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丽莎[1799]

    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在1980年代早期非常缓慢地摆脱了遏制，而转向谨慎的和解。官方政策的逐渐变化伴随着相互冲突的三个主要政策力量的出现——边疆地区、莫斯科决策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仅苏联的地方当局，还有中国的地方当局都呼吁要重开边界贸易。早在他们的中央政府的同事热衷于遏制行为时，这些地方官员就已开创了中苏合作的新局面。

    同时，在莫斯科，决策者和学者们对于中国意义深远的经济改革和正在发展的中美关系对苏联的影响开始表达出有分歧的观点。很自然，检查制度为苏联的中国政策官方表述的任何变化设置了界限，但是尤里·安德罗波夫（Yuri Andropov）的上台提供了一些新的机会，可以听到关于中国政策的不同观点。同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日益明显的分裂，这要归因于1980～1981年的波兰危机，苏联共产党与意大利共产党之间公开的紧张关系导致的更大规模的争论……对这三种政策力量进行重新评估将证明找到遏制中国政策的替代方案是必要的。遏制政策历时既久，且不断产生反作用。

    边界地区重开边界贸易的努力

    重开跨界贸易成为中苏关系好转的先驱。1982年10月，当中苏关系开始缓和时，双方就重开边界贸易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举行了会谈。早在1972年，哈巴罗夫斯克就已经力劝莫斯科重开边界贸易。差不多10年后，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中国的边疆省份进行视察时，他发现当地居民同样渴望重新开展边界贸易。在黑河的一次讲话中，胡耀邦敦促中国北方向外部世界开放：“南深北黑，比翼齐飞。”黑河居民因胡的视察和讲话而激动万分。1983年春节，当人们张贴春联时，春联内容不再是往常有关富贵吉祥，而是来自于胡把黑河比作另一个深圳的讲话中的语句。

    1983年4月10日，黑龙江与苏联远东、内蒙古与西伯利亚签订了两个协定，恢复了边界贸易。[1800]边境地区，如哈巴罗夫斯克非常欢迎边界贸易的重新开展。在1984年11月的一篇报道中，哈巴罗夫斯克地方党的领导重申他们的观点：边界贸易的扩大能促进苏联远东地区紧缺物资的供给。[1801]

    黑龙江省政府官员甚至更加积极地劝说北京。哈尔滨的官员们就边界贸易问题举行了一系列高层会议。中国国务院最终同意了这个省的建议。以此为基础，中国政府提出了开放四对边界口岸进行贸易的建议：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绥芬河与格罗杰科沃、通江与下列宁斯科耶、满洲里与外贝加尔斯克。[1802]

    80年代早期，在向他们的国家领导人解释重开边界贸易的益处方面，中国和苏联边境地区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黑龙江。但在实现这个目标时，他们的努力受到了发生在北京和莫斯科的事件的抑制。当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在双边关系上逐渐开始实行缓和政策时，地方得到了更大的成功。

    莫斯科决策层及其对华政策

    80年代伊始，苏联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在美苏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北京和华盛顿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苏中关系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达成的和解非常有限。[1803]不是努力摆脱正在恶化的国际和国内局势，疾病缠身的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及其年老的继承者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选择了一个有限损害战略（damage-limitation strategy）。他们倾向于认为，苏联严重的国内和国际问题是美中阴谋所造成的。

    同时，由于毛泽东的去世，中国对内对外政策的缓和趋势给了苏联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以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少数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相信中苏关系的改善能够加强中国的缓和趋势。[1804]

    尽管在中国发生了这些变化，然而，多数苏联外交政策的精英坚持认为“没有毛的毛主义”会继续保持优势。因为中国政策的连续性，对于出现重大改善的可能性没有任何乐观的理由。尽管官员和学者的联盟对于在学术杂志和新闻媒体上讨论中国的内容继续施加强大的控制，到80年代早期，具有改革思想的分析人士和实事求是的外交政策实践者开始在某种程度上背离主流的硬性限制。

