度的变化。本文主要依据的是匈牙利政党及外交部的档案资料，因此对中匈关系有更多细节的描述。

    中苏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曲折过程

    在毛泽东去世后，中国的新领导人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其中包括实现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和小心谨慎地探索与苏联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北京有充分的理由与莫斯科实现关系正常化。中苏对抗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破坏稳定的因素。由于中苏边界问题尚未解决以及苏联在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军事部署，苏联被视为是对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再者，两个经济大国在功能上相互依赖，在地域上互为补充，实现关系正常化对双方都有利。[1720]

    在1979～1980年间，中国厘定了三个被视为实现与苏联关系正常化“主要障碍”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必须在双边关系正常化之前予以消除。这些问题包括苏联在中国东北边界和蒙古驻军，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和苏联入侵阿富汗。

    苏联以干涉第三国内政为由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先决条件”。苏联坚持认为，有关第三国的议题不能成为旨在使双边关系正常化的谈判的主题。中国则宣称，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意味着两国关系正常化障碍的消除，也意味着苏联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解除。

    在此后10年当中，北京在原则上继续坚持谈判的先决条件，但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并基于更加务实灵活的态度，双边关系开始缓慢地解冻。

    尽管苏联仍然一直使中国处于其军事压力之下，但也采取了一些小步骤，如建议地方性的边境贸易，恢复科技合作和边界会谈，甚至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苏联。在多数情况下中国表现出了继续向前发展的意愿，但是邓小平拒绝承认永久改善双方关系的可能性，除非苏联在前述三个问题上让步。

    在这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双重态度一直是北京和莫斯科在策略上的典型特征。中国坚持以消除三大障碍为前提，应该说中方的方案设计得很谨慎，很周到，很聪明。因为这三大障碍的存在并不会妨碍双边关系的逐步改善，同时中国也通过此举向美国人示意，并不存在中国与苏联重新结盟的危险。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L.Brezhnev）在塔什干的演说是苏联为改善中苏关系迈出的一大步，从而为中苏重开谈判铺平了道路。苏联领导人称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他改善与中国关系的意愿，并提议双方进行磋商。中国做出了善意的回应，提议进行旨在使双方政治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中国正式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姿态与在1982年的中国宪法中去掉“社会帝国主义”和“当代修正主义”的提法，都向莫斯科发出信号，即中国不再在明显出于反苏目的的政策上与美国合作。这与其说是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主要意识形态变化的一种反映，倒不如说是向莫斯科所做出的一种姿态。

    1982年10月，旨在实现政治关系正常化的中苏第一轮政治磋商在北京举行。苏方提议，两国关系正常化应建立在平等和国际法准则的基础之上，并提出了一个有关两国关系基本准则的协议或协定，以便于进一步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磋商。另一方面，中国则坚持，首先必须消除“障碍”，任何协定唯有在“障碍”消除之后方有可能达成。[1721]尽管在思想上存在着根本分歧，但双方都同意继续该进程，并决定于1983年春在莫斯科举行第二轮磋商。在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的葬礼上，中国外交部长黄华在讲话中指出，中国领导人重视双方的磋商，并认为中苏关系的改善将“有助于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1722]在以后的6年中，共举行了12轮副外长级磋商，每年两次，分别在莫斯科和北京轮流举行。

    1983年和1984年，双方扩大了联系，但在政治问题上却陷入了僵局。与以前一样，苏联依然执著于建立信任措施。苏联认为，通过这样一些措施将能迎来新的第二阶段的磋商，到时坚固的基础能为大问题的具体磋商提供良好的依据。苏联在国家关系、经贸、文化、体育领域乃至边防军之间提出了一系列建立信任的措施。[1723]然而，中方的立场坚持不变。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有改善甚至使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意愿，但前提是必须消除三大障碍。

    不过，进一步的实际行动有助于缩小双方的分歧。1984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伊万·阿尔希波夫（I.V.Arkhipov）访华受到了热情接待。在中苏合作的黄金时代阿尔希波夫是来华苏联顾问的总负责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作为北京“葬礼外交”的一部分，参加契尔年科（Chernenko）葬礼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李鹏在1985年3月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Gorbachev）单独会谈时做出了另一个姿态。在会谈中，李鹏表示，“我们是两个相邻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即使不能成为朋友和盟友，我们也应成为好邻居”。李鹏还强调，中国不打算与美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戈尔巴乔夫在回应中重申，苏联方面希望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继续对话，并提高会谈的级别。[1724]

    到8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之间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外交、科学、文化、体育、卫生和其他交流在内的网络。关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总书记以前中苏关系的状况，美国社会学家吉尔伯特·罗兹曼得出如下结论，“不容置疑，两个对过去有着美好回忆的社会主义邻国正设法解决它们之间的严重分歧”。[1725]

