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日早晨，学生们匆匆用餐，复由学校组织前往颐和园。这时，王国维的遗体仍停放在鱼藻轩亭子里的地面上，上面仅覆盖一张破旧的篾席，四周用砖块压上。众弟子入园后，直奔鱼藻轩，移开草席，见恩师遗容之惨相，莫不放声大哭，如丧考妣。
6月3日晚上7时，先生遗体移出园外，于后门老屋梳洗入殓。9时，众弟子扶棂缓行至清华园南面的刚秉寺。4天后，清华同人公祭王国维于刚秉寺。7月17日，按王国维遗嘱，下葬于清华东2里之七间房。时值暑假，弟子多回乡里，唯何士骥、姜亮夫、王力、毕相辉和刘节（柏生）等往送。9月20日，新学年伊始，梁启超率研究院新旧学生拜祭于王国维墓前，并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王静安先生墓前悼词》。
王国维死后，众弟子哀恸之情不可自已。
第二届学生王力洒泪写下挽诗《哭静安师》，其中有句：“似此良师何处求？山颓梁坏恨悠悠。一自童时哭王父，十年忍泪为公流。”
数载乃至数十载后，国学院学生仍陆续撰文怀念恩师王国维。丧师之痛，溢于笔端。
义无再辱
王国维死后，各界震动，人们纷纷解读其死因。盛极一时的有“殉清说”“罗振玉逼债说”以及“殉道说”。
事实上，王国维的死因并不复杂。早在他自沉后不足半月，梁启超在写给长女令娴的信（6月15日）中，即对王国维之死有所分析。信中说：
“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梁启超《致梁令娴书》）
按梁启超的理解，王国维之所以自杀，其直接的原因便是担心北伐军攻入北京，自己也会遭受叶德辉、王葆心一样的命运。
不仅仅是梁启超，王国维对时局的担心，他的学生也看出来了。6月1日晚上，刘节与谢国桢一同到王国维的西院18号住宅，“言下，涉及时局，先生神色黯然，似有避乱移居之思焉”。
王国维自沉前一日，姜亮夫去了王家探望。王国维十分激动地说：“亮夫！我总不想再受辱，我受不得一点辱！”姜再三劝慰，仍不得要领，于是往求陈寅恪，而陈正打算去城里未婚妻家，无暇顾及。第二天，王国维便走上了绝路。遗书起语便是“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先生可以自杀而避辱，但学生不可以。他们还很年轻，以后的路还很长。
弟子们与王国维相处时间长的不过两年，短的仅仅一年。国学研究院借鉴了古代书院的教育模式，《研究院章程》明文规定：“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方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师生之间学习生活在一起，随时交流，相互砥砺，因此，学生不仅能学到先生们的治学方法，还能深切感受其道德精神。1927年初夏，梁启超和研究院学生们同游北海公园时，就把自己在清华的两个目的归纳为：“一是做人的方法——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二是做学问的方法——在学术上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周传儒、吴其昌《梁先生北海谈话记》）这恐怕也是整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创立的目的。
事实上，前身为留美预备学堂的清华学校，最初完全没有涉及国学的课程。随着西学东渐的风起云涌，特别是民国初年三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论战，引发了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运动。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新文化运动”取得了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这年年底，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了“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新文化运动总纲领。胡适主张的“整理国故”，实质上是运用西方的新思想和学术手段，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一场全面的价值重估，通过批判地继承完成“再造文明”的终极目的。
在这场运动中，北京大学、东南大学和厦门大学相继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为扩大运动的影响及壮大实力，胡适曾多次建议母校清华创办类似机构。而清华自建校之后，因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的研究，屡屡被社会指责为“洋奴学校”。此时，清华又正在筹备改办大学，以提升自己的办学水平。在各方面的推动下，1925年，清华学校决定建研究院并先设国学一科。然而，清华国学研究院既不同于西方的大学教育，又不是简单的恢复旧书院。“会通中西、贯通古今”的办学理念是以引入现代西方学术为前提的。
