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拉钦科

    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有很多因素，研究者对这些因素已有基本的分析和讨论，但是有一个问题被忽略了，这就是苏联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机构中干部队伍的变化。

    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继承了前任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机构，最高权力属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契尔年科（Konstantin Chernenko）逝世时，政治局有正式成员10名，候补委员6名。在其中得到一把交椅绝非易事，在政府中位居高位并不能保证其具有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例如，自1957年就担任苏联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直到1973年才成为政治局委员。他一成为政治局委员，外交部在决策制定中的声音就明显地加强。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时，葛罗米柯取得了政治局中迄今为止最重的地位，在苏联外交政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葛罗米柯并非政治局中唯一的外交政策专家，他与波诺马廖夫（Boris Ponomarev）平分秋色。波诺马廖夫1972年成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是葛罗米柯的对手。他是党中央书记，也是主管党际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以外政治运动的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的领导人。波诺马廖夫掌管的对外政策部与葛罗米柯负责的外交部有些活动是重合的，二者关系密切。但是，外交部控制着更多的资源，掌管着更重要的外交专家。在外交政策制定中，波诺马廖夫最强大的影响力表现在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上。正是在第三世界国家，对外政策部起的作用最大，尤其是在20世纪70年代，苏联卷入了非洲的各种争端，并最终陷入了阿富汗战争的泥潭。

    勃列日涅夫的对外政策顾问必须离开

    中国问题并非波诺马廖夫棘手的问题之一。尽管中苏关系中发生过对抗，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处于苏共中央另一个部，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的管辖之下。此时，该部在著名的官僚卢萨科夫（Konstantin Rusakov）的领导下。卢萨科夫既非政治局委员，也非候补委员，因此，无论在哪方面，他的势力都不能与葛罗米柯相提并论，与波诺马廖夫相比也难以企及。然而，通过有影响力的第一副部长拉赫马宁（Oleg Rakhmanin）的努力，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在苏联对华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显然是负面的。拉赫马宁是中国问题的著名专家，被广泛认为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持怀疑论，与他的下属库里克（Boris Kulik）一起合著了关于中苏关系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痛斥中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反苏的外交政策。[1875]这本书于1971年出版，后来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相继出现了多种版本，成为从苏联的视角观察中苏分歧的权威性参考书。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每年举行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官方会议（Inter-kit）这个强有力的机制，苏联的观点，抑或说拉赫马宁的观点，被当作亘古不变的真理传递给了苏联的盟国，并将关于中国问题的政治和学术对话限定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长达20年之久。[1876]

    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没有人比总书记的外交顾问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的作用更大了。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Vladimirovich Androp-ov）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外交顾问的位置被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Andrei Aleksandrov-Agentov）占据。尖刻的政党官僚送其绰号——“麻雀”，既因为他瘦骨嶙峋、弱不禁风的外貌，也因为其对自我价值的感觉。报告给总书记的对外政策信息，都由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筛选。无论以何标准衡量，这都是很大的权力。他也参加外国官员的高层会议，这提升了其在苏联对外政策界同仁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位有多年与西方打交道的工作经验的职业外交官，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对外政策的见解非常务实。他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他理所当然地比那些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正统顽固分子自由得多，因为他可以直接接近总书记，尤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时期稍次。戈尔巴乔夫撤下亚历山德罗夫，换上了新干部。

    在总书记的助手中，至少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职位是明确的。但一些有机会接近总书记并与之直接联系、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制定发挥了不易衡量的作用的其他人并非如此。在这些非官方的顾问中，有两个人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尤其密切，他们是尼古拉·伊诺仁采夫（Nikolai Inozemt-sev）和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Georgii Arbatov）。二者均为勃氏的演讲撰稿人，曾在莫斯科北面的托维德夫总书记乡村官邸中与其一起居住很多天。演讲撰稿人的确不能正确对待他们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们既不是苏共中央的职员，也不是总书记的助手，仅是勃列日涅夫的非正式政策顾问，但每个人在莫斯科都领导着一个重要的学术机构。

