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2年底，太平军占领岳阳，得到清初吴三桂旧存大批炮位，另外又缴获公私船只5000余艘；次年初又攻克武昌，截获清户部刚从南方各省张罗来的饷银127万余两，又接收湖北省库储银约100万两……一路打到南京，沿线清军防守不及的所有州县仓储，也都尽数落入太平军之手。
缴获清政府库存之外，太平军的另一种筹饷方式，是强制向民间征发。怀有强烈仇富情结、平均主义情结的太平军，最初在广西征战时，便曾强令“富者出资”。这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被形容为“富家巨室，必掘地三尺、搜括靡遗”。《浔州府志》又称太平军每攻下一城，即“遍索官幕、绅商、富户……择肥而食”。（《张大司马奏稿》）
太平军攻下岳阳后，单从富户汪某一家，即“得存谷八千石，地窖内掘出银四千串，以及其他什物无数”；在武昌则“令户有珍珠金玉者，悉出以佐军”。
然后，他们每“三五成群，见高门大楼，闯然而入”。仅在历任云贵、湖广总督等官职的程香采家，即令家丁抬出“元宝银六十万两、锭件、金珠、衣饰无算。”
这一轮轮强行劫掠，导致武昌“城中公私积蓄纤毫俱罄，一切荡然”。而太平军所获钱粮财物之丰富，从过后不久往南京运送时征用民船数千艘、蔽江而下的盛况，便可以想见。
尤其是太平军攻下南京后，还做了一次全面的“搜妖”行动，官僚之家的财物即“妖产”，全数查抄充公，甚至对普通市民也规定私藏金银“即是变妖”，也就是背叛太平天国，“定斩不留”。
“进贡”与“责贡”
与此同时，杨秀清传谕天京城中百姓向圣库“自愿”进贡物资，并将官方认定的已进贡物品清单贴在门墙上，这样就“不入其家，否则搜出银十两、金一两者杀”。进贡之后，则私人持银不得超过五两。
把民间的“进贡”行动转化为“责贡”，是太平军征发财物的另一重要手段。在武昌，太平军对市民的“进贡”，根据不同对象做出不同对待，对那些被认为是出乎拥戴真诚的一般居民，贡献“一盘米，一百钱”即发给贡单，予以保护，而那些被认为是“虚情假意”的官绅，就没那么好运气了：一经搜出所埋藏的金银，满门抄斩。这样一来，一些官绅、富户慑于权威，便有被“劝”——其实是连哄带威胁——贡黄金多至数百两者。
此间，太平军“圣库”的壮大速度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据浙江巡抚何日清向朝廷禀报称，仅太平军攻下南京一城，所得白银已“不下数千万两”，而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民间。
因此，有学者认为，太平军这时向民间实行征发所得，有可能比取自清政权各地地方府库所藏的还要多。（《太平天国的财政收入及其得失》）
与这种劫掠、责贡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平民眼中太平军初兴时良好的军纪。1855年，翼王石达开进军江西：所到之处“有敢于踏进民家者，左脚踏入即斩左脚，右脚踏入即斩右脚”，于是“迎壶浆，耕市不惊民如常”。
个中缘由，恰恰在于这种劫掠的制度性、系统性，“一切缴获归圣库”意味着不许士兵有个人财富，也就排除了士兵争蓄私财的可能性，取而代之的，则是太平军官方组织的、大规模的、有秩序的劫掠，但其对民间财富的破坏，远胜个别士兵的私自劫掠行为。
但这种行为很快就逾越最初划定的“劫富、搜妖”红线。
最初，太平军每到一处征发时，总是先找到这个村庄里的穷人，或是富户的佃户，确认谁家富、谁家是“官幕家眷”，之后，便逐家逐户搜查，粮米之类不易收藏的物品，每每尽数征去，就是“瓦沟所藏之金，水塘沉没之银”，也总被发掘出来，“百不失一”，而拒绝交出财物的人会被杀死以示惩处。这种“打先锋”，太平军每到一地都会实行一次，数日即止，因此“农无失业，所残性命亦不多”。
但随着太平天国中后期纲纪废弛，人心渐渐驳杂，到19世纪60年代时，“打先锋”已经不再局限于富户。富户“窖金地下，尽被掘获”的同时，往往也同时“搜括四乡”，连贫家也“无有免者”。如在浙江丽水，太平军“搬运粮食络绎不绝，富者仓廪皆罄，贫者亦升斗无余。”并且，这种行为不再是数日而止，而往往是“逐月”。
