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中苏友协的活动及其在中苏关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潘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有专文论述，不过出于篇幅考虑未收入本论文集。

    [2]石井明：《二战后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与苏联的关系——1945年秋的中国东北》，高木诚一郎、石井明编《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第139～141页。

    [3]陈兼从二战结束初期苏联的中国东北政策反复变化这一事实出发，一方面从意识形态角度强调中共同苏联的共同信仰是双方同盟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努力说明由于近代饱受侵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的对外政策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反帝国主义性质，而这种反帝国主义性质正是中共同美国交恶的原因。见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盛慕真则更为强调意识形态的先决作用。见Michael M.Sheng, 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 Mao, Stal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沈志华通过梳理大量俄国档案，重点考察了同一时期中苏领导层各自的战略意图及双方的交涉过程。他认为，尽管双方之间存在着矛盾与分歧，但相互间共同的利益是促成同盟的主要因素。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杨奎松则依靠中共方面的文件档案勾勒出中共同苏联高层之间的交往，除了各自的民族利益以外，还将领导人个人的民族感情作为探讨中苏关系的切入点。见杨奎松《中苏国家利益与民族感情的最初碰撞——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为背景》，《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文安立（Odd Arne Westad）更多从中共的中国革命的角度出发探讨同一时期的中苏关系。他认为苏联的援助不仅是从物质上，而且还从制度上，在中共控制地区，尤其是东北地区对中共起了很大的影响。中苏同盟关系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两者拥有相同的意识形态，作为对立因素存在的美国也起了很大的反面推动作用。见Odd Arne Westad, Decisive Encounters: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莱文（Steven I.Levine）对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后，在军事上、政治上控制该地区的过程做了细致的研究。莱文认为，中共进入东北初期，该地区的政治基础薄弱，军事力量处于劣势。在改变这一局面过程中，同中共自身采取的土地改革、积极使用当地人才等一系列的灵活自主措施一样，来自苏联方面的援助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只是关于苏联援助的叙述，莱文侧重于1945年8月日本战败至1946年春苏军撤离东北这一时间段，对于国共内战期间的情况涉及不多。见Steven I.Levine, Anvil of Victory: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in Manchuria, 1945-1948,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上述观点尽管角度不同，总的来说肯定苏联对中共援助的积极作用。对此，亨特（Michael H.Hunt）则持否定意见。他认为二战后，由于苏联的对华政策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没有考虑中共的利益需要，中共没能从苏联方面获得有力的支持。中共之所以能从当时复杂艰辛的局势中闯出来，主要依靠自身的灵活的外交政策。见Michael H.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安德森（James Reardon-Anderson）在有关中共二战后对外政策的著作里也表述了与亨特相同的意见。见James Reardon-Anderson, Yenan and the Great Powers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ts Foreign Policy 1944-194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4]中共大连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营口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解放战争时期辽南五地委》，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第4～10页。

    [5]刘顺元于1946年5月起相继担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兼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等职务。关于中共与苏军之间政治需求上的分歧和矛盾，主要表现为虽然中共控制了地方政权，但实质上苏军对重大行政决策有最终决策权，对日常的行政工作也进行干涉和监督。而关于中共与苏军之间经济利益上的分歧和矛盾，旅大中共除要担负沉重的行政机构、警察部队的运营费用外，还要向各大解放区提供各种物资。由于二战结束后的旅大地区的工业生产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中共不能不大力依赖对敌伪资产（主要为日资企业、百货店以及部分日军仓库）的没收工作，确保物资来源。1946年9月，旅大中共财政收入的36％仍来自于没收的敌产。见《中共旅大地委关于今后财经工作的决定》，1946年10月20日，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大连出版社，1998，第522页。中共方面的此种大规模敌产没收，由于同苏军的利益多有抵触，不时受到苏军的干涉，因而只能秘密开展。即使如此，中共的物资没收以及对各大解放区的物资提供仍然招致苏军当局的严重不满。关于经济方面中共与苏军之间的合作与矛盾，笔者拟另文讨论。有关当时中共的敌产物资没收工作，参看谢谦《在大连公安总局的后勤战线上》，《解放初期的大连》，中共大连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印，1985，第81～92页。

    [6]关于旅大地区中苏双方间的冲突与矛盾，《苏联红军在旅大》中有多处叙述。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内部资料），大连市史志办公室印行，1995。

    [7]汪朝光：《战后旅大接收问题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主页，2005年6月10日上传。石井明：《二战后内战时期国共两党与苏联的关系——1945年秋的中国东北》，《中国政治与国际关系》；石井明：《中苏关系中的旅顺·大连问题》，《中苏关系与国际环境》，1990；石井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期的中苏关系——以旅顺、大连问题为中心》，《近代中国东北地域史研究的新视角》，山川出版社，2005。

    [8]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年）》，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第158～190页。

    [9]关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与苏联的关系，曾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如此回忆道：“苏联始终对我党关系冷淡。苏联始终没有什么真刀真枪的援助。抗战后期，苏联在舆论上对我们的支持是有一点，登了几篇文章；但当时国际舆论对国民党已群起而攻之，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才有所表示。”见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第89页。

    [10]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第89～90页。

    [11]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79～196页。

    [12]关于苏军对挺进东北的中共军队的不同态度，可参见相关回忆录：曾克林《我们是怎么取得东北这一战略基地的——忆党中央对挺进东北所采取的战略决策》，《冀热辽人民抗日斗争》第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第573～575页；王道文《与苏联共守江桥——1945年进军东北纪闻》，《党史纵横》1997年第9期，第39页。

    [13]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第285～306页。关于苏联给予中共的军事援助，由于公开资料有限，具体数字尚不明。

    [14]薛衔天：《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第49～51页。

    [15]张寿山：《大连各界抗日同盟分会的活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九月）》（1961年4月23日），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著《大连市志·中共地方组织志》，大连出版社，2001，第723～739页；王福如：《留在普兰店的记忆》，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24～125页。

    [16]据韩光回忆，从山东胶东半岛经渤海进入东北境内的中共军队由于受海流影响，经常有一部分人员途中漂流到旅大地区沿岸。当他们在旅大地区登陆后，往往受到苏军方面的审查和扣留。虽然苏军在查明情况后最终都会放行，但如此一来，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境内的速度大为受阻。为解决该问题，东北局于1945年10月上旬派遣韩光前往旅大地区同苏军当局交涉。韩光同苏军司令高兹诺夫见面后，顺利地解决了上述问题。之后，高兹诺夫主动向韩光提出，希望中共前来接收大连。见韩光《旅大八年》，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吉林省东北抗日联军研究基金会编《韩光党史工作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300～303页。正确把握这一时期旅大地区的复杂局势，包括10月之前中共势力难以立足以及苏军当局的态度骤然转变的情况，对了解其后该地区中共与苏军两者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文阐述。

    [17]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360～361页。

    [18]韩光：《旅大八年》，《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00～328页。

    [19]“解放战争3年里，这个公司共生产炮弹50余万发，引信80余万枚，弹体中碳钢3000吨，无烟火药450吨，还生产了1430门迫击炮及各种军工产品，有力地支援了前线”。见韩光《旅大八年》，《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33页。

    [20]设立中苏合营远东电业公司、中苏合营石油公司、中苏合营盐业公司、中苏合营大连造船厂四个工厂之际，中苏双方的出资比例为：中方51％，苏方49％，利润按各自的出资比分配。成立初期，工厂厂长及负责人等重要职务，大多由苏方人员担任。其后，中方逐渐掌握了企业的主导权。

    [21]唐韵超：《日本投降后苏军在大连的情况》，柳运光：《我所了解的苏军》；均见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86、82页。关于苏联军人在东北占领期间掠夺财物、强暴妇女等恶迹，尽管在中国民间时有所闻，但由于缺乏公开的文字记录，其具体情况、严重程度等人们了解得还不多。下文是根据原东北抗联成员的回忆整理的材料的一部分，通过这份披露当时苏联军人违法乱纪行为具体情况的材料，可以间接把握中国民众对苏联军队所抱有的反感情绪。文中的董崇彬和刘玉泉两人原为东北抗日联军成员，后作为苏军军人随同苏军大部队进入东北，派驻在大连各区的苏军司令部，负责苏军与当地势力之间的沟通任务。“沙河口苏军司令部副司令董崇彬有一次坐车外出办事，遇到一个苏军中校军官，正要强奸一名妇女，董叫苏军士兵前去制止，那个中校军官不听，董便下车去劝阻，中校军官还是不听，董崇彬便命令士兵把中校军官的枪缴下，绑了起来关押到沙河口苏军司令部。甘井子苏军司令部副司令刘玉泉，有一次发现一个苏联空军上尉和一个少尉轮奸一名中国少女，阻止不听，便鸣枪警告。空军上尉掏出枪把子弹上膛，刘玉泉先发制人开枪射击，当场把空军上尉打死……当时，在大和旅馆的院内，就枪毙了三四个违反军纪的少将，对校级以下军官则就地正法。”见张国萍、惠兆伦《东北抗联工作组配合苏军接管大连》，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27页。由此可见，苏联军人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对中国妇女施加暴行，在被鸣枪警告时，苏联军人不仅不停止暴行，甚至还要开枪还击。中校级别的军官尚且如此，普通士兵的违法乱纪则更可想而知。苏军军纪弛废的严重程度可见一斑。不仅是当地的中国军民，战后一时滞留大连的普通日本居民也深受苏联军人之害。关于苏军欺凌当地妇女的暴行，日本战败后滞留大连日本人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述：“25日，三名日本妇女被苏军轮奸，下半身完全是血，爬到播磨派出所”。见《榊谷仙次郎日记》，榊谷仙次郎日记刊行会，1969，第218页。为了减轻苏军对一般妇女的性侵犯，大连的日本人团体动员一部分日本娼妓，在寺庙的地下室开设了专门为苏军服务的“慰安所”。负责此事的日本人事后还从苏军当局获得了实物为一袋米、三罐油的斯大林奖。见富永孝子《没有遗言的自决——大连最后的日本人市长·别宫秀夫》，东京，新评论，1988，第284页。

    [22]例如，时任旅大职工总会副主席、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的柳运光将统计数字和材料递交给苏军司令部领导，向他反映苏军士兵强奸妇女时，苏军司令作了如下答复：“我相信这些不会假，可这事我一受理，一汇报，必然枪毙。都是些年轻人，仗打完了，是不是要枪毙？枪毙一个就少一个劳动力，这事不能不严格，但战争刚结束就枪毙好不好？”（柳运光：《我所了解的苏军》，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83页）时任旅顺市市长的王世明在向苏方警备司令提出苏军士兵奸淫妇女、抢劫财物等情时，对方作了不少解释，为苏军指挥层的监督不力开脱：第一，部队中有囚犯成员；第二，部队的政治工作减弱了；第三，苏军直接从欧洲战场开进中国战场；第四，苏联遭受德军蹂躏，士兵报复心切；第五，苏军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分不清楚；等等。对于这种似是而非的解释，王世明虽然认识到“归根结底是军纪不严，军风败坏”，但同时也“无意和他争辩这番解释”。见王世明《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15～116页。

    [23]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7页。

    [24]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页。

    [25]韩光：《旅大八年》，《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60～377页。

    [26]苏军方面负责人巴申（Bashin）上校会见中方人员杜平（杜平时为东北民主联军总政秘书长，苏方以为杜是来大连检查工作的，故与杜平作正式谈话），一开口便指责中方说：“几个月来你们党委领导有错误，这个错误是与苏军关系不好”。他又要求中方“同志同苏军接触时不要自高自大”，并表示中方只要“同苏军司令部一致，一定能解决本地经济困难”。见《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8～279页。

    [27]围绕刘顺元的免职，1949后担任过刘顺元秘书的丁群等认为，刘是“中共党内最早抵抗苏联的大国主义的干部”。见丁群《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11页。

    [28]韩光：《关东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4页。

    [29]中共旅大地委：《关于刘顺元、唐韵超两同志撤退问题的报告》（1947年10月30日），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1页。

    [30]《洛甫（张闻天）在东北局组织部召开的旅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88～290页。

    [31]夏振铎：《苏联红军进驻旅大的十年》，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页。

    [32]见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92～299页。

    [33]袁牧化（记录）：《韩光、袁牧化与巴申同志、安特罗波夫同志谈话记录摘要》（1948年3月16日），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302～303页。

    [34]《中共旅大区党委关于三年来中苏关系的总结报告》（1949年5月20日），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307～310页。

    [35]《实话报》苏方工作人员的姓名，均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为准。

    [36]弗·伊·安东诺夫（Ф.I.Antonov）：《〈实话报〉时间、事件、人物》，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实话报史料集》，大连出版社，2003，第444页。

    [37]《人民呼声》发行期为1945年11月1日～1949年3月31日，最大发行量为5万余份。《关东日报》发行期为1947年5月20日～1949年3月31日，其发行量最大为1947年6、7月份的25400份。见洛鹏主编《大连报史资料》，大连日报社，1989，第31、44页。

    [38]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欧阳惠于1946年10月前后进入实话报社，担任地方部记者。在实话报社的党组织中曾任党支部书记。现为民政部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名誉顾问，离休干部。

    [39]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40]以《实话报》文章为基础，分门别类编辑的小册子有若干种。其中一例为《苏联学校教育讲座》，作者索科洛夫（Sokolov），1949年4月新华书店发行，印刷量为6000册，1951年和1952年两次修订。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和出版总署曾将其指定为师范学校教材。

    [41]薛衔天：《驻东北苏军代表飞赴延安内情》，《炎黄春秋》2003年第2期，第48～51页。

    [42]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43]《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页。

    [44]关于日本战败后中共军队进入东北初期人员极端不足的情况，欧阳惠回忆道：“最恶劣时，有时为接收一个县只能派出8名干部。而且当地的警察还没有被解除武装。8个人去接收一个县城，同把小羊喂给狼群没有什么区别。8个人能做的只是在城外转来转去，进不了城。实际上这一时期里的确发生过6名干部进城后被躲在暗处的敌人暗杀的事。”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45]《新生时报》于1945年10月30日创刊，之后作为市政府机关报一直在中共旅大地委的控制之下。创刊初期，报社内的中共党员只有洛鹏一人，而国民党党员不下10人。至1946年10月，中共党员增加到3名，终于可以成立党支部。最初由中共大连市委派入报社的中共干部姜毅到任不久又接受了接收广播电台的任务，旋即离开了报社。其后派来的李莲为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的干部，平时在宣传部上班，并不到报社上班。见洛鹏《〈新生时报〉的十八个月》，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36～148页；夏端《我在〈实话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33页。

    [46]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47]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欧阳惠在《实话报》创刊两个多月后，作为记者进入实话报社时，报社已有6名中共干部。

    [48]据欧阳惠介绍，“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将实话报社看作苏联的间谍机关，对曾在该报社工作过的全体中国职员进行了彻底调查，欧阳惠所提供的这份名单就是当时造反派调查的报告，后保存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造反派的调查恐怕是长期以来有关实话报社内中国人员调查中最为详尽的一次。

    [49]夏端：《我在〈实话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34页。

    [50]薛杰：《〈实话报〉岁月随录》，《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44页。

    [51]见笔者2004年8月10日在泰国曼谷采访欧阳惠记录。

    [52]笔者2004年8月10日在泰国曼谷采访欧阳惠记录。

    [53]直至1950年代后期，很多中国人都喜欢用“苏联老大哥”这一带有亲近感的称谓来称呼苏联。对最早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苏联抱有强烈向往之情的不仅仅限于众多的中国本土青年，据1930年代后期生活在泰国曼谷的欧阳惠回忆，当时的泰国华侨青年尽管大多不知道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但都对苏联心向往之。见笔者2004年8月10日在泰国曼谷采访欧阳惠记录。

    [54]担任《实话报》翻译的宋书声回忆，中国职员每人的日常工作量非常大。具体而言，“每期两版约为3万字，除去地方新闻，需要翻译的约为2.5万字，每月25期，共62.5万字，分摊给12名译员，每人每月要完成5万多字。以我本人1949年8月署名的文章为例，共7篇，总字数3.6万字，再加上每天都要翻译的电讯稿，至少也有4万字。”见宋书声《终身事业始于此》，《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66页。

    [55]苏联方面的高级职员尽管大多具备一定的汉语功底，但若以严格的标准来说，其中不少人的中文还存在着用词不准、表达不够清晰等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记述散见于《实话报》中方人员的回忆录之中。

    [56]常公权：《人生最美好的回忆》，《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04页。

    [57]从《实话报》的版面内容也可以看出该报的编辑方针。原《实话报》中方工作人员的回忆也证实了当时中国职员中普遍存在着这种认识。例如，“1948年以前，很少报道中共解放战争的消息，对于我党正面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文章一般不用，在必需报道时亦持谨慎小心的态度。”见陈山、林扬《回忆〈实话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57页。

    [58]根据时任旅顺市市长的王世明的回忆，“苏军当局对新闻检查很严格，塔斯社新闻必须照登无误，新华社的新闻稿与地方新闻稿须经严格检查方能刊登，不允许有暴露共产党领导与骂国民党蒋介石的文字出现。”见王世明《旅顺解放初期与苏军关系的回顾》，王佩平、孙宝运主编《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13页。

    [59]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0]欧阳惠：《我在报社当记者》，《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18页。

    [61]欧阳惠：《我在报社当记者》，《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18页。

    [62]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3]林扬曾在《实话报》担任记者、地方栏目的编辑，他对自己的上司扎哈洛夫（Zakharov）在从事编辑工作时如何谨慎处理敏感材料有着这样的回忆：“由于当时苏军在大连的处境，扎哈洛夫对稿件的处理十分慎重，在涉及一些敏感的问题和某些工作的具体做法上，他总要反复推敲，一丝不苟。他经常对我说，不能出问题，否则他就会掉一个星（意思是会受到降级处分）。我当然能够理解，在当时国内国际上所处的复杂关系下，如果一时疏忽出现什么问题，不只是他掉一颗星的事，而会使苏联在国际上处境被动。”见林扬《深切怀念扎哈洛夫同志》，《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500页。

    [64]据欧阳惠回忆，秋江的辞职发生在《实话报》创刊后不久。见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5]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6]洛鹏主编《大连报史资料》，第63页。

    [67]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8]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69]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70]韩光：《旅大八年》，《韩光党史工作文集》，第300～328页。

    [71]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72]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73]笔者2004年8月10日在泰国曼谷采访欧阳惠记录。

    [74]笔者2004年12月13、14日在北京采访欧阳惠记录。

    [75]弗·伊·安东诺夫：《〈实话报〉时间、事件、人物》，《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47页。

    [76]《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人民日报》1950年2月15日，第2版。

    [77]吴涤：《寻觅〈实话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82页。

    [78]弗·伊·安东诺夫：《〈实话报〉时间、事件、人物》，《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448页。

    [79]亨特在关于中共外交政策的著作中认为，中共决策层面对外界环境种种不利因素，表现出了巨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这也是其取得国内革命成功的一大因素。见Michael H. Hunt, 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80]Kuramoto Kazuko（仓元和子）, Manchurian Legacy: Memoirs of a Japanese Colonist,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61.

    [81]石田尾清本：《大连日本人遣返史》，东京，青木书屋，1997，第19页。

    [82]见Dieter 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1945-1950: The Arduous Road to the Alliance, Armonk, N.Y.: M.E.Sharpe, 2004, pp.51-125, 348, 415。

    [83]Heinzig, The Soviet Union and Communist China, p.70.

