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苏报》案”。6月30日，朝廷聘请的两名西方律师，以适用于英国法律的“污辱元首”罪名，将《苏报》、章太炎及邹容等人告上租界会审公廨。后来，众多报刊以“史无前例”“朝廷与布衣讼”的字眼，描述了这场发生在租界区、以紫禁城为原告的文字官司。
“《苏报》案”的审讯，整整持续了11个月。在此期间，从《申报》《新闻报》到《新民丛报》，乃至远在欧美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追踪报道。对这种沸沸扬扬、近乎喧嚣的舆论关注，时人给予了“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的概括。次年5月，尽管章太炎被判处三年监禁，而邹容也获刑两年，“罚作苦工，限满驱逐出境”，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丢尽颜面的恰恰是朝廷。此后一年多时间，上海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日本的《江苏》《浙江潮》《新广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册子如《孙逸仙》《黄帝魂》《近世中国秘史》……开始风行于几百所学堂、出现在百余万学生的枕边。无一例外地，这些报刊都“昌言无忌”、鼓吹排满；也无一例外地，它使千万青年走出了梁启超，由“排满”而趋向革命。后来，吴樾回忆说，“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复恨梁氏之说”。
又何止是这些报刊、小册子？作为《苏报》反复推荐的书籍、“《苏报》案”当事人之一邹容的著作，《革命军》因此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额。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伴随着《革命军》、众多报刊的风靡海内，几万名学生争先恐后、如同过江之鲫的东渡日本，东京渐渐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国内革命的发酵池了。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派系林立，以华侨、会党、少数流民等边缘化人群为主的小团体，他们的历次暴动，也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暴民造反”；而在此之后，他们不仅赢得了这个国家的精华，那些最具激情、最有才华的青年，他们还逐渐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后来，阎锡山认为，“辛亥之改革……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力量”；章太炎谈到，“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而孙中山也表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的成功”。
然而，东京渐渐沸腾、同盟会风生水起之际，几乎没有人觉察到：“排满”与共和革命，有多少实质联系；在平定洪杨叛乱后，湘淮势力迅速崛起后，国家实权已渐渐落在汉族大员的手里，除了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久远案例煽动仇恨外，革命党实在没谈出什么民族压迫的事例；而满人的贫化、弱化与被同化，更使康有为在“排满”风潮初初崛起时，既惊又疑地发问：“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以乎？”……
更要命的是，几年以后，作为“拒俄”运动、“《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坦承，所谓蔡钧密电、朝廷密谕，都是伪造的，“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他说，“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排满风潮的始作俑者章太炎，也含糊其辞地谈到，“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亦不能不随俗为言”；换而言之，“排满”鼓吹只不过是一种煽动手段。
那么，这种几近无风起浪、纯属人为的煽动，怎么会掀起那样的滔滔凡响，并改变一代青年、整个民族的命运呢？
“中等社会”
这就不能不谈到“学生”与传统社会的天然对抗性。自从新学制颁行、“学生”群体出现，他们就注定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埋葬者：无论他们所学的声光电化、法政实业，还是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舞台、新型职业，都来自西方，也都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正因此，1902年以后，《新民丛报》及其“立宪”主张，才口口相传、深入人心；因为“立宪”几乎就是西方的象征。
然而，“立宪”似乎遥遥无期；他们躁动的心灵、群居的生活，为此更加急切地寻觅那个西化社会。如果说，在此之前，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始终曲高和寡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它多少地赢得了一些青年的支持。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倘若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不能实现的话，美、法式的共和政体同样诱人，甚至更加美好。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迟迟无法实现宪政、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西化社会里，已经使他们产生了找出“罪魁祸首”的潜在冲动，那么，“排满”风潮渐入佳境之际，言论家们所鼓吹的西方“民族主义”，更使他们获得了“仇满”的理论依据。他们说，“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他们说，“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他们认为，西方的强盛，莫不来自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而已经被他们彻底同化的满族，依旧是一个“异族”……
正因此，章太炎“中国已亡二百六十年”的煽情，怀姜罔顾现实，视满族为“野蛮人”、“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的贬低，汪精卫“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的咒骂，以及“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的刻骨仇恨，渐渐升腾而为一整代人的普遍观感，并使他们在不知不觉间，由“排满”走向“革命”……