    中苏关系的真正突破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经济的停滞甚至在勃列日涅夫去世之前就已经很明显，但是到了80年代的中期它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在极无效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下寻求稳固的机会似乎显得相当渺茫。[1726]在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号召在国内实行“激进的经济改革”，与此同时称赞中国的改革，并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表示满意。从此，中国对苏联的兴趣开始集中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性质上，尤其关注戈尔巴乔夫对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承诺。

    戈尔巴乔夫认识到，对外政策是造成国内经济形势严峻的一个因素，因此试图改变以往对于军事力量的过分依赖。如1986年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显示，戈尔巴乔夫承认，克里姆林宫在与阿富汗的关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并坚决要求结束战争和从阿富汗撤军。[1727]

    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是戈尔巴乔夫新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苏联态度的首次突破发生在1986年7月，当时总书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一次讲话中对中国做了一系列单方面的让步。他谈及“三大障碍”中的两个，即从蒙古和俄国的远东地区撤军与从阿富汗撤军。另外，他承认两国的边界应以乌苏里江和阿穆尔河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而不再以两条界河的中国河岸为界，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中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

    1987年，苏联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出一个装甲师，从阿富汗撤军，并向河内施压要求其从柬埔寨撤军。可见，戈尔巴乔夫在三大问题上均做了让步。但是，直到1988年夏，苏联领导人拒绝在裁军方面做单方面的重大让步，而改革既没有使政治状况得到明显改善，也没有使经济效率有显著提高。[1728]直到1988年7月15～16日华沙条约政治协商机构在华沙举行的一次外交部长的秘密会议上，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She-vardnadze）才承认，苏联“正面临着一个危急形势”，考虑到西方“在每个可能的方面”都超过了东方阵营，它已无法承受与西方进行永久性的军备竞赛。[1729]他强调，结束军备竞赛不得不被优先考虑，为了达成一个协定不得不抓住每一个机会。[1730]

    为了表达苏联愿与中国达成和解的态度，戈尔巴乔夫1988年9月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所做的一次讲话中，重申了着手建立信任机制与中国商谈边界和军事问题的意愿。就在钱其琛结束其首次以中国外交部长的身份访问莫斯科的次日，即在1988年12月7日的联合国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宣布了苏联单方面裁军的步骤。[1731]

    美苏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相互和解的过程对于中国“和平与发展”的愿望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因此受到了北京的欢迎，尽管这导致中国在全球事务中被边缘化。[1732]钱其琛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了中国和苏联领导的共同利益：“中国相信，戈尔巴乔夫改革苏联体制的态度是认真的，这对于双边关系的改善是件好事，因为正如中国的现代化改革一样，那样规模的改革需要在世界上有一个长的相对和平的时期。”[1733]

    在这10年期间，中国无论在外交政策还是意识形态领域都能对逐渐衰落的苏联维持足够的压力，使其做出更多的让步。苏联最终放弃了让中国重归由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努力，并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互利的基础上处理与北京的关系。戈尔巴乔夫访华及1989年5月16日与邓小平在北京的会谈被认为是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象征。

    中国对发展与东中欧关系的基本考虑

    东中欧就其本身而言，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该地区的重要性源自在1948～1949年后它成为苏联统治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

    与苏联集团国家发展关系的速度与结果首先取决于中国的态度。在1980年代，就东中欧国家来说，北京根据这些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它们对待中国的敌人——苏联的态度将这些国家区分为友好的、有敌意的或敌对的国家。中国根据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那里取得自治程度的不同对这些国家实行所谓的“区别”对待的策略。从60年代早期开始，区别对待的政策被用于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中的各种细微之处和变化，其特点是，为了侵蚀和动摇苏联集团国家团结的基础和在民众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年轻人中间扩大中国的影响，中国努力渗透到这些国家国内生活的各个领域和方面。

    中国对外政治行为的特征之一就是提出一些基本原则以确立起双方关系的框架和界限，并确定将要达成的基本目标。中国自1956年以来所坚持的基本原则是和平共处。“潘查希拉”[1734]应该扩展到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而不论其社会制度如何。该观点首次出现在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的声明中，以作为对苏联政府10月30日宣言的回应。[1735]当苏联在1982年第一轮磋商之前问及中国提出该诉求的原因时，中国做了如下答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甚至是尖锐的冲突”，并举了越南入侵占领柬埔寨的例子。[1736]

    中国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作为处理与东中欧各国关系的基础，但是在对待苏联及其的盟国的态度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中国领导人及其外交官强调，与中苏关系不同，中国与东中欧国家之间为了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并不存在必须加以消除的重大障碍。

    毛泽东曾说过，“豺狼当道，安问狐狸”，“擒贼先擒王”。毛泽东这些话的意思是，中国不必顾及东中欧国家的反华态度和宣传，而应专注于与苏联的斗争。[1737]这些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对东中欧国家的政策是其对苏政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看似温和地对待东中欧国家的真正意图则是为了向苏联施加压力并探知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苏联愿意与中国发展较为密切关系的底线。换句话说，中国外交政策认为，与个别国家以及与整个地区的关系是中苏关系的衍生物，对集团政策亦隶属于对苏政策。

