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圣旨下：“李鸿章耆年远涉，本深眷念，惟赴俄致贺，应派威望重臣，方能胜任。该大学士仰当体仰朝廷慎重邦交之意，勉效驰驱，以副委任，无得固辞。”
如此严命，李鸿章只好领旨，并上了一份《使俄谢恩折》表态说：“俄国本通聘最早之邦，而加冕又异俗至崇之礼，但有益于交邻之道，何敢惮乎越国之行？”
同日，朝廷命张荫桓接替李鸿章与日本谈判通商条约的事宜，李鸿章总算甩开了又一个“奉旨卖国”的苦差。
2月20日，光绪皇帝再次下旨，命李鸿章同时访问德法英美等国。次日，还加恩给李鸿章儿子李经述赏带三品衔，随同出访，以便照顾李鸿章生活起居。随后，又根据总理衙门的奏请，命李鸿章与出访各国商量提高关税的事宜，为支付给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
行前，李鸿章慈禧密谈
李鸿章立即开始出访准备。他2月25日上奏的《随带人员折》附了两道片奏，一是《洋员参赞片》，请皇帝批准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所奏，带外籍税务司柯乐德（俄）、德璀琳（德）、穆意索（法），赫政（英）、杜维德（美）五人随行。
另一道片奏则是《李经方随往片》，从这份附片很能体察李鸿章当时的心境。当时，朝中有人攻击他带长子李经方随行，他对此进行了反驳。李鸿章说，李经述尚未学习洋务，此次随同出访只能“在起居动履方面尽心侍奉”，而李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若得李经方同行，则程途之照料，宾客之酬应，均可分劳”。
李鸿章坦率地道出了心结：“马关之役，势处万难，所有办理各事，皆臣相机酌夺，请旨遵行，实非李经方所能为力，局外不察，横腾谤议，应邀圣明洞鉴。”朝廷将“卖国”的使命尽交李家父子，这是李鸿章最耿耿于怀的，朝廷甚至还指定李经方负责向日本交割台湾一事，李鸿章极力推辞，遭到光绪皇帝痛斥。李鸿章力争李经方随行，很有些分谤的考虑在内。
2月28日，正月十六，花灯正闹的时节，慈禧太后接见了李鸿章，密谈数小时。一般认为，他们谈的焦点就是与俄结盟的重大外交战略。
联俄之外，李鸿章此次出访还有一个使命：提高关税。在列强武力压迫下，当时的中国关税仅为“值百抽五”（即5%），几乎成为自由港，但对日巨额赔款，却不得不再打关税主意。这又是一桩不容易见效的苦差使。
还有种说法认为派遣李鸿章出访是因为慈禧太后“酬庸”。在“人生七十古来稀”的那个年代，将万里奔波的苦差使作为酬劳，交给一位七旬老翁，这样的逻辑实在让人难以理解。
而在促成李鸿章出访的各种因素中，各方研究者恰恰忽略了最为关键的一点——“黄祸”（Yellow Peril）。
甲午战争后，西方掀起了第一浪黄祸论，担心庞大的中国龙在已经西化的日本的“领导”下崛起。从1895年起，德国皇帝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II）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就“黄祸”问题不断通信、交流，威廉二世还特意请画家克纳科弗斯（Knackfuss）创作了一幅油画《黄祸图》（The Yellow Peril）赠给尼古拉二世，并下令雕版印刷，广为散发。《黄祸图》的画面上象征日耳曼民族的天使手执闪光宝剑，正告诫着欧洲列强的各保护神：“黄祸”已经降临！悬崖对面，象征“黄祸”的佛祖（指日本）骑着一条巨大的火龙（指中国）正向欧洲逼近。天空乌云密布，城市在燃烧，一场浩劫正在发生。威廉二世还在画上题词：“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在这样的人种危机感中，在停战后的中日之间进行分化瓦解，是一种很正常的心态。根据美国《芝加哥先驱报》（Chicago Tribune）1896年6月21日报道，德国媒体和民众对李鸿章的访问表现了热烈的兴趣，而同时访德的日本名将、著名政治家山县友朋却受到了冷遇。虽然德国在野党认为这是大错误，但德国政府照样“亲华反日”。在这背后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合纵连横”的影子，正如李鸿章本人在《使俄谢恩折》所说：“今合五洲强大之区，俨同七国纵横之局，为从来所未有，实交际所宜隆。”
