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安东，他像多数闯关东流民一样，采过石头，伐过树木，过着社会底层艰辛的苦日子。到1935年，杨宗贵已经18岁。他又到鸭绿江上当船工，做着顺水放排、逆水拉纤的繁重工作。也正是孤身闯荡安东的这段时间里，杨宗贵熟识了东北各种行帮的种种规则。
直到1940年，24的杨宗贵才离开安东，到鞍山采矿厂当矿工。矿区的生活也是极其艰苦，不仅劳动强度大，还随时有生命危险。最不能容忍的，日本监工经常打骂矿工。有一次，他不忍看到日本监工鞭打自己的工友，夺过皮鞭为工友出气。最后自己也无法在矿山待下去了。在工友的帮助下，杨宗贵离开了矿山，回到了山东。这一年，他26岁。
从12岁离家，杨宗贵整整在东北闯荡了14年。这14年的生活积累，使他熟悉了安东地区的人情世故、乡风民俗，积累了相当的社会经验。
1945年9月，杨宗贵以“杨子荣”为名参加八路军。从此，这个改名“杨子荣”的关东客，开始了他后来的传奇人生。
李泰国：中国海关首任总税务司的传奇身世
文/杨智友
1847年7月29日，当稚气未脱的Horatio Nelson Lay（霍雷肖·纳尔逊·李）带着弟弟抵达香港时，他的第15个生日仅仅过了两天。那时的香港，已是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这个“不甚开发而美丽的地方，对外国人来说，生活并非十分舒适”。但小纳尔逊显然既无心抱怨，也无暇观光，因为他的中国之行只有唯一一个目标——谋生。
一年多前，他们的父亲，英国驻厦门领事馆领事George Tradescant（李太郭）去世的噩耗传到伦敦。顶梁柱倒塌了，这个家庭随之陷入窘境，“贫困如洗”。他们的母亲，一个负担着4个孩子并有孕在身的女人，不得不将她的两个年长的儿子送来中国讨生活。
谁又能想到，这个辍学来中国讨生活的少年，在12年之后因缘际会，居然当上了大清王朝的第一任海关总税务司。
总税务司是中国近代海关的行政首长，这个职位，大约相当于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风光显赫，权倾一时。在外籍税务司制度存在的近百年历史中，一共只产生了5位总税务司，霍雷肖·纳尔逊·李的任期最短，但作为开先河者，他的名字成为中英关系史和中国海关史上无法抹去的记忆。当然，最高兴的应属霍雷肖·纳尔逊·李的母亲，这个英国海军统帅纳尓逊的后裔，一定陶醉于自己坚持给儿子取名霍雷肖·纳尔逊之中。
霍雷肖·纳尔逊，一个充满传奇的名字。
还是在1805年的10月，英法大战的硝烟仍然笼罩在欧洲大陆。在西班牙海域，两支庞大的舰队迎来了决一死战的时刻。经过多天的追踪，英国地中海舰队终于盯上了死敌法国、西班牙联合舰队。只见英国海军“胜利”号旗舰的尾楼甲板上，一位独臂独眼将军跃上桅杆，一声令下，英国军舰排列为两路纵队，同时击向法、西联合舰队。“双独”将军镇定自若，指挥战舰酣战在血与火的海洋上。最终，英国人笑到了最后，取得了这场风帆战舰时代空前规模海战的辉煌胜利，自此奠定了日不落帝国的地位。
“胜利”号上带领英国人大获全胜的这位将军，却不幸被法舰“敬畏”号上的步枪手击中。最伟大的海战天才、身经百战仅剩独臂独眼的霍雷肖·纳尔逊，永远地倒下，成为众人敬仰的海上英雄，被誉为“英国皇家海军之魂”。为表彰纳尓逊，他的座舰“胜利”号被永久保留在英国皇家海军内，成为海上的丰碑。而英国海军的水兵帽上，从那一天以后，也多出了一条黑色的飘带，向这位以身殉国的将领致哀。
将星陨落，精神不死。英国凭借着强大的海军纵横四海，英国海军的制度、传统、舰船设计，也深远地影响着全世界的海军，其中也包括纳尔逊精神——不墨守成规，力争战场主动，不惜牺牲生命以换取胜利。于是，原本是英国海军为了哀悼纳尔逊的那条水兵帽上的黑飘带，也漂洋过海，成为世界各国近现代海军的必备装饰。
纳尔逊的在天英灵，会不会佑护着小纳尔逊呢？不管怎样，身上流淌着正统纳尔逊血液的他，似乎得到了纳尔逊精神的精髓，他用自己的表现，向世界证明了他配得上这个伟大的姓氏，而且将它变得更加光荣！
当然，这都是后话。年轻的小纳尔逊无法预知他有这样荣耀的未来。眼下，他和他的弟弟唯一要做的，便是珍惜现在师从香港商务监督署汉文正使郭士腊的机会，要知道，这可是母亲苦苦哀求才争取到的。所谓汉文正使，其实就是汉文文案，或者中文秘书。兄弟俩居住在亡父故友郭士腊正使的家里，潜心学习汉语，以作为谋生之手段。