    [84]大连工业展览会编《工业中国的雏形》，新华书店，1950；《工业展览画报》第1、2期，1949年7、9月。

    [85]Christian A. Hess,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in Jeremy Brown and Paul G. Pickowicz, ed.,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1950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86]Christian A. Hess,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87]谭松平：《接管大官仓警察署与建立中山区委》，中共大连市中山区委党史办公室编《中山春晓》，大连海运出版社，1992，第5～6页。

    [88]丁群：《刘顺元与“旅大事件”》，《新华文摘》1996年第5期。

    [89]《巴申（Bashin）与杜平谈话纪要》（1947年9月17日），王佩平和孙宝运编《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印，1995，第279～280页。

    [90]《巴申与杜平谈话纪要》（1947年9月17日），《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79～280页。

    [91]傅万杰：《苏军驻金县的情况》，《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15页。余敏玲也认为，尤其在中国东北地区，人们对苏联人的看法总体是消极的，就像这个俗语提到的。她的著作考察了中苏友好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的活动情况。见Yu Minling,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CCP propaganda and its Effects: A study centered on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s," published by the Parallel Project on NATO and the Warsaw Pact, June 2005。

    [92]傅万杰：《苏军驻金县的情况》，《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14～215页。

    [93]傅万杰：《苏军驻金县的情况》，《苏联红军在旅大》，第212页。余敏玲认为，旅顺直到1952年才出现针对苏联人的暴力事件。见Yu Minling,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CCP propaganda and its Effects"。

    [94]这是国民党特务在大连遍贴的反苏口号。见Yu Minling,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Union CCP propaganda and its Effects," pp.49, 54。

    [95]李充生编《旅大的今昔》，拔提书局，1947，第83页。

    [96]韩光：《旅大八年》，《苏联红军在旅大》，第47页。

    [97]韩光：《旅大八年》，《苏联红军在旅大》，第47页；李充生编《旅大的今昔》，第93～94页。

    [98]许梦熊：《旅大之命运与革命运动》，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第97～98页。

    [99]许梦熊：《旅大之命运与革命运动》，第100页。

    [100]《东北解放日报》1947年7月16日。

    [101]James Carter,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1916-193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26-161.

    [102]陈陇：《关东两年来的文艺工作之我见》，《民主青年》第22期，1948年，第7～8页。

    [103]1942年大连小学有85000多名中国学生。见顾明义、方军等主编《大连近百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第1438～1440页。

    [104]陈陇：《关东两年来的文艺工作之我见》，《民主青年》第22期，1948年，第7～8页。

    [105]汤兰升等编《大连解放初期革命文化艺术工作的开创与发展》，《大连文艺史料》1991年第5期，第57页。

    [106]《旅大概述》，旅大概述编辑委员会编印，1949，第371页。

    [107]民主青年社读者座谈会编《爱祖国》，《民主青年》第115期，1950年，第20～22页。

    [108]Julian Chang, "The Mechanics of State Propaganda: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1950s," in Cheek, Timothy, and Tony Saich,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State Socialism in China, New York: M.E.Sharpe, 1997, pp.98-100.

    [109]葛玉广：《东北文工团在大连》，《大连文艺史料》1984年第1期，第3页。

    [110]《旅大概述》，第358～359页。

    [111]《旅大概述》，第359页。

    [112]刘影：《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单文俊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大连出版社，1998，第294～303页。另参见Klaus H. Pringsheim, "The Sino-Sovie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October 1949-October 1951)," M.A.thesis, Columbia University, 1959。

    [113]《旅大概述》，第358页。

    [114]《市一年半工作总结》，《友谊》第3卷第8期，1948年，第18～21页。

    [115]刘影：《大连中苏友好协会》，单文俊编《城市的接管与社会改造》，第294～303页。

    [116]大连市放映摄影公司编写组：《建国前大连电影业之略》，《大连文化艺术史料》1988年第4期，第100～101页。

    [117]《建国前大连电影业之略》，《大连文化艺术史料》1988年第4期，第105页。

    [118]Tina Mai Chen, "Internationalism and Cultural Experience: Soviet Films and Popular Chinese Understandings of the Future in the 1950s," Cultural Critique, Vol.58 (2004), pp.82-114.

    [119]见《实话报》1949年8月10、14、25～26日。

    [120]参见于植元、董志正主编《简明大连辞典》，大连出版社，1995。

    [121]大连市史志办公室编《大连〈实话报〉史料集》，大连出版社，2003，第331～334页。

    [122]《大连的2月23日》，《实话报》1947年2月25日，《大连〈实话报〉史料集》，第353页。

    [123]王群：《苏军在关东的伟大作用》，《民主青年》第56期，1949年，第1～2页。另参见史恩杰《在苏军解放的基础上》，《友谊》第3卷第4期，1948年，第2～3页。

    [124]赵安业：《在改组中重新组建的金县中苏友好协会》，中共大连市金州区委党史办公室编《特殊解放区的金州》，大连市金州城内印刷厂，1990，第90～91页。

    [125]赵安业：《在改组中重新组建的金县中苏友好协会》，《特殊解放区的金州》，第91页。

    [126]《旅大概述》，第358～359页。

    [127]《沙河口区友协工作与社教工作结合》，《友谊》第3卷第1期，1948年，第15页。

    [128]《陵前区干部训练点滴经验介绍》，《友谊》第3卷第7期，1948年，第21页。

    [129]桂芳：《介绍寺儿沟友协分会》，《友谊》第3卷第5期，1948年，第13页。

    [130]桂芳：《介绍寺儿沟友协分会》，《友谊》第3卷第5期，1948年，第13页。

    [131]《市友协陵前区分会第三次大会上总结1948年工作的报告》，《友谊》第4卷第7期，1949年，第23～24页。

    [132]《中苏友谊的故事》，辽宁人民出版社，1955；另参见张琳编《旅顺口的友谊》，新文艺出版社，1957。

    [133]见《救命恩人》，《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6月6日；另见王湘兰《亲身的经历告诉我什么》，《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

    [134]《苏联义士献血救华人》，《实话报》1948年5月19日。

    [135]《献血救王宋氏的故事》，《实话报》1949年4月17日。

    [136]文安立在他编辑的论文集序言中提到了此类比喻的重要性，见Odd Arne Westad，Brothers in Arms，p.4。

    [137]《我爱苏军叔叔》，《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6月6日。苏联“母亲”的故事情节有时是孤儿、有时是家庭因贫穷无法给予照顾的中国儿童，得到了一个苏联家庭的抚养。见阎守明《做苏联妈妈最喜欢的人》，《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厉风：《丽娜（徐桂英）和她的妈妈》，《中苏友谊的故事》，第69～73页。

    [138]阎守明：《做苏联妈妈最喜欢的人》，《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5月28日。

    [139]《我爱苏军叔叔》，《旅大人民日报》1955年6月6日。

    [140]Ree Erik van, Socialism in One Zone. Stalin's Policy in Korea, 1945-1947,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89.

    [141]田恩长：《旅顺中学与苏联中学打下了密切友谊基础》，《民主青年》第76期，1949年，第6～7页。

    [142]志成：《参观中苏友谊馆，谈伟大的中苏友谊》，《民主青年》第80期，1949年，第9页。

    [143]见《丰富的苏联学生夏令营生活》，《旅大人民日报》1952年8月10日。

    [144]任久：《青年活泼的一群：记十天青年夏令营生活》，《民主青年》第42期，1948年，第19～20页。

    [145]冷仪：《妇女管理着自己的生活》，《民主青年》第107期，1950年，第13～14页。

    [146]《妇女生活在旅大青年学生夏令营——寄给东北各省十同学的一封信》，《民主青年》第151期，1951年，第12～14页。

    [147]《幸福的童年：访问旅顺苏联夏令营》，《民主青年》第143期，1951年，第13～14页。

    [148]夏令营有学生组成的警卫队和护卫队，学生们每天轮流在厨房帮厨几小时。见《幸福的青年们：青年团旅顺夏令营》，《民主青年》第74期，1949年，第28～31页；另见冷仪《妇女管理着自己的生活》，《民主青年》第107期，1950年，第13～14页。

    [149]《幸福的青年们：青年团旅顺夏令营》，《民主青年》第74期，1949年，第28～31页；另见冷仪《妇女管理着自己的生活》，《民主青年》第107期，1950年，第13～14页。

    [150]《幸福的青年们：青年团旅顺夏令营》，《民主青年》第74期，1949年，第28页。

    [151]《旅顺中学是怎样学习的：旅顺夏令营第四大队向苏联学习方法》，《民主青年》第74期，1949年，第33页。

    [152]《记中苏青年夏令营联欢晚会》，《民主青年》第143期，1951年，第18页。

    [153]《苏联青年愉快过夏天》，《民主青年》第105期，1950年，第12页。

    [154]张惠珍：《我们在国际少年先锋夏令营》，《民主青年》第149期，1951年，第11～12页。

    [155]李滨在关于中国人民大学采用苏联高等教育模式的博士论文中，提出了这个重要观点。见Douglas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7," Ph. D.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2, pp.346-402。

    [156]《热烈庆祝建校一周年，我校举行盛大庆祝会》，《人民大学周报》第32期，1951年1月14日，第1页。

    [157]有关这一主题，参见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另见 Ruth Hayhoe, Chinese Universities, 1895-1995: A Century of Cultural Conflict,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6。

    [158]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

    [159]毛礼锐、沈灌群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8，第88页。

    [160]关于创建新大学的中苏谈判，参见Douglas A. Stiffler, "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 1949-50," in Paul Pickowicz, ed., Dilemmas of Victory: the 1950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161]V. Fillipov, Report on the work of Soviet teachers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the city of Beijing, December 18, 1950, RTsKhIDNI（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 f.17, op.137, d.723, p.2。

    [162]在朝鲜战争时期，有大量的苏联军事顾问和人员在中国。1950年代初期，一支很大的有1500名苏联人的队伍工作在联合管理的中国长春铁路。见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苏联专家在中国》，世界知识出版时，1999，第329页。

    [163]参见 Appendices B and C in Douglas A.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57,"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2002。

    [164]笔者对徐滨采访录，北京，2000年10月17日。徐滨是50年代校长办公室主要苏联顾问的翻译。

    [165]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pp.174-175.

    [166]在哈尔滨有很大的俄罗斯人群落，其中有些是白俄罗斯流亡移居者的后裔，他们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后来到中国。其他俄罗斯人到哈尔滨的俄（后来是苏联拥有）中东方铁路工作。关于哈尔滨的俄罗斯人群落史，参见David Wolff, To the Harbin Station: The Liberal Alternative in Russian Manchuria, 1898-1914,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James H. Carter, Creating a Chinese Harbin: Nationalism in an International City, 1916-1932,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167]非系的俄文教研组的性质与俄文系是不同的，前者教授的是全校的俄文必修课程。数学和汉语都是补习课，在一些系里是必修的。教育学最初（1950年春）是一个系，但在1952年连同其苏联专家波波夫一起转移到北京师范大学。

    [168]Douglas A. Stiffler, "Creating 'New China's First New-Style Regular University', 1949-50, " in Brown and Pickowicz, eds., Dilemmas of Victory.

    [169]Ruth Hayhoe,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Minerva, 31: 4（1993）, pp.478-503.

    [170]《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简单报告》（1952年11月11日），人大档案馆，62A（以下引自该馆档案只标注档案号），第1～3页。

    [171]笔者对高放采访录，1998年12月17日。

    [172]《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检查补充报告（草案）》（1952年），62A，第13～14页。

    [173]《中国人民大学系、教研室专家工作制度暂行规定（草案）》（1954年5月12日），112A，第18页；《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检查补充报告（草案）》（1952年），62A，第10～15页。

    [174]《中国人民大学关于聘用苏联专家工作情况检查补充报告（草案）》（1952年），62A，第14页。

    [175]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 p.188；张健：《略谈高等学校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成就和问题》,《人民教育》（1955年2月），第12～15页。

    [176]1954年10月5日，高等教育部发布了“关于重点高等学校和专家工作范围的决议”的指令。指令将以下大学定为“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农业大学和北京医学院。另外，指令还规定了全国高等学校苏联专家的“主要责任和工作范围”。见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第114页。

    [177]《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初稿）》（1954年5月），112A，第14～15页。

    [178]《中国人民大学本学期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1月10日），112A，第22页；另见《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同志在校工作的工作总结》（1955年7月），153A，第162页。

    [179]《高教部综合大学司苏联顾问格里斯钦科检查学校工作纪要》（1955年3月10日），141A，第3页。

    [180]《档案专家谢列兹涅夫同志在校工作的总结报告》（1955年7月），153A，第216页。

    [181]《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柯尔金专家工作的总结》（1956年7月），166A，第15～20页。

    [182]《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同志在校工作的工作总结》（1955年7月），153A，第154页。

    [183]《俄文系第一、二教研室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12月14日），153A，第84页。

    [184]《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初稿）》（1954年5月），112A，第14页。

    [185]《经济统计专家季米特里耶夫（Dimitriyev）同志在校工作的总结报告》（1955年7月），153A，第185页。

    [186]《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同志在校工作的工作总结》（1955年7月），153A，第156页。

    [187]《中国人民大学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初稿）》（1954年5月），112A，第14页。

    [188]《经济统计专家季米特里耶夫同志在校工作的总结报告》（1955年7月），153A，第185页。

    [189]《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年中专家工作报告》，167A，第21页。

    [190]《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巴甫洛夫专家工作的总结》，166A，第2页。

    [191]《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贝斯特雷赫专家工作的总结》，166A，第9～10页。

    [192]《档案专修科苏联专家谢列兹涅夫同志自1952年到1955年5月共提出重大建议十九项》（1955年），143A，第9页。

    [193]《财政信用系苏联专家比尔曼同志自1954年12月到校后至今共提出重大建议七项》（1955年），143A，第22～24页。

    [194]《1954～55学年末举行苏联专家座谈会记录整理》（1955年6月28日），152A，第43页。

    [195]《中国人民大学财政系比尔曼专家工作的总结》（1956年7月），166A，第44页。

    [196]《1954～55学年末举行苏联专家座谈会记录整理》（1955年6月28日），152A，第45页。

    [197]《工业经济专家伯格达诺维奇同志在校工作的工作总结》（1955年7月），153A，第156页。

    [198]《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历史教研室专家瓦利赫米托夫同志的在校工作总结报告》，166A，第162页。

    [199]《农业经济专家杜宾诺夫在校工作的总结报告》（1955年7月），153A，第207页。

    [200]《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年中专家工作报告》，167A，第21页。

    [201]《中国人民大学本学期来苏联专家工作检查报告》（1955年1月），112A，第19页。

    [202]毛礼锐、沈灌群编《中国教育通史》第5卷，第105页。

    [203]《高等教育部请再审查你校聘请专家计划及进行准备工作》，174A，第3～5页。

    [204]《中国人民大学致高等教育部信》（1957年3月7日），174A，第9～10页。

    [205]Nikolai Krementsov, Stalinist Sci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50-51.

    [206]《纪念门捷列夫50周年——校学术委员会举行科学报告会》，《人大周报》第134期，1957年2月23日，第1页。

    [207]《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达利科夫来校访问记录》，174A，第12～14页。

    [208]《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达利科夫来校访问记录》，174A，第12～14页。

    [209]《苏联大使馆文化参赞苏达利科夫来校访问记录》，174A，第10页。

    [210]参见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第146～189页。

    [211]《中国人民大学致高等教育部杨部长和黄副部长信》（1957年4月15日），174A，第11页。

    [212]有关这一主题，参见Suzanne Pepper, 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另见 Ruth Hayhoe, Chinese Universities, 1875-1995。

    [213]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忆留苏岁月》，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290页。（以下简称《希望寄托》）此书共两册，收录了近200名1950年代和1960年代去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的回忆录。

    [214]任湘访谈，北京，2004年10月22日。

    [215]任湘访谈。

    [216]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290页。

    [217]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642～643、653～654页。

    [218]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1949年以后》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第200页。此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与1949年后中国留学生有关的官方文件。除了在高等院校学习的8000名学生外，还有7500名左右的学生在苏联的各种机构和组织中实习。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续集）——难忘的峥嵘岁月》，中国计量出版社，2003，第441页。

    [219]RGANI（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535/58/9; 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1/46/248/11。

    [220]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41页。

    [221]很难统计留学的总费用，但是花费的巨大可以从苏联方面对1959年上半年外国留学生的总支出中管窥一二：共支出超过2600万卢布，其中1700万用于中国留学生的学杂费，还不包括日常生活补贴，而且这仅是本科生的费用。见 GARF（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A650/1/226/1-7。

    [222]例如，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我十分感谢沈志华先生对我在北京研究时的帮助和鼓励。

    [223]留学专业范围之广从歌剧导演到油画到核物理，前引朱训编两卷留苏学生回忆录提供了丰富的例证。

    [224]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148～151页。

    [225]关于中国留学生年龄的增长，参见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148～150、152～153、163～165、220～227页。事实上，1961年苏联也提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送来越来越多的研究生，越来越少的本科生，并认为这是苏联援助的成功。见RGANI，5/35/180/188。

    [226]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5页；《希望寄托（续集）》，第421页。

    [227]我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第四章“中苏罗曼史”，根据苏联档案和中国回忆录详细描述了1921年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的经历。该章还讲述了中国高层领导子女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在苏联的故事，也是根据档案、访谈和回忆录。关于1920年代至1930年代留苏中国学生经历的绝佳材料包括Yu Minling（余敏玲）， "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1925-1930," Ph. D. diss., New York University, 1995; Alexander Pantsov, The Bolsheviks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9-1927, Richmond, Surrey: Curzon Press, 2000。

    [228]刘允斌和刘爱琴的经历，参见杜魏华主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第109～149页。刘少奇强迫他已经怀孕的女儿离开丈夫独自回国，他对儿子的态度稍微仁慈一些。

    [229]Wolfgang Bartk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and Analysis of China's Party Leadership, 1922-1988, Menchen: K. G. Saur, 1990, pp.383-393.我把有留苏经历的中央委员（90人）除以中央委员中有中等以上学历的总人数（215人），得到40％这个比例。其中，不包括25名苏联出资组建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曾在苏联学习过。

    [230]在“亲生孩子”和“国家的孩子”之间也有交集。比如，除了刘少奇的孩子和周恩来的养子李鹏，中央政治局委员叶剑英也在1950年代把他的女儿送去苏联学习，而叶本人曾在1928～1930年留学苏联，还曾在黄埔军校就读。叶鼓励女儿好好学习的家信广为流传。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16页。

    [231]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17、426页。

    [232]《刘少奇致李富春》（1952年9月18日）。我从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一个研究小组那里获得这一文件的复印件，原件则出自教育部档案。

    [233]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19页。

    [234]参见香港凤凰卫视一档专门讲述海外华人经历的系列纪录片“唐人街”中的两集特别节目“回到莫斯科：留苏中国学生的故事”。该节目可以在线观看：。

    [235]《一九五五年度上海选拔留苏预备生工作总结》，上海市档案馆藏。以此标题即可在该馆电脑检索系统查到。

    [236]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5、18～19页。郑X访谈，北京，2004年8～9月。名字略去为保护受访者隐私，下同。

    [237]李X访谈，北京，2004年10月21日。事实上，中国政府曾特别要求只给中国研究生每月700卢布的津贴，比一般苏联的外国留学生的标准低200卢布。此后，1958年中方试图进一步减少留学生津贴，本科生480卢布，研究生600卢布，并试图说服苏方让中方承担全部费用而非最初协议规定的一半费用。见GARF，9396/19/31/207；并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109-345-02，第36～36页；109-240-02，第95页。

    [238]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28页。

    [239]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83～84页；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21页；中国外交部档案，109-240-01，第23～25页。

    [240]大使馆的特别部门创建于1951年（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18页），这一部门直到现在还存在。

    [241]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169～172、233～234页；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25～128页；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35页。关于苏联镇压中国托派分子的描述，参见Pantsov书，第189～208页。

    [242]RGANI, 5/30 r 4653/456/74-76.

