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在《夜行记》出来没多久，各地就开始了对胡风思想的批判。1955年8月11日，为了政治形势需要，侯宝林录制了《撕下胡风的画皮》。虽然这个段子后来并没有播出，但它成了侯宝林一生的歉疚，一直到晚年都不能释怀。在他的自传里，提到了很多解放后创作的新段子并详加分析，唯独对《撕下胡风的画皮》只字不提。
胡风事件给予侯宝林的影响之大是毫无疑问的，此后，他又陆续被“点名”演一些“评法批儒”“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段子，对此，他都断然拒绝了，招来不少麻烦。
在熟悉侯宝林的南开大学相声学教授宝琨看来，侯宝林一直很在意“政治上过得去，艺术上过得硬”，至于配合“中心任务”，他在意的不是要不要配合，而是“这‘中心’正确与否”。
不过，毕竟是新时代给予了侯宝林和他的相声以前未所有的上升机遇，他对新中国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中南海是侯宝林常去的地方。自从在1949年夏末听过侯宝林的相声后，毛泽东就喜欢上了听相声。在中南海的晚会里，侯宝林的相声是“有点儿特殊”的，不管是歌曲晚会、杂技晚会还是戏曲晚会，都要加上侯宝林的一段相声。在解放后要说谁听侯宝林说相声最多，那就是毛泽东了。
与在“外面”不同，一些已经“不合适宜”的传统节目侯宝林到了中南海还在说，原因是：“人家说，‘你还教育主席呀！外边不说的，这儿也可以说’”。《关公战秦琼》是侯派相声的代表作之一，也是毛泽东最爱听的段子，有时听完一遍还要求侯宝林再说一遍。
那时候宝林常常与梅兰芳同台演出。他已不再需要为相声“争地位”，相声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人民艺术，他是公认的艺术大师。
随着侯宝林的弟子马季正式开启了“歌颂相声”时代，相声的地位更是攀升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那时舞台上的相声演员也许不会意识到，当平民社会再次显现，相声将作为一门艺术迎来深深的危机。
忠义祠里的“叛臣降将”
文/鄢烈山
众人的生命高于对一朝一姓的尽忠死节。对人性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苛责那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也会更敬佩那些为保全众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重庆市合川区（原合川县）东郊有个古战场遗址“钓鱼城”。据说，这是一个“改写”了世界中古史的地方。
中国人称之为“元宪宗”的蒙古帝国第三代大可汗蒙哥，率4万精锐御驾亲征，久攻未克钓鱼城。军中疾疫流行，蒙哥亦染病，恨恨而死。蒙哥死后，蒙古贵族间展开了争夺大汗宗主地位的长期战争。蒙古帝国对世界的征服从此出现转折，走向颓势。蒙哥大汗的死地钓鱼城，以其延续宋祚20年，缓解了欧亚战祸，阻断了蒙古劲旅对非洲的征服，被世人称作“上帝折鞭处”。
忠义祠的由来
钓鱼城古战场博物馆内，护国寺右侧有个“忠义祠”。现在纪念的是对钓鱼城的修筑和保卫战贡献最大的五个人。他们是：
一是决策构筑钓鱼城的巴蜀军政首长，1242年以“权兵部侍郎”职衔，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的余玠。
二和三是余玠入蜀设招贤馆所纳播州（今遵义）布衣冉琎、冉璞兄弟。二人事迹附于《宋史》卷四百十六余玠的传略。此二人的主要功绩是提出了筑城的建议，并负责实施。
四是开庆元年（1259）大战蒙哥大汗时的都统制兼合州知州，钓鱼城守军的主帅王坚。
五是1259年战役结束王坚奉命入朝后，继任中军都统制兼知合州、坚守钓鱼城直至1275年升任重庆知府的战将张珏。
最初建祠时，奉祀的只有守将王坚和张珏，就叫“王张祠”。乃明代弘治年间合州籍的京官王玺，上报朝廷派员实地查勘，由明孝宗批准后所建。可知多么郑重其事。
清兵入关，王张祠被毁。这在情理之中：征服者当然不愿提倡拼死抵抗。
乾隆二十四年（1759），知州王采倡议重建“王张祠”。此时，满清的江山已经稳固，便要提倡忠孝节义了。