原来，为了促进对华贸易，“女王陛下的政府每年花费3万英镑，维持设立4名领事，6名副领事，12名各级助理和16名中文写作人员或语言学家的人事机构——这些人都归在香港这块‘不毛岩石’上的女王陛下的贸易总督约翰·包令爵士麾下掌管。此外还有一名汉文正使和五名翻译充任现职。和中国当局的来往就是通过他们进行的”。没有这些人，英国利益无从谈起。
不过，这些官员常年背井离乡，“备受气候之害”，或病或死，减员严重；而“活下来的这个机构的成员都不得不回家休假一年至一年半”。为解决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唯一途径看来就是派出见习译员，或隶属于在香港的总督，或分派到通商口岸的领事馆，以集中力量学习中文为目的，通过考试后，即可挣到150英镑的年薪。发展得好，甚至还有晋级之可能。作为老师兼监护人，郭士腊对纳尔逊谆谆告诫：“你是寡母的长子，理应负起重大的责任。你还应该以你伟大的祖先（指纳尔逊勋爵）为榜样，这位伟人从来不是什么受人提携的人，而是以自己的努力来赢得最高的荣誉！”
这段话，少年纳尔逊不仅听进了耳里，也埋在了心中。不然的话，他不会将老师的教诲工工整整地誊抄下来。历经百年沧桑后，这个幸运的手抄本流传至今，成为我们可以谛听那个时代脉搏的珍贵档案。
既然纳尔逊以通晓汉语为立身之本，日后在中国从讨生活到捞世界再到打天下，一路飞黄腾达。那么，这个曾经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人物的汉文名字，也该隆重推出了，他就是——李泰国。
李姓，是英文Lay的音译，这毫无争议，但神奇的是，他的汉文名字到底是泰国还是国泰？正如这个传奇人物一样，多年来有关书刊各说不一，甚至在同一本书中，两名并存。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蒋廷黻在其《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里就赫然记载“查有英人李国泰，在上海帮办税务有年……”笔者倾向于前者，即“李泰国”。不为别的，只因为他的父亲。
单纯从中文发音来看，老Lay和儿子的名字一模一样！他就是李太郭。
如果从中国人的取名习惯来较真，这样的事情匪夷所思。但谁叫他们非我族类呢？何况，小Lay之所以会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全都是拜老Lay所赐。父子“同名”，彼此烙下相同的印记，又何尝不是最好的寄托或者纪念？
彼时，从事对华贸易和外交的英国人里，李太郭是个特立独行的人物。这个以传教为副业的博物学家对学习汉语及研究中国社会与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狂热。在中英战争即将开打之际，他就向英国政府毛遂自荐，但得到的答复仅仅是“Thanks”，不甘心的李太郭在15个月后再表忠心，要求前往“中国战区”，仍被婉言谢绝。直至第三次请命，执着的老李凭借他出版的著作《中国人的真相》，终于谋得一份在英国代表团里当翻译的差事，“他自信到华后在特派代表团里工作期间，必能奋勉工作，严谨操行，以博得任命为领事的机会”。
果不其然，战争结束后，李太郭成为英国驻广州第一任领事。在包括以后任福州及厦门领事期间，他一般都是一位“不会拍桌子指骂清朝官员”的谦和人物。但如果需要的话，他也会咄咄逼人，把桌子拍得山响。
从1841年成为英国政府在华机构雇员，到1845年死于“水土热”，在这短短的几年中，很少有资料显示出李太郭领事有哪些政绩，但他的大名却出现在一则非常重要的史料里，有力地证明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那是1845年的6月，一艘名为“沙马朗”号的英国军舰曾经抵达琉球，并计划测量台湾附属岛屿花瓶山至钓鱼岛之间的水文地理。“沙马朗”号船长为登岛测量之事，曾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领事李太郭和琉球国中山王驻福州琉球馆官员，向福建布政司提交了申请，得到允准后才前往测量。这充分说明了在日本吞并琉球以前，外国人登陆钓鱼岛必须事先获得中国政府的允许！而“沙马朗”号经中国政府批准登上钓鱼岛之后39年，即1884年，才有日本人声称首次登上钓鱼岛，发现该岛为“无人岛”，并将其视为“无主地”。上述史料表明，日方这一说法罔顾历史，纯属无稽之谈。
言归正传，那个时代的英国青少年很少有机会自选职业，因此小李泰国的职业可以说是老李太郭强加的。除了给这个长子一般的家庭影响外，李太郭与中国日益加深的关系，也为李泰国开辟了一条他必须遵循的道路。