    [243]参见Yu Minling博士论文及我本人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

    [244]杜魏华编《在苏联长大的红色后代》，第647页。

    [245]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244、237页。

    [246]郑X访谈。郑与一位中国同学结婚了，有结婚证书为证。

    [247]郑X访谈；徐X访谈，2004年9月12日；任湘访谈。

    [248]任湘访谈。

    [249]徐X访谈。

    [250]参见前引香港凤凰卫视纪录片。最后，他与一位中国女子再婚了，不过1990年又迁居到莫斯科，在那里定居至今。

    [251]郑X访谈。

    [252]RGANI, 5/30/369/106.

    [253]这段对毛泽东来访的记述结合了多篇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中收录的回忆录，第9～74页，尤其参见第20～22、26、29～32、41、57、68页。

    [254]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101～104页。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14页。

    [255]李滔书中所收录文件的大部分与留学生的选拔标准有关，参见第71～267页；又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25页。

    [256]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14页。

    [257]上海市档案馆藏《一九五五年度上海选拔留苏预备生工作总结》。

    [258]RGASPI, 1/46/152/64-69；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23页。他们想要技术工人或者有工人背景的专家。

    [259]中国外交部档案，109-00239-01，第100～101页。

    [260]RGANI, 5/30/369/55-56.

    [261]RGANI, 5/35/221/190-192.

    [262]朱训主编的《希望寄托（续集）》（第427～428页）描述了这样一次来访以及彭德怀1954年访问莫斯科时和三个学生的聊天。李富春1956年也曾和留学生会面（同前书，第435页），更不用提周恩来、邓小平和毛泽东本人在各种场合与学生的接触了。

    [263]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76页。

    [264]当学生在苏联得奖或获得荣誉时，这些好消息常常能传到北京。参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中的例子，第186～190页。

    [265]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217页。

    [266]参见前引香港凤凰卫视纪录片，以及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29～133页。

    [267]这段话引自一份问卷样本，由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小组提供。这一小组曾向留苏学生发放了500份问卷，并收到100多份答复。他们正在将这些答复归纳整理，希望将来会出版。

    [268]不过，即使在50年代还是有两例中国学生遭到骚扰的事件，比如，1957年一位中国姑娘在塔什干街头遭到流氓殴打。见RGASPI，1/46/208/29-36。

    [269]徐X访谈。

    [270]RGASPI, 1/46/208/65-76.

    [271]这两种意图共存的最好例证见 RGASPI，1/46/135/26-30。

    [272]RGASPI, 1/46/135/10, 16, 55。有些中国学生明确要求分散开来并被安排跟苏联学生住在一起。见RGASPI, 1/46/164/87-94。

    [273]RGASPI, 1/46/41/47-48, 1/46/135/47, 1/46/293/25; RGANI, 5/35/58/13.

    [274]RGASPI, 1/46/247/26; RGANI, 5/35/202/50-51。在另一个例子中，三个苏联学生“孤立”了一个保加利亚学生，因为她不讲卫生。见RGASPI, 1/46/135/39。

    [275]RGASPI, 1/46/184/24-25, 35-38, 1/46/293/168/25.

    [276]RGASPI, 1/46/247/54-55.

    [277]RGASPI, 1/46/164/20-33, 37-39.

    [278]徐X访谈。

    [279]RGASPI, 1/46/164/20-33, 37-39.

    [280]RGASPI, 1/46/152/10, 64-69, 72-76, 1/46/164/7-13, 37-40.

    [281]RGASPI, 1/46/135/3-6, 1/46/208/10-36.

    [282]RGASPI, 1/46/135/3-4; RGANI, 5/35/147/183-190.

    [283]RGASPI, 1/46/152/74-76, 1/46/232/25-27.

    [284]RGANI, 5/35/122/43-51; GARF, 9396/19/45.

    [285]参见中国外交部档案，例如109-00345-01，第34～37、48～50页；109-00345-03，第1～3页。关于50年代初的情况参见109-00346-01，第40～41页；关于50年代末的情况参见GARF, 9396/19/31。

    [286]RGANI, 5/35/202/58-53, 68.

    [287]徐X访谈。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34～153页）一书中关于开拓荒地的回忆，包括从一个女学生日记中摘录的她在苏联农村时的片段。GARF，9396/19/26和9396/19/45也有一些关于中国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参加暑期劳动的报告，其中就包括开拓荒地。

    [288]这个故事是根据朱训主编的《希望寄托》中的一个短篇回忆录缩写而成，见朱书第134～137页。

    [289]笔者在前文已多次引用了由朱训主编的欧美同学会留苏分会成员的回忆录合集。另一材料是共青团中央青运史工作指导委员会和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编辑的《留学岁月：苏联中央团校中国班学员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此书收录了在苏联中央团校学习过的138名中国学生中的27名学生的回忆录。

    [290]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103～106页。象征性“友谊”的例子见该书第138～141、150～155页。

    [291]RGASPI, 1/46/135/39.

    [292]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88～91页。

    [293]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96～99、142～149、168页。

    [294]RGASPI, 1/46/152/39-40是奥德萨学院向团中央汇报留学生个人成绩的报告之一。其他报告所列的学生名单更随意些。

    [295]关于东欧学生的行为，参见 RGANI, 5/35/58/13; RGASPI, 1/46/125/12-15, 24-26, 1/46/208/87-103, 1/46/247/30。

    [296]RGASPI, 1/46/135/48, 1/46/164/20-33, 1/46/164/87-94, 1/46/184/109-116, 1/46/208/43-56.只有一份报告讲到一个中国学生打架，这个例外倒能证明中国学生普遍表现良好。见RGASPI, 1/46/176/109-113。

    [297]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56页。RGASPI, 1/46/247/22-25。

    [298]RGASPI, 1/46/208/43-56.

    [299]RGASPI, 1/46/184/47-50, 1/46/184/65-66.

    [300]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236～237、243～245页。

    [301]RGASPI, 1/46/208/43-56.

    [302]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238～239页；马X访谈，2004年10月1日，北京欧美同学会总部。

    [303]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觉得在苏联的经历充斥着压力和紧张。参见郑X访谈。

    [304]关于感觉受到保护，见郑X访谈。

    [305]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125～128页。

    [306]Lorenz Luthi注意到毛泽东的激进思想源于他所谓的“革命的斯大林主义”，而其后又出现了“官僚化的斯

    大林主义”。见Lorenz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1956-1966," Ph. D. diss., Yale University, 2003。

    [307]Michaela Pohl, "The Virgin Lands between Memory and Forgetting: People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54-1960," Ph. D. diss., Indiana University, 1999.我得感谢 Eleonor Gilburd向我介绍这

    篇博士论文，并感谢她对我这篇论文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308]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第92～95页。对苏联的大学而言，他们接受中国学生在那里学习，却不得不取消这

    些学生在敏感领域实习的机会，他们也觉得很不舒服。1962年，莫斯科著名的门捷列夫化学学院不得不拒绝中国学生参

    加与民用核能有关的实习。他们向苏联高教部申诉，要么允许这些学生参加适当的实习，要么就索性不再接受外国学生

    了，因为反正他们也不能真正完成应受的教育。见RGANI，5/35/2002/65。

    [309]"The Emerging Disputes Between Beijing and Moscow: Ten Newly Available Chinese Documents, 1956

    -1958," 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ACF1AA.pdf.

    [310]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221～222页。

    [311]郑X访谈。

    [312]李X访谈，2005年8月30日，北京。

    [313]李X访谈。

    [314]李X访谈。

    [315]李滔主编《中华留学教育史录》，第266～267页。

    [316]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45页。

    [317]徐X访谈。

    [318]徐X访谈。

    [319]徐X访谈。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61年就开始提倡把学生送到国外受教育。见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

    第448页。

    [320]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31、434～435页。

    [321]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个在莫斯科加加林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还被派驻河内，他运用在苏联所受的

    军事教育分析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的军事策略。见马X访谈。

    [322]徐X访谈。顺便提一句，“文化大革命”不仅扭曲了归国学生的事业和个人生活，还篡改了他们的历史记录。

    很多学生把他们在苏联期间的个人资料付之一炬，只留下一些最无害的残篇。即使是这样，也可能招致麻烦。有个学生

    回忆，他保存了几张苏联文化景观的照片，却被告知这些东西很可疑，因为里面有“裸体”，可以想象所谓的“裸体”

    不过是一些雕塑或者绘画。

    [323]为了获得这些统计数字，我建立了一个Excel数据库，朱训所编回忆录集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有一个条目，列

    有他们的专业、在苏联时的学校、回国后的工作以及他们最突出的成就。很可能参与回忆录编辑的留学生都是那些后来

    生活与留学生涯关系最紧密者，不过90％仍然是一个很让人惊讶的数字。提供类似信息的另一重要来源是华东师范大学

    研究小组所进行的问卷调查。可能欧美同学会有其所有3600名成员的类似统计数据，但是这一数据并未向研究者公开。

    [324]一个对老留学生的访谈强调了这一主题（《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4日），我进行的许多访谈也同样如此。

    感谢李鹏提供给我这篇文章。

    [325]这些统计数据也是来自我对欧美同学会编留苏学生回忆录的整理。

    [326]《留学岁月》，2003。

    [327]朱训主编《希望寄托（续集）》，第418页。

    [328]准确地讲，江泽民是1954～1956年期间从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派往苏联学习和实习的技术员，而非教育部派

    出的留学生，但总体而言也可以归入留苏学生的行列。

    [329]我根据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对照前引Biographical Dictionary and Analysis，得到这些数据。

    [330]Li Cheng, China's Leaders: The New Generati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1.

    [331]这一百分比是我根据Leo A. Orleans, "Graduate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Adjusting the Total,"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1（Sept. 1987）, p.447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到的。

    [332]参见Nam-50！, 1965年6月2日，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л.124。

    [1169]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25, 124, 126.

    [1170]详见《关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欠发达国家的争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1964年第4、6期，苏联一

    些著名的东方学家参与了这一争论。见Мазов С. В.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Западной Афр

    ике 1956-1964: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М

    .，2008，с.264-266。

    [1171]见А.伊斯冈捷洛娃《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真理报》1965年6月4日，第3版。

    [1172]比如，铁托访问苏联期间，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中，柯西金在谈到阿尔及利亚最近

    发生的政变的后果时指出：“如果纳赛尔现在提议可以接办亚非会议，那么就会使会议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见

    AJBT. KPR. 1-2-b. Razgovori u Moskvi. Str. pov. br.262/32 Moskva，19 juna. 1965，s.20。

    [1173]“这一敌人以不同的面目出现：要么是打算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核战争、讨伐独立斗士的五角大楼；要么是

    无情屠杀非洲平民的外国势力的走狗；要么是以亚非拉国家劳动人民的痛苦和贫困为代价、捞取巨额利润的所谓的商人

    ”。见Е.普里马科夫《加强反殖民主义力量的统一：论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召开》，《真理报》1965年6月12日，第3版

    。

    [1174]《真理报》1965年6月12日，第3版。

    [1175]《关于不许使用外国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决议草案》, РГАНИ, ф.5, оп.30,д.280,

    л.119-120。

    [1176]РГАНИ, ф.5, оп.30, д.280, л.95-96.

    [1177]在致亚非一些国家政府的电报中，其中许多都提到，或许会准备向大会发出一封信件。

    [117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80, 82-83.

    [1179]比如，在这封电报的草稿中谈到了苏联同联合国的关系。见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л.90-91

    。

    [1180]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89-90.

    [1181]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95-96.

    [1182]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90.

    [1183]文件最后一段反映了苏联新领导人同其卫星国的关系：“考虑到贵国政府以前表示愿意就重大的国际问题交

    换情报，莫斯科认为需要把这些内容通报给贵国政府。如果贵方能够把关于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告诉我们，我们

    将非常感谢。”见РГАНИ，ф.5，оп.30，д.480，л.96。

    [1184]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0-118.

    [1185]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0.

    [1186]材料应该转交给苏联对外贸易部和国家对外经济关系委员会，但是卷宗中并有这份材料（在俄罗斯当代史国

    家档案馆中还没有发现），这就证明苏联外交机构当时是有些匆忙的。

    [1187]这份文件应该转交对外文化联系委员会，但在该委员会的文件中也没有发现这份材料。

    [118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1-112.

    [1189]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1.

    [1190]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5-106.

    [1191]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6-118.

    [1192]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3.

    [1193]这些指示附有相关的附件——关于不许使用国外武装力量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决议草案。见РГАНИ，ф

    .5，оп.30，д.480，л.119-120。

    [1194]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4.

    [1195]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5.

    [1196]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7.

    [1197]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09.

    [119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2.

    [1199]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3.

    [1200]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1.

    [1201]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6-117.

    [1202]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17-118.

    [1203]勃列日涅夫、米高扬、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方面同铁托举行了会谈。见 AJBT, KPR. I-2-b,

    Razgovori u Moskvi. Str. pov. 262/32, Moskva, 19 juna. 1965。

    [1204]AJBT, KPR. I-2-b, Razgovori u Moskvi. Str. pov. 262/32, Moskva, 19 juna. 1965, s.13.

    [1205]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92.

    [1206]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91.

    [1207]第二类国家有11个，这些国家的立场不确定，这些国家的代表给外交部的信件不值得信任（缅甸、马里、坦

    桑尼亚、中非共和国、毛里塔尼亚、乍得等国）。第三类国家的立场有一定倾向性的，比如，柬埔寨声明说，他们不会

    投反对票，但是也不表示支持，因为他们要考虑到同中国的关系；而巴基斯坦声明说，如果投票表决这个问题，他们准

    备支持，但同时要让我们明白“很难公开声明支持我们”。第四类国家是越南政府和朝鲜政府，他们的立场同以前一样

    ，即苏联最好不参加这次会议。第五类国家是那些自己都不知道是否要参加这次会议的国家。见РГАНИ，ф.5，о

    п.30，д.480，л.193。

    [1208]《公开声明支持邀请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国家》, 1965年10月18日，РГАНИ,ф.5, оп.30, д

    .480, л.196-198。

    [1209]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68-175.

    [1210]附加的任务是谴责美国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侵略以及谴责所谓的“约翰逊主义”。在6月18日的《指示》中

    添加的内容是，也要谴责美国议会代表关于美国有权干涉西半球任何一个国家内政的决议。关于同中国进行协调的第二

    个目的这样规定：“在中国参加会议的情况下，要表示出愿意同中国代表团进行工作上的协调和合作”，代替了原来“

    利用苏联和中国共同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进行协调”的内容。

    [1211]6月18日的《指示》只有两页内容。见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58-161。

    [1212]在其他的修改稿中关于该条款还有一些内容。见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51-152。

    [1213]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56-157.

    [1214]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61.

    [1215]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65-166.

    [1216]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65-166.

    [1217]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80, л.167.

    [1218]葛罗米柯：《1945～1980年苏联对外政策史》, Т.2. М., 1981, С.423。

    [1219]M. Y.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and the Sino-

    Soviet Split, October 1962: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Bulletin, Issues 8-9.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inter 1996/1997, pp.251-257；谢·冈察连柯：《中苏分裂的军事原因》，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

    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第258页。

    [1220]Rajesh Rajagopalan,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of 1962: A Study of India's Strategy and

    Di-plomacy, New Delhi: 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1988; C. V. Ranganathan, Vinod C.

    Khanna, India and China: The Way ahead after "Mao's India War", New Delhi: Har-Anand Publications Pvt

    Ltd., 2000; Purnendu Kumar Banerjee, My Peking Memoir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India, New Delhi:

    Clarion Books, 1990.

    [1221]典型的论点，参见William E. Griffith, The Sino-Soviet Rif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Ltd., 1964; Raymond L. Garthoff（ed.）,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eger

    Publishers, 1966; John W. Garver, Protracted Contest: Sino-Indian Rivalr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1222]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228～229、249页；谢益显主

    编《中国当代外交史（1949～1995）》，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第203～204页。

    [1223]金春明主编《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第337页。

    [1224]关于斯大林时期特别是战后初期苏联对印度的政策，参见Robert H. Donaldson, Soviet Policy toward

    India: Ideology and Strateg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rendra K. Gupta, Stalin's Policy toward

    India, 1946-1953,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88; 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1998, New Delhi: Dev Publica-tion, 1999, pp.1-6; Shri Ram Sharma, India-

    USSR Relations, 1947-1971: From Ambiva-lence to Steadfastness, New Delhi: Discovery Publishing House,

    1999, pp.16-26。

    [1225]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2.

    [1226]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From Ideology to Geopolitics, 1947-1998, p.4; 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pp.16-23.

    [1227]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196.

    [1228]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p.37.

    [1229]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p.20.

    [1230]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1972: A Documentary Study, Bombay: Allied Pub-

    lishers, 1973, p.203.

    [1231]Bimal Prasad, Indo-Soviet Relations, p.143.

    [1232]Rajesh Rajagopalan,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of 1962, pp.54-55.

    [1233]有关本节的详细分析，还可参见戴超武《印度外交政策、大国关系与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社会科

    学》（英文版）2003年第2期。

    [1234]《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79页。

    [1235]TsKhSD（现代文献保管中心）, f. 5, op.49, d. 235, ll. 40-44, CWIHP Bulletin, Issues 10, Spring

    1998, pp.167-169.

    [123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17、322、324～325、358～359页。

    [1237]《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188～189页，注释（1）。

    [1238]《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第429～430页。

    [1239]TsKhSD, f. 5, op.49, d. 240, ll. 94-95,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Winter 1996/1997, p.255.

    [1240]关于中国在1959年9月10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之前同苏联方面的交涉，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史》，第2卷（1957-1969），第228～229页；《曾涌泉与安东诺夫谈话记录》，1959年9月10日，中国外交部档案馆档

    案，109-00873-12，第76～79页；吴冷西：《十年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

    213～214页。

    [1241]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p.37.

    [1242]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p.119.

    [1243]TsKhSD, f. 5, op.30, d. 246,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1.

    [1244]有关1959年10月中苏会谈的分析，参见戴超武《1959年10月中苏会谈》，《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1期。

    [1245]AVPRF（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 f. 0100, op.53, p.8, d. 454, ll. 165-169,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pp.170-172。

    [1246]《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2页。

    [1247]《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80～281页。

    [1248]《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83～284、286页。

    [1249]《1960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同苏共中央代表团会谈纪要》, CWIHP Bulletin, Issue 10, pp.172-173

    。

    [1250]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34页。

    [1251]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31～233页。

    [1252]参见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第367～368、373页。

    [1253]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314～334页。

    [1254]当胡志明询问他访问苏联时是否向赫鲁晓夫转告毛泽东的上述说法，毛泽东说“完全可以”。参见吴冷西《

    十年论战》，第346～347页。

    [1255]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63～467页。

    [1256]TsKhSD, f. 2, op.1, d. 415, ll. 56-91,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p.259-262; Da-vid Wolff,"

    'One Finger's Worth of Historical Events': New Russian and Chinese Evidence on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Split, 1948-1959," CWIHP Working Paper, No.30, pp.68-72.