    伊诺仁采夫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1956年开始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已经成为苏联最杰出的智库。该所有职工近千人，主要关注欧美地区的政治经济态势，但从没有忽视对亚洲的研究。比如，它有一个强大的日本研究部门，并紧紧跟踪中国的发展。为此，有一次伊诺仁采夫甚至请求苏共中央委员会允许该所在北京设置他们的特殊代表处，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国。不幸的是，这个请求被拒绝了。正因为伊诺仁采夫与勃列日涅夫的关系，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有相当大的权力——不是决策权，而是咨询权。它经常向政府和政党权威提供他们对各种国际问题的分析，但在政府和政党那里，该所的报告并不总是受到欢迎，因为这些报告与官方宣传的理论不一致，比如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而该所的研究人员对资本主义的前景持微妙得多的观点。正因如此，在有些官员眼中，它有“修正主义老巢”之嫌，伊诺仁采夫被送绰号“可口可乐”，部分因为他的第一个名字和中间名读音相似——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Nikolai Nikolaevich），也是因为他的修正主义思想。[1877]

    为了自身安全，“可口可乐”紧紧围着勃列日涅夫转。1982年，在一次精心策划的活动中，伊诺仁采夫连同他的研究所遭到了严厉的批评。这好像是米哈伊尔·齐姆亚宁（Mikhail Zimianin）煽动的。他是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位书记，嫉妒伊诺仁采夫的影响，同时，因为伊诺仁采夫在1981年成为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齐姆亚宁感到自己职位升迁的前景受到威胁。而伊诺仁采夫对此过于用心，于1982年8月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也历经数月的动荡。[1878]1983年5月，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迎来了新所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ksandr Iakovlev），他成为日后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核心设计者。在我们的故事中，他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雅科夫列夫原为苏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据说因为发表了一篇批判苏联文学中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文章，1973年，他作为政治流亡者赴加拿大担任大使。实际上，他更像秘密的权力斗争的失败者。1983年，戈尔巴乔夫访加时会见雅科夫列夫。雅科夫列夫对苏联现实的批判性观点与戈氏不谋而合，这给戈尔巴乔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戈尔巴乔夫安排他荣归。雅科夫列夫之于戈尔巴乔夫，犹如伊诺仁采夫之于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提升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威望，强调它在政策讨论中的影响。雅科夫列夫1985年7月离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后，更加得到戈氏的提拔重用。他先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并最终成为政治局委员，在苏联政治等级中位列第二。[1879]

    勃列日涅夫的另外一个演讲撰稿人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是另一个智库——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创始人。阿尔巴托夫领导的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竞争者，二者所关注的领域重合。和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样，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真正影响力更多的仰仗于他的领导人与最高领袖保持私人密切关系的能力，在这方面，阿尔巴托夫略胜一筹。他与勃列日涅夫保持着极好的关系，同时，与安德罗波夫也保持着良好关系。60年代，阿尔巴托夫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工作。当时，安德罗波夫领导着苏共中央联络部，主管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67年成为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契尔年科来去匆匆。就戈尔巴乔夫而言，阿尔巴托夫与之发展了私人关系，这就促成了8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影响力的增强。

    根据阿尔巴托夫的朋友、在对外政策部波诺马廖夫领导下工作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Anatolii Cherniaev）日记中描述的情况，我们就会对阿尔巴托夫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投去异样的眼光：“（1985.4.11）……我在阿尔巴托夫的家里。他说他仍然经常与戈尔巴乔夫来往，有时写便条，有时打电话。他说，在过去的两周，他已经‘给他写了41张便条’……说我们有必要更加频繁地向美国人表明，离开美国，我们可以设法对付，但是离开西欧不行；说戈尔巴乔夫不应该太频繁地出面向公众发布公告和倡议，不要步勃列日涅夫、契尔年科的后尘；说我们应该更加充满热情地与中国和好；说如果不是四个岛屿都给日本的话，我们至少应该给它两个，否则，我们什么地方都得不到；说我们必须结束阿富汗战争，这个问题想必戈尔巴乔夫已经想好了；最后还说，我们必须不再把社会主义国家当作卫星国，而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相互关系……”[1880]

