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尼采、爵士乐与性

    没有任何广告宣传，花花公子第一期迅速卖出了5万多份，净赚27000美元。1959年，花花公子只用了6年时间发行量就超过百万。1972年，《花花公子》的月销量达到了700万份。这一奇迹的缔造者赫夫纳，在之前没有编辑过如此大量的内容，也没有创办杂志的经验，他只是觉得应该为自己的梦想下一个赌注。并且他很确定，这是他想要做的事。因为看中了《花花公子》和性有关的卖点，一些庸俗的广告找上门来，但都被赫夫纳拒绝了。他想要做高级的广告，而不是办一本低俗的杂志。花花公子有严肃话题、娱乐话题以及漂亮女人，这些都是18～35岁男人关心的事情。香烟、酒类广告很快出现在杂志上。

    《花花公子》并不只刊登女性裸体照片，休·赫夫纳同样倡导优美的文字。在《花花公子》创刊号他这样写道：“我们应该享受这样的生活：在自家公寓中，调上一杯鸡尾酒，准备两份开胃小吃，唱片机里放上一段背景音乐，邀请一位红粉佳人，静静地讨论毕加索、尼采、爵士乐，还有性。”在《花花公子》出现之前，还没有一本杂志真正定义过单身男性的生活。

    赫夫纳在每期杂志中都会刊登15～20页的严肃性内容，用高昂的稿费吸引当时最顶级的作者。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尔、诺曼·梅勒、海明威、杰克·凯鲁亚克、索尔·贝娄，所有这些伟大人物的作品都曾经出现在这本杂志上。20世纪70年代，《花花公子》为这类名人的每篇文章支付最少15000～25000美元的稿酬，以确保得到这些人作品的首发权。

    成人版的迪斯尼乐园

    赫夫纳走了一条与主流相反的路，当时人们并不太适应将裸体女人直接印在杂志上，甚至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各种审查随之而来，甚至有邮政局拒绝投递《花花公子》杂志。尽管如此，《花花公子》在年轻人中确实很受欢迎，成为当时很酷的流行符号。

    1959年，离婚后的赫夫纳完全生活在杂志世界里，《花花公子》就是他全部的生活方式。20世纪60年代，赫夫纳与《花花公子》一帆风顺，他腰缠万贯，在芝加哥买了别墅。他开跑车，与各种女人混在一起，一年换20个左右的女朋友。他的别墅成了游乐园，各种名流都从各地赶来聚集于此。此外，别墅也是赫夫纳天然的办公场所，他经常在这里工作24小时甚至更长时间，专注于缔造自己的“花花公子”帝国。

    1960年2月29日，赫夫纳开办的第一家“花花公子”俱乐部成为这个帝国的新成员。人们可以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体会到杂志里面的一切感觉。“花花公子”的服装、“花花公子”的赌场、度假村、唱片、图书，赫夫纳的生意越做越大，仿佛一切都可以是“花花公子”。《纽约时报》把赫夫纳与迪斯尼相提并论，说花花公子就像是成人版的迪斯尼乐园。

    赫夫纳在情感上也有了新收获，他结交了女友芭比·本顿。两人第一次约会时，芭比·本顿对赫夫纳说：“我从没和24岁以上的人约会过。”赫夫纳说：“好吧，其实我还没到24岁。”

    美国腐朽堕落的标志

    1975年，赫夫纳的秘书因为过量吸毒死于芝加哥的酒店里，赫夫纳也深陷其中。女权主义者也展开了对赫夫纳的猛烈抨击，批评《花花公子》对妇女极不尊重。

    更加激烈的竞争也随之而来，很多对手都向《花花公子》提出了挑战，尤其是《阁楼》杂志，完全模仿《花花公子》的操作模式，只不过《阁楼》做得更加大胆。1972年，因为《阁楼》的原因，《花花公子》发行了全裸版。与阁楼的竞争让赫夫纳感到失望，他不希望《花花公子》变成色情杂志，这是他难以承受的代价。

    与此同时，度假村收入状况不佳，“花花公子”俱乐部倒闭，伦敦和美国的“花花公子”赌场也因为执照问题被迫关闭，“花花公子”出现了亏损。1980年，赫夫纳最喜欢的花花玩伴斯特拉特被枪杀，让赫夫纳本来就不顺利的生活再受打击。而斯特拉特的男友坚持赫夫纳应该为斯特拉特的死负责。

    1986年，美国司法部长奉总统里根之命，对全美的色情行业展开调查。“米斯委员会”认定《花花公子》《阁楼》之类的杂志为色情刊物，要求书商停止出版，并且要求所有便利店将此类杂志下架，“7-11”便利店曾对《花花公子》实行过长达17年的禁售令。这种查禁直到被联邦法院判决为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才告一段落。然而，赫夫纳名声陨落的事实已无法更改，《花花公子》由“成人迪斯尼乐园”变成了“美国腐朽堕落的标志”。

    后《花花公子》时代

    1985年，59岁的赫夫纳在一次中风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决定有所改变，不再那么放纵自己。赫夫纳让女儿克里斯蒂·赫夫纳接任CEO，替他执掌《花花公子》，自己试图远离各种争议，回归传统的生活。1989年，赫夫纳与比自己小36岁的模特金伯利·康拉德结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迎来90年代。结婚后，赫夫纳有了两个孩子，赫夫纳的“花花公子”豪宅似乎变成了一个友善的家庭乐园。