    对于中央委员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束缚，外交部内部越来越感到沮丧。例如，在《远东问题》这一关于中国的主要的学术杂志上，早在1982年2月出现了明显不同的解释。当拉赫马宁（Rakhmanin，化名Borisov）称关系“冻结”并直接把责任推给中国一方时，贾丕才（Kapitsa，笔名Ukrainstev）提到了苏联一直在进行的旨在改善关系的“小步骤”。[1805]尽管如此，不管他在改善对华外交关系上有多大兴趣，贾丕才关于中国政治的观点更接近于拉赫马宁而不是改革派学者，如杰柳辛（Deliusin），他看到了后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真正变化。[1806]

    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演说，对中国采取了更为和好的语气，并且呼吁重新启动中苏政治对话。[1807]甚至在此之后，遏制中国的辩护者，如拉赫马宁，仍然为他们的观点找到了一个平台。这就导致了对外联络部与国际部中具有改革思想的专家之间出现一些争议。这些专家，如安纳托利·契尔尼亚耶夫（Anatolii Cherniaev），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Gor-bachev）的外交政策顾问之一。契尔尼亚耶夫回忆说，尽管当时勃列日涅夫努力对华实行和好方针，《共产党人》仍然发表了一篇对拉赫马宁一本著作的赞扬性书评，里面充斥着恶意的反华言论。根据契尔尼亚耶夫的说法，拉赫马宁保持着强大的力量，控制了一群汉学家和许多关于中国的宣传机构。而且，自从他把职业生涯建立在对毛主义的“曝光”上后，中苏关系正常化对他就没有任何好处了。[1808]

    契尔尼亚耶夫批评拉赫马宁著作的书评，激怒了他的老板波诺马廖夫（Ponomarev）。他讨厌中央委员会不同部门成员之间的公开斗争。契尔尼亚耶夫拒绝屈服，甚至写信给正在南方休假的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后，向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契尔尼亚耶夫称之为“政治遗嘱”），提醒他的同事注意他在塔什干演说的内容。[1809]据报道，安德罗波夫表示完全支持，即使后来证明，他也无法让保守的对华关系正常化反对派保持沉默。

    在安德罗波夫短暂的统治期间，支持改善对华关系的改革者在苏联外交政策精英中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力。安德罗波夫的那些60年代在他任职中央委员时就为他工作，并且长期以来主张改善对华关系的前顾问最终得到了一个机会，可以同愿意倾听他们意见的领导人讨论他们的观点。这些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一直反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时间的推移也没有改变他们的观点，尽管在70年代他们的分析更为细致入微，在公开场合他们并不重要。因为检查制度的约束，分析要符合意识形态框架。

    据报道，阿尔巴托夫（Arbatov）建议安德罗波夫：鉴于美苏关系的恶化，苏联有机会可以对中国做一些事情。[1810]亚历山大·鲍温（Aleksandr Bo-vin），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安德罗波夫的前顾问之一，第一个抓住机会在1983年2月访问了中国，其后发表评论：“不管官员们对正常化的讨论情形怎样，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正绕过这个问题，正常化正在缓慢进展。”[1811]然而，在这个时候，保守派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主张谨慎对待中国，并声称中国的改革将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强调中美合作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些保守派批评家才离开权力中心。

    苏联对中美关系发展的反应

    由于里根（Reagan）政府矛盾的对华政策而导致中美关系的紧张，苏联相对于中国获得了潜在的操作空间。这一时期中美分歧常常发生在三个“T”上：台湾（Taiwan）、贸易（trade）和技术（technology）。虽然里根总统开始想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拉进一个广泛的反苏联盟，但他不愿意以台湾为代价来改善与北京的关系。一项销售先进战斗轰炸机给台湾的提议导致了1981～1982年同北京的摩擦，最终这项交易被取消。[1812]中国领导人对他们在这个事件中的反应直言不讳。一篇新华社的报道断言，凡是认为中国由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问题上需要美国的支持而将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的人应该记住中苏分裂。[1813]在当时，中国决策者对美国政策还有其他的抱怨，特别是美国对进口中国纺织品和向中国出售高科技项目的限制。

