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那是个种族歧视根深蒂固的时代。檀香山的唐人街在1900年2月被焚；3月，旧金山唐人街开始遭受围困和惊扰之苦。卫生当局不时展开旋风式突袭，对房屋或消毒或摧毁，对活人强行接种，对死人强行验尸。《中西日报》上这样说：“檀山之疫，劣医成之于前；金山之疫，劣医又成之于后。不相谋而适相合也……”（1900年3月31日，“檀岛余殃”）
“狼医”
在旧金山卫生当局拟把华人强行搬迁到管棚户区时，大清国驻旧金山总领事何佑出面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说决不会同意把同胞送进隔离营。他知道，这是有关当局谋求彻底驱逐中国人的一步棋，于是，他将卫生当局告上了联邦法庭。
而对于联邦政府派驻的医官约瑟夫·金原来说，向华人开刀来祭美国公共卫生事业的大旗是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不可否认，约瑟夫·金原是把欧洲免疫学和公共卫生事业引入美国的先驱，他曾经在法国巴斯德（Pasteur）和德国科赫（Koch）的实验室里获得训练。然而在观念上面，他却并没有超脱当时一般白人的偏执和傲慢。
当时的实际情况是，类似于唐人街那样缺少卫生设施的环境也存在于其他少数族裔社区，比如当时在唐人街附近的日本城。同样，瘟疫的病例后来也在“拉丁区”（现在人们一般称之为“小意大利”）以及其他族裔的街区被发现。
虽然疫情并没有出现扩散，但联邦卫生官员和市卫生当局仍粗暴地对华人区实施强制防疫，骚扰华人达数年之久。
折腾了数年，卫生当局预计的鼠疫疫情始终没有爆发，相反，连零星患病个案都在唐人街的街区里找不到了，最终不了了之。卫生当局彻底焚毁唐人街、驱赶中国人的愿望没有实现。
一百多年来，尽管不时有研究者指责唐人街有转移尸体、隐瞒疫情之嫌，但一直到现在，猜疑归猜疑，鼠疫与中国人社区到底有无直接关联，尚无证据。现在美国也有某些学者也对此“瘟疫”的提法压根儿表示怀疑了，开始对该历史事件里公共卫生处理的失误和主流舆论的非理性进行反思与检讨。
今天的学者在追述这一公众历史事件的时候，能从大量的英文文献里找到旧金山市、州政府、联邦政府和公共部门、新闻界的种种态度和说法，唯独最重要的当事人——华人的声音却鲜见于英文文献。对于这段历史，华人并不是没有声音。他们是用母语——中文来表达悲愤的，当时唐人街里的《中西日报》差不多每天都会有对事态的报道和评论。
华人当时的无助、绝望，和愤懑，记录在《中西日报》这份早期侨报上。美国人由于语言的天然隔膜，在研究1900年瘟疫事件时大多忽略了这份报纸上华人的声音。试摘录该报1900年6月1日报道一则：
思患预防
昨狼医焚埠之议起，人心惶惶，中华会馆出示以安人心，并云“狼医”用心叵测，诚恐变生仓促。凡我唐人大小生意，宜照实抄录以交昭一公所客商会馆存案等语，此思患预防之道也。本年乃逢美国10年清查户口以验民数之期。本埠则由是日起查。领宪早旬已遍贴告示，说明来历，实非查册纸。使商民等勿惊等语，亦思患预防之道也。故并纪之。
“思患预防”这个词出现了两次，流露了华人战战兢兢的心理。人家要来焚烧华人的家园，华人没有能力阻止，能采取的措施只能是被动的“思患预防之道”——让大家盘点财产，以便有赔偿的一天，还有证据可考。华人一听说要“查”，不管是查瘟疫、查户口还是查别的什么，就“惊”，连本不该扰民，不查“册纸”（移民证件）的人口普查也怕。
当时的中国人称卫生当局医官为“狼医”，“狼医”的凶暴不纯然是出于疫情紧迫，也出于将华人斩草除根的心理。“狼医”巴不得在华人社区与“病源”之间画上等号。唐人街的煞星——“狼医”来自联邦政府派驻在天使岛的检疫站以及旧金山“卫生院”。且看其中一位的口吻：“唐人街应该被焚为平地。它天生就是疾病的渊薮，是对市政的永久威胁。最好现在就把它摧毁，趁着目前有这个难得的借口”。
对“狼医”来说，华人病患与其说是需要被救助的疫情受害者，倒不如说是像老鼠一样是可恶的祸根——老鼠是可以捕杀的，对华人只能隔离、驱赶，最好让他们自行消亡。
唐人街的夹缝生存