    阿尔巴托夫深信必须向戈尔巴乔夫灌输如此诡异的想法，而戈尔巴乔夫即使尚不情愿接受阿尔巴托夫更加颠覆性地表现中所流露的自由主义观点，至少也是愿意接受上述观点的。例如，1985年4月23日，也就是阿尔巴托夫向切尔尼亚耶夫吹嘘自己对戈尔巴乔夫的影响两星期后，总书记在苏共中央全会发表讲话。他重申打击帝国主义的传统外交路线，对新的思想只字未提。[1881]那天，阿尔巴托夫相当失望。切尔尼亚耶夫当天如是记载：“虽然与三月中央全会的主旨相同，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在国内政策方面是积极的。在对外政策方面，报告缺乏生机，平淡无奇，是‘标准的报告’。或者他不想立刻把注意力转向这份‘材料’，抑或他已经再次把这一切交给了葛罗米柯（这样的话可能是错误的）。阿尔巴托夫在我旁边抱怨说，他不接受‘应他之邀我向他提出的’任何意见。”[1882]

    但是阿尔巴托夫不需要担心，他尚未失宠。只是戈尔巴乔夫听取了其他人的建议，可能是葛罗米柯的，或者是亚力山德罗夫-阿根托夫的，抑或是在这个官僚迷宫中的其他人的。在这个迷宫中，不乏遇到相左的意见。正如在许多场合一样，阿尔巴托夫目睹了戈尔巴乔夫的消极被动。但戈尔巴乔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非总是消极被动，他经常可以采取积极的行动。正是他这种非持续性给像阿尔巴托夫这样的人与众不同的机会。

    处于弗拉基米尔·卢金（Vladimir Lukin）集团中的格奥尔基·阿尔巴托夫在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领导中美关系研究，1985年10月他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并认为“更加充满热情地与中国和好”的观点是正确的。阿尔巴托夫此行促进了中苏文化交流的扩大。接下来具有讽刺性的例子是，苏联盲人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象征性的访问，代表团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建立了关系。[1883]中国还举办了著名反斯大林主义诗人叶甫盖尼·叶夫图申科（Evgenii Evtushenko）和莫斯科城市芭蕾舞演出团的演出活动。与舞蹈演员、诗人和盲人不同，阿尔巴托夫的访问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他的访问并未逃出美国媒体的视野，尤其是此次访问与副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Bush）访华重合。《纽约时报》认为，这明显是在提醒人们，在北京与华盛顿关系因美对台军售问题再次陷入紧张状态时，中苏正在寻求改善双方关系。[1884]

    阿尔巴托夫兴高采烈地从中国返回苏联。[1885]11月2日，在与苏联的电视观众分享他的访华经历时，阿尔巴托夫说：“那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和文化的有趣的国家”，它已经克服了过去政治动荡所带来的深深的“创伤”。阿尔巴托夫详述了游览长城的经过。他说，长城的讽刺意义在于，中国企图运用技术手段解决自身安全问题，但是，一次又一次，中国的政权被蒙古人和满族人推翻。“我在考虑这种信念有多么根深蒂固”，这个“伟大的信念就是安全可以在一些砖或者其他技术性手段的辅助下达到”。阿尔巴托夫发现，中国对核武器感兴趣的程度一点不亚于苏联，事实上，中国与苏联处于同样的境地：“在被美国不断加剧的军备竞赛中，中国或者沦落为三等军事国家，或者加入军备竞赛，废除该国克服百年弱点的所有计划，实行现代化，这正是目前至关重要的。”[1886]

    在当时对中国无情攻击的情况下，阿尔巴托夫说的很多话对苏联电视观众而言都是新闻。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部分，是非常小的一部分。阿尔巴托夫就他和卢金访华向戈尔巴乔夫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报告虽然不能说是令人兴奋的，但明显是很积极的。它不仅对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改革努力不吝溢美之词，还将中国的改革成就与苏联改革的停滞相对比，将苏联社会主义持久的缺陷——货架空空，与中国充足的消费品相比：总起来看，就普通商店销售的家用电器和电子技术产品可供选择的范围而言，中国制造的商品要比我们的宽广；产品看起来比我们苏联的好得多。不要说“男士服装、男人的衬衫和女士服装”的质量已经相当于世界最高水平，也不要说用美国资本在中国生产的大众桑塔纳轿车和吉普车，最令人感到惊讶的事情是商店里卖的个人电脑，在五个品牌中，竟然仅有一个是外国制造的！[1887]

