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事的原因，是老名士虽然已经变成了老大臣，但虚荣心却并没有真的丢到长白山或者爪哇国去，无论如何，给皇帝改文章都是难得的荣耀。当时虽不敢说，但却不想从此被湮灭掉。因此，沈在自己的遗稿中，还是留下了表明自家荣耀的明确痕迹。不想，老名士想传之后世的，恰是皇帝所格外忌惮的，沈德潜死后，乾隆借故从沈的家人那里骗来了沈的遗稿，这下老名士的馅露了。皇帝气了个半死，公开发作不方便，于是找了一个茬，“夺德潜赠官，罢祠削谥，仆其墓碑”，就差掘坟鞭尸了。这个茬，有人说是沈德潜诗题曰《黑牡丹》者，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可以上纲上线牵强扯成不满当朝的悖逆言论。也有一说是沈德潜给某举人的文集作过序，而这个文集后来被人检举，有关碍文字。
不管怎么说，反正沈老名士死后没有保住名节，骸骨都不得安宁，其真正的原由肯定不是这种牵强附会的罪过，还是跟那首倒霉的诗以及倒霉的洗脏衬衣有关。用乾隆的话来说，就是“朕于德潜，以诗始，以诗终”。皇帝和名士的虚荣心都强了一点，互相较劲的结果，最终皇帝让人洗脏衬衣的西洋景，还是露出了破绽，皇帝最不希望别人看的脏衬衣，以及如何找人洗的事，都让人知道了。沈家丢了皇家给的好处，而皇帝则丢了人。
其实呢，但凡是个人，舞文弄墨，总免不了有不怎么样的地方，写诗更是如此，从手民之误、鱼鲁亥猪，到平仄不协压错了韵脚，找人修改，本是寻常之事，改的人不见得比本主高明，被修改的人也不见得就此低人一等。然而，这种百姓的平常事，到了皇帝那里，就一定有麻烦，因为皇帝是圣上，一生下来就不能有错，有了错，需要改，也得悄悄地进行，假装从来没改过。臣子们也一定要咬紧牙关，坚持捧臭脚到底，明明知道皇帝其实也写错别字，也出臭诗，但一定要给皇帝事先抹平，如果抹不平，皇帝随口就说出来了，那就错也不错，将错就错。比如乾隆给灵隐寺题字，把个“灵”（繁体）字上面的“雨”字头写大了，下面不够写了，于是臣子就出主意改题为云林禅寺。比如乾隆近视，把浒墅关看成许墅关，把西川看成四川，臣子们就把地名都改了，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反正，皇帝是不能有错的。
长春，“闯”出来的城市
文/杜兴
300多年前，长春，这个东北中部最大的城市，还只是一片广袤而肥沃的荒野。
西面，临近内蒙古东部的草原地带；东南，则是巨大的原始森林。直到1644年，清军攻克北京，这里被封给曾经参加反明战争的蒙古王公作领地时，还仅仅游弋着极少的蒙古族牧民。
然而，随着大量中原流民开始陆续出关，这片荒原发生了改变。
长春堡
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事件，发生在1691年。
那一年，清朝当地政府决定，每年春天开一次伊通边门，以方便边里边外交易。
边门，是清初为了保护陵寝、贡品资源、防止各地流民随意迁徙，政府用泥土和柳条修筑的防护墙上所设置的大门。柳条边西起山海关附近，北至威远堡边门，东南经凤凰城直到黄海海岸。康熙初年，继续从威远堡边门附近，向东北方向修筑了一条长约600里的边墙，称为新边。新边共有4座边门，包括伊通边门（今长春新立城水库库区内）在内的3个边门，都在现在的长春地区境内。柳条边西（即“边外”）为郭尔罗斯前旗王公领地，柳条边东（即“边里”）是清朝封禁的满族居住区。
由于人口增多、土地兼并、水旱灾害、战乱等种种原因，江淮以北各省的破产农民流入东北。他们历尽艰辛，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冲破封禁，偷偷越过柳条边，形成大量无户籍的流民，伊通河两岸的长春地区首当其冲。尽管招募汉人垦地违反清朝禁令，但蒙古王爷为了寻求新的财源，仍然私自招引流民入境。
于是，不断聚集到这里的流民，开始在柳条边外定居。这片荒原，因为流民们的到来，渐渐有了名字，王姓的定居点，就称之为“靠边王”村，吴姓的，就称为“靠边吴”村，这样，“靠边王”、“靠边吴”、“靠边孙”、“靠边李”等地名，一个个产生，并延续至今。
