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自咸丰之后，一连三个皇帝，同治、光绪和宣统都没有生育。至少在外人看来，他们的性能力都出了问题。其实，咸丰也就是生了一根独苗，连女儿都没有一个。有人说，这跟王朝的气数有关，末世王朝，就是没有人气。有人说，这是因为此后一直是慈禧当政，阴盛阳衰，宫里阴气过重。还有人说，那是因为英法联军一把火把圆明园给烧了，此后皇帝就只能待在皇宫里，而北京的皇宫，根本不是个养人的地方，待久了，难免在性上出问题，所以，这几个皇帝，就只能这样了。
别的人家，养得出养不出儿子，也就是跟家业传承有点关系，跟大老婆和小老婆的权力关系有点关联，跟国家政治关系不大。但是，皇帝就不同，他们养几个或者不养儿子，政局就会因此发生很大的变动。也可以说，国运的转换，跟皇帝的性能力并生育能力有密切的关联。皇帝和后妃床笫之间的那点事儿，也许办事之时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但结果却大不一样。皇帝没有儿子，由外藩选人，往往是一场朝廷各派势力的较量，明争暗斗，而且斗完了，继承人选定了，如果年纪尚小，暂时没事，如果已经成年，则马上就会来一波新的换人游戏，一朝天子一朝臣。几家欢乐几家愁。而年纪小的皇帝一旦成年，发现大权旁落，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一场血雨腥风，不是皇帝翘了，就是大臣们死上一堆。明武宗如果不是没有儿子，后来嘉靖朝的大议礼风波就不会发生。明熹宗如果有儿子，历史上权势最大的魏忠贤就不会那么快地完蛋，说不定明朝的灭亡，就会直接亡在这个“厂臣”（当时人们给魏忠贤的尊称）手里。历朝历代，很多明白人想出了好些招数，想要控制这种风险，可惜都收效甚微。王朝政治，但就皇帝生育能力而论，就是一种超级不稳定的政治，给和平交班平添了诸多的风险。朝臣们的命运多舛，在皇帝的床笫之间就是已经注定的了，死生贵贱，由不得你。至于由此引发的政局动荡，老百姓颠沛流离，也就更没法说了。
若想要皇室的传承，不至于牵累到国家政治，在维护皇室完整的前提下，唯一的办法，是把皇室和现实政治隔开。走到这一步，君主就变成虚位的了，离君主立宪也就不远了。
关于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
文/张鸣
过去，咱中国人老是说，中国是礼仪之邦，其实，中国古代礼仪的核心，就是跪拜，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磕头。跪拜在政治上的解读，就是臣服，乍被征服的时候，要用长跪不起，要磕头如同鸡啄米，除非安了心，想当断头将军，才可以“立而不跪”，其实刚烈如斯者，有一部分无非是以进为退，行险取胜，只要对方给点好脸，咱这边立马就坡下驴，依旧还是跪和拜。
自打西方世界，起了近代化的骚动，一干不逞之徒，驾起船满世界走，自然也没有放过中国，开始只在沿海溜溜边，可是很快就要求进北京见皇帝，外面来的洋人，当时叫夷人，见皇帝的最大麻烦，是礼仪，即跪拜问题。在中国人的字典里，所谓的“中外”概念，中是指朝廷，外是指朝外的“野”，远一点的，连听说都没听说过的地方，我眼不见为净，但是你只要来我中华，我只当你是来上贡的，别的不说，想见，必须上礼部，演习如何双膝跪倒。
洋人自然也有洋礼。洋人地方，南起西班牙，北至俄罗斯，都是信上帝的，信上帝的民族，也知道双膝跪倒，但那是单对上帝的，对于人间的君主，一般只跪一条腿，再吻一下君主的手。
显然，当时那些满世界乱窜的“红毛夷人”，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那么虔诚，尽管一肚皮不乐意，但是该双膝跪倒，就双膝跪倒，荷兰人跪了，西班牙人跪了，葡萄牙人也跪了，而且就属他们跪得痛快，来一次跪一次，一点折扣都不打。后来听说英国人不肯跪，葡萄牙人还嘟囔：我们次次都跪，凭什么他们不跪？俄罗斯人开始死活不跪，后来也跪了。只是清朝的皇帝发现俄国的哥萨克对东方的狂热推进，已经危及到了中国模糊的西北和东北边疆，除了武装抗击之外，外交上的交道也得有，于是，不仅俄罗斯的使团来北京，中国的使团也去了莫斯科，而且临行前康熙皇帝特意嘱咐，出使大臣见了俄国的君主，也要三跪九叩。因此，虽然沙皇对于这等繁复的中国礼仪有点莫名惊讶，但还是耐着性子领受了。因此，尽管在理藩院的记录里，来的俄国人都是贡使，但实际上，当时的中俄两国是平等交往的。