    中国人对这五个国家的政策遵循着一个统一的模式，即“区别对待”，也就是他们计划与不同的国家改善不同方面的关系。通过这种方法，中国想检验一下这些国家与苏联联盟的牢固性以及苏联控制其卫星国的潜力，也想引起竞争来看看在这些国家中究竟哪一个国家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比其他国家更具弹性。而且，通过接近与苏联关系最密切的盟国，通过和它们发展多方面的关系，中国想证明其为了经济发展而建立一个和平的环境与合作的氛围的伟大抱负。

    在8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对东中欧国家的态度的特点是谨慎的开放。它的目标之一就是为中国新的改革进程赢得支持，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概念获得认可。

    改革社会主义体制的共同利益

    当中国人对苏联及其盟国充满敌意时，他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加剧紧张状态。然而，当中国的根本态度由消极变为积极时，强调的是使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相联系的因素而非使它们相分离的因素。中国领导人宣称，东欧与中国在利益上并不存在根本的冲突。他们常常提起东欧和中国之间的共性以及始于50年代早期的传统友谊。[1738]

    除了一些一般性的主题诸如在国家重建、世界和平与发展相互关系方面的共同利益以外，中国还强调苏联经济模式改革方面的共同利益。这是新话语体系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它为扩大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平台。正如中国前驻波兰大使刘彦顺所说：“这减少了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并为双方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提供了理论和认知基础”。[1739]

    中国坚持中国与东欧改革的相似性的观点清楚地说明了北京试图通过拉开苏联与其盟国间的距离来对苏联施加压力的意图。在1982年由托克依·费兰茨[1740]率领的匈牙利社会科学家访华期间，中国人认为，“与苏联真正疏远和分道扬镳是在1978年以后，当时中国领导人决定打破50年代所形成的由党全面领导的高度集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过去中国领导人与苏联只有意识形态上的论战，而现在争论则集中在教条地还是建设性地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经济体制的差异上。”他们还补充说：“他们确信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会抛弃‘苏联模式’，甚至那些尚未启动改革的国家也将如此”。[1741]

    从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的首要目标是向更发达国家学习改革的经验，而不论其社会经济体制如何。作为其战略的一部分，他们也愿意向东中欧国家学习。正因为如此，在80年代早期，这就成为了中国处理与东中欧国家关系的主要动机之一。

    中国的改革进程并没有一个先验的计划，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在改革的准备阶段，他们回顾了新中国第一个10年的发展，除了研究苏联、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模式之外，他们还研究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早在1978年8月，中国媒体就开始发表有关东欧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文章。至1979年夏，中国已经在讨论三种社会主义模式的概念，即南斯拉夫的“开放社会主义”、匈牙利的“有节制的社会主义”和苏联体制，意在做比较研究。

    首先，对经济管理体制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集中在南斯拉夫。但是，因为陈云和中国其他主要改革者支持国家导向的稳健和谨慎的改革，因此到了80年代早期，基于工人自我管理而不强调中央计划的南斯拉夫模式最终被舍弃。[1742]

    成为中国兴趣焦点的第二个国家是匈牙利。在匈牙利，市场机制被引入经济管理体制，从而为私营企业家提供了一个有限的空间。1979年末，一个由中国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组成的非官方考察团作为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馆的客人访问了匈牙利。[1743]他们对匈牙利在新经济机制下所取得的成就产生了深刻印象。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是在经过三年的准备阶段之后于1968年开始实施的。对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家而言，匈牙利代表的是一种介于集中不够的南斯拉夫经济和过分集中的苏联计划经济之间的中庸的经济。中国外交官告诉他们的匈牙利同僚，中国已经研究了所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发现匈牙利模式最具可接受性，因为它以社会主义为主，同时又有相当的灵活性。[1744]概述中国考察团研究结果的书作为内部参考资料于1981年8月出版，发行量为3700册。[1745]匈牙利外交部做了如下评估：“相当片面地和积极地介绍匈牙利的经验反映了报告者欲使改革在中国更易于被接受以及提高匈牙利模式的适应性的主观愿望”。[1746]

    中国领导人把对东欧改革的借鉴不仅仅作为出于国内目的的宣传工具，更把它作为提升其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地位和进一步加强其与东中欧国家联系的手段。1985年夏，中国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田曾佩告诉匈牙利大使，据中国的看法，东欧国家根据类似于在匈牙利和中国发展起来的概念开始了它们的经济现代化进程。他表达了一种希望，即这一进程能够加快中国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建立。[1747]

    吉尔伯特·罗兹曼注意到，从80年代前半期开始，缩小国家作用的政策代替了想通过大量投资来刺激增长的不切实际的计划，于是匈牙利被视为一个适宜的模式。中国从社会主义集团的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即获允与东中欧的苏联卫星国发展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北京对匈牙利模式的新偏好和它对将中国称为个别的社会主义模式的拒绝，从而在经济管理的中间类型上使中国与匈牙利直接相联系，这些都表明中国渴望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主流所接受。[1748]