    赫夫纳退居幕后，开启了后《花花公子》时代。注册网站，做更合理的生意，拓展全球市场，赫夫纳的女儿希望在亚洲、欧洲等地继续传递《花花公子》精神。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花花公子》并没有能够恢复往日的辉煌。克里斯蒂·赫夫纳做得很好，但她还是在2009年选择离开《花花公子》CEO的岗位。

    2010年，赫夫纳与康拉德在分居12年后离婚。爱情似乎总是与他擦肩而过，能够永远伴随他的只有《花花公子》杂志。赫夫纳十分在乎自己的主编身份，而不喜欢被看做商人。他如今依旧亲自为杂志挑选花花玩伴女郎，与编辑们沟通，讨论每一期的封面，保持着从未失去的活力。《花花公子》也从其他公司挖来很多优秀人才，为更加适应21世纪的传媒做着改变。

    尽管人们都相信花花公子不是一个人的公司，但如果《花花公子》掌门人的最佳人选不是休·赫夫纳，还有别人更合适吗？就像赫夫纳自己说的一样，没有一本杂志像《花花公子》一样影响了美国，这段已经开始的历史尚未结束。

    【史海钩沉】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

    文/丁三

    “不合时宜”的年轻人

    在风云际会之时，作为一个群体，青年们总是越过那些垂垂老者，站在了时代的最前端。但这种于自身所处时代的超越，却常常显得不合时宜：该投选票时投炸弹，该上学时去游行，想读书时又去救亡，该独立思考时去跳忠字舞……他们有时造成了社会变革的激越动荡，却拽着这个国家不由自主地前行。

    当社会陷于渐进“改良”进二退一式的踯躅时，青年人终于忍耐不住了。原来期望的路径迅速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使千万青年人渐行渐远。

    1905年9月，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篇文章，宣告了“暗杀时代”的渐入高潮：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更重要的是，行刺者大多是学生，大多出身于中产以上的家庭。

    那么，这股前所未有的暗杀风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些原本温文、饱读诗书的青年学生，怎么会以身做薪、化笔为炸弹呢？

    “学生”

    在《暗杀时代》里，吴樾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13岁开始，他“慕功名，岁岁疲于童试”；1902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他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然而，仅仅一两年以后，大批鼓吹革命的报刊与小册子出现在他面前了，《警钟报》《自由血》《新湖南》《新广东》《中国白话报》……他“思想又一变”，成为孙中山信徒了。

    吴樾的这个阅历背后，不仅有着世事、潮流的急剧演替，一代青年从身份到思想的不断变迁，还有着君权、立宪派与革命党三大势力的此消彼长。

    1901年，以变通科举、“广设学堂”的诏书为先声，几十所高等学堂、几百所中等学堂和成千上万所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它催生了一代前所未有的读书人：“学生”。如果说，吴樾入学堂之初，不过是为了“谋出身、派教习”，而郭沫若前往成都，也只不过“少年的神经受四方牵引”的话，那么，很快地，整整一代青年发生了与父辈、祖辈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前所未闻的专门词汇：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西方的学科，渐渐扩散在许多个城市的角落；义理、考据、辞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遥远的乡村记忆，并抹去旧日生活的痕迹了。几十年后，蒋梦麟这样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涯：“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让人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学堂和学生，象征着一个近代化的、多达百余万的人群，报刊和书籍，与它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十年兴学相对应的，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后来，梁启超以“学生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的概括，描述了这种相互伴生、相得益彰的景象：学生们催生、助长了报业，近代报刊由此从几十份增长到几百份、千余份，反过来，报刊也影响、铸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性格。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就通过报刊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词汇、观点和思潮。

    亚细亚、欧罗巴、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西乡隆盛，还有自由、平等、民权、进化、竞争、尚武、国粹、欧化……很快地，声光电化退居次要地位了，世运和国运、爱国和救亡、变法与维新，开始成为一代人的主题。而在由《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组成的庞大传媒群中，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几十年以后，著名学者、《古兰经》翻译者伍特公说，“那时，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看《新民丛报》”；国学大师钱基博回忆道，“《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而经历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在《四十自述》里，胡适依旧以一种孜孜不忘的情感，这么感念着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就这样，伴随着《新民丛报》的传诵一时、风靡海内，梁启超的“立宪”主张，渐渐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信仰了。吴樾说，“《清议报》……阅未终篇，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他为此“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林伯渠谈到，“（梁启超）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判……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而在自传《反正前后》里，郭沫若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然而，就是“立宪”思潮在一代青年中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之际，一种更加狂热的舆论鼓吹，骤然卷起了。在这股舆论鼓吹之后，平和的、自上而下的“立宪”，迅速地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它使千万青年渐行渐远。

    “排满”

    这个舆论鼓吹，就是“排满”风潮。1903年春夏，以三个互有关联的事件，“拒俄”运动、“《苏报》案”和《革命军》的出版为导火索，“排满”风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风潮起于“拒俄”运动。1903年4月29日，为抗议沙俄霸占满洲，迟迟不肯撤兵，200余名东京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敌”。然而，几天以后，远在上海的《苏报》就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为之哗然，200余名拒俄义勇队成员更名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决定实施排满主义。后来，该会首脑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拒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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