    随着里根政府重振美国力量的行动，中国感觉到苏联的威胁更容易对付。[1814]在80年代早期，中国逐渐认识到，由于在阿富汗和东欧的困难以及国内日益明显的经济危机，苏联的力量正在削弱。矛盾的是，正当中国觉得没有必要向美国倾斜的时候，里根政府对加强同中国的关系有了更大的兴趣。实际上，80年代早期，中国领导层对美苏力量平衡的重新评估使他们转向实行更加独立的外交政策。[1815]

    里根总统对北京的访问促成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转变。这是里根对共产主义国家的首次访问，他带着中国将会很快拥抱资本主义的希望回国。然而，事实证明，对于中国来说，里根的反苏言论是多余的，因为他们对里根在华期间的演说进行了删改。[1816]中国领导人希望美国在诸如阿富汗等问题上对苏联提出有力的挑战，但又非常谨慎地避免陷入美苏冲突之中。他们也拒绝了美国战略伙伴关系的呼吁，害怕会因此减少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灵活性和影响力。

    如以前一样，尽管美中关系中有摩擦，中华人民共和国仍坚持认为，同苏联关系的任何改善将取决于三个障碍的消除。这三个障碍分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在蒙古和中苏边境的军事存在。他们视其为苏联在亚洲进行战略扩张的象征。正如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所解释的，“中国把三个障碍作为测量标准”来评估苏联的行动。[1817]来自苏联高层的观点认为，苏联与其他国家外交关系的代价超过苏联消除这三个障碍的潜在利益。实际上，中国从未明确说明有什么让步准备拿来做交换。[1818]而且苏联拒绝承认三个障碍证实了中国关于苏联威胁的看法，从而强化了先前中国外交政策向西方的倾斜。

    虽然在80年代早期中国放弃了反苏的统一战线战略，苏联领导人仍把存在问题的中美关系定义为敌意。中央政治局指示苏联外交官揭露美中和解的危险性——特别是军事领域可能的合作，声称在中国领导人把中国引向“有利的方向”之前，美国对军事关系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其时中国虚构了一种“热爱和平”的外交政策，以赢得时间提高防御能力。政治局争辩道：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将有力地促进中国向军事霸权的迅速转化。[1819]

    在发表于苏联武装力量内部的半公开杂志《军事思想》上的一篇文章中，阿·克鲁契宁对美中合作的后果提出了一个非常悲观的观点。比他的军界同事的观点更危言耸听的是，他声称，美中之间的矛盾“不占主导地位”。[1820]

    在80年代早期，一些苏联官员把中美联盟看作功利婚姻——西方利用中国改变均势和提供反苏压力，而中国则利用西方帮助它成为大国。[1821]拉赫马宁评论说，“综合分析表明，在中美关系中和作为整体的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分布方面正在发生质的重大转变”。[1822]然而，著名学者叶夫盖尼·普里马科夫批评了这个解释。这个解释认为，由于中国偏离了社会主义路线，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多极中心的迹象。根据普里马科夫的看法，中国领导人制定的政策同社会主义及革命进程背道而驰，这并不意味着国际体系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发生了结构性变化。[1823]

    在80年代早期，中国领导层终于开始了重新评估毛主义政治经济战略的过程。这一发展模式是苏联领导人一直声称的中苏关系得以改善的先决条件。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项批评毛的决议，特别是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当邓小平1978年返回中国领导层并开始实施根本的经济改革措施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开始出现了意义深远的变化。因为中国需要一个稳定的国际环境以专注于国内事务，中国人希望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并同范围广泛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1824]这样，1982年中共十二大宣布，中国将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再同其他超级大国建立同盟关系。这就摆脱了70年代后期同美国建立的准同盟关系，反映出美中关系的紧张和对苏联经济困难将会限制其针对中国的军事集结的预期，排除了与华盛顿结盟制衡苏联威胁的必要。