    [1257]TsKhSD, f. 5, op.49, d. 240, l. 97,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2.

    [1258]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252～253页。

    [1259]Vladislav Zubok,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Khrush-

    chev.,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232.

    [1260]《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第568～569页。

    [1261]AVPRF, f.90, op.24, d.5, p.44, l.147-148,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63.

    [1262]TsKhSD, f. 5, op.49, d. 536, l. 355,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3.

    [1263]TsKhSD, f.5, op.49, d. 536, l. 72,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3.

    [1264]TsKhSD, f.5, op.50, d. 531, ll. 426-435,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4.

    [1265]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4.

    [1266]参见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第121～122页。

    [1267]TsKhSD, f.5, op.49, d. 536, l. 366,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3.

    [1268]TsKhSD, f. 5, op.50, d. 424, l. 102,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p.253-254.

    [1269]《中国政府关于支持古巴、反对美国战争挑衅的声明》，《人民日报》1962年10月25日。

    [1270]关于中共中央的反应，参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49页。

    [1271]TsKhSD, f. 5, op.49, d. 534, ll. 206-207,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5.

    [127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第243～245页。

    [1273]TsKhSD, f. 5, op.49, d. 534, l. 439,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55.

    [127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支持古巴反美斗争的声明》（1962年11月30日）、《保卫古巴革命》（《人民日

    报》1962年10月31日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1962年12月15日），以上引文参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9集，第249～250、490～494、498页。

    [1275]《真理报》1964年3月4日。

    [1276]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0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第249页。

    [1277]Richard B. Remnek, Soviet Policy towards India: The Role of Soviet Scholars in the Formulation

    of Soviet Policy,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37.

    [1278]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p.39.

    [1279]TsKhSD, f.5, op.50, d. 424, ll. 102-107, see Prozumenschikov, "The Sino-Indian Con-flict,"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p.253-254.

    [1280]AVPRF, f. 90, op.24, d. 5, p.44, ll. 120-124,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p.264-265.

    [1281]T.N.Kaul, A Diplomat's Diary, 1947-1999: China, India and USA, The Tantalising Trian-gle, New

    Delhi: Macmillan India Limited, 2000, pp.77-78.

    [1282]Telegram from T.N.Kaul to Prime Minister Nehru, Novermber 9, 1962, see Rajesh Rajagopa-lan,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of 1962, p.121.

    [1283]T.N.Kaul, A Diplomat's Diary, p.78.

    [1284]T.N.Kaul, A Diplomat's Diary, pp.78-79.

    [1285]AVPRF, f. 090, op.24, d. 6, p.80, ll. 197-203, CWIHP Bulletin, Issues 8-9, p.265.

    [1286]Purnendu Kumar Banerjee, My Peking Memoirs of the Chinese Invasion of India, pp.73-75.

    [1287]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p.41.

    [1288]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 America's Embargo against China and the Sino-Soviet Al-

    liance,1949-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250-251.

    [1289]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第865页。

    [1290]参见萧心力主编《毛泽东与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人民出版社，2001，第340页。

    [1291]人民日报编辑部：《苏联领导联印反华的真相》，1963年11月2日，《学习文件汇编》，第571～595页。

    [1292]《赫鲁晓夫是怎么样下台的》，《红旗》1964年11月号社论。

    [1293]参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1962年10月27日；《发扬莫斯科宣言和莫

    斯科声明的革命精神》，《人民日报》1962年11月15日社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人民日报》

    1963年6月17日。

    [1294]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从中印边界问题再论尼赫鲁的哲学》，1962年10月27日。

    [1295]参见吴冷西《十年论战》，第460～462页。

    [1296]《1962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泽登巴尔会谈》, CWIHP Bulletin, Issue8-9, pp.265-269。

    [1297]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32.

    [1298]《第三次会议苏共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夫的发言》，1963年7月10日，俄国档案馆，SP08109。

    [1299]《苏联驻华使馆关于中苏两党会谈前国内情况的报告》，1963年5月17日，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并整理《中

    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15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第3770～3820页。

    [1300]Jyotsna Bakshi, Russia and India, pp.37-38.

    [1301]Sucha Singh G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o-Soviet Relations, 1947-80, Columbia, Mo.: South

    Asia Books, 1984, p.207.

    [1302]Shri Ram Sharma, India-USSR Relations, pp.55-56.

    [1303]Sucha Singh Gill,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o-Soviet Relations, pp.172-173.

    [1304]参见国际战略基金会编《环球同此凉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151页。

    [1305]《真理报》1964年3月4日。

    [1306]РГАНИ（俄罗斯当代史国家档案馆）, ф.5, оп.55, д.74, л.41.

    [1307]РГАНИ, ф.5, оп.49, д.816, л.14.

    [1308]《真理报》1964年9月24日。

    [1309]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赫鲁晓夫建议不派代表团去北京，但主席团大多数成员不支持这个建议，而苏斯

    洛夫指出，如果中国还将坚持反苏的“不和谐音调”，则苏联代表团成员“不能成行”。见РГАНИ，ф.3，

    оп.16，д.948，л.45。

    [1310]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82, л.17.苏联工会主席В.格里申率领的苏联代表团，其成员有В.艾

    柳金、Н.梅斯雅采夫、Т.库拉托夫、Н.扎里波娃、С.契尔沃年科。

    [1311]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60.

    [1312]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60.1957年宣言和1960年声明是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

    代表大会期间通过的。它们的通过在很大程度上是妥协的结果。因此在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还在竭力寻求解决

    所产生的问题的可能。同时，模棱两可的表达方式以及在文献中包含着双方相互矛盾的观点的情况，都允许莫斯科和北

    京按照自己的意愿对宣言和声明进行解释，并指责对方不遵守在那些“历史文献”中双方共同制定的原则。

    [1313]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61.

    [1314]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52, л.146.

    [1315]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7, л.118.

    [1316]中国领导人此时还不知道，隆哥于1964年10月22日在罗马同苏联大使谈话时宣称，不能容忍“在精神上毁灭

    赫鲁晓夫”，并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即苏联共产党可能与拒绝讨论斯大林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妥协。苏共中央赶紧“安慰

    ”意共领导人，向隆哥所转达的意见是：“认为苏联共产党打算同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原则观点和二十大路线方面达成妥

    协，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见РГАНИ，ф.3，оп.16，д.554，л.111。

    [1317]这些及其他的声明和文献在中国都被刊登出来了，并且照例都是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公报》、《北京

    日报》、《工人日报》最显著的地方。

    [1318]苏联新领导人第一篇正式的声明是以非常隆重的方式推出的，这是与1964年10月12～13日成功地实现了“上

    升”号载人航天飞船相联系的。

    [1319]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54.

    [1320]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6, л.359.

    [1321]根据苏联大使馆所收到的信息表明，周恩来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划分为两个集团，这种划分的依据是这些

    国家的领导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疏密。10月29日晚（第二次会见契尔沃年科之前），周恩来同罗马尼亚、北朝鲜

    、越南、阿尔巴尼亚和古巴的大使进行了谈话，10月30日早上9点，周恩来邀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保

    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蒙古的大使。见РГАНИ，ф.5，оп.49，д.732，л.273。

    [1322]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32, л.264-265.

    [1323]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3, л.65, 63.

    [1324]РГАНИ, ф.3, оп.18, д.293, л.74-75.

    [1325]组成中国代表团的成员有周恩来（代表团的团长）、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乔冠华。

    [1326]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19, л.220.

    [1327]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1-12.

    [1328]参加11月6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隆重招待会的中国代表团不可能不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强调的正

    是一些此前在北京受到批判的观点，只是没有提到“全民党”的说法，代替这种表述的是“苏联人民战斗先锋队”、“

    苏联社会的领导和指挥力量”等。见《真理报》1964年11月7日。

    [1329]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1.

    [1330]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7.

    [1331]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3-14.

    [1332]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4.

    [1333]РГАНИ, ф.3, оп.16, д.562, л.20-23.

    [1334]在交谈中，康生不止一次地指责柯西金，说在克里姆林宫举行招待会的时候柯西金同美国大使谈话“过分的

    ”友好。苏联领导人不得不阐述这是正常的外交礼仪，周恩来也持同样的看法。见РГАНИ，ф.2，оп.1，д.758

    ，л.13。

    [1335]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6.

    [1336]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6.

    [1337]РГАНИ, ф.2, оп.1, д.758, л.15.

    [1338]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56, л.74.

    [1339]1957年毛泽东说：“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

    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毛泽东在莫斯科社会主义国家共产

    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1957年11月16、18日，Выступления Мао Цзэдуна，ране

    е не публиковавшиеся в открытой печати.Вып.2，М.，1970，с.89）但

    对于苏联来说却不是个愉快的事，因为现在中国所说的“西风”，不仅是指帝国主义国家，还有苏联。

    [1340]РГАНИ, ф.5, оп.30, д.456, л.75.

    [1341]РГАНИ, ф.5, оп.49, д.720, л.236.

    [1342]有关苏中谈判是如何进展的，在苏联只有苏共中央全会的参加者被告知，1964年11月16日勃涅日烈夫在全会

    上发言，介绍了有关两国关系的情报。（РГАНИ，ф.2，оп.1，д.762，л.114-131）发言的第一部分已经分发

    给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及其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书记处。这部分的发言无论是在纲要中的“缓和”表述，还是删除其中

    的某些细节都受到了实质性的审订（其中包括删除了围绕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克里姆林宫招待会上的声明的事件）。

    [1343]《真理报》1964年12月4日。

    [1344]在审订勃列日涅夫祝贺文本草案时，最后从电报中删除了下面一段话：“我们非常满意地注意到您不止一次

    地说到，我们必须团结，不能让帝国主义者看到我们的分歧而高兴，最主要的是我们要团结一致。”见РГАНИ，ф

    .3，оп.16，д.593，л.59。

    [1345]РГАНИ, ф.3, оп.16, д.610, л.116-117.

    [1346]РГАНИ, ф.5, оп.49, д.824, л.81-82.

    [1347]РГАНИ, ф.5, оп.49, д.817, л.69.

    [1348]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9, л.18-19.

    [1349]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9, л.22-25об.

    [1350]РГАНИ, ф.3, оп.16, д.949, л.22-25об.

    [1351]苏联代表团去越南民主共和国应该有两个主要目的：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积极表现和在某种程度上给河内以

    军事支持，在军事冲突恶化和美国积极参与其中的条件下改善党际关系，因为这些年来越南劳动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中的许多问题上一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除2月6～10日访问越南外，在来回途径北京的2月5～6日和10～11日，柯

    西金同中国领导人举行了会谈，但是会谈毫无结果。

    [1352]本研究得到上海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B406）。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

    05BSS005）阶段性研究成果。

    [1353]中共在1960年代初即已认为苏共把二十大当作了自己的命根子。见《新情况》1961年10月19日，外交部档案

    馆，109-03043-01，第6页。

    [1354]1997年10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项目、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

    举办了“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中俄双方当年曾作为翻译参与中苏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当事人。

    其中参加1964年11月周恩来与苏联新领导人会谈的中俄历史见证人，对于马利诺夫斯基事件等情的一些细节的回忆有出

    入，令人困惑。目前，随着俄国和中国外交部档案的相继解密，我们可以基本还原历史了。

    [1355]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56]以上参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报告》，1964年10月14日，АПРФ，ф.2，оп.67

    ，Пакет，№223，Подлиник. Вестник，1998，№2，с.101-125。中译文引自阎明复《关于赫鲁

    晓夫下台的分析和解释——当事人的回忆与俄国档案文献》，《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第

    319～360页。关于赫鲁晓夫的口号“只要苏联和美国谈妥，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中方的报道为“苏美合作，主宰世

    界”。

    [1357]《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1～3

    页；《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备忘录》，1964年10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余

    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忆周总理最后一次访问苏联》，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

    知识出版社，1994，第14～16页。国内一些文献将这次会见的时间写为10月14日深夜或晚上，应有误。如吴冷西《十年

    论战——中苏关系回忆录，1956～196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829～930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258～259页。苏共中央的通知写道：“苏共中央全会一致强调指出，苏共今后

    仍将坚持不渝地遵循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决议和我党的纲领，将坚定地在莫斯科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为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的一致和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而斗争。”见《苏共中央关于解除赫鲁晓夫党内外职务给中共中央的通知》

    ，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3页。

    [1358]参见莫斯科市委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关于莫斯科市党组织党员积极分子会议》，1964年10月16

    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1964，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КПССидруге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 МФД，2007，с.271-273；《罗

    斯托夫州工农业党组织积极分子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1964）全体会议决议的会议速记录》，1964年10月16

    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273-280，等等。

    [1359]《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第5版；新华社编《内部参考》（藏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第3669号

    ，1964年10月27日，第19～21页；《新情况》特字第27号：《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内外政策变化的动向》，1964年10月

    23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1，第94页；《人民日报》1964年10月30日，第3版。

    [1360]以上六个方面，参见《人民日报》1964年11月6日，第5版，10月30日，第3版；《内部参考》第3669号，

    1964年10月27日，第19～21页；《新情况》特字第27号，1964年10月23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1，第94～97页

    ；《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0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16页。

    [136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33、836～839、841页；另外，契尔沃年科10月16日向伍修权通报消息时，伍修

    权的表现给契尔沃年科留下的印象就是，中国方面似乎在此之前已通过某种渠道了解了他所要通报的实质性内容。见《

    契尔沃年科与伍修权会谈备忘录》，1964年10月16日，РГАНИ，ф.5，оп.49，д.716，л.360-361。

    [1362]《伍修权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的谈话记录》，外交部档案馆，1964年10月16日，109-02708-03，第

    1～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29～830页（吴记述的时间为“14日深夜”和“第二天一清早”，应有误）；《苏

    共中央全体会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发表公报，赫鲁晓夫下台》，《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6日，第1版。

    [1363]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19～20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39页

    ；《人民日报》1964年10月17日，第1版。

    [1364]查1964年10月16～31日的《人民日报》，已无此类文章。《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64年10月28

    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30-334；吴冷西：《十年论

    战》，第840页。契尔沃年科向国内通报说，近日彭真在一个北京市委积极分子会议上提出，中国领导人打算主动改变

    同苏联的关系，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人士时也表述了此意思。《人民日报》对于前者无报道，后者则只发布了10月26

    日周恩来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的简短消息见《人民日报》1964年10月27日，第1版。

    [136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1～842页。

    [1366]《外交部、中联部致潘自力电》，1964年10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1，第5页。

    [1367]《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1，第7～8页；《契尔沃年

    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64年10月28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

    ев，с.330-334。

    [1368]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42～843页；《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1964年10月30日，外交部档案馆

    ，109-02678-01，第7～8页；《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681～682页。

    [1369]《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3，第20页；吴冷西：《十

    年论战》，第848～850页。

    [1370]第一方案，国家领导人的甲级礼品28份，每份价值600～800元；有关部长的乙级礼品20份，每份价值200～

    300元；有关司局长和接待人员的丙级礼品100份，每份价值50～100元；另备100份赠送招待人员的礼品。各级礼品以实

    物为主，包括瓷器茶具、台布、衣料、名酒、茶叶、烟具、钢笔、丝头巾、檀香扇、手绢、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等等。

    第二方案则只送副部长以下的陪同和接待人员以及招待人员，礼品等级和份数均相应减少，只有乙级15份，丁级100份

    及招待人员100份。（《外交部礼宾司关于周总理访问苏联赠送礼品方案的请示》，1964年10月31日，外交部档案馆，

    203-00295-02，第9～11页）中国党政代表团最终采用了哪种方案送礼，目前尚未看到相关的材料。

    [1371]《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日，第1版；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54页。

    [1372]《外交部关于为以周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送行计划的请示》，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4-03，第1～4页；《外交部致驻苏使馆电》，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30页；《驻苏使

    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11月1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27页；《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

    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27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

    部电》，1964年11月6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35～36页。11月5日到首都机场送行的人员同计划。参见《

    人民日报》1964年11月5日，第1版。

    [1373]《日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土岐强同志答记者问》，《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日，第3版；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文章和瑞典共产党主席赫尔曼逊同志的谈话，均见《人民日报》1964年11月3日，第4版；荷兰共产党

    主席格鲁特同志的谈话见《人民日报》1964年11月4日，第3版。《人民日报》11月2～4日相继发表了印尼、日本、波兰

    、阿尔巴尼亚、新西兰、摩洛哥、法国、瑞典、保加利亚、匈牙利、东德、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荷兰、英国、蒙古

    等16国共产党、工人党的表态材料。

    [1374]《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档案馆，

    203-00295-03，第27～29页。

    [137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54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8日，第1版。

    [1376]毛泽东：《对刘宁一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七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1964年11月6日，《建国

    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218～219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日，第3版；《建国以来

    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216～217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8日，第1版。

    [1377]《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 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 1964-1965 гг.//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

    хив, 2006, №5,с.19-24;《关于民主德国国内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十月全体会议决议的反响》, 1964年10月

    17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271-273, 288-293。

    [1378]ФурсенкоА. А.（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1954-1964, Том1, Черновыепротокольныезаписизаседаний, Ст

    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4, с. 861-862;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путьк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иразмышлени

    я,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с.89-91.