漫长的柳条边，严苛的禁令，有形的和无形的阻碍，都无法阻挡柳条边内外交流的渴望。1691年的那个春天，蒙古人赶着牲口，满族人带着各种精美的工艺品，汉族人带着粮食，汇聚在伊通边门。门开了，热闹的集市声随即替代了往日关丁们的呵斥声。
时间一天天过去，即使春天过去了，交易的人群还是不肯散去。伊通边门已经关闭，但每天还是有人越“边”交易。管辖此处的吉林将军见此情景，采取了“明紧暗松”的办法来应付朝廷。“春天”真的变“长了”。这个无名屯落，伴随着春天交易时间的延长，便被人们称为“长春”了。
随着交易的日趋活跃和人口的不断增加，酒馆、店铺和作坊等也在这里出现了。为防范盗贼，屯落周围还筑起了土墙，形成了堡的规模，遂称此地为“长春堡”。后来，“长春堡”出现在政府的文件中，它泛指这一带被开垦出来的区域。
流民城市
1691年那次开通边门的效应，在百年后越发明显。
1791年，吉林将军秀林向朝廷递了一份报告，报告称，郭尔罗斯前旗虽属蒙地，但流入该地区的汉人日益增多，亟待管理。8年后，一份统计也显示了这一点，至1799年时，这一带的流民已达到2330户，私垦土地26万多亩，柳条边几乎名存实亡。
嘉庆五年五月戊戌，也就是1800年7月8日，应秀林的请求，清政府打破先例，决定在蒙古王公领地上实行“借地设治”，成立长春厅，以“弹压地方，管理词讼，承办一切命道案件”。
厅衙门就建在长春新立城镇的小街村。首任官员赴任，已是当年初秋时节，直到入冬前还在赶建衙署。仓促建成衙署的目的，是为了控管已经进入该地区的居民，不允许新的外来人口再跨过柳条边垦荒。可是，这一初衷并未达成。长春厅的设立，反而吸引了更多的中原流民到伊通河沿岸肥沃的土地上安家落户。到1811年，长春厅共查出流民11781户，十多年增加了9451户，增长405.62%。
14年后，由于厅治所在地新立城地处偏远，地方官员决定沿伊通河北上，在宽城子建了一座新的厅衙。当年宽城子的实际位置，在今天长春南关区三道街和四道街一带。
流民们在此屯集，农田、住宅、作坊、店铺相互交错，没有规划，也缺乏管理，这座荒原上崛起的城市，就这样一点一点发展、成长、壮大。直到1865年，吉林梨树有个叫马振隆的农民，聚集100多人在当地起义，地方官员立即组织商民募资修筑城墙，并修建了一些街道，一个城市的模样才初现雏形。
新车站
开通边门让长春有了名字，设“厅”让长春有了城市的建置，但真正让长春发生彻底变化的，则源于一个车站。
1898年，中东铁路长（春）大（连）段开工，次年，俄国人开始在长春西北约5公里的二道沟修筑车站，并以就近的城镇——宽城子，命名了车站。随着宽城子车站的建成，长春出现了长春城以外的第二块街区。
在中东铁路的建设中，大批山东、河北以及东北沿线的贫苦农民被招募诱骗充当苦力。平时用工约10余万人，最高峰的用工人数近30万，形成华北移民进入东北的一次高峰。铁路通车以后，更加快了关内农民移民关东的步伐。长春城内的人口迅速增加，到1907年，已达4～5万人。1922年上半年，人口已经超过16万。
位于东北中心位置的长春，成为“闯关东”中转站。大批破产农民携家带口，从海陆两路涌入东北。仅1928年统计，经由大连等地与山海关——奉天陆路到达长春站的人口总数为327485人，而从长春站经返乡的人口数为115611人。在1927年到1929年3年间，从关内流入东北的人口中，就有超过半数到达长春，然后，以长春为中转站，流向东北的东部、西部、北部各地。
移民大军如潮水般涌到新车站，随后又如退潮般散去，但就是在这潮来潮往的过程中，总有一部分选择留在这里。到了1944年，也就是清军入关300周年的时刻，这个曾经的荒原，蒙古牧民游弋的牧场，已经变成人口81万的大都市。尽管那时还是日据时期，城市中还有着14万日本人，但一代一代的关内移民，无疑是造就这个奇迹的主角。
1857年，滦河之滨的河北滦县胡各庄遭遇大涝，颗粒无收，一对麻姓夫妇被迫离开故土“闯关东”。一路艰辛到达长春后，就此定居下来。他们以当佣工为生。
因为家境贫寒，这对麻姓夫妇的儿子，从小就出去做工，拣过破烂，在农村收拣猪鬃马尾、废铜烂铁卖。后来他到了附近的扶余县，并积攒了一点钱与人合办了一家叫“信成隆”的铺号。