在世人看来，至死不肯剪辫子的王国维似乎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董。但事实上，他青年时代就留学日本，并且率先将西方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直接引发了中国学术的现代性转型。王国维特别重视对学生的西学训练，曾经断言：“异日发扬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强调光大国学，必须兼通世界学术。
不仅王国维，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其他几位导师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包括讲师李济也都是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王国维虽然死了，但他的治学方法和道德人品却毫无保留地留给了自己的学生，同时也把复兴国学的使命留给了他们。
走出清华门
送完恩师最后一程，王力终于有时间为自己打算了。王力主攻的是语言学，而赵元任正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于是，王力特地到赵元任家中征求意见。赵元任建议他到巴黎留学。王力接受了导师的建议，决定去巴黎大学攻读语言学。
要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就必须掌握当地的语言。为此，王力请了一位白俄老师，开始恶补法语。一个多月下来，他却只学会了发音。
语言还不是最大的难题，王力此去法国完全是自费，而当时他连去巴黎的路费都没有。不过幸运的是，一位在银行工作的同乡愿意借给他40英镑作为路费。于是，王力拜别恩师，取道上海，登上了开往印尼的邮轮。在印尼，王力见到了在此处经商的父亲。父亲支持王力去巴黎深造，但手头却没有钱。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在印尼的同乡合力为王力捐了一笔钱。王力这才离开印尼，前往巴黎。
在巴黎，王力攻读西方语言学，并把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王力是广西博白人，最熟悉的还是自己的地方方言。于是，他把研究对象确定为博白方言。1931年，他的博士论文《博白方言实验录》顺利通过答辩，取得了语言学博士学位。第二年夏天，王力学成归国，再次回到清华园受聘于中文系。
与王力一样，周传儒、陆侃如、蓝文徵、杨鸿烈、姜亮夫等国学研究院毕业生也相继出国留学。然而，能够出国的毕竟是少数，为数更多的同学毕业之后就进入大中学校或科研机构，开始了教学或研究工作。
早在王力入学之前，由于家庭的牵累，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高亨就不得不回到家乡，供职于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由于家境不好，弟妹众多，为了养家糊口，高亨不得不同时在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兼职教员。两年后，转任沈阳东北大学国文科教授，收入大为提高，高亨才略有闲暇，开始古代文献的考释研究。
王国维死后不久，梁启超也离开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教授顿时减半。自此，研究院一蹶不振，第三届仅招新生11人，第四届更是缩减为3人。1929年，国学研究院正式停办。前后四届，共招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
尽管条件各不相同，清华国学院的毕业生们大多都坚守学术道路，到抗战前夕，他们大多已经成为大学教授、副教授或科研机构的研究员，成为当时国学研究的骨干力量。
战乱中的坚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高亨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成为王国维众弟子中，第一个遭遇国破家亡命运的人。
华北危急，平津危急，中原沦陷，高亨也随之不断迁徙，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15年颠沛流离的生活，非但没有使高亨对自己的祖国绝望，反而激发起他整理国故，传承文化的强烈愿望。在这15年中，高亨潜心钻研先秦著作，相继完成《墨子新笺》（1936）《老子正诂》（1941）《周易古经今注》（1940）《墨经校诠》（1944）等著作，奠定了他在先秦哲学研究中的学术地位。