    尽管事实上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宣布了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但苏联的权威评论家在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下，在80年代早期继续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虽然到那时，“没有毛的毛主义”是防御性的，观察家注意到毛的遗产在中国外交政策上的持续影响力，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追求反苏和反霸权的政策，包括对分裂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1825]一些官方评论把中共十二大宣布的转变看作一种策略。[1826]

    由于对直接针对苏联利益的中美同盟的关注，苏联分析人士整理出了中美关系中中美立场的异同。一些分析家强调中美关系中的矛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和在亚洲利益上的竞争。时任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中国部领导人的弗拉基米尔·卢金和鲍温坚称，这些矛盾将在美中之间长期存在并排除任何共同的利益。[1827]

    然而，大多数苏联学术界分析家宁愿关注具体的差异。[1828]当里根恶化了美苏关系的时候，当局越来越多地指责里根政府诱使中国加入其反苏计划。一些权威分析人士断言中国被美国利用，而且这种形式的合作有损于中国利益。[1829]同样，苏联学术界提出警告：美国试图控制中国政策以保证进入中国市场，侵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发展。[1830]苏联的评论关注中国人对其独立的怛忧，经常强调美国试图把中国变成一个“小伙伴”。[1831]

    苏联对中国经济改革的反应

    整个70年代和80年代初，苏联领导层把中国市场导向改革的发展看作对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挑战。恰逢日益明显的苏联的经济危机和波兰的政治危机，在80年代初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争论中，中国人的选择显得非常突出。

    直到80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的继承者仍试图不实行市场导向的改革而平息波兰模式的政治危机。然而，负责中国政策的保守派官员——其职业生涯曾因中苏关系的紧张而辉煌，抓住中国所声称的资本主义方式而使继续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得以正当化。[1832]拉赫马宁是这一观点支持者的领袖人物，他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返回到混合经济是“社会经济领域明显的倒退”，并预言中国西方取向的改革将导致失业、政治动荡和损害社会主义利益。[1833]

    杰柳辛后来评论说，苏联的决策者提出“中国转向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凶兆“以强化苏联社会普遍接受的观点——不可能克服苏中分裂……不管是争论双方，还是朋友，一些人变得习以为常，一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人获得了好处，因而对长久保持冲突怀有浓厚兴趣，而不是想要结束冲突”。[1834]这些官员直到戈尔巴乔夫时代仍继续控制对华政策。

    这样，在80年代早期，苏联外交政策精英对中国现代化计划采取了一种敌视的态度。这来源于中国人对基于苏联经历的发展模式的拒绝。特别是，苏联的学术评论认为，中国通过综合计划制定经济政策是一个失败。一些苏联观察家还把中国零敲碎打的改革措施看作处理系统性难题的失败，同时也是如同“大跃进”那样的新的唯意志论行动的前兆。这些分析家批评中国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图（和毛派基础），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就等同于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普遍真理的价值和苏联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一些苏联学者指责中国旨在实施民族主义和“右翼改革派型”的政策，这构成了对社会主义利益的直接威胁，代表了“在社会经济战线上严重的战略退却”。[1835]

    其他评论家试图捍卫苏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断言没有把僵硬的模式强加给任何人。这些学者批评中国的做法曲解了一般与特殊的平衡；换句话说，降低了苏联经历的价值而过分强调了中国的特色。[1836]阿纳托利·布廷科的解释更细致入微。在他看来，苏联经验仍然有效。因为某些首先发生在苏联的现象，如社会主义革命、工人阶级取得权力、工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在其他国家再现。但是，他指出，“每一个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代表了一般与个别及独特性的有机结合”。[1837]

    苏联官员批评中国接受资本主义，但是指出，鉴于那个国家过去20年来社会主义的扭曲发展，这并不令人吃惊。勃列日涅夫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去20年里社会经济发展的经历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表明社会主义原则的扭曲会导致什么……”[1838]据一位权威的观察员看来，自从毛派的经济政策进入社会主义术语中，社会主义在中国就名誉扫地了。[1839]