    但是，通过扩大经济往来打入正在增长的中国市场绝非易事。首先，苏联提供的商品通常质量低下。正如在卖给中国3500辆“伏尔加”轿车时，有2500辆被证明轮胎有缺陷。中国人也抱怨，他们购买的苏制TU-154飞机在运抵中国时，引擎里竟然有木屑。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更大的问题是苏联的繁文缛节。唉！在苏联，极好的贸易机会上门了（这份报告尤其指出中国购买核电厂技术的情况），在苏联人层层审批以达成一致意见前，机会已经悄悄“溜走了”，到了竞争对手那里。但是，尽管有这些弊端，阿尔巴托夫和卢金在中苏经济关系中仍然看到了很大的潜力，这点在中国急需高科技进口的情况下更加突出。[1888]

    “拉赫马宁气得七窍生烟”——阿尔巴托夫向我讲述了这位中国通对这份异端报告的反应。但他的力量是有限的，阿尔巴托夫毕竟绕开了强有力的政党工作人员。“从中国回来后，我与戈尔巴乔夫有一次长时间的谈话”。[1889]总书记看起来为此所吸引，甚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赞扬阿尔巴托夫在苏中关系中所做的工作。[1890]但拉赫马宁对此并未掉以轻心。作为拉赫马宁的手下，当时供职于社会主义国家联络部的叶甫盖尼·巴扎诺夫（Evge-nii Bazhanov）回忆说：“（我）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要我们写一封信诬陷他，内容是说阿尔巴托夫与基辛格和其他著名的美国犹太人一样，他们有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目的是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本主义倾向，并将苏联推向同样的道路。”[1891]

    令新主人难以容忍的拉赫马宁

    这些论断看起来如此离奇，所以这种回忆录应该慎重对待。但是，对于巴扎诺夫称呼拉赫马宁为苏共中央委员会里的“反华黑手党”的证据，我们是不缺乏的。[1892]拉赫马宁的上司——卢萨科夫“更多的时间在医院而非办公室”，这有利于拉赫马宁这个中国通更加有效地管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的事务。[1893]1985年4月，当切尔尼亚耶夫试图阻止拉赫马宁将Interkit会议的资料加进党的报告时，他提出的一个灾难性建议中断了拉赫马宁的行动。考虑到这个公然反华分子没有与新领导人中肯的主张相吻合，切尔尼亚耶夫向对外政策顾问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寻求帮助：“亚历山大说‘可以寻求一些更简单的方式’，建议提醒卢萨科夫……事实证明，卢萨科夫并没有病。我打电话给拉赫马宁。他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发现二者之间有何‘差异’，他不准备撤回他的材料。我答道：我的职责只是提醒，你要对此事负责……”[1894]

    这里的“负责”意味着要向总书记做出解释，因为除非戈尔巴乔夫自己插手，否则，像拉赫马宁这样的高官可能不会因为他奉行的对华政策而受到严厉的训斥，尽管他已奉行此政策多年。但是，拉赫马宁的好运很快消耗殆尽，这一次，他在一件与中国毫不相干的事情上触怒了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21日，拉赫马宁在苏联主要报纸《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奉行“国家例外论”和他所谓的“民族主义趋势与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背道而驰”。为取代这些不健康的趋向，不要提“扭转甚至结束恐俄症和反苏运动”，拉赫马宁号召社会主义阵营“团结一致”。这篇文章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典型样例，他以“弗拉基米洛夫”名义发表文章的事实并不能欺骗任何人——这是苏联政策的阐述。

    7月5日，切尔尼亚耶夫在日记中写道：“（拉赫马宁的）文章立刻引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意大利新闻界的注意。他们问这是什么意思？是戈尔巴乔夫的真实想法还是拉赫马宁给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他允许本国改革，但对附庸国而言，那绝不可能，（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从柏林到布达佩斯都有同样的感觉——不知所措……”[1895]