    [1379]《外交部、中联部致潘自力大使电：告周总理同苏驻华大使谈话内容》，1964年10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

    109-02678-01，第5页。

    [1380]《契尔沃年科与周恩来会谈纪要》，1964年10月28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

    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30-334。

    [1381]《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苏联驻中国大使于1964年10月29日来电做出的决议》，1964年10月29日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271-273，334；《人民日报》

    1964年11月2日，第1版。

    [1382]《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邀请中国代表团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决议》，1964年10月30日，Прозуме

    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6-17;《苏共中央主

    席团关于通报中共中央建议的决议》，1964年10月30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идет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5-16。

    [1383]《中联部、外交部致潘自力电》，1964年11月2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03，第20～22页。

    [1384]《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1385]《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如何接待中国代表团给驻华使馆的指示》，1964年10月31日，Прозуменщи

    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8-19。

    [1386]《契尔沃年科与王炳南谈话摘要》，1964年11月3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678-10，第76～79页。

    [1387]《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日，第3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1964年11

    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вещах

    ，с.19-24；《人民日报》1964年11月4日，第4版；《内部参考》第3674号，1964年11月13日，第31页。

    [1388]《人民日报》1964年11月8日，第3版；7日，第1版。

    [1389]《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11月4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33～34页；《新情况》第178

    号，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07～108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1月

    6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35～36页；《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总参二部电》，1964年11月7日，外

    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05页。周恩来的观礼位置被安排在波兰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和东德党第一书记乌布利

    希之后。

    [1390]《驻苏使馆致外交部电》，1964年11月4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4-01，第33页；《新情况》第178号，

    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08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7日，第1版。

    [1391]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56～860页。

    [1392]《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5-03，第29页；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148

    ～149页。

    [1393]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59页；《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金冲及

    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785～1786页；《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

    柯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

    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2007年9月24日李丹慧采访阎明复记录。

    [1394]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23页；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62页。

    [139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62～865页。

    [1396]《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代表团的会谈

    记录》，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Хрущев，с.348-356

    。

    [1397]《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档案馆，

    203-00295-03，第30页；《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同以周恩来为首的同中国党政代表团

    的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48-356。

    [1398]《勃列日涅夫等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会谈记录》，1964年11月8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

    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48-356。

    [1399]《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档案馆，

    203-00295-03，第27～34页；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第261页；《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

    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о слиш

    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

    [1400]《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с.19-2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

    体会议未经修正的速记录》，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

    ущев，с.362-419;《米高扬在中苏两党会谈的发言记录》，1964年11月9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

    1787页。

    [1401]《人民日报》1964年7月31日，第2版；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5页。

    [1402]《中苏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11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吴冷西：《十年论

    战》，第874～877页。关于第二次会谈的时长，中苏双方的记录有差异，中方记录为17时至23时20分，共6小时20分钟

    ；苏方记述为7个小时以上。参见《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

    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32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未经修正的速记录》，1964年11月16日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

    [1403]余湛：《一次不寻常的使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第29页；《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未

    经修正的速记录》，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с.362-419。

    [1404]《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未经修正的速记录》，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 д

    р.（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362-419。

    [1405]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3页。

    [1406]《中波两党会谈记录》，1964年11月9日，转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786～1787页。中国代表团在

    莫斯科期间，与多个兄弟党代表团举行了会谈，有的会谈长达3个小时（如与罗马尼亚）。见《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政

    代表团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节活动日程》，1964年11月5～14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28～33页。

    [1407]《外交部关于欢迎周总理率领的访苏党政代表团回国计划的请示》，1964年11月13日，外交部档案馆，203

    -00294-05，第17～18页；《人民日报》1964年11月14、15日，第1版；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第381页。

    [1408]《人民日报》1964年11月21日，第3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资料室编《苏联大事记（1964～1966）》，

    1975，未刊，第19～20页。

    [1409]《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央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国际性理论月刊，于1958年8月在布

    拉格正式出版。1962年11月，作为反修斗争的重大步骤，中共中央断绝了与该杂志的关系。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97～98页；《中央关于我党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断绝关系问题的通知》

    ，1962年11月27日，长春市档案馆，1/1-15/38，第62～63页。

    [1410]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78～883页。

    [1411]《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1月17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12～114页；《外

    事调研》专字第9号，1964年12月29日，外交部档案馆，203-00295-03，第90页。

    [1412]《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未经修正的速记录》，1964年11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Н. идр

    .（сост.）НикитаХрущев，с.362-419;《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关于与中共会谈的发言》，

    1964年11月14日，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больших в

    ещах，с.19-24。

    [1413]《内部参考》第3684号，1964年12月8日，第24～26页。

    [1414]周文琪、褚良如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第543页。

    [1415]《刘晓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4年11月27日，外交部档案馆，102-00142-03，第12～17页。

    [1416]吴冷西：《十年论战》，第910页。

    [1417]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稿的批语和修改》，1964年7月15、20、2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

    稿》第11册，第105～109页。

    [1418]《内部参考》第3681号，1964年12月1日，第25～32页；1963～1964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相关文章和报道

    。

    [1419]《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1月12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2，第124～125页。

    [1420]参见《莫斯科市委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通报》，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А. Н.и др.

    （сост.）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271-273;《罗斯托夫州工农业党组织积极分子讨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十月（1964）全体会议决议的会议速记录》，1964年10月16日，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с.273-280，等等。《驻苏使馆致外交部、中联部电》，1964年11月12日，外交部档案

    馆，109-02708-02，第124页。

    [1421]《伍修权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4年10月16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08-03，第2页。

    [1422]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世界知

    识出版社，2004，第580页。

    [1423]《外交部对中苏两国间未了案件的处理意见》，1964年12月9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2715-01，第15页。

    [1424]《刘少奇、邓小平和康生接见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1965年4月21日，外交部档案馆，109-03974-07，第

    69～70页。

    [1425]《人民日报》1965年9月3日，第1版。

    [1426]我非常感谢Chen Jian, Gregg Brazinski, M. Taylor Fravel对此文初稿的评论，感谢2006～2007年度Olin

    专家Stephen Rosen和Jim Hershberg。特别感谢Catherine Lu对此文最终稿的评论和校对。

    [1427]Philip Short, Mao: a life, New York: Henry Holt, 1999, pp.583-585.

    [1428]Henry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9, pp.171-183; 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Touchstone, 1994, p.722.

    [1429]2004年7月31日由约阿希姆·施罗特（Joachim Schroeter）提供的个人信息。在20世纪70年代，东德国防部

    派出自己的军事专员施罗特，到朝鲜和中国调查中苏边境冲突的背景。

    [1430]Lee Hong Yung,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32.

    [1431]Barbara Barnouin, and Yu Changge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98, pp.16-27; 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Thawing of

    U. S.-China Relations," Robert S. Ross, Jiang Changbin（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U. S.-China

    Diplomacy, 1954-197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22.

    [1432]《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批示》，1968年7月12日，江苏省档案馆，3124/长305，第2页。

    [1433]江苏省档案馆，3124/长177，第1～25页。

    [1434]《黄华回忆录》，外文出版社，2008，第197页。

    [1435]这次全体会议的时间经常被错误地写成11月和12月。关于正确的时间，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

    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530～1537页。

    [1436]Yang Kuiso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of 1969: from Zhenbao Island to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Cold War History, 1/1（2000）, p.22; Barnou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31.

    [1437]《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264页；《毛泽东传》，第1530～1537页

    ；丛文滋：《重视外交调研，善于战略思考：陈毅元帅召集1969年“务虚会”》，《外交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第5

    页；刘树发主编《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第1210～1211页。

    [1438]Barnou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63.

    [1439]Moshe Lewin, The Soviet Century, London: Verso, 2005, pp.248-253; Anatoly Dobrinin, In

    Confidence: Moscow's Ambassador to America's six Cold War Presidents, New York: Times, 1995, pp.138-139.

    [1440]Guardian（卫报）, March 10, 1969, p.4.

    [1441]А. 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дипломата,советника А. А. Громыко, помочни

    ка Л. И. Брежнева, Ю. В. Андропова, К. У.Черненко и М. С. Горба

    чева,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4, с.167-169; Олег Тро

    яновский, Через годы и расстояния: история одной семьи, М

    осква:Варгиус, 1997, с.350; "Record of Conversation of A.N.Kosygin with Mao Zedong,"

    February 11, 1965, Archiwum Akt Nowych（AAN, Archive of Modern Records）, Warsaw, Poland, KC PZPR, XI

    A/10, pp.514-533.

    [1442]For Brezhnev's public calls, New York Times（NYT）, October 17, 1964, pp.1, 13; For Brezhnev's

    skepticism,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От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с.167-169.

    [1443]Robert D. Schulzinger,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China, and the Vietnam War," in Ross and

    Jiang Changbin（ed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pp.238-261.

    [1444]John L. Gaddis, rev（ed.）,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ement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2005, p.272; Stephen E. Ambrose, Nixon,

    volume 2, The Triumph of a Politician, 1962-197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9, p.171.

    [1445]Jussi Hanhimäki, Flawed Architect: Henry Kissinger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28-30.

    [1446]Richard Nixon, "Asia After Viet Nam," Foreign Affairs, 46（1）, pp.111, 113, 121.

    [1447]NYT, September 16, 1968, 40; September 25, 1968, p.46; October 20, 1968, p.45; Kis-singer,

    White House Years, p.164.

    [1448]"9. Editorial Not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69-1976, I,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 accessed on Journal 31, 2005.

    [1449]NYT, January 28, 1969, pp.1, 13；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1969年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研究和

    建议的前前后后》，《中共党史资料》第42期，1992年，第56页；Am-brose, Nixon, vol. 2, p.252。

    [1450]"National Security Memorandum 14," February 5, 1969,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Administration (NARA), Washington D. C., NIXON, NSC, H Files, Box H-037, Review Group China NPG, Part 2.

    [1451]"NSSM 14: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April 29,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037,

    Review Group China NPG, Part 2; "NSSM 14: United States China Policy, Outline and Key Issues," no date,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023, NSC Meeting (San Clemente) 8/14/69 Briefings: Korea; China

    (2 of 3). "Draft Minutes of NSC Meeting," August 15,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121, NSC

    Meeting, August 14, 1969.

    [1452]"24. Editorial Note," FRUS, 1969-1976, I, ,

    accessed on February 12, 2005.

    [1453]"US Imperialism Stages Presidential 'Election' Farce, Making Nixon New President," November 8,

    1968, Survey China Mainland Press (SCMP), 4298, November 14, 1968, p.33.

    [1454]Schulzinger, "The Johnson Administration".

    [1455]"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18,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1968.

    [1456]"Outgoing Telegram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7,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1968.

    [1457]"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5,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1968.

    [1458]"295. Telegram From the Embassy in Poland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8, 1968, FRUS,

    1964-1968, Vol. XXX, , accessed on

    February 12, 2005.

    [1459]"Outgoing Telegram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27,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1968.

    [1460]Li Jie, "Changes in China's Domestic Situation in the 1960s and Sino-U. S. Relations," Ros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p.313;“332. 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o the Embassy in Poland,"

    November 29, 1968, FRUS 1964-1968, Vol. XXX,

    , accessed on February 12, 2005.

    [1461]《周恩来年谱》，第267页。

    [1462]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p.332-333; Zhang Baijia,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Scene and Chinese Policy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1954-1970," Ross, Re-examining the Cold War, p.69.

    [1463]"Telegram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November 27,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1968.

    [1464]"Outgoing Telegram Department of State," November 29, 1968, and "Telegram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1,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1968.

    [1465]"Telegram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21,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1968.

    [1466]"Research Memorandum REA-39," December 23,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6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 9/1/1968.

    [1467]刘志男：《1969年：中国战备与对美苏关系的研究和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41～57

    、51页。

    [1468]"Document 1: Front page of People's Daily, translation of Richard Nixon's inaugural address,

    28 January 1969," ～nsarchiv/NSAEBB/NSAEBB145/index.htm, ac-cessed on January 26,

    2005.

    [1469]NYT, January 28, 1969, pp.1, 13；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56页；Ambrose, Nixon, Vol.

    2, p.252。

    [1470]"US Imperialism and Soviet Revisionism Cannot Save Each Other," February 2, 1969, SCMP, 4355,

    February 7, 1969, p.25; "US Imperialism, Soviet Revisionism to Strengthen Counter-Revolutionary Global

    Collusion," February 4, 1969, SCMP, 4356, February 10, 1969, p.22;“Nixon Reiterates Counter-

    Revolutionary Policy of Stepping Up Global Collusion with Soviet Revisionism," February 8, 1969, SCMP,

    4359, February 13, 1969, p.21.

    [1471]NYT, February 10, 1969, p.2.

    [1472]NYT, January 25, 1969, p.29; Washington Post (WP), January 25, 1969, A11.

    [1473]"Spokesman of th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Foreign Ministry," February 6, 1969,

    Current Background (CB), 887 (August 15, 1969), p.31；黎家松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大事记》第3卷，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9，第209页。

    [1474]《周恩来年谱》，第336页；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CSM）, April 4, 1969, p.7。

    [1475]"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Secretary of State," February 18,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 2 CHICOM-US.

    [1476]"Intelligence Note-102," February 18,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 2 CHICOM-US.

    [1477]"Air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Bucharest to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25,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 2 CHICOM-US.

    [1478]"Dear Comrade Schneidewind," February 13, 1969,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Bestand: Ministerium für Auswärtige Angelegenheiten (PAAA-MfAA, Political Archive of the Office for

    Foreign Affairs, Files: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of the former GDR), Berlin, Germany, Abteilung

    Ferner Osten-Sektor China, Microfiche C 186/74, pp.13-20.

    [1479]"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he Hague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y 6,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3/1/1969.

    [1480]"To: Henry Kissinger From: The President," February 1,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1032,

    Cookies II.

    [1481]Seymour M. Hersh, The Price of Power: Kissinger in the Nixon Whitehouse, New York: Summit,

    1983, pp.351-352.

    [1482]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第124页。

    [1483]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68～69页；SCMP, 4443, June 25, 1969, pp.30-32。

    [1484]"Your Excellency," no date, 1969, and "My dear Prince Sihanouk," June 17,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3/1/1969;《周恩来

    年谱》，第312页。

    [1485]"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Canberra to State Department," September 6, 1969, and "From Embassy

    in Cambodia to Senator Mansfield," September 9,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3/1/1969.

    [1486]"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7," June 26,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

    134, NSSM-14 (2 of 2).

    [1487]"National Security Study Memorandum 63," July 3,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040,

    Review Group Meeting-NSSM-63 Sino-Soviet Differences 9/25/69.

    [1488]"Memorandum for Henry A. Kissinger," June 24,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711, USSR Vol. III,

    Jun-July 1969 (1 of 1).

    [1489]Thomas W. Robinson, "The Sino-Soviet Border Conflict," Stephen S. Kaplan,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hington: Brookings, 1981, p.272;Thomas W. Robinson,

    "China confronts the Soviet Union: warfare and diplomacy on China's Inner Asia frontiers," 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John K. Fairbank,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15, The People's Republic,

    part 2: The Emergence of Revolutionary China, 1966-198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1991, pp.292,

    299.

    [1490]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317页。

    [1491]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29; 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p.24-25

    （quote）.

    [1492]例如1959年春天，毛试图以“后发制人”强迫印度在西藏问题谈判中接受中方的立场。（吴冷西：《忆毛主

    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第119页）在1960年6月罗马尼亚党代会上，毛努力利

    用这种手段反击预料中的苏联对中国意识形态立场的指责。（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第278页；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8，第101页）1962年12月，在捷

    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上，毛再次利用该策略在苏联发动的另一轮批评中占得先机。（吴冷西：《十年论战》，第512页；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354页）赫鲁晓夫倒台以后，毛试图利用该策略来羞辱苏共

    ，使其承认对中共的不公正对待。（吴冷西：《十年论战》，第880页）

    [1493]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p.27, 30.

    [1494]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党的研究资料》1994年第5期，第5页。

    [1495]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25.

    [1496]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6页；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

    319页。

    [1497]Barnou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88页；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

    320～21页；徐焰：《1969年中苏边界的武装冲突》，第6～7页；Guardian, March 5, 1969, p.1。

    [1498]《周恩来年谱》，第284～285页。

    [149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纽约，明镜出版社，2003，第402页。

    [1500]Arkadii N. 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5, pp.164-165。根据

    苏联新闻问题专家维克托·佐拉从莫斯科发回的消息说，自尼克松就任以后，苏联领导层以柯西金和葛罗米柯为代表，

    在总体军事和核战略问题的争论出现了僵局。参见Guardian, March 10, 1969, p.4。

    [1501]"Document No.1: 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

    , accessed on January

    29, 2005.

    [1502]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军》，第321～323页。

    [1503]有来自苏联的消息认为，3月2日和3月15日总共有48人到58人被打死。另一种说法是，有48名苏联和800名中

    国军人被打死，参见“Itar-Tass Weekly News," 2005-03-03，ITA No. http//dlib.eastview.com.ezp2. harvard.

    edu/searchresults/article. jsp? art=16，ac-cessed on June 10，2005。还有一种说法是，只有48名苏联人被打死

    ，参见“Itar-Tass Weekly News," Date: 03-01-99 (ITA-weekly)，/searchresults/article. jsp? art=3，accessed on June 10，2005。

    [1504]NYT, March 15, 1969, pp.17, 16.

    [1505]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23（quote）；刘志男：《1969年》，第46页；Li Jie,

    "Changes", p.311。

    [1506]Guardian, March 20, 1969, p.1.; NYT, March 21, 1969, p.2.

    [1507]NYT, March 21, 1969, p.22. "Memorandum for Col. Haig," March 27,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711, USSR Vol 1, Dec 68-Dec.69 (3 of 3);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to Department of State," April

    5,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850, POL-POLITICAL AFF. & REL.

    ASIA 1-1-67.

    [1508]"X. Meeting of the PCC, Budapest, 17 March 1969: Editorial Note," by Vojtech Mastny,

    , accessed on April 28, 2004.

    [1509]NYT, March 18, 1969, pp.1, 6.

    [1510]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269.

    [1511]Document No. 64: Report by Ceau escu to the Romania Politburo on the PCC Meeting in Budapest,

    March 18, 1969, Vojtech Mastny（ed.）, A Cardboard Castle? A Inside History of the Warsaw Pact, 1955-

    1991, Budapest: CEU Press, 2005, pp.332-338.

    [1512]WP, March 19, 1969, pp.1, 14.

    [151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Communist Parties," April 24, 1969, Bundesarchiv Bern (BA Bern,

    Federal Archive Berne), Berne, Switzerland, E 2300-01, Aksession 1977/28, 5, "1969 p. a. 21.31 Moskau

    Politische Berichte," NYT, March 20, 1969, p.8; February 23, pp.1, 14.

    [1514]Lüthi, Sino-Soviet Split, p.288.

    [1515]"Meeting of the Directorate on June 20, 1969," Fondazione Istituto Gramsci (FIG, Foundation

    Institute Gramsci), Rome, Italy, Archivio del Partito Communista (APC, Archiv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Direzione 1969, Vol. 6, p.1726.

    [1516]NYT, March 23, 1969, p.12.

    [1517]"Dear comrades," April 2, 1969, Stiftung Archiv der Parteien und Massenorganisationen der DDR

    im Bundesarchiv (SAPMO-BArch, Archive of the Partie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of the GDR in the Federal

    Archives Foundation), Berlin, Germany, DY 30/3613, pp.16-17; 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32.

    [1518]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02～403页；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19页。

    [1519]"Zhou Enlai's Report to Mao Zedong and Mao's Comments, 22 March 1969,"

    , accessed on January 29,

    2005;《周恩来年谱》，第286页。

    [1520]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19页。

    [1521]《毛泽东传》，第1541～1543页；《周恩来年谱》，第285页。

    [1522]《毛泽东传》，第1552页。

    [1523]《周恩来年谱》，第291～293页；《毛泽东传》，第1550～1552页。

    [1524]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61页；WP, May 4, 1969, p.34。

    [1525]《毛泽东传》，第1556～1557页。

    [1526]《周恩来年谱》，第293页；《毛泽东传》，第1553页。

    [1527]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24.

    [1528]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1992年，第212页。

    [1529]刘志男：《1969年》，第43～44页。

    [1530]"Document 8: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CP's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28 April 1969," Chen Jian, and David L. Wilson (eds.), "All under Heaven is Great Chaos':

    Beijing, the 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and the turn towards Sino-American rapproche-ment, 1968-1969,"

    CWIHP Bulletin 11, p.164.

    [1531]《毛泽东传》，第1553～1554页。

    [1532]刘志男：《九大至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和矛盾》，《当代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

    40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07页。

    [1533]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35.

    [1534]WP, April 5, 1969, A12.

    [1535]CB 886, August 8, 1969, p.15；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中共党史研究》

    1996年第1期，第63页；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p.323-324;刘志男：《1969年》，第54页。

    [1536]"Report," May 10, 1969, Архив н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то на Външните Р

    аботи (АМВънР; Archive of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Relations), Sofia, Bulgaria, опис20p,

    a. e. 285, pp.30-32.

    [1537]"New Ambassadors of the PR China," August 8, 1969, PAAA-MfAA, Abteilung Ferner Osten-Sektor

    China, Microfiche C 186/74, 68-69. Also: "Telegram from American Consulate in Hong Ko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August 8,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68,

    POL 17-5 CHICOM 1/1/67. NYT, June 9, 1969, p.4.

    [1538]NYT, June 9, 1969, p.4.

    [1539]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36.

    [1540]Guardian, March 26, 1969, p.3; NYT, March 26, 1969, 8; March 31, 1969, p.36.