    从1982年开始，由于苏联外交政策精英中保守派和改革派在对华政策上斗争的结果，对有关中国的文章的检查更为严格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后，除了指出改革进程是美中合作的刺激因素，苏联仍然很少对中国改革做出官方评论。[1840]

    尽管80年代初保守派官员在对华政策中仍保持优势，但在安德罗波夫任总书记期间，苏联外交政策精英中对于中国改革越来越明显地出现不同的观点。在安德罗波夫的领导下，开始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辩论。一派主张正常化，同时倾向于在苏联进行改革；反对派官员坚持正统意识形态，维持其既有的对华政策，并主张保持苏联现状。[1841]因为安德罗波夫领导层在苏联实行有限的改革，保守派的观点——反对苏联改革及批评中国背离马列主义，在这一时期，基本从学术出版物上消失了。因为苏联对媒体的封杀，改革派学者和官员在讨论中国改革时对苏联问题也常常提出隐晦的批评。[1842]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费多·贝尔拉茨基1982年发表在《新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关于中国演变进程的文章，对斯大林的批评被普遍理解成对毛的批评。[1843]贝尔拉茨基认为，中国的改革标志着经济发展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的调整和对旧体制的重建。[1844]他后来评论说，在文章中他试图对邓的改革表达最高的敬意，因为他看到在苏联需要进行同样的经济结构改革以及建立更加多元化的政治体制。[1845]

    直到安德罗波夫时期，苏联学者倾向于轻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任何进步，并忽视对外开放政策的积极效果。然而，到1983年，一些分析家开始评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好处——吸引外资，发展合资企业，特别是作为一种对虚弱的经济基础的补偿手段。尽管如此，中国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系仍被看作对社会主义利益的威胁。[1846]苏联学者认为，如50年代所显示的那样，同社会主义国家合作的优势远远超过北京对外开放政策的潜在好处。[1847]

    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分析文章继续对中国的改革吹毛求疵，不过在这时，苏联学者已把更多的兴趣投向中国改革计划的具体方面。他们很勉强地承认自1978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一些经济进步，但大大低估了这些进步的意义——一些分析家把中国改革的成功归结为1978～1983年期间与毛时代危机状况的对比。[1848]而且，苏联学者仍保持批评的立场，对涉及使用家庭承包的农业改革找茬——这可能导致恢复私有财产关系和社会分化。[1849]

    在契尔年科统治时期，关于苏联的对华政策和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矛盾的争论仍在继续。根据马克·兹洛特尼克的说法，契尔年科反对教条地运用马列主义，并看到要避免波兰共产党的命运，苏共必须更能响应群众的需要。[1850]在这个时期，戈尔巴乔夫成为主管意识形态的新书记，对意识形态讨论的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反而趋向收缩了。虽然对经济改革的讨论被允许继续进行，但两个改革派学者，耶夫盖尼·阿姆巴祖莫夫（Evgenii Ambart-sumov）和阿纳利·布特科（Anatolii Butenko），因他们的观点而受到指责。在兹洛特尼克看来，契尔年科需要政治盟友来战胜反对他的改革派。[1851]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创新需要人事的变动，这只有当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时才成为可能。

    在戈尔巴乔夫统治的第一年，大多数苏联官员对中国的改革持保留意见。然而，费多·贝尔拉茨基1985年夏天在苏联电视上关于中国改革的评论显示了他们中间更多官员对此的兴趣。他说，“这些重大的社会实验的结果和问题在中国本身和国外得到广泛的讨论”。贝尔拉茨基指出，对苏联来说，了解中国的改革是“有趣的和重要的”。[1852]

    80年代中期，苏联学术界开始直接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中国的改革进程。对改革各方面的客观经济分析在学术文献上变得更加普遍。一些分析家赞许地指出，中国人取得了一些激进的创新。[1853]但是，苏联观察家继续批评中国改革的个别方面。例如，虽然，苏联在1985年关于对外开放政策的讨论使他们对成本和效益有了更客观的经济分析，不过在一些苏联人的著作中仍然有一种感觉——对外开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同社会主义国家的作用不相容。一位苏联学者说：“在各领域发展同西方联系的行动削弱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854]