    戈尔巴乔夫给德国的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和匈牙利的亚诺什·卡达尔（Janos Kadar）打电话，向他们解释这篇文章并不代表苏联领导人的观点。对新任总书记而言，这是一种令人尴尬的境遇。当然，在所有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内国家之间平等问题的讨论后，他不想被视为压迫者。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拉赫马宁觉得在此种情况下他可以逃避追究。他到底怎么想的？笔者咨询了一位前中央委员会官员：“他没有想……他的性格是如此的傲慢自负……他认为，作为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党组织的一员，他必须向这位新总书记表明立场……哎，他犯了个错误……”[1896]

    这真是大错特错，以至于戈尔巴乔夫气得火冒三丈。他在7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布了这件事情。在对外政策部，波诺马廖夫向他的下属描述道：

    ——戈尔巴乔夫问卢萨科夫：你知道这篇文章吗？你知道这篇文章在你们部准备的事吗？你知道它的作者“弗拉基米洛夫”就是你们的第一副部长、中央委员会委员拉赫马宁吗？

    ——我不知道，卢萨科夫说。

    ——戈尔巴乔夫问齐姆亚宁：你知道中央委员会核心机构《真理报》是否收到过这篇文章？

    ——我不知道，另一个主管新闻出版的中央委员会书记说。

    ——他对阿法纳西夫（Afanasiev）说：你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吗？你为什么不把这篇文章发给政治局委员看看，或者至少也应该发给各位书记？这位《真理报》的主编吞吞吐吐，指出拉赫马宁的权力、他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联络部第一副部长的事实以及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对策。第一，卢萨科夫作为联络部部长，竟然不知道部里发生了什么，真是奇耻大辱。第二，中央委员会为什么需要这样的工作人员，有谁像他们希望的那样处理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以后我们不得不将他们清理出队伍。有这种行为的人本应当被立即开除出中央委员会……但是，既然这是第一次……我们仅仅将惩罚措施限于严厉警告。

    “戈尔巴乔夫当时不想说出真相”，切尔尼亚耶夫解释说，“例如，他不可能不知道拉赫马宁在对华政策问题上执行‘他自己的’政策，与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唱反调，损害了国家利益！我认为，如果是其他人，戈尔巴乔夫会立即将其开除。有时，有人在支持他……”[1897]

    戈尔巴乔夫对外交机构的整肃

    拉赫马宁留下来了。但是，随着戈尔巴乔夫发起对老同志的整肃活动，他在中央委员会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在整肃活动中，1986年2月，拉赫马宁的上司康斯坦丁·卢萨科夫第一个离开。继任者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瓦迪姆·麦德维杰夫（Vadim Medvedev）。麦德维杰夫没有管理外交事务的经验，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但他“擅长经济、科学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在接管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之前，麦德维杰夫领导苏共中央委员会科学和教育部。但是，他对外交政策缺少经验，这就抵消了他对戈尔巴乔夫的忠诚以及他们将“新思维”的原则应用于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同盟国家的愿望。[1898]

    当然，麦德维杰夫对中国问题毫无头绪。他不停地向下属征求意见：在拒绝任何领域北京所希望的（如印度尼西亚问题、阿富汗问题等等）让步的可能的条件下，如何才能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899]但是，麦德维杰夫的工作经验使其对拉赫马宁越来越没有耐心。这种力量越来越强烈，1986年末，拉赫马宁被扫地出门。[1900]

    麦德维杰夫真实地回忆起他对拉赫马宁问题的认识：“拉赫马宁对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和世界形势的更大问题简单且囿于毫无希望的、早已过时的固定模式……他继续对中国问题持相当刻板的立场，习惯性地重复中国的霸权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反苏政策和具有强国野心的固定模式……实际上，他将自己定位于部里教条主义的那部分官员，坚持过去的观点和过去的工作方法。”[1901]