    [1541]"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September 10,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529, DEF 12 CHICOM。阿齐莫维奇是库尔恰托夫（Kurchatov）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及苏联科

    学院主席团裁军问题委员会的成员。

    [1542]CSM, June 5, 1969, p.6.

    [1543]NYT, May 7, 1969, p.14.

    [1544]"Telegram-Written Report (coded) from: New Delhi, no. 529 from July 7, 1969," Politisches

    Archiv des Auswärtigen Amtes (PAAA; Political Archive of the Office for Foreign Affairs of forme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Berlin, Germany, B41, Sowjetunion Referat IIA4, volume 95, p.66.

    [1545]"Intelligence Note-408," May 26,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

    1969, Box 2679, POL 7 USSR 7/1/69.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okyo to Department of State," July 3,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80, POL 7 USSR 7/1/69.

    [1546]NYT, May 24, 1969, p.3; May 26, 1969, pp.1, 14.

    [1547]"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24, 1969（quote）, and

    "Intelligence Note-408," May 26,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79, POL 7 USSR 7/1/69. NYT, May 21, 1969, p.8.

    [1548]NYT, June 14, 1969, pp.1, 5.

    [1549]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1页；"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Kab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4,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79, POL 7 USSR

    7/1/69。

    [1550]NYT, June 14, 1969, p.5.

    [1551]"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Kab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4,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79, POL 7 USSR 7/1/69 (quote). See also: "Embassy of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 in Kabul to the Foreign Office," July 2, 1969, PAAA, B41, Sowjetunion Referat IIA4,

    volume 95, pp.58-60.

    [1552]"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Kabul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ne 18,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79, POL 7 USSR 7/1/69. NYT, June 1, 1969, p.5.

    [1553]"Telegram (coded) from: Rawalpindi, no. 366 from July 7, 1969," PAAA, B41, Sowjetunion Referat

    IIA4, volume 95, pp.73-74.

    [1554]WP, June 6, 1969, A1, A14; NYT, June 6, 1969, p.2.

    [1555]Правда, June 8, 1969, pp.1-4.

    [1556]Lüthi, Sino-Soviet Split, p.269.

    [1557]NYT, June 7, 1969, p.5; WP, June 10, 1969, A16.

    [1558]NYT, June 12, 1969, p.46; "Speech of Berlinguer (ready for lecture)," June 11, 1969, FIG, APC,

    Fondo Enrico Berlinguer, Movimento Internazionale 1960-1984, "81. 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dei partiti

    comunisti e operai, Mosca 5-17 giugno 1969," pp.1-54.

    [1559]NYT, June 13, 1969, p.3.

    [1560]Matthew J. Ouime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ezhnev Doctrine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2003, p.59.

    [1561]WP, June 13, 1969, A24; NYT, June 18, 1969, p.3.

    [1562]The note is in: Правда, March 30, 1969, p.1, and "USSR Government Statement," March 29,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5, POL. 32-1 CHICOM 3/1/69. NYT,

    March 31, 1969, 1, 16; Guardian, March 31, 1969, p.1.

    [1563]"Notes of Comrade Winzer on a Consultation with Comrade Gromyko on April 18, 1969," PAAA-MfAA,

    Ministerbüro Winzer, Microfiche C 876/75, 9.

    [1564]Mentioned in: NYT, May 5, 1969, p.3.

    [1565]SCMP, 4417, May 16, 1969, pp.21-22.

    [1566]刘志男：《1969年》，第54页。

    [1567]SCMP, 4426, May 29, 1969, pp.24-32.

    [1568]NYT, May 29, 1969, p.4.

    [1569]刘志男：《1969年》，第54页；NYT, July 13, 1969, E2。

    [1570]SCMP, 4455, July 15, 1969, p.23; "Soviet Protest to the Chinese Embassy in Moscow," July 8,

    1969, BA Bern, E 2200. 174 Peking, Aksession 1985/195, 9, "China-UdSSR 1969-1972". "Some Aspects of

    Sino-Soviet Problems," August 14, 1969, BA Bern, E 2300-01, Aksession 1977/28, 5, "1969 p. a. 21.31

    Moskau Politische Berichte".

    [1571]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78页。

    [1572]"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to Secretary of State," July 5,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5, POL. 32-1 CHICOM 6/1/69. SCMP, 4477, August 18, 1969, p.22.

    [1573]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4; Guardian, August 14, 1969, p.1.

    [1574]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79～80页；刘志男：《1969年》，第45页；SCMP 4480，p.29。

    [1575]Shevchenko, Breaking, pp.165-66.

    [1576]"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18,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529, DEF 12 CHICOM.

    [1577]NYT, August 28, 1969, p.8; August 29, 1969, p.5.

    [1578]"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9,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1032, Cookies II.

    [1579]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3页。

    [158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August 2,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1023, MemCons-President

    Nixon President Ceausescu August 2-August 3, 1969.

    [1581]"Stenogram of the Session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CC of the RCP on August 4, 1969,"

    in: Romulus Ioan Budura, coord., Relaţile Româno-Chineze 1880-1974: Documente (Sino-Romanian relations,

    1880-1974: Documents), Bucharest: Foreign Ministry and National Archives,2005, pp.929-36.

    [1582]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0页；"Stenogra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Romanian Delegation headed by Ion Gheorghe Maurer and Paul Noculescu with the

    Chinese Delegation headed by Zhou Enlai and Li Xiannian," September 7，1969，Budura，Relaţile Româno-

    Chineze 1880-1974，pp.943-959。

    [1583]"NSC Meeting, August 14, 1969, Talking Points; China," no date, 1969, NARA, NIXON, NSC, H

    Files, Box H-023, NSC Meeting (San Clemente) 8/14/69 Briefings: Korea; China (2 of 3).

    [1584]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0页。熊把新闻电讯时间误记为8月18日。参见王永钦《1969年》，

    第78页。

    [1585]"The CCP Central Committee's Order for General Mobilization in Border Provinces and Regions,

    28 August 1969," Chen, "All under Heaven," pp.155-175；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0页。

    [1586]"Document 8: Mao Zedong's Speech at the First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CP's Ninth Central

    Committee, 28 April 1969," Chen, "All under Heaven", p.164.

    [1587]《周恩来年谱》，第290、296、298、300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4～215页。

    [1588]NYT, June 3, 1969, A14.

    [1589]"Political Letter No 21: Impressions from China," September 20, 1969, BA Bern, E 2300-01,

    Aksession 1977/28, 5, "1969 p. a. 21.31 Peking Politische Berichte".

    [1590]刘志男：《1969年》，第44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4～215页；《周恩来年谱》

    ，第311页。

    [1591]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42.

    [1592]刘志男：《1969年》，第46页。

    [1593]NYT, August 30, 1969, pp.1, 5.

    [1594]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6～218页。

    [1595]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3页；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1页。

    [1596]"Airgram from U. S. UN delegation to Department of State," October 2,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4,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SR 10/1/1969.

    "Meeting of the Directorate on June 20, 1969," FIG, APC, Direzione 1969, Vol. 6, p.1726.

    [1597]Трояновский, Через годы, 350;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okyo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ctober 9,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4,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SR 10/1/1969.

    [1598]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1页；丛文滋：《重视外交调研》，第8页；М. С.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ах: записки дипломата，Москва: Книга и

    биснес，p.81。

    [1599]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1页。

    [1600]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11页。

    [1601]丛文滋：《重视外交调研》，第8页。

    [1602]"From American Consulate in Calcutta to American Embassy in New Delhi Priority," September 11,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680, POL 7 USSR 7/1/69.

    [1603]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ах, p.81.

    [1604]Капица, На разных параллелах, pp.82-92;《周恩来年谱》，第320～321页；

    《周恩来传》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2041～2144页。

    [1605]"The Zhou Enlai-Kosygin Meeting: its prepar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October 22, 1969, BA

    Bern, E 2300-01, Aksession 1977/28, 5, "1969 p. a. 21.31 Peking Politische Berichte".

    [1606]NYT, September 17, 1969, p.5; September 19, 1969, p.2.

    [1607]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9页；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83～84页。

    [1608]《周恩来年谱》，第321页；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35。

    [160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11～412页。

    [1610]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6期，第73页。

    [1611]London Evening News（LEN）, September 16, 1969, p.7: NYT, September 18, 1969, p.5.

    [1612]"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Moscow to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19,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5, POLITICAL AFF. & REL. 8/1/69.

    [1613]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39；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74页。

    [1614]刘志男：《1969年》，第46页。

    [1615]"Letter, Zhou Enlai to Alexei Kosygin, 18 September 1969," Chen, "All under Heaven," pp.171-

    172.

    [1616]"Report by Krum Bosev, chargé d'affaires of the embassy-Beijing," no date, АМВънР, оп

    ис20p, a. e. 283, 368-71a.

    [1617]《周恩来年谱》，第323页。

    [1618]刘志男：《1969年》，第48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9页。

    [1619]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40.

    [1620]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21页。

    [1621]刘志男：《1969年》，第48～49页；郑谦：《中共九大前后全国的战备工作》，第219页；熊向晖：《打开

    中美关系的前奏》，第91页；《周恩来年谱》，第329页。

    [1622]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41.

    [1623]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4～125页；Yang Kuisong, "Sino-Soviet Border

    Clash," p.41。

    [1624]Li Jie, "Changes," p.313;《周恩来年谱》，第338页。

    [1625]"Dear Comrade Fischer," November 28, 1969, PAAA-MfAA, Abteilung Ferner Osten-Sektor China,

    Microfiche C 186/74, p.86.

    [1626]10张保军：《1969年前后党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第63页。

    [1627]"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9,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3/1/1969.

    [1628]Nixon's approval is in: "Memorandum for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September 24,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711, USSR Vol. V, Aug-Oct 1969（2 of 2）.

    [1629]"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September 30,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2406, Pol Pak-US 1/1/68.

    [1630]"EA-Marshall Gree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ctober 6,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3/1/1969.

    [1631]Guardian, October 7, 1969, p.2.

    [1632]"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 October 10,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1032, Cookies II; F.

    S. Aijazuddin, From a Head, Through a Head, To a Head: the secret channel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rough Pakistan, Karac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27-28, 149-150.

    [1633]"EA-Marshall Green to the Under Secretary," October 6,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REL. CHICOM-US 3/1/1969.

    [1634]Aijazuddin, From a Head, pp.28-30.

    [1635]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77页。

    [1636]刘志男：《1969年》，第55页；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5页。毛在11月16日才收

    到这一信息。参见Li Jie，"Changes," p.314。

    [1637]牛军：《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第77页。

    [1638]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36; Li Jie, "Changes," p.314.

    [1639]《周恩来年谱》，第334页。

    [1640]熊向晖：《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第92页。

    [1641]"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3,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489, Dobrynin/Kissinger 1969, Part 2（quote）；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5页；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36。

    [1642]王永钦：《1966～1976年中美苏关系纪事》，第125～126页；刘志男：《1969年》，第80、56页。

    [1643]"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Warsaw to Secretary of State," December 11, 1969,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3,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3/1/1969.

    [1644]See various documents in David C. Geyer, and Douglas E. Selvage, eds.,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The Détente Years, 1969-1972,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7, pp. 37-38, 48-49,

    67-68, 80-81, 86-78, 92-93.

    [164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December 21, 1968, NARA, State Department, RG 59, Central Files,

    1967-1969, Box 1972, POLITICAL AFF. & REL. CHICOM-US 1968.

    [1646]"Memorandum for Mr. Kissinger," December 11, 1969, NARA, NIXON, NSC, Box 711, USSR Vol. VI

    11/69-2/70 (2 of 3).

    [1647]Gong Li, "Chinese Decision Making", p.337.

    [1648]"Air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Warsaw to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24, 1970, NARA, NIXON,

    NSC, Box 1032, Cookies II.

    [1649]有关这种情况，只要翻看一下研究中国外交的相关著作即可了解。如王泰平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3卷第八章第五节标题即标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曲折”；曲星的《中国外交50年》（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十一章第三节标题也是“中美建交谈判的曲折与《建交公报》”，该节第一目的标题则更是

    直击此意，为“尼克松下台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停滞”。

    [1650]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89页。

    [1651]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68页。有关尼克松访华后转而实现美苏首脑互访，达成限

    制战略武器临时协议和反弹道导弹条约，使美苏缓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的相关情况，亦可参见雷蒙德·加特霍夫《冷

    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伍牛、王薇译，新华出版社，2003，第285～286页。

    [1652]见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冷战中国网。

    [1653]何慧在《尼克松与中国——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中明确认为，造成这段时

    期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发生“停滞”的原因中，“中国国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但并未就此举例说明

    和展开讨论。见该书第177～186页。

    [1654]宫力：《中国的高层决策与中美关系解冻》，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冷战时期中美关系再探讨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第711页。

    [1655]还在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就宣布说：“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

    北京了……我们现在是当仁不让，见义勇为。”见《周恩来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年9月26日，中央档

    案馆藏档。

    [1656]参见王稼祥等《关于支持别国反帝斗争、民族独立和人民革命运动问题——实事求是，量力而行》，1962年

    3月31日；《关于我国人民团体对某些国际问题的公开提法》，1962年6月23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

    第444～460页。

    [1657]毛泽东在1964年将王稼祥的主张概括成“三和一少”，即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要

    “和”一点，对各国革命党以及世界民族解放斗争的援助要“少”一点，称“这是修正主义路线”，是搞垮社会主义的

    “国际纲领”。参见《毛泽东会见日本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1964年3月23日，并见丛进等《曲折发展的岁月》，河

    南人民出版社，1989，第577页。

    [1658]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11页；并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

    部网站，www.fmprc.gov.cn/chn/lbfw/jjbiao/t9650.htm。王书中提到的建交国与半建交国为48个，是因为没有把当时

    的断交国数计算在内。

    [1659]参见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秋季号，第75

    ～89页。

    [1660]国内军事学校设立的数量以及培训学员的人数，包括提供财政援助的数目，这一阶段都是最多的。湖南长沙

    “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也是在这期间设立的。而对缅甸等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支持，更是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中期

    。

    [1661]有关中国党对越南党激烈批评的情况，可见《周恩来与范文同的谈话》，1968年4月13日；《陈毅与黎德寿

    的谈话》，1968年10月17日。均见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1，第285～286、

    295～296页；有关援助减少、部队撤出情况，见该书，第91～97页；并见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

    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416页。

    [1662]《毛泽东与范文同的谈话》，1968年11月7日，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302页。

    [1663]1969年6月王幼平出任驻越南大使前，内部介绍情况时依旧肯定“越南抗美妥协路线已成定局，并且步步升

    级。”只是为了缓和关系，后来才由毛泽东与范文同见了面。（《王幼平回忆》，未刊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未真正

    改变对越南党试图对美妥协的怀疑态度，还可以通过周恩来1970年3月20日的报告内容了解到。在这份给毛泽东的报告

    中，周明确批评越南北方和南方的党“都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

    转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2003，第419页。

    [1664]《毛泽东会见马共总书记陈平的谈话》，1967年1月17日。

    [1665]《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70年5月11日，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318页。

    [1666]《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6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541页。

    [1668]参见陈东林《硝烟弥漫的西部开发——60年代三线建设决策始末》，《党史博览》2001年第1期。

    [1669]《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64年8月13日，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43、138页。

    [1670]《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1671]有关这一观点，可参见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

    第4卷，第1194页。

    [1672]转见徐焰《试论建国后毛泽东的战备思想》，《环球同此凉热——一代领袖们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央文献

    出版社，1993，第249页。

    [1673]《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1674]《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波斯坦、李敦白等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毛泽东会见朝鲜劳动党代表团时的谈话》，1964年10月7日；《毛泽东会见马共领导人洪韬、裴文、文凯和外国专家

    柯弗兰、爱德乐、爱波斯坦的谈话》，1965年3月19日。

    [1675]转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14页。

    [1676]《毛泽东会见澳共（马列）总书记希尔的谈话》，1968年11月28日。

    [1677]《毛泽东与黎笋的谈话》，1970年5月11日；《毛泽东与凯山·丰威汉的谈话》，1970年7月7日；李丹慧编

    《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317～324页。

    [1678]《周恩来年谱》（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367页。

    [1679]《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584页。

    [1680]转见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第64～64页。

    [1681]《毛泽东会见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1970年10月1日。

    [1682]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3卷，第350～351页。

    [1683]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第64～66页。

    [168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2～594页。

    [1685]林克、徐涛、吴旭君：《历史的真实——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的证言》，香港，利文出版社，1995，第308

    页。

    [1686]《中央政治局关于中美会谈的报告》，1971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

    第1辑（中），第122～125页。

    [1687]魏史言：《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外交部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第67～69页。

    [1688]《人民日报》1972年2月29日。

    [1689]《中共中央关于中美联合公报的通知》，1972年3月7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1辑（下），第167～

    171页。

    [1690]The Kissinger Transcripts: The Top Secret Talks with Beijing & Moscow, edited by William Burr,

    New Press 2000, pp.86-101.

    [1691]毛泽东：《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61～762页。

    [1692]《新年献词》，《人民日报》1973年1月1日。

    [1693]宫力：《通向建交之路的艰难跋涉：1972～1978年的中国对美政策》，中国冷战网。

    [1694]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23页。

    [1695]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286页。

    [1696]转见宗道一《1973年外交部“153 〈新情况〉事件”始末》，《党史研究资料》2001年第5期。

    [1697]《周恩来年谱》，第604页；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54～455页。

    [1698]李丹慧编《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第50页。

    [1699]《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3年9月1日。

    [1700]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1669～1670页。

    [1701]魏史言：《黑格率先遣组为尼克松访华安排的经过》，《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第78～79页。

    [1702]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第118～119页。

    [1703]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417页。

    [1704]此段归纳和引文源于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乔冠华随后在外交部的传达报告，乔虽未直接说明这是中央政治局扩

    大会议的集体意见，但依当时形势，可以判断这绝非乔个人意见，基本上应当是乔对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意见的一种概

    括。参见《王幼平回忆录》。

    [1705]在中美关系缓和问题上毛与周各自所起的作用如何，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各自的真实态度如何，都是颇具争议

    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周恩来显然是这一政策的赞同者和推动者，但不是这一政策的倡议者和决策者。

    [1706]《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0～601页。

    [1707]《人民日报》1974年4月12日。

    [1708]转见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3页。

    [1709]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191页。

    [1710]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谈国际形势》，1958年9月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0页。

    [1711]《毛泽东与安井郁的谈话》，1962年1月3日。

    [171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7页。

    [1713]《毛泽东接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柯弗兰、爱德乐、爱波斯坦、李敦白等的谈话》，1964年1月17日。

    [1714]《毛泽东接见缅共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1970年10月1日。

    [1715]《王幼平回忆录》。

    [1716]《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的谈话》，1974年5月29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1辑（

    下），第43～54页。

    [1717]《毛泽东会见刚果人民共和国总统恩西瓦比时的谈话》，1973年7月29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1辑

    （中），第222～224页。

    [1718]转见徐达深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第1159～1160页。

    [1719]外交部部门负责人萨伯·费兰茨（Szabó Ferenc）的报告。匈牙利国家档案馆（Magyar Országos

    Levéltár, MOL）KüM TüK XIX-J-1-j-SZU-103t-006972/1981（137. d.）。中国人的观点也可参见中国新闻专员与其匈

    牙利同僚于1981年2月在巴黎举行的会谈。巴黎，1981年2月26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22-001658/1981。

    [1720]就贸易的构成而言，苏联是中国天然的伙伴之一，其不仅提供重工业产品，而且还提供原材料，用来交换中

    国的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与苏联保持经济关系还提供除了相互补充之外的许多有利条件，如货运距离短、意识形态上的

    亲和力与低成本。在某些领域，诸如炼钢和金属加工技术、热核发电与水利采煤，苏联工业都能提供优质产品。见

    Lowell Dittmer，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and Its International Implications，1945-1990，Seattle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92，pp.82-83。

    [1721]利班斯基·罗伯特（Ribánszki Róbert）大使的电报，1982年12月1日，No. 238, MOL KüM TüK XIX-J-1-

    j-Kína, 10-005765/7-1982（76. d.）。

    [1722]J. Richard Walsh, Change, Continuity and Commitment. China's Adaptive Foreign Policy, Lan-ham

    and London: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8, p.102.