到了麻姓夫妇的孙子那一辈，“信成隆”已在当地颇有名气。这位“小掌柜”只念过3年半私塾，但写得一手好字，逢年过节，整条街的对联均出自他手。他还有一样绝活，就是算盘打得飞快，当地人给他取名“袖吞金”。据说不管多大的账目，还没见他袖子下的手在算盘上拨弄，钱数就算出来了。
这是78岁的长春市民麻况君的家族史。1857年，那对背井离乡的麻姓夫妇就是他的曾祖父母。这对夫妇绝对不会想到，就在他们驻足之处，日后成为如此规模的大都市，而他们的子孙，会在此绵延繁育150年。
旧金山唐人街1900
文/王敦
中国人对他们所受到的非人待遇并没有诉诸抗争。当所有的商贸运转均陷于停顿，众多暴行施加于他们身上时，他们并没有还之以骚乱或流血暴力。他们——凭借平静的尊严和逆来顺受——承受了可怕的不公，在抗争上仅仅安于在法律的范围内。像这样对冤情的逆来顺受，能够在任何国家的国民中找到可比性么？（Ira M.Condit，《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佬》）
1900年2月16日，对于檀香山的华人来说，是一个悲愤的日子。这一天，他们的家园被一把火夷为了平地。事情起因于1899年12月，夏威夷卫生当局在檀香山的唐人街发现了两宗淋巴腺鼠疫病例。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是“瘟疫”的代名词，约在14世纪肆虐欧洲，当时欧洲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死于此病，所以这种病被欧洲人叫做“黑死病”；其病原体存活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里，再由跳蚤吸食血液而传播的。于是——当时的英文文献和《中西日报》均记载——当地4500名华人被关入隔离营。为了“消毒”，卫生当局点火焚烧患者的房屋。这项措施的实际结果便是：檀香山唐人街被夷为了平地。
1900年，正值美国排华歧视登峰造极的当口。很快，檀香山针对华人的恐慌传染到了旧金山。旧金山是美国本土往来檀香山的海上门户，这里的唐人街是美国华人最稠密的聚居区。偏偏1900年开春以后，在旧金山唐人街也发现了疑似淋巴腺鼠疫，华人的劫难随之而来。
鼠疫来了
1900新年伊始，1月2日，一艘叫“澳大利亚号”（Australia）的美国商船装载蔗糖从夏威夷的檀香山开出，4天后抵达旧金山港。
据旧金山市卫生当局的说法，携带着瘟疫病菌的老鼠登上了该船，而老鼠又正好溜进了旧金山市最适宜它的环境——唐人街。尽管这艘“澳大利亚号”也像所有进港船舶一样经过了熏蒸灭鼠的消毒，但当时的美国公共卫生专家约瑟夫·金原说，是该船停泊的码头附近漂浮着的垃圾为老鼠逃亡到唐人街提供了便利。他说，3月时，相当多的老鼠尸体出现在唐人街。确实，由于市政当局一贯所采取的隔绝与忽视政策，唐人街的市政和卫生水平极为落后——那么多华人被迫拥挤在一个特定的街区，能不脏乱么？而且，几年前在中国南方也确实爆发了鼠疫。
卫生当局很快在旧金山的唐人街发现了鼠疫。3月6日，华人密集的都板街（Dupont Street）环球酒店（Globe Hotel）里有一位华人房客病故。他41岁，叫黄织经（在当时的美国文献里叫“Chick Ging”或“Wong Chut King”），是木材商人。
出于对黑死病的恐惧，旧金山市陷入了一片恐慌，据传即将蔓延开的灾祸是出自唐人街。肮脏的华人移民带来了毁灭性的鼠疫，即将毁灭通向太平洋的门户旧金山——一座从1849年淘金热走向繁荣的美丽都市。于是，就像中世纪的欧洲借着鼠疫迫害犹太居民一样，美国对加州华人的迫害开始了。
卫生官员不等诊断结果出来，就连夜用绳索隔离了唐人街。在唐人街内部，卫生部门既没有将黄织经住过的建筑物隔离，也没有搜寻跟他有过接触的人，更没有限制唐人街里白人的商贸和对外交通——他们将罪名推给了全体华人居民。3月22日，卫生当局又进一步提议在Mission Rock岛建立监管棚户区，把华人强行搬迁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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