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改变历史
对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粮食歉收常常意味着死亡。1816年粮食歉收后，从不列颠群岛到欧洲大陆，从美国到加拿大，到处满目疮痍，社会秩序几近崩溃。历史学家称之为“西方世界最糟糕的一次生存危机”。
在美国，饥荒促使农民们往西迁徙，成千上万的家庭被迫离开家园去西北部寻找更加适合的气候，更肥沃的土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改变了美国的农业结构，产粮区从东部转移到了西部。西进运动促进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印第安纳在1816年成为了美国的一个州，伊利诺伊则在1818年也成为一个州。
被迫迁徙的灾民之中就有约瑟夫·史密斯，他们家搬到了纽约州，经历了一系列神秘事件之后，约瑟夫·史密斯发表了《摩门圣经》，这预示着新的教派——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即摩门教的诞生。
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出现了“粮食骚乱”，激发了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激情。法国政府倒台，保守的黎塞留公爵应邀组织新政府。1819年夏天，巴伐利亚城镇维尔茨堡爆发了德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犹太人骚乱。饥饿和革命激情又加重了紧张关系和愤怒情绪，使这种骚乱蔓延到全德国，并发展至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丹麦的哥本哈根。
在德国的达姆施塔特地区，后来成为化学家的尤斯图斯·冯·李比希经历了这次灾荒，这场悲惨的遭遇迫使他后来开始研究植物营养学，发明了化学肥料，大大增加了土地单位产值。
这次饥荒不仅让食品价格飞涨，也促使德国发明家卡尔·德莱斯去探索无需马拉的新交通工具，结果他发明了“德莱辛”——自行车的前身，这向个人自动化交通工具时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大气层中的火山灰增多导致了这段时期落日时分特殊的景观，英国画家透纳把这种颜色成功捕捉到了画布上。
1816年6月16日，诗人雪莱带着未婚妻玛丽到拜伦位于日内瓦湖边的别墅度假，结果突然下起了大雨，狂风怒吼，闪电齐鸣。玛丽与很多文学界人士困守在寒冷多雨的瑞士，6月22日的暴风雨让他们只能待在室内，以讲鬼故事消磨时光。他们约定把这些传说写下来，1818年玛丽第一个完工，这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哥特式惊悚小说《弗兰肯斯坦》或者说《科学怪人》。而拜伦的私人医生约翰·波坚杜利则写出了中篇《吸血鬼》。也是在“无夏之年”，拜伦开始写作他预示末日来临的诗歌《黑暗》。
“无夏之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耐人寻味。当代著名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经过研究发现，1700年时整个欧洲的GDP和中国的GDP差不多相等，而在1700年至1820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是欧洲的4倍。然后，在1820年以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下降，并成为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唯一出现人均GDP下降的地区。
我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吴承明把19世纪上叶的市场衰退，称“道光萧条”，这次萧条是在农业生产不景气，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发生的，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民变。由此而言，1820年确实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发生大转折的起点。而其背后也许有气候变冷的深层原因。
一个王朝可以采取海禁和闭关锁国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太阳黑子和火山爆发。可见古往今来，自然的变动也是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变量。