    [1723]伊万·拉斯洛（Iván László）大使的电报，1983年10月21日，No. 144, 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03-005287/1-1983（117. d.）。

    [1724]伊万·拉斯洛大使的报告，1985年3月28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1677/3-1985（87. d.）

    。

    [1725]Gilbert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8-1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6.

    [1726]详见Békés Csaba, "Back to Europe: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in

    Hungary, 1988-1990," in Bozóki András（ed.）, The Roundtable Talks of 1989: The Genesis of Hungarian

    Democracy, Budapest-New York: CEU Press, 2002., pp.237-272.

    [1727]Christian F. Ostermann ed. and annotated, "Gorbachev and Afghanistan,"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Issue 14/15, p.143; 1986年6月26日、7月24日和11月13日的苏共政治局会议记录。

    [1728]Békés Csaba: Európából Európába. Magyarország konfliktusok kereszttüzében, 1945-1990, Buda-

    pest: Gondolat, 2004, pp.277-278.

    [1729]Report to the Politburo and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the Warsaw meeting of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ve Body of the Warsaw Pact Member States, July 18, 1988. MOL 288. f. 11/4453. e. Békés（2002

    ）.

    [1730]Békés（2004）p.278.

    [1731]Békés（2004）p.279。正如贝凯什所注意到的，该决定存在着矛盾，因为它并不意味着削减军费。恰恰相反

    ，出人意料的是，1988年夏莫斯科领导人打算将国防预算提高到43％（！），包括动用国家储备。[1988年7月22日格罗

    什·卡罗伊（Grósz Károly）在匈牙利工人社会党中央会议上的评论，MOL M-KS-288. f. 5/1031. . e.参见Békés

    （2004）p.279（匈牙利文版）。英文版参见Békés（2002）]。蒙古外交官在莫斯科就苏联从蒙古撤军所发表的评论很

    好地说明了苏联裁军的矛盾性。首席顾问告诉他的匈牙利同事，尽管已有一半的苏联军队撤离，但是他们的武器仍然存

    放在蒙古，苏联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仍然予以保留，“自然都在苏联人员的掌控之下”。见拉伊纳伊·山多尔

    （Rajnai Sándor）的电报，1986年12月2日，No. 295，MOL KüM TüK XIX-J-1-j-SZU，40-005630/1986（138. d.）。

    [1732]1987年到1988年间，中国既没有参加最终签署了关于消除中短程核导弹的中程核武器条约的谈判，也没有参

    与导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的日内瓦协定的签订，尽管后者是中国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提出的条件之一。

    [1733]The Economist, August 15, 1987, pp.25-26, Walsh（1988）, p.103.

    [1734]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

    此基础上中印两国总理于1954年检讨了两个有着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

    [1735]苏联政府10月30日声明表示：苏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将不干涉其内政，尊重完全平等的原则以及尊重领

    土完整和国家主权。

    [1736]利班斯基·罗伯特大使的电报，1982年10月4日，No. 181, 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03-0024/13-

    1982（76. d.）。

    [1737]参见Xiaoyuan Liu, Vojtech Mastny（eds.）,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1960s-1980s.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Review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ast-European Relations from the 1960s

    to the 1980s. Beijing, 24-26 March 2004（Zürich: Forschungstelle für Sicherheit-spolitik der ETH Zürich,

    2004）, p.176。中国外交部1964年8月19日发出的《关于集中力量打击赫修的指示》早就提到毛的这句话：“当然，在

    东欧蒙古修正主义集团猖狂挑衅的时候，给以一定的反击还是必要的，但总的斗争的矛头应该指向赫修。‘豺狼当道，

    安问狐狸’，现在只要把赫修集团这个大鬼攻倒了，其他的小鬼也就树倒猢狲散，问题容易解决了。”见中国外交部档

    案馆，109-03903-01。

    [1738]例如，中国驻河内大使告诉他的匈牙利同事，“中国人民欣赏并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两国人民和两国之间在

    50年代通过相互帮助和相互支持所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并强调，中国的愿望是其间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将和所有的“

    老朋友”（民族和国家）重新恢复这种关系，因为只有友谊而非敌对才符合各民族所关心的利益。见匈牙利大使电报，

    1981年1月16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1400300/1。就匈牙利来说，1956年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在中国人看

    来，这可被用来加强匈牙利人对中国人的同情心。众所周知，在1956年，中国的支持对于新建立的卡达尔政权是极为重

    要的，该政权通过成功镇压“反革命”确立起了它的合法性。其结果是匈牙利领导人和卡达尔本人都对中国人表示同情

    。从其他理由看，1956年匈牙利事件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有帮助的。从60年代早期开始，苏联对匈牙利暴动的处理成为

    中国反苏宣传的一部分，因此，说1956年中国与匈牙利关系密切总有着反苏的优势。尽管我们还没确凿的证据支持（或

    反对，仅就此事而言）中国在苏联决定军事镇压匈牙利暴动事件中可能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但是中国的宣传机构在各

    种各样的场合都没有提到它。关于该主题参见 Péter Vámos, "Sino-Hungarian relations and the 1956

    Revolution", CWIHP Working Paper，No. 54。

    [1739]Liu, Mastny（2004）, p.178.

    [1740]托克依·费兰茨（杜克义，Tökei Ferenc，1930-2000），汉学家、哲学家、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

    理论家，原匈牙利社会工人党中央委员（1988～1989）。

    [1741]匈牙利社会科学家访华代表团的报告，布达佩斯，1982年7月2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51-

    002291/6。匈牙利外交部国务秘书赫恩·古拉（Horn Gyula）批准了代表团的最终报告。报告的副本由匈牙利社会工人

    党中央提供给苏联驻布达佩斯大使。

    [1742]利班斯基·罗伯特大使的报告，1982年1月25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103-001239-1982（76. d.

    ）。

    [1743]198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名经济学家访问了苏联、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见外交部关于中国代表团访

    问匈牙利的报告，1980年10月20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116001794/4。

    [1744]许罗什·马亚什（Szürös Mátyás）大使的电报，1979年12月19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4792/10。

    [1745]于光远、苏绍智、刘国光、黄海、陈国炎：《匈牙利经济体制考察报告》，《经济研究参考资料》（限国内

    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匈牙利人从驻北京的苏联大使处获得了该书的复制本。见匈牙利大使的电报，

    1982年6月24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504004530。

    [1746]外交部主管部门的报告，1982年4月6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1001232/1。

    [1747]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5年8月23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04238。

    [1748]Rozman（1987）, p.60.

    [1749]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6年9月～1987年2月，MOL KüM TüK XIX-J-1-k-Kína, 8-3067-1987（37. d.

    ）。

    [1750]1985～1987年间，匈牙利的经济处于零增长，每年的通货膨胀率达7％～8％，出现了贸易逆差。南斯拉夫的

    通货膨胀率达200％，外债达21亿美元。

    [1751]利班斯基·罗伯特大使的电报，1981年2月17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22001658。

    [1752]Rozman（1987）, p.73.

    [1753]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6年5月4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02973。

    [1754]Lorenz M.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53.

    [1755]Békés（CWIHP）, p.204.

    [1756]Document 9: Transcript, Meeting of East German leader Erich Honecker and Soviet leader Leonid

    Brezhnev, Crimea, USSR, 27 July 1979（excerpt）, No. 8/9, CWIHP Bulletin, p.123, U. S.-Soviet Relations

    and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1977-1980, New Russian & East Ger-man Documents.

    [1757]1982年匈牙利驻北京大使馆首席顾问报告说，由于接触渠道拓宽的结果，大使馆的任务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但是在以前大使馆的活动几乎仅限于报告情况，在1982年以后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从事双边关系与和其他兄弟国家

    合作的工作。见噶尔·特马什（Gál G Tamás）的报告，1982年6月24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I-19002810。

    [1758]东德与中国的磋商发生在1983年，而一个月以后匈牙利外交部主管匈中关系部门的负责人亚古什·耶诺

    （Jakus Jen）和中国方面的负责人马旭升在北京的第一轮磋商则由匈牙利方面采取主动。在与匈牙利方面会谈期间，

    马旭升认为改善中匈关系的气氛是友好的。双方都对贸易协定和科技交流感到满意。中国方面承诺在1983年双方的关系

    将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同时强调不必急于或力求达成一个单一的大的成果。正如他们所说的，首先应建立坚固和稳定的

    基础，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见伊万·拉斯洛的电报，1983年3月30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45002379。

    [1759]外交部部门负责人萨伯·费兰茨的记录：苏联外交官关于中苏磋商，布达佩斯，1983年5月30日，MOL KüM T

    üK XIX-J-1-j-Kína, 003622/1983（117. d.）。

    [1760]外交部部门负责人亚古什·耶诺关于中匈关系的报告，1983年12月11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37005879/1983。

    [1761]外交部部门负责人亚古什·耶诺关于中匈关系的报告，1984年1月5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400105/1984。

    [1762]伊万·拉斯洛的电报，1984年9月24日，No. 183, 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3-004881/1984（134. d.

    ）。

    [1763]伊万·拉斯洛大使的报告，1985年2月7日，MOL KüM TüK Kína, 103001288/1985。

    [1764]拉伊纳伊·山多尔大使的报告，1984年4月11日，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0-002525/1984（133. d.

    ）。

    [1765]外交部副部长巴立基·密克罗什（Barity Miklós）的报告，1985年12月16日，MOL KüM TüK XIX-J-1-j-

    SZU, 144-005246/2-1985（139. d.）。

    [1766]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5年12月13日，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3-005832-1985（138. d.）。

    [1767]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6年2月11日，No. 16, 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001118-1986（84.

    d.）。

    [1768]Dittmer,（1992）, p.119.

    [1769]Michael B. Yahuda, "China and Europe: The Significance of a Secondary Relationship," in Thomas

    W. Robinson-David Shambaugh（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266-282.

    [1770]北京，1981年3月17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I-15002557/1981。贝列茨·亚诺什（1930～），匈

    牙利社会工农党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1771]利班斯基·罗伯特大使的报告，1981年11月25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46007187/1981。

    [1772]帕塔基·山多尔（Pataki Sándor）的报告，布达佩斯，1983年4月5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38002461/1983。

    [1773]许罗什·马亚什大使的电报，1982年7月7日，No. 248。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4774-0982（

    76. d.）。

    [1774]许罗什·马亚什的电报，1982年5月25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24/7。

    [1775]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3年6月24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35002652/6/1983。

    [1776]部门负责人噶尔·巴林特（Gál Bálint）的报告，1984年12月，MOL KüM TüK XIX-J-1-j-SZU, 144-006143

    -1984（135. d.）。

    [1777]部门负责人噶尔·巴林特的报告，1984年12月3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00974/6-1984（82.

    d.）。为了说明该评论的可疑性，我们应该注意在1983年苏联向中国出口了价值达18.6亿卢布的卡车。

    [1778]中匈关系的当前状况，1985年8月，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002023/9。

    [1779]伊万·拉斯洛大使的报告，1986年1月29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978-1986（85. d.）。

    [1780]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1年8月28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25005361/1981。

    [1781]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2年2月23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1466/1；匈牙利大使的电报，

    1982年3月3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03001466/2。

    [1782]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3年4月28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25003008。

    [1783]《共产党的外交接触》，《北京评论》第42期，1984年10月25日，Rozman（1987）, p.123。

    [1784]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4年4月20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26002662。

    [1785]匈牙利大使的电报，1984年6月18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50081/4。

    [1786]卡达尔最后一次“伟大的旅程”是1987年10月10日至14日访问中国。有趣的是，这也是匈牙利领导人首次代

    表匈牙利党正式出访中国。1956年9月，他曾作为匈牙利代表团团长出席中共八大。

    [1787]伊万·拉斯洛大使的报告，1986年1月29日，MOL XIX-J-1-j-Kína, 103-00978-1986（85. d.）。

    [1788]布达佩斯，1980年10月14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116001794/3。

    [1789]Madelyn C. Ross, "China's International Economic Behavior," in Thomas Robinson, David

    Shambaugh（eds.）,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pp.435-

    452.

    [1790]在1983年9月贾丕才与钱其琛谈判期间，第一次提出关于苏联参与在50年代由苏联帮助建立起来的工厂的改

    造问题。

    [1791]巴尔塔·费兰茨（Bartha Ferenc）向副外交部长罗什卡·伊斯特万（Roska István）做的汇报，1984年2月

    10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50001148/1984。

    [1792]北京大使馆的电报，1984年2月27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01584。

    [1793]匈牙利大使把朱镕基形容为“是一个见识广博的领导人，在谈判期间表现得非常开放和坚定。这个人值得特

    别注意。”见伊万·拉斯洛大使的电报，1984年3月20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53001098/4。

    [1794]匈牙利大使馆的报告，1984年4月13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01148/4。

    [1795]与朱镕基访问匈牙利同时，一个匈牙利汽车工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正如他们所报告的，中国人不愿意购买

    数量庞大的公共汽车，他们只对购买许可证和技术感兴趣，并用尽可能少的进口来生产出自己的汽车。中国人期望通过

    匈牙利参与某一工厂改造的方式来使汽车生产现代化，从而使中国就能利用这些技术来建造和改造其他的工厂和机械设

    备。

    [1796]匈牙利大使馆的报告，1984年3月1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 50001401/1。

    [1797]匈牙利大使报告说，根据外交部和外贸部的资料，朱镕基说其在匈牙利的行程和所受到的接待是最好的。外

    交部领导人手写的意见是：“我们是中欧之行最好的组织者！不要买他们的账！”（匈牙利大使馆的电报，1984年5月

    21日，MOL KüM TüK XIX-J-1-j-Kína，53001098/6）尽管匈牙利表示对于使用匈牙利出口的机器来参与工厂的改造有兴

    趣，但没有任何联合项目得以真正实现。

    [1798]见夏亚峰和刘晓原的评论文章，“The Study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in China: A Re-view

    of the Last Twenty Year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0.1（Winter 2008）, pp.81-115; H-Diplo Article

    Roundtable Review, Vol. IX, No. 11.（2008）p.9。

    [1799]∗ 本文原为作者的专著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的一部分。略有修改。

    [1800]Alan J. Day（ed.）,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1949-84, New York: Facts on File Publica-

    tions, 1985, p.186.

    [1801]"Spravka o sostoianii prigranichnikh sviazei s kitaiskimi provintsiiami po linii mestnykh

    organizatsii Khabarovskogo Kraia," Report prepared by the Otdel Torgovli i Bytovogo Obsluzhivaniia

    Khabarovs-kogo Kraikoma KPSS for the TsK KPSS, Gosudarstvennyi Arkhiv Khabarovskogo Kraya（GAKK）, f.35,

    op.111, d. 196, p.29.

    [1802]笔者对一位前黑龙江省高级官员的采访，1996年7月。

    [1803]Sergey Goncharov, "Ot soiuza cherez vrazhdebnost'-k dobrososedstvu," Literaturnaia Gazeta,

    October 4, 1989, p.14. Andrey Denisov, a former Central Committee official, noted that at the time

    Soviet policymakers were only prepared to take small steps to improve relations with China. "We

    considered that our position was a constant, and that others were either closer to it or farther away,"

    said Denisov. Interview, June 4, 1991.

    [1804]Gilbert Rozman, "Moscow's 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Changing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3, p.239.

    [1805]M. S. Ukraintsev,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Problemy i perspektivy," Problemy Dal'nego

    Vostoka（PDV）, No. 21982, pp.23-24; O. B. Borisov, "Polozhenie v KNR i nekotorye zadachi Sovetskogo

    kitaevedeniia," PDV, No. 21982, p.3. On the differences of views between Rakhmanin and Kapitsa, see

    Rozman, p.228; and Chi Su, "Soviet China-Watchers'Influence on Soviet China Policy,"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December 1983, pp.44-45.

    [1806]For Kapitsa's litany of complaints about Chinese policies in the early 1980s, see Mikhail

    Kapitsa, Na raznykh paralleliakh: zapiski diplomata, Moscow: Kniga i biznes, 1996, p.108.

    [1807]In the speech Brezhnev asserted that the Soviet Union never denied "the existence of a

    socialist system in China." Leonid Brezhnev, "Brezhnev Speech at Ceremony", Moscow Television Service,

    in FBIS (Soviet Union), March 15, 1982, Moscow Television Service, p. R7.

    [1808]Anatolii Cherniaev, Moia zhizn' i moe vremia, Moscow: Mezhdunarodnie Otnosheniia, 1995, p.448.

    [1809]Anatolii Cherniaev, Moia zhizn' i moe vremia, p.448.

    [1810]Interview with Konstantin Pleshakov,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June 28, 1991. Also see

    Georgii Arbatov's account in The Syste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p.277.

    [1811]"Bovin, Beglov on USSR Relations with PRC," FBIS, March 4, 1984, p. CC12 from the "People and

    the World Program," special correspondent Bohumil Hirak interview with Izvestia's Aleksan-dr Bovin and

    Novosti's Spartak Beglov, Prague Domestic service in Czech, May 2, 1984.

    [1812]Raymond Garthoff, Detente and Confrontation,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5, pp.1038-1041.

    [1813]FBIS (China), June 17, 1981, cited in Robert Sutter, "Realities of International Power and

    China's Independence,"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Studies, No. 31984, pp.9-12.

    [1814]Harry Harding, "China's Changing Roles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in Harry Harding（ed.）,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80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197.

    [1815]Interviews with Andrei Denisov, Central Committee, June 4, 1991, Evgenii Bazhanov, Diplomat-ic

    Academy, June 5, 1991, Henry Trofimenko,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May 2, 1991, Boris Zanegin,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June 3, 1991.

    [1816]Garthoff, pp.1042-1043.

    [1817]Interview, January 27, 1993.

    [1818]Allen S. Whiting, "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 in George W. Breslauer and Philip E. Tetlock（

    eds.）, Learning in US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1, p.539.

    [1819]Comrades Brezhnev, Kosygin, Andropov, Gromyko, Kirilenko, Suslov, Tikhonov, Ustinov,

    Ponomarev, Rusakov, Zamiatin, Smirtiukov, "O provedenii dopolnitel'noi raboty v tseliakh pro-

    tivodeistviia amerikano-kitaiskomu voennomu sotrudnichestvu," October 2, 1980, TsKSD, f.89, op.34, d.

    10, pp.1-2.

    [1820]A. Kruchinin, "Partnerstvo imperializma i pekinskogo gegemonizma-novaia ugroza miru," Voen-

    naia Mysl'（VM）, No. 51981, p.53. He saw a danger not only from what he viewed as the American aim of

    upsetting the strategic balance, but also from the increased foreign policy adventur-ism of the US and

    the PRC, the former playing the 'China card' and the latter using the 'imperial-ist trump.' Kruchinin,

    p.52.