棺材真的带了？
1896年3月14日，李鸿章到达上海，在这里进行出国前的最后休整。
日本著名思想家德富苏峰说，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后，“寻常人遇此失意，其不以忧愤死者几希。虽然，彼以七十三岁之高龄，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挺出以任议和之事，不幸为凶客所狙，犹能从容，不辱其命，更舆榇赴俄国，贺俄皇加冕，游历欧美，于前事若无一毫介意者，彼之不可及者，在于是”。
各国的报纸报道说，李鸿章为这次出访带了一口华丽的棺材，以免万一客死他乡。尽管《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在随后采访李鸿章的发言人时，证明“这是一个编造的故事”（1896年8月29日），但在四年后，《纽约时报》却再度报道说李鸿章出访时所带的棺材将在法国马赛进行拍卖（1900年6月10日）。
至于李鸿章是否真的携带了棺材出访，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大帝国的外交关系与国际斡旋，不得不依靠一个随时可能谢世的七旬老翁去远涉重洋，而这棺材或者说棺材话题本身，是否就预示着大清的命运呢？
雍正皇帝的御用“大师”贾士芳
文/李夏恩
寡人有疾
生人死人，乃帝王之权。帝王虽自可借君主之威权，持黎庶万民之生死于掌中，然而，帝王既身为天子，虽然仰承天命，治理万民，但于己而言，内中也不过凡俗肉身，对自己的生死命运，却也只得听诸天意。
1730年，爱新觉罗·胤禛——后世所称的雍正皇帝，君临天下已历八载。他此时年已五十有二，过了古人所谓天命之年，尽管每日受到臣僚三呼万岁的恭维，但雍正自知古来并无万年天子，而且身体究竟何如，也只有自己方才知晓。作为被后人誉为最勤政的清代君主，雍正勤求治理，每日除临朝听政，引对臣工外，更通宵达旦，批阅奏章数以百计。这位忌苛多疑之君主，一向以明察为能，故今人检视昔日雍正朱批奏折，会发现奏折末尾留白处，乃是皇帝驰骋圣裁天意之所，常常下笔一气千言，对一些宠信近臣甚至还会夹杂谩骂调侃，如对家人叙谈，以彰显推心置腹之心，尽管也许未过几日，申饬责骂就会如同暴风疾雨一样射向同一名臣僚，如视寇仇。
李卫就是这些时而仰承圣恩，时而领受天威的皇帝心腹臣僚之一。他行年不过40，正值壮年，却已然官居浙江总督。李卫非是靠科举正途步入官场，乃是纳捐出身，故并无文章资望可为凭恃，唯一端赖者只有皇帝恩眷，故李卫既被皇帝视为心腹臂膂，也是皇帝待以家人，倾吐体己话的对象，自然感戴圣恩，鞠躬尽瘁。
当裹着黄绫的折匣于7月5日送达李卫坐镇的杭州署衙时，李卫自然毕恭毕敬，面朝北京叩首行礼，仰接上谕。
折匣中的上谕是通过廷寄这种秘密而迅捷的传达管道发送李卫等少数几名心腹大臣的特谕，足见雍正不愿让此事播扬开来，暗示臣僚当仰体君心，机密从事，不可少有懈怠，不然就像雍正先前颁发群臣上谕中所赤裸裸威胁的那样——“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君”。而此道圣谕的书写方式，更加彰明皇帝用心良苦——通常分颁群臣上谕，大抵由皇帝口述，值日翰林恭书，但此道上谕，却是雍正亲自用朱笔御书，更加暗示接旨臣僚不可怠慢。但值得玩味的，却是这道上谕的内容非军国大事，而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私事：
“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道士，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竭力代朕访求之，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朕自有试用之道。如有闻他省之人，可速将姓名来历密奏以闻，朕再传谕该督抚访查，不可视为具文从事。可留神博问广访，以符朕意。”
在上谕的最后，雍正写道：“慎密为之！”