然而，这种平等交往，只限于中国对俄罗斯，18世纪末，当英国人也要求平等往来的时候，中国的乾隆皇帝却不答应。其实，当时地方官汇报说，有英国人不远万里前来上贡，恭贺皇帝的生日，乾隆还是很高兴的。双方对于礼仪，也没那么叫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明明知道贡使是什么意思，但一路上，自己的礼物上被中国人插上贡使的旗帜，也装作不知。对于跪拜的礼仪的要求，也只有妥协精神，只要中国的一位大臣，可以对英国国王的影像三跪九叩，他也可以对乾隆帝做同样的事。可是滑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肯牺牲一下自己的膝盖，这样跪一下，最后不得已，中国负责接待的大臣，只能向皇帝汇报说，英国人虽然练习了很久，但始终练不好，皇帝虽然知道没有人会这么笨，也宽宏大量，允许英国人见面的时候只跪一条腿，只当他们是刚从花果山上下来的猴子，胡乱唱个大诺便了。
只是，乾隆对于英国人平等通商，双方互派使节驻在对方首都的要求，却很是不能忍，在他眼里，英国不是俄罗斯，中国人没什么可以求他们的，通商和贸易，在当时的中国，还不算回事。虽然英国已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号称世界工场，但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连英吉利到底在什么位置，大家都一笔糊涂账。因此，英国人派来的庞大使团，只带了几幅皇帝赐的“福”字，和乾隆给英王乔治三世傲慢的“敕书”，回家去也，送给中国皇帝精美的礼物，很多机械和光学仪器，连同精良的火炮，都原封不动地放在圆明园的仓库里，最后在1860年英法联军打进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时候，又被原封不动抢了回去。
当然，马戛尔尼使团并没有真的空手而归，随团的画师的画笔，像照相机一样，画出了中国的各色人等，政情风貌，在西方负有盛名的中华帝国，在使团面前，展露出来的，是一副外强中干的样子，政治腐败，守备空虚，海岸炮台上，摆的是明朝制造的锈迹斑斑的铜炮，号称精锐的神机营士兵，肩上的火枪也是样子货。
1816年夏天，英国人做了最后一次平等通商的努力，阿美士德使团来了。但是，很明显，双方的耐性都差了很多，英国人在跪拜问题上再也不肯让步，据说阿美士德勋爵曾说过，他的双膝，只能跪上帝和女人。而乾隆的儿子嘉庆皇帝，一个对补丁衣服有特别爱好的可怜人，此时也没有他老子那种雅量，坚决不肯见一个不肯跪拜的夷人。
当186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联手打到北京，咸丰皇帝最终尝到了因洋人跪拜那点事儿，屁股被痛殴的滋味。然而，在他因屁股被打而窝囊地死去，他当家的儿子和老婆，却惊讶地发现，其实，在北京城里有了不跪拜的洋人使节，天也没有塌下来。中国人慢慢地适应了存在于东交民巷的外国使团，还可以偷偷看看洋人怎样打网球，而且学会了派使节出去，驻在别的国家，也有人学会了洋人语言，以及人家制定的国际公法。洋人跪拜的那点事儿，终于再也不是事儿了。
清王朝“战痘”300年
文/李远江 邸笑飞
小小的天花病毒，始终是大清朝的心腹大患。“战痘”的成功，奠定了清朝稳固江山的基础；而固守祖宗的“人痘”防治法，不接受被欧洲人发展出的“牛痘”疫苗，则成为清王朝气数丧尽的象征。
1649年——正是清王朝入主北京的第五年——春节刚过，北京城里一片恐慌。并非是又有敌方的军队打过来了，而是天花（俗称痘疫）爆发了。消息在坊间迅速流传，“京城百姓乱作一团。正月三十日，摄政王多尔衮下令，北京户籍居民中未曾出痘者，以及无北京户籍的生人（不论出痘与否），按朝廷避痘制度“约定带出二十里外”。
对于老百姓来说，这不啻是场灾难。后人在京城巡视南城御史赵开心1645年的一份奏折中，看到这样叙述：稍有发热或生疥癣等疮的百姓无不被驱逐。贫苦百姓被赶到城外，无居无食，往往将年幼体弱的子女抛弃道旁，任其饿死。
老百姓们被驱赶，皇族大臣们则四处躲避。
顺治皇帝早早跑到城外的南苑避痘去了，留在城里的满清贵族们也一个个深宅紧闭，战战兢兢等待瘟疫早点过去。