这种官方劫掠行为突破自行划定的底线时，执行者的公心和私心也便随之模糊，而这也正是“圣库”连同整个“人间天国”走向崩塌的开始。
凡人私心
早在金田起义时，曾有三合会首领8人愿率部加入太平军，洪秀全即派拜上帝会兄弟16人分往这8支部队传教。16人中有15人恪守会规，各将所受赠金悉数缴纳圣库，独有1人私藏赠金而不报。此人品行不端，早就屡犯会规，至此又被证明私匿赠金，洪秀全等决定按律严办，将其斩首以儆效尤。
由此可见，太平军初兴时的严厉军纪，也不能完全阻止作为人情常理的私心，更何况中后期杨秀清死后朝政废弛、国势颓废。而直接以私心掘坏“人间天国”根基的，恰恰是当初颁布严律的太平天国领导层。
定都天京（今南京）后，洪秀全便自视为天下万国之主，天京被称作“小天堂”，于是大建宫室，穷极壮丽，宫中王娘女官，鲜衣华服。天王与东王等仪卫舆从，至千数百人之多，服用也趋于豪奢，而这些都来自本属全体成员共有的“圣库”。
据《金陵杂记》记载：“贼掳各处银钱货物，运回江宁城，向有专管各目主守，贼等以为归公，在逆首等自然取用不竭，分给群贼，殊有限制，名虽公而实不公也。”
洪、杨带头，讲究享受与排场、挥霍公共财物的奢靡之风，便如病疫一样滋长，金盆玉盂固不用说，连“净桶夜壶俱以金造，其伪丞相等碗箸亦用金打”。领袖人物如此，各级官员人等自然上行下效，竞相猎取圣库物资。张继庚探得的情报称：1853年前9个月，太平天国“圣库”尚存800余万金银，到1854年春便只存百万不足。
此时，洪秀全设想中“人人平等”的天国，事实上已经蜕变、崩塌，而曾经食不果腹的洪、杨，出入前呼后拥，坐六十四抬大轿或三十二抬大轿，排场不逊大清帝王。更为致命的是，权倾朝野的杨秀清，渐渐连洪秀全都已经不放在眼里，更何况手下当差的韦昌辉。但事实上，韦昌辉一直是杨秀清最得力的辅佐。
于是，屡遭折辱的韦昌辉被洪秀全“策反”，杀死杨秀清后，又爆发出惊人的野心和权欲，诱杀杨秀清直属部下近3万人，东王府血流成河。而后洪秀全又借石达开之力，将韦昌辉剁成肉块，以平息众怒。
此后，天国军事形势一落千丈，不满情绪也在天京城中渐渐蔓延，直至出现层出不穷的逃亡。人们逃亡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天国大势江河日下之外，更认为，名为公有的“圣库”，其实是“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产为之一空”的大恶。
与此同时，镇守苏、浙，皖各郡县的诸王与佐将，则逐渐把所辖地区的军权、民政与财权，统统揽在了手中。于是，这些地区的“圣库”，便成了镇守诸王、佐将的私库。
1860年，李秀成离京西征前，曾邀集合朝文武会议，劝大家“凡有金银，概行要多买米粮，切勿存留银两，买粮为首”。事实上，李秀成自己主持苏福省，除了向天京圣库解运银粮外，手中也掌握着大笔资财。1863年，天王和朝臣迫他捐助饷银10万两，他缴出了7万两。
反之，在敌对的湘军方面，财务与军需却因胡林翼等人不断整饬吏治，剔除中饱侵渔，使湖广粮赋增收，源源解运军前。故湘军进围安庆两载，环攻金陵3年，军需依然充足，再没有发生当年江南大营闹饷哗溃的恶性事件。
1862年10月，李秀成率十三王、兵力十数万之众应援天京，大战40余日，终以天寒衣单、兵又无粮而不能坚持战斗，被迫撤退。这是太平天国的最后一次绝地反击。
随后，天京城被团团包围，两年后，湘军攻入天京，城内燃起了熊熊大火，“圣库”的理想初衷，连同整个“人间天国”的美丽幻景，终归于尘土。
【传奇寻踪】
大师之死
文/李远江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结束了他辉煌又落寞的一生。在他的身后，他的学生成了最哀伤而又最被忽视的一群人。在传统式微的时代，他们就像一株株历尽劫灰的槁木，坚强地挺立着。
最后的午餐
1927年6月1日，清华国学研究院第二届学生毕业午宴在工字厅举行。对王国维和他的弟子们来说，这是一个喜庆而又略带感伤的日子——宴会话别后，除了为数不多的学生留校继续研读，其他人则将各奔前程。
第一届学生姚名达是这次集会的组织者，对这场宴会的诸多细节也观察得最为仔细。宴会定在正午举行，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悉数到场，师生们欢聚一堂。