王采增立了余玠、冉琎、冉璞兄弟二人的牌位，共祭本文开头所列的五人，易名为“忠义祠”。
挑战传统的忠义观
“忠义祠”建成不久，知州陈大文在祠内增祀了李德辉、熊耳夫人和王立三人。此三人何功何德？
这李德辉乃通州潞县人，1278年元世祖忽必烈授任他为西川行枢密院副使兼王相。熊耳夫人是李德辉之妹。王立乃继张珏任合州知州的钓鱼城守将。1278年底，南宋临安朝廷已经覆亡，元东川行院正加紧围攻，钓鱼城危在旦夕。熊耳夫人于是策动王立请降于其兄。为保全一城军民生命，王立派人潜赴成都致书李德辉。年逾花甲的李德辉亲率数百人抵钓鱼城，于次年正月接受王立献城。李德辉这样做不论是“有好生之德”怜恤人命，还是不愿元世祖时代再出现屠城的血腥场面，抑或为了争功，都是有政治和军事风险的。这王立并非贪生怕死之辈。他是张珏的部将，一向奋勇杀敌视死如归；1276年继任守城主将后，曾四面出击元军；他当然明白开城降元对个人历史名誉的影响。
“郡守吴门陈大文”也是读书人，他撰写碑文阐述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这块碑如今尚保存完好。上刻“或以（王）立降为失计”，而“所全实大哉”；并称李德辉与熊耳夫人使钓鱼城军民免于蒙元将士的寻仇报冤屠戮，“实有再造之恩”，云云。他预感此举会有争议。
这种“争议”其实是陈大文挑起的，他在挑战传统的忠义观。当初王采为王坚张珏立祠，就是感念二将的“忠烈”不在唐朝“安史之乱”中坚守雎阳城的名将张巡、许远之下。张巡其人，为了守城，杀了爱妾给士兵充饥，危城中的军民饿死、战死、被杀死在他看来都是死得光荣，唯独不能投降。张珏于临安失陷后拒绝招降，派人到沿海地区寻访宋王室，图谋重振；1278年重庆城破时被俘，后自缢而死。张巡曾杀死6名劝降的将官以明其心志。而王坚颇得张巡遗风，他将蒙哥派到钓鱼城劝降的南宋降臣晋国宝，从其归途峡口追回，处决于钓鱼城阅武场。这种恣意践踏“两国交兵不斩来使”惯例的绝决行为，令傲慢的蒙哥大怒，必欲灭之而后快。
叛宋降臣被请出忠义祠
133年之后，即光绪十八年（1892），华国英知合州，募资修忠义祠廊舍，将李德辉兄妹移祀别室，将王立牌位清出忠义祠，并刻碑撰文申斥王立“为宋之叛臣，元之降人”，并对陈大文上纲上线说，他不报奏朝廷而私请王立三人入祀是“不知何心”。幸亏华、陈二人不同朝，相隔逾百年之遥，否则，陈大文政治生命危乎哉！
颇堪玩味的是，133年间，三年一轮，合州知州换了数十个，他们不可能不履及钓鱼城，为何直到华国英才对奉祀王立三人提出指责？显然，他们如果不是认同陈大文的观念，至少是不以为有什么大逆不道。这个观念是什么？是众人的生命高于对一朝一姓的尽忠死节。明末思想家李贽曾在他的著作中，明确地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痛斥张巡的非人道；赞赏三国时邓艾破蜀后，蜀国大臣谯周开城降魏，保全了成都军民免于无谓的牺牲；赞赏五代时的名臣冯道，不顾个人名节周旋于乱世的大军阀间，尽力使老百姓减轻生灵涂炭的悲惨。他们的行为闪烁着人本主义光辉的思想，虽与正统的“文死谏，武死战”忠义观相悖，以其符合人性，其实更为大家所认同，包括饱读诗书的官员士子。
而那些满口忠孝节烈大义的人，平时一脸正气，决然凛然，却未必比别人更敢于舍生取义。众所周知，满人入关后，一些平时慷慨激昂作“汉贼不两立”状的东林党人，如钱谦益、方以智、吴伟业等名教大佬，纷纷做了贰臣。“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不是讥讽，是人心的写实。对人性有这样的认知，就不会苛责那些苟全性命于乱世的人，也会更敬佩那些为保全众人的生命而甘忍污名的大仁大德者。
“尽忠”不必“死节”
中国人其实一向更相信“尽人事，听天命”；“尽忠”又何必“死节”呢？比如，吕文焕守襄阳，与元军对抗五年，“每一巡城，南望恸哭而下，告急于朝，（权奸）贾似道不督列阃赴援”。待樊城陷落，元主谕文焕曰：“尔等拒守孤城，于今五年，宣力尔主，固其宜也；然势穷援绝，其如数万生灵何？”文焕乃降。元主用以打动吕文焕的一是“数万生灵”毁存系其战降一念间；二是“势”，南宋小朝廷腐朽糜烂，奸佞当道，“天命”所弃，大势去矣。
