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瑟琳的婚宴

    文/栗月静

    当凯瑟琳娴熟高雅地用刀叉切牛排，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布置餐桌，教法国贵族吃冰淇淋和花色肉冻时，粗糙的法国人才真正感受到美食作为一种艺术品的魅力。

    虽说法国本来就拥有丰富的食品原料，但直到12世纪，所谓的法国菜也就只有烤肉和煮蔬菜，而且是直接用手抓着来吃的。14世纪左右，法国的餐桌上才出现了炖菜。近代法式美食逐渐成形，得益于佛罗伦萨的凯瑟琳。

    1533年，14岁的凯瑟琳·德·美第奇从佛罗伦萨启程前往法国，她即将和那里的亨利王储联姻。凯瑟琳长得并不漂亮，也没有错综复杂的王室血统，但是她有10万金币嫁妆，法国人就是因为这个才同意她成为王妃。但是，政治婚姻从来不会有童话里的结局，亨利爱的是比自己年长19岁的狄安娜·德普瓦蒂艾尔，凯瑟琳得到的只是一个空的头衔。

    凯瑟琳是第一个走进欧洲皇室的美第奇家族的女人，也是第一个把意大利艺术和文化带到法国的时尚先驱，虽然最后凯瑟琳·德·美第奇之名成为马基雅维利式阴谋的传奇象征。亨利二世去世后，她渐渐显露出政治上的天分，统治法国长达15年。

    对于法国时尚而言，凯瑟琳是功不可没的先驱。她将高跟鞋、香水、折扇、钻石切割工艺和便于骑马的衬裤带进法国。但对法国王室影响最大的当数意大利精绝的烹饪技术。当她娴熟高雅地用刀叉切牛排，用晶莹剔透的玻璃杯布置餐桌，教法国贵族吃冰淇淋和花色肉冻时，粗糙的法国人真正感受到美食作为一种艺术品的魅力。

    凯瑟琳离开佛罗伦萨时带着的40名厨师和园丁。厨师们从佛罗伦萨带来了汤和酱油等液体调味料和松露、青豌豆、朝鲜蓟、西兰花等蔬菜以及它们的做法。法国王室的人们第一次享用松露就迷上了它。如今松露已经成了法餐的招牌。

    园丁们把迷迭香、杏桃和朝鲜蓟的种子种下去，厨师们把它们变成勾魂摄魄的美食呈上来。凯瑟琳有多爱朝鲜蓟？她用它做主菜、配菜、沙拉，还有餐后的点心，以至于当时的法国人一提到皇后就会想到这种植物。凯瑟琳自上而下的普及让朝鲜蓟在法国声名鹊起。

    喜欢甜点的凯瑟琳为法国王室带来了果酱和蛋糕的制作技术以及杏仁饼、花色小蛋糕等甜点，在凯瑟琳和亨利二世的婚宴上，甚至还出现了含酒、果子露的冰激凌。这一度成为法国人民的热门话题，后来冰激凌成为法国宫廷必不可少的饭后甜点。当时由于没有制冰机，据说法国王室所用的冰都是用船从挪威的峡湾绕半个欧洲运到巴黎的。

    另外，关于红酒杯的拿法，法国王室也采用了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方法。法国的葡萄酒本身就是在罗马时期传到法国以后才开始生产的，据说冰镇后再喝的习惯是在亨利一世时期确立的，那是凯瑟琳到法国以前的事情。但是在餐桌上干杯的习惯是亨利二世时期流传开的，而且以蒸馏酒为主酒，配以各种调香材料，经过甜化处理形成利口酒也是在这一时期传入法国。

    从蒙田的文章可以窥见意大利对精致饮食风尚的影响力。《蒙田随笔》中曾描述一段巧遇意大利美食家的经过：“他对我发表了一番关于饮食之学的演讲，神情严肃而内容丰富，彷佛向我阐述重要的神学观念。他向我讲解人们从空腹到第二轮、第三轮上菜之间的食欲变化、任何时刻勾引出食欲的方法，以及最重要的，监督酱汁的调制，尤其必须要注意各种食材的特性与功效……他是这般洋洋洒洒，侃侃而谈，用字遣词彷佛就像是在对我讲解该如何治理一个帝国。”

    太平天国的第一桶金

    文/毛剑杰

    过去的100多年中，革命逐步在中国确立了天然的正当性和正义性。在这种大背景下，观众更习惯于仰视革命叙述的政治化和浪漫化。但种种宏大的精神巨塔，无不是需要建立在坚实的物质基础之上。也正因为如此，那些看似闪耀、充满烟火气息的革命场面，背后总有着漫长的、一分一厘的艰苦计较。

    事实上，革命堪称是个复杂的技术活。如何筹备，如何组织，如何动员，如何控制……所有的细节都最终决定着革命的成败。尤其是前期的资金筹集，更成为制约革命走向的瓶颈。

    一种主张，一个主义，在被具体化的过程中，首先面临的是如何物质化的问题。从云端、从历史的远处看到的革命，与从根基、从近处看到的革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图景。