    [1821]"O provedenii dopolnitel'noi raboty…," pp.1-2.

    [1822]Borisov (Rakhmanin), 1982, p.377.

    [1823]Evgeniy Primakov, "Osvobodivshiesia strany v mezhdunarodnykh otnosheniiakh," MEiMO, No. 51982,

    p.8.

    [1824]Harding, Ibid., pp.242-243.

    [1825]For an example of an official view, see M. Sladkovskii, "The Role of Proletarian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CPC's Formation and Activity," Far Eastern Affairs（FEA）, No. 31981, p.121.

    Academ-ic writers and journalists also wrote about the Maoist legac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1981-

    1982; for example, R. Aslanov and B. Bolotin, "The CPC Leadership: New Tacks in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FEA, No. 41981, p.119.

    [1826]O. Vladimirov 〔another pseudonym for Rakhmanin〕,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Moscow:Mezhdunarodnye Otnoshenie, 1984, p.336. Some academics at the USA and Canada Institute de-

    tected some important shifts in Chinese policies. See S. Olesin 〔pseudonym for Sergey Trush〕, "Sino-

    American Relations as seen by US Political Scientists," FEA, No. 2, 1985, p.123; and Vladimir Lukin,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n the 1980s," Asian Survey, Vol. XXIV No. 111984, p.1154.

    [1827]See comment by Aleksandr Bovin in discussion by Aleksandr Bovin and Vladimir Lukin, "Uzhe ne

    bil'iard, no eshche ne shakhmaty," in Aleksandr Bovin（ed.）, Nachalo Vos'midesiatykh, Moskva:

    Izvestiia, 1984, pp.103, 107.

    [1828]See, for example, Unsigned article, "Proimperialisti-cheskaia politika Pekina," PDV, No.11981,

    p.25.

    [1829]Evgenii Bazhanov, Dvizhushchie sily politiki SShA v otnoshenii Kitaia, Moscow: Nauka, 1982,

    pp.212-218.

    [1830]V. Petukhov and G. Ragulin, "SSha-KNR: Svyazi v voennou oblasti," PDV, No. 41984, pp.50-51.

    [1831]See for example, I. Aleksandrov, "Eskalatsiia Bezrassudstva," Opasnyi Kurs（OK）, No. 11,

    p.59; G. Apalin, p.34. A few academics and journalists shared this view. See, for example, I. Alexeiev

    and F. Nikolaiev, "PRC State Council Premier Visits the USA," Intnerational Affairs（IA）, No. 4, 1984,

    p.51.

    [1832]In the last year of Brezhnev's rule, while Soviet analysts recognized that China was trying to

    emerge from the crisis brought about by Mao's policies, particularly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y

    sharply criticized the Chinese reform program, the "Four Modernizations" as an attempt to create a

    "special path", a Chinese variant on socialist development. I. Aleksandrov, "K 60-letiiu kompartii

    Kitaia," OK No. 11, p.189; V. Lazarev, "Kompartiia Kitaia," OK No. 11, p.255.

    [1833]Borisov（Rakhmanin）, Vnutrennaia i vneshniaia politika Kitaia v 70e gody, Moscow: Izd.

    Politi-cheskoi Literatury, 1982, p.357.

    [1834]Lev Deliusin, "KNR: Vosdeystvie vnutrnennei politiki na vneshnepoliticheskuiu deatel 'nost',"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at a 1990 conference in Wisconsin.

    [1835]V. Matiaiev and V. Fetov, "Fourth Session of the PRC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FEA, No.

    21982, pp.35, 28; L. Gudoshnikov, "Pekin: Poisk vykhod iz krisisa," Azia i Afrika Segodnia, No. 31981,

    p.22.

    [1836]"The triumph of the Leninist Policy of Internationalism," FEA, No.1, 1983, p.1.

    [1837]Anatolii Butenko, "Once More about the Contradictions of Socialism," Voprosii Filosofii

    No.21984, pp.124-129.

    [1838]L. I. Brezhnev, "Iz doklada general 'nogo sekretaria TsK KPSS……' otchyet tsentral 'nogo

    komiteta KPSS XXVI s'ezdu…,'" in OK no 11, p.3.

    [1839]Iu. Semenov, "Vnutripolitcheskie i sotsial'nye problemy Kitaia,"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e,

    No. 3, 1981, in OK No. 11, p.304.

    [1840]See A. Bovin, "Vashington-Pekin," SShA No. 8, 1984, p.22.

    [1841]Interviews with Vilia Gel'bras, Insti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Movement, May 6,

    1991;Aleksandr Bovin, then a political commentator at Izvestiya, June 24, 1991, Konstantin Pleshakov,

    Institute of the USA and Canada, June 28, 1991; Yakov Berger, INION, May 23, 1991.关于这一争论的分析见

    Gilbert Rozman, "Moscow's China-Watchers in the Post-Mao Era: The Response to a Changing China," China

    Quarterly, June 1983, pp.257-275。

    [1842]Rozman, pp.215-241.

    [1843]In his memoir, Burlatskii later explained that he chose the term "mezhdutsarstvie" or

    "interreg-num" because he saw the Soviet Union, as well as China, experiencing a protracted succession

    struggle before a new leader would emerge who could ensure political stability. See Burlatskii, p.354.

    [1844]Fedor Burlatskii, "Mezhdutsarstvie, ili khronika vremen den siaopin," Novyi Mir, No. 4, 1982,

    pp.205-228.

    [1845]Burlatskii, p.356.

    [1846]S. Manezhev and L. Novoselova, "The Role of External Factors i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EA, No. 2, 1983, p.45.

    [1847]Iu. Konovalov and S. Manezhev,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radictions in China," FEA, No. 2,

    1981, p.36.

    [1848]V. Novzybkov, "An Important Event in the PRC's Political Life," FEA No. 4, 1983, p.53.

    [1849]V. Kurbatov, "Kitai: Problemy sel'skogo khoziaistva," Aziia i Afrika Segonia, No. 12, 1984,

    p.41.

    [1850]Marc D. Zlotnik, "Chernenko's Platform,"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1982, p.73;

    Konstantin Chernenko, "The Leninist Strategy of Leadership: On Certain Questions of the Party's Activity

    Under the Conditions of Developed Socialism," Kommunist, No. 13, pp.6-22. Cited in Zlotnik, p.72.

    [1851]Marc Zlotnik, "Rethinking Soviet Socialism: The Politics of Ideological Change," unpublished

    paper, presented to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f AAASS, Chicago, November 1989, pp.8-12.

    [1852]"Modernization,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Viewed," from International Panorama presented by

    Literaturnaia Gazeta political observer Burlatskii, FBIS August 6, 1985, p. B1-2.

    [1853]Fedor Burlatskii, "Modernization,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Viewed," International Panorama

    program on Moscow Television, in FBIS August 6, 1985, p. B1-2.

    [1854]Iu. Riakin, "What Do Certain Debates Conceal?" FEA, No. 4, 1985, p.87.

    [1855]A. Kruglov, "Small-Scale Industry," FEA, No. 1, 1985, p.79.

    [1856]S. Ratnikov and D. Radikovskii, "The PRC Discusses Its Way of Development," FEA No.1, 1985,

    p.116.

    [1857]Heinz Timmermann, The Decline of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7,

    p.100. By the Twelfth CCP Party Congress in 1982, the Chinese had developed a new conception of a

    communist movement without a leader, which would be governed by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mutual

    respect, and non-interference. See Timmermann, p.101.

    [1858]Timmermann, p.108.

    [1859]The Secretariat of the Soviet Central Committee held these meetings yearly. Protocols of the

    CPSU Central Committee Secretariat（Twenty-fourth and Twenty-fifth sessions）. TsKhSD. According to

    Aleksandr Grigor'ev,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Modern China at the Institute of the Far East, from the

    late 1960s through the early 1980s, institute directors fro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lso met regularly to coordinate their research on China. Interview, June 24, 1993.

    [1860]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SU, "Ob ukazaniiakh i sostave delegatsii KPSS na ocherednuiu

    vstrechu bratskikh partii po kitaiskomu voprosu v Varshave," May 19, 1980, p.3; TsKhSD, f. 4, op.24, d.

    1268.

    [1861]Stalin developed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antagonistic and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in

    the 1930s. According to Stalin, 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exist between groups whose interests are

    mu-tually exclusive, as between workers and capitalists. Non-antagonistic contradictions may appear in

    societies where the interests of social groups coincide, as in socialist societies. See Ernst Kux,

    "Contradictions in Soviet Socialism," Problems of Communism, November-December 1984, p.14.

    [1862]For anlysis of this debate, see Elizabeth Teague, Solidarity and the Soviet Worker, London:

    Croom Helm, Ltd., 1988, pp.294-320; and Kux, pp.20-23.

    [1863]P. Fedoseev, "The Communists' Social Optimism," Pravda, November 13, 1981, pp.2-3; in CDSP

    Vol. XXXIII No. 46, p.20. Also see R. Kosolapov, "Socialism and Contradictions," Pravda, July 20, 1984,

    pp.2-3; in CDSP, Vol. XXXVI No. 29, p.20.

    [1864]Kosolapov, p.21.

    [1865]Teague, pp.300-301.

    [1866]Butenko, pp.6-7.

    [1867]E. A. Ambartsumov, "Analiz V. I. Leninym Prichin Krizisa 1921 g. i Putei Vykhoda Is Nego,"

    Voprosy Istorii, No. 4, 1984, pp.15-29.

    [1868]K 60-letiiu obrazovanie kompartii Kitaia, Kommunist, No. 9, 1981, in OK No. 11, p.14.

    [1869]O. Borisov 〔Rakhmanin〕, "Soiuz novogo typa," Voprosy Istorii KPSS, April 1984, p.45.

    [1870]Joan Barth Urban, Moscow and the Italian Communist Par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15-321. Unlike the PCI, however, the Chinese leadership did not support Solidarity, fear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workers'movement in China. Gilbert Rozman noted some evidence that Deng Xiaoping

    favored a neutral attitude toward Solidarity rather than a hostile approach. See Rozman, The Chinese

    Debate about Soviet Socialism, 1979-85,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359.

    [1871]Urban, p.323.

    [1872]Urban, p.338.

    [1873]Cherniaev, p.20.

    [1874]Bazhanov, Kitai i vneshnii mir, pp.165-167.

    [1875]该书是匿名发表的：Oleg Borisov, Boris Koloskov, Sovetsko-Kitaiskie Otnosheniia, Moscow:Mysl,

    1971。

    [1876]有关Interkit会议的详细介绍，参见David Wolff, "Interkit: Soviet Sinology and the Sino-Soviet

    Rift," Russian History, Vol. 30, No. 4, 2003, pp.433-456。

    [1877]P. P. Cherkasov, IMEMO: Portret na fone epokhi, Moscow: Ves' Mir, 2004, pp.447-448;Vadim

    Pechenev, Vzlet i Padenie Gorbacheva Glazami Ochevidtsa, Moscow: Respublika, 1996, p.56.

    [1878]P. P. Cherkasov, IMEMO: Portret na fone epokhi, pp.447-448.

    [1879]P. P. Cherkasov, IMEMO: Portret na fone epokhi, p.549.

    [1880]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1972-1991, Moscow: Rossiiskaia

    Politicheskaia Entsiklopediia, 2008, p.619.

    [1881]戈尔巴乔夫在全会的发言完整记录，参见“Report by Gorbachev,"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April 25, 1985。

    [1882]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23.

    [1883]《周谷城会见苏联盲人代表团》，《新华海外新闻服务》，1985年10月3日。

    [1884]John F. Burns, "China Greets Bush with a Warning,"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4, 1985,

    Section A, page 3, column 1.

    [1885]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53.

    [1886]"Prospects for Geneva Summit and Arbatov's Visit to China," BBC 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

    November 5, 1985.

    [1887]《访华报告》（未注明日期），弗拉基米尔·卢金的个人档案，由亚历山大·卢金友好地送给作者。报告上

    有阿尔巴托夫的签名，但作者是卢金。进一步的讨论参见Alexander Lukin，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Russia's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Chinese Relations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rmonk: M.E.Sharpe，2003，p.343。

    [1888]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Armonk, NY: M.E.Sharpe, 2003, p.343.

    [1889]笔者对阿尔巴托夫的采访，2008年3月24日，莫斯科。

    [1890]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53.

    [1891]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p.150.

    [1892]Evgenii Bazhanov, "Policy by fiat: Inside story: Kremlin twisted its facts on Chin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Vol. 155, No. 23, June 11, 1992, p.16.这篇文章当时是匿名写的，魏丽莎确认巴扎诺

    夫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见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249。

    [1893]Evgenii Bazhanov, "Policy by fiat," p.16.

    [1894]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19.

    [1895]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38.

    [1896]笔者对安德烈·格拉乔夫的访谈，2008年2月1日，伦敦。

    [1897]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39.

    [1898]Vadim Medvedev, Raspad: Kak On Nazreval v Mirovoi Sisteme Sotsializma, Moscow: Mezh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4, pp.11-19.

    [1899]Evgenii Bazhanov, "Policy by fiat," p.16.

    [1900]"Gorbachev and Eastern Europe," 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87.

    [1901]Vadim Medvedev, Raspad, p.22.

    [1902]Alexander Lukin, The Bear Watches The Dragon, pp.150-151.

    [1903]Anatolii Dobrynin, Sugubo Doveritel'no, Moscow: Avtor, 1996, pp.637-638.

    [1904]Aleksandrov-Agentov, Ot Kollontai do Gorbacheva, Moscow: Mezdunarodnye otnosheniia, 1994,

    p.291.

    [1905]Anatolii Cherniaev, Sovemstnyi Iskhod: Dnevnik Dvukh Epokh, p.670.

    [1906]Mikhail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Moscow: Novosti, 1994, chapter 9.

    [1907]例如，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强调“中间地带”的重要性。60年代中期针对世界政治的巨大变化，特

    别是美国和苏联两个阵营内部的变化，他认为世界政治进入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沿着这些观察和

    思考，毛泽东在70年代中期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也有称其为“理论”的）。还有毛泽东一再提到过，而且

    很可能他也认为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亚非拉“革命风暴”，这个“风暴”的极端重要性被描述为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

    决定性的摧毁性的打击”，等等。参见毛泽东《关于中间地带、和平共处以及中英中美关系问题》，1954年8月2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第

    158～159页；《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66年8月14日

    ，第1版；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萧延中主编《晚年毛泽东》，春秋出版社，1989，第80～87

    页；毛泽东《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贺电》，1966年10月2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151～153页。

    [1908]曲星：《中国外交5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第461～470页；谢益显主编《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

    青年出版社，2002，第375～384页。其他不一一列举。

    [1909]李凤林：《中苏边界谈判亲历记》，《中共党史资料》2003年第4期，第32页。

    [1910]关于极左外交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可参阅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历史研究》2003年第

    3期。

    [19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15、191页；参阅李

    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第148页。

    [1912]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77年8月12日，《人民日报》1977年8月

    13日，第1版。

    [1913]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1914]《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日。

    [1915]参阅牛军《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研究纲要》，第80～83页。

    [1916]参阅张清敏主编《对外关系读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第204页；曲星：《中国外交50年》，第376页

    。

    [1917]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39～240

    页。

    [1918]谷牧：《小平领导我们抓开放》，《百年潮》1998年第1期，第5～6页；曹普：《谷牧与1978～1988年的中

    国改革开放》，《百年潮》2001年第11期，第6页；杨波：《开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访》，《百年潮》2002年第2期，第

    11页。

    [1919]马叙生：《结盟对抗均不可取——忆八十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2期，

    第61页。

    [1920]参阅云水《出使七国纪实——将军大使王幼平》，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第245～254页。这本纪实性传记

    描述了中国主要领导人参与对苏谈判决策过程的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主张与态度，书中包含了对王幼平本人的采访，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不过其准确性和可靠性需要用未来公开的历史文献印证。

    [1921]邓小平：《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第239～240页。

    [1922]参阅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史要》，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第136页；

    另参阅何树栋主编《邓小平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国防大学出版社，1995，第190～191页。该书称1975

    年中国军队人数达到660万。

    [1923]《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第14～15页。

    [1924]参阅张星星《中国军队大裁军与新时期经济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第22页。

    [1925]邓小平：《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

    文献出版社，2004，第169页。

    [1926]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解放军》，第384页。

    [1927]《邓小平年谱》（上），第190～191页。

    [1928]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77年12月28日，《邓小平军事文集》第3卷，第80～81页。

    [1929]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下），人民出版社，1999，第1169页；《张震回忆录》（下），解放军出版社

    ，2004，第202～203页。

    [1930]可参阅《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1956年9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第351～352页；邓小平：《中国的对外政策》，1982年8月

    2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15～417页。

    [1931]《邓小平年谱》（上），第441页。

    [1932]参阅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第231～238页。

    [1933]邓小平：《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1981年1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8页。

    [1934]《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授勋大会上的讲话》，1982年3月24日，《参考资料》1982年3月25日（下），第9～

    10页。

    [1935]钱其琛：《外交十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第3～4页。

    [1936]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1937]邓小平：《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1979年1月1日，《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

    155页。

    [1938]《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1982年8月17日，见韩念龙主编《当代中国外交》，第430～

    431页。

    [1939]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1940]钱其琛：《外交十记》，第7～8页。

    [1941]这项政策最初是胡耀邦在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赵紫阳在1984年5月1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和

    1986年3月25日的《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全面阐述了这项政策，并在后一个报告中正式完整地使用了“独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这个概念。见《当代中国外交》，第452～458、472页。

    [1942]钱其琛：《外交十记》，第6、15～16页。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原因，此不赘述。

    [1943]《邓小平年谱》（上），第557、559～560页。

    [1944]钱其琛：《外交十记》，第4页。

    [1945]《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邓小平文选》第3卷在登载该谈话内容时，删去了这一部分。见该书

    第119页。

    [1946]《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1947]苏起：《论中苏关系正常化》，台北，三民书局，1992，第119页。

    [1948]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该丛书编委会：《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第309页。

    [1949]《纽约时报》1983年3月2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3月4日（下），第4页。

    [1950]《安德罗波夫答〈真理报〉记者问》，塔斯社1983年8月26日电，转引自《参考资料》1983年8月27日（下）

    ，第3页。

    [1951]《邓小平年谱》（下），第1039页。

    [1952]《邓小平年谱》（下），第1041页。

    [1953]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1985年3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5页。

    [1954]《张震回忆录》（下），第269页。

    [1955]邓小平：《裁减军队，提高军队素质》，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军事文选》第3卷，第266～267页。

    [1956]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6月4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6～129页。

    [1957]《邓小平年谱》（下），第1076页。

    [1958]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3页；另

    参阅《邓小平年谱》（下），第1057、1059页。

    [1959]参阅苏格《美国对华政策与台湾问题》，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第536～539页。

    [1960]《邓小平年谱》（下），第1085～1086页。

    [1961]《邓小平年谱》（下），第1086页。该页注释提供了这一信息。

    [1962]"An Interview with Deng Xiaoping," Time, November 4, 1985, p.40.

    [1963]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页。

    [1964]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3～24页。

    [1965]李凤林：《莫斯科二十年》，第308～309页。

    [1966]戈尔巴乔夫：《在授予符拉迪沃斯托克列宁勋章大会上的讲话》，1986年7月28日，《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

    》，苏群译，人民出版社，1987，第430～432页。

    [1967]钱其琛：《外交十记》，第25页。

    [1968]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1986年9月2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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