1900年，唐人街华人仅13954人，是10年前的一半。这里面只有十分之一是归化了的华裔公民。华人人口的下降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处心积虑排华的结果。1879年，加州宪法称华人为“不受欢迎”（undesirable）。当时的法律禁止使用担挑，禁止燃放鞭炮，禁止敲打铜锣，也禁止外籍人购置产业。1882年，美国联邦政府通过了史无前例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明文禁止华工及其眷属入境，华人移民亦没有资格归化入籍成为公民。1892年，美国实施延续禁止华工入境10年的《基瑞法案》（Geary Act）。这些法案不但将排华的期限一延再延、内容也一严再严。1900年春这一场“瘟疫”，提供了铲除华人最大聚居区的好时机。商业资本也对唐人街在旧金山的中心地段位置觊觎已久，想趁着瘟疫的机会把中国人迁走，然后重新开发，大赚一笔。
当时旧金山的华人，主要是从广东台山及附近的5个或6个“邑”来美的华工。在这个危机关头，华人得依靠设在旧金山的中华总会馆来周旋。中华总会馆是“六邑”会馆的联合，差不多是华人非正式的自治机构了。中华总会馆出钱，雇佣了白人医生和律师进行独立的诊断和调查。他们每每要赶在卫生官员找到病人或尸体之前进行血液检测，否则卫生官员会将病人收走，将尸体解剖，并罗织新的诬告。虽然外交方面有同为五邑同乡的大清国驻美“使宪”（大使）伍廷芳和驻旧金山的“领宪”（总领事）何佑出面，可是美国压根儿就不怕大清国，特别是在1900年那个“拳匪”变乱的多事之夏。
幸好洋人也并非铁板一块，还包括了“佛珠”等几个受华人雇用、为华人说话的医生，还有几个具有同情心的教会人士，以及被华人寄予了无限希望的“青天大老爷”——“嘉省督宪”（加州州长）Henry Tifft Gage（1852-1924）。其实督宪并不是特别关照华人，而是担心破坏了旧金山作为西海岸繁荣的象征。白人商业团体由于害怕他们的商业活动受到影响（而不是因为反对种族歧视），也反对联邦卫生官员的做法。
华人还拿起法律武器控告卫生当局种族歧视。约瑟夫·金原和他的上司，华盛顿的美国公共卫生总医官沃尔特·威曼实施一些控制公共卫生的铁腕手段，包括隔离措施、强制注射疫苗，最终都被最高法院以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而裁定为种族歧视。直到1904年的2月发现最后的一宗鼠疫为止，瘟疫风波才暂告一段落。
华人医馆
在整个19世纪，尽管市政当局一直把唐人街视为对城市健康的潜在威胁，旧金山华人却不允许进入旧金山市和县的医院看病。从1870年到1882年，华人人口占旧金山人口比例曾经从5%增加到8%，然而华人在全市医院的病患求医者比例中还占不到0.1%。
1900年春，唐人街终于拥有了医院——东华医局（828 Sacramento Street）。1900年3月3日，东华医局成立，成为在整个旧金山县、市唯一向华人开放的医疗机构，里面既有白人西医，又有华人中医。成立后，《中西日报》上屡次登出“告白”，开列章程，鼓励华人就医寻药。在医师名单里，中国的医师都被称为某某“先生”，洋人医师被唤做“铎打”某某。“铎打”是英文词语“doctor”（医生）的台山粤语音译。而且明文规定出诊“每次支付利市银二毫五钱”，“洋医师每次支银五毫”。这意味着洋“铎打”比中国“先生”“贵”一倍。
联邦政府和旧金山市的“狼医”竭力贬斥为唐人街华人所雇用的白人同行；约瑟夫·金原骂那些替东华医局效力的白人为“吸血鬼”，指责他们贪图中国人的金钱而置公共卫生“大义”于不顾。“吸血鬼”之一的Ernest S. Pillsbury医生则指控约瑟夫·金原捏造证据以陷害唐人街，说金原提供的病原体证据不是唐人街的，而是取自印度孟买。毫无疑问，“狼医”视东华医局为眼中钉，因此也总想借歧视华人的“公共卫生事业”将其拔除或吃掉。所谓公共卫生里的公众，指的是白人公众。
东华医局有效地服务当地华人社会，一直到1906年那场著名的旧金山大地震，医局毁于地震和火灾，才一度停办。它是1925年成立的“东华医院”前身。100年后的今天，东华医院依然在华埠为旧金山的华人服务着。