    1848年的头几个月，对于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来说，是一段至为艰难的日子：前一年的10月26日，会中二号人物、日常事务主持者冯云山，被乡绅王作新以“谋逆”告发到官府后抓走，最高领导人洪秀全声称“去广州找门路”后滞留不返，留下一个外有团练紧逼，内则群龙无首的烂摊子，会众惶惶不安、人心浮动。

    3月3日，会中骨干再次聚会商讨，但依然毫无头绪，众人处于焦虑之时，年轻的“烧炭佬”杨秀清忽然一阵乱抖，然后手作剑戟状指着众人厉声自称“天父”，并说“该有百日磨难，这是对会众诚心的考验”，要求各地会众同心协力，共渡难关。然后又一阵乱抖，杨秀清“昏倒”在地，片刻后睁开眼，仿佛大梦初醒。

    原本游离于核心决策层边缘的杨秀清，因为能代“天父”传言，一下子成了会众们的主心骨，又因洪、冯缺席，他便成了“拜上帝会”的实际主事者。

    尽管暂时稳定了人心，但会众们仍然面临着如何救人的迫切难题。最直接而有效的解决办法，无疑是花钱打通官府关节，将人赎回。可问题是，“拜上帝会”成立5年来，从来没有公共活动资金。

    于是，杨秀清带头砍柴烧炭卖钱，同时发动会众四处筹款，终于积攒资金成功贿赂官府，换来了冯云山的“查无谋逆实据”，也让“拜上帝会”摆脱了一场树倒猢狲散的空前危机，而发动烧炭工们“科炭”，从此开始成为营救被捕教众的不二法门。

    所谓“科炭”，即是发动烧炭工们每卖出100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炭钱积贮起来，集腋成裘，成为公共基金，以应对随时可能会发生的此类事件。

    1849年夏天，“拜上帝会”贵县赐谷的会众王为政、吉能胜又被官府抓走，首脑之一的萧朝贵当即赶赴赐谷，四处号召“科炭救护”：“总要兄弟齐心，有一升米，都要分半升救政、胜二人也。”（《天兄圣旨》）

    然而，由于杨秀清等“烧炭佬”都是贫苦农民，自身尚且饥寒交迫、常年衣食无着，能自愿捐钱营救同会兄弟已殊为难得。忠诚度毋庸置疑之外，他们对于公共财政所能做的贡献，实在有限。

    而且，最初的“科炭”仅局限于营救，并没有成为“拜上帝会”的固定公共财政模式——可能是筹不到足够的银两，也可能是买不通官府，王、吉二人入狱不久就被严刑致死，“科炭”活动也就随之中断。但不到一个月，又有两位会众被抓走，于是又重开“科炭”。

    实际上，到1849年前后，随着“拜上帝会”规模渐大，所需活动资金也越来越多：营救一些被抓的“拜上帝会”会众要钱，吃喝要钱，刊印小册子要钱，帮助生活贫困的教徒要钱，救助从紫荆山四周乡村落难至此的受苦者也要钱，制造或购买自保的简陋武器也要钱，建造急备谷仓以防当地灾荒瘟疫也要钱……

    寻找新的资金来源，已是迫切之事。

    “上帝所愿”

    杨秀清们将目光投向了会众中的富裕者。

    在严厉责备某些会众信仰不坚、吝啬小气、不愿捐钱救人的同时，“拜上帝会”也开始鼓励某些富裕会众捐巨资救人，声称“这乃是上帝所愿”。

    这时会中富裕者已为数不少：金田村有百亩稻田、好几家店铺当铺的小地主韦昌辉，金田几十里外平南县田跨三县、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胡以晃，以及贵县以侠气闻名的石达开。

    “拜上帝会”劝说这些客家大小地主加盟、乃至捐献家产，几乎都不费什么力气——他们的实际社会地位，与其拥有的财富不成比例。以韦昌辉为例，虽然家有薄财，甚至“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但还是一直被当地大族蓝家、谢家压制。

    爱名声的韦昌辉花钱捐了个国子监生，并在家门前高悬“成均进士”（监生的雅称）匾额，借以炫耀乡里。蓝家却买通县里差役，乘黑夜将韦家匾额上的“成均”二字铲去，然后向县衙告发韦家冒充进士。结果，韦家父子被抓到团防局，罚去300两银子。

    远比韦昌辉富有的胡以晃，社会地位却大体相似，同样是当地大族的欺凌对象。他骑马路经土豪卓家门口时，被强行拉下马推到牛圈里，卡住颈脖，用镰刀剃了半边头发，再加一顿毒打。

    到1849年秋天，“拜上帝会”影响已经越出紫荆山、勾连周边数州县，并且与地方团练的武装冲突日渐升级。这些后来为人所熟知的太平天国高层，领导组织会众之外，又主动出钱出粮，在后勤支援方面也发挥了巨大作用。