    诉诸“改革大家庭”和东中欧国家改革的共同点，这在确认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和使党的新政策合法化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国内角色。至于这些国家所存在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宣传认为，这些问题并非由于改革而是由于其他因素所造成的，并以积极的态度来描绘经济改革的远景。[1749]但是，80年代中期东中欧国家存在的严重经济问题也影响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从而造成东中欧改革在中国重要性的降低。[1750]

    尽管中国感兴趣于东中欧的改革，但是中国的领导人认为，苏联在处理经济现代化问题方面的经验与中共所进行的改革实践更具关联性。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宦乡在北京向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所解释的，虽然从理论上讲苏联是属于第一世界的国家，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国去研究苏联社会体制所固有的问题，不妨碍中国去研究苏联的经验、成就和失误。[1751]

    到80年代中期，中国领导人已能明显看出，东中欧国家的改革虽然能为中国在一些问题上提供适宜的解决方法，却无法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一种规范或模式，因为这些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而且在规模上都不同于中国。除了向其他一些西方和亚洲国家吸取改革的经验教训外，最值得考虑的就是苏联的改革。如吉尔伯特·罗兹曼的结论所言：“中国领导人力图更好地理解苏联体制，不再以批评它为目标，而是力图为中国的改革寻得指导”。[1752]

    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之后，中国最高领导人强调，苏联正准备进行在很多方式上都类似于中国的改革。在北京看来，苏共代表大会的决议证明了中国改革理念的合理性，使得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领导人不仅仅是作为其他一些改革措施的追随者，也是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先行者的面目展现于世人。[1753]

    苏联对其卫星国与中国关系的控制

    东中欧国家的领导人善于接受中国要改善关系的建议，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谨小慎微以免触动苏联敏感的神经。苏联的意图是控制其卫星国与中国关系的方方面面，从经济文化联系到更敏感的技术合作，更别提军事或党与党之间的联系了。

    协调中国政策是在几个不同的层面上采取的，包括在莫斯科或其他国家的首都进行的最高领导人、部长和副部长的会谈，“友谊”大使在北京的会谈，外交部和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的常规会谈，来自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中国问题专家的反华国际会议（Interkit）以及苏联外交官与政府官员和党的工作者的磋商。为了“避免意外情况”，苏联强调相互交流信息和联合抵制中国的区别对待政策的重要性。苏联监督科技合作，甚至列有进出口商品详细清单的每年双边贸易协定都需苏联批准。

    早在50年代末，当莫斯科和北京对于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产生分歧的时候，苏联人就从他们的欧洲盟国那里寻求支持以稳固其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1959年12月，赫鲁晓夫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各执政党“对对我们的表”。[1754]

    苏联的卫星国对紧密合作也感兴趣，不过是出于不同的原因。1962年，苏联的盟国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正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苏联领导人首次在没有与其盟国商议的情况下，就在严重的国际危机形势下采取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步骤。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和迫使莫斯科定期地通知它的意图，匈牙利领导人建议建立华沙条约的外交部长委员会。尽管该建议遭到拒绝，但从1964年早期开始，由苏联主动提出，通过一个差不多的工作机制，莫斯科定期向它的盟国通告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1755]

    苏联对社会主义集团与中国关系的牢牢控制源于这样的危险，在苏联看来，中国能以赢得苏联最紧密的但在某些方面仍不稳定的盟国支持的面目出现。苏联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控制是最强的，但是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80～1981年的波兰事件都表明了对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也可称之为斯大林主义或赫鲁晓夫主义）的威胁，以及苏联有足够强的军队使这些卫星国远离标新立异的活动。

    整个80年代的前半期，苏联领导人怀疑中国与在东欧的关系问题上缺乏诚意。1979年7月，即在中苏第一轮谈判之前，勃列日涅夫通过警告昂纳克（E.Honecker）定下了反对中国政策的必要性的调子：“与中国的谈判需要有极大耐心、细心和对我们的每一步骤的准确估计。话尽管这么说，但是我认为，重要的是在反对中国的政策时我们不应变得温和宽厚，因为中国的政策有违和平和国际安全的目标。”[1756]

    在80年代早期，米哈伊尔·贾丕才（Mikhail Kapitsa）和奥列格·拉赫马宁（Oleg Rakhmanin）都是莫斯科方面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是苏联负责协调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策的主要代表人物。拉赫马宁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国际部常务副部长，贾丕才则担任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并在1982年至1986年间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负责东亚事务，1986年罗高寿（Igor Rogachev）替换了贾丕才，罗高寿也是一个精通汉语的中国通。贾丕才对布拉格、华沙或布达佩斯的党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各兄弟国家外交部的访问总是很受欢迎。东中欧国家的外交官被召到莫斯科进行磋商，在北京的苏联卫星国的外交官其责任之一就是使他们国家的步调与其盟国，主要是苏联协调一致。[1757]