尽管重重设防，天花病毒却防不胜防。
农历三月十八日，顺治帝的亲叔叔豫亲王多铎在经历了天花病毒数十天的折磨后，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这位被后来的乾隆帝赞为“开国诸王战功之最”的杰出将领当时年仅36岁，正值壮年。如此强健且拥有最好医疗条件的豫亲王尚且难逃天花病毒的魔爪，天花疫病危害之大已不难想象。
天花，这个可怕的幽灵，一直盘桓于清王朝300多年的统治期间。
天花来了
就在多铎死前的三四十年，他的满族祖先们还不知道天花为何物。
事实上，祖祖辈辈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当时称为建州女真）原本没有天花这种疾病。他们世代生活的东北地区天寒地冻，地广人稀，天花病毒很难存活与传播，直到明朝末年中原地区仍流传着“北虏（包括蒙古和满族在内的北方少数民族）不出痘”的说法。可以肯定，是中原的汉人带来了天花病毒。
明朝末年，关内大批破产农民移民辽东，与建州女真杂处其间。他们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带来了肆虐中原的天花病毒。它不仅通过接触感染，甚至通过飞沫、尘土或者带有病毒的空气都可以传播，传染性极强。
这种不受欢迎的病毒其实也非中国原产。据考古资料证实，它源自北非的古埃及，公元前1143年去世的埃及法老拉姆西斯五世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天花病人。大约在公元前250年，天花病毒辗转由匈奴传入中国。1000多年的天花肆虐，中原汉人虽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防治经验，但仍有高达百分之三四十的死亡率。
刚接触天花的满族人对这种病毒则完全没有抵抗能力，感染者死亡往往十之八九。
为防天花，满族人制定了一套严格的“避痘制度”。他们的第一招，是逃避。比如，遇有痘疫流行，满族人一般都不去公众场所。即使遇到重大的国家庆典，如正好发生天花疫情，即使是皇族，只要是未曾出痘的，都可以回避缺席。比如1631年正月，皇太极长兄大贝勒代善第五子巴喇玛染天花而死，皇太极、代善与诸贝勒们，就没敢亲临治丧。
其次，是隔离。满洲治下的八旗军民一旦患上痘疫，即被强行驱逐远离都城。满族人对皇族的规定尤为详尽，已出痘和未出痘的皇族不得共聚一处。凡是未出痘者患病，须9日后方可探视。
入关前，为了消耗明朝国力，皇太极曾不断派出精锐骑兵绕过山海关抄掠河北山东等地。为避免感染天花，皇太极总是尽可能拣选已出痘的贝勒，同时，还尽量避免在天花疫情容易爆发的四月至八月出兵。尽管每一次进攻都那么小心翼翼，努尔哈赤的两个孙子——名将岳托及其弟弟玛瞻仍然在抄掠山东途中感染天花英年早逝。
顺治之死
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辅佐幼帝的摄政王多尔衮下令进军山海关。接到派遣令的和硕亲王豪格尚未出痘，抱怨道：（这）难道不是有意要置我于死地吗！
入关那年，顺治皇帝7岁。这位出生于关外、6岁登基的幼帝，自小已见众多皇族亲友被天花夺取性命。然而他一直未曾出痘，入关后又必须居住于天花流行的北京，于是他的一生不得不处于高度戒备中。
满清入关之前就有的查痘制度，到进了北京城后，更为严苛。当时痘疹几乎每岁必发，查痘的对象从八旗军民扩及京城住民、出洋贸易者，以及来京外藩。一旦发现症状，即进行隔离，强行驱逐患痘居民远离都城，或谕令未出痘外藩不必来京。
效法皇太极，顺治也为自己在南苑和西苑各建了一处避痘所。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便急忙奔往避痘所，这样的情形仅正史有载的就有5次之多。
但天花却总不放过他。
1660年，顺治最宠爱的董鄂妃感染天花死亡。三四个月后，又一场天花疫情在京城蔓延，深陷痛苦之中的顺治竟然忘了出城避痘——这一点倒是与民间传说中那个情深义重的年轻皇帝形象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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