    1849年底，石达开率贵县“拜上帝会”会众与当地团练大规模对峙，石家子弟石福隆、石贤隆、石镇交等倾尽家中存粮准备撤退时，石达开和另一大户黄玉绣又主动出粮“在后顶起”，使得“拜上帝会”终于在当地完全压制了团练。

    直到1851年金田起义之前，富裕会众毫无保留的粮米资金支援，都一直是“拜上帝会”公共资金的最重要来源。1850年农历八月十三日，小头目罗能安带来巨量粮谷，令洪秀全很是欣喜，惊讶地问道：“如何得多粮草？”罗回答称，是会众李得胜的富裕表亲一口气捐献了粮谷二千石。

    1850年2月，胡以晃更提议变卖家中所有田产，将所得及其他财产悉数捐给“拜上帝会”，以竟“天父天兄之伟业”。

    胡以晃的提议，除了契合“拜上帝会”“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太平天国诏书》）的“人间天国”理想外，也是洪秀全、杨秀清等正在筹划的现实考量。

    物物归上主

    1850年初，“拜上帝会”已经在桂平县金田村集聚了各地或贫或富、但都有强烈改变现状愿望的会众2万多人，总团营大体完成，与官府的全面武装对抗已经在所难免。

    另一方面，团营时“多有父母妻子伯叔兄弟举家齐来”（《天情道理书》）：韦昌辉举家随营，韦氏亲族也有千人参加；紫荆山的会众青壮老弱一体参加，还有贵县土客械斗中失败的大批客家人，也携家带口来到了金田。

    这样一支包括妇孺老弱在内的庞杂队伍，如果不能统筹解决衣食问题、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必定是不堪一击的乌合之众。

    洪、杨的设想是将所有会众的个人财产集聚到一起，建立一个庞大的常设公共财政体系，他们将这个体系称之为“圣库”，并规定“一切缴获交归圣库”。

    所谓“圣库”，也即是“天父上帝之库”。按照“拜上帝教”的教义，既然一切财物都是“上帝”所赐予，自然就应该“物物归上主”，也即归入“圣库”，实现“共有共享”。换而言之，这也是所有会众的“公库”。

    “处处饱暖、人人无私”的小天堂已经在招手，于是，此前当地修庙都只捐4钱银子的韦昌辉家族，以及胡以晃、石达开等少数富有者，变卖了田产、房屋，然后和其他所有会众一样，将财产尽数捐献了出来。

    然后，韦昌辉、石达开成了太平天国威名赫赫的北王、翼王，而他们都在杨秀清节制之下。此时的东王杨秀清，乃是太平天国除洪秀全之外的二号人物，并且事实上操控着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

    至此，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大业，终于有了一笔不菲的启动资金，更重要的是，曾经的赤贫者如杨秀清、萧朝贵和富裕者如韦昌辉、石达开，此时都没有了私财，完全“平等”了。

    因而，圣库为太平天国招徕了许多投奔者，“有此均产制度，人数愈为增加，而人人亦准备随时可弃家集合”。（《太平天国起义记》）

    尤为重要的是，“圣库”确保了两年后金田举事时所需大量物资的及时到位。自总团营后，韦昌辉家便成了打造各种兵器的作坊，依靠“圣库”资金，铁器木炭等材料源源不断购进，送入韦家，变成了会众们手中的刀枪。

    但仅靠少数富有者捐献的资金，终归有限，在1851年太平天国大旗高扬、杀出金田、杀出桂平、杀出广西，直至席卷南中国而去时，洪秀全们需要获得更多的资金、粮米及各种物质支持。在用有限的启动资金造出刀枪后，接着便要靠它们向敌人强行索取了。

    “搜妖”

    太平军杀出金田后，首先和清军鏖战于桂平、武宣、象州、平南各地。自诩“粮饷足、火器精”的清军屡战屡败，它的大量火器与粮食，便都成了太平军的战利品。1851年，清军都统巴清德在与太平军作战时败遁，“锅帐炮位，粮食辎重，尽行抛弃”，悉为太平军所有。（《盾鼻随闻录》）

    毋庸置疑，“圣库”制度下“人无私财、人均贫富”的事实，令初兴的太平军士气高昂、军纪严明。并且，较之清军的无能被动，此时的太平军战术灵活，屡屡凭借“地利熟”的优势，奇袭甚至深入敌后夺取清军后勤物资。而清军不仅野战屡屡落败，连州县城池也座座失陷，这些城池的库藏，尽数进入了太平天国“圣库”之中。

    此间，杨秀清负责统筹全局，曾读过书、“小有才”的韦昌辉则除了统兵打仗之外，还负责整个后勤供给系统，“转战大江南北，虽身罹疾病，犹令御者扶拥上马，亲自督战”，作用之大，以至于在太平军出广西之前，清军首脑向荣及赛尚阿一直认为“韦昌辉是金田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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