1960s：美国禅宗热潮
文/毛剑杰
“二战”催生了一个空前强大的美国，但建立在军工综合体基础上的经济繁荣、科技领先，却无法遮掩冷战时代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异化：政治迫害、种族歧视、原子恐怖、女权运动、环境恶化……许多年轻一代美国人由此对美国社会制度、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传统艺术形式，甚至基督教教义都产生了怀疑。
怀疑之外，他们以反叛的姿态挑战主流社会：不修边幅、蓬头垢面，然而骨子里愤世嫉俗。他们常聚集于公寓或地下室，一边谈论社会文学艺术，一边吸大麻、酗酒，欣赏爵士乐或搞同性恋；有时也在酒吧、咖啡馆吟咏自己的作品，或是成群结队去山林旷野，在自然乐趣中寻求心灵依托……
但更多时候，他们以放纵感官享受的方式寄托自我，一切荒唐、淫乱的行为，都被视为超凡圣人。核心成员威廉·博罗斯渴望体验犯罪行为感受，曾参与贩卖盗来物品、致幻毒品，并吸食鸦片；凯鲁亚克参与过一起杀人案，因胁从犯罪而被捕；金斯堡家中堆满偷来的东西，他曾驾驶载满贼赃的汽车，直到做出更疯狂的举动，在精神病院被实施胰岛素休克疗法……
这就是杰克·凯鲁亚克在其畅销书《达摩流浪者》中描绘的“披头”（beat），也即“垮掉的一代”。“beat”象征当时节奏疯狂急促的爵士乐节奏，同时也表达世界末日快到时的绝望感受。
但披头士们很快意识到这种寄托的荒诞与无力。预期的幸福与充实没有实现，却更感沉重的失落和不安。然后，他们继续在漫长的精神苦旅中沉沦挣扎，“即使是最粗俗和最虚无的成员，也毫无例外地关心精神的归依和信仰的依靠”。
铃木大拙西来
几乎与披头士群体同时出现在美国的，是日本禅师铃木大拙。
铃木自1893年起，一生致力于向世界传播禅学，因而被称为“世界的禅者”。
那一年，23年的铃木大拙初次亮相芝加哥“世界宗教会议”，就以对佛学的深刻理解与对英文的娴熟把握，折服了美国学者，他首次将因果、涅槃等名词，用英语精准地介绍给了对此闻所未闻的西方人。
肇始于铃木大拙的日本禅宗西渡，由此在美国生根、发芽，经历20世纪30年代的短暂兴盛和40年代战火中的禁绝后，1950至1958年间，铃木大拙再度来到美国，执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余暇则口说笔书，在各大城市讲演禅法。
禅宗由此开始在美国流行，禅寺、禅堂、禅宗学校、禅定中心不断出现，许多著名大学也开设了禅宗研究机构或团体，且逐年增多，还定期编译出版禅宗典籍目录。
而披头士们的禅缘，也由倾听铃木大拙的禅法讲演开始。
与西方传统信仰迥然不同的是，禅宗注重切近人生的问题，也即如何止息烦恼、获得快乐自在的生命，其认为世界缘生缘灭、无始无终——而它又恰好在西方思维传统中强调的秩序和逻辑被打破时出现，“是应时的苦口良药，可化解战争所带来的恐惧感，并松懈二元对立的紧张、改变他们的念头”。
披头士们很快接受了这种能让人产生圆融无碍，及鼓励从人生体验中学习的迥异宗教，他们前往加州北海岸广大山区，在无边的西部天空下乞灵于禅宗，将疯狂与智慧相结合，将自己置身于超脱玄妙的神秘境界，借助“禅”到达了世界的另一端，规避被现代文明驯化的命运。从而实现灵魂的最终圆满和完善。（陈元音《禅与美国文学》）
尤其是禅宗三祖僧璨《信心铭》的“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是直接否定了善恶二元论的警语，特别得到披头族的认同。
从禅宗出发，他们将目光投向了其背后更陌生的东方传统。其核心人物如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加里·斯奈德等人，都在那段时间去了东方游历，修行禅定、静坐默想，以求得精神解脱。
尽管披头禅被人笑称是进口的二手货，不是正统禅，但正因他们的热忱与疯狂，才有后来在美国各地禅中心如雨后春笋般的林立，在嬉皮风盛行的1960年代成为一股热潮，而禅也因此走进了英语词典，名为“zen”。
至于披头族的禅，则被称为Beat Zen，也就是“披头禅”，其得名于铃木大拙学生艾伦·瓦茨的同名著作。
跨越时空的禅意共鸣
披头禅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披头族们着力将感悟到的禅意融入音乐、文学、绘画……如他们的小说《在路上》，描绘主人公看见一轮红日渐渐升起，“那是其生命中最不可思议的时刻，面对那轮红日，他产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陌生人，行踪飘忽不定。”面对红日突然问不知自己是谁的感觉，已深蕴禅意。
其中尤为引人瞩目者，是披头诗人加里·斯奈德，他从禅宗入手，一直远追至中国中唐时代的诗僧寒山。