在李卫看来，皇帝的上谕似乎证实了自年初以来官场间的一个传闻——皇帝龙体欠安。尽管月复一月，各省疆臣大吏都会给皇上递上请安折子，而皇帝的批答也总是一个简单的“朕安”，但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不过是虚应故事。君主既身系天下之安危，故身体状况更属机密，如今雍正却发来访求医生方士之密谕，足证皇帝病势已难掩饰，不然不会如此明确暗示其迫切求医之心。
尽管雍正在上谕中已明确表示“不必预存疑难之怀，便荐送非人，朕亦不怪也”，但如此勖勉恳切之辞，对李卫这样深谙君心之臣来说，不过是驱策鞭仆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倘若真的信其所言，一旦访求非人，则皇帝盛怒之下，诛罚加之，非同儿戏。
如何拿捏分寸乃是一门学问，在李卫之前，已有许多臣工因为不善拿捏而罹遭申饬，甚至丢官去职。就在两个月前，雍正的另一名宠臣，四川巡抚宪德就因为推荐了一位诨号“王神仙”的道士，而被皇帝斥为“捏骗棍徒”，大加申斥。
究竟应当如何行事方能在满足上意和保全己身之间掌握平衡？自1730年起，皇帝忽然连发谕旨，征访民间奇人异士，有时甚至以名索人。这恰与皇帝圣体违和的传言相一致，就更让人窦疑丛生。
以名索人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寻访有“龚仙人”之称的龚纶，雍正对寻访此人的热忱可以从1730年3月8日四川巡抚宪德密折的两件附片中略窥端倪。这两件附片一件是雍正御笔亲书的上谕，要求宪德寻访到此人后，要“着实优礼荣待，作速以安车送至京中”，而且还特意嘱咐宪德“不必声张招摇，令多人知之”。另一张附片则是龚纶的简历，从这张简历中可以约略看出雍正的目的所在。在这份不足200字的简历中，除了对龚纶的姓氏籍贯简要介绍外，就是龚纶令人称异的长寿和健壮：“年九十，善养生，强健如少壮”，但最令雍正感兴趣，也是证明其养生之术灵验的是简历中所称的“八十六岁，犹有妾生子”。
从雍正对龚纶的兴趣中也许可以看出皇帝病灶的真正所在——积年劳于政事，加之年过半百，使皇帝的精力不济，圣躬违和。就在李卫接到雍正访求名医方士上谕前一天，雍正就在一次诸王文武大臣俱在的朝会上，承认自己“自去冬即稍觉违和，疏忽未曾留心调治。今年三月以来，间时发寒热，往来饮食不似平常，夜间不能熟寝，如此者两月有余矣”。
但这究竟是何病症？这也许恰恰是雍正所隐秘讳言之处。而朝鲜使节回国的报告中，则直指长期以来困扰雍正的疾病，乃是因好色戕贼身体所致，“皇后则弃置京城，只与宠姬辈出居圆明园，日事荒淫”，如此几年，最后甚至到了“下部及腰以下有同未冷之尸，不能运用云”的地步。
皇帝如此阳刚不振，自然需要龚纶这样在86岁还能生出孩子的“龚仙人”亲来传授经验。但宪德的奏覆却让雍正大失所望——“龚仙人”已于两年前身故，余下子孙并没有人得传其父养生秘方，雍正只好另寻它途。李卫作为雍正寄予厚望的宠臣，自然当仰圣意，排解圣忧。
就在李卫收到雍正密谕的第二天，一封工工整整誊缮好的奏折被小心装进折匣中，快马加鞭，送抵京师，直达御前。在奏折中，李卫用尽可能审慎小心的文辞向皇帝推荐了一个他“向曾闻得”的“深通数学，亦明性理”的河南方士。为了尽可能推脱责任，李卫声称自己“未见其人”，但是此人曾为已去世的清代名医刘璐所“深服”，并且曾与李卫的同僚，雍正的另一名宠臣田文镜有过来往。
贾士芳就在此时，以贾文儒的名字登场了。当他的名字出现在雍正御前时，前途似乎乃是一片祥和喜乐。雍正的欣喜之情在给河东总督田文镜的上谕中溢于言表：“闻此人甚高博，可令踊跃鼓舞”，汲汲要求田文镜“密送至京，朕试看。”田文镜的回奏更是令雍正大喜过望，在田文镜的奏覆中，贾士芳不仅“颇知数学，言多应验”，而且“言论深远，非高博者不能”，有“贾神仙”之称。
但此时，无论是雍正，还是李卫、田文镜都无法预料这个开端将会导致何种样的结局，对一个长久以来跪伏在雍正这位敏感多疑君主恩威不常的影子中的臣子来说，无论发生任何变数都应以常理视之。只有那个已经被这三个人以不同心态写下名字的贾士芳，尚被蒙在五里雾中，他更不知道，他将要前往治疗的这名非常病人，罹患的真正疾病是如此的凶险和致命。
神仙？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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