钓鱼城守将王立等人对朝政的黑暗，对赵宋王朝气数将尽难道没有感觉吗？肯定有。主修钓鱼城的余玠及第一任守将王坚，都是为朝中权奸所嫉为皇上所猜疑，受打压而含恨早逝。王立固守危城，恐怕主要不是为了尽忠赵宋王室，而是因为自己心志不肯屈人，是为了“江南”百姓不被蒙古铁骑蹂躏。待到南宋社稷倾覆，恭帝北迁，元兵扫荡江南，1278年的钓鱼城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加之以合州两年大旱，守城军民陷于饥馁，可谓“人事”已尽，只能听从“天命”了。
这样的一个王立，可算是勇气和仁德的双重英雄。我想，133年间的那些合州知州心底都会这样赞叹王立的。
华国英何独不以为然？是他观念陈腐僵化吗？也许。但更可能是时势使然。1892年的中国，中日甲午之战前夕的中国，列强环伺，风雨飘摇，民族主义兴起是很自然的；在忠君与爱国不分的旧式文人心中反感王立这样的人，也是很自然的。
无独有偶，比华国英更激烈地痛恨王立与陈大文的，还有当代文人郭沫若。1942年6月，郭专程参观钓鱼城，随即写成《钓鱼城访古·华国英撰重建忠义祠碑文》，中有诗云：“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一副恨不能食肉寝皮的“愤青”状。这既是时代语境使然，也是此公一贯的风格。20世纪60年代他作《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有“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的句子，连毛主席也觉得他对唐僧说得太过分。
然而，如今我们这个时代，是人本主义还是“民族主义”（或曰“爱国主义”，或曰“忠义”）占上风呢？
忠义祠的楹柱上刻的还是华国英撰写的对联：“持竿以钓中原，二三人尽瘁鞠躬，直拼得蒙哥一命；把盏而浇故垒，十万众披肝沥胆，竟不图王立贰心”，忠奸对立，爱憎分明。重修者是一仍旧贯，还是真的赞赏华知州的说法“正气凛然”？大约是后者吧。
杨子荣闯关东
文/黄欢
在戏剧和小说中，杨子荣是个孤胆英雄，深入虎穴，屡建奇功。而他也是一个闯出来的英雄。
1969年，美国人大卫在北京中南海礼堂看过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后，激动地对周恩来说，“这就是我们西方的英雄佐罗。”他是在说《智取威虎山》的主人公杨子荣。
据说，大卫当场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见一见这位英雄和他的家人。那时，这位英雄人物的故事在中国已经家喻户晓。通过小说《林海雪原》和戏剧《智取威虎山》，他的形象广为传播。但，人们对现实中的英雄原型，其实了解得并不多。
1947年2月6日，就在这位孤胆英雄做出后来国人津津乐道的英勇事迹——只身进入匪穴，活捉绰号“座山雕”的张乐山等25名土匪后的17天，他就牺牲在另一场剿匪战斗中。
在那个动荡年代，除了留下姓名杨子荣、家乡在胶东半岛，年龄31岁外，人们对这位英雄之前的事迹几乎一无所知。杨子荣牺牲的海林县，当地民政局也曾多次派人寻找杨子荣的家人，但均无下落。
而在1969年的这次演出之后，周恩来特别指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杨子荣的家人，了解他的身世。按照这个指示，第38军、东北烈士纪念馆、海林县民政部门再次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奔赴胶东展开调查。历经波折，调查组终于揭开了杨子荣的身世之谜。
杨子荣，原名是杨宗贵。杨子荣是他参军时用的名字。1917年，他出生在山东省牟平县圩峡河村一户典型的胶东贫苦农家。父亲会泥瓦手艺，母亲一边种地，一边卖针头线脑，家中还有哥哥、姐姐、妹妹。
杨宗贵4岁年那年，家里已经饥寒交迫，无法度日。就在这年秋天，全家人决定闯关东另谋生路。一家老少先是来到东北安东（今辽宁丹东）。然而，在安东的日子并不如意，父母一天到晚拼命干活，也难以维持一家人的温饱。
于是，杨宗贵的父母决定各领几个孩子分开活命。杨宗贵的父亲和姐姐留在安东，母亲则带着他和哥哥、妹妹回老家。母亲很要强，尽管生活困苦，还是省吃俭用地供他读了4年书。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