    东中欧的苏联卫星国处理与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把中苏关系的改善作为中国与东中欧国家关系实现重大突破的先决条件。在此意义上，东德和匈牙利外交部发起的与他们的中国同僚的政治磋商，只是在跟随从1982年10月重新开始的中苏副外长级第一轮磋商。[1758]尽管如此，苏联在布达佩斯的外交官立即警告他们的匈牙利同僚：“通过继续政治磋商和与苏联建立某种程度的联系，中国领导人的目的在于方便实现其‘区别对待’政策，这与他们坚定不移的目标是相符的。当中国向苏联迈出了一些小步伐时，它的目标是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迈出一大步，借此打破在中国问题上的统一战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清醒以及各友好社会主义国家协调行动尤为可取”。[1759]结果，在1983年12月负责匈牙利和中国关系的匈牙利外交部长警告说：“我们必须结束双边关系中的自发行动和混乱状态”。[1760]

    在对其盟国进行严密控制的同时，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莫斯科也利用它们来推销苏联的意图和支持苏联的立场。1984年，苏联领导人要求其卫星国检讨各自在50年代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和条约。[1761]苏联为了进一步发展中苏关系而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合法的框架，但是在中国消除三大障碍的要求实现以前又不能强迫它签订这样的协议，在这种情况下，苏联试图利用其卫星国检讨它们与中国签订的协定和条约的方式使得中国与这些国家签订新的协定或条约。苏联可能希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也许会更愿意与苏联签订一个协定。苏联也敦促其盟国支持中苏磋商，尤其是支持在磋商期间苏方的立场。苏联不提倡公开谴责中国的立场，它寻求的是，强调磋商是有利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强调加速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是重要的。[1762]

    根据苏联在1985年的评价，中国和东中欧的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是重要的，因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平衡其对西方国家的过分依赖，以便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支持，提供一个和平的环境，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并借此向西方施加压力。[1763]苏联认为，东中欧为中国检验苏联继续其他方面合作的意愿提供了一个实验性的场所。提到邓小平的一次秘密讲话时，罗高寿警告苏联的卫星国，在中国看来，抑制与苏联的关系能够通过改善其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来获得补偿。苏联外交官再三强调苏联一贯的要求，即在每一层面和在所有领域的密切合作，以便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成功抵制中国企图导致苏联与其盟国分裂的活动。[1764]苏联的这一思路一直延续到1985年末。[1765]

    到80年代的后半期，苏联方面开始变得温和了一点。1985年12月，在评估“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和中国的关系时贾丕才说：“这不会导致什么问题。相反，如果某些社会主义国家根据自身的可能性和基于协调的政策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这是一件好事。尽管很明显，与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苏联与中国之间存在着更多的问题。然而，及时互通情况是重要的”。[1766]贾丕才称，东德和匈牙利在与中国的政治联系上稍稍领先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一表明苏联的立场有个微小的变化，即现在允许在政治关系上存在差异，而这在上一年当苏联领导人提高嗓门反对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与中国之间改善政治关系时是绝不允许的。

    在苏共二十七大召开之后，苏联对中国提出了一个更为积极的政策，并要求兄弟党紧跟其步伐。[1767]戈尔巴乔夫强调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要相互宽容。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在1987年4月访问匈牙利期间对匈牙利领导人说：“每个国家都能独立行动。”邓小平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要有中国自己的独立路线。作为对邓小平的回应，苏联领导人赞同各共产党间“无条件的和完全的平等”，并宣称“不存在一种为人人所仿效的社会主义‘模式’”。[1768]

    中国与东中欧关系发展的主要趋势

    80年代中苏关系与中国和东中欧国家关系的主要趋势是从非正式的交流到正式关系，从合作的外围领域到中心问题，从小步骤到较大步骤的逐渐变化。

    在改革之初，每次拒绝和苏联继续谈判时，中国总是尽一切努力促进中国与东中欧国家在经济上甚至在政治上的联系。随着1979年中苏关系的解冻，尤其是在1982年重新开始政治磋商以后，北京加速努力以重建其在50年代和社会主义国家曾有过的多边关系。

    尽管直到1983年中国仍然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只称之为东欧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中国和东中欧的关系在快速发展。正如英国政治学者迈克尔·亚胡达所注意到的：“在后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容许东欧存在相对多样化的改革形式，当中苏关系本身开始显露出改善的早期信号时，苏联不再在中国与东中欧国家发展关系的道路上设置障碍。”[1769]

    最初的行动多半是由中国发起的。苏联卫星国努力使双方的关系尽可能有效地发展。尽管如此，波兰、匈牙利和苏联的其他盟国的回应仍停留在莫斯科所认可的框架内，或者仅仅是在摸索莫斯科所认可的框架的界限。

    尽管有苏联的控制，但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不存在有待消除的“主要障碍”，大多数东中欧国家与中国发展起了比之苏联稍显密切和更加多方面的关系，它们与中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的时间也比中国与苏联政治关系正常化早两三年。