自从旧金山唐人街在1849年淘金热后的出现，城市的这个部分就被描绘为被拥挤、肮脏的中国佬窃据的一个都市癌瘤，一个永久的病原滋生地和败坏道德的巢穴。如此种族歧视的论调一度在旧金山的政治生活和白人公众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看不到一个事实——唐人街的贫穷、拥挤和脏乱是种族歧视、限制政策带来的后果。当一个族群被剥夺了争取富裕、宽敞和清洁的生活空间的权力，它只能被迫在贫穷、拥挤和脏乱中生存。
太平轮1949：转折时刻的生死浮沉
文/毛剑杰
“太平轮”不太平
60多年前的一个午夜，它搭载着一群逃离战乱、去台湾寻找“后半生太平岁月”的人，沉在了舟山群岛外海海域，遇难者近千人。
太平轮沉了，一波浩大的迁徙去台移民潮却由此开始，他们一船一船地奔向台湾，有人出生在船上，有人成功登岛开始新的生命故事，也有人永远渡不过台湾海峡，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风浪中……
逃难
1949年1月27日，农历腊月二十八。
这天中午，上海富商李浩民来到黄浦滩码头搭船，他要去台湾和家人团圆过春节。
预定下午16时起航前往基隆的太平轮，是年关前最后一趟去台客轮。它原本是货船，因向台湾大规模转运人员、物资的需要，才在1948年11月勉强改装成客轮，主要运送国民党撤退军民去台。
这个时候，刚刚歼灭了国民党55万精锐部队的解放军，又挟淮海战役之势，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直指南京、上海。1月21日，蒋介石在匆匆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台湾警备总司令后，宣布下野。
与此同时，在“转过条马路，物价就要翻一番”的混乱中，从东北、华北、西北等各个战场败退的人潮，蜂拥到南方港口等待去台的航船。
想搭末班船的人太多，从中午开始，黄浦滩码头就“一片黑压压的人潮”。上海有钱人从市中心开车过来，皮箱装满银元、身上绑满金条，猬集在码头随时准备登船去台。上了船，车就不要了，空汽车从码头一路排到了市区。
李述文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解放军包围太原前逃了出来。一行100多人一路逃亡，最终在1949年春节前赶到了上海。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却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尽管船上配有餐厅、酒吧和娱乐室，但那只属于少数有钱人。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
就是这样的一艘千人客轮，每周在上海基隆之间往返两趟，趟趟满员超载。即便是在这条航线上跑的客轮多达55艘时，仍然船少人多，一票难求。
于是，有人通过关系拿到船票或强行登船，有人则用手中的金条换取舱位，能优先登船的都是上层人士。这天的太平轮上，就有辽宁省政府主席徐箴夫妇、琼崖守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王毅、蒋经国密友俞季虞、《东南日报》社长陆淑影等国民党政要。
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也在这艘船上，他急匆匆去台湾，是为了给国立音乐学院选个迁台后的理想校址。不过等他赶到码头，船已满载。转身时，被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叫住了，这名三副把自己的舱位让给了吴伯超。
最终，这些政要文人，都没能活着到达台湾。
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在解放军攻克四平后化装南逃至上海准备登船，却因太太刚生的二女儿发烧不适，不能成行，同行的20多名东北籍立法委员决定与梁家共进退，于是一起退了船票。
到下午16时，太平轮已满载了近千乘客，其中船员124名，有票的508人。还有300多人没有票，通过各种途径强行登上了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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