    1985年，还有大量的批评涉及放松中央控制的问题，一些人继续质疑中国解决大量经济问题的能力。[1855]而且在这个时候，在苏联分析家中，对于在中国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重点产生了分歧——是放弃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遵循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借口，还是符合马列主义反对僵化模式的一种思想。[1856]

    虽然到80年代中期，对中国事情的批评性分析大大减少，但同中国关系的逐步缓和提高了对中国政策所进行的讨论的政治敏感性。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朝着关系正常化采取具体措施并在国内实行改革时，对于中国改革的讨论变得越来越既同中苏经济关系的发展相关，也同苏联国内关于改革的辩论相关。

    对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的关注

    1980年代早期，中国对其他共产党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当北京开始转向独立的外交政策时，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共产党改善关系的主要原因是这个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意愿，而不是对苏联的敌视。[1857]尽管反苏主义不再是中国共产党同其他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试金石，苏共仍然感到了来自中国的一种挑战，即对待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方式。这种方式与其说不再认为统一是一种责任，不如说是把其他各党与中共接近作为一种选择。[1858]

    为了应对中国共产党处理与各国共产党关系的新做法、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以及中国的改革，苏联采取了防御性措施，试图从国际和国内的角度强调以苏联为中心的共产党的团结。例如，从70年代到80年代初，苏共中央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定期举行会谈，以协调他们的对华政策。[1859]例如，在1980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来自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国际部的代表指出，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图通过讨好各政党来分裂社会主义大家庭，以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各国建立广泛的战线、商定行动方针、全面协调对华政策就显得更为重要。[1860]

    1980～1981年的波兰危机，把独立工会的出现看作对波兰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挑战，并因实施戒严而达到高潮，这进一步对苏联关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意识形态构想提出了挑战，也给苏联关于中国改革的评价蒙上了一层阴影。80年代前半期，在很大程度上针对波兰的局势，发生了一场重要的意识形态争论。一些苏联官员认识到，必须承认苏联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经济危机——波兰危机充分显示了忽视这一严重问题的后果。他们发现，中国的改革措施过于激进了。

    辩论似乎把重点放在了对分裂的认知：在社会主义旗号下是否存在矛盾，如果存在，那么它们是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的。[1861]而这个主题又导致了对当前紧迫问题的讨论，例如，波兰动乱的原因，类似的社会经济危机在苏联发生的可能性等。[1862]

    在这场辩论中可以看到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发展不充分的时候，存在着矛盾，而这种矛盾具有非对抗性的性质，例如在波兰。按照主流思想家的看法，波兰发生危机的原因在于挥之不去的资本主义残余，如私人农场和合作社。[1863]苏联既然是一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危机。[1864]这个观点的支持者相信，偏离正统方法来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削弱社会的凝聚力。支持者还认为，中国的改革模式——涉及非集体化和资本主义手段的引进——是一种异端。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执政党放松同群众的联系时也可能出现非对抗性的矛盾。波兰危机之后，勃列日涅夫以及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相信这一观点，他们承认像苏联这样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问题。然而，这一观点的支持者强调，答案是加强控制而不是进行结构性改革。尽管如此，安德罗波夫比他的同事们更愿意考察这些问题的原因。[1865]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80年代前半期关于中国改革的流行观点是模棱两可的。

    第三种观点是学术界改革的支持者提出的，如布特科和阿姆巴祖莫夫，他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因为长期的利益冲突而发生对抗性矛盾的可能性。[1866]例如，阿姆巴祖莫夫在他的一篇讨论困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的文章中指出，列宁因认识到喀琅施塔得叛乱构成了危机，作为结果，决定实施更自由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1867]根据这一观点，对于危机前出现的状况，唯一可行的对策就是改革，这是后来为戈尔巴乔夫所遵循的立场。如果改革对社会主义国家解决社会冲突是必需的，那么，中国的改革模式至少对中国情形来说可以被看作积极的发展。