李泰国对父亲的深刻印象似乎停留在孩提时代，那时的李太郭先生经常带他去田野，欣赏自然的美景。从少年时起，和父亲的全部联系就是那来自遥远东方的一封封书信。在这些家书里，李太郭除了以学无止境的教导来谆谆告诫他的长子，就是发出让儿子来中国的召唤。
“你在毕业以后，如我还未被召回的话，务必来此团聚。”父亲的话没有商量余地。
“按照我的指示分隔出来的一间房间，它对你非常合适……前面有个阳台，足供你尽情作体育运动。”时不时也会打打亲情牌。
于是，还是在李泰国13岁半的时候，中国成了决定他前程的中心。
在中国最后的日子里，不知道李太郭是否听到了死神的跫音，他在书信中以日益坚定的口吻要李泰国前来中国寻找职业，“你我应将以中国为家，它是一个好地方，你将得到尊重并谋得一个既高尚又有利益的职位。”
1845年11月6日，40岁的李太郭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一年多后，李泰国登上了香港码头，这个注定要继承父亲遗志的少年，身不由己地卷进了“中英关系的漩涡”，将他的命运与中国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抬棺出访：李鸿章危机外交
文/雪儿简思
1896年，一股中国旋风席卷欧美。
旋风来自一位年逾古稀的中国老人。这位已经73岁高龄的老人，带着自己的棺材，历时190天（3月18日—10月3日），访问俄国、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家，横跨三大洋，行程9万多里。所到之处，受到上至王公大臣、下到黎民百姓的热烈欢迎，万人空巷。
他那超过1.8米的高大身躯、雍容的气质、坦率的谈吐，令西方朝野为之倾倒。从此，脑后拖着“猪尾巴”的中国人，在欧美报刊的漫画中，不再只是丑陋粗鄙的代表。中国人第一次以健康、正面的形象，出现在不少欧美产品的广告中，连《纽约新闻报》（New York Journal）这样的大报，也将这位老人阅读该报的漫画，作为报社的形象广告。
这位给世界传递了中国人新形象的老人，就是李鸿章。
奉命出使俄国
李鸿章出访欧美之前，正是他人生的最低谷：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李鸿章被迫签订《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在远东有切身利益的俄国联络德国和法国，出面逼迫日本归还辽东。俄国迅速被中国朝野视为可靠的“老大哥”，中俄亲善俨然已经成为“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了。
甲午战争正酣之际，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病逝，其子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即后来被列宁下令处决的末代沙皇）即位。正在京述职的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以头品顶戴作为唁贺专使被派出使俄罗斯。
王之春与俄国结缘，是在他署理广东布政使任内。当时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二世来访，广东巡抚刘瑞芬因病回避，王之春代为接待。这位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的七世孙，在湘军崛起时以弱冠之年投笔从戎，后专注于外交，著有《谈瀛录》《清朝柔远记》等书，俨然洋务人才。
登基后的尼古拉二世确定将于1896年5月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于1895年12月28日决定再派王之春出席。但俄国公使喀西尼（Aruthur P.Cassini）立即提出，王之春品级太低，希望派宗室王公或大学士出使俄国。
1月4日，光绪皇帝与翁同龢商量出使人选。御史胡孚辰上奏称王之春资望太轻，似宜派李鸿章前往。2月10日，已经是腊月二十七，朝廷以慈禧太后懿旨的名义，宣布改派李鸿章为正使，邵友濂为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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