    以匈牙利为例，从1982年开始的外交行为有了可以感觉到的变化。尽管在80年代早期对中国提出的逐步改善关系的所有建议的态度都屈从于苏联当局的批准，但是匈牙利变得更加开放主动，甚至在事先未经苏联同意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虽然这样做时很是小心谨慎。以前煞费苦心的警告似乎变得松懈了。

    1981年春，匈牙利驻北京使馆与布达佩斯之间就一项对中国的新政策策略的提议进行会谈。这很好地说明了匈牙利外交部调子的改变。大使馆得出结论说：“我们不建议在双边关系上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必须声明，很不幸地，在可预期的将来，我们不得不认为中国是一个敌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大国）。”匈牙利外交部对该报告的评价是：“它的结论是缺乏说服力的。其最后的结论比之于事实更具宣传性。我们不同意将其分送各处，即使是贝列茨（Berecz）同志，除非他亲自要它”。[1770]到1981年11月，即使是左翼强硬分子的匈牙利大使利班斯基·罗伯特也认为：“中国正在变化，似乎我们也必须改变”。[1771]

    在80年代的前半期，在小步前进的时期，匈牙利可能是中国最活跃的伙伴。当北京提出一项建议时，在多数情况下布达佩斯的第一反应是积极的。在1983年4月，中国大使馆提出了一个中国律师代表团访问匈牙利的可能性。匈牙利很快接受了提议并强调，除了将成为拓宽双边关系进程的下一个小步骤外，该访问也有助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制的建立。[1772]

    然而，苏联坚持强调中国看似善意的政治提议的潜在危害性。1982年夏，就在同年8月中国第一次向苏联做出友好姿态以前，拉赫马宁告诉“友好人士”，苏共并不反对逐步改善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和其他联系，但同时提醒，在那些实际问题上持过分积极的看法有可能使得兄弟党领导人鼓励相互关系的过度发展。他继续说道，因此这些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成了由中国所倡导的广泛的反苏统一战线的实际成员。[1773]而且，拉赫马宁一再提醒，“任何形式的竞争都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与中国重新恢复关系的目标。”[1774]

    尽管苏联警告其盟国不要为中国人所误导和不要沦为北京反苏动机的牺牲品，但是东中欧领导人已越来越明白，中国寻求联盟伙伴已不再有直接反苏的意图。1983年夏，中国外交部一位负责匈牙利事务的外交官告诉他的匈牙利伙伴：“中国早已放弃使匈牙利转而反对苏联或者使它变成类似南斯拉夫或罗马尼亚的国家……双方必须务实，因为有很多的机会来改善相互关系，即使我们在某些政治问题上有分歧”。[1775]

    因为到80年代中期苏联和中国双方都表现出了使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意向和决心，所以东中欧国家能相对放手地去拓宽它们与中国关系的范围。唯有政党间与军队间的关系受到严格禁止。[1776]拉赫马宁甚至还说，虽然在互派学生、艺术家互访或体育交流方面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想向中国出售一辆卡车，那么就应该想想它会运送中国火箭到苏联边境的可能性”。[1777]在1985年由匈牙利外交部所准备的中匈关系摘要中写道：“双边关系的发展是我们的共同利益。唯有我们盟国的利益（我们之间的军事关系尚未提上议事日程）和可能的消极的外交政策步骤会阻碍双边关系的发展。我们打算进一步提升交往的层次。其速度则有赖于我们的盟国所取得的进展”。[1778]

    首先实现政党之间关系的正常化

    对于中共而言，只有在中苏国家关系全面正常化之后才会考虑恢复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从顺序上看，即只有在消除了三大障碍之后才有可能。至于其他共产党，包括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中国愿意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使党际关系正常化。[1779]

    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无中心和所有政党都是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共早在1980年就已恢复了与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各国共产党的关系。

    1981年夏，中国亲自打开了中共和东德统一社会党两党相互接触的大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两名官员出于想要了解东德一般情况的目的，访问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们的行程由外交部安排，但是他们受到了统一社会党中央对外联络部的招待。[1780]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于1982年2月回访中国。[1781]

    1982年中共领导人提出了四项原则作为建立中国与东中欧各国执政党关系的理论基础。这四项原则包括独立自主、完全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内政。

    在1982～1983年间，中国为建立政党间的关系而迈出了最初的一些小步伐。就匈牙利而言，这包括邀请前面提及的匈牙利社会科学家代表团和《匈牙利青年报》的两名记者访华。《匈牙利青年报》是匈牙利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周报。1983年4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乔石向来访的瑞典共产党代表团非正式地提及，与国家间关系相对应，中共希望恢复与东欧各国执政党的党际关系。[1782]