与此同时，晚高亨一届的姜亮夫也完成了中国敦煌史料的奠基工作。1935年，姜亮夫自费去法国留学，打算去巴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在欧洲看到敦煌珍宝展览，欧洲学者对这些东西如数家珍时，民族自尊心大受刺激，与同伴王重民、向达商议一起来搞敦煌学研究。为此，他放弃了攻读博士的机会，专心致力于敦煌史料的搜集工作。
抄写工作非常费力，深藏在博物馆里的敦煌经卷，因为年代久远，上面落满了灰尘和污垢，有些地方几乎字迹全无。为此姜亮夫想了许多法子，他用小刀片轻轻地刮拭卷面，将线装书拆开放一张白纸进去临描。这项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有时候一天只能弄出一两行。等做完这项工作的时候，姜亮夫的视力下降了600度。
拍照工作不那么费力，但需要花钱。当时博物馆规定，一张照片14法郎。为了节省经费，姜亮夫每天只吃干面包喝白开水，晚上回家也就是用菜叶和米煮点粥。最后，他们一共拍回了3000多张照片。
“卢沟桥事变”前三天，姜亮夫借道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途中，很多行李都被侵华日军抢走，一个同路人还惨遭日寇杀害。幸运的是，他们的资料是通过邮政寄回中国的，最终顺利运到了国内。姜亮夫、王重民和向达就从这批资料开始，创立了中国人自己的敦煌学研究。
然而，战争毕竟是残酷的。
1942年7月7日，国立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在江西抗日前线不幸牺牲，是为抗日捐躯的第一位大学教授。1944年2月23日，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吴其昌在乐山病逝。
姚名达与吴其昌同为清华研究院首批学生，在清华研修时间亦最久，是同学中公认的两大才子。二人又都极富爱国热忱，姚名达发起组织“战地服务团”支援前线抗战，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最终壮烈殉国。而吴其昌则绝食于中山陵前，但求政府抗日，临死仍抱病讲课，终“尽瘁于讲坛”。二人爱国之热忱，赴死之果决，怎么看都像是烙上了先师王国维的印记。这或许与清华研究院采取旧书院体制，师生共同生活、耳濡目染不无关系。
与王国维一样，弟子刘节也是一个刚直不阿的学者。抗战期间，几经辗转，刘节来到重庆，在中央大学任教。此时，传来岳父钱稻孙接受日本委任出任伪北大校长的消息。刘节深以为耻，立即辞去重庆大学教授，决意“卖文疗饥，茹苦明志”。滞居重庆时，幸得北平图书馆等机构接济，刘节仍然从事学术研究，相继完成《历史论》《人性论》《中国古代宗族移植史论》等专著，在历史哲学领域颇有建树。
尽管国破家亡，颠沛流离，但清华国学院的学生们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使命。第三届学生蓝文徵非常自豪地回忆说：“抗战期中，同学在各大学任教务长、训导长、院长、研究所主任及文史两系主任的，约有十七八人，被誉为好教授的，为数更多。”（蓝文徵《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始末》）
割不断的文脉
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辗转半个中国的王力也随之回到了北京。新中国建立之初，政府特别重视语言文字工作，王力作为国内语言学界的权威也一度成为国家领导人的座上宾。
“文革”爆发后不久，王力被《人民日报》点名批评，称其为“资产阶级学阀”。此后，王力又被扣上了“文化特务”“反共分子”的帽子，批斗不断升级。1968年2月1日，王力在日记中写道：
“从去年11月15日到12月15日，我一共被批斗了七次，精神上震动很大。再（在）一次斗争会上，我两次因体力不支，倒在地上，心里着急，怕群众认为我是假装的，这样就成了我的态度问题。……另一次斗到最后一刻钟的时候，我也觉得体力支持不住，都（斗）完以后我舒了一口气，这次不至于引起群众的愤怒了。”（张谷、王缉国《王力传》）
1968年4月，王力被关进了牛棚。在这里，体罚是家常便饭，而随时随地背诵语录，造成的精神压力远大于体罚。王力在日记中写道“从一听见叫我的名字我就发憷，声音都抖了，越急越背不出。”
“文革”中王力备受屈辱，只能躲在家里偷偷撰写他在“牛棚”中就构思好了的《诗经韵读》和《楚辞韵读》。
他一度如老师般萌生死意，幸好在爱人的扶持下，王力终于熬到了“文革”结束的那一天。相比而言，清华研究院第一届状元刘盼遂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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