寒山早年曾有优裕生活，聪颖好文，后来遭遇乱世，兄长败家，父母谢世，妻儿离去，半生流离后返回故乡咸阳，于物是人非中回望半生以来种种沧桑巨变，终于彻悟，从此不再执着尘世和生死，吟哦着“郑州梨，青州枣，万物无过出处好”奔向天台山归隐。
此后的寒山，头戴树皮帽，足登破木屐，时而自言自语，时而放声大笑，时而望空谩骂，又常在林间水边唱偈吟诗，书之树间、石上和田野人家的墙壁，其中有相当数量的禅诗，为唐宋以来历代高僧禅师唱和讲禅之经典。
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斯奈德译介了24首寒山诗歌。寒山诗曰：“杳杳寒山道，落落冷涧滨。啾啾常有鸟，寂寂更无人。淅淅风吹面，纷纷雪积身。朝朝不见日，岁岁不知春。”而斯奈德则在《八月中在沙斗山望哨》中写道：“山谷中云遮雾障，五日大雨三天酷热，树脂在松果上闪光，在巨岩和草地对面，有成群新生的蝇。”
寒山对个体生命的超越，乃是“经过心灵上几番大生大死后的彻底醒悟”，其游离于社会成规与秩序之外而自乐其志，丝毫不受世俗权威干扰其生活的悠然，都成为披头族特立独行、标榜自我乃至鄙视社会、背弃社会，走向自然旷野的先导。在寒山诗中，他们更感悟到了一种安宁、祥和的气氛和禅悦的生机，找到了抚慰他们动荡而空虚的精神源泉。
于是，在当时的语境下，斯奈德笔下的寒山，这位疯癫的山之隐者，就变成了一位“垮掉”的英雄和反文化的先锋，成了一个“反对符号”。在诗歌中，在“佯狂似癫”中，披头士们与千年前万里外的一位异域禅僧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沟通”。
斯奈德：披头禅精神领袖的40年
斯奈德自己，活脱脱就是一个美国的寒山，他早年就曾做过伐木工和森林防火瞭望员，他热衷于登山，十几岁时就成了野营俱乐部的顾问。这成为其日后热情追随东方哲学和生态主义的强烈心理动因。
斯奈德生于旧金山，大萧条期间，家庭经济陷入贫困，只得迁往华盛顿州。父母在那里经营一个小农场。8岁时，家里6个月的小牛死了。他问神父，这头小牛能不能上天堂。神父说不能。斯奈德痛哭不止，对神父说：“那我退学。”
对基督教失望后，上大学时的斯奈德对佛教众生平等的观念产生兴趣，也开始学习铃木大拙的著作。接触禅学后，斯奈德决定中止人类学的学习，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东方语言和文化。
在那里，他结识了凯鲁亚克，他俩一起在山上住了几个月，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一书，正是照搬了这段生活：书中主人公贾菲及其朋友，住在一间小屋里简朴苦修，没有椅子和床，只有一张类似榻榻米的席子，屋里全是书，放在柳条筐里；衣服都是慈善商店的二手货；他们还常常去爬山，一爬就是几星期。
1956年，斯奈德前往日本京都，开始了10年的临济宗禅学和东亚文化研习历程。他在京都大相国寺出家为僧，从事劳作之外敲了3年木鱼，是该寺第一位洋和尚。他的中文、日文造诣，使得他的禅学水平远远超出一般美国学者；他的4次婚姻中有一次是与一位日裔美国人，结果斯奈德说日语，倒是他的妻子说英语。
1969年，斯奈德在内华达山区买了100公顷土地，在满眼山花、野火鸡、溪流等各种原生态风光中割草、伐木、种菜。
劳作之余，斯奈德著书立说，讲学访问——他不抗拒现代生活，但他的隐居地整整25年都不通电，但这里却有一间禅堂。有了它，斯奈德的家变成禅修中心，他自己则多了一个角色——禅宗师傅。
进入20世纪70年代，斯奈德比任何与“垮掉派运动”相关的诗人都更受人尊重，被奉为生活的先知、伟大的解放者和保护生态平衡的圣人。而他的内华达山村社，渐成“退役”嬉皮士的大本营，从两三百人增加到今天的七八百人，且仍然保留着当年的做派，“戴着很多首饰，大耳环，大胡子，长头发”。
而斯奈德显然是这群人的精神领袖——他不仅系统学习过东方语言和文化，甚至连养活自己的本领都比别人强：体力好、干活强、会修篱笆、会把破旧的小屋用纸裱糊得干干净净。
斯奈德自己则在每天早上都打坐冥想半个小时，以冥想的钟声引领大家一天修禅生活的开始。
斯奈德认为所有社会成员都应享有重新自我定位的机会。这是社会发生变化时主流社会一贯都有的偏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和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对立的，城市人口代表前者，乡村人口代表后者。斯奈德认为人们应该走出这种误区，找到更好的出路。
这背后的宗教情结，或正是布鲁斯在《新时代与世俗化》所归纳的禅念：相信自我的神圣性和无罪感，人人皆可成佛；并且，没有比自我更高的权威。这样的自我意识犹如宣称“真理就在你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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