    尽管意识形态在指导中国的外交政策上扮演的是一个次要角色，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各国国内发展有着共同的意识形态基础成为中国人主张的一部分。作为中国愿意被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成员的一个明显迹象是在1983年它承认了东中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然而，北京重申：“政党关系和国家关系在本质上是不同的，是属于不同的方面”。[1783]

    1984年，中国建议用他们自己的预算派遣一个青年干部代表团前往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两国都表示愿意接待该代表团。[1784]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中国共青团未被邀请参加1985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青年节的情况下发生的。

    中国首先发起的高层次的政党间交往始于1984年。中国农业部长、中共中央委员何康在出访匈牙利之前表示，希望能受到匈牙利方面相同级别官员的接待。[1785]1985年中共中央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发了电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致电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祝贺他当选匈牙利党的总书记。新华社一名特派记者前往匈牙利，协助该社常驻匈牙利记者全程报道这次大会。与公开和东中欧各国执政党交往相反，因为中共与苏共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所以中国并未派代表团参加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

    在前述四项原则基础之上，1986年中国提出了类似于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新框架，即以“三个尊重”来处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根据该政策，中共不仅完全尊重东中欧各国执政党与苏共的特殊关系，而且完全尊重其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

    在80年代的后半期，采取更引人注目的行动的条件成熟了。以苏共二十七大后苏联政策的变化和戈尔巴乔夫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演讲为背景，作为中国向苏联施压以获得苏联更多让步的策略的一部分，中共对外关系方面最重要的步骤是重建与东中欧社会主义国家各执政党的关系。

    伊里奇·昂纳克于1986年10月首次访问中国。在他与赵紫阳会晤期间，中国总理强调了在建立相互关系方面的共同点，并强调两国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并为了人民的利益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奋斗。中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告诉昂纳克，两个政党的关系从未正式破裂，因此重建两党关系并非表述该情况的准确措辞。

    继东德领导人之后，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W.Jaruzelski）在1986年10月，亚诺什·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总理卢博米尔·什特劳加尔（Lubomir Strougal）和托多尔·日夫科夫（Todor Zhivkov）在1987年访问中国。[1786]中国总理和中共代总书记赵紫阳在1987年6月对东中欧五国进行了回访。

    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恢复及发展

    从经济观点来看，中国与东中欧各国的关系的意义并不大。从60年代早期开始，为了使经济关系多样化，中国与越来越多的国际伙伴发展关系。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为了获得现代技术和贷款，中国把目标转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80年代早期，中国外贸份额的三分之二来自日本、中国香港、美国和西欧，而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约占中国外贸份额的20％。苏联集团国家在中国传统的外贸份额中所占的比例为8％～10％，其中苏联占第一位，其余依次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1787]另一方面，在1979年至1980年，中国在匈牙利外贸总额中所占比例尚不到1％（在保加利亚外贸中仅占0.4％）。而且因为国内经济问题，1979年匈牙利只能完成向中国出口原定额度的85％。[1788]

    尽管从经济观点看该地区相对不那么重要，但是在80年代早期北京总是强调，开放政策亦涵盖社会主义国家。1980年12月，中国政府经济机构召开了一个旨在协调中国与东中欧经济关系发展长期计划的联席会议。中国欢迎所有旨在克服传统贸易架构的举措。中国人知道，社会主义国家在资金方面并不充裕，因此他们准备接受技术或技术转让作为其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基础。

    我们同意饶玫（Madelyn Ross）的看法。她坚持认为，“在中国所有对外经济关系背后的驱动力——使中国更强，更现代和更加自立——没有变化。自1949年以来根本前提一直是贸易——后来是外援和直接投资——能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并为获得必需物资和建立广泛基础的民族工业提供资金”。但是，她主张“外贸和投资主要是为经济而非政治目的服务”，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1789]在1960年以后，即当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裂痕已经影响到双方的经济合作时，中国开始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东中欧的事例也证明经济关系不可避免地与政治纠缠在一起。

    正如贸易关系对于各方而言并非主要利益所在，贸易关系的起起落落反映了苏联集团和中国之间政治关系的状态。与80年代早期改善政治关系相并行，经济合作的规模稳步增长。在这一现象背后的主要原因是，无论哪个伙伴都不认为经济关系在起源上主要是经济的，而是将之视为政治关系在经济方面的表现。

    然而，从80年代开始，合作的纯经济方面对中国和东中欧各国都越来越变得重要。通过调查他们的经济和可能合作的范围，北京很清楚他们能最大限度利用东中欧各国潜力的可合作领域。正如在北京的匈牙利外交官所注意到的，中国对经济联系和科技合作的发展，尤其是对那些有利于发挥中国军事工业潜力的领域感兴趣。而且，中国想利用与过去朋友的经济关系，在经贸谈判中获得新的知识和实践。尽管苏联将拓宽经济联系看作中国区别对待政策的一部分，但是到80年代中期为止，中国将经济关系附属于直接的政治目标的做法已变弱了。每年的贸易框架性协定由各国外贸部长谈判而定，但是协定往往充满着一年当中公司一级因经常磋商而达成的协议的内容。