这不仅是激进、亢奋的一代，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一代。在他们初涉西学、睥睨天下的眼里，官绅们“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他们说，“彼辈除考据辞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专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他们也看不起芸芸众生，认为“识字者盖寡……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他们为此自居“中等社会”，并自诩为天下兴衰的主导力量。他们断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为学生兴，其亡也为学生亡”；他们断言，“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名之曰‘主人翁’”；他们并从梁启超等言论家，从遍及租界和沿海城市的报刊群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自我认同：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902年，他就以“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的姿态，认为“一国最高最重要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
与原先的儒生们不同，这一代人丧失了和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他们与传统世界格格不入，并视广漠乡土为可讥可笑之物；反过来，亿兆众生也视他们为可厌可恶之人，一如鲁迅笔下未庄的“假洋鬼子”。王国维曾经谈到，“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而《东方》杂志也曾记载，“甲辰（1904）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满、“革命”、共和，又怎么能指望亿兆苍生的参与呢？他们为此抱怨，“吾国民者，自古以不担责任闻于天下者也”；他们并视千百万人为麻木愚蠢、自私自利之辈，“火不及于燃眉，则醉酣睡梦之声必不一彻；刀不冷于颈上，则妻子身家之系终未忘怀”。他们尽管拥有几万党人、近百万支持者，然而，在这个广漠国度中，他们依旧是一层漂泛在水上的油花。又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革命仅限于口头，以至于有人抱怨说，“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虽然，高标其主义，而不思所以实行之，又何取乎无谓之空谈也？”（《辛亥革命》）……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樾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说，“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他进而谈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他试图以己身的陨灭，激励众多的党人，唤醒沉睡的苍生。而在他之前，不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大知识分子已组织了暗杀团，“甲辰三暗杀”更纷传全国，那就是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谋刺铁良。在吴樾看来，这三起暗杀影响虽大，但均未成功，“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他希望自己此行能够一举成功。
他选择的刺杀对象，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载泽、端方、徐世昌、戴鸿慈和绍英。
“天讨”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爆发，一种充满希冀、令后人大惑不解的观望情绪，就弥漫在沿江、沿海的租界区内。1904年2月13日，《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说，这场战争“必为我国政体之从违……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次月，《东方》杂志创刊号也认为，此战关系“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而《大公报》更加直截了当，它断言中国积贫积弱，“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它并以反诘的口气发问，“瓜分之祸，倾覆之状……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
这是江浙“立宪派”的集体声音。如果说，一两年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已渐渐形单影只的话，那么，这些大多出身科举、在地方上有着极大号召力的绅商，则始终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最后的保障。正因此，此后一年多，伴随着“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地方督抚，那个颟顸、腐朽的政权，态度也渐渐松动。
1905年7月16日，朝廷以上谕的形式，决定委派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消息传出后，许多城市张灯结彩、进行庆祝集会；从《泰晤士报》到《科隆日报》，无数西方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去”（德国汉学鼻祖弗兰克语）。然而，在几万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看来，此举不过是满洲政权瞒天过海的手笔。以吴樾为例，他说，“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樾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宁为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
正因此，9月24日，他怀揣一颗撞针式烈性炸弹，走向正阳门火车站的五大臣专列。据说，在那声巨响之后，他很快被抛尸荒野，其未婚妻也自尽殉夫；而面对“受微伤”的载泽、“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的绍英，慈禧则“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荣庆日记》）……次年，《民报》增刊以“天讨”的标题，刊发了他的《暗杀时代》；又几年，他的遗骨被陈独秀埋葬在安庆郊外，孙中山也为他亲致祭文。
吴樾之后，则是徐锡麟、汪精卫、林冠慈、蒋翊武、李燮和、温生才……是江浙士绅“速开国会”的声音，这个古老帝国在革命党、地方士绅联手之下的轰然崩溃。1912年1月26日，伴随着“最后一名刺客”彭家珍的刺杀良弼，一个青年与父兄失衡、统治部族与“民族主义”思潮失衡、传统和未来割裂、乡村与城市对立、价值和知识紧张的时代，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它依旧久久不去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仅仅一年以后，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记者黄远生这样描述着民国初年的景象，“……全国之人，丧心失图，惶惶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横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而在美国历史学家N.佩弗看来，它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他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美国政体的仿制品，不仅荒唐可笑，也无疑是一次大失败。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阅历，以及中国人的天性、信仰和习惯里，它都找不到任何依托。……它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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