    意识形态问题笼罩着苏联的对华政策，这不仅表现在苏联对中国改革的反应和这些改革对苏联国内辩论造成的冲击，而且表现在波兰实施戒严法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所造成的紧张局势。80年代初，苏联官方和学者继续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及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重要性。例如，《共产党人》杂志1981年的一篇社论指出，中国想要回到社会主义道路将涉及实现以下三点：（1）加强工人阶级在中国的作用；（2）调整农民的作用；（3）加强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主义运动作为整体的影响力。[1868]

    80年代初，一些苏联官员继续攻击中国领导人破坏社会主义团结的做法，例如，拉赫马宁指出，“当国际主义与破坏社会主义原则的民族主义进行斗争时，中立是不可能的”。[1869]然而，在波兰危机之后再来谈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以及苏共与意大利共产党的分裂是否还有意义是令人怀疑的。

    波兰戒严法的实施导致了意大利共产党与苏共关系的公开破裂。意共对苏联外交政策的批评回应了中国的主张——苏联和美国保持势力范围的侵略意图具有相似性。像中国人一样，意大利共产党批评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指责苏联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内部事务。[1870]

    1982年初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去世后，苏联减弱了对意大利共产党的攻击。根据约安·巴特·乌尔邦的看法，这个决定与1982年3月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态度不期而遇。在他看来，中国人对于苏联和意大利共产党持续的公开论战将不会有善意的回应。[1871]然而，与70年代后期已经持续改善的意共与中共关系相对照，苏共和意共之间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1983年夏天，当埃里克·柏林奎（Enrico Berlinguer）在中国休假时，这种对比进一步加强了。[1872]

    契尔尼亚耶夫回忆到，在安德罗波夫统治期间，苏联领导层对集团内部关系采取了更加现实主义的态度，其表现就是试图改善同意共及中国人的关系，虽然是出于错误的理由——保持苏联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1873]1984年6月，戈尔巴乔夫参加埃里克·柏林奎的葬礼是一个和解的表示，显示出这个年代后期苏联共产主义运动政策的变化。

    意共和苏共公开论战期间，中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在一些基本观点方面是同意大利共产党是一致的。例如，对外交政策的评价，不愿盲目地听从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意大利和中国共产党立场的一致性加强了他们的主张，即每个政党都有权寻找他们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意大利提出第三条道路，而中国人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管用什么名称，苏联都很反感，因为这挑战了苏联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权和合法性。

    80年代初，中国人同罗马尼亚人及南斯拉夫人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保持独立和主权原则的重要性也取得了一致意见。多年来，中国领导层第一次表示了同其他东欧国家改善政治、经济关系的兴趣。[1874]虽然苏联领导人一直在指责中国更愿意发展同西方的而不是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但苏联面临着中国同东欧的关系超越苏中关系的局面，这是对社会主义阵营中苏联领导权的另一挑战。

    到1985年，对中国政策的态度变成了划分各种不同利益的范围的尺度。邓的改革计划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激发了自治情绪，并使中国在欧洲共产党中得以找到新的盟友。与此同时，在中国边境地区，双方的地方官员看到了解冻的迹象，他们呼吁恢复边境贸易以刺激贫困的边境地区的发展。在莫斯科，具有改革思想的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为邓小平的经济改革所激励，深信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是越来越难以控制的和不稳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选择，迫切要求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外交部官员仍保持对中国的政策的批评，但看到了采取务实措施推动中苏关系向前发展的需要。

    倾向于遏制政策的联盟在80年代初仍然存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后便开始聘用改革派学者和新闻工作者做顾问，同时也有来自联盟的关键性成员，如安德罗波夫和葛罗米柯，要求调整反华的遏制政策的压力。只有乌斯季诺夫（Ustinov）和拉赫马宁坚持他们的立场，在应对中国自60年代以来的政治、军事挑战方面，反对削弱军事和意识形态上的防御。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对安全和集团关系采取了新的政策，苏联的对华政策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宋登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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