    中国工业设备的升级和现代化问题是北京主要考虑的事情之一。苏联和东中欧各国在50年代参与了中国的工业化，在重新改造工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1982年开始，即在公司一级的代表团的访问变得越来越经常之际，在他们直接向苏联提出重新改造问题的大约一年以前中国首先接近苏联的卫星国。[1790]

    1984年3～4月间中国组织和执行首个向这五个苏联卫星国派出代表团的计划的方式很好地说明了中国坦率的态度。在访问以前，中国当局将出访五国的代表召集起来告知此次出访的目的。[1791]负责匈牙利事务的外交部部门负责人与匈牙利驻华大使进行了特别会谈，提醒他注意，中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和代表团的领导人朱镕基有权做出决定，因此树立代表团尽可能好的形象对于访问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1792]朱镕基也会见了五国的驻华大使，并告知他们此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确定在商品贸易框架之外的合作的可能性领域。[1793]

    访问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与东中欧各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雄心壮志的双重目的。它有一个明显的经济目的，即在50年代由社会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工厂不得不进行重新改造，而资本主义国家不愿参与他们的重新改造。[1794]但是另一方面，鉴于苏联卫星国所采取的步骤都受到莫斯科的控制和协调，东中欧成为一个检验苏联是否愿意从事与中国进行技术合作的试验场。[1795]中国与东德的谈判过程很好地说明了中国的意图。东德提前一年向中国提交了自己的建议，但是没有收到回应。然而，在柏林，中国提出了新的一揽子计划，不过其中没有德国以前提出的任何建议。[1796]关于匈牙利参与中国工业的重新改造，中国提出了13类工厂。在匈牙利，代表团访问了与那些在中国即将被重新改造的工厂相类似的工厂。[1797]

    在1985年至1986年间，与在程序上正式的外交交流渠道的建立和党际关系的恢复相平行的，中国与东中欧各国间的双向贸易有了值得注目的扩张。贸易增长几乎翻了一番，远远超过了中国总体的贸易扩张速度与它和其他任一贸易伙伴包括苏联在内的贸易增长速度。但是，中国和东中欧各国的贸易关系与其和日本以及西方国家的贸易关系相比仍然是次要的，并落后于中苏双边贸易。

    当1988年中国与该地区的国家同意双方未来的贸易将以硬通货而非以物物交换为基础时，双边贸易实际上崩溃了。

    结论

    冷战期间，中国是“在执行其计划时不断变换伙伴的精明的第三种势力”。[1798]除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国心态”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驱动力。“现代化”的实现（其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和“中心地位”的恢复是中国政治精英头等重要的目标。

    在中国与苏联论战以及两者关系破裂过程中的可变因素之一，是它致力于重新加强其在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中心地位”。而且，正如毛泽东的目标是想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一样，中国的目标不仅仅是在东亚如其在19世纪以前一样占据着核心地位，而且要在一般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占据核心地位。对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占据核心地位的渴望使得中国努力争取欧洲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其支持者，对现代化的诉求意味着北京想适应那些被认为在科技和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是进步的国家的所有发展。

    中国和与苏联走得最近的东中欧盟国的关系构成了中苏关系的一个特殊方面。东中欧各国本质上在中国对外政治方面扮演的是一个次要的角色。该地区的重要性源自它在1948～1949以后成为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中国在其外交政策中把与各个国家以及整个地区的关系视为中苏关系的派生物。北京对东中欧各国的政策只有被置于中国与东中欧各国关系在三个层面的运作背景下才能被理解：（1）中苏军事联盟和军事平衡，这不仅在双方敌对时期而且在紧密合作阶段对于中苏双方的国家安全都是非常重要的；（2）整个苏联集团与中国的关系；（3）各个国家与中国的关系。

    对于中国而言，与从属于华沙条约的苏联卫星国的关系并不构成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然而，由于它们与苏联的特殊关系，中国对这些国家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分化政策。中国把那些与苏联紧密合作的国家看作并不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因此中苏关系的变化也对这些国家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与东中欧各国的关系不应仅被视为中苏关系的派生物，也应被视为中苏关系一个影响因素。首先，两大国都将这些国家作为中间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国家特殊重要性源自下述事实，即这些国家不仅是中国向莫斯科施压的工具，而且在中国国内的宣传中被用来证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身份和使中共的新政策得以合法化。此外，北京对于东中欧各国的经济改革的经验有着特别的兴趣。

    1989年是中国与东中欧各国关系的转折点。随着东中欧各国剧变的发生，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几周时间里就崩溃了。在匈牙利，由于在其外交和经济政策中西方定位占据了绝对统治的地位，其与中国的关系变得无关紧要且完全超出了新的民选政府的视界之外。波兰和匈牙利领导人甚至考虑了与中国断绝关系的可能性，1990年1月匈牙利成为前苏联集团国家中第一个开设台北商务办事处的国家。

    （卢培栋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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