    显然，拉赫马宁走后，“教条主义官员阵营”土崩瓦解，自1985年以来由拉赫马宁的门徒米哈伊尔·季塔连科（Mikhail Titarenko）领导的远东问题研究所里的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也销声匿迹。[1902]拉赫马宁的位子被自由派人物格奥尔基·沙克纳扎洛夫（Georgii Shakhnazarov）继承。

    拉赫马宁的衰败使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中重要的官僚障碍得以清除。但他是在戈尔巴乔夫改组过程中众多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官员中唯一被迫退休的。对外政策部失去了波诺马廖夫。他被阿纳托利·多勃雷宁（Anatolii Dobrynin）所代替，后者长期担任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没有在左派运动中和共产党各方工作的经历，更不要提对外政策部的传统专业领域——第三世界国家。但是，戈尔巴乔夫目的就是提升对外政策部的地位，使其在一直由外交部保有的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多勃雷宁，这个有相当分量、在华盛顿的权力中心中比在莫斯科的权力中心更著名的外交官，是合适的人选。美国总统里根（R.W.Reagan）听说了多勃雷宁的新任命后，感到吃惊：“为什么？难道他是共产党员吗？”[1903]

    在1986年早期的另一次人事更替中，戈尔巴乔夫更换了他的对外政策顾问，将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换为当时波诺马廖夫的手下、供职于对外政策部的切尔尼亚耶夫。亚历山大罗夫-阿根托夫是主动提出离开的，并非因为他是勃列日涅夫任上的干部，而是因为他没有成功地与戈尔巴乔夫发展私人关系：“我个人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日益恶化，因为他……将自己局限于意气相投的人的圈子中，比如雅科夫列夫、麦德维杰夫和切尔尼亚耶夫，与他们整天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我觉得在这种环境中我是局外人……”[1904]

    无论如何，切尔尼亚耶夫突然间在官场扶摇直上，占据苏联对外政策层中最重要的位置之一，这其中有他的朋友、戈尔巴乔夫的亲信阿尔巴托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干预。[1905]同时，雅科夫列夫也离开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领导位置，被提拔为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尽管他暂时还不是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在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位置由东方研究中心的叶甫盖尼·普里马科夫（Evgenii Prima-kov）接替。

    在所有这些戏剧性的变化发生之前的1985年7月，戈尔巴乔夫以格鲁吉亚官员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出任外交部长，取代了自1957年以来负责苏联对外政策运作的不可替代的葛罗米柯。谢瓦尔德纳泽缺乏外交经验，由他出任外长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葛罗米柯可能更希望看到他的副手之一接替他，坐在这个重要职位上。但是，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决定，因为谢瓦尔德纳泽与总书记在外交政策问题上有“相同的看法”；他“能够思考和劝导”，具有“东方的机敏”感。[1906]但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必然一致。毫无疑问，谢瓦尔德纳泽是一个改革者。他根据自己根深蒂固的想法管理着庞大的外交官僚机构，对至少像切尔尼亚耶夫这样的人而言，他的外交政策总是带有葛罗米柯保守主义的污点。

    1985～1986年这次大规模的干部更换创造了对外政策制定中改革者的羽翼。外交政策“新思维”，包括与亚洲相关的各方面政策产生，使戈尔巴乔夫可以有赖于此寻求鼓舞。事实也是如此。改革者羽翼的核心由因各种原因而与戈尔巴乔夫有私人关系的人组成——雅科夫列夫、切尔尼亚耶夫、麦德维杰夫、阿尔巴托夫。阿尔巴托夫当时仍然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领导人。守旧派走后，该所和普里马科夫手下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与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对外政策部一样，都为领导人输送改革思想。同时，对外交政策制定的传统影响依然存在。这里有为各自机构的利益而存在的克格勃和国防部。外交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其在外交政策中的特权，这些在谢瓦尔德纳泽领导下并不比在葛罗米柯领导下多，他们不喜欢干涉自己管理范围外的事情。戈尔巴乔夫将自己置于这些错综复杂的外交政策机构之上，一会儿站到这边，一会儿站到那边，一会儿在这边坐在这把椅子上，一会儿到那边坐到那把椅子上，常常是与各方站在一起，坐在多把椅子中间。

    （李秀芳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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