午宴一共四席，师生间不拘形迹，欢笑声洋溢在整个工字厅中。然而，细心的姚名达却发现，王国维所在的那一桌却寂然无声，他心下微有疑惑：“不知先生之有所感而不乐欤？抑是席同学适皆不善辞令欤？”（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已经习惯了王国维的沉默寡言，也就没人察觉他与平常有什么不同，姚名达的一丝疑惑也很快被欢乐的气氛冲淡了。
事实上，王国维也并非一味地沉默不语。据第二届学生刘节的回忆，席间，师生偶尔言及蒙古史，王国维一改沉默故态，侃侃而谈，言谈之雍容淡雅，给在座学生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柏生《记王静安先生自沉事始末》）
宴会行将结束，梁启超站起身来向大家致辞，历述国学研究院诸位同学所取得的优异成绩后，满意地说：“吾院苟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姚名达《哀余断忆》）大家静静地听着，王国维也频频点头。
然而，第二届学生卫聚贤在回忆中说，梁启超发表演讲后又说：“党军已到郑州，我要赶到天津去，以后我们几时见面，就很难说了！”王国维正好和卫聚贤坐在一张桌子上，几天前师生二人曾谈起过避居山西的话题，王国维问道：“山西怎样？”卫聚贤答：“山西很好。”王国维点了点头，随即又陷入了沉默。（卫聚贤《王先生的死，我知道一些》）
散席后，王国维和平常一样与师生们一一作别，随后与陈寅恪一同散步回家，并顺路到陈寅恪家中畅谈。
此时，姚名达与第二届学生朱右白、冯国瑞三人游朗润园，归来时路过清华园西院。朱右白忽然问道：“静安先生家住哪里？我还没去过。”姚名达说：“在西院18号，走，领你去。”于是，三人来到王宅。但此时王国维却不在。问侍者，答复说：“也许在南院陈先生家。”遂打电话到陈寅恪家中，他果然在那里，并说马上就回来。回到家，王国维同三个学生谈得很是高兴。天近黄昏，见王家已备好晚餐，三人才起身告辞。王国维也如平常一样，将弟子们送至庭中。（姚名达《哀余断忆》）
晚上，谢国桢、刘节等几个学生也来到王国维家，问阴阳五行说的起源，王国维谈得很有兴致，但谈话涉及时局，他就神色黯然。当说到湘鄂两位学者叶德辉、王葆心被枪毙之事时，王国维更显出极度悲哀之态，且流露出欲避乱移居之意。送走了谢国桢等人，王国维又为谢国桢及其友人题写了扇面。
王国维的夫人回忆，题好扇面后，王国维还批改了学生的作业，然后才安然入睡。但谁也想不到，谢国桢等人夜访王宅竟成了师生之永诀。
丧师之痛
6月2日晨起，妻子照常为王国维梳理发辫，并进早餐，没有丝毫异样。早上8时，王国维准时到清华国学院上班。其间除办理公务，还与同事商谈了下一学期的招生事宜。随后，王国维向研究院办公处的工作人员侯厚培借二块银元，因侯身边没有零钱就借给他一张5元钱的纸币。随后，王国维便走出校门，叫了一辆人力车，径直往颐和园而去。
10时左右，王国维到颐和园。下车后，王让车夫在外等候，自己购票入内，径直走向佛香阁排云殿下的昆明湖。漫步走过长廊，王国维在石舫前兀自独坐沉思，约半个小时后进入了鱼藻轩。这时，他点燃一支纸烟，慢慢地抽完后掐灭了烟头，便从鱼藻轩的石阶上猛然纵身跃入湖中。
此时，距鱼藻轩十几米处，正好有一个清道工见有人跳水，便即刻奔来跳入水中救其上岸。虽然整个过程不过两分钟的时间，王国维不仅没有呛水，就连背后的衣服也未浸湿，但是由于湖水较浅，而王国维死志坚决，且入水时用力将头首先栽下，所以口鼻中都被淤泥堵塞，以致窒息而死，其时在上午11时左右。他的衣袋中，装有一份遗嘱和4元4角钱。
王国维投湖自尽的消息，直到当晚7时才传到清华。
清华园内，姚名达惊闻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双膝跪地，连呼“哎呦”，悲痛之情不可言状。此时，国学研究院的学生们“惶惶然，凄凄然，奔走告语，唏嘘之声遍于全院”，很快便齐聚于校门口，准备前往颐和园探视。8时许，由校长曹云祥、教务长梅贻琦亲自带队，20余名教职员和学生分乘两辆汽车直奔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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